第一篇:中国旅游外联管理改革历程
中国旅游外联管理改革历程
中国旅游外联管理改革历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初现阶段、放权阶段和市场阶段。
一、初现
1、初创
1954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在北京正式成立。同年,在上海、天津、广州等12个城市成立了分支社。成立之初,国旅总社是隶属国务院的外事接待单位。当时,全国还没有专门管理旅游业的行政机构,国旅总社实际上代行了政府管理职能。
2、发展
至1957年底,国旅在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设立19个分支社,国旅的接待业务网络初步形成。在这一时期主要以政治接待为主。1958年1月,根据当时我国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决定国旅各地分支社一律划归当地省(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国旅总社对分支社由原来垂直领导关系,变为业务指导关系。国旅系统在对外宾开放城市增设了分支机构,增加了旅游线路,扩大旅游者的游览、参观范围,到1958年底发展到35个分支社。
3、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1964年7月,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国家旅游局的前身)成立,中国旅游业的管理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实行的是政企合一的体制,国家旅游局和国旅总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外招徕用国旅总社的牌子,对内行业管理行使国家旅游局的职能。至1966年,国旅系统发展到46个分支社。
4、统一管理、统一分配
1981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是国务院行政管理机构,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管理全国旅游工作。旅游对外联络工作统一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和中国旅行社(华侨旅行社总社)直接进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搞外联,不直接对外招袜游客,旅游综合服务实行全国统一规定的包价。
5、配额制
国家旅游局根据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方针和每年创汇情况、接待海外旅游者总量,并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公民的外汇支付能力,制定每年的出国旅游配额总量。
配额制是国家对出国旅游实施管理的一项具体措施,通过国家旅游局统一印制、发放《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审核证明》和《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在总量上进行宏观调控。出国旅游配额管理原则是“总量控制、入出挂钩”,各地区、各组团社所得出国旅游配额是与其为入境旅游所做贡献、招徕和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数直接挂钩的。
6、不断强调,持续整顿
1981年2月
国家旅游局发出《关于统一旅游对外联络工作的规定》的通知。规定:从1982年1月1日起,外联工作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和中国旅行社总社统一进行;非旅游部门不得经营对外旅游业务;各地旅游局应根据上述决定整顿旅游市场。
二、放权阶段
1、前兆
1982年国旅总社与国家旅游局开始按“政企分开”的原则,分署办公和经营。1984年,国家旅游局批准国旅总社为企业单位。从此,国旅总社从原来归口外事工作转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大型旅游企业。1978年各个省级旅游局纷纷成立,但是当时的情况基本叫外事旅游侨办下。
2、放权
1985年《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后,规定一类旅行社都可以从事对外招袜业务。此后,具有外联权的中央级一类社从1985年前的3家发展到14家。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第三条:下放外联权和签证通知权,增加招徕渠道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地方外联的权力。
3、重申
1988年10月,国家旅游局同意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关于国旅系统体制改革的方案》,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及桂林各搞一个一类社。1989年9月,国家旅游局下发《关于旅游对外招揽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一类旅行社可以从事对外招揽业务。
4、宏观管理
下放外联权和签证通知权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外联权。但地方外联必须严格服从统一的综合平衡。国家旅游局授权国旅总社对各地外联计划进行综合平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应将全年的外联计划,报国旅总社。
5、协调发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尤其是邻近的省、市之间),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建立协作关系或组织松散的区域协作,沟通情况,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三、市场阶段
1、市场化—全全下放
1995年实行双休日制度1996年国务院发布《旅行社管理条例》,将旅行社由三类分为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两大类,这一分类框架沿用至今。
2、表现
2004,河南最后实现外办和旅游局分离。1995,海南省旅游管理条例。外资开始进入中国旅游市场。
3、立法和政策
2008年《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开始实施。2009年《旅行社条例颁布》。
四、前后对比
前:中央集权
计划经济模式
国旅总社 后:地方自治
市场经济模式
大众社
五、对改革历程的看法
1、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是随着我国的政治需求、经济改革及发展、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革的2、紧跟国际步伐
3、充分考虑我国和国际旅游市场的实际情况,使销售渠道和供应渠道相适应
4、改革历程是政府对旅游业越来越重视的体现
5、旅游外联管理体制的改革应适应旅游业大发展的客观需求
6、旅游外联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使我国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以适当价格出售,既能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利于旅游业的长期发展
7、竞争是旅游外联所要面对的现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8、建立预定制度,加强调度工作,保证客人的旅游活动如期实现
第二篇:设计机构外联管理
浩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为了规范公司设计项目外联合同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2、本规定所指外联包括外联单位和外联个人(团队);涉及阶段包含投标阶段和合同实施阶段的所有建筑设计(含基础设施项目)。
3、公司设计项目需启用外联队伍的必须签订相关设计合同(协议)。
4、公司在经营部门下达生产任务后,与外联签订合同前,须由公司生产负责人会同经营部门共同商定项目的外联设计费用标准(以项目成本控制表的形式),以便于项目的成本控制。
5、外联设计合同必须明确工程设计的内容、范围、规模等项目信息。明确设计周期;设计费计费方式及金额;设计费用组成及支付方式;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的必要条款。
6、外联设计合同需报财务部门备案,以便财务监督和作为外联设计费支付依据。
7、外联合同的管理主体是建筑设计研究中心生产部门,责任人为生产副总。
8、该规定为试行办法,根据项目运作实际情况可阶段性的调整。该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实行。由公司总经理签发。
外联合同管理规定(试行)
第三篇:财政改革三十年历程
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三十年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任重而道远。财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在改革开放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保障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开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期专题仅以有限的篇幅,简略地展现了财政改革与发展三十年的历程,以飨读者。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率先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1978-1983年在改革开放探索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分灶吃饭”为特征,打破原来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1984-1991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包干为特征、放权让利为主线,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条件。1992-200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规范为特征、宏观调控为基调,基本上奠定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2001-2008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四篇:分税制改革历程
最近,有传言称地税与国税人员的分流合并工作将于全国“两会”后启动,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图为王丙乾)
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图为王丙乾)
“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 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配图)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配图)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配图)
1992年,刘仲藜接王丙乾任财政部长。在工作交接时,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老兄,我真佩服你呀,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图为刘仲藜)
刘仲藜感慨地回忆:“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配图)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刘仲藜向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朱镕基没有借答应。(配图)
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1%,上半年达到14%,比1992年GDP 增长12.8% 高出不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配图)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配图)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镕基副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配图)
保证国家必要的开支成为燃眉之急。1993年7 月23日,朱镕基副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 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00 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 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配图)
进入1993年,分税制改革加快了进程。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副总理到会,并作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准备根据的决定,马上成立财政和税制领导小组,请刘仲藜负责,再请计委、经贸委、体改委、税务总局这些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还要调一些熟悉国内外财税制度,又懂得法律,能够动笔头子的人来讨论,设计、起草财政税制改革方案。“朱镕基在参加会议的前一天,已向江泽民同志那里明确表示,一个半月之内要拿出初步方案,向中央汇报。(配图)
按照朱镕基的设想,8月底向总理办公会议汇报,9月2日拿出最后方案,9月3日向政治局汇报。随后的两个月,朱镕基带领有关部委到各省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缜密的测算,以确保确定1994年1 月1 日分税制新体制的实施。(配图)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谈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分税制改革的想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8月30日,中央拿出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9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不久,就收到了广东省委给中央写的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配图)
广东两位主要负责人找到朱镕基,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镕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镕基那里领工资。(配图)
受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的委托,朱镕基副要到一部分省区做解释工作,“解释”的基础是要与每一个省份细算实行分税制税收对比的帐。(配图)
1993年9 月9日大队人马出发,第一站是海口。为什么先到海南?因为当时洋浦开发区举行封关仪式,邀朱镕基出席。但是,朱镕基并没有参加招待会,只是去开发区看了看。参加谈判的有关人士介绍说,朱镕基去海南不是主要目的,他是冲着广东去的,因为海南收入少,无足轻重,先到海南是为迎接广东“谈判”的“练兵”。(配图)
果然,两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中央与海南都认为改革是必须的,不能错过机会,而且也认为,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 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 亿元。海南省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的基数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海南之行虽然增强了信心,但是朱镕基一行知道,“硬仗”在后面。(配图)
一波三折的广东谈判朱镕基一行来到广东。刚刚落脚马上接见省委省政府领导。省里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分税制。9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广东省的五套班子人员全部参加,有些地市委有些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朱镕基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志来广东,是受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账。(配图)
他详细给省政府官员介绍了分税制改革方案,特别提到广东对分税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确切,指出现在的方案与财政工作会议时已经有很大变化。他讲了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什么内容,如何搞;分税制改革是否损害了地方利益;实行分税制广东到底要吃多大亏。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快速地记。(配图)
晚饭前,朱镕基把财政部部长及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他的房间。手上拿着广东省给他的两张表格,核心内容是包干体制10年不变,地方财力是什么样的;实行分税制后的10年内,中央将从广东多拿走1000多个亿。他表情严肃地说:看来分税制是搞不下去了,将来拿地方这么多的增量,如果广东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龙”,就成了咱们的罪状。此后,他焦急地在房间踱步。(配图)
地方司长对朱镕基说:“按照已经修改得的方案,广东帐口径不对,因此误差很大”因为分税制已经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并会给地方一个增长率,分税制中央会从广东多拿一些财力,但是将营业税留给地方,也会给地方带来相应的增量。朱镕基要求当晚做出10年两种体制的测算账。(配图)
已经是凌晨1 点,朱镕基还等。做两种体制10年税收测算,大大小小税种加在一起,非常不易,他们一夜未眠,直到早晨开会之前才算出来。最后测算的结果,中央从广东所拿财力少了300 多个亿,但是分税制之后,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朱镕基放心地笑了,因为这样就不会因此影响广东的开放,和追赶“四小龙”。(配图)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广东进而又提出四条意见。核心是提出以1993年为基数的问题。他们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1992年上半年的事了,下半年经济发展起来,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是1993年的事情。假如以1992年为基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成果都没有包含在内,这怎么行?他们坚决要求以1993年为实行分税制的基期年。(配图)
朱镕基心里早有准备。他来广东之前请示了江泽民,江泽民决心已下:搞分税制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再讨论是不是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镕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只要广东同意搞分税制,分开征税,这一条定下了,有些地方做些妥协有好处,大家思想愉快,不然改革搞不好。9 月14日下午,在内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广东提出的四条,可以同意两条,否定两条。(配图)
第一条,他们要求按1993年做基数,我赞成。因为我们一再讲,保证目前既得利益,这就是1993年嘛。以1993年为基数,道理上说得过去,当然中央少拿一点。以1993年做基数,全国各省都会欢迎的。第四条,他们要求中央对重点建设一视同仁。我说了,不仅可以一视同仁,而且可以照顾。有人说这是空头支票,但总不能叫我签字画押啊。第二、第三条不能同意。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比例全国必须统一,广东不能另立比例。第三条提出要按广东的中央收入增长率来确定返还数增长率,这一条也不能同意。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同意减免税再延长两年。(配图)
朱镕基指着项怀诚说:老项,你们财政部不就是以基数治天下吗?你这些东西我耳朵里的老茧都听出来了。对刘仲藜、项怀诚来说,尽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因为,他们还在面对最大的未知数,即广东到底是否同意实行分税制改革。十年之后,项怀诚说,我这人不是谦虚的人,但是我还是钦佩朱镕基,他是有政治魄力的。第二天的会议上,尽管朱镕基没有给广东最后的保证与许诺,他只是表明他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个人意见“,这已经让广东喜出望外。到9月29日中南西南十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中央领导认为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最后确定以1993年为基数。(图为项怀诚)
真是一波三折。9 月15日,广东再次提出要不要取消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镕基回答说:“至于广东是否继续实行包干体制,没有授权我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讨论包干问题,不然我可回不去了。我想,我们搞分税制应该比包干制好,不然就倒退了”。最后,广东终于被说服。这样,中央财政从广东拿回来的钱,相当于它在原体制下上交的两倍。让广东高兴的是以1993年作基数。事后,朱镕基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接下来他们还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配图)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配图)
朱镕基晚年为自己推行的分税制做辩护,“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朱镕基回母校与校友师生共庆清华百年华诞)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配图)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配图)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配图)
第五篇:外联业务人员管理规定
广西展鹏工贸有限公司
内部文件
公司管理制度
外联业务人员管理规定
为了配合公司业务发展,降低人力成本开支,经公司研究决定以增设部份业务人员的方式扩大业务范围。为提升服务质量,增强联动机制,提高团队作战能力,创建高效、协作的外联业务团队,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外联业务员的标准:
1.认同非标钢质门行业发展趋势、有一定的销售交流服务意识。2.在本地有一定的高端人脉关系。3.愿意资源共享,增加收入。4.时间宽裕,且愿意从事销售工作。
满足以上几点且愿意接受我公司管理以及培训的人员。
二、外联业务员的基本管理规定:
1.在进入工作前,须进行相关业务知识培训,经业务部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开展业务工作。
2.积极宣传公司,言行举止注意公司及个人形象;严格遵守公司一切规章制度,遵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做好自律。
3.正确处理客诉,注意工作方式,树立个人形象,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4.不得私自跑单或截留公款。
5.积极参与公司的培训工作以及公司组织的活动。
三、外联业务人员的业务流程:
1.业务员与客户通过沟通,了解客户需求,正确宣传公司的钢质门产品及铝合金门窗、扶手的安装制作服务。
2.确认客户需求后,与公司业务部联络,将业务信息上报到公司,内容有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客户需求等。
3.如需业务部帮助的直接跟销售副总申请。
4.需要参观考察公司的客户,须提前跟生产副总申报,由公司组织安排。5.客户确认购买公司产品或服务后,第一时间订立合同并按照公司规定办
广西展鹏工贸有限公司
内部文件
公司管理制度
4.门类业务拓展出来的铝合金门窗工程,在完成合同工程后,根据工程单施工的实际情况,按工程最终利润分配。
具体分配比例为公司55%,业务员45%。
5.业务员独立开拓的批发商或区域经销商,年销售额(以全年实际回款金额为准)达到10万以上的按0.5%支付业务提成;50万以上按1%支付业务提成。
(三)提成发放
终端客户业务提成发放日期为每月20号,遇节假日或公休日顺延;代理和经销业务、工程单(含铝合金门窗工程)提成按季度回款额计提发放。
为了更好的激励业务员拓展业务,保持业务人员队伍的稳定性,计提发放终端提成时,公司扣留提成的20%作为风险金。
计提发放经销、工程单提成时,在发放时公司扣留提成的10%作为业务人员稳定基金。
业务人员工作满一年,在年末一次性发放当年的剩余的风险金以及业务人员稳定基金。业务员工作满半年,不满一年的,只发放剩余的风险金,业务人员稳定基金将不再发放。工作不满半年的,剩余的风险金以及业务人员稳定基金不发放。
如果业务人员工作期间出现违规现象,公司扣留的风险金原则上将不发放,公司根据业务人员工作态度、工作成绩、市场事情酌情按比例发放。
(四)业务员考核及奖惩办法
1.业务员向公司提供工程项目信息(除各种媒介公告外),若公司签下并完成该项工程,给予信息奖励100元/单(每月总额不超过500元)。
2.业务员协助公司跟踪工程项目的过程中,通过个人渠道取得竞争对手的核心信息(如对方报价,合同底价,对方业务关系,项目服务内容及现实资源等),经公司核实后给予信息奖励500元/单。
3.合同货款回款额及回款率指标是考核业务员工作的基本指标,凡属合同终止7天(含)内结清全部货款的,在原来提成的基础上,再增加提成5‰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