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莫有“功臣情结”

第一篇：干部莫有“功臣情结”

干部莫有“功臣情结” 所谓的“功臣情结”，就是指一些领导干部在与下属的接触中，讲讲自己曾经的“丰功伟绩”；在与同级或上级间的交往中，说说自己为当地所作的“卓越贡献”；就是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也不忘痛哭流涕地请求组织看在自己“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份儿上，从轻发落。不知这些领导干部在滔滔不绝地“表功”时有没有想过，“功臣情结”害人不浅。领导干部一旦有了“功臣情结”，就会产生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在工作中计较个人地位和待遇，摆老资格，处处闹地位、要照顾、要报酬；就会无心学习，不求进步，贪图个人享乐；有的还会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甚至发展到违犯党的纪律和践踏法律尊严的严重地步，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

领导干部都是从普通干部成长起来的，能够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必然在工作上取得过一些成绩，在岗位上做出过一定贡献。随着职位的升迁，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绝不应固步自封，断送了大好前程。

领导干部如何才能与“功臣情结”划清界限？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功劳观。要清楚认识到，一切成绩都应该归功于人民。“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可耻的。不能把人民的功劳、集体的功劳，当做个人的功劳。

其次，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须知，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人民公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给人民当“长工”，就要做到不为地位，不求待遇，不图报酬。要知道只有人民拥护支持你的工作，你才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若非如此，一切皆是空谈。那些自以为是的“功臣们”，只有先学会卸下你的旧功劳，才能承载更多的新成绩，还记得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雪》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二篇：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

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功不可没。在此之前，他已将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的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

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上学的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他就想：“我连英文都认不全，为啥还要学中文？”后来，葛浩文加入海军，并被派到美国海军驻台湾的司令部，成为一名通讯官。“最初我听说自己将被派往台北，等正式命令下来后却发现是派往台湾。我感觉受到了愚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台北是台湾的一个城市。”多年以后，葛浩文这样回忆道。

此后，葛浩文先后被派驻日本和越南，然后又回到中国台湾。经受过越战洗礼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年少轻狂，并拿起书本。“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看进书去”。他发现自己有学汉语的天赋。“我有一双好耳朵，能够区分复杂的汉字发音。”他向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老兵学习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位老师给他起的名字。退伍后他进入台湾师范大学汉语中心学习。

回国后，葛浩文继续学习中文，他的博士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学习期间，导师向他提起中国有一对作家伉俪萧军、萧红，他们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葛浩文就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读了起来，那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而萧红则激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他以萧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5年后，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写的《萧红评传》在港台出版，掀起了一股萧红热。

葛浩文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是张洁创作的《沉重的翅膀》，译本在美国卖得不错，“于是我下定

决心，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了！”此后，葛浩文“一翻而不可收拾”，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20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40多部作品通过他的笔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得到推广。“一部中国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别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葛浩文说。

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他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

多年笔耕不辍，葛浩文逐渐奠定了自己在中文小说翻译界的泰斗地位。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妻子、出生在北京的英裔著名女翻译戴乃迭这样评价他：“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对葛浩文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儿。”

除了萧红之外，葛浩文翻译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迄今他已将其10多部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

1988年，葛浩文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很震撼，写信给莫言，希望获得翻译版权。“当时莫言远没有现在有名，而我，也只是有个好听中国名字的学者。现在想起往事，我会觉得有点小骄傲，并非为我翻译得好而骄傲，而是为我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作家。”莫言的作品销路不错，翻译了其几部小说后，葛浩文和莫言在北京见了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去了很多国家，推荐莫言的新书。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推荐《酒国》时，几天之内，莫言几乎把客房书架上的中国小说都看了个遍。葛浩文和美国的出版商都对这个12岁就辍学，却写出大量美妙小说的作家惊叹不已。

葛浩文认为莫言是一位谦和的人，“他经常夸奖他的译者，正如他的译者时常夸奖他的著作一样”。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充分信任，总是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他会对我说，‘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是在帮他的作品扩大国际影响，他对此也十分感谢。”

对于自己，葛浩文显得十分低调。“我很幸运，找到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

第三篇：干部言行莫“任性”

干部言行莫“任性”

最近，浙江某县南星村村民蒋海根发现医保中的几笔医药费迟迟未报，便来到村部询问村干部徐某，徐某回答了一句“这事不归我管，我不清楚，你去问别人吧”，结果不但挨批评，还主动登门向蒋海根道歉。这是该县推行镇村干部“负面言行清单”活动以来的一个缩影。

制定“负面言行清单”，目的是引导基层干部规范日常言行，提升自身素养，密切干群关系，防止“虽不贪不占，但不管不干”问题发生，让基层干部要好好对群众说话，好好为群众做事，做到言行不“任性”。

一些基层干部之所以言行“任性”，其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甚至有的基层干部错误地认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低，做群众工作与其讲道理不如简单粗暴更有效。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个别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不到位，权力缺乏约束。粗放的话语，不端的行为，表现出权力的任性与骄横。言行“任性”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损害基层干部个人形象，更是伤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损伤了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基层干部每天都要同群众面对面打交道，群众对这些干部工作的感受更直接、更具体，对他们的一言一行看得更清楚、更真切。因此，每一位基层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党规，严格用党的纪律和规矩约束自己的言行，做规范言行的榜样，决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更不能为一己之私肆意妄为，大行违法乱纪之事。干部要自觉做到慎言慎行，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更不能说粗话、脏话，多与群众说说真心话、暖心话、贴心话。对漠视群众、口无遮拦、伤害群众的言行，按照“负面言行清单”，不护短、不遮丑，严肃处理，让有损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事情不再发生。

责任编辑：段培华

第四篇：“干部大下访”莫走过场

“干部大下访”莫走过场

近日，市委副书记张轩在荣昌调研时指出，要推动“大下访”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大下访”，就是要领导干部主动下到基层去多听民意、多访民情、多解民困。但是个别干部并未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活动走过场、走形式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些干部在思想上没有重视“大下访”，认为“大下访”是在做无用功；一些干部在行动上没有落实“大下访”，解决问题好似蜻蜓点水；一些干部在感情上没有投入“大下访”，仅仅将其当作硬性工作任务来对待。如果相关部门对于此类现象不及时予以纠正和制止，形式主义势必会大行其道，到那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干部自身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石、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重庆市委之所以决定在全市机关干部中深入开展“大下访”活动，原因在于，目前少数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对群众缺乏感情，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不主动走访群众、解决信访问题，导致所在地区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因此，这就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务必高度重视“大下访”活动，积极投身其中，始终坚持“走访解民难、走访聚民心、走访促发展”

原则，把解决问题、教育疏导与困难救助相结合，主动去了解社情民意，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着力化解积案，疏导群众情绪，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信访问题，从而更好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第五篇：《上学记》读后感：有这么一种时代情结

有这么一种时代情结

——《上学记》读后感

钱翰韬

看着何兆武老先生的上学记，回想起自己高中以前的从学经历，我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看书。倒不是不看书，而是没有做批注、写读后感的习惯。一本书看完，也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于是这次下了决心，带着笔看书。书是漂亮了，写得满满，但脑袋缺空空。尽是些批注段落的碎片，再想写些什么，也不能了。为了写而去写，有点急功近利的意思，效果反倒比不上从前。于是抛开了那些批注，再回头啃了一遍，翻出了一些线索，我找到了一个词——时代情节。

有同学向我抱怨，要就《上学记》写些什么，找不出头绪，毕竟存在一个断层。那是一个我们没有生活过的年代，许多感受没法再去体会。而我觉得，《上学记》可写，正因为那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年代，存在着时代的隔膜。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情结，何老先生的上学记即是讲述了民国至解放前那一代读书人的情结。

何老先生首先接触的时代情结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当时以及现在被称作三民主义。现在看来三民主义只是一个奋斗纲领、一种思想。而在当时却已经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相当于现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了。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总给人以一种束缚的感觉，这当然是在思想上。如今我们歌颂辛亥革命，褒扬三民主义，可在当时，意识形态化的三民主义却给社会弥漫了一些“恐怖”的气氛。以俄为师后，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党同时也拥有了军队。这和西方的体制完全不同。这是苏联的模式，也是我们现在的模式。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上下内外开始渗透。背诵“党义”,学习革命史，唱有浓烈“三民”色彩的校歌等等。那些孩子，可能什么都还不懂却要学习这些。但不得不说，填鸭式的教育对于意识形态宣传来说无疑是有成效的，至少何老先生至今忘不了这些。一种意识形态能否成功，不在于口头上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老先生的话总是有些射影的。同样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看来似乎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成绩不错的答卷。但是是否会重蹈某些国家覆辙，我们不得而知。社会主义国家人权问题突出，与官方的宣传格格不入，与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构想相去甚远，这些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无意识形态究竟孰好孰坏，是否一个担心政权被颠覆的政府才竭力渗透意识形态来巩固？如果是，那么既然社会主义理论上先天比资本主义优越，又有什么好担心的。老先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只是从线索里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历史与现实也往往相去甚远，很多我们现在信奉的在当时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评价孙中山大多褒大于贬，至多是批判他作为资产阶级而具备的固有弊端。但殊不知，孙中山也暴露过独裁者的一面，要求党员宣誓入党的同时宣誓效忠自己。这和历史完全是另一个墨阳，也是我们从教科书中完全不会知道的。又比如北洋政府，我们也只知道他昏暗无能，鱼肉百姓，但这些并不完全真实。北洋政府没有意识形态，对于思想是完全放开的。也许官方将其地位贬的十分低下，但至少他容得思想自由，一定程度上才造就了民国时期如此繁荣的文化、井喷的大师。正如何老所言，历史是由胜利者和上层阶级书写的，人物的褒贬也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性，因此评价时不能光靠主观印象，而要凭事实说话。有时候野史才是“真史”,正史充其量不过能成为“参考史”.最强烈的时代情结当然是对日本的仇恨。作为一种鲜明的时代情结，他们这代人对日本的仇恨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体会的，也达不到。我并不是主张仇恨日本，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理性爱国。何老先生也是这样。何老的爱国热情可以说是非常理性，尽管没有赤裸裸的痛骂，但语气的铿锵有力，对日本人的痛恨依然渗溢出来。对于种种暴行，有痛恨，有惋惜，但更多的是反思。有对日本的反思，也有对同胞、对当局的反思。这样看来，何老的情感似乎是有点冷漠，但其实不是。对于报纸上以旁观者的口吻来报道战事，何老还是很愤慨的，只是控制住了。当然何老的有些看法我也无法苟同，他痛恨宋哲元的妥协使京津冀轻易沦陷。但是现在看来，这些地方未遭到屠杀，保存尚好，也是妥协带来的。虽然共同奋起抵抗至死是一种爱国光荣，但是为了长足的发展而得到保存不也算一种胜利么？宋哲元这个人我并不熟悉，但我明白他骨子里绝不是汉奸，他也是爱国的。又比如听说中国飞机轰炸了天津沦陷区，“我们听了非常兴奋”,我不明白有什么好兴奋的，好不容易得到保存，为什么还要派自己人去轰炸，为了示威有意义么？

上学记，关键还在上学。对何老塑造最大的还是在西南联大的那七年“思想自由”的时代情结。何老曾多次强调，当时是思想自由的，老师可以按自己的思路去发挥，学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学，而这些景象是在解放后不可能见到的。上学也许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而联大一直在为此而奋斗，只是他的奋斗正在于“不奋斗”,完全放开，交给老师和学生们。因此我们才能见到这么一个个可爱有个性的老师和学生们。这些人不一定是专业的领袖，但却成为了时代的标杆，提起这个时代，这些人的名字就会一齐蹦出来，他们对这个时代的贡献远比对专业的贡献大得多。因为他们专注于思想，启蒙了整整一代人甚至更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何老来说是怀念，对我来说则是向往。

想象那时候的教育，虽然放松，但是却成就了很多大师。如今中国出不了大师，和现在的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记得王栋生老师来校讲座时曾被学生提问，面对现在的教育制度，我们应该怎么办？王老师不能说是正面回答了问题，他只告诉我们：要怀着一种美好的愿望。

是的，怀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应当作为我们的时代情结。也许我们现在改变不了什么，但怀着一种愿望，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无论是教育还是社会的任何一面。这不是无奈的妥协，而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埋下种子，等待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