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权力文明”还有多远

第一篇：中国离“权力文明”还有多远

中国离“权力文明”还有多远

真正的权力文明，尤其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就是认识到权力是社会的指派，世上没有不可取代、不可更换的个人，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既不能私有也不能世袭。

“权力”和“权利”是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指掌控着强制性、指派性的一种资格，因之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分配而是少数人的特殊拥有。通俗地说，就是权力常常是官方行为。这是常识，无须争辩。至于权力能否成为权力文明，尤其是能否成为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古代，权力往往是暴力、势力、特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也就是说那时的权力，文明属性很少，文明含量很低。即使被人称誉的清官，也在“青天”一词之后附上“大老爷”一词。易言之就是那样的权力文明只是“大老爷”的权力文明而已，而不是被全社会统一共识的权力文明。然而清官文明也好，青天大老爷文明也好，只要有文明因素，就比权力野蛮、权力暴力、权力恣肆要好，尽管老百姓那样的希望和祈盼带有很大的可怜意味。

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为清官唱颂歌的公案小说，如《狄公案》、《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等等，也出现了不少称颂某些皇帝、清官“微服私访”的传说。虽然那些公案小说、那些故事传说的内容，十之八九说的是官场内部的惩贪、平冤之事，直接涉及解决民苦民冤的事少之又少，但仅仅有一点点就足以使老百姓动情地大喊“皇上万岁”、“大老爷圣明”。实际上那是可怜，而那样的可怜又偏偏强化了那种落后的权力文明。

屈原曾做过大官（三闾大夫、左徒），身陷逆境中写出的最有名的诗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能为民而哀就不容易了，不能强求他去干多少直接利民的事。我读遍了屈原的诗文，却查找不出他直接为民办出的一件具体之事。仅仅为了他对民的哀情，老百姓就敬其如神，这虽然能说明民心之正但却很难证明那是真正的权力文明。

中国古代的权力文明，最高的信条无非是“代民做主”、“替民做主”。一个“代”字，一个“替”字，也说明民本身从来不是“主”。

现代、当代的权力文明在品位上提高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权力文明的主旨，可喜可贺。但是细想起来，官只是人民的服务对象，而不是人民中的平等一员。若是把有资格为人民服务视为官的一种优越感，一种级别，也极有可能将服务异化为恩赐或施舍。也就是说，那样的权力文明仍未上升到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水平。

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以刻意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人，大多是民上之人，是官员，因为十足的人民无须去提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民”是特殊的名词，主要指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等“红色”群体，而把其它“黑色”、“亚黑色”的群体已经排除在“人民”之外。然而在实际上只要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权力就必然带有等级性、压迫性，而且会成为惯性、本能。举例说，工人站在该厂的书记、厂长面前，农民站在该村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面前，又何尝真的感觉到了平等！受到的权力压迫又何尝少！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实行了“政企分家”，官员只管行政上的事，企业主只管经营上的事。但你只要细看，无论是官员的权力还是企业主的权力（包括事业单位头头的权力），其中的霸权（包括行为霸权和语言霸权）因素又何尝少！

中国的不良传统之一就是常常将正当的权力，变质为特殊的霸权。霸权的表现方式很多，如：

一、意志霸权，主要指一方一地、一行一业的顶级之官即“一把手”，都很习惯地把他的个人意志扩展为公共愿望；

二、行为霸权，主要指一经为官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全凭他的心血来潮；

三、语言霸权，主要指官员说什么话都等于指示，等于法令，包括他的无知妄言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四、利益特权，主要指官员的侵吞、贪污、受贿、霸占等行为都合法；

五、情感霸权，主要指官员想恨谁就恨谁，想爱谁就爱谁，不理会对方是正义之人还是邪恶之徒。

这样的传统习惯，至今仍未克服，而且有根深蒂固、此伏彼起之意。所以我们要告别那样的“权力文明”，而且要努力向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推进。

什么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首先指能够做到鄙弃三种东西：一是将权力看成是对无权者的恩赐、施舍；二是无权者将权势者视为乞求对象、跪拜对象；三是（这一点最重要）将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这都不是权力文明，而是权力愚昧，权力野蛮。

当前的中国权力文明，之所以仍不乏愚昧属性，也在于这三点：

一、凡是官员为平民百姓做一点好事（尽管有作秀意味），也把这样的事视为对平民的恩赐，最愿听到对方的感恩戴德之言；

二、平民、下属见上司对自己有一点关照，就觉得上司恩重如山，理应天天焚香膜拜；

三、即使权力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以权谋利，很多人也觉得这是十分正常而且理所应当的事。

这样的权力文明，其实是伪文明、反文明。真正的权力文明，尤其是现代的、先进的权力文明，第一标志就是认识到权力是社会的指派，世上没有不可取代、不可更换的个人，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既不能私有也不能世袭。

好多的官员不知道他所担任的职务无非是社会分工的暂时需要，任何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行为都是十分可笑的。把他的职务换掉，改成别人去担任，照旧能把事情办好，甚而办得更好。

懂得这一点，就是贴近了当代的权力文明。

但是我们与这样的权力文明相比，仍有太远太远的距离！好像一个人只要当了官、升了官，顿时就觉得自己是贵人、贵族，连说话、出气儿的模样都大变，有了威风。其实这不仅不是权力文明，而且是权力堕化。高品位的权力文明，不只是一种行为、一种业务，也是一种道德、一种人格品位。权力的行使者（即官员）虽然不一定是人人景仰的道德楷模，不一定是大君子、大仁人、大志士，但至少要超过一般性的道德及格线。人格形象虽然不一定十分丰满，不一定是大德、大智、大才、大能统统足备的人，但至少要有一点使大多数人觉得可爱、可亲的魅力。官不能使民觉得可爱可亲，只是觉得其可畏、可惧，官员本身还觉得这是他有本领、有威信的体现，这都是对真正权力文明的蒙昧无知。

权力文明是一切文明中的重头文明。权力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化的导航器和发动机。官清、官明、官智尤其是官本身的心理善化，是社会在总体上提高文明素养的重要标志。反之，权力的伪化、恶化、丑陋化，任何的治世、治国、治民之术都会落得千年无实效的地步。

我们离理想的权力文明还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难的是第二个问题：面对不尽人意的权力文明现实，我们应当怎么办？

第二篇：文明离我们有多远

文明就在身边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初一七班的，我演讲的题目是《文明就在身边》。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谦恭礼让的文明礼仪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荀子曾说云：“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文明是我们生长的土壤，礼仪是我们成长的雨露阳光。

目前，我们学校建筑设施在不断完善，环境也在不断改变。老师们都在勤奋敬业，全心从教。同学们则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身为学校的一分子，谁又能不为此而自豪呢？

但是，我觉得：我们崭新的五中要发展，形象要高大，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你、我、他的共同努力。因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就是学校的品味象征。你一美丽的言语，我一优雅的行为，就能塑造我们五中高大、美丽的形象。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感动了，列宁他是苏联当时的最高统帅，对一个女工却如此的尊敬。一个简单却亲切的“请”字，道尽了伟大的列宁的文明风范，也道尽了我们身为人的文明的境界。

那么我们五中的同学离文明有多远呢？我看到了走进教室互致的问候，也看到向尊敬的老师表达的感激，更看到了晨扫劳动的忙碌，我就知道，文明它就在我的身边。当同学们相互帮助、共渡难关的时候，当同学们感谢父母养育之恩而发奋学习之时。我就知道文明它随时都在伴随着我。

但是，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干净的楼道经常会出现让人避之不及的小地雷——痰迹时而出现在干净的地板上。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刚打扫完的卫生区里仍然有人扔下了废纸。这些现象与现代化的大楼多么不相称啊！

我们还遗憾地看到，校园里有些同学高声喧哗，甚至粗话连篇，旁若无人。。。。

也许在坐各位也都看到了这些遗憾的现象，还有许多，不胜枚举。所有的这些与我校文明不相称的现象，都让我觉得我们的学校那上美丽的墙壁上，好像贴上了许许多多的黑斑瑕疵。

可见，文明就是我们素质的前沿，拥有了文明，我们就有了人类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事实也说明，一所好的学校，他也必然具备良好的文明校风，学生的文明习惯也决不会差，也才能构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才能创造出优良的学习成绩。

同学们，文明习惯有赖于自身的积累，只要你愿意给他人真诚的关心和微笑，只要你愿意弯腰拣取地上一团纸屑，关爱社会，关爱别人，行为上不断检点自己，文明就会处处时时陪伴着你。

我们也是十分幸运：因为我们是五中新校的第一批学生，我们要想到祖国的期待、学校的希望，要想到为我们吃尽辛苦的家长，他们需要我们成人、他们需要我们成才。所以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应当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礼貌的学生。

如果以后有人问我：你们学校文明到底有多远，我可以去这样回答：如果非要有一个距离，那么它是零距离！

在此，我代表初一七班全体学生，向我校所有学生发出倡议：

管住我们的口，不讲脏话、粗话，不随地吐痰。

守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

看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花草。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文明礼仪的种子常驻我们心间；

让文明礼仪的春风吹遍学校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的校园充满文明的气息，愿我们的学校蓬勃发展！！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第三篇：“中国梦”离我们还有多远

“中国梦”离我们还有多远

葛鹏飞0401122

3【摘要】：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上台，“中国梦”这个词一直在被广泛地讨论，何时我们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可是，要实现一个这个“中国梦”，必须拥有一个大国的胆略和智慧，必须正视现实，解决现有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国崛起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拥有属于中华民族的灿烂明天。

【关键词】；美国的启示综合国力软实力藏富于民

十八世纪法国的拿破仑警告世人：“不要惊醒中国这只沉睡的狮子。”如今，狮子惊醒了吗?

有目共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进步，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

可是，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离中国梦的实现究竟还有多远，何时我们能够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美国崛起的启示

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论全球性的和全方位的“世界霸权”，那么只有两例：英国和美国。而美国对英国地位的取代既没有引发两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战争，也没有因严重挑战原有体系而付出代价，美国的崛起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和平崛起”。

除去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以外，在许多方面它的崛起对中国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1、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那样一个帝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相当节制和冷静的，几乎不参与单纯政治意义上的“争霸”。美国也从未试图主动与英国全面争霸，反而逐渐跟英国结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得到英国的认同，融入了世界体系。美国1894年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可直到50年以后的1945年才从倒下的英国手里顺理成章地接过了世界霸主的大旗。不那么确切地说，美国完成了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一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2、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方式按其动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最高层次的经济增长方式。良好的制度能够大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技术创新的热情和技术成果的运用。美国经济最突出的优势，正在于其高人一筹的制度创新能力。美国麦当劳式的连度、沃尔玛式的仓库零售制度和福特式的流水线制度，本身没有任何科技含量可言，却巨大的改变了现代经济的基本形态。所以，制度创新是美国经济保持独立性、增长性和稳定性的根本源泉。

3、制度“软手段”成就霸权新模式

美国的霸权是“制度霸利权”，更主要的是指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十分注重制度、规则和普遍原则，善于用规则来谋取特殊利益，比起前面的那些帝国和霸主来，较少使用强迫性的武力。比如，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在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中建立起了合作收益的分配机制――参加合作的国家都会有收益，使得世界各国都自愿合作；而美国则获得其中最大的一份霸权收益。

二、唯综合国力论必须摒弃

有很多人认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断增加。但是，即使我们接受国家是力量容器的观点，也还是要注意那个“木桶原理”：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

１８１５年至１９１４年的一百年间，俄国经济总量与英国相近，这是两个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国在这一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大国（霸国），俄国却只能算是地区大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同英国）和同日本的战争中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国的“制度短板”，用列宁的话说，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

综合国力论所掩盖的，是力量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和在质量上的不同质。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诉诸历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

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些不均衡集中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生态问题

中国持续了20多年的粗放性经济增长，使生态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水平。许多地方，已经连一条干净的河都没有了。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增长方式，中国的生态是否可以支撑起来一个世界大国呢？

2、社会矛盾

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矛盾的现象，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个开发商投资一个项目，可能当年的GDP增长了几十个亿，几百亿，但是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没办法统计到这个GDP里边去，其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也是无法用数字描述的。

3、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造成腐败的最根本原因，乃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

4、精神缺失

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焦虑不安，没有方向，民族精神的丧失很难以给一个民族的发展带来持续的精神动力。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四个基础型底座，即生态底座、社会底座、政治底座和精神底座。四个底座的健康和谐，将为一个国家构建起坚实的发展基础。

面对这种不均衡，当我们谈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需要消除综合国力的幻觉，更需要在均衡的、和谐的发展观指导下，解决现有的这些问题。

三、重视软实力打造中国魅力

中国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就必须重视软力量的积累和传播。要将中国影响转变为中国魅力。为此，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能否吸收以往人类文明的成就，建立起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强国的竞争，不只是实力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在国家竞争中落败的国家，往往是文明的失败。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文明依靠蛮力打败了先进文明，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罗马帝国的衰亡视作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这个结果，从罗马帝国建立之始就注定了：因为这个帝国在它的建立之日就已经被注定要灭亡的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纠集一切力量来拖延而不是为了避免古代希腊社会的无法挽救的末运。这一事例提供的教训是，只有文明创新，才能保持不败的姿态。

第二，中国能否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中国是目前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创建者。但是，也还存在着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利益的国际制度。对于这些制度，我们的态度是“参与其中，徐图改之”。“参与其中”相对容易，“徐图改之”则要困难一些。因为，国际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只是符合创立者的个别利益，还要能够为别的国家创造出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超越的胸怀，需要登高望远。

四、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国富”之根本目的还在于“民富”。“国富而民穷”从来不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近年来，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在国力强势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表现出来的还是“国富而民不富”。从国家到地方，连年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据《福布斯》杂志的计算，今天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0%有余。这个比重看起来跟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也占GDP的20%不相上下，但在开支上，美国的财政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中国的财政开支用途不在这些。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加税不受立法制约，这种税负必须降低。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首先要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使企业家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政府财政得以充盈。这就是各国政府永远是为富人服务的本质所在。其次，政府要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间层，充实中间层，扩大中间层。因为，只有中间层扩大了，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并维持稳定。

藏富于民的现实意义在于实质性贯彻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消除贫困，增加国民消费支出的可持续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化经济滞涨，减少腐败，消除社会“嫉公霍财”心理和行为，同时减轻巨额储备的管理难度，也正应了那句古话:“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五、还科研一片净土

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有了飞跃式的提高，可是自主创新能还有很大的欠缺，学术腐败问题依然是笼罩在中国科学界的一朵乌云。学术如果没有一片净土，何谈科技强固，何谈民族复兴？

只要考察一下当前的各种制度以及相应的学术腐败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学术治理完全是建立在“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基础之上的！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特征是：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拿指挥棒的拥有充分资源。

科学研究本来是重过程而非重结果，但现在全部被颠倒了。我们的所有体制和制度设计都奉行的是重结果忽视过程的哲学思维。我们搞了很多所谓“基地”、“研究院”之类的东西，我们的学术评价制度、职称评审制度、冲刺诺贝尔奖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按照结果至上的原则进行设计的。

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这样的思维方式完全玷污了

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探索活动的风险在于：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事实上，我国有许多学术大师并没有多少可炫耀的成果，按照数量来算，他们可能永远做不了大师。然而，这些大师们长期孜孜不倦地研究某个领域，他们被公认为大师的原因更多地是他们坚持科学探究的精神和过程。

总之，制度设计的哲学思维模式不应该是结果至上的哲学思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然，这不是说不提出任何要求和目标，而是说不能局限于“结果至上”，这更不应成为惟一的思维模式。

空谈“中国梦”，只会陷入盲目自大的枯井之中，只有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反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至于何时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无法预测，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我相信，上帝会眷顾这个勤劳、智慧的民族的。

【参考文献】

[1] 贾立政《论剑——大国之路与中国崛起》人民日报出版社

[2]张剑荆《“大国热”冷思考：软实力致胜》人民论坛

[3]何云峰《学术治理思维该换脑了》人民论坛

第四篇：中国绘本离世界还有多远

中国绘本离世界还有多远

给中国绘本的小贴士：绘画的表现力和提供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也还不够。绘本中的文字和绘画应是一种互补，而不单纯是一种解说，绘画应能更多地表现文本的内涵，而脚本在绘画之后也应进一步地提炼，使文字达到最精炼、必不可少的程度。

近年来绘本出版渐成热点，主要以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优秀绘本为主，而且大都以作家套书形式来推出，比如有美国著名绘本作家希尔弗斯坦的《爱心树》、《失落的一角》系列、苏斯博士的《戴高帽子的猫》系列、克罗格特．约翰逊的“阿罗系列”；有德国著名画家和作家施爱伯—威克、荷兰特共同创作的“彩乌鸦”系列；有日本著名绘本作家佐野洋子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宫西达也的“小恐龙系列”、成田雅子绘本系列：《神奇的蓝色水桶》、《莎娜的雪火车》等等。这些风格各异、精美绝伦的绘本让我们大开眼界———图画书居然也能做得如此多姿多彩高档不俗，既能让孩子赏心悦目，也能让成人爱不释手。它们已完全超越了以往我们观念中的纯粹为低幼儿童提供的解析故事式的配图图画书概念，绘画者也完全摆脱了仅仅作为插画者的配角和被动地位，而将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把图画书作为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来进行创作，大大提升了图画书的艺术品位，因此与其把它称之为比较幼儿化的“图画书”还不如把它称之为更具艺术性的、西方早就起用的“绘本”更合适些。从名称的变更我们也能感受到人们对图画书观念的更新与认可程度。

其实推动绘本引进的还应该算作前几年对台湾绘本作家几米成人绘本的成功推出，那种美轮美奂的绘图和极富寓言式的人生哲理境界的文学艺术韵味，的确激起了无数青年人对绘本的强烈兴趣，同时也引发了出版界对绘本引进和出版的开始关注和逐渐参与。当然，这一现象也激励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中国作家和画家要创作属于中国自己的绘本的热情。这其中就有熊磊和熊亮两兄弟。两兄弟于2001年开始合作创作绘本，一个是儿童文学作家，一个是插画家，他们设计出版的图书格调高雅，风格独特，深受读者的喜爱，不仅在国内的出版界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在图书的海外版权交易上亦成绩斐然。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关爱生命绘本系列”首次出版的两套中外绘本，就有兄弟俩合作绘著的一套：《蜗牛快递》、《狗跑了》、《丘比特访谈录》和《小鼹鼠的土豆》四本。另一套是两位法国画家的绘本：埃里克．巴蒂的《朋友———于勒和塞扎尔》和阿勒玛尼亚的《我是谁？我的爱„„》。也许是出于市场营销的考虑，出版社将这两套同属“关爱生命”主题和绘本类型的图书放在同一个系列中推出，但其实这两套绘本无论从绘画风格、版式、读者对象和视角上都大相径庭，最主要的，熊磊和熊亮的这一套应属于成人绘本，尽管外在表现是一个个童话，但其视角无疑属于成人视角，其思想和心灵的表达方式也更多地属于成人。而两位法国画家的作品无疑属于儿童绘本，完全从儿童视角出发去表现故事和表达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解析，其外在的稚拙和幽默能让小读者充分感受到点滴的生命本体意义。因此与其把它们硬凑合成一个系列，还不如分成两个系列来出版，或干脆分为“关爱生命成人绘本系列”和“关爱生命儿童绘本系列”，以确定其市场的定位。这种模棱两可的市场定位只能使读者在选择上无所适从，也使创作者很难准确地把握。当然，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说，优秀的绘本应该同时能得到儿童与成人的双重喜爱。但作为创作者其心目中的隐含读者的对象应是十分明确的，否则势必造成视角的混乱。

这套绘本并不完全属于原创，因为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作者根据以往出过的儿童版脚本改编再创作并重新绘画设计的，其读者对象更多地倾向于青少年或成人，因此在内容上大大扩充了，故事情节上也增添了不少，思想内涵上显然也有更深刻的寓意，进一步突出了其关

于生命意义的哲理思考。从绘画风格来看尚未形成自己比较稳定的风格特色，而是较多地吸收了欧美绘本中简洁、夸张、变形和怪诞的特点，此外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台湾绘本作家几米漫画的影响，但却没有几米绘本中的那种细腻和色彩明快，而是比较粗犷和灰暗色调。这或许是出于对生命本体意味的深层思索，也或许刻意表现生命成长中的艰难和挫折的寓意，因此这套绘本总体给人的感觉比较沉重和暗淡。惟一一本比较亮色的是《蜗牛快递》，它的那种简洁、夸张、怪诞和在灰色中突现的明暖色调恰到好处地将小蜗牛在助人为乐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在挫折中成长的主题很好地表现出来，是我比较喜爱的一本。稍嫌不足的是文本与绘画的配合还欠默契，文字太多太满，不够精炼，没有留有足够的提供人想象的空间和空白。绘画的表现力和提供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也还不够。绘本中的文字和绘画应是一种互补，而不单纯是一种解说，绘画应能更多地表现文本的内涵，而脚本在绘画之后也应进一步地提炼，使文字达到最精炼、必不可少的程度。我们看一些国外的优秀绘本，其文字一般都十分简练，有的甚至只有几个字或根本无字，完全靠绘画来表现，可见对绘画表现力的要求是相当高的。造成这一缺憾的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些绘本的创作者文本与绘画是两个人，尽管他们是兄弟，但相互间的理解与默契的确还需要进一步磨合。而国外的优秀绘本的创作者从文本到绘画大都是一人，绘画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和表现，他无需更多的文字说明。因此，绘本创作中的合作就特别需要相互间的配合默契。此外，这套绘本的文本全部采用中英双语，表明了出版者意欲将中国的绘本推向世界的愿望，的确很有远见。但或许是出于出版成本和市场营销的考虑，这套绘本所采用的小24开本版本形式，多少让人感到有点小家子气，也多少压制了绘画的表现空间，如果采用大20开本或更大一些的开本，给人的视觉效果或许就会大不一样了。

如果不加以比较，我们或许会感觉我们的绘本也已不错，正在向着国际化的轨迹迈进，但和世界优秀的绘本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现有绘本的差距，无论是整体装帧设计的精细和文本与绘画的表现力、创造力，我们都还有不小的距离。毕竟我们的绘本创作可以说只是刚刚起步，而欧美和日本却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史。但大量的优秀绘本的引进，为我们的创作者打开了一个可资借鉴和思考的广阔天地，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绘画人材和文学创作人材，缺的只是优秀绘本创作的觉悟和意识，以及经济因素制约了绘本发行的渠道。因此，假以时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插画家和作家的参与绘本创作，富有中华民族风格特色的优秀绘本也会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

第五篇：公益广告：离春天还有多远

公益广告：离春天还有多远

记者 雷柯

 2012-04-14 07:24:13

来源：《 光明日报 》（2012年04月14日 06 版）

雨辰作／光明图片

第22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名单今年2月23日已公布。在电视文艺佳作大量涌现的同时，评奖专家遗憾地表示，堪称精品佳作的公益广告却凤毛麟角。在发布会上，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王丹彦说：“我们现在公益广告的水平没有超过五年前的水平，这令人遗憾。当商业广告创作手法在提升、收益在增长的同时，而公益广告却在原地徘徊，甚至有退步的迹象。”

我国公益广告之现状

“公益广告就是为社会公众利益制作发布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它通过某种观念的传达，呼吁关注社会性问题，以合乎社会公益的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倡导某种社会事业和社会风尚。”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丁俊杰认为，公益广告作为一种广告形式，具有突出的社会管理价值，在规范社会行为、改善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78年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栏目开始以文字或画面的形式播出类似现在的公益广告，此后，我国的公益广告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1996年、1997年，我国连续开展了“中华好风尚”与“自强创辉煌”主题公益广告月活动；1998年抗洪抢险时，媒体纷纷刊播了以“抗洪救灾”为主题的公益广告，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洪救灾的斗志；在2003年春天抗击非典疫情战斗中，公益广告给了全国人民信心；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与其他部门联合制作播出《我们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主题公益广告，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2009年玉树大地震后又再次播出《短信篇》、《防灾减灾》等一系列公益广告，给灾区人民和救灾工作以有力的支持与鼓舞。

“不容置疑，我国的公益广告在振奋民族精神、凸显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推动我国公益事业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目前来看，广告总体创作水平仍停留在较低层次。具体体现在数量严重不足，创作手法单一，内容多局限于围绕政治口号等，而切合民生、能引起公众共鸣的内容偏少，且缺乏有震撼力、感染力的作品。”丁俊杰对记者说。

“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多得益于行政指令的推动，得益于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公益广告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认为政府对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北京市2011年出台的《促进北京市广告业发展的意见》，再次明确公益广告的刊播比例：广播电视机构每套节目每日公益广告播出时长不得少于商业广告时长的3%，平面媒体每日不少于3%，户外广告设置的总量不得少于1/5面积用于公益广告宣传。

“此类政策确实促进了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但是政府在公益广告活动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也往往使得社会公众习惯性地认为公益广告事业是政府的责任，因此参与公益广告活动的积极性不高。”黄升民分析道，“此外，公益广告的制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人力物力消耗比较大，却没有可观的利润，所以大多数广告公司不愿意、不积极参与制作公益广告。加上，我国公益广告传播技巧创新不够，说教式广告居多。综合以上问题，使得当前公益广告的创意精品不多，传播效果不佳。”

国家级媒体正在积极努力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一则“FAMILY”的公益广告在许多博客、微博、个人空间纷纷被转载、传看，在主流视频网站上的好评率不断被刷新。

有网友说：“央视的公益广告‘Family’太让人感动了，看一次就想哭一次，想起自己以前是那么的不懂事，总想离开家，现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练，真是要孝敬爸妈和守护我们的家。”另有网友评论道：“央视《爱的表达式》的公益广告创意十足，善于发现，依托几个字母的跳动寓意，道清了‘家庭’的含义。有爱就有责任，家和万事兴。”

据介绍，2011年以来，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已制作播出90余支公益广告，这些公益广告中，有反映社会热点类的、有提倡节约环保类的、有构建和谐社会类的、有弘扬传统文化类的，彰显出国家电视台的媒体责任和社会担当。

同时，央视广告中心还在网上、报刊等媒体发布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创意、线索及成片征集公告，从社会大众中发掘出创意的闪光点，在征集来的上百篇创意作品中筛选出优秀的作品。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公益广告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电视公益广告在制作、创意和影响力方面，与世界水平依然有很大差距，中央电视台有责任推动其发展，扩大公益广告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程宏说。

有资料表明，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城市，公益广告越多。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公益广告占到企业广告发布的40%，而我国的公益广告在广告总量中一般不足5%。

社会公众应积极参与

基于对我国公益广告现状及发达国家公益广告管理模式的分析，黄升民建议，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行业管理的公益广告运作机制。

如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公益广告活动。“政府部门应逐渐从直接组织公益广告活动转向间接支持公益广告活动。”黄升民提议：“对于积极参与公益广告的制作、发布的企业，应实行激励性奖励政策，使更多企业自觉参与到公益广告活动中来。如对公益广告的制作按比例减免税收或媒体播放费，对公益广告获奖单位和创作人给予超出一般商业广告的高额奖励等，让媒体和企业对公益广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发现其中的利好因素。”

此外，将公益广告纳入法制化管理也是促进公益广告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黄升民建议，有关部门应将公益广告纳入法制化管理，为其营造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加大对公益广告创意、设计、制作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公益广告资金保障体系机制。有关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防范用公益广告之名行商业广告之实的行为，规范公益广告行为。

丁俊杰认为，借公益广告引领社会风尚，凸显社会主流价值观，反映百姓心声，不仅是媒体的重要职能，更成为媒体公益为先的社会责任。“公益广告是文化建设的组成单元，作为国家级的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因此，央视黄金广告时段不应只有商业广告，容易产生‘一切向钱看’的现象，应当多考虑一些观众的感受；我建议，央视应该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并重，引领公益广告的方向。特别是黄金时段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应该有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公益广告来传播社会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展示良好形象，通过潜移默化的公益宣传、推广行动，尽到国家电视台公益为先的责任。近期央视在公益广告方面的表现值得关注和肯定。”

“除了媒体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外，我们的企业对公益广告事业也要舍得投入，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丁俊杰呼吁道：“另外，社会组织、慈善团体包括我们每一位社会公众都应该积极投身于公益广告的事业中。当我们全社会都来参与、都来重视时，我相信公益广告将迎来灿烂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