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才测评：斯腾伯格的智力三重理论
斯腾伯格的智力三重理论
基于对传统智力测验的不满，斯腾伯格提出智力的三重理论。首先，他认为传统智力测验在内容上是不全面的。它未能把构成智力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智力涵盖在内，或者说，它对智力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consequentiality）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智力的制约作用重视不够。其次，斯腾伯格认为传统智力测验一般未能很好控制知识和经验因素的作用。致使其学业成就的色彩过重。由于对测验材料的熟悉程度的不同，因而受测者实际使用或可资利用的心理资源就不同。这是比社会文化因素更直接影响到测验结果可比性因素，在传统智力测验的框架内难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第三，传统智力测验一般都是限时测验。斯腾伯格认为这实际是受“好就是快”这一世俗偏见之累。对某些人或某些心理操作来说，较快就意味着较好。但这一标准并非对所有人和所有心理操作都适用。盲目地接受这一假设，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甚至可能是错误的。面对困难的问题，采取审慎反思的态度而不是匆忙冲动地做出反应，这往往为智者所取。他们往往化较多的时间对问题的解决途径和程序进行总体的谋划，并不在具体的局部细节上盘桓过久。换言之，时间的分配或速度的选择，比速度本身更重要。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面临的大量任务并不要求我们如同在解决智力测验中的问题时那样，一定要在规定的极短时间内做出解答，它更多地是要求我们做出合理的，亦即“聪明的”时间分配。第四，速度问题又与测验焦虑问题相联系。斯腾伯格本人在少年时代就是一名测验焦虑者，所以他对传统智力测验易引起受测者的测验焦虑尤其不满。由于短短几小时的测验分数往往比数年的学习成绩对一个人的未来命运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因而测验时出现紧张状况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少数人也许会因紧张而产生较好的结果，但多数情况却并非如此，测验焦虑与低智力分数往往会导致恶性循环，致使一次性的焦虑甚至演变为永久性的测验焦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到的测验结果很难说能真实反映受测者的智力状况。传统智力测验的所有不足归根结底反映了它们理论基础的薄弱和缺失。斯腾伯格的三重智力理论由此而生。
斯腾伯格认为，智力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与知觉、学习和问题解决等认知过程相当的东西，更不是一种实体形式的存在。但是，虽然我们无从捕捉到智力的实体，却可以在其出没的“场所”勾画出它的踪影，描绘出它的性质来。这些“场所”就是前而所说的“三个世界”。智力可以智力的成分亚理论、情境亚理论和经验亚理论与之相对应。
1、情境亚理论
智力的情境亚理论阐明的是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智力行为内涵。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智力行为有不同的标准。智力就是人对与自身有关的现实世界的环境有目的的适应、选择和改造的心理活动。通过这些心理活动，个体达到与环境的最佳适宜状态，这种状态的 适宜程度反应了人的智力水平。
斯腾伯格提出智力的情境亚理论，遵循的其实是一条非常简单的原理：智力的实践性，即智力测验应该去测量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的现实性的行为。应该指出，测验的早期理论家们对此是有所认识的。但遗憾的是，他们身后的那些追随者们却多少背离了这一传统而只顾在编制智力测验题上忙忙碌碌。斯腾伯格的情境亚理论应该被视为是向这一传统的回归。
斯腾伯格对智力有这样一种鲜明的观点，即智力概念具有“约定”的性质，它是一个 1 我们“发明”（invent）而非发现的概念!我们之所以发明这个概念，为的是企望得到一种使我们能在所处文化认可的情境中，以及该文化所认可的任务操作中去评价个体及其行为的方法。斯腾伯格主张智力概念的约定性，乃是出于对智力的一个经常被忽视，或者说并未得到充分注意的方面的强调：即人们所处环境对智力概念形成的制约作用。不仅不同文化的智力内涵不同，甚至在同一文化之内，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智力内涵也会有所改变。例如当年作为Thurstone的“基本心理能力”之一的数字计算能力，现在随着廉价计算器的普及，它在智慧行为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其它心理操作的预测价值似乎已有所下降了。
那么，与当今西方文化最相适应的智力行为是哪一些呢？斯腾伯格以职业心理学家和普通人为对象，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其结果表明，以下三种能力最为重要，即：
1.实际的问题解决能力
2.言语能力
3.实践的社会能力
斯腾伯格认为，前二种能力在现存的智力测验中，一般尚可得到某种测量。但对第三种能力则很难用任何测验去测量。较为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比较个体行为与在某一实践领域中所谓“理想的”智慧个体的行为的相似程度来间接地加以测量。这种方法对测验焦虑者尤其合适。
智力的实践性情境属性除了表现为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对智力内涵的制约作用以外，还体现在主体通过对环境的适应、选择和改造的能动作用方面。当然，这种能动作用总是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社会文化因素）仍是决定智力内涵的主导方面。但是，应该指出，环境决定的是智力的内涵而不是决定智力水平的高低。”从情境亚理论角度来看，智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于适应、选择和改造环境的水平。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环境下，聪明的个体总是努力去适应、选择或改造（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有利于扬己之长和避己之短的环境。斯腾伯格指出，所有各种职业的杰出人物，他们至少有二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其一是非凡的高度发展的某种技能，其二就是利用这些技能的杰出能力。这第二点显然与情境亚理论所描述的智力的情境方面有关。
2、经验亚理论
如果说，情境亚理论探讨的是什么样的智力行为构成某种社会文化环境所认可的智力行为，因而它具有某种元理论的性质，起着潜在地决定智力行为内涵的作用，那么，在潜在的行为变成具体的行为之后，这种具体的行为是否可称之为智力的行为，还要由此时的任务或情景在主体的经验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来决定。这就是智力的经验亚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经验有程度的不同并可被看作是一个连续体。经验连续体的一端是处理完全新异的任务或情景，另一端是达到加工的自动化。一个任务或情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测得智力，要看它与这二种技能的关联程度。
经验亚理论就是企望说明个体对任务或情景的经验水平与他的智力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该理论，只有当一个任务或情景相对（不是完全）新异时，或当一个任务或情景的操作处在自动化的过程中时，智力才能得到最好的测量。斯腾伯格认为，传统智力测验中的有些类型的题目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测得智力，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某种程度上测到了这二种能力。按照斯腾伯格这种说法的逻辑：即便处理新异性能力和加工自动化能力的差异与任务操作上的差异不是同一的，至少它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至于它们的关系究竟是相关，还是同一，打个比方，是否可以把处理新异性和加工自动化理解为基因型，把任务操作中的差异理解为表现型，这是一个理论上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斯腾伯格似乎并没有对之作出明确的说明），甚至把这二种能力理解为处于亚元理论的地位上似乎也不为过。（1）处理新异性的能力
根据斯腾伯格的分析，处理新异性的能力有二种类型，一种是关于任务的新异性。但一个任务对测量智力的有效性并不总是任务新异性的线性函数。这一观点与皮亚杰所主张的认知结构必须在同化的范围内才能发挥作用的思想是一致的。任务的新异性又可细分为二种：一是指任务理解中的新异性。它要求主体“学会怎样做而不是实际如何做”。二是指解决任务过程中的新异性，这时主体也许对任务的“样式”（genre）是熟悉的，但对与解决任务有关的具体参数是不熟悉的。
另一类新异性是关于情景的新异性。当主体需要适应新的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之际，这时就易于测量主体处理情景新异性的能力。情景新异性也既可能表现在对情景的理解上，又可能表现在这个环境背景的操作上。
任务与情景的新异性与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某人是新异的任务或情景对 其他人可能就不是新异的，因此同样的任务或情景适合各人测量智力的程度也许是不一样的。任务和情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在一种情景下是新异的任务可能在另一情景下就不是新异的。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一个任务对某些人在此种情景下是新异的，而在彼种情景下就可能不是新异的；而同样的任务对其他人在彼种情景下是新异的，但在此种情景下却又不是新异的。
（2）自动化信息加工能力
经验连续体的另一端是信息加工的完全自动化。测量智力的最佳点不是加工自动化的完全实现而是实现加工自动化的过程之中。与处理新异性能力相类似，加工自动化能力也是既可表现在任务理解中，也可表现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并且它的表现水平也会受到在任务与情景之间，任务与主体之间，情景与主体之间，以及在任务、情景与主体之间各种相互作用因素的影响。
（3）处理新异性能力与加工自动化能力之间的关系
对许多类型的任务来说，处理新异性的能力和自动化加工过程的能力可能在一个经验连 续体上发生。当一个人首次遇到一个任务或情景时，处理新异性的能力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随着对任务和情景的经验的增加，新异性就会减少。这时，任务和情景就会变得较不容易根据对新异性的加工过程来测查智力。然而，在对任务和情景的一定量的操作之后，加工自动化的能力就逐渐开始发挥作用。此时，任务和情景就变得易于对加工自动化的能力进行测量。因此，一个给定的任务或情景在实践上可能持续提供适当的智力测量。但在实践的不同阶段，它所依据的逻辑是不同的：在经验的早期，测量的是处理新异性的能力；而在后期，测量的则是使加工过程自动化的能力。
3、成分亚理论
成分亚理论是三重智力理论中最早形成和最为完善的部分。它是对智力活动内部机制的刻画。智力的内部构成涉及思维的三种成分，即元成分、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分。元成分指控制行为表现和知识获得的过程，它负责行为的计划、策略与监控，如确定问题的性质，选择解题步骤，分配心理资源，调整解题思路等；
操作成分是指接收刺激，将信息保持在短时记忆中，比较刺激，从长时记忆提取信息，以及做出判断反应的过程，负责执行元成分的决策；
知识获得成分是指用于获取和保存新信息的过程，负责新信息的编码与存贮。在认知性智力活动中，元成分起着最重要的核心作用，它决定人们解决问题时使用的策略。例如，对类比推理过程的研究发现，推理能力强的人完成得比推理能力差的人更快，也 3 更准确，但他们在进行解题中先花费较多的时间去理解问题，而不是急于得出答案。
例如：水果∶苹果 A.鱼∶鲸鱼
B.粮食∶蔬菜 C.花卉∶兰花
D.大豆∶高粱
本题中，题干部分是属种关系，苹果是水果的一种。在备选项中，有人将A分析后，认为鲸和鱼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都生活在水中，形体相似等，因此就错误地认为鲸也是鱼类，两者具有属种关系。实际上，鲸用肺呼吸，属于哺乳动物，不属于鱼类，因而并不构成属种关系，本题应选C。
经验亚理论所说的处理新异性的能力和加工自动化的能力的不同水平最终还是由认知成分的不同水平和构成所决定的。成分亚理论尽管非常重要。但并非是三重智力理论的新异之处。因为它与其它认知心理学的各流派处于同等层次上。要说其特色。主要反映在对元成分作用的分析上。这与当代智力研究中重视元认知的倾向是相一致的。从本质上说，元成分是作为一种策略构造机制而发挥作用的。它构造策略，支配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分，把后者协调指挥成一种指向目标的程序。当主体对问题具有充分理解的时候，就只有元成分和操作成分参预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元成分选择使用哪一种操作成分，以及决定使用它们的次序；操作成分则去完成实际解决问题的工作。但当主体对问题不具备充分的理解，这时知识获得成分就要参预进来：知识获得成分得到了有关问题解决的新的信息，在与元成分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元成分把这些新信息与以前的理解相结合，然后在操作成分中产生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斯腾伯格认为元成分构成了智力的主要基础。所谓智力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元成分功能的落后。
第二篇：大法官金斯伯格印象解读
大法官金斯伯格印象
2005年7月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女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女士宣布退休，此一事件立即让奥康纳大法官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与此相比，奥康纳大法官的同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另一位女法官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中国之行就显得冷清了许多，中国媒体很少报道不说，连知道她应“国际司法桥梁”（International Bridges to Justice）之邀到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演讲的人也不多——2002年9月19日，奥康纳大法官曾经在同一地点作了题为《维护法制：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性》的演讲。笔者偶然获得消息，总算没有错过一睹大法官风采的机会。
7月12日下午，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一位漂亮的中国女警官的护卫下如约出现在“国际司法桥梁”在北大组织的“法律援助与公益论坛”会场，陪同她前来的还有她的丈夫和翻译。尽管现场的听众不是很多，但是大法官却受到了听众最热烈、最衷心的欢迎，这些听众包括北大法学院朱苏力教授、贺卫方教授、《中国律师》刘桂明总编、中国法学院学生以及远道而来的哈佛、耶鲁法学院学生。她戴一副镜框很大的眼镜，耳坠很长但并不显得珠光宝气，着黑衣黑裤，穿平底皮鞋（鞋后跟部分是敞开的），穿着不算特别严肃，但自有一股凛然正气。大概是年龄太大（1933年出生）的缘故，她的步履十分缓慢；她看起来气色不错，但还是让人担心会轻易摔倒。
金斯伯格夫妇入座后，演讲会即正式开始。演讲会首先由苏力教授致欢迎辞。在这个简短的讲话中，苏力教授重点介绍了金斯伯格大法官的辉煌经历——她担任过两所著名法学院（哈佛、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的编辑（由于丈夫早于她毕业到纽约工作，所以她跟随丈夫从哈佛转学至哥伦比亚），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尤其是当苏力教授提到她在哈佛法学院学习期间悉心照顾生病的丈夫，代他听课、完成作业，辛苦赚钱养家时，全场听众用会心的笑声向她表达了敬意（无独有偶，奥康纳法官辞职的原因也是要照顾生病的丈夫，如此看来，崇尚独立的美国女性似乎比“三从四德”传统下的中国女性更看重“贤妻”这个角色）。金斯伯格夫妇在听到翻译后也相视而笑，那笑容，如彩虹般明净。由于坐在金斯伯格大法官的斜后方，我还观察到大法官女士的两个细节：用左手写字、没有鼓一次掌（可能是忙着看材料的缘故）。
在苏力教授代表北大法学院赠送纪念品、“国际司法桥梁”总裁谢凯伦女士致词后，金斯伯格大法官开始了主题演讲——中国未来的公益性法律事业。由于主持人和致辞嘉宾都没有提到她中国之行的陪同翻译，她就首先隆重介绍了这位华裔翻译女士，大法官女士做事精细和尊重他人的性格足见一斑。经她介绍，大家才知道这位女士来头可不小，担任过多位美国高官的助手，只可惜主办方没有她的资料，以至于现场翻译都不知道该怎样翻译她的姓名。介绍完陪同翻译以后，金斯伯格便立即进入正题。她从很多美国穷人请不到好律师入题，通过许多具体例子讲述了美国律师、美国政府在推进法律援助事业上所作的努力，她重点讲述了三位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三位伟大律师从事公益服务的事迹，也回忆了自己任教时和同学们一道从事公益事业的经历。尽管没有对中国未来的公益性法律事业提出过多建议，但是毫无疑问，她所阐述的美国的经验已经点亮了中国法律人的梦想：在转型中国，在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司法体制还不健全的中国，中国法律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演讲结束后，金斯伯格大法官认真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言谈举止十分谦逊和蔼。为参加“国际司法桥梁”活动的优秀学生颁发了奖品后，大法官女士在两位警官一前一后护卫下离开了会场；全场听众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一位被所有人用“Honorable ”称呼的伟大女性；一位饱经沧桑、充满智慧的慈祥长者——这就是大法官金斯伯格留给我的最深印象。
【作者简介】
赵兴洪（1980—），男，汉族，重庆市人。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2002），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2006）。现为西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兼职律师。研究兴趣为刑事法学、司法制度、法律实证分析。
第三篇：关爱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
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每5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在一般人眼中，这些儿童古怪而又特别，举止的笨拙、对一些难于理解主题的沉迷，使这些孩子更显古怪。具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儿童，难于理解人际关系，难于理解社会习俗中所包含的规则。他们显得很天真，并明显缺乏常识。刻板和难于应付变化使其容易应激，情绪上十分脆弱。
当一个孩子不被他人所了解，做什么事都只能得到负面的评价或责难，那种苦闷一直积压在内心，那种自己都不明了的自卑和孤独感，可以彻底击碎孩子的自信。身为孩子，很难去与周围的评断抗争，生活中充满了无力感和挫折。这些孩子的童年往往充满了灰暗，他们会承受比一般普通孩子更多的责备和不理解，甚至遭遇排斥和辱骂。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无助，这么特别，仿佛全世界的责难都会归于一身。
如果朱德庸的妈妈或者他童年时的老师、亲友们能够了解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独特人格以及他内心的焦虑、担忧、应激、疲劳、和感觉超负荷，能够为他提供一个可预期的、安全的环境，为他提供一个前后一致的日常的例行程序，让他学会理解每天的常规，理解所期望的事，让他学会对日常活动以及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帮助他很快过渡到适应的状态。
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不应该受到欺侮和取笑；他们需要特别创设一些创造性学习的情境；他们需要一些机会和方式去学习社会交往和互动；他们需要学会对人的情绪有正确的反应方式；他们需要学习社交本能和直觉„„
印度电影《满天都是小星星》里老师讲过一个故事：“所罗门群岛的原住民，当他们要砍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并不会真的准备斧头刀具，而是聚集全部落的人到一棵树的前面，不断的咒骂这棵树，之后不到三天，这棵被嫌弃的树就枯死了。”
没有了爱的浇灌，没有了理解和帮助，可怜的孩子就像所罗门群岛的树，怎能不枯萎呢？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特殊孩子，请不要衡量孩子的好坏与对错，请伸手抱抱他，或者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让他知道他并不孤独，请鼓励他发挥独特的自己，请陪伴他共创温馨的世界。因为这些孩子，都需要家长、老师和全社会的关怀与帮助。每个孩子都拥有不同的天赋与特质，我们应该全力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为每一个灿烂的生命增添色彩。
第四篇：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标签：科尔伯格
道德发展
道德两难问题
科尔伯格是美国当代发展心理学家，他致力于儿童道德判断力发展的研究，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以不同年龄儿童道德判断的思维结构，来划分儿童道德观念发展的阶段，强调儿童的道德发展与其年龄及认知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受到瑞士儿童心理学家J•皮亚杰的观点的影响，被称为是皮亚杰在道德发展领域的继承人。他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分析基础上，引起了西方心理学界，特别是美国和前联邦德国的教育界的很大反响。
科尔伯格主要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道德发展的，他强调道德发展是认知发展的一部分；强调道德判断同逻辑思维能力有关；强调社会环境对道德发展有着巨大的刺激作用。
科尔伯格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道德两难论法。他编制了九个道德两难故事和问题，如常用的一个故事便是海因茨偷药的故事：欧洲有个妇女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即本城一个药剂师新研制的镭锭。配制这种药成本为200元，但售价却要2000元。病妇的丈夫海因茨到处借钱，但最终只凑得1000元。海因茨恳求药剂师说：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能否将药便宜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帐。但遭到药剂师的拒绝，并且还说：“我研制的这种药，正是为了赚钱”。海因茨没别的办法，于是破门进入药剂师的仓库把药偷走。问：这个丈夫该这么做吗？为什么？
利用这类两难故事，科尔伯格研究了75名10～16岁的被试。以后每隔三年重复一次，直至22～28岁。他让被试听了故事后判断是非，然后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回答，再根据他们的回答划分道德判断发展的水平。同时又根据一系列的回答，编制了各种不同水平的量表，再来测定其他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
科尔伯格从被试的陈述中区分出30个普遍的道德属性，如公正、权利、义务、道德责任、道德动机和后果等等。每一个属性可分为6个等级，合计180项，然后把谈话中儿童的道德观念归属到180项，然后把谈话中儿童的道德观念归属到180项分类表的一个小项下作为得分。儿童在某一阶段的得分在其全部表述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便是儿童在该阶段的道德判断水平。据称其信度高达0.68～0.84。
这种方法是科尔伯格研究人的道德判断发展的重要手段，根据研究结果，科尔伯格发现人的道德判断存在着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种水平，每种水平各有两个阶段，共六个阶段。
（1）前习俗水平（preconventional level），年龄在4～10岁。
阶段1：惩罚定向。强调对权力的服从，行为无所谓好坏，由可能受到的惩罚来评价。例如，“他不应该偷药，因为他会被警察抓起来，送进监狱。”“他事先请求过，又不是偷大东西，他不会受重罚。”
阶段2：寻求快乐定向。行为是否正确由一个人自身的需要决定。对他人需要的关心一般是出于互惠的目的，而不是出于忠诚、感激或公正。例如，“要是妻子一直对他不好，海因兹就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冒险偷药。”“要是妻子一向对他好，海因兹就该关心妻子，为救她的命去偷药。”
（2）习俗水平（conventional level），年龄在10～13岁。
阶段3：好孩子定向。强调“好的表现”，好的行为是使群体中的其他人感到愉快，或者是能受到表扬的行为。例如，“他不应该偷药，他会被当成罪犯，给自己的家人带来耻辱，他的妻子不会用偷来的东西救自己的命。”“不管妻子过去对他好不好，他都得对妻子负责。为救妻子去偷药，只不过做了丈夫该做的事。”
阶段4：权威定向。强调遵守法律、执行命令、服从权威、履行职责以及符合社会规范。例如，“尽管他的妻子需要这种药，但偷别人的东西犯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妻子的情况并不能使盗窃变得合法。”“偷东西是不对，可不这么做的话，海因兹就没有尽到做丈夫的义务。”
（3）后习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level），年龄在13岁以后。
阶段5：社会契约定向。规范是可以质疑的，是为了群体利益和民主而存在的。对法律和规范的支持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和相互的协定。例如，“他不应该去偷药。丈夫没有偷药救妻子的义务，这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契约中的组成部分。药剂师应该受到谴责，但还是应该保持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法律禁止人偷窃，却没有考虑到为救人性命而偷东西的这种情况。海因兹偷药救命如果不对的话，需要改正是现行的法律。”
阶段6：普遍的伦理原则定向。以自己选择的伦理准则指导行为，这些准则有着综合性、全面性和普遍性。公正、尊严和平等被赋予很高的价值。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道德性的人来说，人的生命最可宝贵，生命的价值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无条件的道德义务的源泉。他偷药也许会受到惩罚，但是他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值得。”“海因兹设法救自己妻子的性命无可非议，但他没有考虑所有人生命的价值，别人也可能急需这种药。他这么做，对别人是不公正的。”
科尔伯格指出，儿童的道德构建是分阶段的有序过程。儿童是与社会和文化环境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道德认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成人解释、惩罚，将道德准则同化和内化为儿童的一部分。儿童不仅仅是在学习道德标准，而且是在建构道德标准。这就意味着在完成前一水平的道德认知建构前，儿童根本无法理解和使用后一阶段的道德推理。只有经历而且建构了前一阶段的内在道德模式，儿童才会使用该阶段的概念来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科尔伯格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所有的三水平六阶段，有些人直到成年也没有超越顺从权威阶段，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达到第六阶段。
科尔伯格的研究影响广泛，但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最多见的一种批评是道德判断不等于道德行为：即便科尔伯格关于道德判断的观点正确，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口头上所说的就会反映在一个人的真实行动之中。该批评显然有一定的道理，情境力量有时会改变道德行为，但这并不能否认科尔伯格所描述道德判断的发展进程，科尔伯格也强调他的理论只适用于道德判断。另一种批评是对道德推理六阶段的普遍适用性质疑。批评意见认为，科尔伯格的六阶段论所提出的道德解释不适用于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只符合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为了捍卫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塞纳瑞（Snarey，1987）回顾了在27种文化背景中所作的45项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均以相同的顺序通过各个阶段，而且阶段一到阶段五在被研究的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
还有一种批评认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有性别偏见，或许不能同等地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吉利根（Gilligan，1982）认为，女性和男性思考道德问题时所用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她在研究中发现，女性的道德决策过程是“关怀定向”的，她们更强调对他人的责任、避免伤害别人以及人们之间保持联系的重要性，而男性道德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正义。虽然这些道德取向并没有优劣之分，但两者分别更符合科尔伯格所提出的低级与高级发展阶段，女性易被判定为比男性处于更低的道德水平。
第五篇：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科尔伯格继皮亚杰之后对儿童品德发展问题 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系统 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科尔伯格对皮亚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运用道德两难论的方法研究道德的发展问题。这种方法也称两难故事法。故事包含一个在道德价值上具有矛盾冲突的情境，让被试听完故事后对故事中的人物行为进行评论，从而了解被试进行道德判断所依据的原则及其道德发展水平。代表性的道德两难故事是“海因茨偷药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意是：欧洲有一位妇女患了癌症，生命危在旦夕。医生告诉她的丈夫海因茨，只有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一种药可以救他的妻子。但该药价钱十分昂贵，要卖到成本价的十倍。海因茨四处求人，尽全力也只借到了购药所需钱数的一半。万般无奈之下，海因茨只得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儿卖给他，或允许他赊账。但药剂师坚决不答应他的请求，并说他发明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妻子的生命，在夜间闯入药店偷了药，治好了妻子的病。但海因茨因此被警察抓了起来。
科尔伯格围绕这个故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让被试参加讨论，如：海因茨该不该偷药？为什么该？为什么不该？海因茨犯了法，从道义上看，这种行为好不好？为什么？通过大量的研究，科尔伯格提出了三水平六阶段理论。三水平是指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六阶段是指每个水平中又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1）前习俗水平（0~9岁）：处在这一水平的儿童，其道德观念的特点是纯外在的。他们为了免受惩罚或获得奖励而顺从权威人物规定的行为准则。根据行为的直接后果和自身的利害关系判断好坏是非。这一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惩罚与服从定向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根据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是好是坏及严重程度，他们服从权威或规则只是为了避免惩罚，认为受赞扬的行为就是好的，受惩罚的行为就是坏的。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道德概念。处在这一阶段的儿童对海因茨偷药的故事可能会作出这样两种不同的反应：赞成者认为，他可以偷药，因为他先提出请求，又不偷大的东西，不该受罚；反对者则会说，偷药会被警察抓起来，受到惩罚。
第二阶段：相对功利取向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道德价值来自对自己需要的满足，他们不再把规则看成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评定行为的好坏主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如他们对海因茨偷药的故事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赞成者会说，要是妻子一向对他很好，海因茨就该关心妻子，为救她的命去偷药；反对者则会说，要是妻子一直对他不好，海因茨就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冒险偷药。
科尔伯格认为，大多数9岁以下的儿童和许多犯罪的青少年在道德认识上都处于前习俗水平。
（2）习俗水平（9~15岁）：处在这一水平的儿童，能够着眼于社会的希望与要求，并以社会成员的角度思考道德问题，已经开始意识到个体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的准则，能够了解社会规范，并遵守和执行社会规范。规则已被内化，按规则行动被认为是正确的。习俗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三阶段：寻求认可定向阶段，也称“好孩子”定向阶段。处在该阶段的儿童，个体的道德价值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导向，顺从传统的要求，符合大家的意见，谋求大家的赞赏和认可。总是考虑到他人和社会对“好孩子”的要求，并总是尽量按这种要求去思考。他们认为好的行为是使人喜欢或被人赞赏的行为。这一阶段的儿童听了海因茨偷药的故事，赞成者会说，不管妻子过去对他好不好，他都要对妻子负责任。为救妻子去偷药，只不过是做了好丈夫应做的事；反对者则说，做贼会是自己的家庭名声扫地，给自己家人（包括妻子）带来烦恼和耻辱。
第四阶段：遵守法规和秩序定向阶段。处于该阶段的儿童其道德价值以服从权威为导向，他们服从社会规范，遵守公共秩序，尊重法律的权威，以法制观念判断是非，知法懂法。认为准则和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因此，应当遵循权威和有关规范去行动。该阶段的儿童听了海因茨偷药的故事，赞成者会说，偷东西是不对，可是不这么做的话，海因茨就没有尽到做丈夫的义务；反对者会说，他要救妻子的命是应该的，但偷东西犯法。不管是什么特殊的环境，你不得不遵守法规。即使他的妻子快要死了，作为一个市民遵守法律依旧是他的责任。不允许任何人去偷，为什么他能呢？如果每个人在困境中都开始违反法律，那么就没有了文明，只有犯罪和伤害。”
科尔伯格认为大多数青少年和成人的道德认识处于习俗水平。
（3）后习俗水平（15岁以后）：又称原则水平，达到这一道德水平的人，其道德判断已超出世俗的法律与权威的标准，而是有了更普遍的认识，想到的是人类的正义和个人的尊严，并已将此内化为自己内部的道德命令。后习俗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第五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阶段。处于这一水平阶段的人认为法律和规范是大家商定的，是一种社会契约。他们看重法律的效力，认为法律可以帮助人维持公正。但同时认为契约和法律的规定并不是绝对的，可以应大多数人的要求而改变。在强调按契约和法律的规定享受权利的同时，认识到个人应尽义务和责任的重要性。对于海因茨偷药的故事。赞成者认为，法律禁止人偷窃，却没有考虑到为救人性命而偷东西这种情况。海因茨不得不偷药救命，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需要改正的是现行的法律。稀有药品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加以调控。反对者认为，不论情况多么危险，总不能采用偷的手段。
第六阶段：原则或良心定向阶段。这是进行道德判断的最高阶段。这一阶段个体为了避免自责而不是他人的批评，既遵从社会标准也遵从内化的理想。决策的依据是抽象的原则如公正、同情、平等。这种道德是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达到这一发展水平的人将具有高度的个体化的道德信念，它有时是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社会秩序相冲突的。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认为人类普遍的道义高于一切。对于海因茨偷药的故事，赞成者认为，为救人性命去偷是值得的。对于任何一个有道德理性的人来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反对者认为，海因茨设法救自己妻子的性命无可非议，但他没有考虑所有人生命的价值。别人说不定也像他妻子一样急需这药。他这么做，对别人不公正。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确切的说是道德判断发展理论，通过对道德发展的动因进行了研究，科尔伯格及其合作者概括出如下结论： 1.道德发展是学习的结果，这种学习不同于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人可以通过几个小时或几天的努力，习得某种知识；也可以通过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练习，形成某中技能；而道德学习却需要长期的甚至是一生的努力。
2.道德的发展有赖于个体的道德自主性。道德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个体内部状态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3.冲突的交往和生活情境最适合于促进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发展。儿童在讨论道德两难问题时，能够理解和通话高于自己一个阶段的同伴的道德推理方式，拒斥低于自己的发展阶段的同伴的道德推理方式。因此，围绕道德两难问题的小组讨论，是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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