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班化对中国的启示（5篇范例）

第一篇：美国小班化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小班化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开始探索小班化教学，是最早提出小班化改革的国家之一。1996年，上海开始探索小班化改革，1997年，北京开始了相应探索。杭州、南京等地也进行了小班化教学实验。美国小班化对我国教育有哪些启示？我国小班化有哪些特点？推行小班化需要得到哪些方面支持？

一、美国小班化是什么情况？

小班化教学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部分州开展了缩小班级规模的实验。1999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缩小班级规模计划，这是1999年教育部拨款法案的一个内容。从已知的研究，如：对田纳西州、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相关项目的评估发现，合格教师指导下的小班教学促进了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增强了学生个体关注，减少了课堂干扰。低年级小班教学使学生的基础数学和阅读技能得到了加强。从长期效果来看，学生的留级率低，重新进入大班教学后学业成就仍然逐年进步，学生的大学升学水平也提高了。

二、美国小班化和中国小班化有什么区别？

美国推行小班化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美国研究证明，小班教学对大部分处境不利的学生产生的影响最大，最贫困的社区需求最强烈。所以，美国小班化项目的经费重点拨给贫困社区，每个州把经费的80％根据每个区内贫困学生人数拨给学区。剩余的20％的经费，可以根据招生人数进行分配。

我国小班化的提出是在适龄入学儿童数量减少背景下对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适龄入学儿童数量有所减少，教育资源相对充裕，而另一方面，家长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提出了更高期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大中城市开始了小班化教学的探索。从教育改革本身来说，小班化教学的探索也是从批量生产的大班教学向个性教育、因材施教方面转变。对改进教育观念、优化教育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要求。

三、美国小班化教学引起了哪些争议？

美国一些教育和研究部门对小班教学持不同意见，绝大多数的态度是支持和肯定的。世界最大的独立测试机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发现，小班教学确实有助于数学学习成绩的提高。一些州的教育决策者，认为低年级学生人数较少的班级学习成效较好。小班教学对那些在高消费地区的贫困学生的益处特别明显。研究还发现小班教学对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影响方式不同。前者主要效果表现在师生比提高，直接刺激学生的学业表现。而后者则是对教学环境改善，减少缺课和学习中断等学习障碍。

规模也带来不少非议和反面意见。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是：1．实施小班教学的代价太高。若全国平均每班减少10名学生，估计需多支付教师费用85亿美元，这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2．合格师资紧缺。一些学区，特别是偏远和市区的贫困学区，本来就已经出现班级超额和经费短缺，许多教师缺乏实际的教学经验，教学质量堪忧，更何况没有多少教师愿意到贫困地方教书；3．教育设施不足。新班级增加，但没有足够的教室供新班级使用，导致学校纷纷设置临时教室，不能满足学生长期稳定的学习需要。

四、美国小班化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1.在财政投入上保证项目的实施。首先，政府可以顺应人口发展趋势，在有条件的时候推动小班化教学改革。在鼓励各级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积极吸收民间资金，多渠道筹集小班化改革经费。如美国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美国高中教育重建，在过去的5年中，已为约1500所高中（占全美国公立高中的8%）进行的改革支付了7.33亿美元，支持高中缩小学校规模，采用小班授课制，提高教育质量。2.加强教师职业培训，这是保证小班教学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小班化教师的培训不能只追求形式，而忽视小班化教学和教师专业素养的特殊性。美国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如1999年启动的联邦小班化教学改革中，许多学校将学科培训作为对小班化教师培训的主要形式，这不利于小班化教学中教师专业发展。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分析小班化教师的专业发展，设计适合的教师培训的目标与内容，并建立与小班化教师专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保障，提高教师在小班化教育教学中的专业素质和能力。3.追求效益的同时，注重教育的公平。对最需要小班教学的贫困学区给予特殊投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市安排了700多亿元，绝大部分将投入基础教育。因此，包括小班化改革等在内的教改项目有了财政保障，特别应注意向弱势群体和贫困学生倾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4.政府采取灵活政策，使项目经费充分发挥效益，提高教学水平，并灵活解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难题。美国在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不少人抱怨投入多实效少。我国对教育投入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必须注重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减少经费和资源的浪费，切实提高小班化教学的效果。

第二篇：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在社会学课上，我们观看了两集《大国崛起》关于美国部分的纪录片。很早之前便听说过这部著名的纪录片，这次不仅见识到了美国迅速崛起的三百年历程，更加深刻地觉醒到美国崛起过程中政治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就像高中历史学的一样，影片介绍了五月花号上的英国人们踏上了美洲的土地，独立战争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他们带着从欧洲传来的先进科技，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虽经历了南北战争，但很快便迎接来了电气时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又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打下良好基础。之后由于自由竞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罗斯福总统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另一位罗斯福总统，他的罗斯福新政用著名的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再次拯救了美国经济。二战对美国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使得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美国的发展在于机遇，虽然美国有源自欧洲的工业基础，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美国的不菲的利益。而中国现在无疑是经济大国，却称不上是经济强国。中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弱、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并且，中国国内存在着相当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大而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而环境污染严重也是困扰着我国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极大，大批失业人口，胡福总统以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使社会问题得以解决，但是这种放任政策却使问题更加严重。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了宏观调控，事实证明这种适当的调节比起放任不管政策有效。而对于我国存在的问题，政府加大宏观调控是必行之策。罗斯福新政从金融方面开始，挽救银行危机，改革与开始管理金融制度。我国国内如今的物价等问题都可以通过金融制度管理来得以控制，并且缩减政府开支，而不是在召开各种大会上肆意使用纸电等资源。其次对工业和农业进行调节，罗斯福进行了工业复兴法，而中国工业虽蒸蒸日上，但却面临着破坏环境等问题，这是需要发展工业的同时所注重的问题。至于农业，中国农业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口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不仅要注重农民工在城市的问题，也应该注意农民工外来务工而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再次罗斯福对失业进行救济，建设公共工程，对安抚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作用。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此举毫无疑问地缓解了失业问题对社会的压力，于国于民皆利。最后罗斯福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行之有效，我国在此方面做的很好，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都日渐完善，连我们大学生也参加了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社会的平衡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虽然只有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却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占领者主导地位，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也迅速发展，在世界地位上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距离美国仍有遥不可及的距离。这与时间和机遇是分不开的，我们一定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赶超行动，而是在借鉴美国经济发展的教训和经验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三篇：大气污染防治：美国对中国的启示

大气污染防治：美国对中国的启示

在空前的公众关注中，中国迎来了应对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机遇。赵立建、徐楠对中美防治大气污染的不同制度方法，进行了分析对比，认为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很难应对如此严峻的挑战。

中国正遭受着严峻的空气污染危机。日前，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早死人数预计将高达8570多人，空气污染与哮喘和肺癌等疾病脱不了干系。

中国的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在对煤炭的依赖与日俱增的同时，空气污染也再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增加了约40％，这意味着即便是年底十二五计划（2011年-2015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10％，2015年的水平仍旧高于2005年。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应对空气污染这一问题，实施了公布城市空气质量指数、修改标准引入PM2.5和臭氧引指数等一系列措施。但是，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化进展和越来越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这对应对措施未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州实施计划”vs.“蓝天数”

在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伦敦烟雾、洛杉矶烟雾等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也曾是恶梦。根据美国环境署2011年最新的划定，美国仍有18个州的121个县不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如果纵向对比今天的中国和30年前的美国，二者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存在着引人深思的差异。

“蓝天数”在中国是一个衡量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但多“蓝”就算“蓝天”？

根据美国《清洁空气法》，美国环境署针对不同的单项污染物划定达标区和非达标区，所以美国有臭氧非达标区、PM2.5非达标区等。这些地方的政府将被要求制定空气污染防治的“州实施计划”。在“非达标区”，新建项目排放非达标的污染物或其前体物（形成污染物前一阶段的化学产物），必须采取最低排放技术，同时必须对新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等量替代，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关闭工厂、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的减排量来完成。已经存在的排放源，则通过排污许可证的形式，不断削减排放量。一般情况下，每年3%的削减目标，会分配到当地所有企业身上。

在中国，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也规定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必须制定“达标规划”，很多城市也的确有“蓝天工程”，但是并没有一个经上级环保部门批准的程序。而在美国，如果“州实施计划”当时得到了环境署的批准，计划也落实得很好，但是最后还是没能达标，那么地方负责的官员是没有责任的。中国单纯侧重“蓝天数”的考核，很容易带来监测数据的扭曲。

此外，中美两国的标准还有“动”、“静”之别。

中国制定一项污染物排放标准后，规定排放限值和实施时间，就会一直实施下去，直到再次修订。这就很不利于在标准修订之前调动相关企业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而美国的排放标准是一个动态体系，要求新建项目须采纳最佳可行技术，在非达标区新建项目还必须采纳最低排放技术。拥有先进环保技术的企业提出的适用技术，如经当地环保部门和项目单位认定是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低排放技术，则新建项目必须采纳。环保技术公司由此具有创新动力，因为有利于占据市场。

中国如果借鉴这样的政策，可以通过改变排放标准体系进行要求，也可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要求。

更难的题

中国在2012年修订了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空气质量改善的措施。然而新的标准仍然只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第一阶段过渡值，还有更严格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过渡值，以及指导值。即便如此，在新修订的标准下，目前至少有2/3的中国城市不能达标。

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起步晚，能源和产业结构让这个目标更为艰难。中国是世界上煤炭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而美国的煤炭消费正在逐年减少。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每年新增的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巨大。仅十一五期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就增加了40%左右，这意味即便到十二五末期氮氧化物排放成功降低10%，2015年氮氧化物的排放水平也不能回复到2005年的水平。

美国环保署有公务员18760人，其中负责空气质量管理的人员1400人，各州、县、城市都有相应的人员。以加州为例，空气质量管理局有1273人，35个空气质量管理区又都有自己的管理人员，员工数量3000人。而中国环保部共有有几百人，其中负责大气污染防治的是很少一部分。如果按人口数量或者污染源数量同比例安排环保管理人员，其数量与现在相比将不是一个量级。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财政支出很少支持企业治污，认为这是企业的法律责任，而政府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和法律环境。

美国企业的违法排污罚金可达25万美元/每天，同时没收违法所得经济利益，如果因此造成环境损害，还会有民事诉讼和公益诉讼追究赔偿。相比之下，中国的违法成本要低得多。

目前，中国公众对空气质量要求明显提高。如果要在2025年使全国约80% 的城市达到标准要求，则需要在每个5年计划内使各地的PM10和PM2.5平均浓度降低10%～15%。由于PM2.5的来源既包括由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颗粒物，又包括由SO2、NOX、VOCs、NH3等气体在大气中转化形成的二次颗粒物，因此必须对这些排放物的气态前体物进行持续减排，每个5年计划的减排幅度至少要达到15%。这个目标幅度远高于“十一五”和“十二五”中国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任务的要求。目标之艰巨足可想象。但是鉴于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巨大负面影响，中国完全应该以更快的速度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科学技术的研究已有积累。美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早期，并不十分了解污染的各种来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把VOC（挥发性有机物）认为是地面臭氧（光化学烟雾）的成因，后来才认识到氮氧化物也是臭氧的一个重要前体物。此外，针对各种污染源的排放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如燃煤电厂的脱硫、脱硝、除尘等，先进的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结合清洁的燃油，能去除机动车尾气中的绝大部分污染物。经验表明，中国可以利用自身成本优势，使这些技术的应用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能否建立一套有效的法规和管理体系？并确保可以实施。

第四篇：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王喜梅 张桥云 时间：2013-04-22 浏览次数：0 次

当前我国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都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如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让每个公民拥有更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社会力量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治传统较久，在社会管理领域有多年的实践，其经验对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社会管理的理念与特点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分化、秩序紊乱等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美国以“进步运动”和“新政”为代表进行改革，以反垄断、保福利推动社会建设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从关注贫困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它通过“社区干预”等社会工程以及较高的社会福利，向国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解决社会矛盾。近年来，美国的社会管理把社会保障、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探索善治架构下的社会管理，建立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以及认同之上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国社会治理的理念是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确立社会共识，制度的重心在于形成多元责任主体，从单独依靠政府的能力转变为借助其他主体的能力和资源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将其他主体作为治理中的伙伴。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因而美国的社会管理是一个政府力量与市场、社会力量互相适应和增权的过程：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中，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将更加公正，国家权力也获得了稳定的合法性。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发展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大

社会保障是美国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通过合理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有效调节，从经济基础层面稳定社会和调节利益冲突。美国自“罗斯福新政”立法以来，政府担负起了保证每个美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安全网。

目前，美国联邦财政中，各类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一般保持在46%—52%之间,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支出占总支出的34%以上；其公共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超过16%，最高达18.2%，这充分说明了美国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性。从1972年到2011年，医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3.6%上升到15.6%，医疗补助从2%上升到7.6%，收入保障（包括失业补助金、补充保障收入金和其他福利金）从7.1%上升到11.2%。2011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有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保障了民众的生存、安全、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二）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社会管理中鼓励社会组织、依靠社会组织为民众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自律、志愿性组织，其功能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维护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区的利益、支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当政府与商业部门的中间人、提供宪法禁止政府从事的服务、监督政府与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需要等。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占全部社会服务的一半。[1]

在美国社会管理过程中，将非营利组织和私人部门纳入进来，不仅使得最困难的人群得到救助，而且使得参与各方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体现了一种机制性的社会责任关系。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外包、补助制度、抵用券制度等方式将一些公共服务转移给非营利组织，从包揽社会事务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主要发挥监督者和设计者的作用，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使公民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事务，促使政府倾听民意，从而凝聚民心、安定社会。

（三）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融合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开展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社区组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初步形成，到60年代基本形成了政府指导监管、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的运作构架。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种族复杂的国家，社区建设是美国政府满足社会需求、应对社会挑战、实现民族融合的主要方法。社区建设与管理在美国已经比较系统和成熟。政府对社区的规划呈现出明确的计划性和目标指向，每年都对社区建设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参与社区建设的非营利组织不仅直接提供服务，还多方筹款，通过社会捐助、收取有偿服务费等方式解决社区发展方面资金不足的问题。

最初，美国的社区管理强调国家、地方和社区各种服务机构的协调和联合，社区资源和人的需求之间的平衡。20世纪后期，社区建设开始强调广泛的社区参与，强调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我依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社区干预”主要是对贫穷、失业、犯罪和环境污染进行干预，更好地组织社区福利服务，从而使社区具有生命力。当前，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高企，年轻人离开所在社区寻找新的工作，造成大城市拥挤、小居民点精英流失等。[2]因而，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成为社区管理的主要任务。

二、美国社会管理的案例分析：住房保障

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安心。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是美国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美国国会在1949年通过的《全国可承受住房法》中，提出了美国住房保障的总体目标是“让每个美国家庭能够承受得起一套环境适宜且体面的住房”。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美国住房保障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相结合，既遵循政府介入住房的理念，又不大包大揽；既有政府适度的社会保障，又由居民尽其所能负担住房消费。如今美国的住宅自有率高达68.8％，白人住房自有率高达75.2％，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等少数族群住房自有率也提升至50.9％，人均住房面积达65平方米，住房保障政策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一）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解决住房短缺的难题

1929—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住房供给不足，贫民窟状况的恶化致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社会动荡。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住房短缺严重，带来大量社会问题。为此，联邦政府通过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1937年，联邦政府出台了《美国住房法》，建设公共住房作为一项独立且长期的住房措施被通过，正式确立了“联邦拨款资助——地方具体实施”的公共住房计划实施方法。公共住房计划在短期内迅速地增加了城市住房存量，快速缓解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不足问题。到1969年，公共住房总量是79万套，并在1994年达到顶峰，共计140万套。政府不仅要在建设公共住房项目上投资，还要在设施维护及配套项目上支出。1969年的联邦运营补助为1490万美元，1979年上升到7.2亿美元，1993年为25亿美元，2003年达到了35亿美元，2008年上升至45亿美元。[3]

（二）政府支持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建廉价房

二战以后美国城市化出现了新的现象：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离开城市，而贫穷的工人和少数民族涌入城市，城市的住房短缺仍比较严重。许多地方和州政府开始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实施新的住房计划。1959年，联邦政府开始了第一个完全由非营利组织实施的为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住房计划。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负担，政府为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为低收入家庭开发廉价房。联邦资助有两种形式：一是提供低息贷款。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以低于1%的贷款利息获得贷款，与市场利息差额部分由联邦政府补贴，因而可以提供廉租房，使低收入群体以较低的租金获得住房。二是通过税收激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比较典型的是低收入住房税收优惠证（LIHTC）计划。该计划针对供给端进行税收抵免和补贴，且直接与住房项目挂钩。运作的基本模式是：美国国内税务署每年向各州政府分配税务返还额度，向参与新建、改建低收入住房的开发商提供联邦税收优惠证。每个州要提供至少10%的份额给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开发的住房。

获得税收优惠证的开发商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项目单元分给低收入家庭：至少20%的单元提供给不高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50%的家庭，或者至少40%的单元提供给低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60%的家庭，且这部分住房的租金不得高于租户家庭收入的30%。项目要保持廉价期15年。随着这一税收补贴项目越来越为市场所熟悉，特别是成为国家税法的永久项目后，税收补贴在投资市场上价格上升，因而能够显著提高工程开发的权益成本，减少对其他来源的资金需求，使得住房项目可以服务于低收入家庭。

（三）政府利用灵活的补贴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满足多元住房需求

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战后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失业率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住房领域的矛盾由供给不足向支付力不足转变。政府从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两个方面，充实国民可支付住房的供给，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一是租房补贴，即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的房租补贴，提高其租房支付能力。如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租金证明计划。在该计划中，符合资格的租房者可以从地方住房管理机构获得租金证明，到市场上去寻找符合美国住建部规定的质量等级和租金限额的住房。地方住房管理机构限定租房者可以选择的区位，在总租金中，租户只需支付不超过家庭收入25%的租金。后来，该计划变更为租房券计划，在总租金中，租房者支付不超过自身收入30%的租金，在政府规定租金范围内的租金差额由政府发放的租房券来支付。[4]政府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提高了住户的自由选择度，满足了不同的消费偏好。二是购房补贴，即政府以补贴、减税和金融政策鼓励购买自有住房。对利用抵押贷款购买、建造和大修自己房屋的家庭，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减免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对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还可以减免所得税和财产税。

（四）以社区为平台缓解住房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

1.通过《社区再投资法案》，减少对弱势社区和有色人种的贷款歧视

美国的住房保障政策不仅体现在通过减税刺激私人投资于低收入家庭住房，同时也体现在致力于降低限制低收入者和有色群体的住房选择范围和机会的借贷门槛。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增加了银行给弱势社区提供服务的动力。这一法案规定，若银行不为低收入地区、低收入群体提供贷款投资服务，那么它将不被允许并购、开新的支行或参与其他受限业务。因此，该法案帮助低收入或有色群体的房屋所有者和社区增加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房地产市场和抵押贷款市场上对

美籍非洲裔和其他有色群体的歧视。

2.力推“希望六号计划”和“自主选择社区”项目，改善贫困集中的问题

美国公共住房经过多年发展解决了大量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种族隔离、贫困集中、暴力犯罪严重等，一些公共住房陷入了严重衰败的境地。美国国会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拆除破旧的公共住房，代之以设计新颖、低密度、高质量的社区住房，并提供较好的社区和支持性服务，吸引较高收入居民入住，达到促进经济融合与贫困人口分散化的目标。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启动了“自主选择社区”项目，取代“希望六号计划”，振兴极度贫困地区，并与学校相结合，改善儿童的成长环境。

3.通过包容性分区规划和不同收入居民的融合增加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由于集中管理贫困人口的社会成本较高，美国采取了将低收入家庭分散纳入富裕社区的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帮助公共住房住户和特别低收入的家庭搬进中等收入社区；二是将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安排在同一社区。包容性分区规划鼓励并要求开发商将其建造的住房中的一部分指定给中低收入家庭。截至2004年，美国已经有约600个主要城郊社区实行了一定形式的包容性分区规划。此计划在几乎不用任何公共支出的情况下，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房并增加了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三、美国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在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增加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评价一个政府是否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要看其财政结构。美国政府积极扩大公共财政中社会发展支出的比例，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服务需求，力图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目标。如2010财年，美国联邦财政中住房保障方面预算支出为395.35亿美元，如果加上政府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总支出可达到9363亿美元。

从中国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下，地方政府在GDP和财政收入方面展开竞赛，以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总量的偏好，更多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支出严重不足。在住房保障问题上，中央政府在对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支出责任上存在软约束，实际支出规模很小，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和供应的积极性也不高，造成政府对住房保障建设投入不足，没有制度化的预算保证。

社会管理重在做好源头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因此，政府要加快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基本目标来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改革现有的公共财政结构，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要向落后地区倾斜，向社区建设领域倾斜。需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重叠交叉的事权，要明确划分并形成共担方案，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对于住房保障的投入和土地供应，从而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缓解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的困境。

（二）注重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与协同合作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力独自包揽全部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需要通过与私人及非营利组织合作，建立起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在美国，民间组织主要从事政府和市场无法顾及或不能完全做好的事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社会公众广受其益，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措施，将社会力量整合进了住房公共目标之中，有利于提高民众的住房消费水平。大部分非营利性住房机构都致力于无限期地保证低收入家庭有可负担的住房。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常常致力于为最贫穷、最需要的家庭服务，并且除了住房以外，还提供就业咨询、小孩看管、教育等一系列支持性服务。

中国目前社会管理仍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社会组织弱小，社会自治力量难以激活，社会组织不足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政府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也需要培育、磨合，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目前我国政府在保障房的提供中包揽过多，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政府应转变理念，创造条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目前相关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粗线条的制度设计很难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主要的担忧是利润难以覆盖风险、退出机制缺位、政策不确定。因此，政府应建立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减少社会力量在融资、建设、销售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三）鼓励公众参与社区管理，重视保障房社区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美国的经验表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针对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解决问题，让居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社区管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区的共同归属。人民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我国目前社会管理协同不够，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不够成熟。轻视社会协同，会导致政府习惯性统管一切。社会管理服务的重心在社区，我们要紧紧抓住社区这个支撑点，注重发挥社区在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基础平台作用，推进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培育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注重发动群众自我管理，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的品质生活共同体。

保障房低收入家庭多、空巢老人多、残疾人和病人多，社区管理难度更大、更特殊。保障房社区管理也是一场社会管理变革，必须把公共服务、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引入保障房小区。创造性地开展社区服务，促进不同职业、文化背景群体的和谐相处，是住房保障工作的最终目标。应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管理，建立由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机构、居民代表参与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使行政机制、市场机制、自治的社会机制在社区内有机整合，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整合、排忧解难功能，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探索建立“政府指导、小区自主、市场运作”的物业管理或准物业管理模式。

（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应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美国内战后，伴随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0年的5.1%跃增至1920年的51.2%。人口激增，城市房屋无法满足需求，致使住房十分拥挤，住房短缺带来大量社会问题。美国政府通过投资建设公共住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缓解社会矛盾。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心城市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人口和产业外迁、“产业空洞化”的阵痛后，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完成了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换和升级，走上了复兴之路。部分白人中产阶级居民向中心城市回流，使房租和房价加速上涨，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的金融和税收支持显著增加，以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面对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还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流动人口已达到2.2亿。而在目前“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下，流动人口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未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非正规”移民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强化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区隔，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市民化不相适应。特别是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大部分城市的住房保障只向户籍人口提供，住房难题导致这一群体的压抑感、漂泊感、焦虑感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中国的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从制度上、社会福利上、利益结构上、观念上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在住房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稳定劳动力供给以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五）社会管理要统筹规划，政策设计要有前瞻性

社会管理要增加政策的前瞻性、超前性，要统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针对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整体规划，避免引发社会矛盾和增加后续政策纠错成本。在这方面，美国有深刻的教训。在公共住房项目中，美国1937年的立法明确规定公共住房不得与私有市场上的住房竞争，项目建设有严格的资金限制。为了不超出建设预算，建设中追求成本最小化，建筑材料是次等的，施工也是粗糙的。公共住房建设的成本节约措施后来被证明是极其短视的。粗制滥造的建设常常使得后期的维护和修缮费用非常高。破败的公共住房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贫困的集中。另外，最初的立法还影响了公共住房的选址——使得公共住房多座落在低收入、通常有少数族裔居住的社区，也造成了贫困人口集聚和种族隔离，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如20世纪60年代以黑人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不断抗议住房条件引发骚乱。贫困集中引发复杂和持续的城市社会分裂问题，还因为穷人聚居地区消费和纳税能力低下而导致该地区商业与公共物品投入匮乏，从而形成城区败落的恶性循环。糟糕的质量、管理和治安，以及用于更替磨损居住系统和进行必要维护的资金不足使得公共住房逐渐成为弱势群体和穷人的避难所，贫困度越来越集中。1950年公共住房的居民平均收入约为国民平均收入的57%，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不足20%。[5]

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完成中央下达的保障房建设数量指标，一味强调进度，尤其是在地方建设资金不足、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进度冲动难免埋下质量隐患。一些地方因工期过短，保障房建设中施工、监理、建材等一系列企业招投标流程被弱化，致使建设质量监管流于形式。另外，因为没有上级的相应考核，地方政府对如何利用保障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在决策中对保障房的布局没有规划统筹，项目没有经充分的科学评估和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在保障房周边，包括交通、购物、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设施在内的居住条件并不完备。从长远来看，不重视统筹规划就会出现资源浪费、贫困集中等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社会管理角度做好前期规划设计，同时兼顾补充住房缺口和降低贫困集中这两个目标，要注重观念的转变、要素的集成、资源的整合、方法的改进，努力破解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和保障方面的困扰，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后续政策纠错的成本。在选址和土地供应环节上着眼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避免形成大规模低收入人群过度集中的地区，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适度混合，通过公共权力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学习美国，在商品房中配建保障房，降低建设、生活成本。

（六）引入市场力量时要做好制度设计，避免私人部门的道德风险损害公众利益

政府利用市场主体的体制、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市场主体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市场、政策优惠、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来追求盈利目标。但市场机制被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后，仍难以摆脱市场缺陷的内在制约，特别是存在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结合的危险。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在运用住房金融市场实现住房公共政策目标时，为提高效率而过度依赖市场的力量，反而影响到政府公共目标和公众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市场力量监督不力，在利益的驱动下，经纪人向借款人恶意推销贷款，评级机构刻意提高产品信用等级，加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影响了消费者利益。联邦储备银行的两个监管机构还阻止了地方政府试图限制次级贷款创新过滥的行为。[6]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新增数百万失业者，同时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被批评为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危机的制造者。美国民众打出“控制华尔街”，“99%反对1%”,“大富翁，你的末日到了”等口号反对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由纽约走向全国，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

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一方面，政府要关注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可能借助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监督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目前我国保障房面临融资难题，如何利用金融创新，将僵化的政府直接主导型融资方式转化为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运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与之配套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避免市场的逐利性影响到公共利益。

注释：

[1] 丁元竹《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和对中国的启示》，载于2005年12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

[2] 陈爱蓓《西方国家依法推进社会管理的理念、路径及其借鉴》，载于《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3] 相关数据参见 R.Allen Hays，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Urban Housing，Albany，NY:Sunny Press，1995；

G.A.Byrne，K.Day & J.Stockard，“Taking Stock of Public Housing.Paper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 Directors Associations”,see http://www.xiexiebang.com/doc/FY10presidentsrequest.pdf.2009c.[4] 宋博通《从公共住房到租金优惠券——美国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演化解析》，载于《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4期。

[5] M.K.Nenno，Ending the Stalemate：Moving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s Future，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6.[6] D.Immergluck，Foreclosed：Highrisk Lending，Deregulation，and the Undermining of Americas Mortgage Market，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五篇：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启示

自2006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到今天，终于蔓延熊熊大火，开始肆意的燃烧。尽管美国政府甚至美国主要盟国都在尽力地想办法扑灭它，尽管世界各国都期待它朝好的方向演变，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场大火燃烧到何时？蔓延到什么程度？而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现在包括美国本国以及外界都有各方面的说法，有的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监管不严导致金融衍生品的过渡发展，另外一块是美国国家居民过渡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一些说法认为是，由于过去长期低利率的问题导致了社会最终爆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从有些专家的研究来看，其实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它爆发的影子是由于价格泡沫所引起的。在明确严格说，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可能现在美国政府给外界一种观点，是由于房地产金融衍生品泛滥，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出现，其实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误导，因为试图以一个抽象的，在广大民众中，或者投资人中，以抽象的概念想讲实质问题转移和扩大化。且不论到底哪种说法正确，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全球各个国家。

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联系到中国的国情和长期经济发展变化态势，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此次危机呢？或者我们可以得到那些启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否是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工业化、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以来，长达一百余年的经济繁荣期的“拐点”？进一步说，以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心开始新的转移了，美国开始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的路了。这就是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开始，是大转型、大调整的开始，固然它不一定会出现1929-1933年那种信息不发达时代的惨烈危机，但它的出现却相当于英国1840年前后的危机，意味着一个极盛帝国的命运开始转折。性质和类型与以往的危机绝然不同。如果不看清这一点，所有的分析往往会一叶障目。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萌芽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克林顿新经济发展的极度繁荣之后，美国失去了未来经济发展主导的方向，于是，一方面对外制造祸端，让世界的痛苦而延缓和承载本国的危机，于是先后点燃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二次发动伊拉克战争、发动南斯拉夫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自然还有遏制“中国威胁”的全球战略的实施等，这些频繁的战争及给世界带来的麻烦，本质上都是为了美国经济延缓衰退；另一方面在国内则透过金融工具引导世界参与一起制造泡沫经济，维持这种虚假的繁荣。

第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利大于弊，是中国的大机遇。“此消彼长”，中国三十年厚积薄发，正进入百年长期繁荣的初期或上升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的危机正是中国的机遇。”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并没有某些专家所说的那么严重，应以积极乐观辩证的态度看它的发生和演变。中国应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而没有必要为别人的过错和痛苦而忧心冲冲。

第三、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和市场大转型的强大推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快速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当头一棒，从此提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于传统体制支撑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中国各地具有顽强的根基，因此，十年过去了，不少地方“扩大内需”根本就是一句口号，还没有放到具体政策落实上来，而是继续在扩大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显然，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容不得某些“以出口为荣”的地方领导再片面追求“外向型”了，强大的压力必将近推动各地政府从此开始真正重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甚至发动类似于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尽管这已经是“迟到的革命”，但毕竟它的发生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从此真正奠定中国最大经济强国的市场基础。同时，那些具有盲目外资崇拜倾向的地方政府领导也应该开始觉醒了，应全面重视开始审视如何挖掘国内的民营资本力量，并将它融入到本国的经济成长中来。

第四、所谓“救市”往往是“打贫济富”而不得人心，应尽量避免让穷人为富人买单。在一个国家，富人的“话语权”和影响政治的力量比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强大得多。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受伤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显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显然空前强大，甚至某些财政部官员就是华尔街出身，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救市”被一再施用。尽管出现类似于“一百二十名专家反对信”甚至众议院否决，但最终还是“扭不过”世界最大的“金融寡头”结盟下的强大力量。市场的合理逻辑是，既然这些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繁荣的高涨期赚取了大量钱财，并以错误的决策和方式导致今天的结局，就应该为这些错误买单，理应为此付出代价。救市：永远是对错误的鼓励。怎么赚钱是富人的事，亏损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我的看法是，危机就是对这些决策和行为的另一种“回报”，是一种合理调整的必然，“救市”往往是下下之策。

第五、在危机处理中，政府往往会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在反对美国政府“救市”的观念中，相当多是质疑政府的“救市”能力，即是否救得了？要知道，现在的危机形成政府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政府能否扮演出“点火者”和“救火者”的双重角色？显然，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市场背景下，所谓政府“救市”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政府不能臵于危机不顾，必须进行“危机处理”，但危机处理不等于“救市”。“救市”是以一种“救世主”的态度来行事的，而“危机处理”则是以危机当事人的身份尽量化解危机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约束，就常常做出超出自身权力和能力范围的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政府作用，如何尽量以制度化的方式约束政府行为并约束政府放大自身的权力，是经济民主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六、美国金融危机是否说明中国的资本证券化道路走得过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资产货币化”道路，然后在“货币资本化”道路却由于“重外资，轻内资”尤其是轻视民营资本而进行得十分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外资主导下的工业化进程，民营资本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而得到有效成长，受到多重抑制。可以说，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一。

第七、中国金融实际部门和学术界有一批盲目迷信美国金融的“崇美派”。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把“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程作为最核心的升学考试课题，因此，许多高学历以及留学人员都是这两门课相当好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尤其是中国数十万英语老师，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英语和了解美国上，因此，他们无形中不自觉地“言称必美国”，无形中充当了“亲美派”的角色。

第八、大学的专业设臵盲目追赶世界一流，模仿美国大学，危害开始显现。虽然我不反对金融创新，但对于这类金融工程技术在中国的实际可行性则一直是怀疑的，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无须在大学里开设此类专业培养此类人才。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设臵中，居然形成了一股“金融工程”的热潮。但愿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这股热潮泼点冷水，给它降降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大学专业设臵脱离社会实际以及盲目随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能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对内需关注是加强，从近期，包括刚开的党代会，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制造内需点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国正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和自然界严峻挑战，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

参考资料：时事与政治相关论文——整理稿

200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