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小编整理]

第一篇：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经济管理1105051殷永顺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及繁荣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文化艺术产业；二是图书出版产业；三是电影电视产业；四是传媒集团产业；五是音乐唱片产业；六是旅游游乐产业。总体而言，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处于顶峰，他国难以望其项背，其文化产业如此强盛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产业意识高。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洞察到文化所蕴含的潜在价值创造力，利用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进步，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优越的政策环境。目前，现在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每年在700亿美元以上，美国艺术产业规模已达170亿美元，相当于本国汽车业总产值，美国的音像产品仅次于航天航空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的40%，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目前美国影视业、图书业、出版业、音乐唱片业已建成庞大的全球销售网络，控制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销售网络和众多的电影院、出版物机构和连锁店。而就中国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还没有把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认识不到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文化的产业意识不强，极大地阻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资金来源广。同其他产业一样，当文化产业的商业价值越发凸显时，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加以开发和扶持，才能发挥出产业效应、创造价值。由于美国一直倡导宽松自由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因此，美国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广，包括个人、私营企业和政府三个方面，其中个人和私营企业投资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1997年，美国仅在艺术业(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的资金注入就高达175.83亿美元，而同时期中国对文化产业的总资金投入仅是1.22亿美元。《泰坦尼克号》的总投资近2亿美元，但它的全球票房却高达18亿美元。由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等多种资金渠道，美国文化产业资金来源广，产业发展更具活力、更显多样化。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政府资助。

文化资源转化率高。美国建国的时间并不长，本身的文化并不厚重。然而，美国文化产业能够覆盖世界各地，其文化企业能够成为世界文化市场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是与其极高的文化资源转化能力分不开的。美国文化产业利用极其雄厚的资金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每年从世界各地吸收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以此源源不断地给美国文化产业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从而确保美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中的龙头老大的地位。例如，2008年由美国梦工厂制作的《功夫熊猫》，这部是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功夫熊猫》的故事以中国为背景，由景观、布景、服装以至道具均充满中国元素。在全球取得了6亿多美元的票房。这表明美国文化资源转化能力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另外，美国通过影视、音乐等媒介形成一定的“文化印象”后会很快地发展其配套的附加产品及服务。比如，美国好莱坞大片给我们带来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电影人物、电影场景。针对这些电影人物、电影场景，美国能够推出众多的玩具，生活用品，甚至旅游景点。例如：位于洛杉矶的环球影城，迪斯尼乐园等等。这些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相关的文化产业的更全面、深入的发展，也进一步宣传了这些电影，卡通本身，使其更具文化的“沉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地城市面向世界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科技转化快。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表明，高新科学技术将广泛应用于文化产业，带来文化内容、形式、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占出口总量的很大份额。技术得以成功转化并加以有效利用是美国文化产业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版商和音像产品生产商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销售平台，销售收入激增。同样，迪斯尼通过技术转换，年收入由85亿美元上升到225亿美元。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高科技的运用，正全方位地影响着美国和全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电脑特技已成为美国创作的主流，是确保票房满座的最大卖点。同时传统的媒体也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不少报业集团逐步走向衰退，而网络版成为阅读新闻的主流。由于美国报业市场程度较高，所以转化起来非常快。

营销策略新。美国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使他一直在市场开拓中独占鳌头。其“海外市场开拓”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起初，美国文化产品主要是拉动国内消费，满足消费需求。当国内市场竞争日渐白热化，美国扩展海外市场以求获

得更大的利润。1980年，美国电影业收入的70%来自国内票房，开拓海外市场后，美国海外票房年增长率为6%～7%，目前美国国内票房只占总收入的35%。美国营销策略的成熟不仅体现在开发海外市场，他们对市场调研也极其重视，从而为市场开发提供决策借鉴。

创新意识强。仅200年的发展历史不能让美国形成自己的文化，其文化底蕴并不深厚，这就注定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失去了自身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一个企业得以长存的保证。美国借助其他国家的悠久历史，靠着创新，打造出一个个新的形象，抓住市场机会。

政策很宽松。美国倡导的自由经济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的15个内阁级部门，没有一个部门负责文化产业发展的监管，“无为”和“零管制”是美国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执政原则。“无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完全无所作为，放任不管。相反，政府在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环境的同时，提供了各种软硬件支持。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一些重要的独立政府机构，如人文与艺术国家基金会(NFAH)、人文与艺术联邦委员会(FCAH)、博物图书馆协会(IMLS)纷纷成立，直接出台各种支持性政策，为文化活动或生产提供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服务。

美国政府提供的优越政策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支持，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专用款项，定期拨付给各个独立机构，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二是税务减免，对那些投资或捐赠文化产业发展的私人或企业，政府将减免部分税务。基于此，美国文化产业发展资金43%来自个人或企业；三是吸引文化人才，美国政府一直对文化人才开启绿灯，1990年，美国成功引进来自苏联的10万文化精英人才，其中3万人定居美国，1 500人对美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篇：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社会工作是指将专业知识与方法运用于工作场所，关注工作环境中员工的人性和社会的需求，通过设计和执行适当的干预措施，以确保健康的个人和工作环境的实现。其起源于欧美，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社会工作最早发展起来的实务领域之一。本文试图梳理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以期对我国有所启示与借鉴。

摘要：从19世纪开始至今，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经历了发起和衰落、再次出现与发展，以及近年来的新变化等阶段。分析每个阶段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和相关的论题，将在四个方面对中国有所启示和借鉴。一是企业社会工作在应对劳动问题上有优势，我国应重视这一领域的发展；二是政府应加强与完善劳动立法，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三是以工会为依托，推进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四是加强企业社工专业教育，提升实务工作者的能力。

关键词：企业社会工作 福利秘书 员工协助方案

作者简介：王晓慧(1979-)，女，汉族，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张婷旖，首都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企业社会工作是指将专业知识与方法运用于工作场所，关注工作环境中员工的人性和社会的需求，通过设计和执行适当的干预措施，以确保健康的个人和工作环境的实现。[1]其起源于欧美，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社会工作最早发展起来的实务领域之一。本文试图梳理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以期对我国有所启示与借鉴。

一、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起源

企业社会工作在早期被称为工业社会工作(Industrial Social Work)，第一位工业社会工作者出现在1875年。匹兹堡的海因兹公司设立福利秘书一职，由阿姬·杜恩(Aggie Dunn)女士为公司的年轻女性员工提供服务。自此之后的约半个世纪里，工业社会工作经历了发展和衰落的阶段。

研究者波普尔(Popple)追溯了从1875年至1930年间，社会工作在商业和工厂中的发展历史，并识别其衰落的原因。他认为，福利秘书的出现与当时美国工商业领域内的福利运动密不可分。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工业规模扩大，劳动力构成发生改变，女性、移民更多地被雇佣。与此同时，劳工装病、破坏机器、流动的比率也增高了，更多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资本家开始想办法满足工人的需要，为工人提供一系列福利项目，比如在企业内部建立非营利的餐厅、商店、公寓、诊所，为女工们提供健康有益的娱乐项目。[2]这些福利项目需要雇员来执行，福利秘书职业应运而生。1900年之后，福利秘书人数开始增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1919年的调查显示，美国的431个大公司中，有141个雇佣了至少一个全职的福利秘书，154个与外部机构签订了社会工作服务合约。[2]

从事福利秘书工作的多为女性，她们通常具有教师或护士的背景，一些人有在慈善组织工作的经历。为雇员提供服务时，她们经常使用个案工作方法，解决工人的个人问题，如给予个人正确着装的建议；当工人遭受主管不公待遇时，介入调节；疏导工人的情绪等。也会使用小组工作方法，在工人中开展教育性的、娱乐性的、社会化的、性格塑造的小组活动。她们的工作还包括一些行政职责，比如管理所有雇员福利；培训、雇佣和解雇雇员；分配工作、定工资薪酬水平等。[2]

百货商店、纺织厂是福利秘书们主要的雇主，她们主要为女性雇员服务，后来扩展至移民及整个工作群体。虽然福利秘书给予工人不少帮助，但她们实质上是企业主管理工人的工具，所以工人不信任福利秘书，劳工组织也对她们的工作有强烈的指责。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福利运动衰退，加之工会的反对，福利秘书被人事经理取代了。当时这个领域社会工作的教育更偏向于讲授商业管理类的课程。1920年一系列社会工作研究都提到了工商业里的社会工作，都认为它属于商业管理。[3]

二、企业社会工作者的再次出现与发展

福利秘书一度销声匿迹之后，美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在二战期间再次出现，为期较短。社会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入到企业中。不同分支的军事服务雇佣了专业受训的社会工作者，处理军事人员与工作有关的许多问题。[4]最广为人知的是全国海员工会和联合海员服务的联合项目。伯莎·卡彭·雷诺兹(Bertha Capen Reynolds)是其中特别有名的社工，她及同事们提供的服务，成功地得到了海员和家属认可。1945年战争结束，企业社会工作又再次衰退。

美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随着员工协助方案(EAP)在企业的推进，大量的企业社会工作者开始进入工作场所。[5]EAP为雇员及其家庭提供咨询，处理包括情感、婚姻和行为—医疗问题。[1]据美国国家事务局统计，全国的EAP项目在1950年代不到100个，到1987年，则有10000个。另一个评估显示，在1986年，有12000个咨询项目服务于超过三分之一的普通劳动者。[6] 企业社会工作者大规模的出现与三个因素有关。首先，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与工作场所有关的法律，《职业安全健康法》《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就业年龄歧视法案》和《民权法案》的第七章以及《职业康复法案》的第五章对雇主和工会提出了新要求。[7]这些制度影响了雇主对待雇员的方式，是企业社会工作出现的必要条件。其次，美国劳动力构成发生了巨变，女性、少数族群、残疾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妇女在其中的增长率很高。据统计，1960年或两个特定的问题，比如酗酒或药物滥用。第二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是37.8％，1977年则攀升至48.4％。男性的参与率则从1960年的84.0％降到了1977年的78.3％。同期已婚有小孩妇女的参与率增加了一倍多。[8]女性传统角色发生了变化，冲击了原有的家庭安排，家庭生活压力增长，离婚率上升，小孩需要照顾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再次，工人不再只有经济方面的需求，他们希望被平等对待，既有经济方面的需求，还有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需求。不仅企业主雇佣企业社会工作者，工会在新形势下，也改变了以往的立场，开始雇佣企业社会工作者。有研究者认为，从1960年到1970年，工会提供的社会服务受两个宏观发展的影响，一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日益增长，构成了服务增长的需求基础；二是福利国家的成熟。[9] 社会工作在工作场所运用时，所遇到的问题比其他的领域更复杂，因为企业组织的稳定和盈利的重要性超过对服务对象需要的关注，企业社会工作者常遭遇价值观上的困境。20世纪70、80年代，企业社会工作快速推进的时候，在研究和实务领域，存在着对其诸多的思考。在一篇题为“企业社会工作有未来吗?”的文章中，一位名为弗莱明(C W Fleming)的企业社会工作者分析自己的工作，认为在企业内社工专业的边界不清晰，专业技能水平低，可替代性强，培养企业社工的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其断言，“除非社工能发展出工厂能使用并且能积极推销的产品，否则企业社会工作没有前途。”[10] 研究者奥兹沃(Ozawa)认为，工作环境中存在着诸如劳动力构成的变化、泰勒制下的劳动异化、劳工不断提高的预期等紧迫性问题。管理者和工会在寻找能应对以上问题的专业人士，社会工作者是有机会的，通过提供服务，产生工人、管理者、工会希望的结果。奥兹沃提出了工作场所社会服务的四阶段模型。第一阶段是处理一个或两个特定的问题，比如酗酒或药物滥用。第二阶段是推进更为全面的项目，因为多种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管理方或工会将会意识到酗酒或药物滥用只是更大的、潜藏问题的症状。第三阶段是组织化的介入，服务提供者可能参与同管理方和工会的协商，协商关于重组工作和工人关系的问题。第四阶段，模糊管理方和雇员之间的界限，强调双方有共同的利益。这四个阶段从低级到高级，对提供服务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识的要求也会改变。在低阶段，主要要求微观介入技术，工业心理学是必要的知识基础。当到高阶段时，要求宏观能力，包括仲裁、协商、教育、咨询的功能。要求工作者具有理解大型组织的知识基础，对其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影响它们的政治、经济力量都要了解。[8]奥兹沃四阶段模型的提出，既可以视为对企业社会工作的展望，也可以视为对当时企业社会工作实践的批评。当时推行的EAP项目依然是在微观层面的介入，忽视了导致问题出现的工作环境因素。古金斯(Googins)和戈弗雷(Godfrey)指出，从企业社会工作发源以来，一直都是临床取向，重视解决个人问题，但如果它想对工作的性质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就必须关注组织制度的改变。[1] 现实为企业社会工作的教育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相较于实务方面的进展，教育相对滞后。梅登(Maiden)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没有站在为工作场所提供社会服务的前线，对于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一直没有组织化的响应，直到1979年，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和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E)才共同发起的一个项目，代表了推进企业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实务的职业承诺。1982年，全国社工协会才组织了全国企业社会工作特别小组。[3]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大学才提供专业企业社会工作第一学位授予程序。建立企业社会工作专业的有哥伦比亚大学、亨特学院、伊利诺斯大学、马里兰大学、锡拉丘兹大学、南加州大学。还有其他约15个大学提供雇员援助的特定课程，以及提供企业社会工作的选修课程。企业社会工作方向的学生要完成大量的实习，要求九个月内每周有三天的实习，同时要接受有资质的企业社工的督导。[3]企业社会工作从业者要求取得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提供授予MSW-MBA的联合学位教育。[11]

三、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新变化

EAP项目是企业社会工作者进入就业场所的主要模式，到20世纪末期，中等规模或大公司三分之二的雇员被EAP项目覆盖。[12]EAP模型所涵盖的服务内容日渐增多，从最初关注个人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到物质滥用、残疾、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离职的服务，也包括对员工和管理者提供预防性骚扰、艾滋病等的培训。其他的非EAP项目，如工会会员援助项目、行为健康保健管理、公司社会责任等亦有所发展。

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全球化与美国福利政策的重大转变，要求企业社会工作者突破传统地提供服务的方式，面向新出现的就业人群，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技术的进步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制造业向国外的转移降低了美国国内低端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在经济结构上，信息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从事兼职或临时性工作的新工人阶层产生。[13]最大的挑战来自福利政策的改变，以往的福利接受者必须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克林顿政府1996年颁布《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被普遍称为“从福利到工作”。法律以TANF(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取代了已实行60多年的AFDC(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没有时间限制，政府试图通过TANF的实施，促使贫困家庭在两年内就业。所以TANF制度使得以往不用工作的福利接受者(多为单亲家庭的育龄妇女)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他(她)们缺少基本的职业技能，许多人是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的工作层次较低，工作难以维持，在精神上有巨大的焦虑和压力。艾弗森(Iversen)认为，近三十年来的企业社会工作关注的是已经被雇佣的工人，在政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新的服务对象出现。企业社工们应该系统性地运用此前在工作场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实践经验，将之运用在从福利到工作的环境中。企业社工要重构经验，同时在多个系统层次上扮演多面向的角色。[13]梅登(Maiden)提出，把EAP变为个案管理模式，优先供给TANF制度下的前福利接受者，长期(1-2年)提供，两周联系他(她)们一次，做好预防酒瘾、药物滥用复发的工作。从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的视角，在个体和组织层面介入。因为服务对象女性居多，此个案管理模式要使用性别敏感评估。[3] 新形势的转变对企业社会工作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莫尔-巴拉卡(Mor-Barak)等认为，企业社会工作者、工作程序与社工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分离的。当EAP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介入时，企业社工具有多样性的角色，实践要求整合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领域之一。企业社会工作要同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伦理保持一致，在教学中，一定要有社会议题。他们以南加州大学的硕士课程为例，介绍企业社会工作的教育课程要教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总体的价值观、权利和责任，重视学生的能力，为学生提供在企业社会工作领域运用的机会，让学生理解此领域与多样化的领域的相似与相异。[14]

四、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内地企业社会工作21世纪初刚起步，在深圳、上海、苏州等地已进行一些实践。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中国有如下启示与借鉴。

(一)企业社会工作在应对劳动问题上有优势，我国应重视这一领域的发展 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动问题丛生，现实需求使社会工作得以应用在企业界。企业社会工作有专业价值观、知识与技巧，它在美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争议和困难始终伴随，但依然是应对劳动问题，为员工服务的有效方式。不仅能够整合资源，预防、解决问题，发展员工的能力，也为企业组织的效率提升、人性化工作环境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当前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截止到2010年，中国就业总数为7.61亿人。[15]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国的劳动力构成发生了巨变。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已超2.6亿人。[16]社会转型期，企业职工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基本权益受损、维权机制不健全、工资薪酬待遇低、精神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压力大，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在农民工群体那里，这些问题更为突出。在美国工业化早期出现的问题也出现在我国，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在劳动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企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是当前亟待发展的领域，我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高校要重视这个领域，促进新型劳动关系的构建。

(二)政府应加强与完善劳动立法，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企业社会工作最初在美国的出现，由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行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发展，则与国家力量的介入密不可分。联邦政府一系列在劳动领域的立法带来了劳动力的变革，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不再割裂，工作场所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立法赋予了劳动者福利权利，企业社会工作的实践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奠定了我国劳动立法的基础，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被认为是中国就业保护的标志性法律，此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最低工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虽然立法成绩显著，但距建立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还有一定的距离。[17]现行法律没有彻底扭转资强劳弱的格局，劳动者的权利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基于此，中国内地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欠缺制度的支持。以广受学者关注的珠三角的实践为例，该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主要源于两大力量：一是政府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项目购买”试点，推动了社会工作民间组织实施企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二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促使草根民间组织或者企业推行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从珠三角地区目前的发展状况看，第一条显然更加重要并起到主导作用。[18]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企业社会工作虽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劳动立法不完善、执行不力是企业社会工作者面对复杂的劳动问题，倍感无力的重要原因。企业社会工作回应劳动问题，应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对劳动者形成制度保护。社会工作是福利制度上的一环，制度不完善，只靠社会工作者的推进，力量非常弱小，可持续性不强。

(三)以工会为依托，推进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美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工会最初持反对态度，后来工会意识到工人除了经济需求，还有心理和社会需求，就开始接纳企业社工，或吸收社工进入工会体系，或与社工机构建立联系，为工会会员提供服务。中国工会与美国工会体制不同，但既为工会，其基础都是工人，工会如要得到工人的认同，必须要维护职工权益，为职工服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工会一直具有传递国家福利给职工、为职工提供服务的传统，基层企业工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提供福利与保障的工作被视为中国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19]转型时期，工会工作的理念、工作方式必须转变，工会要切实关注工人的利益。福利同样是一种权利，维护职工的福利也是工会维权的表现。在加强福利服务上，工会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实现向服务型工会的转变，尊重并帮助工人实现主体性，深远意义更在于构建新型劳动关系，为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发挥作用。社会工作受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我们在发展企业社会工作时，既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又要重视本土的制度资源、文化背景、实务经验。中国工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较完备的组织体系，是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可以依托的主渠道。

(四)加强企业社工专业教育，提升实务工作者的能力

美国的一些高校为企业社工的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企业社工面对的问题更具复杂性，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社会工作是强调实务的专业，企业社工更应具有实务能力。我国高校社工教育发展迅速，在老年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领域推进较快，企业社会工作教育还很薄弱。建议有志于发展企业社工的院校，开发出合适的课程体系，打造高素质的教师专业团队。鼓励专业教师通过项目合作等方式进入工作场所，积累实务经验，增进理论与实务的融合。在加强国际交流的同时，探索本土的经验，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企业社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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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横店模式”对发展文化产业的启示

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凭借我国文化产业改革春风，近几年发展倍受关注。地处浙江中部偏远农村的横店把握机遇，全力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横店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中国拍片最多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被誉为“中国好莱坞”。到目前为止，横店共投资70多亿元，建起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华夏文化园等28个大型景区和13座大型室内摄影棚，从道具、服装、影视器材到群众演员等要素一应俱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据统计，2011年1至11月，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入区企业累计达到430多家，占浙江省影视企业数的2/3；实现营业收入32?郾23亿元，上交税费总额3?郾54亿元；接待剧组144个；接待游客1032?郾20万人次。横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实体经济发展的典型，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亮点。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凭借其特色成为文化产业成功发展的典范。在文化产业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横店模式”作为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样本，对文化产业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发展文化产业要不断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发展要敢于想象，通过想象的力量创造资源，最终突破资源匮乏的发展瓶颈。横店过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横店既无山西平遥、浙江乌镇和湖北凤凰等地的先天文化资源，也无鲜明的文化符号，然而横店人却在文化荒漠上创造了令人叹服的文化奇迹。

横店发展影视产业在初期并不成功，一年亏损5000多万元，不仅遭到横店集团的强烈反对，也受到外部诸多压力，但横店人通过学习、创新，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发展瓶颈。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资源诅咒”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往往低于资源匮乏地区，横店的实践再一次证明，资源并非决定经济发展快慢的唯一因素，相反，过分依赖资源还可能陷入发展泥沼，成为“资源诅咒”的受害者。在这一过程中，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进行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是永不衰竭的动力。

发展文化产业要大力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项目

影视基地大多处在城市边缘甚至农村地区，作为落户当地的文化产业项目，影视基地理应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融入当地、回馈当地，与当地社会和谐共荣，才能从当地政府和民间获取更多的资源，夯实影视基地发展的社会基础。

横店影视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将基地的利益与农民的整体利益密切相连，使农民参与到建设、管理和运营之中，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并最终获得当地农民支持和认同。横店庞大的文化产业体系，并不是单一的影视基地，而是以点带面发展，成功地带动了横店金融、商贸、宾馆、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在镇级建制的横店，已拥有床位1万多张，占整个东阳市宾馆住宿接待能力的一半以上；横店拥有个体工商户2100多家，其中副食店620家、服装店261家、百货店150家，商家店铺星罗棋布。第三产业的兴起，还为文化程度低、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就业门槛大大降低，就连七旬老农和三岁孩童都有了做群众演员的就业机会，并获得相应报酬。如今，横店已形成、发展群众演员专业村10多个。全镇4?郾6万劳动力中，从事三产的劳动力已达2?郾2万名，占总劳动力就业总数的48%，随着影视文化产业的不断壮大，三产的就业比例正在不断攀升；超过劳动年龄段仍继续就业人数达3700人，横店劳动力就业率超过了100%。因此，在讨论开发和形成影视基地产业链的时候，不能忽视当地社会和人力资源的因素，要大力开发农村文化资源,发展农村文化项目,大力发展在农村领域的文化产业项目，这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发展文化产业要充分

发挥政府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任何产业聚集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区域分工和市场竞争的结果，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的形成，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作用可以被忽视。作为地方政府，关键是要把握“收”与“放”的尺度。

在文化产业发展培育过程中，政府要适度地放手。文化消费是经济行为，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市场规则是其发生发展的根本依据，都需要自我生长的空间。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包办全管，要给予一定的空间，让其按照相应的规则获得合理健康积极的发展。横店集团从建造广州街的起步探索阶段（1996～1999）到实行“免场租政策”的产业初步形成阶段（2000～2003）再到成立产业实验区的规模发展阶段（2004～2009），东阳市政府对企业当时颇受社会争议的经营策略和行为均采取了适度“放手”，“无为而治”，政府部门更多地充当平台的搭建者和服务者。

但是，放手并不意味着放弃，东阳市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要把创建“影视名市”作为全市的五大战略目标之一，大力发展影视文化产业。2004年成立了影视产业实验区，为适应影视产业发展需要，东阳市根据国家发展文化产业、浙江省重点建设影视产业示范点总体要求，积极调整实验区发展规划，对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先后进行了两次扩容，规划面积由原先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97平方公里，现在又再次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规划面积扩展到365平方公里，大大拓展了实验区的发展空间。东阳市在此基础上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扶持政策，包括安排实验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制定相应使用和管理办法；支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加大投融资力度；支持实验区筹建“影视投融资咨询中心”，为投资方与影视制作单位搭建合作平台，筹集影视产业发展的资金，培育实验区自身的造血功能；采取贴息、补助等方式扶持文化企业发展；对新办的报业、出版、发行、广电、电影、放映、演艺等文化企业，给予免征3年的企业所得税等10余项优惠鼓励政策。特别是在土地指标、融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引进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引导，尽力解决制约实验区影视企业发展瓶颈。如2009年底正式营业的东阳市金牛小额信贷银行，就是针对实验区内影视企业融资难问题由影管办直接牵头成立的；另外，针对于影视文化产品的价值缺少科学的评估体系，影视企业可抵押的固定资产很少的情况，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联合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东阳支行，多次组织人员通过深入调研，推出具体的扶持政策，如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推出专门针对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影视企业的融资信贷产品———“影视通宝”，此产品可采取房地产抵押、保证、应收账款质押、版权质押等担保方式进行贷款。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文化产业的信贷产品，对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的招商引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12年5月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横店镇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提出设立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实验区管委会为正科级单位，管委会主任报经金华市委审批，给予高配至副处级；修编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争取将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列入国家级改革试验区，使东阳影视文化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争取国家级层面的政策支持；出台扶持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支持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第四篇：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在社会学课上，我们观看了两集《大国崛起》关于美国部分的纪录片。很早之前便听说过这部著名的纪录片，这次不仅见识到了美国迅速崛起的三百年历程，更加深刻地觉醒到美国崛起过程中政治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就像高中历史学的一样，影片介绍了五月花号上的英国人们踏上了美洲的土地，独立战争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他们带着从欧洲传来的先进科技，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虽经历了南北战争，但很快便迎接来了电气时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又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打下良好基础。之后由于自由竞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罗斯福总统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另一位罗斯福总统，他的罗斯福新政用著名的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再次拯救了美国经济。二战对美国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使得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美国的发展在于机遇，虽然美国有源自欧洲的工业基础，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美国的不菲的利益。而中国现在无疑是经济大国，却称不上是经济强国。中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弱、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并且，中国国内存在着相当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大而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而环境污染严重也是困扰着我国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极大，大批失业人口，胡福总统以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使社会问题得以解决，但是这种放任政策却使问题更加严重。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了宏观调控，事实证明这种适当的调节比起放任不管政策有效。而对于我国存在的问题，政府加大宏观调控是必行之策。罗斯福新政从金融方面开始，挽救银行危机，改革与开始管理金融制度。我国国内如今的物价等问题都可以通过金融制度管理来得以控制，并且缩减政府开支，而不是在召开各种大会上肆意使用纸电等资源。其次对工业和农业进行调节，罗斯福进行了工业复兴法，而中国工业虽蒸蒸日上，但却面临着破坏环境等问题，这是需要发展工业的同时所注重的问题。至于农业，中国农业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口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不仅要注重农民工在城市的问题，也应该注意农民工外来务工而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再次罗斯福对失业进行救济，建设公共工程，对安抚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作用。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此举毫无疑问地缓解了失业问题对社会的压力，于国于民皆利。最后罗斯福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行之有效，我国在此方面做的很好，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都日渐完善，连我们大学生也参加了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社会的平衡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虽然只有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却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占领者主导地位，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也迅速发展，在世界地位上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距离美国仍有遥不可及的距离。这与时间和机遇是分不开的，我们一定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赶超行动，而是在借鉴美国经济发展的教训和经验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五篇：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城市，又称为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城市群，简称波士华(Boswah)，是世界上首个被认可，也是目前实力最强的城市群。它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10州，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5大都市和40多个中小城市组成，这个城市群的层级结构以金字塔形存在。

该城市群几乎囊括美国东北部所有的大城市以及部分南部城市，绵延600多公里，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00万，城市化水平达90%。该区面积虽只占美国国土面积不到1.5%，但却集中了15%左右的美国人口，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其中仅纽约大都市区2001年总人口就达2087.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3%，城市群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被视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

篇章1：城市群的起源

城市群的发展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密切相关。18世纪后，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伦敦和英格兰中部地区形成以伦敦至利物浦为轴线的大片城市带或城市群。到19世纪，欧洲大陆的兴起，使西欧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在法国大巴黎地区、德国莱因-鲁尔地区、荷兰和比利时的中部地区，以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并共同组成了“人字形”的发展轴。进入20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西欧转移至北美。在美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形成了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城市群以及五大湖沿岸城市群。50年代后，美国的经济重心向中西部转移，从而推动了该地区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了旧金山-洛杉矶、达拉斯-休斯顿以开发高新技术产业为特色的新兴城市群。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在日本东部地区形成了以东京-大阪为轴线的庞大城市群。

1、形成与演化

城市群发展经历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以前的各城市孤立分散阶段，这一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各城市均独立发展，城市之间联系相对薄弱，众多小城市呈松散分布状态，地域空间结构十分松散。第二阶段是1870－1920年的区域性城市体系形成阶段，这一阶段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规模急剧扩大，数量显著增加，以纽约、费城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城市发展轴线形成，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

第三阶段是1920－1950年的大都市带雏形阶段，这一阶段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城市建成区基本成型，中心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在单个城市中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心集聚达到顶点的同时，城市发展超越了建成区的地域界线，向周边郊区扩展，逐渐形成大都市区。第四阶段是1950年以后的大都市带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科技迅猛发展，交通和通讯发生革命，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城市郊区化的出现，导致都市区空间范围扩大，并沿着发展轴紧密相连，大都市带自身的形态演化和枢纽功能逐渐走向成熟，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华盛顿四大都市群横向蔓延，相互连接，最后发展为跨越数州的波士华城市群。

2、核心城市发展历程

波士顿，是美国麻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该市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创建于1630年，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由于波士顿是美国距离欧洲最近的一个主要港口，因而它迅速发展了海外贸易，向欧洲出口朗姆酒、鱼、食盐和烟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际商港之一。从1630年到1890年，通过填平沼泽、海滨泥滩和码头之间的缝隙，波士顿的城市发展迅速，规模扩大了三倍。19世纪中叶，波士顿的制造业在重要性上压倒了国际贸易。此后直到

20世纪初，波士顿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其中特别以服装、皮革制品和机械工业著称。20世纪早期和中期，波士顿由于工厂陈旧老化开始衰落，工厂纷纷迁往劳动力更低廉的地区。1970年代，波士顿在长达30年的经济低迷时期之后恢复了繁荣，通过其卓越的医疗服务和高等学府（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实现产业转型。21世纪初，波士顿已经成为波士华城市群智力、技术与政治思想的中心。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区。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纽约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并被评选为世界级城市。它的历史较短，1686年纽约建市，到如今只有300多年，由于独立战争期间，纽约是当时美国的临时首都，所以纽约很早就是一个核心级城市。1825年，连接哈得逊河和五大湖区的伊利运河建成通航，以后又兴建了铁路，沟通了纽约同中西部的联系，地理位置的优越促进了城市的大发展。到19世纪中叶，纽约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集金融、贸易、旅游与文化艺术于一身的国际大都会。

同时纽约也是美国的工业中心之一，服装、印刷、化妆品等行业均居全国首位，机器制造、军火生产、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也占有重要地位。市内多数河流都通大西洋，港口规模巨大，设备优良，终年不冻。纽约也是铁路交通重要枢纽。纽约的地下铁道全长1000多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快捷的地铁交通系统。纽约有3个国际机场，其中著名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承担着全国50％的进出口货物空运业务和35％的国际客运业务。以上优势使得纽约成为波士华城市群5大城市中的首位城市。

费城，是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它在美国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时，费城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与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当时，它的政治与社会重要性超过纽约与波士顿，费城因此成为美国首都有十年之久，直到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庄建筑完工并开始使用才结束。费城市作为波士华城市群中的老城，它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与金融服务业为主。

巴尔的摩，是美国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城市，1851年成为独立市，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仅有60多公里，港区就在帕塔帕斯科河的出海口附近。从这里经过海湾出海到辽阔的大西洋还有250公里的航程，但由于港口附近自然条件优越，航道很深，万吨级远洋轮可直接驶入巴尔的摩港区，向来是美国五大湖区、中央盆地与大西洋上联系的一个重要出海口。密集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深入到港区，现代化、机械化作业水平相当高。港区北面有火力发电厂、化工厂和冶炼厂，港区南部和西南部是造船、军火、机械工业和铁路站场集中的地区。铁路干线将工厂区与码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提供了十分便利的运输条件。

华盛顿，作为波士华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源于其政治地位。它是美国的首都，也是全世界政治的重心。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举一动，都像在水池里投下一块石子一样，其余波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它于1790年开始定都建设，1800年5月15日美国迁都华盛顿，到19世纪20—30年代，华盛顿已初具规模。1835年，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修通了铁路，3年后铁路就延伸到了纽约。随着铁路将中心城市链接起来，城市的联网效应逐渐形成，各地产业链条逐步完善，核心城市、周边城市在大城市辐射效应下的出现与兴起，波士华城市群整体框架最终形成。

整个波士华城市群的形成，以其功能的整合和城市服务效率的提高，为整个美国的企业和商业繁荣，带来巨大财富。

篇章2：城市群发展模式的优势及其基本特征

1、城市群的主要驱动力——外向型经济

从发展历程看，外向型经济是波士华城市群兴起和壮大的主要驱动力量。虽然技术进步使生产的区位约束条件日益宽松，但海运仍然是实现国际贸易物资交流的最有效手

段。因此，临海地区在利用全球资源和拓展国际市场方面具有极大的比较优势。这也是全球临海工业带普遍兴起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沿海口岸还可以发挥“桥头堡”的作用，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因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沿海地区一些主要的港口城市，如美国的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迅速发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并且以其巨大的技术经济能量向腹地进行辐射和扩散，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绵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知识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已成为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高科技产业和研究机构、高校在这些沿海城市群聚集，增强了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孵化功能，为城市群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

2、城市群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专业化区域分工格局与产业集群

波士华城市群在世界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能力，来自于大都市圈内的区域分工格局。纽约作为全美的金融和商贸中心，有着最为发达的商业和生产服务业，为这一地区提供了多种重要的服务。

波士顿集中高科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服务、建筑和运输服务业，其中高科技产业和教育是波士顿最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1950年代后，沿波士顿附近128号公路形成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子、生物、宇航和国防企业中心。

费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结构比较多样化，费城港是美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集装箱容量在北美各大港口中位居第二，港口发展带动了费城整个交通运输业的扩展，使费城成为纽约都市圈的交通枢纽。

华盛顿市作为全美政治中心和世界大国首都，在国际经济中有着重要影响，全球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的总部均位于华盛顿。

巴尔的摩市区与华盛顿特区的接近使得它分享了很多联邦开支和政府采购合同，同时国防工业在巴尔的摩有了很大发展。

3、城市群的空间扩展模式——从点轴扩展到联网辐射

波士华城市群的空间扩张，经历了点轴扩张和联网辐射两个阶段：起初，少数经济中心集中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呈斑点状分布。随着极化和扩散作用不断增强，中心港口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数量也显著增加。波士华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形成了各自的都市圈。沿海主要交通干线将中心城市连接起来，都市圈沿着海岸方向扩展融合，并且在干线两侧集聚人口和各种经济要素，形成新的聚落中心。在此基础上，整个区域建立起具有密切联系的功能性网络，形成了区域发展的空间一体化。篇章3：城市群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经验篇

（1）着力发展临海经济

国际经验表明，依托深水大港发展临海经济，是沿海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的重要条件。

（2）重视发展中的合理分工

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内虽然包含多个港口，但各港口在发展中都有合理的分工。在波士华城市群内，纽约港是商港，以集装箱运输为主；费城港主要从事近海货运：而波士顿则是以转运地方产品为主的商港，同时兼有海港的性质。港口间的分工协作构成了城市群产业错位发展的重要基础。

（3）重视城市群交通体系建设

波士华城市群发展经验表明，交通网络的发展对城市群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城市群空间扩展并改变着城市外部形态，对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指向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直接改变着城市群的区域条件和作用范围，产生新的交通优势区位、新城市或城市功能区，进而改变原有的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

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是城市群内交通联系的两种主要方式。美国城际交通体系以高速公路为主，轨道运输为辅。高速公路体系极大地增强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也使人口郊区化趋势日益凸现，在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政府规划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在波士华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为解决核心城市过度膨胀问题，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

波士华城市群是典型的核心城市带动型城市群。其核心纽约位于美国东部沿海，濒临大西洋西岸，通过伊利运河和内陆五大湖把中西部与东部连接起来的哈得孙河由此注入大西洋。纽约同时是全美第一大城市和最大海港，是全国巨大的交通枢纽，工业、金融、信息的中心。波士华带被称为美国经济地理的枢纽，纽约则是这个枢纽上的中心，形成“T”状的波士华带与美国制造业带的交会点，外贸总额在全国占很大比重。

（5）注重城市间的管理协调

大城市群内往往存在许多城市，而单个城市政府又无法独自应对广域行政问题。对此国外各沿海城市群采取了不同的区域协作模式。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其城市间虽然经济联系紧密，但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实体性质的城市群管理机构。区域间的协调和跨区域管理大多通过一些专业性管理机构进行。城市间协作是松散和非正式的。例如，纽约和新泽西州于1921年就共同成立了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如今，该局仍然控制着区域内多数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机场、桥梁、隧道和海港设施等，该局的财政相对独立，收入来源于其所执行的项目。

教训篇——区域内人口过度集中引发的问题

（1）经济、社会与生态问题

西方城市群的发展初期是各国政府为了改善原有单一的中心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失业人口增加而将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周围的地区扩散，采用城市群布局方式在地域上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城市群体。这种城市群体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演化成巨大的城市化地带，并以其独有的聚集优势，对一定区域乃至一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这种巨大的城市化地带也导致国家经济、人口和产业过分集中于某一地带，相应地带来了一系列弊端。突出地表现为：导致区域生态平衡破坏；加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与区际差异扩大；城市基础设施的连绵扩张吞食大量良田；企业外迁造成城市政府财税锐减，中心城市渐趋衰退。

（2）交通问题

波士华城市群偏重于公路建设，过于依赖公路运输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交通拥挤问题已成为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3）对城市群发展弊端的相应对策

针对城市群的发展弊端，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在国土规划上开始重视城市群区域的良性持续发展，并相继采取了一些应对之策，主要有：

一是控制大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如法国为控制巴黎地区人口的膨胀，在全国范围内确定8个平衡性大城市来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是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如英国积极培植新的区域增长极以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三是重视克服环境污染。如日本为了根除太平洋沿岸严重的环境污染，重新调整工业布局，将一些大型工业基地转迁至东北、西北地区，以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和现代通讯网络将其与大城市连接起来。

由此可见，如何在做大做强核心城市的同时，避免核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和连绵外溢，并在建设周边城市、疏解核心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同时，避免核心城市的“空心化”，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难题。

同时，经济学家为城市提出建议，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的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以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一个充分紧密的磁盘，从高100米的高空摔下时，它破裂后的大大小小碎片，构成了疏密不等的空间，以此比喻将单级城市“松绑”成组团式城市群，从根本上以其“表面能”的增大克服了过分密集所带来的“城市病”。从一个局部来看，它的确扩大了对于土地的占用，但是它的经济贡献率和城乡一体化的程度提高了几个数量级。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更多的节省了土地，消化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压力，可以大大加速全国范围社会公平的实现，大大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大大提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然是发展战略追求的更高境界。

篇章4：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中国城市群发展状况

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由上世纪80年代的沿海发展逐步扩大到90年代的沿江、沿边和广大内陆城市，目前，已基本形成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已经比较成熟外，已初露端倪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和产业带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对“诸侯经济”形成冲击。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与美国西海岸波士华城市群比较有很多相识之处。波士华城市群是典型的核心城市带动型城市群，核心城市绵延相连如珠串。中国东部沿海形成的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形态上会逐渐连为一体，发展趋势上也势必增强产业联系与职能分工。

2、上海与纽约比较研究

在比较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和波士华带异同时，还可以发现上海和纽约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因而也使这样的比较显得更有意义。

纽约位于美国东部沿海，濒临大西洋西岸，通过伊利运河和内陆五大湖把中西部与东部连接起来的哈得孙河由此注入大西洋。上海则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太平洋西岸，纵深东西、横断南北的国内第一大河长江由此进入东海。上海同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轻重工业各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基地。上海不但是我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开放带与长江沿江产业发展走廊成“T”状相交于此。上海更是沿海南北航线的中枢和重要的外贸港口，是长江流域的出海门户。作为核心城市，纽约和上海在城市群中的带动辐射作用十分显著，两者集外贸门户职能、现代工业职能、商业消费先导职能于一身，对区域的发展具有中枢性的支配地位。此外，纽约和上海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

根据中国社科院2004年的统计，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GDP约占美国GDP总量的24%，美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美国GDP的67%（三分之二强）。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总量的18%；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的10%；中国环渤海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总量的9%。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中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有37%（三分之一强），比美国三大城市群对美国GDP总量的贡献率低30个百分点。

对于个体城市来说，纽约的GDP占全美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4倍、北京GDP总量的79倍、广州GDP总量的87倍。与其他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是伦敦GDP总量的1/

6、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

4、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

3、韩国首尔GDP总量的1/2。

3、中国区域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中国目前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比较突出的问题：

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区域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区域经济差距越来越显著，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都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东部人口膨胀、西部长期落后、中部边缘化、东北衰退等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整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了负面影响。

规划城市群，必须考虑城市个体在城市圈、群中的地位。同时，城市群发展中可能存在着某种非理性的冲动。这一冲动又有可能让城市圈、群发展变得盲目，乃至忽略掉组团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难题。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来分析，武汉“1+8”城市圈中的小城市之间，由于存在经济总量小、人口规模小、交叉投资和产业链接基本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等共性，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城市群过程中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但并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解法。这是一场理性的、思辨的城市化进程，是时代的机遇与考验。

城市群规划要求各个城市在做规划之时跳出一城之界，使得不同城市之间规划进入联动的新思维时代。这也使得城市群必须打破省际之间的藩篱，权衡大、小城市之间的利益得失。规划城市群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之间的双赢甚至多赢，它不仅可以促进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优势互补，还能加快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群与美国城市群还有着巨大差距，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在东部地区表现最为充分。面向未来，中国既不可能牺牲东部地区的发展来换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也不可能放任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所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有利于优化区域分工，开发西部市场，使东、西部互为市场，最大限度地拓展国内市场空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落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规划未来的城市及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