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游戏思想对当前幼儿园游戏实践的启示（精选多篇）

第一篇：陈鹤琴游戏思想对当前幼儿园游戏实践的启示

陈鹤琴游戏思想对当前幼儿园游戏实践的启示

作者：陈晓红 黄进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上传时间：2012-06-20 19:30:12 关键词：陈鹤琴,幼儿园游戏实践

“游戏”，是一种时常被提及并被呼吁要重视，但在教育实践中却往往被忽视的活动。“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论是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还是21世纪初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这一点都尤为强调。然而，考察幼儿园教育实践我们发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陈鹤琴的游戏理论是其教育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主张以儿童特点为前提，以大自然、大社会为课堂，以实现“做现代中国人”为根本宗旨，以游戏为主要方式，充分发挥儿童的自主性，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时至今天，陈鹤琴的游戏理论对于解决当前幼儿园游戏存在的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游戏是儿童的生命”

陈鹤琴认为儿童有四心：“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游戏心”，其中“游戏心”出自于儿童的本能。19世纪以来，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儿童游戏的重视，既是对游戏在儿童身体、认知、情感、人格等方面发展价值的认同，也是对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和谐的人的一种尊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陈鹤琴也反思：“吾国社会对于游戏不加注意，甚有以为学校不宜让儿童游戏的。普通人常以游戏为顽皮。”

时间虽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人们的这种思想却仍然存在，只不过演变成了另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有游戏，但只有“教师的游戏”。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忽视儿童的地位，将成人文化作为典范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因而，人们即便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教育观念，意识到儿童应该玩游戏，但也仍认为他们应该玩的是成人设计的游戏。

这一观念反映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即为教师对游戏控制过多，异化了游戏。教师往往是游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严格控制着幼儿游戏的内容、时间、规则以及游戏的发展。在角色游戏中，教师经常采取“包办”的做法，给幼儿准备好各种游戏材料，以一定的模式导演幼儿的游戏，如规定几种主题和角色，帮助幼儿分配角色或指定角色，角色必须按固定方式来表现，情节也要按一定套路发展。显然，幼儿没有真正成为游戏的主人。我们经常在幼儿园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游戏开始前，教师会说，你要想好玩什么，怎么玩；在游戏中，教师会说，你不可以这样玩，你必须那样玩；在结束时，教师会说，你学到了什么，你以后应该这么做。正如华爱华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在教学计划中，教师会详细地安排游戏的过程，使得幼儿按教师设定的流程进行‘游戏’；在游戏的设计中，教师规定了幼儿的游戏行为，成为游戏的直接导演者，幼儿成为游戏的‘奴仆’；在组织游戏的过程中，教师不断强化幼儿必须达成的即时目标，使得游戏成为了追求结果的活动”。[1] 陈鹤琴提出：游戏是儿童的生命。因此，教师应尊重幼儿在游戏中的主体地位，不能不顾幼儿的意愿，不能总是要求幼儿按成人的意愿去做。教师应尊重幼儿的兴趣，考虑其需要，让幼儿在游戏情境中主动、积极地探索和发现，以自己的方式去获得各种经验。同时，要为幼儿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为其自发、自愿的活动提供条件，并将教育目标渗透其中，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教师要学会欣赏幼儿的游戏，欣赏他们在游戏中异想天开、不断生成和创造的品质。这是对生命本身的欣赏，也是一种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的体现。

陈鹤琴还强调，儿童游戏要有快感。儿童从游戏中获得的快感越多，游戏兴趣越浓厚；快感少，情趣也少。因此，教师应关注幼儿游戏的愉悦性，不能使游戏成为任务。同时，也要注意到，游戏的发展价值是以幼儿获得自由自主的游戏体验为基础的。任何活动若被剥夺了快乐和自主，再怎么强调它对幼儿发展的好处，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大自然、大社会是一本无字的的书”

陈鹤琴说过，“大自然、大社会是一本无字的书”，是“活教材”。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推崇渗透在他的整个教育理论中。在生活中，他也经常带着儿子去看蓝天白云、山林树木、鸟兽昆虫，让儿子快乐自由地玩耍和奔跑。陈鹤琴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重视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的书本教育和灌输教学的批判之上的。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儿童的处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远离自然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

当前幼儿园游戏材料逐渐商品化，主要为玩具工厂生产的现成玩具或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游戏材料。根据刘焱的调查，在儿童游戏材料中，商品化玩具已占80％以上，自己动手制作游戏材料的儿童比率下降很快，上世纪80年代末还占64.4％，到上世纪90年代已下降到27.1％。精美的现成玩具代替了过去的自然材料，儿童制作玩具的乐趣以及在此过程中想象、思考的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了。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绿地的减少，幼儿走进大自然的机会也日渐减少。幼儿游戏的场所主要是室内，即使是户外游戏，也大多是在塑胶地面上(特别是在城市幼儿园)进行，幼儿很少有机会在大自然中玩耍。此外，大部分幼儿没有了观察和捕捉自然界小动物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观察幼儿园的自然角等。很多充满自然趣味的民间游戏也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自然材料和自然空间的缺乏导致幼儿只能在一个人工建造的环境里游戏，被商家和教育者“游戏”着。

陈鹤琴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气象万千、无可穷尽的自然界是儿童的经验宝库。因此，面对游戏的自然性逐渐减少的现状，教师首先要因地制宜地为幼儿提供自然性材料。例如，在意大利瑞吉欧的幼儿园中，教师为幼儿提供的游戏材料大多是从野外捡回来的树枝、树根、石头等，幼儿可以利用这些自然材料充分发挥想象进行创作。教师也可以为幼儿提供废旧物品或经过简单加工制成的玩具，以鼓励幼儿自制玩具，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发掘玩具的教育价值。因为幼儿在制作玩具的过程中会积极开动脑筋，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动手能力，并养成勤劳、爱惜资源等美德。此外，教师要努力为幼儿提供更多接触自然的机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多带领幼儿到大自然中去游戏。例如，可以带幼儿去郊外认识大自然，参观养殖场，近距离地认识动物，等等。

三、“游戏式的教导法”

陈鹤琴明确指出，幼儿园活动以游戏为主。他认为，“喜好游戏”是儿童突出的心理特点，也是“儿童的本性”，“儿童既然有这种强烈的本性，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动机去教导他”。[2]他赞成将教学和游戏整合起来的做法，认为这是寓教学于游戏之中，游戏要成为幼儿教育的基本手段，乃至幼儿教育的一种精神或灵魂，要贯穿幼儿教育的整个过程。

这些年来，游戏作为教学的手段，已受到了教师的重视。但有的教师为了使活动呈现所谓理想的游戏状态，会把教学、谈话甚至是生活活动都安上“游戏”的名目，这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一种装饰，这样的活动往往会偏离教学目标，显得生拉硬套甚至不合逻辑。

教学与游戏的整合的确是教育实践中的一大难点。许多教师对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教学游戏化”就是教师在组织活动时运用一点游戏策略或拼凑一点游戏活动进去。笔者看过一个生活活动“筷子夹夹夹”，教师选用儿歌来引导幼儿做游戏：“小筷子，本领大，五个手指来帮忙，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着哥哥躺躺好，无名指、拇指和中指托着弟弟躺躺好，先打开，再合起，一夹一夹真有趣，饭菜吃完味更香。”这首儿歌把筷子分成“哥哥”和“弟弟”两个角色，看上去似乎带有游戏色彩，却缺少现实生活依据，根本不能激起幼儿对于使用筷子的兴趣，不但显得多余，甚至成了幼儿学习动作的障碍。又如，在一次美术活动中，教师设计了一个给娃娃的头发配发卡的游戏，规则是红头发配红发卡，绿头发配绿发卡，目的是让幼儿掌握颜色配对。结果操作时，幼儿纷纷给黑头发配上红发卡，给绿头发配上黄发卡，因为在生活中发卡往往用来装饰头发，人们经常使用对比色。这个活动中使用的游戏策略与幼儿的生活经验不契合，因而失败了。实践中这样的现象很多，归根结底，是教师缺少对幼儿生活经验的了解，以为只要设置一些假想的或竞赛之类的环节就是所谓教学游戏化了。

通过学习陈鹤琴的理论，我们体会到，他所提倡的“游戏式的教导法”是以幼儿自己的“做”为核心的，这能极大地调动起幼儿的经验。“做”是一个中心，联结着活动中的教师和幼儿，教师应与幼儿共同游戏，给予幼儿必要的指导。从他的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强调要让幼儿自由游戏，却也强调教师对活动的指导，因为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

当然，即便是强调教师指导的、有一定目标的教学活动，也得成为幼儿自主自由的活动，得按照他们的生活经验和逻辑去进行游戏化的设计，而不只是披着游戏的外衣，负载着教师规定的学习目标或责任。实践告诉我们，那些在体察幼儿的感受和体验、观照他们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的游戏化教学活动，往往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他们“做”的兴趣。

参考文献：

[1]华爱华．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游戏实践分析[J]．幼儿教育，2009，(4)．

[2]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25． 编辑：cicy

第二篇：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原作者：苏州幼儿师范学校 张春霞

——兼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育理念

纵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不把课程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我国的幼儿教育在本世纪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一条主线。其间有三次大的改革使我国的幼儿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发展。它们分别发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而陈鹤琴先生正是我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园课程改革的杰出代表、中国学前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今天重温陈老的课程思想，对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大自然、大社会”的课程内容与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

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是把“大自然、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他主张“应当把幼稚园的课程打成一片，成为有系统的组织。但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应当以什么为中心呢？这当然要根据儿童的环境。儿童的环境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环境；一种是社会的环境。自然的环境就是各种动植物的现象。社会的环境就是个人、家庭、集社、市廛等类交往。这两种环境都是与儿童天天要接触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这两种环境作为幼稚园课程的中心。”他认为“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切合人生的课程内容就是“儿童的一饮一食，一草一木的接触，灿烂的玩具用品。”因此，在陈鹤琴先生参与起草的1929年的中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自始至终地贯彻了生活课程的思想，连幼儿一日生活中的“餐点”和“静息”都纳入了幼儿园的课程内容。

由于幼儿心理和生理发展水平的制约，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不可能凭借抽象的符号系统和逻辑的推导，而是依赖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兴趣。当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为幼儿所熟悉时，他们便产生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因此陈鹤琴先生的源于生活的幼儿园课程观尊重儿童的兴趣、特点，体现了学习活动中儿童的主体地位。在新近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 》）中，“生活”一词频频出现。尤其在第二部分“教育内容与要求”中，与“生活”有关的条款有十多处，粗略统计一下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A、教育要使幼儿学习生活，这是教育的内容，强调选择生活。比如：“建立科学的生活常规”、“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睡眼、盥洗、排泄等生活习惯”、“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体验与教师、同伴共同生活的乐趣”„„ B、教育要利用生活——这是教育的途径，强调通过生活。比如：“密切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营养和保健教育”、“在共同生活和活动中，以多种方式引导幼儿认识、体验并理解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习自律和尊重他人”、“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应渗透在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C、教育为了生活——这是教育的目标，强调适应生活。比如：“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很显然，在新《纲要》中幼儿的生活被重重的凸现出来，选择幼儿的生活作为学习的内容，利用幼儿的生活进行学习，为了幼儿的生活而学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适应生活才能发展），这是新《纲要》中关于幼儿园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特点——教育内容要生活化。这种“生活化”的幼儿园课程是对陈鹤琴先生幼儿园应选择“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教材的课程思想的发展。幼儿园课程只有源自幼儿的生活才可能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远离幼儿的生活、成人的生活不应该成为幼儿园的课程内容，也不可能促进幼儿发展。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实践，因此，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幼儿生活。

二、“整个教学法”的思想与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

“整个教学法”是陈鹤琴先生针对分科教学的弊端提出的。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幼儿稚园里的课程像大学的课程那样独立，什么音乐是音乐、故事是故事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我们应当把幼儿园的课程打成一片成为有系统的组织。”因为生活是整个的、互相联接的，不能是四分五裂的。“单元教学”就是他根据“整个教学法”的思想建构的一种将健康、社会、科学、艺术、语文等五种教育按单元形式进行编排、各单元活动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系在一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起的一种整体的课程结构形式。这对二三十年代的幼儿园教育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生活是整个的，因此课程必须是综合。生活化的幼儿园课程，其组织形式必然是综合的。综合化，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教育对象的年龄愈小，课程的综合程度愈高，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综合是新《纲要》的基本理念之一。“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可以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也可作其他不同的划分。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在“组织和实施”中又强调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学习的特点和认知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互相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与生活、游戏之中。”《纲要》中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事实是无论怎样归类、划分，都不妨碍也不应妨碍我们对幼儿园课程的整体思考。因为不论哪种划分对年幼儿童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都是应该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加以弥补、还原的。当年的陈鹤琴先生正是通过“单元教学”的课程形式，实现他的“整个教学法”思想，而今天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已远远超过陈老的“整个教学法”思想，当今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不再是一种组织形式上的综合，也不是一种局部的综合，而是一种实质的综合，是一种从观念到目标，从目标到内容，以至资源、手段、形式的全方位综合。在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有很多的幼儿园以主题的形式组织课程，在这种课程中，已看不出领域的特点，它是一种对课程内容的高度整合。但是否幼儿园课程以主题形式组织就一定是对课程的综合 了呢？任何一种课程的建构，都应具有一定的课程理念、课程体系的基础以及课程的基本框架，而不是随意选取一些主题加以组合或拼凑，或是把各个领域的若干活动拼凑在一起，然后冠之以某一主题名称，就称之以课程的综合，如果是这样，它必定不如领域课程，这样的综合只是形式上的拼凑，极有可能对幼儿的发展带来缺失。

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是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综合化的结果未必一定是综合课程。无论是当年的陈鹤琴先生的“整个教学法”思想，还是新《纲要》所强调的教育内容的“综合性”，都是对儿童在教育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张扬，都是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课程改革的综合化，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不是一种时尚。任何置幼儿发展于不顾，刻意追求时髦的作法，都是对儿童的不负责任。

三、“预先拟定、临时变更”与幼儿园课程的预成和生成

在幼儿园课程的实施问题上，陈先生早年的一些主张对今天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来说仍不为经典之说，今天重温这些主张，倍感陈先生关于幼儿园课程的思想之伟大和精深。陈先生指出：“普通幼稚园的教法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自由的。固定的教法，就是教师把一日间所做的种种工作，按照一定的时间去支配。什么时间做什么工作，都是刻板不变的，不管小孩子做的这仵工作有没有做好，时间一到立时就要停止。这种注入式的教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呢，是容易见效，学得不久即学会了。坏处呢，是小孩子不能独自创造，不能发表意思，以致好的或有天才的孩子，不能积极的向上进取。这种教法在我们中国的幼稚园里还是很通行的。还有一种教法是自由教法，就是小孩子各人去工作，小孩子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在这种自由工作之中，也有点相当的限制，不然随意妄动就要妨碍别人的动作了。而且这种教法非常之难：一方面幼稚园的设备要充分，一方面教师的知能要丰富。„„这两种教法在运用上都是各有利弊。我们无论采取哪一种或两种都采取，我们总应当把每日所做的功课预先拟定出来。谁去拟定呢？教师呢，还是儿童？那也 不必拘泥。有了这种拟定出来的功课，老师就可以有相当的准备。„„倘使临时发生一种很有兴趣的事情，那不妨就改变已拟定好的功课，以做适时的工作来满足儿童的需要。”陈先生的这些主张不正是今天许多幼儿园所关注的幼儿园课程的预成和生成问题吗？陈先生的主张是“要有目标，又要合于生活”，所以“幼儿园的课程须预先设定，但临时可以变更”。他强调“每学期应该有一个总设计，以决定本学期应该注意的目标，每星期又要有一个预定的课程表”，但“此课程预定表并不是固定的、不能变换的，儿童或社会上发生临时的事情，老师就可以采用为课程内容，可以把一切预先设定的暂时搁起，重新再来做一番筹备的工作。倘若新发生的事情与预定的有些相象，那就把它容纳进去”。

的确，当今的课程改革愈来愈主张：课程不仅是预成的，而且具有过程性，是复杂的综合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活动，是学习者、教育者、教育情境相互作用的动态生存，因此课程应该是不断生成的。但无论课程的预成还是生成，都无法离开一定的文化土壤。生成是相对于预成而言的，我们没有理由笼统地认定谁好谁坏，而去刻意地追求。预成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生成也绝不意味没有计划和放任自流。幼儿园课程改革关注的是儿童的发展，而不只是它的形式。新《纲要》强调：教师要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要“善于发现儿童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的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与反应，敏感地觉察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生成”就是关注儿童，我们之所以强调生成，是因为以往的预成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儿童的发展，是相对预成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言的。我们强调“生成”是因为活动情景是经常变化的、新信息是不断出现的，凡对幼儿发展具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加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为了实施计划置儿童于不顾。教师应善于发现新的线索，抓住随机发生的有意义的事件，将活动引向深入。它需要教师对儿童的发展做到既能宏观把握，又能微观调控，它需要教师在活动中能够不断地把计划内的活动和计划外的活动进行整合。因此，在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中，以生成和预成作为衡量幼儿园课程的标准是不合适的，任何一种忽视本土文化模式的刻意追求，都会使幼儿园课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流产。

关注儿童、关注发展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陈先生办教育的准则，也是新《纲要》的基本思想。

注：文中所引陈鹤琴语均出自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二卷。

第三篇：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陈鹤琴“活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摘要：陈鹤琴是中国近代学前儿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他倡导“活教育”，为改革传统教育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思路。“活教育”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核心。“活教育”的内容丰富，主要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教学论三大部分，对后世教育的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活教育 目的论 课程论 教学论

陶行知先生有一句批判旧教育的名言：“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30年代末，陈鹤琴提出：教师如何“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学生如何“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陈鹤琴在总结自己以往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活教育”的主张。

“活教育”的主张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它要求教师要灵活地使用教材、教学方法去教育学生。将教学这个过程“活”起来。而不再像旧教育那样“死”教书。严格地按照教材所写的内容进行教学，教学方法死板，照本宣科，没有创新。这些就是旧教育中所谓的“死”教书，是不可能立足于现今社会的。时代在改变，社会在进步，这也要求了教育也要有发展、有变革。而对于学生而言，“活”教育要求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要有创新思维。在当下这个人才聚集、竞争激烈的市场，博学不再是竞争的筹码，毕竟现在很多人都拥有广博的知识。关键在于，如何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如何进行创新。一个人光有知识而不懂得运用，那么知识学来也是白学。因此在“活”教育主张中，要求学生将读书这一过程“活”起来，是适应现在这个处处充满着激烈的人才竞争的社会的一种需要。

在“活教育”这一教育主张中，首先提到的是“活教育”的目的论。陈鹤琴认为“活教育”的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点让我印象深刻。谈论到做人，不论在什么时代，身处怎样的环境，学会做人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人是一种群居的生物，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个人都难以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因而，这要求我们要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借以参与生活，进入社会，追求更多的美好与幸福。

“做人”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要达到其中的精髓却是一点都不简单。不会“做人”，就不可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会“做人”，就不可能在芸芸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现在的大学生群体中总会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也许有人会把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归结为当前严峻的就业环境，市场人才剧增，供大于求。但是这也只是环境因素，是每一个求职者都必须面对的，它并不会根据某些人或某些事而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每一位求职者所拥有的机会却是平等的。

“活教育”提倡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求社会进步、人类发展。就拿就业问题来说，虽然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做人的深层在于人的发展。我们可以学着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让自己处于众人之巅，成为独一无二。那么，就业就不再是一个问题。学会“做人”，不仅在于获得良好的交际圈，还在于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学会“做人”，是个体参与社会生活、增进人类全体，同时也是个体幸福的基础。然而在现在的教育中，大多是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做人”的相关知识的教授，导致许多学生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处世。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将陈鹤琴“活教育”思想贯穿其中。

在“做人”之外，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的深一层目的在于“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就要拥有民族的荣誉感与自豪感。我们要懂得爱护自己的国家，发扬祖国的文化，传承祖国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的职责与义务。而“做现代中国人”则要求我们要达到以下五点：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五方面的条件，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符合现代人的发展要求。

拥有健全的身体，有利于我们追求人的发展，追求高深的学问和美好的人生。创新能力，让我们的思维活跃，让我们学会突破，有所创新。曾经美好的事物也会因时间逝去而淡然消逝。因此我们需要创新，这样时代才能发展，社会才会进步。合作，让我们懂得团结的重要性。团结合作的精神让我们知道到应该舍小我来成大我，以集体的利益为先，为集体而奋斗。服务，要求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而服务。我们都是国家的子民，祖国哺育我们成长，让我们懂得了许多知识，也让我们感受到人世间的美好。而作为回报，我们在感谢祖国的养育之恩外，还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即我们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活教育”的目的论，从普遍而抽象的人类情感和认识理性出发逐层赋予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等含义，这使得教育目标逐步具体化，是符合现代教育的需要。

在“活教育”教育思想中，第二个重要思想是“活教育”的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是陈鹤琴对“活教育”课程论的概述。现在是科技发达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是，学生多是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很少是直接地体验而获得知识和经验。并且，现在的学校教育仍然是以书本为主，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较少。这使得学生在学习某些知识上会存有障碍。例如，在教学生认识植物时，光靠图片展示和老师的口头表达是远远不够的，这对于学生而言仍然是很抽象的。倘若让学生走进自然，亲身观察身边的植物，从而归纳总结出一些对于植物的认识，这样不仅达成了教学任务，而且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应该多让学生亲近自然，亲近社会，强调学生在亲身观察、体验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由学生直接接触、亲身经历而获得的知识会更加真实，一方面让学生记得更牢，另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让学生亲近自然，接触社会，在亲身体验中获得知识，有利于将自然、社会、学生生活和学校教育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活教育”的课程是把大自然、大社会作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学生学习的知识和经验是来源于生活，而又运用于生活的。“活教育”的课程论让我认识到了在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和经验对学生的意义及重要性。在学校教育中，教授书本上的知识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学生还要多参与实践，在亲身经历中获取知识，应该把书本知识与学生的直接经验相结合。知识是抽象的，但是通过知识与经验的相结合，那么学生将会更好地理解知识，从而将知识化抽象为具体。

在“活教育”这一教育主张中，还涉及到“活教育”的教学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活教育”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它强调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在活动中直接经验的获取。这与现在的以学生为主导，教师指导的教学模式相呼应。这让我意识到，“做中教”是让教师利用实践和经验来完成教学。“做中学”是让学生在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中获得知识经验和发展。而在实践这两个过程中，师生达到共同进步。

教学过程是通过各种活动去实现“做”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经验的过程。通过“做”，有利于教师将知识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将抽象的知识化为具体的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取知识，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让学生知道知识是来源于生活而又运用到生活中去的，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这不仅是对学生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对教师能力的考验。

总之，“活教育”的教学论所要表达的教育思想是：在“做”的基础上，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的主体地位以及教师的指导地位，是让师生共同进步的途径。

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提出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背景和国情，是一种有吸取、有改造、有创新的教育思想。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陈鹤琴的“活教育”仍然对中国的现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许多观点对当今的教育改革仍然富有启迪。可以说陈鹤琴的“活教育”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教育思想。无论是“活教育”的目的论、课程论还是教学论，都是给现代教育的一种启发。我们要积极吸取好的教育思想并进行创新，从而获得一些适合自身发展的思想，构建出一种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孙培青《中国教育史》——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第四篇：陈鹤琴教育思想

陈鹤琴教育思想

活教育”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核心。

“活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教学论三大部分。

有感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以及当时我国所面临的民族生存危机，陈鹤琴明确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包含五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很显然，这五方面的条件，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针对传统教育“把书本作为学校学习的唯一材料”，把读书和教书当成了学校教育活动内容的实际状况，陈鹤琴将“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材料”概括为“活教育”的课程论。“活教材”并不是否定书本知识，而是强调儿童在自然、社会的接触中，在亲身观察和活动中获得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性，主张把书本知识与儿童的直接经验相结合。如给儿童讲鱼，就要让他看到真正的鱼，观察鱼的呼吸、游动，甚至解剖鱼体，研究鱼的各部。这样获得的知识真实、亲切，而且还能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精神。

随着课程内容的改变，其组织形式也因之变更。陈鹤琴认为，“活教育”的课程形式应该符合儿童活动和生活方式，符合儿童与自然、社会环境的交往方式。因此，“活教育”的课程打破以学科组织的传统模式，而改成活动中心和活动单元的形式，具体包括五方面的活动，称为“五组活动”，即儿童健康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心理卫生、安全教育等），儿童社会活动（包括动物园、植物园、劳动工厂和科研机关等），儿童艺术活动（包括音乐、美术、工艺、戏剧等），儿童文学活动（包括童话、诗歌、谜语、故事、剧本、演说、辩论、书法等）。这五种活动犹如人手的五根指头是相连的整体，所以又称为“五指活动”。“活教育”教学论的基本原则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具体有17条教育原则，“活教育”是一种有吸收、有改造、有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依然富有启迪。

禄贝尔的学前教育思想：

作为“幼儿教育之你”的福禄贝尔是近代幼儿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其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世界各国幼儿园的发展以及幼儿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明确提出了幼儿园的任务。福禄贝尔指出，幼儿园的任务是：通过直观刚的方法来培养学前儿童；使他们参加各种必要的活动，发展他们的体格，锻炼他们的外部感官，使他们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以及增长知识；使儿童在游戏、娱乐和天真活泼的活动中，做好升人小学的准备。

2、创制了“恩物”。为了更好地引导幼儿认识自然、扩大知识和发展能力，福禄贝尔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创制了一套供他们使用的活动玩具，并称之为“恩物”。“恩物”作为幼儿认识万物的初步手段，适合幼儿教育的要求，与幼儿天性的发展相适应，从而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流行。

3、强调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福禄贝尔认为，游戏是儿童内部需要和冲动的表现，游戏作为儿童最独特的自发活动，成为幼儿教育过程的基础。在福禄贝尔看来，一个游戏着的儿童，一个全神贯注地沉醉于游戏中的儿童，正是幼儿期儿童生活最美好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幼儿园应当是幼儿游戏的乐园。在《人的教育》一书中，福禄贝尔恳切地呼吁：“母亲啊，鼓励和支持儿童的游戏！父亲啊，保护和指导儿童的游戏！”但是，福禄贝尔指出游戏应当适合于儿童的体力和智力，并使它们认识周围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

4、强调作业的重要性。他提出,作业活动是幼儿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和谐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通过作业活动，可以对幼儿进行初步的教育。他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幼儿园作业大纲，要求幼儿的作业活动严格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他指出，在作业活动中，教师应当对幼儿及时地进行指导和帮助，培养幼儿集中注意力和认真制作的习惯，促使表现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第五篇：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

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 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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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琛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创者和改革者，他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幼儿教育之路，形成了独特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体系。为了继承、弘扬和发展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本文着重介绍陈鹤琴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并分析其成因。

Mr.Chen Heqin is our country modern preschool education pioneer and innovator, he explores a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meet the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oad, forming a unique infant education theory and ideological system.In order to inherit, carry forward and develop Chen Heqin's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introduces the Chen Heqin infant education theory and though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causes.[关键词]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活教育；教育实验和研究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和“中国的福禄贝尔”。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幼儿教育问题，探索和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体系。在新时期应继承、弘扬和发展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深化幼儿教育改革。

一、开创中国现代幼儿教育(1919—1928年)陈鹤琴先生1919年离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次年喜得长子陈一鸣，每天对其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实验和文字与摄影记录，连续808天，对孩子的身体、动作、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儿童心理及教育的论文，并于1925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著作。其中《家庭教育》一书论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和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堪称为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次年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指出中国普通幼稚园当时大概有四种弊病：一是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二是功课太简单；三是团体动作太多；四是没有具体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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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925年扩建鼓楼幼稚园园舍，邀请东南大学陆志韦等10人成立董事会，筹募资金，该园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派助教张宗磷协助研究工作，至此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诞生了。陈鹤琴主持实验幼稚园的课程、故事、读法、设备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等，并与张宗麟合写《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概要》一文，由《新教育评论》发表。当年夏，主办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编写的讲稿《幼稚教育》围绕“为什么办幼稚园”“幼稚教育的目标、原则、课程”等问题，对办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作了全面论述。根据自己办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发展特点的15条办园主张，其中涉及到适应国情、家园共育、教育内容、幼稚园课程、教师素养、师幼关系、教法、设备、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这15条信条为当时中国的幼稚教育指明了道路，正如陈鹤琴所言：“我们所主张的15条信条当然不是金科玉律尽善尽美，但从现在中国幼稚教育的情形来看，这15条信条也许是治病良方呢!”1928年，陈鹤琴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5月与张宗麟合著《幼稚教育丛刊》，出版《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园的设备》，同时，反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分科教学法，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该时期丰富了幼儿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原因，也不可忽视陈鹤琴的个人因素。从内因来说，陈鹤琴1914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考取的是庚子赔款奖学金，陈鹤琴说：“清华大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款，我游学美国也用的是庚款，庚款是什么呢?还不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报答呢!”问他在启程去美国之前，原本想学医，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他改变了注意，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决定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来两人一起在哥仑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另一主要内因是陈鹤琴对儿童无限的热爱，正如陈先生所言：“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他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正是陈先生对儿童的这种纯爱，才确定了他献身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生志向。

二、广泛开展教学实验和研究，编写各类儿童课本和读物(1928一1939年)经过陈鹤琴和先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幼儿教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时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鹤琴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对儿童的热爱，受聘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处长，为更多的中国儿童办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办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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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 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鹤琴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网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办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3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

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鹤琴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鹤琴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1]但是，陈鹤琴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2]另外，陈鹤琴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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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鹤琴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鹤琴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内因来说，陈鹤琴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鹤琴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3]1940年陈鹤琴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4]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办起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鹤琴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5]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 1944年在实验活教育筹划会议上，提出“五指活动”方案，由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科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五个部分组成，五指活动如人的五指，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在儿童生活中结成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网，继续实践活教育。1945年10月恢复和重建遭战乱严重破坏的南京鼓楼幼稚园，继续兼任园长，每月去幼稚园指导工作。11月任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确定幼师办学宗旨为：培养优良师资，实验及推行活教育。1947年继续推行活教育，批判传统教育，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着重讨论了战后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道路。陈鹤琴说：“战时幼稚教育在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

幼稚教育史上还是一个拓展的阶段，而今天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个阶段，一切的工作也还是继续着战时，来完成幼稚教育在中国的建立。”陈鹤琴分析了战时幼稚教育的不足，并提出战后幼稚教育的五点发展建议，这些思想又将建立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幼儿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陈鹤琴主编的《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一书出版，标志着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1948年，陈先生在上海幼儿专科学校成立儿童研究站，对1.5—3岁的儿童进行身心发展研究和保教工作实验，并作为幼专、幼师学生实习的场所。是年，编写的《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和《活教育的创造》两书出版，在《活教育》上发表《活教育的目的论》，提出做“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的现代世界人”，至此，活教育的目的论便发展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可见，陈先生的活教育理论思想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陈鹤琴活教育三大目标的提出都是有其独特缘由的，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是肩负时代意义和历史使命的，陈鹤琴认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就是中国教育惟一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各国的教育目的。陈鹤琴说：“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做一个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拿目前的情形来说吧!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做世界人，便要爱全世界的人类”，“爱那些站在真理一面的人类，真理是不会泯灭的。”[6]陈鹤琴把做人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仍是我们今天的教育要追求的目标。活教育的课程论和方法论除了受欧美进步教育思想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社会现实原因——1940年夏，江西省政府批复建立省幼稚师范学校时，经费严重短缺，由原定的6．5万元减至2．5万元，陈先生就率领师生成立十多个建校小组，开山筑路，建造校舍，边学习、边劳动，提倡“手脑并用，文武合一”，他们建成了实用的教室、宿舍、礼堂、办公室等教学生活设施，“荒山”变成了“活教育”的乐园。这便是“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教育思想形成不可忽视的原因。活教育理论体系不但指导着旧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对建立新中国的幼儿教育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我国2l世纪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有诸多的启发和借鉴。

四、为新中国幼儿教育事业鞠躬尽瘁(1949—1982年)陈鹤琴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继续高度关注新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筹办新中国第一个儿童玩具厂，恢复出版《活教育》，1949年底到1951年初，他相继在《活教育》(1950年更名为《新儿童教育》)上发表《音乐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儿童教育的新动向》《我们今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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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等系列文章，对新中国幼儿教育事业作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开拓。1951年春，《人民教育》开始了对“活教育”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陈鹤琴仍然发表了《幼稚园的课程》《如何使幼稚生适应新环境》《论幼儿园环境布置》《如何利用故事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幼儿教育的新动向》等系列文章。在《幼稚园的课程》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幼稚园课程编制的十大原则：“是民族的，不是欧美式的；是科学的，不是封建的；是大众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是儿童化的，不是成人化的；是发展的、连续的，不是孤立的；是配合目前形势和实际需要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是适合儿童身心发展促进儿童健康的；培养五爱的国民公德和民主、团结、勇敢、守纪律的优良品质；陶冶儿童的性情，培养儿童的情感，要养成儿童能够说话的技能。”在《幼儿教育的新动向》一文中陈鹤琴首次系统地就“体、智、德、美”诸方面提出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四项任务：“保证幼儿的健康和身心的正常发育，发展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培养幼儿初步的国民道德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其他优良品德，培养幼儿的爱美观念，增进幼儿愉快的精神”，旧此外，还就这四项任务提出了相应的7条教养原则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1979年，陈先生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小组发言中讲到：“这次我借出席五届二次政协会议之机，提出了三点提案：1．在全国各省市恢复或建立幼儿师范学校，以培养幼教师资。2．在全国各省市高等师范学校恢复或建立幼儿园和实验小学，作为进行科学实验取得系统经验的场所。3．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的研究室和实验工厂。这三点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已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7]当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并发表讲话，讲话就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对于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第二，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第三，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要办好示范性幼儿园；第四，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实验和制造。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重大问题。1981年，年近90的陈先生还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同年11月，为浙江《幼儿教育》创刊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这既是对一切从事幼儿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谆谆教诲，也体现了陈鹤琴热爱儿童、关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挚热情怀。

纵览陈鹤琴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奉献的一生，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尽瘁的一生，继承、弘扬和发展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献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

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

[1]北京市教科所编．陈鹤琴全集(第六卷)[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P295． [2]北京市教科所编．陈鹤琴全集(第二卷)[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P110． [3]北京市教科所编．陈鹤琴全集(第六卷)[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P297． [4]上海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陈鹤琴生平年表，P25．

[5]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全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P256． [6]北京市教科所编．陈鹤琴全集(第五卷)[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P63． [7]安徽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爱国老教育家陈鹤琴[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