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现代职教体系学科地位

第一篇：提高现代职教体系学科地位

提高现代职教体系学科地位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姜大源

问题的提出：职业教育缺乏自己的学科话语权

在当今中国的师范教育或教育学领域内，在许多著名的师范大学学府里，学生数占高中教育一半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学生数占高等教育阶段一半的高等职业教育，始终处在一个非主流的、没有或极少话语权的尴尬境地。

这是因为在我国学科学位领域以及师范教育领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在学科上是层次关系：处在一级学科普通教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的从属位置。其结果不仅导致职业教育学科地位低下，而且导致其社会地位低下，大大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内生发展，也使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缺乏科学的学科理论支撑。一个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却没有一个支撑其自身发展的学科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长期以来，企图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为职业教育及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努力，出现了逻辑的悖论。这是因为寻求职业教育学科地位的首要问题，是确立其基准科学的定位。但是，如果从层次上将职业教育学置于普通教育学之下，那么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要么从属于普通教学论领域里的专业教学论，要么从属于工程（技术）教学论甚或科学教学论范畴里的专业教学论。倘若如此，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及其内生的发展指向又何以体现呢？无疑，职业教育的发展及相关研究的一个最重要任务，是要探求如何从教育类型的角度赋予职业教育（学）一个与普通教育（学）以同等学科地位的理由。

问题的实质：跨界是职业教育学科的基本特征

“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职业教育，其“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培训和传统的学校教育的“围城”而彰显出其明确的“跨界”特性，它集中体现在：其一，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和学校的疆域，既要关注企业发展的需求，又要关注学校发展的需求，亦即要关注现代企业与现代教育的发展理念的融合。在这里，相对于学校教育学又出现了企业教育学的概念；其二，职业教育跨越了工作和学习的界限，既要把握工作的需要，又要把握学习的需要，亦即要把握“做中学”与“学中做”的学习途径的融合。在这里，相对于学习教育学也出现了工作（劳动）教育学的概念；其三，职业教育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界限，既要遵循职业成长及技能形成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认知及知识学习的规律，亦即要遵循职业发展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的融合。在这里，相对于普通教育学则出现了职业教育学的概念。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寻求的是个人职业生涯进程的规律与个人认知学习进程的规律的集成。

这表明，普通教育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学习地点——学校，因而其教育教学要基于教育的认知规律，是在“去情境化”的学校定界地展开的；而职业教育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因而其教育教学要基于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认知规律的结合，是在“在情境化”的校企跨界地展开的。显然，普通教育所涉及的领域只是“教育—学校—学习”，而职业教育所涉及的领域，除了“教育—学校—学习”，还有“职业—企业—工作”。换句话说，职业教育涉及的领域是普通教育的一倍。

所以，一方面，职业教育是一种与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必须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就业的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还是一种与人职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还必须以人本发展——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为导向。毋庸置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必须关注人的一生发展，不能只关注企业、经济的功利性目标，还必须关注教育人本性目标。这是跨界的职业教育必然导致的跨界思考。

问题的解决：赋予职业教育（学）以一级学科地位

跨界的职业教育的思考，既要关注职业对教育的影响，又要关注教育对职业的影响。所以，职业教育除了涉及普通教育里的学校教育学、学习教育学和普通教育学的组合外，还涉及企业教育学、工作教育学及职业教育学的组合，这是普通教育中不涉及的。显然，要明晰职业教育的学科地位，至少还要在上述与普通教育不同的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对三个学科理论问题给出科学的回答：一是关于职业本原的研究，二是关于职业科学的研究，三是关于职业教学论的研究。普通教育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职业本原的研究涉及职业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研究职业本原，就要研究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其范畴应包括职业哲学、职业历史学、职业分类学、职业术语学、职业心理学、劳动医学与职业医学、职业社会学、职业法律（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法律及职业从业的法律），还有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学论。这是一个与职业相关的学科的总框架，其所蕴含的内容和涉及的学科领域之丰富与广博，应该说已具备了作为一个与普通教育学同等地位的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职业教育是作为通过教育途径来获取合适的职业资格的教育，就必须研究职业，这一特殊性突显其不可替代性，也意味着必须以职业为对象开展对职业教育的学习问题的研究。

第二，职业科学的研究涉及职业教育的基准科学。面对众多的社会职业和对其予以教学论处理的符号化教育编码——专业（教育职业），职业教育缺乏与之对应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基准科学，以至其教学设计不得不建立在与其名称相近或类似的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经济科学或管理科学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处理并不符合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要把关于职业（包括社会职业和建立在社会职业基础上的教育职业——专业）和对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认识”看成是一类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就要从职业教育的视域，一要对职业工作所运用的事实知识和方法知识进行研究并使其系统化，二要对与之紧密联系的相关科学所需阐述的事实知识和方法知识进行研究并使其系统化。所以，职业科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职业的理论”，而是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科学，即整合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的科学。

第三，职业教学论的研究涉及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必须对“专业教学论”的概念及其决策理论有全新的解读。基于知识存储的学科体系的专业教学论，对学习内容选择的参照系是与专业对应的各“专业科学”知识的总和，是在职业资格框架内从相关专业科学里导出的、具有职业特殊性的专业内容。但是，由于职业劳动的复合性，基于知识应用的职业教育，其“专业”（教育职业）挣脱了传统的学科专业唯一性的桎梏，已非学科体系意义上的“专业”。这就很难为职业教育的每一专业（教育职业）都确定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基准科学——专业科学。由此，采取建立在教育职业概念之上而以职业科学为基础的教学论，即职业教学论或“职业的教学论”，就成为职业教育的教学依据。它不再以“专业科学”为逻辑起点，不再强调由专业科学导出的基础性和专业性内容，不再强调建筑在此基础上的专业学科系统和专业学科结构的学习，而是将职业及其领域作为连接该职业领域内教育职业（专业）的纽带。这种由社会职业导出的教育职业（专业），必须根据社会职业的工作过程、工作要求和工作范围来开发特定的教学方案——课程。鉴于此，处于职业教育“教”与“学”过程中心的，也就不再仅仅是专业理论内容的复制，而更多的是经由职业实践——工作过程分析和归纳所确定的、基于知识应用的职业能力的培养。

上述关于职业、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的研究，是在职业教育学这一宏观平台上进行的。可以认为，职业本原是关于职业的本质与起源的学说，职业科学是关于职业及其教育形式的普适性和基础性的学说，职业教学论是关于职业教学的内容和手段的学说，而职业教育学则是涵盖了职业、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的、关于职业研究与教学研究的综合学科，是研究基于职业成长的教育规律的教育科学。因此，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学科框架，呈现为一种“职业—职业科学—职业教学论—职业教育学”的架构。

从社会学层面的职业研究扩展至教育学层面的职业研究，产生了将职业科学作为职业教育基准科学的理论创新，并提出了职业教学论的构思与方案。这一学科理论是职业教育类型所决定的。所以，从基于层次的教育学研究走向基于类型的教育学研究，充分表明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成熟。可以认为，从教育类型的角度赋予职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同等的学科地位，即一级学科的理由，是必要且充分的。（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篇：人文地理学的地位与学科体系

人文地理学的地位与学科体系

2•1 人文地理学的地位众所周知,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它们分别成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客体。

“侧重于研究地表自然因素的区域系统,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作用的为自然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人文事象的区域系统,揭示人类活动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 作用的为人文地理学”。两者共同构成一级学科———地理科学。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地理学的“三分法”,但从地理学所研究的客观实体的属性看,我们认为,经济地理学从属于人文地理学。

2•2 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人文地理学是以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活动)为直接对象的学科。人类活动的发展、变化直接决定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首先,人类活动空间范围的不断扩大,活动内容的日趋复杂,对环境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不断拓宽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一些新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新(分形论、混沌学、神经网络理论„„)、新手段(GIS、GPS、RS„„)的运用,供了可能 [3]。这直接决定了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庞杂性、动态性及多层次性。一般来说,现代人文地理学按照所研究内容的属性特点,首先可以分为部门人文地理学和区域人文地理学两大部分。

区域人文地理学按空间尺度又可进一步分为世界人文地理、外国人文地理、中国人文地理及乡土人文地理;部门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等。此外,社会地理学、社区地理学、资源地理学、信息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建设地理学或以独特、全新的研究内容或以新时期研究内容侧重点的明显变化成为部门人文地理学新的一级或次级分支学科

第三篇：教育评论：职教生考研能提高职教地位吗？

教育评论：职教生考研能提高职教地位吗？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六部门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规划到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六部门规划，职业院校学生将可考研。

这被认为是改变职业教育“断头教育”的重要举措——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最高只有高职层次，高职毕业生要进一步深造，有诸多现实条件限制。而在国外，职业教育不但有本科，还有硕士和博士，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

提高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当然有利于改变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的局面，但仅仅提高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而不解决困惑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职业教育的前景还不容乐观。因为就是授予职教博士，或许也会被认为比学术博士要低一个档次。

从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来说，应该以就业为导向，而不是以学历教育为导向。事实上，我国一些职业院校不以就业为导向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而是热衷于升为本科院校，就是学历导向的结果。如果这种办学导向不变，接下来，职业院校会热衷申请硕士点，甚至博士点，结果是职业教育的研究生规模体量增大，但却偏离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办学定位。这与国家推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是背离的。

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是因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被认为是低层次教育，地方政府把办本科院校、综合性院校作为重要政绩，而职业院校也缺乏办学自主权。

要让职业教育摆脱低端教育的困境，必须对症下药。首先，政府部门要着力消除一系列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取消高校招生的批次设置，让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平等竞争。如果职业院校的招生被放在普通院校之后，职业教育的地位就不可能提升。其次，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把自主办学权交给职业院校，这才能让职业院校有清晰的定位，并办出特色，培养出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

第四篇：农民工地位提高（范文模版）

农民工地位提高

今年春节，在中国的上海和广东等地,有数十万农民工自愿选择留在城里过年。为此，当地工会组织特地向这些人发放了慰问金和节日礼品。中国这个向经济困难的职工提供援助的“送温暖工程”早在10年前启动，但以专项资金援助农民工，这还是头一回。以往的援助对象是拥有城市户口、生活困难的职工。今年，农民工也被列入这一范围，足见这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待遇的提高。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高度肯定了农民工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给予农民工以产业工人身份和待遇的问题上，中国做出最新表态，发出更积极的信号。

据统计，中国约有2亿农民工，大多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今，上海200万农民工已加入“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无锡市教育局将全市公立学校向所有民众开放，目前，90%的农民工子女都在公立学校上学。▲（摘自2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原题：中国部分地区给予农民工正式职工待遇，胡连荣译）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地位

去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对我国农民工群体不容乐观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景式描述，激起很多人共鸣与同情。

上海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上海800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超过一半。近年来上海在提升农民工地位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今年初上海入选“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十大城市”，是我国许多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向往之地。今年“五一”期间还有4位外来农民工首次登上上海市劳动模范光荣榜。总体来看，提升农民工地位是大势所趋，目前还有以下问题亟需着手解决。

一、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合作机制问题

要提升农民工地位和改善农民工境遇，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力量密切合作的机制。其中，政府是否作为和如何作为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农民工群体的教育与技能培训、法律救济与援助、劳动就业、廉租住房、公共卫生、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权益保障，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等），也要对市场力量主要是用工企事业单位加以舆论引导、行政监管和法律监管，还要为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民间）力量提供良好的行动条件和环境，对社会（民间）力量的行动提供支持和引导。目前农民工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各种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的不作为。而社会（民间）力量在行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不作为有关。越来越多的人们期待政府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主导作用，逐年增大对农村公共开支的投入，逐步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以此来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

二、农民工的媒体形象问题

近年来主流媒体正在越来越多地为农民工代言，但是，长久以来大量关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形象。不仅很多城里人形成了带有偏见的印象，往往把农民工的形象和贫穷、肮脏、暴力、粗鲁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舆论影响下，很多农民工也认同了这种自身形象。即使是那些对农民工心怀善意的人们，在谈到农民工时，潜意识里也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农民工是需要同情和照顾的弱势群体，而很少有人能够把农民工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理解农民工。这样的身份认同非常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地位和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为了纠正偏见，主流媒体应该加强关于农民工的正面宣传与报道，努力塑造自信、自立、自强、仁爱、积极向上的农民工新形象。

三、农民工的话语权问题

虽然农民工问题开始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但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沉默的群体，农民工自身的话语权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也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群体形象。2006年10月，一名年轻的农民工吕延武首开先河，在新浪网开设了个人博客“中国民工第一博”，迄今已经上传了50余篇文章，这是互联网时代农民工自发争取网络话语权的标志性事件，引起不少农民工的关注。农民工个人博客的出现虽然有助于农民工增强话语权，但由于博客流量有限，难免产生无力感。如何借助主要网站，共同聚焦“三农问题”，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事情。

四、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缺乏组织的原子化个人生存状态有关，农民工只有被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首先，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力度，增强农民工择业的主动性，减少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在农民工主要输入地建立对农民工的需求信息库，在主要输出地建立劳动力信息库，并加强彼此间的协作与沟通。目前，已有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企业和网站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信息和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方面作出了努力。其次，可以支持和鼓励农民工的自发组织行动。目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组织行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需要提高已经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可以充分调动工青妇力量，把游离于体制外的农民工积极分子吸纳到体制内，引导和支持他们开展团结和组织农民工的活动。

五、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

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意识到自身在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方面的不足是影响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渴望通过学习和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进而改善自身的境遇。但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在现有条件下，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参加学习和培训。目前在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方面，政府还存在缺位现象，政府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从教育培训的内容来看，由于农民工多方面的素质都有待提高，因此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应该是全方位的。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平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先驱晏阳初在国内外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根据晏阳初的思想，平民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包括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要素。文化教育旨在提高民智，生计教育旨在丰裕民生，公共卫生教育旨在强健民体，公民教育旨在培养民德，以造就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平民教育必须制定实施综合性的、整体性的计划，使教育、生产、健康、自治四大任务联环配合，同时并举。如果我国的农民工教育培训能够从这四方面入手，扎扎实实推进，这将是农民工的福音。

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不应该是被遗忘的人群。如果党和政府能够从解决上述问题入手，着手领导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合作机制，改善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增强农民工的话语权，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那么农民工的未来地位和境遇将拥有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话题缘起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将此问题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点。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我国现代化绕不开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城镇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和谐社会更谈不上。我省中山市近年实行的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无疑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探索，此外，还有些什么措施、从哪里着手来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我们特约专家建言

 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 出路在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难题的核心在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产业素养，重点在于加快全方位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出路在于进行体制创新，提供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的优厚“人口红利”，又面临着反复出现的“返乡潮”、春运难和“民工荒”的困境，如何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契机，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为手段来化解其就业不稳定难题，化解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板结”的困扰，成为当前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三个特质和三方面利益祈求

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解读有三个关键字：“新、农、工”。“新”是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祈求上存在重大差异。“农”是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工”是他们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的利益祈求有三个基本点，一是追求融入城镇化进程，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二是追求融入工业化进程，他们因为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三是追求融入现代化进程，更愿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三个着力点

从供给方看，要融入城镇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在融入城镇化进程中的“话语权”，从而提升就业竞争性和稳定性，促使其成为产业升级需要的合格的产业工人。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随着养老保险无缝转移等利好政策出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显得日益重要，没有就业的稳定性，就谈不上融入城镇，也谈不上成为现代市民。没有就业的稳定性，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淀进而影响到他们与资方的博弈能力，造成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从需求方看，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是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必经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过程不是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向沿海地区转移就业的过程，附着中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从劳动力需求视角，通过产业升级，形成产业升级与劳动力需求数量和结构的动态优化匹配，通过产业转移，减少外来普工流入沿海地区就业。通过建立人口、产业和就业联动机制，保证劳动力流动方向合理、适度和有效，才是长久之计。

从供求均衡视角方看，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众多现实挑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以前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等供求失衡现象。虽然他们对城镇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镇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能

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是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再次是要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通过提供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打通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的经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通过建立科学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监测就业景气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匹配程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异地转移就业和降低就业风险问题。通过体制创新克服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障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居民向市民转换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文化氛围、制度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要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而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则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转型期不可忽视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成长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抓好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创新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需要，也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需要。

要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成长和全面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该群体独特的二重性价值取向。从积极方面看，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组织化程度提高，培训、学习意识更强；从消极方面看，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不愿吃苦，亲情意识、家庭责任意识淡薄，缺乏敬业精神，追求享乐。这种价值取向的二重性现实，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心智成长和政治进步；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过于狭窄，他们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的缺失又加剧了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他们的各种利益主张和需求也得不到重视。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党员和优秀分子，无法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活动，从而产生严重的“失去组织感”。

因此，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成长，注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发展党员，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拓宽他们政治参与途径，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问题的当务之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势在必行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是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客观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成长，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客观上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准备了物质基础。新生代农民工比一般农民工更自觉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信息，更自觉地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中寻求平衡，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起穿针引线作用，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生力军。重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将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优势。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党员和先进分子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其先进性的辐射力、影响力有利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几年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创新。200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四个文件，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走上规范性、系统性、程序性轨道。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和党员关怀激励机制新要求，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提升到科学化高度。各地基层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摸索出许多切实可行而又效果显著的新方法、新办法，如：流动党支部、网络党支部、党员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农村发展党员全程联名推荐制等等，这些成功的做法经过及时的总结、归纳和概括，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现实路径

科学的制度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1）新生代农民工党课教育制度。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采用生动活泼、内容新颖、方式灵活等办法开展党课教育，培养他们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培养和发展党员制度。居住地党组织主动配合，对发展对象进行联系、培养和考察，两地党组织及时交流培养情况，共同做好党员发展工作。（3）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制度。城乡一体化统筹管理，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共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4）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激励、关怀、帮扶制度。尊重新生代农民工党员主体地位，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主体意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基本权利，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亲和力、凝聚力和领导力。（5）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制度。由居住地党组织提供渠道和条件，流出地党组织和居住地党组织密切配合，共同激励，共同组织，城乡共建。

科学的方法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条件。

应当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科学地将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引进到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去。比如，运用管理学、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本理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格特征、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等，就可以有效地与他们进行沟通，从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再比如，在信息化时代，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建立网上党支部，通过网上党员之家对党员开展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利用互联网的互动功能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手机微博与培养对象和流动党员沟通思想、保持联系等等，都将会大大提高党建工作的效果

第五篇：现代职教体系下人才培养研究与思考论文

一、我国主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模式

我国近年来，随着行业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对高技能型、高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引起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广泛关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机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在吸取西方先进教育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多种优秀职业教育合作机制，如短、中、长期订单式培养模式;校、企联合办学模式;3+2模式，实训基地区域共享机制等。但目前还主要处于不断尝试阶段，距离形成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即具备总体的稳定性又具备灵活机动更新的培养机制还有不短的距离。

1、3+2模式:

随着中专招生的逐年萎缩，部分有意愿就读职业院校的初中生，进校后前两年完成高中基本文化知识和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学习，然后编入相应专业大专班，完成本专业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技能训练相应科目的学习。这种模式因学生的学习效果普遍不理想，已被绝大多数学校放弃。

2、订单式培养模式:

学生在职业院校就读1至2年时，由用人单位选择好培养对象，单独组班，按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和侧重点，安排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的内容，配备师资。这种模式针对性强，学生适应岗位工作迅速。但其缺点是:学院与企业的资源投入易产生分歧，双方教育教学的衔接易出现混乱，另外，一旦学生变动效力企业，则其适应能力反而减弱。

二、当前职业技能型人才市场现状

当前，我国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对人才的需求量巨大，而对人才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也多种多样，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机械行业来说，各企业生产模式，经营产品千差万别;企业的设备应用，从老式机床到现代最先进设备都在应用，生产中使用的软件也是多种多样，而且更新换代快速，如果要职业培养完全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同时，由于现代企业的兴、衰、生、灭速度快，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工作变动较大，这就要求学生的知识和技能需要更全面，以增强自身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三、现代职教体系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思考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层出不穷，这体现了当代教育工作者、企业和政府的高度认识、积极探索与不懈努力。但笔者认为，职业教育需要有顶层的设计不是盲目的挪用。应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深刻分析国内的实际情况，拟定出合适的培养体制，各方协调研究其利弊，逐步完善和改进，并从政策上支持，法律上肯定，经费上保障其顺利实施，保证体制在较长时间范围的稳定性，同时又不断补充、修订和更正其具体实施办法。这样，现代职业教育才会稳步踏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