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吴锋锋
(庆城博物馆 庆城 745100)
【摘要】范仲淹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能否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成为关乎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对待诸羌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并对其中的熟户、生户,分而治之以争取民心。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巩固了西北边防,促进了边地开发,而且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加速了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关键词】范仲淹;民族融合
庆阳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同时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北宋建立后,此地便成为边防重镇,成为拱卫关中的前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他安抚诸羌,调整民族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填词写诗,以壮边声。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了“先忧后乐”的誓言,以自己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元昊称帝与宋夏战争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末和五代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党项族李继迁联合契丹抗宋,取得了陕西北部,并向庆州,环州,延州扩展。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后,向宋仁宗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1]的要求,被北宋当局拒绝,随后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激化,宋夏关系破裂。
自己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李元昊恼羞成怒,为了报复北宋,元昊举全国之力向宋王朝发动了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夏军十万围困延州,边境告急,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损失惨重。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大败宋军于好水川。此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2]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又大败宋军于定川寨。经过这三次大规模战役,宋朝西北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致使“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3]。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年)5月,任陕西都转运使,7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至此,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
二、范仲淹的民族政策
有宋一代,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当时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的北部,庆阳、固原地区的周围。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正是由于生熟户的分布广泛及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所以范仲淹知庆州期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来,在巩固宋朝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进步。
(一)恩威并施。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即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躍。”在积极拉拢的同时,还对其进行教化和威慑。针对羌人偏居一偶,孤陋寡闻,范仲淹于战马倥偬之间,在庆州之北城门上修建镇朔楼一座。楼为七楹,高五十尺,深四十尺。高大雄伟,层檐翚飞,极具观瞻。威严壮丽的镇朔楼给人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感觉,意在昭示世人这块土地是大宋国土。
(二)重用边将。范仲淹在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期间,非常重视将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认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4]。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成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精通指挥艺术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就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能攻能守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此后,西夏不敢轻易来犯。
(三)发展生产,造福一方。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险恶的边陲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其知庆州之际,先后向朝廷上《攻守议》《再议攻守》。针对当时“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的情况,范仲淹决定改革旧制,以纾民力。他借鉴汉赵充国、三国曹魏,以及唐朝天宝八载屯田之策,决定“欲以本处渐兴田利”,“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范仲淹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此,宋夏边界上的军屯发展起来了。屯田养兵,且耕且战,闲时务农,战时出征,真正达到了防边省费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效果。
庆阳乃周祖发源之地,农耕文化发达。相传周先祖不曾率族人“奔戎狄(今庆阳)之间”,与其子鞠陶、孙公刘等“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他来庆州之后,在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发展当地农耕生产。著名的《劝农诗》,就是范仲淹知庆州时的杰作。诗云:“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诗中豳地乃是庆阳旧称。经过范仲淹的积极引导和勉励,庆阳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恢复,该地区又重新兴盛起来,成为粮草丰茂、兵强马壮的边防重镇。
(四)善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范仲淹不仅对汉民关怀备至,对羌民亦复如此。他的亲民、惠民的思想,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范仲淹修筑的城寨除作为屯兵防守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属羌和愿意归附的降羌。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曰“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仲淹由此赢得了羌人的爱戴。他们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皆画像立生祠事之”。當范仲淹去逝后,消息传到环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5]
三、宋夏议和与民族融合的发展
经过范仲淹的苦心经营,环庆路的防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在此后的战争中,西夏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宋朝的损失却大大减小。随着战争的进行,西夏国困民怨。“元昊虽数胜,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6]由于战争损耗及宋夏间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经过反复的苦战李元昊一无所获,遂寻求与宋议和。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
宋夏和议后,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宋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夏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如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双方维持有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以后双方曾有过几次战争与和议,但和平时期超过对抗时期。夏宋双方的议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为元朝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6]宋史 夏国传[Z].[3][5]宋史 范仲淹列传[Z].[4]范文正公集 上执政书[Z].作者简介:吴锋锋(1984-),男,甘肃庆阳市,庆城博物馆 联系方式:地址,庆城博物馆;邮编,745100;电话,***
邮箱,wu135157@sina.com
第二篇:范仲淹材料
范仲淹材料
一、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
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
;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
;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
。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53-54] 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
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 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二、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69] 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70]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73-74] 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
;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
;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78],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81-82]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三、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110],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
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
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122] 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三、高风亮节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127-128] 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因冬寒病重,求为颍州。[131] 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四、文学成就 散文
宋自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155]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156] ;《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157-159] 灵乌赋(梅尧臣)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 见龟七十二鑚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於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 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灵乌赋(范仲淹)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涂矣。“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御街行·秋日怀旧范仲淹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五、评价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六、故事 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龙图老子
1038-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 ;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
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208])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213],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214]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教子扶危
范仲淹熟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举贤任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218]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性情中人
历史上,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
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224] 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225] 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226]
三光风范 范仲淹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第三篇:品读范仲淹与
品读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一、《岳阳楼记》的产生
1、范仲淹生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莱,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调。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戌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慨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有《范文正公集》。
2、《岳阳楼记》是如何产生的。
教学此文,教师应与学生共同来寻这个根。这个根,文中说的明白:“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属予作文以记之。”滕子京虽谪但却使巴陵“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足见滕实为国之栋梁,他到任不到一年,便政绩卓著,遂重修岳阳楼。在古时,修造亭台楼阁,往往撰文记叙建筑、修葺的过程和历史沿革,滕子京便请朋友范仲淹写记。朋友相邀,焉有不做之理。而此时的范仲淹,也正被贬在邓州作知州,真可畏“同是天涯沦落人”。有所不同的是,范仲淹与滕子京在处世上相差很大。滕子京“尚气,倜傥自任”,是个很有脾气的人,又有点刚愎自负,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他对自己的无端遭遣始终耿耿于怀,常常口出怨言。据说,岳阳楼落成之日,他的部下前来祝贺,他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本当高兴之际,滕子京却万般悲伤涌上心头,可见他还没有走出谪官带来的打击。可读《岳阳楼记》全文,你却找不到这样一种因被贬而生怨的情绪。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出此范仲淹。一般来讲,“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作,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而范仲淹在遭受挫折打击时,却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洒脱自如,毫不介怀。作为滕子京的朋友,范仲淹总想对他进行规劝却一直无缘开口。后来滕子京给范仲淹去信,要他为岳阳楼写记,范仲淹才有机会为老朋友进言,文中写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些话,不仅是范仲淹用于自勉的,更是用来勉人的,劝勉谁?滕子京呀!
找到了这个根,我们就能理解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并不仅仅是为了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之事,更是为了借此文对老朋友做一劝勉。如何劝呢?又不能直来直去,故要写得隐秘些。以什么为托辞呢?当然是洞庭湖之景!他明写景,暗写自己对人生沉浮的看法,并劝老朋友要拿得起、放得下,做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洒脱人。在范仲淹看来,人的一生无怪乎有两种活法,一种是“以物喜,以已悲”。像那些迁客骚人,因洞庭湖之景或喜(第四段)或悲(第三段),“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见刘勰《文心雕龙》)故有见“淫雨霏霏,连月不开……虎啸猿啼”便生“去国怀乡,忧谗畏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有见“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渔歌互答”便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之感。一种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这种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之远,则忧其君”,“进”忧其民,“退”忧其君,唯独不忧“已”!因为,他们的忧与乐已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子京老友,我多么想你成为这样一类人呀!“微斯人,吾谁与归!”此文撰于邓州,作者并未到过岳阳楼。
二、《岳阳楼记》赏析
沿湘江顺流而下,经长沙再向前,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水映入眼帘,那就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首题为《临洞庭》的诗里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成为千古绝唱。诗中所说的岳阳,西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上向岳阳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的城楼,被蓝天白云衬托得十分壮观。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
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贬官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附有《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到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便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作记的缘由。
这番交代十分必要,因为范仲淹既非岳阳人,又不在岳阳做官,可能根本就没来过岳阳,一个和岳阳没有关系的人忽然为岳阳楼作记,这是必须说明缘由的。作者先提出自己的好朋友滕子京,说他被贬官到岳阳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并扩建了岳阳楼,在楼上刻了唐代先贤和今人的诗赋,又嘱托我作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这段文字简明扼要,把必须交代的背景,在文章开头集中地加以交代,后面就可以驰骋想象自由挥洒笔墨了。第二段,不对岳阳楼本身作描写,而是由岳阳楼的大观过渡到登楼览物的心情。这段文字的内容是写景,口气却是议论。一上来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陵的美景集中在洞庭湖上,它衔远山、吞长江、汹涌着,流动着,无边无际。这几句是从空间上形容湖面的广阔和水势的浩淼。接下来两句“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则又从不同时间洞庭湖的不同景色,表现它气象万千的变化。早晨阳光灿烂,把洞庭湖照得如同明镜一般,正如唐朝人张碧的诗里所说的“漫漫万顷铺琉璃”。晚上云雾低垂,把洞庭湖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如宋朝人李祁在一首词里所写的:“雾雨沉云梦,烟波渺洞庭”。以上几句抓住不同时刻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把它的万千气象很生动地渲染了出来,然后小结一句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既然前人描述已经完备,而且有诗赋刻在岳阳楼上,范仲淹便不再重复。人详我略,人略我详,转而写登楼览物之情:“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迁客,指降职贬往外地的官吏。屈原曾作《离骚》,所以后世也称诗人为
骚人。既然洞庭湖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湖边的岳阳楼便为迁客、骚人常常会集的地方。当他们登楼观赏洞庭湖的景物时,心情能不有所差异吗?这几句是全文的枢纽,很自然地引出以下两段。上面对洞庭湖的描写是客观的,以下则是设想迁客骚人观洞庭时的主观感受;上面的文字很简约,以下则洋洋洒洒,淋漓尽致。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假若是在阴雨连绵的季节,一连几个月不放晴;天空阴风怒号,湖上浊浪排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它们的光辉,山岳也隐蔽了它们的形体;商旅不敢出行,船只全被损坏;当黄昏时分一切都笼罩在昏暗之中,只有那虎啸猿啼之声不断传入耳来。这时登上岳阳楼,满目萧然,触景伤情,更会感到离开京城的哀伤和怀念家乡的忧愁,并且会忧心忡忡,畏惧小人的毁谤和讥刺,感伤到极点而悲恸不止了。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遇到春天温和的日子,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平静的湖面上,没有一丝儿波澜。天色衬着湖光,湖光映着天色,上下是一片碧绿。天上的沙鸥飞飞停停,水里的鱼儿游来游去。岸边的花草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沁人心脾。在夜间还可以看到湖上的烟云一扫而空,皎洁的月光普照千里;月光与水波一起荡漾,闪烁着金光,月亮的倒影沉浸在水底,宛如一块璧玉。渔歌的对唱,洋溢着无边的欢乐。这时候登上岳阳楼,一定会心旷神怡,把一切荣誉和耻辱都忘掉了。举杯畅饮,临风开怀,只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欢喜。
这两段采取对比的写法。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随景生,情景交融,有诗一般的意境。由这两段描写,引出最后的第五段,点明了文章的主旨。在这一段里对前两段所写的两种览物之情一概加以否定,表现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
“嗟夫!”,是感叹词。作者十分感慨地说,我曾经探求过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心,与上述两种心情有所不同。他们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景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做官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之间远离朝政的时候,就为国君而忧虑,惟恐国君有阙失。这么说来,他们无论进退都在忧虑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必定这样回答: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虑的时候就忧虑了,在天下人都已快乐之后才快乐呢;作者感慨万千地说:倘若没有这种人,我追随谁去呢!表示了对于这种人的向往与敬慕。文章最后一句“时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交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他出身贫苦,两岁时死了父亲。青年时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读书,常常吃不饱饭,仍然坚持昼夜苦读,五年间未曾脱衣睡觉。中进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后来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绩。一度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可是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又被迫离开朝廷。写《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做知州。
《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必须有胆、有识、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才更加可贵。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在今天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就艺术而论,《岳阳楼记》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下面提出几点来讲一讲:
第一,岳阳楼之大观,前人已经说尽了,再重复那些老话还有什么意思呢?遇到这种情况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是作翻案文章,别人说好,我偏说不好。另一个方法是避熟就生,另辟蹊径,别人说烂了的话我不说,换一个新的角度,找一个新的题目,另说自己的一套。范仲淹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方法。文章的题目是“岳阳楼记”,却巧妙地避开楼不写,而去写洞庭湖,写登楼的迁客骚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时产生的不同感情,以衬托最后一段所谓“古仁人之心”。范仲淹的别出心裁,不能不让人佩服。
第二,记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交融在一篇文章中,记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议论精辟。议论的部分字数不多,但有统帅全文的作用,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篇独特的议论文。《岳阳楼记》的议论技巧,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第三,这篇文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四言的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作者锤炼字句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这两句的“衔”字、“吞”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确实是这样,岳阳楼已因这篇绝妙的记文,而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胜地;《岳阳楼记》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样,永远给人以美好的记忆。
三、再品 《岳阳楼记》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现在江苏省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感受较深。宋仁宗天圣(1023-1031)年间任西溪盐官,建议在泰州修邗沟堰,宝元三年(1040)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屡立战功,庆历三年(1043),西夏请和,范仲淹还朝,任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改革措施。包括限制以“恩荫”(凡官员遇庆典,文职在京四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送一子进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录用。)为官,选用干练的人员、严格执行政令等项,又主张兴修水利。因遭保守派反对罢政,于庆历五年(1045)贬放邓州(即今河南南阳市辖内之邓州市),就在此时,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想请范仲淹写一篇记,但范仲淹在邓州为官,不能亲赴岳州,于是滕托人捎了一幅岳阳楼的画给范仲淹,范便依此画在远隔千里之外的邓州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雄文。有趣吧,想不到范仲淹还是看图写作文的高手呢!你的看图写作功底如何呢?只要把握本质,紧扣主旨,不无病呻吟,乱发感慨,真情真意地我手写我口,则写文章如杀一狗耳!以后还做过杭州、青州的太守。后在赴颍州任途中病死,死后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他最有影响的要算是这篇《岳阳楼记》了。
本文题为《岳阳楼记》,自然要写岳阳楼的景色,但作者的意图却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应有的政治抱负,并以此规箴友人。为使这二个方面融为一体,作者用抒情成分再分。“迁客骚人”登楼时一悲一喜的情怀,最后将这种情怀跟“古仁人之心”作对比。自然引出议论,说明作记意图。
这一构思表现在文章风格上,就是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自然结合。
请看岳阳楼之美景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离京出任地方官的第三年(庆历六年)写的,岳阳楼在现在湖南省岳阳市,就是旧县城西门城楼。其楼高三层,可鸟瞰洞庭湖,岳阳楼始建于唐朝,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其间又几经扩建,规模宏阔,气势壮观,以岳阳楼为题材的优美诗文美不胜收,范仲淹自己也说:“前人之述备也。”如今范仲淹受友人之拜托,为岳阳楼作记,要想不为败笔,要写出前无古人的文章来,确实不易。那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首段从“庆历四年”谈起,点出人物:滕子京,交代地点:巴陵郡:述说遭遇:谪守,指的是滕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贬岳州之事。“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句极赞滕子京的政绩,这虽不免有过誉之词,但据《巴陵县志》记载,他着实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他是个颇有点才干的官吏。然后在些基础上重修岳阳楼。其楼装饰一新,一定是彩壁辉煌,飞阁流丹,但作者并没有详细描述,只有一句“增其旧制”表明增设规模,增刻诗赋,是说明重修后其楼的骚趣雅致。从文章结构上看,也为下文“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埋下伏笔,最后一句,“属予作文以记之”密合题意,循题目的“记”字,交代作文的缘起,指的是滕子京绘一画《洞庭晚秋图》,派人带信和图去请范仲淹写“记”的事。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既是说明洞庭湖集岳州诸景之大成,又是说作者的笔墨是以它为主要描写对象,这便行云流水般地过渡到洞庭壮景的描绘上。
先写气势阔大。“衔远山,吞长江”,洞庭之于远山是“衔”,于长江是“吞”,两个动词超神入化,赋予洞庭以宏阔的气象。凝练形象的语言既交代湖与山、湖与江之间的关系,又描摹了洞庭巨嘴般的形象,将静止的景物注进入生命,变静态为动态。次写水势浩大。“浩浩汤汤”。重叠式的用语写出烟波浩淼、浪涛汹涌的景象。尔后,把笔推开去,“横无际涯”,极目而不见边际,盛夸范围寥廓。再写景象变幻。“朝晖夕阴”,晨昏不同,明暗相异,自有说不尽的万千气象,最后,以总体性的描述和概括性的评论总括一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用“大观”同“胜状”呼应,文章肌理绵密。作者拎起来后,再一笔宕开去:“前人之述备矣”说明这不是作者笔墨中心,最后又用“然则”一词转过来,直入本文主旨----随物赋感,因景生情。
接下来的一大段,境界多变,作者笔墨亦多变。细心揣摩,具有这样几种描写特点:有层次感。两种环境和两种不同的心境划出结构上的两大层次。先描景后写情,划出每一部分景与情之间的层次;先写白天再写夜晚,划出写景部分的景物层次。有着眼点,其一是天色,天雨霏霏和碧空万里;其二是湖光,浊浪、水鸟、舟船、游鱼、芷兰,其三是人情,“商旅不行”和“渔歌互答”。有对比度。有景物上的明暗对比。其一是色调上的对比,于乱雨纷纷之日,阴风狂吼之时,“日星隐耀”笼罩着一片昏暗的景象,尤在薄暮时分,天空和湖面迷茫冥冥。但是,暮春三月,就明媚,水天一色,游鱼闪光,尤在晚月临空之时,整个湖光浸染在月水之中。色调明丽、舒美、妩媚。其二是气氛上的对比,前者狂风大作,令人战栗不止;虎啸猿啼,使人毛发倒立。后者是沙鸥自由飞翔,鱼儿悠然沉浮,渔歌此唱彼和,欣然怡然的气氛氤氲其中。其三是状态上的对比,环境恶劣时,一切都处在激烈变化的动态之中,风为号,浪为排,樯为倾,揖为摧。浪借风势,风催浪激,打翻了舟船,遏止航行,把洞庭上下搅得天地翻覆,而到境况平静时,一切都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波澜不惊”,湖光涟漪,鸟能飞翔栖息,鱼可游泳湖中,以动衬静。“长烟一空”,烟雾消散,玉轮东挂,能照千里大地,倍显静谧,而“静影沉璧”,月光似白璧,投入水中,则更从静态上下笔;有情感上的悲喜对比。见“风急天高猿啸哀”,则触景伤怀。有别离国都的忧伤,有怀念故土的思情,有凄凉满目的慨叹,有担心谗毁的恐惧。“感极而悲者矣”,可想悲的程度。见春光万里气象新,则即景抒怀,宠辱得失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临春风而欢愉,斟美酒而酣饮,自是另一番心情。“其喜洋洋者矣”。显出喜的情怀。
上两节文字,墨蕴彩色,淋漓尽致,并举两种瞩景睹物的不同感情和态度,形成判然不同的艺术画面,迥然有别的心理境界(内在实为一致)。这一段看来泼墨如注,似为全文重心,但都是为下文的议论作准备。
“嗟夫!”一声长叹,撇开上文,转入感慨,“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继谓叹之后,进入对作者奉为楷范的“古仁人之心”的解说。“何哉”的设问,引起下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示了与上两类人不同的处世方略,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更易心志,不以个人的得失而喜怒哀乐。入朝作官,则关心黎民百姓,一朝下野,就关心至尊君王,“然则何
时乐耶?”再用“然则”转折,提出自己的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在天下人之先,乐在天下人之后。末尾,表示一定与此类人为同道,表达其志向的坚定不移,语意丰富,语气恳切。
《岳阳楼记》的民主性和封建性互见,从中反映出来的范仲淹的思想,带有很浓的忠君色彩,这是他阶级的局限,是其消极面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他又有忧民之情,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即使在今天也值得称道。不仅如此,他本人还躬身实践。据《宋史》记载;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一生中也着实为老百姓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以至“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这些都应该肯定。
四、精读导析:
1、主题思想:
文章用相当优美的笔法描写了登斯楼观洞庭湖浩荡无际,阴暗变化,气象万千的壮丽景象;用凝练生动的笔触叙写了登临者或喜或悲的不同情绪;再将这两种“览物之情”与“古仁人之心”对比映衬,从而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
2、结构内容:
文章题目是《岳阳楼记》自然要写岳阳楼的景色,但作者的意图却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应有的政治抱负,并以此规劝友人。为使这两方面融为一体,作者用抒情的成分作为二者的中介,由此行程这样基本构思:由叙事入手,说到岳阳楼大观,再写迁客骚人登楼的一悲一喜情怀,最后将这情怀跟古仁人之心作对比,自然的引出议论,说明作记意图。
3、A、本文语言简洁凝练,琅琅上口,含义深远又易于诵读,如写巴陵胜状一段。
B、骈句的大量运用则使得语言整齐而富有气势。如写景段落,作者几乎全用骈句写成,使景物特点更加鲜明突出。
C、骈句之中穿插散句,使句子长短错落、抑扬变化,使人产生美感。
个人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1、景物描写的特点,以及如何抓住词语来表现特点:景物+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形容词+修辞=景物特点。
2、写景的目的:写景---抒情
3、抒情的作用:抒情---议论
4、议论的内容、目的:议论---述见解,表理想。
5、作者写作的目的:自勉勉人。
6、焦点:迁客骚人之情VS古仁人之心=政治理想。
7、构思:作记---写景---抒情---议论(对比)---以政治理想自勉勉人。
第四篇:戍边申请书
戍边申请书
尊敬的党支部: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军校学员,今天,我郑重地向组织提出申请:毕业后志愿到军事斗争一线去,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个决定看似艰难,但却充满着期盼与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与愿望,我们都怀揣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梦存在着,作为一名军校学员,历经四年的磨练,在学校、院系领导,以及老师们的关心和培养下,懂得了作为一名军人最基本的素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虽然还有许多欠缺和不足,但面对挑战,面对艰苦,我愿意接受祖国的挑选,接受艰巨的任务,到边疆去,在基层岗位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年的军校生涯与家人聚少离多,家人不愿看到我受苦,我也不想远离他们身边,可是作为一名军人,肩上有家也有国,如果祖国需要我又怎能推脱。他们理解我的选择、懂得我的意愿,可总也割舍不下那份浓浓亲情的思念,我又何尝不知呢!“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每每读来都是透彻心底的思念,坚守边疆遥望故乡,谁又能抵得住那挂念至亲的思绪。总是要离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走一走,褪去所有人的庇佑,远离熟悉温暖的环境,才能在真正的烈火中成长、成熟。
世人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可中华民族渊源历史也见证了巾帛不让须眉的铮铮浩气,男儿阳刚、大义凛然,女子也不失聪慧与胆识,没有谁说过孰强孰弱,强弱与否在乎自己的选择和韧性,以及坚定的信念。既然选择边疆,就要准备吃苦,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浪费的,没有浴血奋战,哪来累累硕果,祖国的稳定、人民的安宁,沉重的担子需要我们来抗。曾经见识过基层生活的枯燥乏味、艰难困苦,我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国家和人民四年的培养和心血,不应该换来我们的逃避,而是迎头勇敢面对,接受挑战,在最需要最艰难的地方回报祖国和人民,以感恩之心扎根每一寸热土,展现我们中国军人的报国热忱,忠诚于党,热爱人民。
边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恐怖和贫瘠,无数戍边军人在那里挥洒自己的青春热血,在那里铸起和平的盾牌,矗立起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无论是边关哨所,还是浩瀚海洋,我都选择与祖国站在一起!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梁启超曾发表过《少年中国说》一文,写道“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如此豪情壮志,源自对祖国的热爱,也表达了对青年一代的希冀与厚望。
我愿将我的青春,奉献于那片热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坚守!
第五篇:戍边申请
我的戍边申请书
(2007-03-26 08:41:13)
转载
尊敬的党支部:
光阴似箭,转眼间,四年的军校生活就要结束了,我们又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毕业分配,四年来在母校“三到一长期”的雪莲精神感染下,我早已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在这春光明媚的五月,我庄严的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请把我分配到边疆去,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少时,父亲就教育我长大后一定要从军报国,以完成他未了的报国从军梦。从那时起我的心里便充满了对军营的向往。初中时看的一部电视剧《红十字方队》让我彻底坚定了报考军校的信念。剧中那严肃、紧张、活泼的军校生活一直是我青春时的梦。四年前,在那火红的七月,我毅然在报考志愿上填写了昆明陆军学院,在别人看来,军校的生活是那么的艰苦、那么的乏味,但为了我的梦想,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在母校的四年,我就像一条游进大海的小鱼,尽情的徜徉在母校的怀抱里。母校“团结、严谨、求实、创新”的校训一直鞭策着我刻苦学习,努力训练;教员的谆谆教诲让我的文化水平不断的提高;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让我体会到了集体的温暖;艰苦的训练不仅增强了我的体质,也磨练了我坚忍不拔的意志;丰富的理论教育让我的思想更加坚定,“三到一长期”的雪莲精神更是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学校和军队里的先进事迹也深深的感染着我:看着我国的航天员驾驶飞船遨游太空,作为军人的我无比自豪,看到杨业功将军“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八个大字,我也感到身上的担子沉重........现在,我国的周边还不太平,台独分子的气焰也比较嚣张,我军所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能否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我军的历史使命是摆在我军面前的严峻课题。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学员,我能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就是发挥自己在学校所学的本领,为部队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那么我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呢?“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院的雪莲精神像一盏明灯为我指明了道路。在雪莲精神的召唤下,无数的学长相继踏上了戍守边关的道路,他们在边疆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高山、海岛、雪原、戈壁......今天我也要向学长们看齐,用自己的青春去谱写光辉的篇章。我想请求组织把我分配到祖国的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一定不辜负祖国的厚望,扎根边疆,建功立业。
此致
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