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语文期末考试资料之2-2货殖列传序

第一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语文期末考试资料之2-2货殖列传序

《货殖列传序》课文翻译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邻国的人互相望得见，鸡狗的叫声彼此听得到，各国的百姓都认为自己的饮食甜美，自己的服装漂亮，习惯于自己的风俗，喜爱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死也不相互往来。”如果定要采用这种主张，把它作为要务，扭转近世来闭塞百姓的耳目，那就几乎不可行了。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述的，从虞舜和夏朝以来，人们的耳目都想尽量享受声色的美好，口里都想尝遍各种肉类的滋味，身子安于安闲快乐的生活，而心里夸耀拥有权势才干的光荣，这个习俗深入民心很久了。即使用老子所讲的微妙道理去挨家挨户地劝说，也终究不能改变。因此，良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发展，其次是向有利的方向引导他们，再次是教育他们，再次是制定法规去约束他们，最下等的办法是和他们争利。

太行山以西富有木材、竹子、榖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声色；长江以南出产楠木、梓树、姜、桂、金、锡、铅矿、丹砂、犀角、玳瑁、珠玑、兽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产马、牛、羊、毡裘、筋角；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地域，在山间到处出产，产地象棋子那样密布。这是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风俗习惯用来吃穿养生送死的东西。

所以，靠农夫耕种，才有吃的粮食；靠虞人管理，山泽才能开发出资源；靠工匠做工，器物才能制成；靠商贾贩卖，物资才能流通。这难道有政令教化去征调限期会集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求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所以，社会上的各种物资，贱是贵的征兆，贵是贱的征兆。人们各自勤勉地从事他们的职业，乐意去做他们的工作，好象水向下奔流，日日夜夜没有停止的时候，不用召唤就自己到来，不用索求，老百姓就会自动拿出东西。难道这不是符合于规律而且是自然发展的验证吗？

《周书》说：“农夫不出来耕种就缺乏粮食，工匠不出来做工就缺乏用具，商人不出来经营就使粮食、用具、钱财不能流通，虞人不出来开发山泽就财源缺乏。”财源缺乏，山泽就不能开发了。这四个方面，是老百姓穿衣吃饭的本源。本源大就富裕，本源小就贫乏。本源大了，在上就使国家富足，在下就使家庭富裕。贫和富的规律是：没有人能够夺走或给予，不过智巧的人就有余，笨拙的人就不足。

从前太公望被封在营丘，那里土质多盐碱，人口稀少，于是太公鼓励百姓养蚕纺织，充分发挥各人的技能，把鱼、盐运出去贩卖，于是各地的百姓和财物都投奔齐国，象绳子串钱似地络绎不绝，象辐条聚集于车毂一样。因此齐国制造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充满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敛衣袖，恭敬地去齐国朝拜。那以后，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整太公的事业，设立掌管财政的机构，齐桓公因而称霸，多次会集诸侯，完全匡正了天下的政治；而管仲也建有三归台，地位虽是诸侯的大夫，富裕却赛过各国的君主。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

所以说：“粮仓充实，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充足，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节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欢做仁德的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之处。潭水深了，鱼就自然会在那儿生长，山林深了，野兽就自然会往那儿去，人富了，仁义就自然会附在他身上。富有的人得到权势就越发显赫，失掉权势就会作客也无处可去，因失势而不快乐的心情，在夷狄更为厉害。

谚语说：“家有干金的人，不会犯法处死在街市。”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的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拥有兵车千乘的国王，封地万户的诸侯，食邑百室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呢！

第二篇：货殖列传序

货殖列传序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1）。”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2），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3）。至若《》、《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4）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5）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6）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7）、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8）、丹沙（9）、犀、玳瑁（10）、珠玑（11）、齿、革，龙门（12）、碣石（13）北多马、牛、羊、旃（14）、裘、筋、角（15）；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16）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7）？

《周书》（18）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19）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20）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21）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22）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23），位在陪臣（24），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25）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6）。”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27），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28）之民乎！注释

（1）“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2）“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3）已同“矣”。（4）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5）眇：同“妙”。（6）道：同“导”。（7）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8）连，同“链”，铅矿石。（9）丹沙，同“丹砂”，矿物名，俗称朱砂。（10）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11）玑：不圆的珠子。（12）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13）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14）旃：同“毡”。（15）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16）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17）邪，同“耶”。（18）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19）辟，同“僻”。（20）原，同“源”。（21）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22）至，犹言襁负而至。（23）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24）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25）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26）“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27）壤壤，同“攘攘”。（28）编户，编入户口册。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第三篇：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向贤柔

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对我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史学，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思想、一种主张、一种号召，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将自己的思想精华全部融入进去。窥一斑而知全豹，现仅于《史记·货殖列传序》为例，简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决定了古代历代君王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重农抑商”的主张。“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刘向·《说苑》），这是魏国改革家李悝的观点，他认为商业和手工业与农业是完全对立的，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破坏农业生产，减少农业劳动力，损害农民利益。因而，李悝实行了以“尽地力之教”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实行“平粜之法”来鼓励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市场。李悝看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从表面看来，这样一种政策似乎兼顾了农业与商业，但从本质而言，依然是一种

抑商政策，只不过通过国家干预市场来调节利益分配，将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国家和农民，这种政策必然损害工商业者，而有利于农业的稳定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商鞅变法中则体现得更加明显，“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成了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对秦孝公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者众，故其国贫危。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亡国则不远矣。”（《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认为秦国最大的问题是人人喜商，所以农事不举；农事衰败则国家危亡。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他在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商鞅在变法中对商业采取打压政策，规定：

一、“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禁止商人经营粮食，限制粮食在市场上流通。

二、“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使“农逸而商劳”（《商君书·垦令》），加重商人赋税和徭役。

三、“壹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专卖。

这些政策的实行就当时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长时间延续下去的时候，其消极影响就会凸显出来。在汉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对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进行

了限制。汉武帝时规定“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同时，设置大农等官职，“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既买之”(《史记·平准书》)。针对这种状况，司马迁认为，“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史记·平准书》)，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针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得到了部分的体现，现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马迁论证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针对老子提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司马迁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认为“则几无行矣”（《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明白那种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马迁对人性理解得很透彻，他明确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视人的欲望，“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序》），而这些需要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而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的交换。除了个体的差异，司马迁还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阂和差异，“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记·货殖列

传序》），而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序》），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各种职业的相互配合，“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序》），这一方面论证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强调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这与我们当今的社会可谓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创造性的解读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强调商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强调，只有经济上的富强才能达到政治上的亲和力。他举例说：“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泻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史记·货殖列传序》），除此以外，“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更是盛赞齐国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增强国力，从而取得政治上的认可，增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所以，司马迁并不强调孔孟所主张的礼制，而是强调一个国家经济对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马迁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仅限于此的话就显得太不足了，因为古代也强调农业对国家和统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马迁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强调工商业的重要作用，它应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并认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把士、农、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战传统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并对我国历代统治者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反对，这是一种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举动。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他不仅是挑战整个社会舆论，更是直接挑战当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这些观点；

只有有魄力，他也才敢于提出。所以说，真正的历史学家绝不会仅仅拘泥于历史，更是要超越历史，这样的思想也才会历久弥新。

除了政治与经济，司马迁还阐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他引用《管子·牧民》中的话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佑荣辱”，认为，“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史记·货殖列传序》），他称颂美德，但它所主张的并不是像如家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在基本的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才能奢谈精神生活，才能修身立命，培养高尚情操，这就当今社会而言，依然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同时，司马迁提出了自己对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看法，主张实行宽松的的经济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序》），司马迁认为，管理社会，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其次是要实行引导，再次是要对人进行教化，再其次是要用刑法约束人，最下者乃与民争利。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首先，他提出了一种朴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管理经济的最好方法是顺其自然，“善者因之”，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因此，司马迁对武帝实行的盐铁专卖、平准均税等打击商人的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最下者与之争”，坚决反对与民争利。

《史记》中很多思想都具有开创性和超越时代的意义，司马迁能够看清社会的角角落落，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种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独创性、预见性，以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司马迁的种种观点和理论就正是因为其对历史的永久的指导意义而永久流传。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仔细

去品读。这篇文章《货殖列传序》简谈一下个人意见，有很多纰漏和不足有待指正。

参考资料：《史记》司马迁 著

《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

朱枝富 著

《管子》

管子 著

《老子》

老子 著

《商君书》 商鞅 著

《汉书》

班固

著

第四篇：《货殖列传序》阅读答案及翻译

（9分，每小题3分）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①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②，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③，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④，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⑤，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⑥，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注】①挽，同晚。②刍豢：指牲畜的肉。③眇：同妙。④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⑤三宝：食、事、财。绝：不流通。⑥潟卤：盐碱地，不适宜耕种。

8.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已：通矣，了

B．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道：通导，引导

C．故待农而食之 待：等待

D．各劝其业，乐其事 劝：勉励

9.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用法和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A．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B．莫之夺予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C．农不出则乏其食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D．则桓公以霸 谨拜表以闻

10．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老子的小国寡民理念在近世行不通，是因为人们都追求舒适享乐，对人们的欲望，统治者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

B．各地物产丰富，农、虞、工、商顺应自然规律各行其事，但只有政府主动、大力协调各种经济门类，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C．姜太公在经济基础薄弱之时，管仲在齐国中衰时，都实行了发展经济的政策。由于富强，齐国还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D．天下之人上至天子诸侯下到平民百姓，都求财谋利，担忧贫穷。只有生活富裕了，君子才喜欢行仁义之事，普通百姓才懂得礼仪。

11．把第Ⅰ卷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答：

（2）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答：

第五篇：《史记˙货殖列传》之经济思想

《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闡發了一種樸素的市場經濟觀念，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最下者與之爭」

1、「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就充滿了國家不干預、以經濟利益誘導市場的思想；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則體現了一種社會分工和發展大流通的觀念。這種類似於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觀點，比之西方近代以來的重商主義理論早了近兩千年。可惜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思想及其超穩定的封建制社會結構，使得司馬遷的思想不可能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理論。隨著儒學的日趨保守和其正統地位的形成，自兩漢直迄明清的兩干年來，中國的經濟始終在低水帄上重複，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沒有產生生產方式上質的飛躍。發育雖較早的商品經濟最終卻不能加速演進為近、現代市場經濟，致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由盛而衰，為近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極大歷史性包袱，這不能不說是中華燦爛、古文明史悲哀的一頁。

一、《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一）肯定物質利益及人追求財富的天性

如何對待物質利益，這是任何一個階級都無法同避的問題，也是研究經濟思想的出發點，我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家，他們在論述物質利益這個問題時，往往要塗上一層濃厚的倫理色彩，以倫理道德觀念作為規範和衡量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準則，由此形成了或重利輕義，或重義輕利的兩種對立的義利觀。在先秦諸子中，儒家提倡仁義道德，鄙視好利求富的思想，他們認為非義之財不可取，獲取財富必須符合倫理道德觀念，他們重視禮義，主張先義後利。但儒家這種義利觀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辯護，勞動人民自孔子以來就一直在挨罵。與儒家對立的法家，則是功利主義者，他們反對儒家的道德說教，主張利決定義。司馬遷雖對法家的苛刻極為不滿，但對其自利觀還是有所借鑒的，他在〈貨殖列傳〉裡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1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頁848。（以下所引史記原文皆出於此處，不另附註）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可見，司馬遷把人們這種自發的營利活動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人生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利」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揭開統治階級仁義道德的假面具，司馬遷帶看一種憤激的情緒一一列舉了士兵的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強盜的的攻剽椎埋，劫人作奸；娼女的目挑心招，不擇老少；吏土的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官取利而奔波忙碌。這是人的天性所致，上至將軍宰相，下至士農工壓大家的本性都一樣，只是有些人不敢公開承認而已。既然「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那麼又何必在「利」這個問題上再罩上一層「義」的虛偽面紗呢？可見，司馬遷在這裡揭露批判了統治階級的假清高、唱高調的一面。

在《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引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老子》所描繪的是「小國寡民」的那種田園識般的社會生活狀態，體現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社會生活順其自然發展。這種「無為」思想旨在反對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活動進行干涉。問題是，司馬遷引述《老子》的話是贊同還是批評老子呢？其實司馬遷既贊同老子「無為」思想，又否定他的」「無欲」思想。在老子看來「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的田園詩般美好狀態，也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這兩種狀態是「無為」和「無欲」之結果，因而「無為」和「無欲」是達到治之極的手段。司碼馬只是贊同老 子「無為」思想而反對「無欲」、封閉的思想，認為如果無欲、封閉，則不能達到「至治之極，因而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在肯定求富的的合理性後，司馬遷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幅社會芸芸眾生求富圖：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司馬遷舉了這麼多例子，旨在說明吹求財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學而會的，這當然有他的進步性。司馬遷把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他認為，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所以各行各業的人盡力追求財富是一種自然規律。只不過有的人賣力氣，有的人用智謀。

現代市場經濟瑰論是建立在利己之人性，因而必然為己逐利的前題上的，以便說明市場如何將利益對立的各主體通過商品交換關係實現和諧暢達地整休聯係。事實上對人性的設定，關乎理論如何建構，因而是極具重要性的一基礎性工作。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有這樣的看法：「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同現在市場經濟關係的設定是毫無二致的，從而司馬遷得出前述對事市場經濟關係的基本結構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事了。在《史記˙貨殖列傳》上列舉了賢人、隱士、廉吏、廉賈、戰士、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人、獵人、賭徒、醫士、貪吏等各階層都是為了「富厚」反對統治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欺詐行為，指出統治者「口不言利」行動上都「唯利是圖」，主張統治者應保障勞動人民起碼的生存條件，要照顧人民的物質利益。

司馬遷以前，大多思想家，喜歡空洞地談「仁」、「義」等，少有人談到的，也將「仁」、「義」同「利」割裂開來，孔子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甚至認為富與貴」與我如浮雲」，采取一種超然的宿命論的態度；孟子更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司馬遷則認為：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利，也就是財富。在封建制度下，最高統治者與國家往往是合為一體的，這是「家天下」的必然，因此兩者求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越王句踐用然之策「修之十年，國富」，而漢武帝任用桑弘羊，施行「均輸之法」、「平准法」等同樣也是為了求富，更甚者實行「告緡令」，卻是一種運用手中權利「劫富」、「暴富」的行徑。這雖有點誇張，但人民要生存，國家要良好運行，首先就要有經濟展做保障，因此司馬遷這種求富趨利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

司馬遷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具欲者也」，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自發性和合理性。他從人類社會的歷史實際出發，說明人的欲求總的說來是不斷增長著的，這是社會經濟相應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他的貧富觀的根據，正是他的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觀，一種樸素的進化史觀。他所說的「挽」近世，決不同於「領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往世，生產和消費互相刺激，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人的欲求也更趨增長，這不止是任何人的間題，這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其中隱伏著某種規律性的支配力量。司馬遷的求富正當論，是一切不諱言致富目的並積極投入的人們的一面旗幟。自范蠡貨殖成功，「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白圭致富獲勝，「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范、白以他們的實踐和經驗為天下經營逐利者模範。

（二）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在於經濟的發展程度

在漢初，統治者一方面面臨著長年作戰亂後經濟凋敝的現實，一方面是農民戰爭席卷大地的陰影所致，因而害怕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以，許多思想家出少鞏固政權的需要。對義利的關係做出符和統治者願望的解釋。名儒陸賈在說明義利關系時，重彈老子的老調說：「君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義相治。因為司馬遷在義利觀上肯定了追求物質的利益和財富是人們的本性，所以他對漢初儒家提倡的安貧樂道主張是不滿的。他非常重視物質生產活動。並認為是治國之道。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於不出則財匱少」，「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把發展經濟視為國家最重要的工作，經濟發展對國家富強有著重要作用。他在〈帄准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應，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稱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利，為強君」。司馬遷如此突出地強調經濟問題，與先秦儒家認為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就會安定，國家就會將無敵於天下的那種誇誇之談相比，則顯得更有實質意義。

貨殖，即靠貿易生財求利的意思。漢初，生產癱瘓，經濟凋敝。巨商大賈囤積居奇，昂抬物價，「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為了恢復農生產，漢高祖采取了種種抑制商人活動的措施。強調農業是「本業」，認為商業是「末業」、「賤業」，賈宜〈論積貯疏〉裡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賊也」，在他看來，手工業者、商入都是吃閒飯的，在助長「淫侈之俗」，是天下的大禍害。晁錯把問題看得更嚴重，他指出「商人大者積貯倍息，小者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賈誼、晁錯重視農業是對的，但把商入列為「游食之人」，把農村的兼併和農民的貧困歸咎於商人，把商業的發達當成糧儲備不足的主要原因，這是不恰當的。

（三）物質財富的佔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及思想面貌

〈貨殖列傳〉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這是說，不做官的人，只要有財富，其利與樂與封君相比。而當中也記述很多這樣的事例，如冶鐵致富的郭縱，「與王者埒富」；「用鐵致富」的卓氏，「富至童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所以，司馬遷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物質財富與權勢地位息息相關。他在〈貨殖列傳〉中記錄了這方面的事實，如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張者乎？」子貢從商致富，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勢力之大，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司馬遷從商人的活動中看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沒有錢給人家當伙計，出苦力；前少的小本經營，手提肩挑；前多的坐列市肆，從容裕如；而富貴大賈，人徒成千上萬，舟車遍南北，字號滿州郡，他們勢同王侯，只因為沒人給他們實際名號，所以只能被人們稱為「素封」，這不儼然就是一個王國的縮影嗎？ 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又闡述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關係：經濟地位決定著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雖是二者關系的簡單、樸素的表述，但畢竟他意識到了經濟對政治的基礎作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說明了經濟勢力強大，社會的政治地位也會隨之提高。另外，人們富裕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道德也會形成。，對於國家來說，有會四夷歸順，既便是「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也是「患貧」的，所以統治者應順立歷史發展，重視發展經濟。

在「義」與「利」的關係中，是道德決定物質利益，還是物質利益決定道德，還是擺在我國古代思想家前必須回答的問題。司馬遷的答案十分出色，他說：「緣 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他還發揮了《管子》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的義利關闡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財富貣決定作用，他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是受物質利益制約的。司馬遷指出了封建道德有其虛偽的一面，他是供財富佔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塗用的一種美麗脂粉，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貨殖列傳》中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另外，《貨殖列傳》中又說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在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壞人有了錢甚至可以使自己變得「德高望重」，而認為那些與他為敵的好人變得「臭名昭彰」，這裡的言詞雖然不偏激，但它卻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剝削階級的所謂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四）重視商業，主張農工商虞四者並重，反對重本抑末

在《貨殖列傳》的開頭，司馬遷對老子的批評就包含了重視商業的思想。如果按照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論去做，商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司馬遷根據他多年調查瞭解，把各地物產做了詳細的介紹，同時他又指出，這些豐富的物產，「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立之，商而通之。」在重農抑商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時候，司馬遷能夠把商業同農業帄等相待，所以在《史記》中，記載了各代商業發展的盛況。當中，司馬遷肯定商人在經濟發展的作用，讚揚私人工商者們的卓越才能及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他曾明確的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目的很明確，他不同意漢代的抑商政策，他認為商人的活動是正常的，其經營手段是「取與時而息財富」，既無害於國家，也不影響他人，所以，他一反潮流，在《貨殖列傳》中為二十多位商人立傳。他讚美商人的聰明才智。如《貨殖列傳》說由於句踐實行了計然的商業章程，從而使越國富強貣來，士兵們也因有豐厚的獎賞，願意衝鋒陷陣。而越國最終滅了強大的吾國，耀武揚威於中原地區，號稱五霸之一。司馬遷讚揚了白圭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和他的卓越才幹，還寫了女手工業者寡婦清、蜀卓氏等的事蹟。值得指出的是《貨殖列傳》和《帄准書》創作於漢武帝禁令限制並用官商官工排擠私人工商業者的時期，司馬遷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讚揚商人，熱情地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把他們一個個寫入列傳，這是異常勇敢的。

自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以來，封建國家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至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為配合中央集權的加強，這一政策更變本加厲地推行之。然而，司馬遷卻不為權勢所左右，頗具見識地把國民經濟中的農、工、商、虞四大部門相提並論。他認為：「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之衣食所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即說，均衡地發展農、工、虞、商四業，則有利於富國；個人積極地從農、工、虞、商等經濟活動，則有利於富家。司馬遷還看到，中國地大物博而生活資料的分布並 不帄衡，所以從地區到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都要分工協作，都要互相依存，在社會上出現農，工、虞、商的分工是不以人們的意忐為轉移的。司馬遷能夠強調在社會生產中四業並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與當時的「輕商」思潮和「抑商」政策分庭抗禮，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五）商業成功之道在於把握時機、善用策略

司馬遷認為這些所謂「素封」者的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七點：其

一、掌握時機，靈活應變，如白圭，一旦決策後，即能「趨之若猛獸勢鳥之發」，及時抓住時機。白圭和範蠡一樣，都能通過預測商情，待時而變。白圭掌握年歲豐欠，利用豐欠年成價格差價進行收購和出售。范蠡用計然之計於市場，「知斗則修善，時用則知物」，而從事豐年收購，欠年出售，這恰如「旱則資舟，水則資東」一樣。其

二、根據價格和供求變化而隨機運作。「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在確知行情下，「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價高時及時拋出，反之則收進。白圭甚至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策略，反常人之道而行之，往往得手。其

三、選擇交通便利、地方富裕的有購買力的市場作經營場所。范蠡選擇了「諸侯四通」，人口聚集的定陶從事經營活動，巴寡婦清則確定有豐富「丹穴」源的地方治丹，烏氏在邊在邊境地帶以奇物換馬，而蜀單氏在遷徙途中不選路程較近的匱乏之地家，而是遠走臨邛這一「民工於市，易於賈」的地方去作生意。其

四、都經營關系民生大計的大宗產品，如糧食、鹽和鐵。其

五、薄利多銷、並加快資金周轉。如白圭實行薄利多銷策路，「欲長錢，取下穀」，通過經營如穀類等大宗商品，雖然單價利薄，但也能獲大利。范蠡設法加快資金周轉，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資金運轉「無息幣」，加快資金周轉，在一定時期內能增加利潤絕對量。其

六、節儉積財。如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宣曲位代折節為儉，……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出事不華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其

七、善任人才。范蠡能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任用人首先要信任他，而不是苛求責怪他，有用之才方以發揮作用，「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以上這些經營管理方法的靈活運用，審時度事，使這些商人能富比封君，並能與「封君分庭抗禮」，就在於他們有較有效的管理方法。

三、結語：

司馬遷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活動，提倡以放任為主的經濟政策，他很贊同漢初的「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開放政策，他認為漢初由於實行開放政策，才出了「富商大賈周流於天下，交易之莫不通，得其所欲」經濟繁榮的局面。《貨殖列傳》中論述了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之後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以之爭」，這可說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

參考書目

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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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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