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小说中的人物类型

第一篇：角色：小说中的人物类型

【写作指导】 角色模板：小说中的人物类型

2015-04-12 眼呢喃 文章来源 阅 200 转 15 转藏到我的图书馆微信分享：

角色模板：小说中的人物类型

作者：华城空明

剧情角色在故事情节中起到的作用模式，叙述学中称之为“叙述功能”。

对叙述功能的研究一般认为起源于俄国艺术理论家普洛普，他列举出七大类三十一种叙述功能。这七类分别是：

一、反面角色，二、捐献者，三、助手，四、公主和她的父亲，五、送信人，六、英雄，七、假英雄。

普洛普的理论对叙述结构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诸多限制，他所提出的叙述功能在今天看来并不完全适用。

回到上一章提到的角色原型。我们在这无数种叙述功能分类中选取出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理论作为基础，结合今天的文艺影视作品，重新进行九种角色原型的分类。

愚人

愚人原型在某些方面与塔罗牌大阿卡纳中的愚者牌面十分相似，完美的契合了心里原型中的“愚者”原型。它拥有狡诈、滑稽、慵懒、贪婪、机敏等诸多特点，常常为故事带来喜剧性调剂。

原型作用

愚人拥有许多重要的作用，他们需要打破过度膨胀的自我，将自以为是的英雄拉回现实。他们通过恶作剧或口误来揪出愚蠢与虚伪，警示墨守成规的人改变的必要性。

紧张、冲突与悬念让人觉得精疲力竭时，愚人的出现能够瞬间释放欢笑元素，令读者再生兴趣，也因此令人印象深刻。

小说《遮天》中的“段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例，他贪婪而又狡诈，却总是能够引人发笑，为紧张的剧情带来缓冲。

北欧神话中的恶作剧之神洛基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愚人。他聪明灵活，为诸神提供建议、咨询，同时也密谋着将他们毁灭，促使他们行动、改变，为阴暗风格的北欧神话提供了难得的喜剧调剂。

愚人种类

在神话故事中，愚人角色洛基有时会作为奥丁或雷神的搞笑伙伴出场。而在最后一战的故事里，他却成为了致命的阴影、对手，指挥着死灵的力量对抗诸神。

除了伙伴、对手、阴影之外，愚人也经常会以英雄的身份登场。

在某些故事中，洛基作为愚人英雄，凭借智慧从巨人处生还。而在民间童话、传说里，愚人英雄则常以兔子之类的小动物形象出现，他们没有抵抗能力却充满智慧，总能让捕食的对手吃亏。

华纳兄弟公司根据美国南部民间传说中的Br'er Rabbit改编而成的动画“兔八哥”，就是一个经典的愚人英雄。他灵活机敏，与对手斗智斗勇，百战百胜。

有时候逆转下局势，让愚人被别人智取，也是件相当有趣的事，小说《遮天》的读者们就相当乐于看到愚人段德在主角英雄面前吃亏的场景。

实际上这便是来源于民间故事中的“龟兔赛跑”原理，愚弄弱者的愚人被自己的小聪明愚弄到，既达到了戏剧效果，又满足了寓言价值。

化形

英雄有时会遇上这么些人，他们似敌似友，让人捉摸不定。或许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或许模棱两可，暧昧不清。就好似妖媚精变，化成人形，难辨真身。

化形来源

化形原型的初期似乎总是和两性关系的构建有关，它来源于两个心理学概念，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根据荣格心理学理论，任何人都有着完整的男女心理特质。隐藏在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特质，被称之为阿尼玛，女性的男性特质则称之为阿尼姆斯。

在现实社会中，尤其是古代社会，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被压抑的对象。男性从小就被教导只展现自己“男子汉气概”的一面，而女性则要学会压抑自己的阳刚气质。

被压抑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并不会消失，他们会在无意识的幻想、梦境之中，以异性的人、兽、神等形象出现，潜移默化中构建出一个异性的模板，亦或择偶标准。

在任何一段盲目的感情中，恋爱的双方互相了解并不足够的深入，但对方始终显得那么出色，似乎十分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这便是因为阿尼玛、阿尼姆斯被投射到了对方身上，人为地塑造出了化形者原型。

当激情逐渐退却，盲目变作清醒，对方身上的毛病缺点也开始显现。恋爱双方开始相互指责、抱怨，感慨情人的伪装、善变。由此，便构成了化形者最初的来源。

原型作用

化形者善变的特质让英雄与读者对其难以定位。是敌是友?是否忠诚?真爱亦或背叛?化形者们承担着将种种猜疑、悬念带入剧情的责任。

在古典文艺作品中，化形常常以更加直观的形象出现，比如东方妖娆魅惑的狐狸精，西方性感毒辣的蛇蝎女。除此之外，狼人、吸血鬼等生物，都是天生的化形。

当然，化形并非总是象征着致命的诱惑，有时他们只会让英雄感到困惑迷茫。

在爱情故事里，化形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真爱与金钱间动机不明的女化形者、信任与谎言间真伪难辨的男化形者，通过怀疑欺骗、密语甜言、虚情假意、利用背叛，给平淡的故事增添曲折，推动剧情进展。

化形也并非总是刻意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化形来源一般，有时也会产生被动的化形者。难言之隐、误会巧合、多疑多虑、弄巧成真，没有恶意的人也可成为化形者中的一员。

化形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迷惑观众。有时化形在迷惑英雄的同时也让代入英雄的读者心生疑虑，有时化形可以获得主角英雄的认可，却依旧会被读者们怀疑其本性。

化形面具

作为最灵活的原型之一，化形面具随时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色身上。

为了通过门将的关卡，英雄可能会带上化形的面具，伪装成门将的一员;

为了英雄的成长，导师可能会带上化形的面具，为其带来考验;

为了英雄的安危，伙伴可能会带上化形的面具，假意背叛;

而阴影敌人，亦可以带上化形的面具，来到英雄的身边。

化形的改变可能以是内在、外在的，可以是主动、被动的，但真正的要点，还是在于把握好“变化”二字。

对手

对手原型以竞争者的身份出场，他们或敌或友，总能促进主角的成长。

对手种类

单纯与英雄作对的人，不一定都是对手。他们或许是门将、或许是阴影、或许是化形。只有与英雄势均力敌，且相互竞争的人才算得上对手。

很多影视作品便是以英雄与对手间斗智斗勇的较量为主题展开的。如超人与罪犯，怪盗与神探等。

实力相当的对手间的角逐往往是一部作品最容易出彩的部分。如漫画《死亡笔记》，主角和对手间丝丝计算、层层布局、环环相扣，双方都认为对方已被自己引入套中，胜券在握，读者亦是云里雾里，心若悬石。直到交锋最后一刻，一方大获全胜，一方满盘皆输，胜负双方皆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对手与英雄之间并非总是处于敌对关系。在日系动漫作品中，英雄与对手经常是伙伴，或是介于伙伴与阴影之间。

漫画《龙珠》里，主角英雄的对手角色贝吉塔便是从阴影敌人转变为伙伴关系。而《火影忍者》中的对手角色宇智波佐助则是从伙伴变为阴影、化形。

感情纠缠的对手关系，换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相爱相杀”。在欧美作品中，这一类型常用于表现男女英雄之间的矛盾与协调。近三十年来，随着日系少女漫画的兴起，该类型被广泛应用于耽美题材中。

某些特殊的故事中，有着双生英雄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双主角、多主角”。由于读者通常只能代入一个角色，双生英雄或许感情亲密，但依旧有着对手关系。

另一种更加特殊的对手便是多重人格了。同一个角色的不同人格间，有着不同的性格、立场、行为方式，通常也是对手兼阴影关系。

阴影

为人所憎恶的、愤怒的、唾弃的、恐惧的、仇恨的一切，这就是阴影，蜷缩在人们心底某个角落里的可怖巨兽。

阴影来源

阴影原型，象征着心理活动中被压抑的那部分能量。负罪感、心理创伤、不良情绪，这些被理性所否定、抛弃、放逐的负面能量，在阴暗的角落里化脓、发酵，逐渐转化成自我毁灭的恐怖力量。

作为释放人们所积蓄的内心能量的场所，无意识的梦境中总是能够看到阴影原型的身影。当你被恶魔、歹徒、厉鬼、猛兽等诸般梦魇所惊醒的时候，阴影已经在向你敲响警钟。你需要去认识它，面对它，并战胜它，在它成长到足以将你毁灭之前。

原型作用

阴影的作用在于与英雄之间爆发强力的冲突。弱小时，阴影或许只是给英雄使绊子的小喽啰，而强大的反派头目甚至将英雄置之于生命威胁之中，激发出英雄的潜能。

值得一提的是，阴影虽然总是处于英雄的对立面，但并不代表阴影一定象征着罪恶。有时候阴影和英雄的冲突来自于观点、立场、目标的不同。

对于阴影角色的把握，很多人会把他描写成一个自我标榜的恶人，就像一些幼儿动画里的反派角色一般。

实际上大部分阴影都不认为自己跟罪恶有什么关系。相反的，在他们眼中，英雄才是邪恶。执着于心中的理想，相信自己的目标，并试图铲除一切阻碍的人，他们是自己故事中的主角，自我心中的英雄，同时也是另一个故事里偏执而又危险的阴影。

同样的，当故事中的英雄被一时的欲望、执念所束缚，亦或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时，也会化身为阴影，或者说被内心的阴影所压制。

阴影种类

许多人容易搞混阴影与对手的概念。实际上，在一些美式的影视作品中，阴影与对手经常出现在同一个角色身上。

对手型的阴影和主角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两匹朝着不同方向前进，却又拉着同一辆马车的马。他们相互竞争，带动着剧情的前进，有时也会放缓剧情进展的速度。

而反派型的阴影和主角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两辆相对而行的列车，或许开始时相距甚远，但迟早会爆发，剧烈相撞。

化形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往往也是阴影的本质。或许英雄所爱慕着的，就是渴望将他毁掉的蛇蝎女。

阴影与英雄有时会交换身份。电影《星战前传》的英雄主角安纳金，在影片第三部时被欲望、愤怒、恐惧蒙蔽了双眼，化身为阴影原型，在之后的剧情中始终以反派的身份出场。直到《星球大战》第三部结尾，才为了他的儿子再次戴上了英雄的面具。

信使

每当信使出现的时候，英雄们舒适安逸的日子也就快结束了。信使们总是会带来冒险的召唤，宣示着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催促英雄们踏上充满惊险、刺激的旅程。

信使来源

稳定的现状总是会给人带来安全感，但信使却在向你宣告着改变的必要性。每当新的生活、新的想法、新的创思向你发出改变的召唤，你就要知道，信使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

它或许是一幅画、一个人、一本书，甚至是你的内心。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直到你不得不放弃逃避，直面改变为止。

原型作用

信使原型的首要作用，便是向英雄以及读者们传达改变的信号。最直白的表现形式下，信使或许仅仅是一个将平衡即将打破的消息传递给英雄的媒介。

但更多情况下，英雄会选择拒绝面对改变，或者表现出迟疑、犹豫不决。这时的信使，或许还要担负起激励英雄的责任。无论他给予英雄的是鼓励、挑衅、嘲讽还是捉弄，这都将成为故事进展的推动力。

信使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某种事物，或自然力量。如地震、海啸、股市崩盘、新闻发布会等。

信使种类

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在古代，信使在战场上，通常预示了即将爆发的战争，或者带来和平的契机。

当然，这种两军交战中的信使，也不一定都由人来承担。古时的战书有时也会绑在飞箭或飞鸽上，而当今时代甚至有可能只是一通电话。

信使或许仅仅是为个人传达战讯。就像中世纪欧洲为骑士间的对决传递决斗信的仆从，或是幕府时期日本为武士间的对战下达挑战书的家臣。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除了要向挑战的对象传达讯息之外，有时还要负责把消息传播向外界。

由于任何角色都可以戴上信使的面具，这一原型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故事里，在开头时信使都会出场。他们要帮助主角，以及读者们，从平凡的世界跨入冒险之中。

伙伴

从最为古老的故事开始，英雄们的身边便已聚集了众多友好的同伴，助其完成伟大的壮举。

伙伴作用

世上难有十全十美的人，英雄也不例外。伙伴的作用，便是弥补英雄的缺失，为故事带来均衡，给英雄增添人格厚度。

伙伴们需要在英雄的身边战斗，为其提供建议与示警，提出挑战，亦或作为英雄的陪衬。

伙伴的均衡体现在他们与英雄的互补性上，优秀的伙伴在剧情作用方面不应与主角相重合。严肃的英雄身边通常需要滑稽的伙伴予以缓冲，睿智的英雄身边亦需要愚钝的伙伴予以陪衬。

伙伴种类

从剧情作用方面对伙伴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守护型

守护型伙伴通常拥有着比英雄更加强大的能力，至少在防护能力方面如此。他们通常以英雄的支持者或者监护人的形象出场，尽管有时也并非情愿。守护型伙伴有时会临时担当起导师角色，或者直接由导师作为英雄的守护人。

合作型

合作型伙伴通常与英雄之间以利益为纽带结成同盟关系。但这种伙伴并不牢靠，有时合作型伙伴本身就是化形角色。当然，这种暂时的盟友关系，也可能会在与英雄的合作过程中转为真正的友谊。

挚友型

挚友型伙伴是主角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可以完全信赖、甚至托付性命的对象。他们能够替英雄完成一些至关重要的任务，通常也是故事中感情主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爱慕型

爱慕型伙伴是与英雄有着恋爱关系的角色。他(她)们有时会同与英雄爱恨纠缠的对手角色针锋相对，有时自身就在这两种类型的角色间转换不定。爱慕型伙伴也是故事的感情主线之一，并且随时都有可能与其他任何一个感情线人物发生冲突。很多经典故事中的主角便不得不为友情、亲情、爱情之间的冲突而苦恼。

竞争型

竞争型伙伴是伙伴与对手两种原型的综合体，他们通常与英雄有着不相上下的天赋和能力，在相互较量中共同成长。但在关键场合，他们必须与主角英雄站在同一阵营。这也是划分阴影对手与伙伴对手的重要依据。

团队型

很多冒险故事里，主角英雄都有着他的核心团队。英雄通常需要和他能力各异的团队伙伴们通力合作才能闯过难关。团队成员间是否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团队型伙伴与合作型伙伴的最大区别。团队型伙伴一直是少年漫画中的主流，《海贼王》、《圣斗士星矢》、《数码宝贝》等青少年读者耳熟能详的动漫作品都属此类。

辅助型

英雄拥有太多的技能时，会由于显得杂乱而使读者感到厌烦。辅助型伙伴便是代替了英雄掌握一些有用的技能，比如医疗、侦查等。他们可以作为团队伙伴中的一员，有时也会单独行动。

隐藏型

隐藏型伙伴至少要让主角、敌人和读者中的一方无所察觉。他们作为英雄暗中的支持者，或许是潜入敌营的卧底，或许是考验英雄的门将，或许是伪装后藏身于街头巷尾的情报人员。由于其隐蔽的特性，隐藏型伙伴往往会带上化形的面具出场。

仆从型

仆从型伙伴是听命于英雄的下属，可能是执事管家、家仆女佣，甚至可以是奴隶。他们往往会作为英雄的信使，负责传递消息、跑腿打杂，或者像某些悬疑故事般为英雄提供藏身之所和不在场证明。有时候仆从型伙伴也能带上导师的面具，比如蝙蝠侠的老管家阿尔弗雷德，为英雄服务的同时也能提供智慧的建议。

非人型

英雄的伙伴不一定都是人类，也有可能是一只宠物、灵兽，或者鬼魂、精灵，甚至于机器人、外星人等。少年英雄与非人型伙伴共同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经典题材。

第二篇：团队角色的八种类型

一、团队角色的八种类型

从团队成员性格和行为的角度可以将团队成员分成如下八种类型（见下图）：

以下分别从角色描述、典型特征、作用、优点、缺点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这八种角色。（1）实干者

角色描述：实干者非常现实，传统甚至有点保守，他们崇尚努力，计划性强。喜欢用系统的方法解决问题；实干者有很好的自控力和纪律性。对团队忠诚度高，为团队整体利益着想而较少考虑个人利益。

典型特征：有责任感、高效率、守纪律，但比较保守。

作用：由于其可靠、高效率及处理具体工作的能力强，因此在团队中作用很大；实干者不会根据个人兴趣而是根据团队需要来完成工作。

优点：有组织能力、务实，能把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工作努力、自律。

缺点：缺乏灵活性、可能会阻碍变革。

/ 5

（2）协调者

角色描述：协调者能够引导一群不同技能和个性的人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他们代表成熟、自信和信任，办事客观，不带个人偏见；除权威之外，更有一种个性的感召力。在团队中能很快发现各成员的优势，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能妥善运用。

典型特征：冷静、自信、有控制力。

作用：擅长领导一个具有各种技能和个性特征的群体，善于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喜欢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

优点：目标性强，待人公平。

缺点：个人业务能力可能不会太强，比较容易将团队的努力归为已有。（3）推进者

角色描述：说干就干，办事效率高，自发性强，目的明确，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和成就感；遇到困难时，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推进者大都性格外向且干劲十足，喜欢挑战别人，好争端，而且一心想取胜，缺乏人际间的相互理解，是一个具有竞争意识的角色。

典型特征：挑战性、好交际、富有激情。

作用：是行动的发起者，敢于面对困难，并义无反顾地加速前进；敢于独自做决定而不介意别人的反对。推进者是确保团队快速行动的最有效成员。

优点：随时愿意挑战传统，厌恶低效率，反对自满和欺骗行为。

缺点：有挑衅嫌疑，做事缺乏耐心。（4）创新者

/ 5

角色描述：创新者拥有高度的创造力，思路开阔，观念新，富有想象力，是“点子型的人才”。他们爱出主意，其想法往往比较偏激和缺乏实际感。创新者不受条条框框约束，不拘小节，难守规则。

典型特征：有创造力，个人主义，非正统。

作用：提出新想法和开拓新思路，通常在项目刚刚起动或陷入困境时，创新者显得非常重要。

优点：有天分，富于想象力，智慧，博学。

缺点：好高骜远，不太关注工作细节和计划，与别人合作本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时，却喜欢过分强调自己的观点。（5）信息者

角色描述：信息者经常表现出高度热情，是一个反应敏捷、性格外向的人。他们的强项是与人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获取信息。信息者对外界环境十分敏感，一般最早感受到变化。

典型特征：外向、热情、好奇、善于交际。

作用：有与人交往和发现新事物的能力，善于迎接挑战。

优点：有天分，富于想象力，智慧，博学。

缺点：当初的兴奋感消逝后，容易对工作失去兴趣。（6）监督者

/ 5

角色描述：监督者严肃、谨慎、理智、冷血质，不会过分热情，也不易情绪化。他们与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团队中不太受欢迎。监督者有很强的批判能力，善于综合思考谨慎决策。

典型特征：冷静、不易激动、谨慎、精确判断。

作用：监督者善于分析和评价，善于权衡利弊来选择方案。

优点：冷静、判别能力强。

缺点：缺乏超越他人的能力。（7）凝聚者

角色描述：是团队中最积极的成员，他们善于与人打交道，善解人意，关心他人，处事灵活，很容易把自己同化到团队中。凝聚者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是团队中比较受欢迎的人。

典型特征：合作性强，性情温和，敏感。

作用：凝聚者善于调和各种人际关系，在冲突环境中其社交和理解能力会成为资本；凝聚者信奉“和为贵”，有他们在的时候，人们能协作得更好，团队士气更高。

优点：随机应变，善于化解各种矛盾，促进团队合作。

缺点：在危机时刻可能优柔寡断，不太愿意承担压力。（8）完美者

角色描述：具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做事注重细节，力求完美；他们不大可能去做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喜欢事必躬亲，不愿授权；他们无法忍受那些做事随随便便的人。

典型特征：埋头苦干，守秩序，尽职尽责，易焦虑。

/ 5

作用：对于那些重要且要求高度准确性的任务，完美者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管理方面崇尚高标准严要求，注意准确性，关注细节，坚持不懈。

优点：坚持不懈，精益求精。

缺点：容易为小事而焦虑，不愿放手，甚至吹毛求疵。

从以上的描述可知：实干者善于行动，团队中如果缺少实干者，则会太乱；协调者善于寻找到合适的人，团队中如果缺少协调者，则领导力不强；推进者善于让想法立即变成行动，团队中如果缺少推进者，则工作效率将会不高；创新者善于出主意，团队中如果缺少创新者，则思维会受到局限；信息者善于发掘最新“情报”，团队中如果缺少信息者则会比较封闭；监督者善于发现问题，团队中如果缺少监督者，则工作绩效不稳定甚至可能大起大落；凝聚者善于化解矛盾，团队中如果缺少凝聚者，则人际关系将会变得紧张；完美者强调细节，团队中如果缺少完美者，则工作会比较粗糙。

如果拿一个软件项目团队作为案例，则实干者适合做模块设计、编写程序等工作；协调者适合做项目管理工作；推进者适合做对项目进度影响较大的工作；创新者适合做系统架构设计工作；信息者善于做需求调研工作；监督者适合做SQA和测试工作；凝聚者适合做团队建设工作；完美者适合做需求、设计等一些重要产出物的评审工作。

/ 5

第三篇：eHR系统中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应用

eHR系统中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应用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从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开始，记录招聘、岗位描述、培训、技能、绩效评估、个人信息、薪资和福利、各种假期、到离职等与员工个人相关的系列信息，并以易访问和可检取的方式储存到集中的数据库中，将企业员工的信息统一管理起来。完整的记载员工从面试开始到离职整个周期的薪资、福利、岗位变迁、绩效等历史信息。注重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的系统规划、设计运作，并在企业管理管理中持续改进，注重系统化、规范化的运用。

万古eHR-soft2000系统根据用户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角色不同，分为决策层、管理层、HR和员工四类操作者，这样企业所有员工都可以参与到人力资源管理中，真正实现协同人力资源管理。

对于决策层而言，可以通过eHR系统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快速获得所需信息，如企业员工信息、工资发放状况、休假考核情况等。这不仅能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率, 而且更便于企业高层从总体把握人力资源情况。

对于管理者而言，他们可以同时直接从个人层面及集体层面上获得所属员工的信息，因此，管理者能够及时做出应对，并通过更好地监测过去和现在的表现来适当地制定部门的人力资源计划。

对于人力资源工作者，将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不断产生与积累新数据，如新员工数据、薪资数据、绩效考核数据、培训数据、考勤休假数据等。这些数据将成为企业掌握人力资源状况、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以及提供决策支持的主要数据来源。

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员工而言，他们不仅利用基于网络和自助服务选项来修改和简化流程，同时检查自己的人力资源资料现状，并随时更新相关信息，甚至还可以获得在线的个人建议等等。

Copyright @ Angelina 2012

第四篇：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

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

一、引论

对村干部角色类型作了最好概括的，当属吴毅教授，他认为，以代理人和当家人作比喻，来描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处境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这种描述有些忽视农村复杂的动态事实，尤其忽视了村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与倾向，这个意义上，用经纪模式来比喻村干部，可能会更准确地将村干部作为

能动的行动者的一面概括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经纪模式依据村干部行动的取向，可以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赢利性经纪的目的是利用所处位置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护型经纪则因为村庄文化网络所构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愿意从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经纪模式的问题是，无论是充当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村干部都会积极行动。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村干部消极对待各项事务，即不积极代理，也不主动当家，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撞钟者”[1]。

村干部扮演何种角色，与其动力机制有密切关系。如果村干部既无预期的经济收益，又无预期的社会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能动者来扮演角色，他们即使在当村干部，也大都消极无为，也就成为吴毅教授所说的撞钟者。

从当前学术界对村干部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主体的思路依然是从村委会组织法等制度性规定来设想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缺乏从村干部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样讨论村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主要村级组织的关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设计上主要对上负责的村支部与主要对下负责的村委会之间的冲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报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虑村干部的个人品质，则作为宏观管理方面的村级组织的上级组织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党支部建设，农民则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村支部和村委会从而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2]。这样讨论的结果，就会侧重于变更制度，而忽视制度运作中的人。但实际上村干部不是制度的木偶，村干部的实际行为特征与制度安排差异极大。只有从理解村干部的实际行为出发，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并因此理解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要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将讨论回归到具体的村庄而非仅仅制度之中。事实上，因为村庄本身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村民与村干部关系及村与乡关系的差异，而使村干部在扮演角色上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地域性的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乡村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并因此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状况[3]。

二、村干部的动力机制

作为行动主体的村干部，要么因为经济性的收益，要么因为社会性的收益，而积极行动，如果什么收益也没有，村干部就不会按照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制度如村委会组织法）行动。

1、社会性收益。

所谓社会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诸如获得在村庄的声望、权威，具有面子，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抱负等等。这方面的收益不同于经济收益，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上的好处。若作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声望和面子，二是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极少数例外[4]，村庄精英不会为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而当村干部。在当前体制下面，村干部本身也的确缺少实现政治社会目标的空间，以致那些希望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村民的前途困境重重。这就是说，从社会性收益方面，构成村干部动力机制的，主要是声望和面子方面的收益，村庄精英从村干部这个职位上获取公共决策和公众人物的地位，从而满足了他们表达性的需要。

表达性的需要是在文化网络中实现的，离开了文化网络或者离开了村庄生活的意义系统，就谈不上表达性或社会性收益。

声望或面子，来自村庄其他村民的尊重。村庄文化网络越是紧密，声望或面子会越发重要，村民精英就会越发在文化网络中追逐。村干部作为一个公共职位，可以做出一些影响其他村民的决策及行动，追逐声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会利用此职位赋予的各种权力和可以调动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村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追逐村庄声望与面子的精英们的机会成本很高，他们当村干部，大都不会在乡村关系中偏向乡镇，而损害村民的利益，他们会从村庄长远利益出发，慎重决策与行动。

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中，强烈要求村干部做出损害村民长远利益从而影响村干部在村庄声望与面子的事务，则那些机会成本很高的村庄精英可能离开村干部的职位，而由那些机会成本较低的普通村民来充任村干部职位，这些普通村民充任村干部，既可能是因为经济收入，也可能是希望从以前不敢想象的村干部这个公共职位上获取公共人物的声誉。在内部团结较强的村庄，希望从村干部职位获得面子收益的普通村民，很快便会陷入乡镇行政要求与村民集

体意愿相冲突的漩涡之中，他们什么也无法获得。而当村庄内部团结较弱时，村干部可能满足乡镇行政要求，却不能从村民那里得到尊重与声望。他们仅仅是作为公共人物登上了村庄的舞台——这或许也是一种表达性的收益。

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那些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宗族组织较为健全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较为看重社会性的收益，原因在于村庄具

有密集的文化网络，并因此具有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无论原因如何，在一些地区尤其在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的农村地区，村干部职位可以带来社会性收益，是没有疑问的。

问题是，当看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干部，面临着严重的乡村利益冲突，或者与村干部设定的制度安排使村干部难以从村庄中获取这种社会性收益时，村庄精英就会退出村干部职位，而可能由普遍村民乃至村庄地痞充任村干部的职位。

2、经济性收益。

所谓经济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多少经济收入，包括因为扩大社会关系而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担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选拔为国家公务员的预期收益。

在当前村民自治体制下面，村干部向上升为国家公务员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因此，这方面的潜在收益已不存在。而向上升为公务员，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曾是村干部职位最大的动力。

为扩大社会关系尤其是与上级各方面的联系，而担任村干部的例子，集中在那些乡镇掌握着各种资源和特批权力的地区。举例来说，在温州农村，村干部可以与乡镇政府及各种上级机构建立联系，从而有利于村干部个人企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监控，少缴税费等等。再如在中西部农村，仍然存在村干部借与乡镇的关系，来获取信息乃至特权，从而获得经济好处的例子。如因为与乡镇比较熟悉，而比较容易获取一些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等。

不过，以上无论是向上作为公务员的潜在收益，还是从与乡镇关系中获取潜在收益的机会，都已不再是当前农村村干部主要的收益来源，以下我们重点讨论村干部从职位上可以获取的直接经济收入。

村干部直接收入，包括正当的职业收入，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寻租收入，主要是村干部从职位上获取的各种灰色收入。特别是在乡村关系不配套，农村财务不健全，农民组织能力较差的地区，村干部利用职位寻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普遍的现象，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村集体经济几近于无。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自上而下号召消灭空壳村，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末，全国绝大多数村都负债累累，既无积累也无负责的空壳村反倒成为难得的好村。在集体经济没有收益，而乡镇又不承担村干部报酬的情况下，村干部报酬大多依托于村一级的“三提”（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作为一项政策，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纯收入的5，这个5，包括“三提”和“五统”。“五统”归乡镇使用，“三提五统”中，“五统”经费一般不会少于“三提”，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主要来自“三提”中的管理费，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干部的年报酬在1000—3000元之间，中部地区较高的村干部报酬，可以达到每年5000元。

如果村干部每年可以有5000元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考虑到村干部仍有时间从事其他经营性的事业包括务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致不会存在问题。如果在5000元收入以外，村干部还可以利用制度不健全的机会，寻找一些灰色收入，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更高。

村干部寻找灰色收入的机会，与村干部希望从职位上获取收益的类型（是否看重社会性收益），与村干部在村庄的地位（是否村庄精英），与村干部报酬是否有保障，与乡镇对村一级政务的期待及这些政务执行的难度，与农民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反抗能力，与农村财务制度（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农村财务到底应该是村帐乡管，还是民主理财）等等，都有关系。在缺乏社会性收益的情况下，村干部正当及不正当收益越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而在正当不正当收益都很少的时候，村干部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

就全国大部分农村来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村集体虽然收入较少，但村级负债不多，村干部的工资虽然不高，因为可以从农民那里收取比较稳定的“三提”而有保障。到1995年以后，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农村消灭空壳村，各种调整产业结构及兴办村办企业的方案迅速出台，逼民致富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各种自上而下达标升级工程快速增加，农民负担因此迅速增加，向农民收取税费成为乡村两级的主要工作，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农村调查都证实，收粮派款成为乡村两级最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工作。

收粮派款离不开村干部的积极参与，而如果没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村干部就不会积极协助乡镇收取税费。乡镇为了完成各种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也可以借此来获取工程回扣，乃至主动为获取回扣而上马政绩工程），便对村干部在完成乡镇安排的任务时，搭车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镇越要向农民收取更多费用，收取费用的难度越大，乡镇便越是会默许（越来越痞化的）村干部捞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事情总有一个极限，农民无法承受无限增加的负担。乡村为了收取税费而不得不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包括村干部因为收税费困难而预期有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当村干部还可以利用村级组织既存的信用担保（高息许诺）借款上缴时，乡村合谋不会破产，而一旦村级组织高息许诺不能兑现，村级组织信用破产时，乡镇收取税费及村干部获得高收入，便会双双落空，这时候，留下来的便是双重后果：村级突然出现巨额负债，村干部高收入不再，因此动力不再。乡村关系的有效维系便会出现问题。这种描述，正是自1995年以来的中部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

三、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以上讨论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以此动力机制为基础，我们可以较好地讨论村干部的角色类型。

从以上村干部动力机制的讨论来看，村干部动力机制可以有以下四种组合：

A、社会性收益为主，经济收益为次。

换句话说，村干部因为看重声望和面子收益，而担任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会有动力充当村庄利益的当家人和保护人，也因此构成所谓保护型经纪。

因为当村干部的社会收益较大，当村干部职位由乡镇来选择时，或者说要由乡镇来决定村干部任免时，村干部的角色扮演会有一些混乱。如果乡镇十分强大，以至不顾村庄的要求，任命那些村庄不欢迎的巴结上级的人为村干部，则这个村干部在村庄得不到承认，他会被村庄边缘化。这样的村干部，一定不会是村庄精英，因为村庄精英不愿破坏自己本来在村庄已有的声望和面子。但是，那些村庄边缘人物则可能愿意担任村干部，以期从中获得他们以前一直期望但从来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公共职位，并因此期望获取以前一直附着在这个公共职位上的声誉。

村庄边缘人物出任村干部，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如江西、福建等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南方农村。即使如此，村干部也不得不照顾村庄利益，因此出现村干部与村民共守村庄秘密的情况。

而在乡镇较弱的时候，乡镇不能不顾及村庄本身的要求和倾向，从而不能不选择那些受到村民欢迎的村庄精英来担任村干部。这样任命的村干部，当然会处处注意充当村庄利益的代言人，乡镇难以在村庄实施任何脱离实际情况的政务。那些脱离村庄实际的达标升级工程，因为没有村干部的鼎力相助，而总是流于计划。

小结以上讨论，当村干部主要看重社会性收益时，村干部一定会充任村庄保护型经纪的角色。当乡弱村强时，情况更是如此。而当乡强村弱时，情况略为复杂：充当保护型经纪的村干部竟然可能是以前的村庄边缘人。

B、以较高正当报酬为基础的动力机制，社会性收益较少且灰色收入的空间很小。

这样动力机制的村干部，因为工资收入很稳定且较高（相对于当地预期），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乡强村弱的情况下，村干部愿意充当乡镇在村一级的代理人，为落实乡镇政务而努力工作。而如果村民自治制度借村民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而有效运作，或者村庄具有一定的抵制乡镇的能力，则村干部会竭力在乡村之间寻求平衡。村干部既是代理人，又像当家人，综合起来，似乎是乡村的中间人。

因为工资收入较高，村干部会对乡村治理实际制度有着敏感的反应。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不仅与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及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相关，而且与乡镇行政能力与村民组织化程度的相对处境有关，乡村治理的实际制度安排，往往是乡和村凭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进行博弈的结果。

正是因此原因，同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及同样有保障的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的村干部职位，在不同地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实际运作结果，也就使村干部扮演出不同的角色。强有力的乡镇政府，使村干部成为自己在村庄的忠实代理人。而如果村庄本身可以强有力行动起来，尤其是那些想当村干部的精英（以及村庄地痞）动员他们可以动员的全部村庄资源，利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制度安排，来选举与乡镇意图不相一致的人担任村干部，则乡村之间的紧张，就可能以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既有的冲突展开，也即前述樊平所述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的冲突展开。

C、村干部主要报酬来自灰色（及非法）收入。

如果捞取灰色收入比较容易且收入较高，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就会很大，村庄精英或者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村委会选举），或者是走乡镇行政关系的上层路线，来谋求村干部职位。因为灰色收入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村民利益有冲突，因此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或者充满对村干部的愤怒，因此连续上访告状，或者表现出对村庄政治的无奈，对村庄选举显得冷漠。具体地讲，在社会关联度很高的村庄，因为村民强有力的团结，必然产生对村干部面子收益的压力，而使村干部不敢放肆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如江西、福建的例子。在小群体行动能力较强的村庄，则容易出现连续上访告状的情形，如河南和皖北的例子。而在农民极其分散的村庄，村民则可能表现出对村庄利益受损的惊人冷漠（及无奈），如湖北荆门及东北的例子。也就是说，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很少，出现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的地区一般是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

在乡镇不能为村干部提供稳定的正当报酬，而乡镇又有大量政务要求村干部协助时，乡镇几乎没有选择地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保持沉默。假如乡镇无求于村干部，乡镇可能在村民轮番上访的压力下，对村干部的不良行为进行查处。在村民表现出无奈而冷漠的地区，具有责任心、考虑乡村治理长远格局的乡镇行政，也不会对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具责任心，甚至乐于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再获好处乡镇负责人，则依然会默许村干部竭尽所能将可以捞取的好处全部捞出。

以上讨论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作为主要报偿的情况，可以列出三个要件，一是村庄整体团结解体，村庄不能提供强有力的阻止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行动及舆论能力（尤其是与声望、面子等价值生产有关的舆论能力），二是乡镇有大量事务（尤其是收取税费）有求于村干部，而无法提供正当的工资收入，三是乡镇主要负责人热心从村干部捞取的灰色收入中获得再分配好处（典型之一是乡镇主要领导人借子女婚嫁、父母丧事来敛财）。

D、村干部即无法获取社会性收益（村民认为在市场经济政策下，只有傻子才愿当村干部），又无稳定（较高）正当的工资收入，且很少有捞取灰色收入空间的情形下，村干部职位吸引力就很差，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严重不足，那种由制度规定的村干部角色扮演，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一种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为主要收益村庄的自然延续。当村庄负债累累，村集体所有财产都已变卖一空之后，村干部就不再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村干部职位因此变得不再有吸引力。这时候，村干部就成为既不对乡镇负责，又不对村民负责的消极“撞钟者”。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事实上在村庄类型，村干部的动力机制及村干部角色扮演中寻找到以下一些相关关系：

1、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较强，村干部可以从村庄获得社会性收益的乡村，村干部一般会较为固定地扮演保护型经纪。

2、村干部职位的社会性收益较少但有可观正当经济收入的乡村，村干部较为忠实地以正式制度（以及乡村在正式制度安排基础上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作为自己扮演角色的依据。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动摇于代理人与当家人之间。

3、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亦无可观的正当收入，灰色收入空间又很小的乡村，村干部乐于扮演“撞钟者”的角色。

4、村干部收益主要来自灰色收入的乡村，村干部可能扮演任何角色，但这些角色与实际的角色要求并不相符，他们利用这些扮演的角色来谋取好处，他们也就是一些赢利型经纪。

四、村两委关系与乡村关系

正是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扮演的差异，构成了村两委关系及乡村关系的不同类型，从而也就构造出了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

在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被描述为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而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产生的村支部更多代表乡镇行政的利益，共同在村庄场域展开竞争，形成合作[5]。因为《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支部在村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即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一规定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村支书是一把手的惯例相结合，就形成了村支部与村委会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关系。等等。

正如前述，我们曾指出：“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他们都不是原则和理论的产物，而是有着私人利益和受制于既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情况较理论解释复杂得多。第一，虽然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但作为村委会上级的乡镇行政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委会的干部服从自己；第二，虽然村支书更有服从上级指挥的理由，但因为村支书大都是本地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本村生活下去，他们便不愿意在工作中充当不受村民欢迎的上级代理人形象。他们习惯于指挥村委会主任——这个过去一直是二把手的人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情；第三，集体经济状况也是一个关键。不明确的产权规定使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成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及他们背后的各自利益群体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导火索。贫弱的集体经济则甚至让人失去了当村干部的积极性，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缺乏让关系紧张起来的经济理由与内在冲动；第四，村庄本身的性质也会对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有些地方，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只是村民用以抑制权力欲膨胀的村支书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地方，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只是为了自己家族或社区的荣耀或面子”[6]。

我们因此依据村干部职位经济收入的多少和村庄是同质还是异质，区分出四种的可能的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类型。我们认为，在村干部职位经济收益较高而村庄同质程度也高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竞争村干部职位，村民选举产生维护自己利益的村委会，而乡镇必然安排代理自身利益的村支部。也就是说，村两委关系沿着制度安排的线索展开。但是，在村干部职位收入较高，但村庄具有异质性特征，比如分为两大宗族，则一个宗族的人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乡镇就必须安排另一个宗族的人担任村支书，这样的村两委关系远比前一种复杂。

我们还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因为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和地痞无赖可能广泛占据村干部职位，在A类村中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受规则的约束，而成为表现利益群体和个人暴力的场所”[7]，“若不改变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改变村干部的经济处境，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会越来越向无序斗争的方向发展，而非沿着乡镇政权和村民群体对立的方面发展”[8]。

而如果我们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来讨论，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画出村两委的关系。

1、村干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

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无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如何产生，他们都会取向于充当保护型经纪，并因此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其中可能的差别是：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能代表村庄不同部分村民的利益，而在村务决策（有时直接就是村干部位置所带来的本族本派的荣誉和面子）中有所对立。

2、村干部有稳定工资收入的村庄。

以可观的正当报酬作为村干部主要收益的村庄，村干部愿意敏感应对制度（包括乡村博弈产生的实际制度安排）。这个时候，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会有两种有所差异的表现，一种是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强，可以较为有效地按照村庄利益的标准选择村委会干部，则这类村庄的两委关系，会与本节开头所描述村两委关系的一般图景相合。如果村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致行动，或者村庄精英有能力依据自身利益来扭曲村民对村庄利益的表达，则无论村委会是否选举产生，村委会都缺少与村支书对抗的理由。在强有力的乡镇行政主导力下面，这类村庄的村委会作为村支部决策的执行者，共同完成乡镇行政安排的有时明显损害村庄利益的事务。

3、村干部报酬主要自来灰色收入的村庄。

当村干部的主要收益来自灰色收入时，村干部一定不会与乡镇行政对抗，无论村支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原因是，村干部的灰色收入一定会给村庄带来损害并引起村民的不满，因此村干部尤其指望乡镇行政保护自己的灰色行为。村干部为了获得这些灰色收入而从两个方面向乡镇示好：一是坚决地执行乡镇安排的各种政务，即使这些政务明显损害了村庄利益。二是向乡镇主要负责人行贿送好处。乡镇行政在政务可以得到推行时，也愿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村两委之间即使有矛盾，也是因为分赃不均产生的矛盾，而非依照制度安排展开的矛盾：虽然他们有时会援引制度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4、村干部缺乏任何有吸引力报酬的村庄。

当村干部甚至不能从村庄捞取灰色收入时，村干部职位不再对村庄精英有吸引力，由地痞充斥的村干部职位，使村两委关系变成单纯的利益争斗，村两委关系向无序方向发展。

与村两委关系有相似之处，乡村关系也因为村干部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当前乡村关系的一般图景来看，乡与村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党委与村支部）。

只有理解了村干部的动力机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实践（而非仅仅是制度安排）中的乡村关系状况，具体地说，只有那些生活在村庄中的村干部并不深受村庄舆论压力（社会性收益较少），且正当收入较高时，村干部的行为才会按照以上一般图景的预期展开，而如果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很强，因而村干部社会性收益很高，或村干部不仅无法获得正当的预期收入，而且没有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时，村干部（无论村支书还是村委会主任，无论选举的还是任命的）没有理由按照乡镇行政的要求行动。乡与村之间脱节了。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脱节。

而如果村干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灰色收入，无论制度如何安排，村干部都会产生与村庄本身的脱节，而向乡镇行政靠拢。即使是选举产生出来的村委员主任，也会很快靠向乡镇行政，期待在任期之内多捞取一些收入，并期待利用村民的分散来收买其中一些村民，以延续下一个三年任期。

以上提供的乡村关系，显然较一般理论图景要复杂。要理解如此复杂的乡村关系，就需要进入对村干部行动的动力机制的理解之中。问题是，每一个村干部的动力机制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微观行动者的层面来讨论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宏观的状况。因此必须对村干部动力机制及角色类型的宏观原因进行讨论。

以上讨论已经提供了这种宏观讨论的线索，择要有二，一是村干部的社会性收益来自村干部生活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来自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高低，具体如传统文化、宗族组织等等。这个方面的关键是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范例是宗族组织是否存及行动能力，区域如江西、福建等南方农村普遍存的宗族村庄。二是村干部是否有有保障的正当收入来源。没有正当的可观收入，在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村干部的行为将造成对农村长期的严重损害。

以下我们来讨论乡村治理的理想类型，并以区域状况来验证之。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指标来作为验证乡村治理类型的标准。

五、乡村治理的类型与素描

如果我们希望不仅理解村级治理的状况和原因，而且希望知道乡村治理的整体状况，我们就不能不将对乡村关系的讨论包括进来。通过讨论乡村治理的类型，可以清晰看到以上讨论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的相关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乡村治理，即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系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关系状况[9]，事实上这三个方面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地，我们可以根据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弱，将乡村治理类型划分为两大类，四小类，具体就是，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强的地区，无论村干部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报酬，村庄必然具有较强的内生秩序的能力，并因此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整体面貌为内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而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弱的地区，则因为村干部报酬来源的差异，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村干部有足够正当报酬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正当的报酬，村干部对正是制度的反应应该较为敏感，乡村秩序可以正常维系，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为外生秩序型的乡村治理。第二类是村干部无足够正当报酬，但能够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有收益，他们就有行动的动力，因为收益的非正当，他们的行为会引起村民的不满，他们又要获得乡镇的庇护，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第三类是村干部既无足够正当报酬，也无法捞取非正当好处的情况。因为村干部既无社会性收益，又无经济型收益（哪怕是非正当的收益），村干部就不会有应对制度的积极性，而会成为消极无为的“撞钟者”，这种情况下的乡村治理可以称之为无序型的乡村治理。以下分别展开讨论：

1、原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具有很强的原生秩序的能力，这种原生秩序的能力不仅表现在村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方面，也表现在生产价值的能力方面。因为村庄具有生产价值的能力，就使村庄精英为了获取社会性收益，而愿意出任村干部，这些为了获取声望与面子而出任村干部的村庄精英，一定愿意充任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乡镇行政为了加强向村庄的渗透，愿意任命一些村庄边缘人物来获取对村庄的控制，但这些村庄边缘人物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要遵从村民的意愿，要么冒着与全村人对抗的风险。在当前体制下面，乡镇任命边缘人物来掌控村庄，更加没有可能。

在这种乡村治理类型中，乡镇行政的种种达标升级要求，在村一级都缺乏落实的帮手。明显有损村庄长远发展的乡村行为，不可能在这类乡村出现。也因此，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因为自上而下的要求而建造的各种达标升级工程，除非办村办企业失败，村一级一般不会有太高的债务，乡镇行政不能从村民手中收取不明不白的费用，因此乡镇集镇建设，不仅缺少那种以农民负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各种站所办公大数，而且乡镇政府办公的地方也很陈旧[10]。

因为村干部在乎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正式的工资收入不会太高，灰色收入几乎没有。村干部不会贿赂乡镇主要负责人，他们也不会以完成乡镇政务来取悦乡镇行政。因为乡镇财政缺少额外向农民多收的预算外收入，村干部也不会向乡镇送钱送物，乡镇干部也大多在正式工资以外，少有意外之财，乡镇干部因此不象“国家干部”，乡村关系较为温和，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乡镇负责人也很少是那种武断、粗暴型的气质（这样气质的乡镇干部，根本无法在村一　级开展工作）。

2、次生秩序型乡村治理。

展开来讲，就是村庄缺乏原生秩序的能力，村级治理状况较多受到成文制度及乡镇行政的决定。村庄缺乏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庄精英不能从村干部职位上获取足够的社会性收益（声望和面子）。不过，因为村干部可以获取较为可观的正当经济收入，村庄精英竟相争夺村干部职位。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部分村庄精英走村民直选的下层路线，竭力获取村民的支持，在协助乡镇行政工作时，不愿（也不敢，因为他们愿意长期当这个有着稳定收入的村干部，因此担心村民下次不选他）得罪村民，也不会因为乡镇的要求，过份损害村庄利益，而另一部分村庄精英则走上层路线，通过乡镇行政支持来获取村干部职位，这部分走上层路线的村干部与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会在若干事务的决定与执行方面有所差异，但即使是走上层路线的村庄精英也不愿意冒着村民强烈抗议的风险，去做有损村民利益的事情。这个意义上，即使走上层路线的村支部与走下层路线的村委会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也会表现得较为温和。

因为村干部有可观的稳定收入，乡镇行政要求村干部办理的政务，只要不是过于艰难，村干部一般都会照办。乡镇行政负责人在乡镇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村干部的行为因为有长远预期，而较为稳健。但是，如果乡镇行政不断将超过村庄要求的各种任务向村级下达，明显损害村民利益的政务会使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稳定收入从而愿意表现稳健的村干部，在乡镇行政要求和村民意愿之间无法找到中间缓冲地带，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以村支部和村委会对抗为表现的乡村冲突。

3、乡村合谋型的乡村治理。

当村干部职位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没有可观的正当经济收益时，村庄精英不愿竞争村干部职位，在任村干部因为缺乏稳定的预期收益，而倾向利用手中可能权力来谋取短期收益，尤其是利用村庄现实及可能的资源，来捞取灰色收入，由此造成对村庄的毁灭性损害。

村干部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其含义之一就是村庄缺乏价值生产能力，村庄社会关联度低，因此，村民缺乏从道义上及组织阻击村干部捞取灰色收入的能力。在缺乏有保障的正当经济收益的前景下，村干部倾向以非正当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因为村民阻击能力较弱，而使村干部较为容易实施这种获取灰色收入的想法。

村干部如果要捞取灰色收入，他们几乎唯一的障碍是乡镇行政的监督。村庄也会有一些村民到县乡上访，要求查处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想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必须与乡镇搞好关系，无论这些干部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的。村干部与乡镇搞好关系的方式有二，一是坚决果断不遗余力地完成乡镇布置的各种任务，有些任务明显超出了国家政策的界限，二是讨好甚至行贿乡镇主要负责人。乡镇为了实施政务，也需要村干部有实施政务的积极性，因此乡镇也有意对村干部不良行为不闻不问，以构成对村干部实施政务的激励。这样，在乡村之间就形成了官官相护和常见的官场景观。

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会不顾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将所有可能好的发展方案，都变成捞取短期利益的手段。因此，他们会借上级的各种达标要求，向农民收取费用，或向社会借贷，然后从工程建设中捞取回扣。他们会将村庄可以支配的所有资源变成现实收入，总之，他们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获取个人的好处。村干部捞取好处的行为，村民不会不知道，村民因此对村干部严重不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会变得极其紧张，不信任，几乎任何村庄公益事业都会受到村民的抵制。

只要村庄还有资源，或者只要村干部还有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乡村关系就仍然能有效运转，乡镇行政的要求就仍然可以在村庄得到表达。但捞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们的短期行为，总有一天会将村庄所有资源耗尽。村干部最终不再有任何捞取灰色收入的空间，乡村治理因此进入另外一种面貌。

4、无序型的乡村治理。

一旦村干部既不能获取社会性收益，又不能获取经济收益，村干部职位就不再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成文制度如《村委员组织法》，因为不再有村民对村干部职位的积极追逐，而流于形式，乡镇行政面对消极无为的村干部，除了一再提要求以外，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使村干部积极工作。乡镇行政面对村干部，恰如将铁拳打在棉花上，感到有力无处使。除非乡镇行政事事亲为，他们不能在村庄实现任何有价值的政务。村庄大量的公共事务，也不会有村干部出面主持，面对村民的抱怨，村干部几乎唯一的应对措施是不闻不问或者无限期拖延。与乡村关系和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相类似，村两委之间也不会有激烈冲突，因为无任何利益可言。

五、结语

以上从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开始，讨论了乡村关系和村两委关系，并由此讨论了乡村治理的类型。这种讨论的目的，是想为当前中国复杂的乡村治理现实提供一个描述和分析框架。今天的中国农村，因为村庄社会性质、地方财政及基层组织制度安排的差异，而出现了十分不同的乡村治理后果及乡村治理型态。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为理解乡村治理的这些不同，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从而将那些单纯的诸如乡村关系、村两委关系、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干部角色的讨论，还原到复杂的现实中来。本文仅是一个初步讨论，我们将在更多实地调查基础上，对乡村治理的不同类型作出更为精确的描述。

[1]参见吴毅：“双重代理、经纪人、守夜人和撞钟者”，《开放时代》2003年。又见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

[2]樊平：“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农村基层组织课题研究报告，1987年。

[3]景跃进教授正确指出，村干部的行为方式与区域差异有关。他说：“村干部的角色认同与行为选择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制度性框架、乡村关系的类型、资源程度、政策领域、任务性质、村干部的利益考量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43页。

[4]例如湖北枝江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吕邦列，参见《南方周末》2004年10月7日的报道。除吕邦列事例子外，还有山东灰村村主任崔联的例子。参见朱玲《灰村纪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5]参见景跃进的综述：《当代中国农村“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38－246页。

[6]参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167页。

[7]同上书，173页。

[8]同上书，175页。

[9]见贺雪峰、董磊明：“乡村治理的结构与类型”（未刊稿）。

[10]除非刚好是工商业发达的乡镇，乡镇可以从工商税收中获取大量收入。

第五篇：小说《如魇魅附身之物》读后感

小说《如魇魅附身之物》读后感

本周读了小说《如魇魅附身之物》。诡异气氛的渲染和传说的考据都恰到好处，恐怖中有真实，又不像京极系列那样枯燥。从多个人物的视角叙述，切换自然又不突兀。而且虽说文末谈到某人视角的日记有点花样，但绝非犯规的叙诡。诡计设计相当不错，在变格派里做得好。

多重解答有点像奎因的《红桃J》。在鬼神之说盛行的画面里，三个答案都完美地解释了灵异现象。但都有证据不足的遗憾。不但作为真相只是推测没有证据，连一一推翻时都没有实质证据。比如第一个答案里蒙面的黑子曾被猜测有特殊身份却没有，但只是否定了动机，并不减少他作为凶手的可能性；第二个答案多重人格略嫌犯规，因为推理小说本来要点就在于物理（在场不在场）上和认知（看到没看到）上，如此等于说谎；第三个答案很好地联系起了多年前的各种小事件。当然真相可能是前两种或其他，与此前毫无关系，所以干脆就来了个凶手自白。阅读时一直觉得与《如山魔嗤笑之物》相反，这里面有“多出来的人”。隐遁之处并非没有，而作者恰恰强调的是山民们由于敬畏鬼神的心理不可能藏在那里。答案一和三也是千方百计找出在心理上可能藏在那里的“特殊的人”。看惯了基于普通人心理的小说，这样的写法也算很特别吧。

总体来说，是近年难得的好作品。期待此作者，期待此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