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中的孔子形象--以井上靖《孔子》为中心

第一篇：日本文学中的孔子形象--以井上靖《孔子》为中心

日本文学中的孔子形象 ———以井上靖《孔子》为中心

摘要：

井上靖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其青少年时期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著有《异域人》、《苍狼》、《敦煌》和《杨贵妃传》等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1989年，井上靖推出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孔子》。这是他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研读《论语》这部经典，力图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并在这一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一部堪称他人生总结的大作。本文将以《孔子》为研究对象，研究井上靖笔下的孔子形象，从而分析井上靖通过小说中的孔子形象想要表达的和平的愿望。

1．井上靖《孔子》的简介

井上靖的《孔子》是一部以中国战国时期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井上靖晚年对《论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参考中国的《史记》、《左传》等史籍

和深刻研究《论语》的基础上而作《孔子》。其创作思路上，没有把它写成孔子的现代语编年史，也没有写成描绘孔子一生经历的普通人物传记。书名虽为《孔子》，但孔子只是被讲述的人物，而不是主人公。小说的主人公是孔子的弟子“蔫姜”。“蔫姜”这个人是一个虚构的、为故事发展而杜撰出来的人物。全书以蔫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展开。“蔫姜”是一位蔡国的遗民，在蔡国濒临灭国之际开始了他逃亡的生涯。在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前后，“蔫姜”与孔子师徒一行人偶然相逢，成为孔子的弟子，从侧面观察理解了孔子的生活与教育。在经历蔡国灭亡的乱世之后，蔫姜回忆起先师孔子的教诲，对先生的思想有了更深的共鸣和理解。

小说的基本情节构成是于孔子逝世三十三年后，“蔫姜”以回忆的口吻来叙述孔子的一生，并为“孔子研究会”的年轻人和仰慕探访的众人讲述孔子观、解说当年孔子言行，从而把故事片段铺陈出来。到会的研究者也不断地向“蔫姜”提出问题，以问答和回忆的形式而展开对孔子的思想的讨论和孔子事迹的回忆。“蔫姜”的讲述没有偏离历史的记载，但同时也加入了一些虚构和评价孔子的话语，塑造了一个乱世中清醒的智者、饱含人生智慧的思想导师形象的孔子，创造了一个知天命的孔子、追求大仁的孔子、期盼民泰国安的孔子，并借此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体现他心中的中国形象——文弱、爱好和平，表明对和平的期望。

2.井上靖《孔子》中的孔子形象

这部分将从孔子的思想和孔子的人格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孔子》中的孔子形象。其中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 “信”、“仁”和“天命”三部分的阐述，孔子的人格将从“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慈爱的老人”和“有理想和追求的‘和平的使者’”三部分来阐述。

2.1． 《孔子》中孔子的思想

2.1.1 孔子 “信”的思想 书中关于孔子的“信”的思想，虽然篇幅不是很大，但也是孔子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点。关于“信”，书中的描写有：

人不可说谎。是凡出自口中言语，务必句句属实；此乃人与人活在世上，彼此之间所作约定，且是默默中所作约定。人与人能够互信彼此所言，人世伦常始得保持。〔1〕

孔子认为“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是人世伦常得以持续有序的保障。

2.1.2

孔子 “仁”的思想

“仁”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之一，书中关于孔子“仁”的思想的描述有很多：

“仁”字以“人”字旁配以“二”字。无论亲子，主从，乃至旅途陌路所遇，只要人与人相见，彼此之间随即产生二人务必遵循的一种近乎约定的信守，此即“仁”。换言之，就是“体谅”，即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事情。〔2〕

“巧言令色，鲜矣仁。”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刚毅木讷，近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说的“仁”分为“小仁”和“大仁”，对于平凡小民而言是“小仁”，指互谅互助之道；“大仁”是对那些位分足以改变时世的志士仁人而言的，对他们来说，“仁”是于战国乱世拯救生灵的元气。然而，无论是支撑人世的“大仁”抑或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小仁”，其核心必定同样都是对世人的关爱，以及生而为人该有的真诚。

关于“信”与“仁”，作者认为孔子的出发点是要使混乱已极的天下，或多或少恢复伦常，务必正本清源改正人的根本。

2.1.3 孔子“天命”的思想

书中关于孔子“天命”的思想的语句有： “五十而知天命” 所谓知天命，其一是领悟到上天赋予自身的差遣，再就是悟及此项事功既然置于上天严谨的天道运行之中，遂也无法期望事事顺利，随时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合此两种领悟，应该就是知天命之意吧。〔3〕

“美哉，水洋洋乎，丘不至于此，命也”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孔子对“天命”持敬畏之心，但从未妥协。求道于晋国，渡黄河之际忽闻晋国政变而中止，孔子并没有绝望，改而求道于强国楚国。于陈国静候楚昭王的霭见，三年等待得来的却是楚昭王甍毙的消息，而孔子并没有叹一声怨气，因为孔子知“天命”，重实行。

在十四年的游历生涯中，无论是讥讽与奚落，还是同情的忠告，都未能使孔子放弃自己的理想；而为了理想他选择的是流放自己的命运。这既是身体意义上的四处奔波，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学道不倦、乐以忘忧。“知天命”使得孔子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就是平静安然地接受那必然到来的最后结果，而不是耿耿于怀，患得患失。他闭上了专注世俗功利的眼睛，从而获得了坦荡快乐的人生。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甚至屡遭陷害和磨难。对此，孔子也曾产生过困惑和苦恼，但从来都不会绝望，而是看作“天命”对自己的考验。即使是在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感叹时，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态度，并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形容自己。他始终坚信“天下归仁”的和平盛世必将到来，坚持为“仁”、积累微小的努力最终会实现这理想。2.2． 《孔子》中的孔子人格

2.2.1 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在书中最显著的形象莫过于教育家的形象，但不是普通的教育家。在书中我们能看到孔子在平凡的生活中具有圣师般人格魅力的教育家形象。

平凡之处在于，书中所有对人物的描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孔子就是一个平凡的人，需要衣食住行，教育弟子四书五经以及日常伦理的知识。

而伟大之处在于，孔子在混乱的社会氛围中有着清醒的思想、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言传身教。书中有两处地方使我深受感动。

其一是，孔子一行自卫国去宋国途中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主人公的所见所感： 而奔入主屋的刹那，鄙人看到了一幅异样的情景。原来，夫子端坐靠近庭院的土间一隅，背后端端正正地并坐着子路、子贡、颜回，以及丛卫国随从而来的若干人士。（中略）就在这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鄙人生平第一次明白过来，世上竟有自己连想都不曾想到过的一种人。不知其何所思、何所为，只知面对天摇地动的雷电雨豪雨，既不思躲避，也不图保身。彼等只管端坐那里，坦然迎接风雨雷暴。（中略）有次曾请教颜回：该以怎样的心性修为坐对“疾风迅雷”。颜回说：“将疾风、迅雷、暴雨视为天怒似乎最为自然。正因为是天怒，人务必虚心相对。为此，在下遂正襟危坐，以谦卑顺服之心，一心一意谛听那天怒之声，静待其平息下来。”〔4〕

其二是，孔子一行在即将进入蔡国前陈国边境的一个村落中，断食绝粮，孔子一行饥饿交迫，周围荒芜人烟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幕：

子路、子贡、颜回似也聚集于距离桐树不远的池畔一角或坐或卧，夫子亦于桐树底下落座。（中略）此时，子路突然——鄙人确实有此感觉——起身，以亡魂的那种踉跄脚步走近夫子。夫子正在抚琴弹奏，身边琴声荡漾。“君子亦有穷乎？”子路突然冲着夫子掷出这么一句。（中略）夫子搁下琴，转向子路言道：“君子固穷。”声音强而有力，使众人为之一震。夫子紧接着又说：“小人穷斯滥矣！”想来这意思应该是小人一落入窘况，就会动摇心志，无法约束自己，君子却是再怎么窘困，也不至于动摇心志吧。（中略）子路可是在哭泣？想到从师尊口中讨得这句嘉言，饥饿算什么，饿死算什么！子路必是欣喜——毋宁说感动得禁不住手舞足蹈。〔5〕

作者虽然于平凡的实际生活中描写孔子，但平凡中却体现出其圣人般的思想与行为，并言传身教，教育弟子从心修养，陶冶君子般人格与品德。

2.2.2 慈爱的老人

前面说过，孔子的主要思想之一是“仁”的思想，孔子即使在当时烽火战乱的年代，心里仍充满着仁爱。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从生活的一些小方面上，塑造了一个慈爱的孔子。

每逢鄙人在座，夫子必定先前此讲论略述一番，以助鄙人贯通了解，再继续开讲。〔6〕 想来仁慈的夫子晚年于鲁都学馆，每送走一批学成而去的门生，总不免念及先其而逝的子路、颜回等爱徒。〔7〕

夫子探视卧病在床的伯牛，言道：“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中略）当时，估计夫子必定于心中暗泣。这么一位仁慈的夫子，焉有不悲泣之理？〔8〕

旅途中，夫子每遇丧女之母或其子远走他乡倍感伤情的母亲，总要为之一悲，时而真的含泪。每见这样的夫子，吾等屡屡自愧不如。〔9〕

孔子对其弟子、一个打杂的下人“我”、甚至于陌生的路人，都从心里关爱对方。在作者的笔下，勾画出一个活灵活现的仁慈的孔子。

2.2.3 有理想和追求的“和平的使者” 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51岁被任命为鲁国中都宰，治理中都，随后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鲁国相事并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后由于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孔子不再被任用，从而开始了14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涯。孔子虽然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但与其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和平的使者”。

孔子之所以有执政的理想与抱负，是因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实施，哪怕一点也好，改变当时混乱的战国局面，通过道德观念的教育和约束，使人们从心里爱人、爱和平。

14年的周游列国期间，孔子起先信赖的是北方之强的晋国，于北渡黄河之际忽闻晋国政变，不得不中止晋国之行。而后在孔子心中，代晋而起的是楚国，为此至陈国，静候与楚昭王恳谈的时机。皆因“夫子之见，要拯救这个乱而又乱的世道，全仰赖强国的力量”。

总的来说，孔子是一个生逢乱世、颠沛流离却不甘沉沦、孜孜以求的志士；一个宽厚博爱、推己及人、体恤民瘼、有教无类的人生导师；一个集过去思想之大成、有执着的理想与追求、创立儒学并泽及后世的学者；一个面对乱世却保持着淡然心境的冷静的灵魂，一个以拯救世人、维护和平为己任的使者。

3． 《孔子》中井上靖对和平的期望

3.1.小说中烽火战乱的局面与孔子一行的安宁和平氛围的强烈对比

小说主人翁“蔫姜”是蔡国人，因吴、楚两国之争蔡国灭亡，蔫姜随之成为一名亡国遗民，与许多其他遗民一样流离失所，迷惘无助。作者借蔫姜的眼，描述了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各国纷争，烽火战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求自保。

确实，吾等只有力求自保。本国战胜他国并不足以担保生计有所改善，反之战败也不见得会带来更大的不幸，人世原就充满各种各样的不幸。在某种意义上，宫城市廛未尝不能说是列国不幸的庶民汇集之地。断肢男女何其之多！彼等并非参战而伤残，乃因在其本国迟缴钱粮而惨遭剕刑。然而，无人同情彼等：谁也没有余裕去关怀他人。〔10〕

而孔子一行的平和氛围与当时混乱的时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主人翁初次见到孔子一行的情景：）吾等目光停驻于最近的那座大丘陵脚下，那里星散着数名汉子。其中一位修长人物领先缓缓漫步，其余五六人作为侍从者相随在后，同样缓缓踱步。他们时而停下交谈，随即再度信步倘佯。〔11〕

每夜晚餐后，总有围绕着夫子随意闲谈的一段时光。起初只有子路、颜回、子贡，再加鄙人，算是自家人的团聚时刻，不久陈国若干年轻官员也开始加入。但座上的团聚气氛并不因此有些微改变，只觉单是置身其间，便已心平气定、兴致高昂，巴不得生生世世永坐于此。〔12〕

在主人翁“蔫姜”的眼中，只要孔行所在的地方就是净土，是混乱的世界中让人心能呼吸、脑袋能思考的净土。作者通过对这些场面的描写，形成强烈的对比，表明其对战争的痛斥与批判，抒发其对和平的期望。

尤其在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对中国态度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井上靖通过其中国历史小说，体现了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浓厚兴趣以外，表达了其对中日文化上的亲缘关系被世人、被战争所淡化的惋惜。

3.2．井上靖与和平的使者——孔子

井上靖的中国文学素养与此小说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在福泽谕吉德“脱亚论”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对中国的敌视和批判的空气。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特殊，使井上靖成为一个对周围事物都保持一种客观态度的人。虽然社会上大多数 4 人仇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人，但是井上先生从小就喜欢中国的文化，对汉诗、中国古典文化都比较感兴趣。以至于成了作家后写了很多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的作品，并且在这些作品中流露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眷恋，因为日本人文化血液里还在流淌着从古代中国输入的养分，正是中国文化的滋养使得古代的日本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文明的历程缩短了数百年，没有这些日本至今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国是日本文明的故乡也不为过。井上靖之所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写中国，他是在向社会和世人暗示着什么，也可能是在抒发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的乡愁。

井上靖《孔子》中，塑造了一个乱世中清醒的智者、饱含人生智慧的思想导师形象的孔子，一个知天命的孔子、追求大仁的孔子、以拯救世人、维护和平为己任的孔子。井上靖通过书中的孔子形象，抒发其对人生的感悟，体现他心中的中国形象——文弱、爱好和平，表明对和平的期望。

《孔子》中的孔子形象，仿佛是井上靖自己的理想化身。表达其通过尽自己的努力，让混乱的世道稍微恢复文明和和平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1）井上靖《孔子》（刘慕沙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2）長谷川泉『井上靖研究』，南窓社，1974年（3）村上嘉隆 『井上靖の存在空間』，批評社，1980年（4）吉田健一『日本の現代文学』，雪華社，1978年

（5）王春莹 《关于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以其中包含的现实性为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12月

（6）王国红《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的中国情结》，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7）王兰兰《井上靖<孔子>中的孔子像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8）李桂玲《试论井上靖笔下的孔子形象》，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9）李小慧《井上靖笔下的孔子形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谈起》，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第二篇：庄子中的孔子形象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

姓名：裴祎

学号：1330020183 摘要：孔子在《庄子》中的形象的多样的，既保持了部分儒家色彩，如谦虚好学，积极投身实践、言传身教等；另一方面孔子所秉持的“仁义”“道德”“礼法”等儒家理念遭到庄子的贬抑，这种不完美的的孔子受到了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主要是老子）的熏陶和改造，最后化身为道家思想的代言人，主动授“道”。如此一来，孔子便和其弟子一起，成为道家宣传“道高于儒”的媒介。《庄子》是继《论语》以后对孔子形象论述最多的先秦诸子思想哲学散文著作。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共有四种，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传播道家思想服务。本文旨在通过文献解析和比较，以庄子中的孔子为线索，深入剖析寓言化的孔子形象背后蕴含的庄子人生哲学。

关键词：庄子；孔子；道家；儒家；道；天性；儒道互补

今本《庄子》由晋代郭象删减而成，共三十三篇（其中内七，外十五，杂十一）与其他先秦诸子著作不同的是，《庄子》一书塑造了为数众多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多达230余个。作为道家的代表著作之一，《庄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不是老聃而是孔子，共有五十三次。这一写法打破了历史人物只能按其本来面貌进行描摹的单一模式禁锢，巧妙地诠释了“道高于儒”的概念，达到了宣传儒道互补的目的。对《庄子》中的孔子形象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道家丰富的思想和哲学内涵，正如台湾国学大师陈鼓应所说：“其他部分的论文，我一般是居于知性的态度上探讨，但是庄子却常常能触动我内在的心灵。”细读庄子，对人生态度的重塑将有重大帮助。

一、庄子对孔子形象的塑造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礼乐制度日趋僵硬，为世人所质疑，由于战乱频仍，人们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礼法体系。为了摆脱社会危机，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理论系统。就当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言，最入世的显学非儒墨两家莫属。庄子通过大量寓言塑造了复杂的孔子形象，有的与《论语》中的孔子形象相差无几，有的则完全出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果以《论语》作为可靠的参考对象，我们会发现，庄子笔下的孔子寓言故事以虚为主，虚中有实，以传达道家宗旨为目的，有很大的哲学和思想价值。

庄子笔下的孔子既有正面形象，也有负面形象。不管对孔子肯定还是否定，庄子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传播道家思想服务。

（一）不知“道”的孔子

在《天道》、《天运》、《渔夫》等篇中孔子被塑造为标榜虚伪仁义道德的儒家代表人物。例如《天道》中记述了孔夫子欲藏书于周室，老子教导他关于仁义道德的寓言。

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

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对于孔子提出的仁义的实质，老子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是危险和错误的。孔子认为仁义的本质就是正心和乐，兼爱无私。老子反驳说，兼爱是迂腐的；无私恰恰就是偏私。天地万物、日月星辰、禽兽树木都是按照原本的样子存活于世的。我们作为人类只要依德而行，顺应天道，已经很好。又何必汲汲于标榜仁义，好像自己孩子丢了敲锣打鼓地去寻找一样？老子认为孔子的仁义道德只是空虚地浮于表面，被日常礼仪所禁锢，贪图虚名，不知变通，如果硬要推广只怕会扰乱人的天性。这时对比《老子》中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高下立现。

孔子局限于礼乐制度、道德仁义，既然扰乱了人的天性，就更不用说能够通晓天道了。在庄子的学说中，“性”和“天道”是同样的境界，“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道，即天道，贯穿宇宙之中，世间万物都要赖以生存。道没有边界，道从不自己昭明（“大道不称”）；德就是体现人的社会品性的道德具体表现。张岱年先生认为，道家的德，就是“万物生长的内在依据”，道与德的关系就是内在于派生的关系。所以，道通行于万物，德贯穿于天地。道德之光照耀在生命中，贯穿德的生，本质上即为顺从天性的生。“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不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就是道家的“无为”。

（二）悖于道的孔子

在庄子的寓言中，孔子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性”和“道”，自然不知道如何“求道”，反而局限于研究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

在《庄子·天运》篇中，未闻“道”的孔子对老子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求“道”：“求之于数度、求之于阴阳”。老子指出了孔子在求“道”的方法上犯的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孔子把“道”与人的天性简单地一分为二;第二，孔子认为求“道”的方法比“道”本身重要，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接下来，立足于上文提到的这两个观点之上，孔子具体地谈论自己如何求道:“夫子闻于老耽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宇。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耽曰:‘是青易技系，劳形休心者也。执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来。’”（《庄子·天运》）孔子认为，通过模仿能够分辨对错的人，比如公孙流之类的境界，或许就能够得道成圣了。但老耽却指出:像“青”“易”那样的辩者只会为技艺所束缚。求道的关键不在于模仿，而是化解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支配与对立关系，顺从“道”，顺从天性，追求心斋，将自身融合于宇宙之间，这才是正确的求道之路。

（三）虚心求道的孔子

在庄子笔下，被寓言化、异象化的孔子有时又化身为道家的忠实追随者。孔子本身的虚心好学等优点在寓言中有所体现，他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哲理并提出新的问题，进而予以总结。例如在《庄子·达生篇》中，有关于孔子见“承蜩之巧”而总结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名言的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孔子在《庄子》中以贤人面目出现时，他的思想是道家的。可以说，在这里，他只剩下一个“孔子”的外壳，他没有了儒家至圣先师的光环，而是化为老子虚心的学生，在道家看来，孔子入室于老子，对于双方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关于孔子虚心求教于老子的事，全部体现在《庄子》的外篇。比如在《天运》篇中，孔子去见老子，回来后竟然三天没有讲课，茫然若失，孔子的弟子问先生见到老子，有什么规谏，孔子回答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翔）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孔子认为老子是龙的化身，逍遥游于天地之间，自己没有资格去规谏老聃。儒家圣人孔子化身谦逊的问道者，虚心向懂得人生大境界的道家仙师老子求教。

在《天运》篇中记录相似的孔子求道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于老聃” ；又例如在《天地》篇中，“夫子问于老耽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在《知北游》中，孔子又在“晏间”向老子请教“敢问至道” ；在《德充符》中，孔子说“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对砍去一只脚的叔山无趾，孔子说“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

而在《田子方》中有一个更加鲜明的例子。

孔子去拜见老耽，恰逢“老聊新沐”。孔子惊奇地发现老耽披散着头发在等着晾干的样子“蛰然似非人”，凝神不动的样子就像是木偶。孔子被这一幕震撼了，他说: “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稿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 老耽的回答是：

“吾游心于物之初。”

其实老聘的这种形象就是道家常说的“形若稿骸，心若死灰”，形体的“枯稿”是为了凸显得道之人淡泊虚静、自然无为的境界。孔子受到震撼的强烈心灵反应正代表了他对道家学说的无比崇拜。

在《论语》中孔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虚心形象，在《庄子》中有所延伸，只不过是作为孔子从儒家圣哲转换为虚心求教者的过渡阶段来展现的。

（四）得道传道的孔子

与《庄子》外篇不同的是，在内篇中的孔子主要还是作为正面形象，甚至是得道高人的形象出场，并且积极宣扬道家学说。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两个很重要的方法论名词“心斋”“坐忘”都是在孔子和颜回的对话中提出来的，又因《庄子》篇章中提到孔子的次数之多，因此从古至今有很多学者如韩愈、康有为、章太炎、郭沫若、钟泰等学者认为《庄子》应属儒家。但在深究了《庄子》一书的思想导向和写作风格后，这种看法便不可取了。

在《庄子》内篇，孔子宣传道家思想，可谓不遗余力，诸如“失我”坐忘，物化与人生若梦，自然天放，相忘乎江湖，不言之教与不言之辩，对于至人，真人的描述，对“陆沉”(隐居)者的敬仰，心无所系，怡然自乐的高论，神全体残而不失为“德充”的诲诫等等，都在他的宣传、体验之列，孔子与“道”合为一体，并指出：顺从万物并保持内心虚空宁静是人的至高境界，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天性。人只有通过“心斋”“坐忘”的不断修养，才能把握“非物”的“性”和“天道”，“养中”“游心”，其要乃在顺任自然，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在《人间世》中，孔子仍是以老师的身份谆谆教诲弟子颜回，对道家思想进行诠释、阐发。

例如在《人间世》的开篇，颜回拜见孔子，向他辞行。曰:“奚之？” 曰:“将之卫。” 曰:“奚为焉？”

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疗乎？”

听到此，孔子劝说颜回打消去卫国的念头，并且陈述了其中的理由，表达了自己的处世原则和要求。接下来孔子的这段论述可以归结为:淡泊名利，不思害人，虚而待物。

首先要抛弃争名逐利的念头，因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间世》）其次，抛弃害人的念头，因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如此，社会便永无安宁之日。再次，主张“虚而待物”，即通过“心斋”的修养，使心灵达到无所依托、无所牵绊的境界。在师徒之间的对话中，孔子最后提出了“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是庄子的典型观点，更证明了此时的孔子是道家代言人。消除“成心”，这样就不会“知生于心，还于乱心”，才能“虚而待物”，身心和谐，内外和谐，达到神人之境。

关于“坐忘”，主要在《大宗师》中有所体现。颜回说自己取得了进步，安然相忘于礼乐，相忘于仁义，孔子都说不够。到了第三天，颜回说自己“坐忘”了。不着意自己的肢体，不卖弄自己的聪明，超脱形体的拘束，去掉智巧的拘执，和大道融通为一，这就是坐忘。“同则无好，化则无常”，这样的境界竟让孔子被弟子的贤能所折服，愿意“从而后”。

除了“心斋”“坐忘”，得到后的孔子还宣扬不以死生穷达为念，超脱俗世的束缚。

例如《秋水》篇中有孔子被卫人围困于匡的寓言。孔子说：“来，吾语汝。吾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孔子说自己的命运是被限定好了的，是否得志都是由时势造成的。穷困是由于天命，通达是由于时机，遇到大难并不畏惧，这就是胜任的勇敢。

其实《庄子》中的寓言不无根据。《论语》记载了孔子对自己晚年的愿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就是说孔子在看透世间的所有假象以后，不再汲汲于入世为政，而是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只要不逾越基本的准则，就可以如大鹏一般逍遥游于天地之间了。圣人处于万物之间，但不会损害万物的自然规律，不以功利之心对待万物，力求天地合一，随顺万物，虽无心而感化天下，“才全而德不形”。

《庄子》中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大概分为上述四个方面。虚虚实实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孔子形象的变化，大致的规律如下：庄子尊重孔子；内篇肯定孔子；外篇拉拢孔子；杂篇贬抑孔子。或肯定或否定，庄子都是在借孔子之口宣扬道家学说。

二、庄子塑造的孔子形象有何思想价值

《庄子》中表达的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刻印，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品性的塑造形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说：“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儒家与道家，就像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命题”与“反命题”，他们获得了各自的发展，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在中国文人的精神中融为合命题，使中国哲学形成“既入世而又出世”的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并不肤浅。”

从秦汉至今，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有三个：儒、道、佛。其中儒家和道家是两大支柱。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主张“学而优则仕”，“经世致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通过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道家思想是出世的，主张通过顺遂天性，不以死生穷达为念，达到超凡脱俗，自由洒脱的精神境界。当儒家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时，道家的自适与逍遥打造出了另一片广阔的精神园地。尤以魏晋风尚为甚，文人墨客在修齐治平之外有了全新的人生目标：对人自身生命的保全以及心灵的宁静安详；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严肃与沉重中解脱出来，寻求“性命之情”，保有一片精神家园，提升生命的内涵和价值，在有限的长度中拓宽生命的宽度。儒与道在对立中互补，构成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清]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2]司马迁.史记[Ml.北京:中华书局，1991.[3] 杨伯峻.论语译注[Ml.北京:中华书局，1980.[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47.[6]邵汉明.论《庄子》中的孔子[J].中国哲学史.2009,(4).

第三篇：《论语》中孔子的形象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概括了中国人文的基本思想，建立的独特的信仰体系，他的一生都在用人生道德和基于道德的典范来教育人、影响人。这也正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根基。孔子的思想贯穿两千年来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至今，对世界范围上的许多人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原著一共二十卷，11705个汉字。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源于此，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以及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仁”、“礼”和“中庸”。

《论语》中通过大量细致的神情语态描写，展示了孔子的人物形象。孔子也正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孔子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孔子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包涵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爱之心。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之大。而研究分析孔子的形象，《论语》更是最好的理论来源和分析依据。

以下便是对于《论语》中孔子形象的几点分析。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性格都不会是单一的，而是丰富而多面的，这一点孔子也一样，因为孔子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而不是文学家们套用某种模式想象出来的，因此孔子也就和常人一样有着爱恨别离喜怒哀乐，他的性格形象也应该是丰富而充实的。通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性格非常丰富的孔子形象，他并非一味的道貌岸然正襟危坐，而是一个和常人一样有着真性情的人，而他有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作为生日的优秀品质，所以，《论语》中的孔子不是一个单一的形象，而是一个立体丰富多面的形象，作为学者，他知识渊博，勤学不缀；作为导师，他诲人不倦，因材施教；作为君子，他守礼谦和，执着坚毅；而他却又有着普通人的幽默可爱，平和亲切。

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孔子，大多数人认为的，孔子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思想的核心即所谓的“仁”、“礼”以及他对于教育的贡献和影响，几乎尽人皆知。但孔子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还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形象。学者形象也是孔子所有形象的基础，如果有渊博的知识底蕴，孔子未必就会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样。

一、学识渊博

孔子博学，人皆共识，这也是孔子给予自己的定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孔子信而好古，对古代知识的了解尤为丰富，孔子熟悉古代的规章典范，对《诗》、《书》、《易》、礼、乐无一不精。《论语》中多次有孔子对此的论说。《孔子》中孔子多次谈及《诗经》，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的其所“（《子罕》）”。由此皆可知，孔子对于《诗经》是深有研究的，同样，孔子的音乐修养也同样深厚，“子谓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敖如也，绎如也，以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实际上，《诗》、礼、乐一直是孔子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孔子认为，大到社会，小到个人《诗》、礼、乐都可以起到教化开明的作用。“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孔子不仅熟知古代的电机并且往《诗》、礼、乐往能给予极为精确毫秒的点评．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曾对这些古代的典籍加以学习和整理．据史料记载，孔子曾编次散乱的《诗》、《书》，修葺废坏的礼、乐，晚年更序《易传》而作《春秋》，孔子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子一生好学不厌，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有许多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包括当权者、名士都曾向孔子请教，而且各种问题也涵盖各门各类。孔子是鲁国人，鲁国王公几乎都曾向孔子请教过问题。“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子路》）“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八佾》）“哀公问曰：‘何为民则服？’”（《为政》），在《为政》当中还有许多的鲁国当权者都曾向孔子请教过问题，除了本国人，《论语》中也有着许多其他国家当权者曾向孔子请教的记载。《颜渊》篇里就曾记载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卫灵公》礼也曾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的记载。而孔子对于这些社会、人生、政治、礼仪、伦理道德灯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品评、理解与判断，以及当权者对于孔子学识的认知，也正是孔子博学多识的最好证明。

孔子在青年时期就以博学多闻而著称，不仅时人对他推崇备至，众弟子更是对他崇敬有加，其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曾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这是颜渊对于孔子其师学问的高深的由衷赞叹。从《论语》所见，孔门弟子“问学”于孔子者，有仁、礼、道、知、君子、士、成人、干禄等等，几乎无所不有。孔子皆问有所答，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并非照本宣科千篇一律，而是结合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而作出不同的回答，亦足见孔子学识之渊所知之博。

二、以学为乐

孔子博学多才并非“生而知之”（《述而》）或“”固天纵之将圣（《子罕》），而是刻苦钻研学习所得。孔子的学识渊博语气好学是分不开的。孔子自己曾坦诚的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学，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这句话可以概括孔子一生求学的态度，也是孔子学识渊博的根本原因。

《论语》开篇就是孔子论述自己对待学习的态度，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尽管孔子一生谨言慎行，对自己的评价也向来谦虚，但惟独对自己“好学”这一点，孔子从不回避，且直言不讳，也深以为豪。孔子曾自信满满的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为何孔子能如此好学？学习对于孔子，是作为人生“不亦说乎”的一件乐事来做的，对于一个“乐知者”来说，兴趣和求知欲是最好的动力。

对于孔子来说，学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乐事，可孔子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孔子少年生活凄苦，夫子曾自述“吾少也贱”（《子罕》），按当时的家境和礼制，孔子虽“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但孔子也是很难接触到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的正规系统的教育的。那么孔子的渊博学识又是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一问题，孔子的弟子子贡有很好解释：“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孔子难以接触到正规系统的教育，但孔子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习道路，子贡所说，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同样人人都可以是他的老师。这并非我们牵强附会，而是可以在《论语》中找到依据的。“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从任意的三人当中，就必定有我的老师，向别人的长处学习，通过见识到别人的短处而完善自己，此是谓人尽可师，即便是孔子名扬以后，这一学习方式依旧没有改变，一路走来，孔子渊博的学识也就不难理解了。

学习对于孔子来说，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孔子曾对子路说过一段话：“好仁而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仁”、“知”、“信”、“直”、“勇”、“钢”，此皆为孔子所认为作为君子的必备品德，但这六种品德均需以“好学”为前提，假若不“好学”，这些君子之德便失去了根本，反而会衍生出各自的弊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将学习摆在了他一生中何等重要的地位。

三、诚实自信

如果说好学成就了孔子的渊博学识，那么诚实则构成了孔子作为一个学者的整个人生实践的基础。尽管作为一名学者，孔子在十分年轻时就已经声名远播，孔子也一直对于自己的好学精神引以为豪。可作为一个真是存在的人，孔子也有自己的希望、理想以及烦恼、忧患，而且他的烦恼和忧患正寓于他的希望和理想之中。孔子学习的目的是修身，是希望成为一名君子，可孔子却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宪问》）”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谓之有得。”（《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在理想与忧患之间，孔子毫不讳言“不能”，这正是夫子的可爱之处，这绝非造作，也不仅是自谦，这更是一种内心的理性自觉与为人的诚实。诚如夫子对子路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问政》）从《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子谨言慎行，不言无据。“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为什么不说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本是一些虚无缥缈的对象，孔子自知无法把握，也就是“不知”，所以不说。这也正是孔子的真性情，他从不做抽象空洞的说教，不故作高深。这也是孔子被广泛地视为只是一位常识的道德说教家的缘故。殊不知，这才正是作为一名学者最为难能可贵的平时。“吾有知乎？无知也。”（《子罕》）这是孔子的大实话。

可孔子作为一位诚实的学者，又自有学者的自信与痴情。孔子视自己为古文化的承载着和传述者，并由此而自认具有某种天赋的神圣权利和超凡魅力。诚如我们上面看到的，孔子固然诚实，可这诚实绝非矫揉造作，也非有意自谦，而是孔子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有不足之处，可这绝不代表孔子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相反的，孔子既然能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更能丝毫不掩饰其自信。《论语》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相信，一个鄙陋的居所或因为君子的到来而不再寒酸，而这君子并非他人，而是指孔子自己。不近如此，孔子还坚信“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一个有德行的人，即使身居山野，也自然会有志同道合之人为邻。这是何等的平和，又是何等的自信。这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对自身修行的肯定，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也真是这份自信，才有了孔子在生命中屡遭迫害时的泰然自若。“子畏于匡，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狂人其如予何？’”（《子罕》）又有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把孔子与弟子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砍到了。弟子劝解孔子速速离去，可孔子却怡然的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的自信，是会让敌人望而生畏的。

无论是事出偶尔，还是命中劫难，我们都可以看到孔子面对危难时的泰然自若。如果说“德不孤，必有邻”的自信是来自于孔子对自身修行的克宁，那么这磨难中表现出来的自信，则来自于孔子对于自身角色的期待。孔子自视为古文化的传承者，有着上天赋予的大德行大力量，凡人是奈何不了他的，尽管这自信借助于想象中的庞大外在，可它仍然是基于孔子对于自己学着角色的定位。

诚实和自信完美的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而这自信又绝不丝毫含有自以为是的成分，这也成就了孔子非凡的个人魅力。“苟用我者，斯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自信中，透露着孔子超凡入圣的大气。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可孔子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孔子杰出的品性和超凡的智慧，也皆缘出自于此，渊博的学识，乐知的学习态度，发自内心的诚实自信，正是这些平时简单的性格，积淀出了孔子伟大的身影，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旧对世界、对世界上的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篇：《论语》中的孔子形象简析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简析

摘要：从《论语》问世至今的多年时间里，对《论语》和孔子的研究几乎从未间断过，而这些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孔子的哲学思想或是政治主张，孔子的形象也在这绵延两干多年的阐释解说中不断变化，他竟成了不是被人尊奉为至圣就是被人贬斥为恶魔的最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真正的孔子形象却越来越神秘。本文试图从《论语》出发，简要分析孔子在其中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论语》，孔子，人物形象

在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都应该是丰富的，或说是多面的，这一点于孔子也不应该例外。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性格常丰富的孔子形象，他并非一味地道貌岸然，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其喜怒哀乐的活人。所不同的是，孔子既有如常人般的可爱性情，又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作为圣人的优秀品质，所以，《论语》中的孔子不是一个单一的形象，而是一个多面的、丰富的、立体的形象。作为学者，他学识渊博，勤学不厌，作为导师，他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作为君子，他守礼谦让，执着坚毅，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性情中人，他又是那样的幽默可爱，平实可亲。

一、渊博学者

说孔子是一个博学的人，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孔子一生好学不厌，在当时被看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人。正因为如此，有许多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包括当权者、名士都曾向孔子请教，且各种问题都有。孔子是鲁国人，鲁国的王公贵族几乎都向孔子请教问题。“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子路》），“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八佾》），“哀公问日：‘何为民则服’”（《为政》），“孟彭子问孝”“孟武伯问孝”（《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为政》）[1]，以上这些人都是鲁国的掌权者。除了本国人外，《论语》中也记载有他国当权者向孔子请教的例证。《颜渊》篇里面就记载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卫灵公》里也记载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2]。而孔子对这些社会、人生、政治、礼仪、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品评、理解与论断，就是他博学多识的最好证明。

孔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以博学著称，不仅时人对他推崇备至，众弟子更是对他崇敬有加。其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曾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3]（《子罕》），这是对其师学问高深的由衷赞叹。从《论语》所见，孔门弟子“问学”于孔子者，有仁、礼、道、知、君子、士、成人、干禄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孔子皆无所不答，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并非照本宣科，千篇一律，而是结合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而作不同的回答，足见孔子学问之渊博。

二、可敬导师

孔子作为一名学者，其求学态度是“学而不厌”，而他作为教育者的教学态度，则是“诲人不倦”了。孔子认为，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必须要学好，然后能教好，学好是教好的基础，所以孔子一生从未停止过学习。诲人不倦则是孔子作为一名教育者的最可贵的品格，孔子教育学生，几乎是不分时间地点的。他的教学场所不只限于今日曲阜阙里的塾、堂、室内，尼山上、杏树下、沂水旁、田野里等，到处都留下了他教学的足迹。其教学时间也没有一定的限定，可谓时时是教学之时，处处是教学之所。作为一名教育者，孔子是抓住一切时机向他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

除了“言传”，孔子教导学生更多的是“身教”。言传必须通过身教来加强，只有真正“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孔子教学的内容非常的广博，既包括书本知识，又包括品德修养、行为举止、人生哲理等。我们可大致将孔子的教学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个人的；一方面是外在的、社会的，两者合而为一。对于外在、社会的一面，孔子以其渊博的学问，作传授《诗》、《书》、礼、乐的工作，多用的是“言传”；而对于内在的、个人的一面，则不能停留在口头或书面知识上，须更多地“身教”才行。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和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三、谦谦君子

在《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品德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我们很难给君子的形象进行一个具体的描绘，同样，孔子身上拥有的无数美德，我们也无法一一罗列，但是，在这无数美德中，安贫乐道，应该是孔子认为的作为君子的首要条件，当然也是孔了身上具备的最显著的美德。

孔子自幼丧父，母亲带着他艰难度日，生活十分贫穷和艰辛，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孔子是渴望富贵的。而当孔子成人之后，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位有名望的人，这时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取财富。但是，孔子并没有这样做，面对这个纷乱的社会，孔子是这么看待财富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孔子直言自己对富贵的追求，对贫贱的厌恶，但得到富贵与除却贫贱都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必须“以其道得之”。

除了安贫乐道，孔子对于理想的执着坚毅，谨守礼制，应该是孔子作为君子的另一些可贵品质。孔子童年的卑贱凄苦生活没有埋没他的好学上进之心，他“十而有五志于学”，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人。孔子在成名之后，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是颇多磨难的，但这些磨难都未能阻挡孔子追求理想的脚步，都未能使得孔子放弃自己的信念。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这可以说是孔子行为的准则，它贯穿在孔子立身处世待人等一切行事之中。在孔子看来，“礼”是一切之根本，是人之“成人”的标志，更是人之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孔子不仅从言语上论说君子与“礼”之关系，他更是身体立行地去做，从衣着到饮食这些日常起居，他都严格遵循当时的礼仪要求，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翩翩君子。

四、性情中人

本质上，孔子终究还是一个温良平实的如你如我的普通的性情中人。孔子绝不是太上忘情之人，他的感情，包括喜、怒、哀、'嗅、爱、恶、欲，在古代圣贤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突出，而且这些情绪一点也不矫饰，完全出于普遍的人性。《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既有闲居时的惬意和喻悦——“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也有撕心裂肺的哀叹悲情——“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更不乏发泄牢骚、愤慨的时候一一“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6]。通过这些言行彰显出来的孔子，并不像后世那些一味扳着面孔说教的卫道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生机活现的生活常人、性情中人。

五、结语

通过上述的解读和分析，对于孔子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简要的印象：孔子是一个博学的学者，是人性的导师，是一个重人事而温良平实的谦谦君子，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温良谦恭让从不以仁圣自居，但又是一个坚毅自信而富有强烈使命感的人。孔子之性情，既严肃又活泼，既讲究又随便，既有原则，又通达事理人情。无论是以古代还是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孔子都是一个可爱、可亲、可敬，一个有抱负、有情趣的人。

参考文献

[1][2][3][4][5][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6

第五篇：作文：以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的思考

【题目再现】

近日，山东省发行了以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该彩票选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八句名言作为奖符，对应彩票的八个奖级，是中国第一款以孔子和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即开型彩票。

对此，你有何看法？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范文】

被出卖的孔子

电影《孔子》票房正创佳绩之时，“孔子彩票”又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如果说这样的举动还不算是在“消遣孔子”的话，那么试想若“孔子彩票”被日本、韩国发行，国人又会有多么激烈的反应呢？幸好，这次出卖孔子的不是“外邦人”，而是山东省福利彩票中心——这想必孔子在焚书坑儒、十年批斗之后也没有料到吧？

我们消遣孔子，表面上说在弘扬传统文化，然而谁又能否认我们在购买彩票甚至是同意彩票上市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费经典呢？文化和金钱本不对立，然而讽刺的是我们的文化需要用博彩去推广，我们的博彩又需要用《论语》去推动。博彩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多数购买彩票的民众关注的是奖金的数额，而并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奖。人们看到“谢谢参与”时并不是因为没有学习到“有朋自远方来”而失落，反而是因为没有得到从天而降的人民币而黯然神伤。因此，孔子彩票显然不符合其推广的理由以及其想打造的“文化效应”。

给博彩一个高尚的理由其实才是发行这款创新彩票的独到之处。然而我敢肯定，那八个奖符中定没有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句。博彩，谁是冲着文化而去的呢？还不是为了自己那投机取巧的消遣心理，为了那看似容易得到的、不费脑力体力的利益嘛？那么，卖彩票和买彩票的人即都是“喻于利”，都是在所谓“传承经典”的同时狠狠地当了一回“小人”。也不知这彩票发行后我们到底该购买这彩票去当小人，还是该因这彩票感悟《论语》从而放弃求利、抵制这彩票来当君子。

为了钱出卖自己的文化着实说得有些绝对了，但不可否认，当下借文化之名敛财的现象早就一发不可收拾。红楼选秀出卖了《红楼梦》，干脆面中不符史实的三国形象出卖了《三国志》，网络游戏更是接连出卖了《西游记》、《水浒传》，人们抱着“大话”“水煮”的心理一探究竟，直到如今人们甚至更加直白地借论语奖符之名去吸引国民去当孔子所不屑的“小人”——这一切都还是当初弘扬文化的初衷所期翼的吗？这一切都还不是以利益收场，靠文化吸金，模糊了演义与史实之界限，模糊了商业营销与精神信仰之界限的愚昧。更严重地说，是一种模糊了消遣与敬畏之界限的缺失啊。

文化经典可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遍布大街小巷，也可以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然而，只希望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们背后的金钱和虚构而津津乐道，而是因为它们真正浸入我们的精神世界，能够随时随地被人们想起并予我们智慧的道理和健康的心态。作为被国人称为“缺失信仰一代”的90后中一员，我又可否有资格问——

是谁出卖了孔子们？又是谁让我们“缺失了信仰”？

当阳春白雪化为下里巴人

相信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为祖国五千年来留给我们的无数文化瑰宝而赞叹、而自豪的。尤其是对于儒家思想，不论赞同与否，我们都会在心底深处为其留下一方净土，这是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尊敬与深爱。

然而，近日山东省发行了孔子主题彩票后，却引来了纷纷议论。孔子是坐在神坛之上的国学之父，而彩票却是市井间的功利之物。当阳春白雪生生化成了下里巴人时，人们所持的怀疑态度也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对孔子的爱与尊敬，自此纷争之中可见一斑。然而尊爱虽存，我们对于孔子的了解与感悟又实在是太少了。人们把孔子这一文化符号看作是阳春白雪，正是其只可远视而难以亲近的表现。当国学经典终于成了心中一个高尚而模糊的影子，当学者们的提倡与呐喊终于再打不动我们麻木的心，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为孔子的“被贬”而不平？

我们有理由为孔子走下神坛走上彩票而惋惜，也可以认为有关人员是在贩卖孔子贩卖文化。然而，我们终于无法否认现代人尤其广大群众与孔子儒学之间，存在着一条极难逾越极难弥补的深渊。这深渊，便是那下里巴人的琐事——柴米油盐，住房生计。我们的老百姓自是跨不过这深渊的，那么也就只好请孔子屈尊。我们的希望，就在于彩票刮开之时，无论中奖与否，购买者在看到孔子的名言——或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或是“学而不思则罔”——之时，心底里就有一块柔软，被轻轻触动了一下。这触动便是一个开端，这因文化的冲击而生的感动，便是深渊被填补的开始。让百姓亲近孔子，从这份感触开始。当百姓讲坛渐渐升温时，我们看着于丹另类地解读孔子，我们耳畔也响起各样反对的声音，然而《论语》的销量却也有了飞跃；当电影《孔子》进行宣传时，多家媒体均对片中孔子与南子的暧昧关系表现出极大兴趣，但当大家走进影院，看到电影中那个正直善良的老人时，我们终于对孔子有了一份了解。我们心目中阳春白雪的孔子，或许会以下里巴人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眼前，但他高雅的实质，却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

当阳春白雪化为下里巴人，谁又能说这不是件好事呢？

文化的生存

山东出大汉，想象中的大汉们都应是鲁而直的，可这回却干了件精细而又实用的事。

想必，山东彩票的发行部门也是想了很久才决定用孔子来做彩票的形象代言人的，而且，光是选出孔子的八句话来，就非常的费神。这很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借用孔子的文化影响力，以及自己的地缘优势，造势、宣传，来扩大彩票的销路，可谓是一妙招。

是啊，这样的一种彩票，打开了彩票的销路，而那彩票上印着的儒家经典和其代表着的儒家文化“销路”又在哪里呢？

这销路，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这其中，文化的传播方式是值得我们所探索的。当然，对于这件事来说，有人会提出质疑，毕竟，将孔子这种两千年来被中国人奉若神明的文化宝库与彩票、金钱直接挂钩，好像还不太能为人接受。但想想看，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孔子及其思想的传播呢？传统文化的缺失，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由于人们的蔑视，反而是因为人们的过于敬仰。孔子在两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已经在人们的心底被捧上神坛。是的，敬若神明带来的结果是被束之高阁，这就是伟大的代价。而这一次，山东人们却换用了一种方式，第一次将孔子与即开型彩票联系在一起，从而当了一次宣传的媒介。

有人说，这样的传播方式会让儒家文化变了味，与现实世界的金钱联系到一起。但是，文化就是一个坚强而又脆弱的东西，坚强在于其长久而广博的生命力，而脆弱就在于其在传播过程中会被修改、润饰，包括与最实际的金钱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坚强是寄寓在其变通的传播方式上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又有多少刚强、不知变通的文化消失了呢？也许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那些希罗的被埋没的手稿，能告诉我们高高在上的、骄傲的文化的没落吧。更何况，文化需有其最适合的载体，在特定的社会中，必然有其最适宜的存在形态。于是，所谓的变了味儿，也只是一种人们的主观的看法，并不能说如何做，是对文化好的，抑或是坏的。如果没有适应性的调整，恐怕“至刚易折”这个道理就有要应验了。孔子的“即开型彩票”，这种对儒家文化的操作，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为了儒家文化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尝试。

诚然，文化的转变是无法“即开”的，而且彩票的发行单位也许也不是有我上面讲的文化宣传的想法。但这应是一种趋势，是传统文化自己走下神坛，推销自己的趋势，是文化在找其传播途径的一种尝试。

还记得在电视中看到有一间在魏玛的小酒馆中，服务生扮演浮士德，并于扮演魔鬼的演员进行表演，幽默风趣的语言和动作令人捧腹。都说德国人死板，但他们不也在进行对文化传播的一种尝试吗？

是的，文化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更像一种生命体，为完成其使命必须做出适应。这就是文化其必然要完成的过程。至于其过程中，必然要付出走错路的代价，这也是甜蜜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