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的文字读汪曾祺

第一篇：水洗的文字读汪曾祺

水洗的文字 ——读汪曾祺

文/曹文轩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在西南联大读过书，1949年以前就写过《复仇》、《鸡鸭名家》等很别致的小说。1949年以后主要精力投放在戏剧创作上，是京剧《芦荡火种》的执笔人。这个剧后来成为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

他重新写小说，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品发表后，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但却因他的作品一般都远离现实生活，又无重大、敏感的主题，并未立即产生大的轰动，倒显得有点过于平静。他是越到后来越引起注意的。当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家和红极一时的作品失去初时的魅力与轰动效应而渐归沉寂时，他与他的作品反而凸现出来。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汪式“地域主义”

汪曾祺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他把绝大部分篇幅交给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地区一方土地。在中国，这一类作家似乎居多。沈从文是这类作家的一个经典。他表现的生活范围或者说那些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作品，基本上都生长于湘西。

地域性的过分强调，最终变成了地域主义，直至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当代文学少了世界文学的宏大气派。对泥土气息的过于认同，使中国文学从风格上讲，就显得有点过于小气，甚至俗气。地域主义的极端化，使文学失去了抽象的动机，失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失去了重大的、具有哲学意义的主题，并因它的过于狭隘与特别而失去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主义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创作观念。

但，却谁也无法批评长期占据一方土地而经营他的文字世界的汪曾祺。一，他虽然将自己的作品的内容限制在一区域内，但他并不向他人提倡地域主义，尽管他是率先体现地域性的，但后来有那么多人蜂拥而上，则与他无关；二，他很得当、很有分寸地体现了地域性，未去一味摆弄地域性；三，他是带着一种现代的、永恒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态度重新走向地域的，地域只不过是他为他的普遍性的艺术观找到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场所而已。

《受戒》如此，《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等莫不如此。地域性非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施展人性、显示他美学趣味的佳境。

汪式“风俗画”

当许多年轻作家拜倒在现代观念的脚下、想方设法寻找现代人的感觉、竭力在作品中制造现代氛围时，汪曾祺的作品却倒行逆施，追忆着过去，追忆着传统，追忆着原初，给人们酿出的是一股温馨的古风。

古风之生成，与风俗画有关。他对风俗画的追求是刻意的。

这里不去引用《受戒》的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整篇《受戒》都是风俗画。我们从他的《大淖记事》里引一段： 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应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倒多少取多少。滚钱又叫“滚五七寸”。在一片空场上，各人放一摞钱；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用一个铜元由砖面落下，向钱注密处滚去，钱停住后，用事前备好的两根草棍量一量，如距钱注五寸，滚钱者即可吃掉这一注；距离七寸，反赔出与此注相同之数。这种古老的博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彩，为他们助兴。

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俗现象，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当然，又绝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土风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出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发展，或是用于整个作品情调的渲染，都有一定的用场。

如此喜好，也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有关。沈的作品，风俗画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淳朴的风俗画构成了沈与汪的文学世界。

汪曾祺要让人们看到他的“清明上河图”，看到种种特殊品格的文化。

童话式的道德观

汪曾祺很乐于描绘古老的村社图景。小街小巷、鲜货行、作小本经营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小商贩、各行各业的小手工作坊、笨重的生产工具、简单粗糙的铸造……虽然也有“漆得花花绿绿的”、“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的小轮船，但用今天的目光来看，它的整个生活画面毕竟还是涂满了原始的色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土地为中心的乡村山野生活、把古老的农业社会浪漫化了的作品——“农村是上帝创造的，城市是人创造的。”主宰这里的生活的是一种与今天的道德观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始道德观——一种童话式的道德观。

汪曾祺的作品洋溢着这样的道德观的迷人气氛。他的小说也自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未达到振聋发聩、令人心情激荡的程度，但却会使人在心灵深处持久地颤动。《大淖记事》是写一个小锡匠与一个贫家女子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闪烁着未经世俗社会熏染的人的原始品质的光辉。当巧云还未来得及将自己全部奉献给小锡匠时，却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粗暴地占有了。巧云为小锡匠未获得首夜权而感到深深的惋惜与内疚。她有一种自发的道德破损感。面对自 己所恋的人被玷污，小锡匠并未产生现代人那种厌恶、嫉妒、恼怒和种种不可名状的心理，却时常夜间偷入巧云的茅屋，去用感情的胶汁弥合一颗破碎的心灵。这与其说是对肉体的占有，不如说是一种勇敢的、纯洁的道德行为。而这种道德以及施行这种道德的方式都显然不是现代人的。作品越往后写，这种传统道德观所蕴含着的善的力量则越强大。小锡匠被刘号长派人打了，巧云让锡匠们把他抬到自己的家中。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小锡匠。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了出来。”后来，这些锡匠们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上街示威游行。“他们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这种力量强大得使地方当局都感到惧怕，不得不将刘号长驱逐出境。

中国传统道德的内容不外乎是：善、侠义、豪举、慷慨、为朋友不惜囊空如洗两肋插刀、诚实、专注、绝不背信弃义、怜贫、怜弱、扶危济困、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等。中国人沿用这种道德观，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道德观相比，它可能是落后的。它远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也没有受到政治观念的影响，更无阶级意识。它是原始的，但又正因为它原始而格外显得纯真、不带虚伪、富有感动人的力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简单否定昨天的道德观，在那里，它就是合理的，也是值得赞美的，尽管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来讲，它终究会成为明日黄花。

汪表现原始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对于现实世界，一般的人们所注意的往往是它的实用价值，而不太容易对它采取审美态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个现实世界，人们再回首看它时，由于它与他们的生活已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往往就不带经济中人的世俗眼光了，而站在了一个审美角度上：不是这件物体值多少钱，有什么实际作用，而是这件东西美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

古朴本身就是一种美。

汪曾祺作品所产生的美，正是这样一种美。

无为的艺术

从美学角度讲，汪曾祺的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性格和气质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过去文学的浮躁性格，与毫无节制的情感宣泄多少有点关系。汪曾祺是开新的风气的。他希冀获得的美感是：秀美感和静美感。

《受戒》中的小英子一行印在田埂上的脚印都这样的美：“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缺了一块。《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眉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眯睎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汪曾祺写了不少这样的感情恬淡的女性。她们性格柔顺、不作强烈的反抗，总是表现爱和欢乐，富于幻想，世界仿佛有了她们而变得纯净、透明。当她们不幸而又无力反抗时，这种秀美感在人心理上立即产生了一股怜爱之情。

这类作品是明净的。作者用“明净的世界观”，看出了“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似乎非世俗社会才有的静美。

人们对汪曾祺的叙事态度印象很深。他在叙事中塑造的是一个老者的形象。这位老者饱经风霜，岁月已经将他性格中的焦躁、热情、仇恨等已经干净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已去净了“火气”。他不再把悲哀、欢乐等感情看得多么严重，不再不加掩饰地将这些情感直接流注于笔端。他是一个旁观者，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了然在心，并且承认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长吁短叹。他用古朴、平淡、自然的句子，不在意地叙述着人和故事，其中含着洞穿一切的冷峻和谐趣。

汪曾祺的叙事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的生活经历。汪1920年生，写《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时，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漫长的人生历程，使他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很深刻的感受。他已将人生识破，忧愁和苦难，在他来说，都已不再可能使他产生大弧度的感情波动。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名士的汪曾祺，已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徐渭式的境界。徐渭有两句话，叫：

乐难顿段，得乐时零碎乐些 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

第二个原因，即他的旧学根底与古文的熏陶。汪的语言，凝练老成。他不少散文，其实是用半白话半文言写成的。古汉语有这种气质。与此相比，现代汉语有浮华轻飘的一面。他从古汉语那里得到的是一种语言的沉静。他得了古汉语的一些精神。

汪曾祺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他的人格组成中有着道家精神。道家讲淡泊，讲宁静，讲无为。这种人生态度溶化在血液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在他的叙事态度上。

有汪曾祺这样一个作家，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运气。他的价值似乎超过了他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的出现，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趋向的调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改变。

第二篇：读《汪曾祺散文》有感

读《汪曾祺散文》有感

暑假，我买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本想在闲暇之余读这本书消磨时光，那知道却对其手不释卷。

《汪曾祺散文》描绘了各个地区风情，人物特色，民风习俗，以及地方特产，这一切，都使人耳目一新

人物传记，上到文学家，下至普通平民，一切都是汪曾祺先生所接触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大和尚和七拳半》这个故事。书中描写了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含辛茹苦的吴大和尚和矮的出奇的七拳半。他们都是旧社会的普通平民，他们都有烧饼店，却拥有不同的故事，吴大和尚开烧饼饺面店，有妻小，本来是个幸福的家庭，结果他的妻子跑了，留下了他孤单一人看家；七拳半是个体户，他也有个烧饼店，而且生意兴隆，作者对其充满了期望。他们的故事真切再现了旧社会的平民风貌，仿佛再现了那时的乡村生活，其乐融融的家庭，街头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农民在田里辛勤的劳动.这一切有苦有甜。妈妈读了这本书后，津津乐道：“我好像回到了童年！”虽然我是没有体验过乡村生活，但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仿佛能感到乡村生活的酸甜苦辣。相信汪曾祺先生也是很怀念吧！

汪曾祺先生写的小说，我感到的是一种亲切，一种情调。他在写人的时候，总是对别人表达一种尊敬;写景物的时候，总是显现对江山大河的热爱；写美味的食物的时候，是一种向往。字里行间都是

很实在的，不像别的一些文章，描绘的龙飞凤舞，其实文章只是空荡荡的。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更是纯真的，美好的。我们应该像他一样，对人他友好，对事物认真。书中也描绘了他的老师为人处事，待客之道，也应该值得的我们学习。

读《汪曾祺散文》，如同是听一位经历抗战、解放战争的历史老人在向我们娓娓动听地述说生活小事。在《汪曾祺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曾经的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风采。在《汪曾祺散文》中，我们读到了中国文人不屈的傲骨。

第三篇：读《汪曾祺精选》有感1500字

读《汪曾祺精选》有感1500字

王淳祺

在今年的寒假时光里由我的语文老师推荐读了汪曾祺汪老的小说精选，读完我深有感触。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起初看见贾平凹对汪老的评价“汪是一位文狐，修炼成老精。”当时我并不理解，但当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恍然大悟，贾平凹先生，为什么会对汪老有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汪老是将中国近现代用白话文写的作品最美的一位，汪老将白话文学的美感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汪老的《受戒》中描写了这样一个画面——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感觉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明海）的心搞乱了。这段话虽没有运用过多华丽的修饰，但在把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懵懂的爱情描绘的非常纯洁，这就是汪老笔下的美感。所以我很认同贾平凹先生对王老的这份评价，这让我彻底的喜欢上汪老所写的文章。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汪老就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汪老的美是很独到的，汪老的美很朴实也是很单纯的美。例如汪曾祺非常明确地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所以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是一种充满诗意充满美好的人生境界。

汪曾祺文章的美感尤其在关于爱情的句子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例如在散文集《人间草木》一书里曾写到 “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以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以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汪老用很朴实的语言将单纯的爱情描写的十分美好，真是让读者浮想联翩。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浅显易懂。

汪老的笔下的人物虽然非常简单，但人物特点非常鲜明。有在《受戒》里面情窦初开的小和尚明海、有《异秉》里做熏烧的王

二、又有男性产科医生陈小手。汪老用很朴实的语言使描写的人物非常饱满，让人浅显易懂，但汪老笔下的人物又非常的优美，虽没有华丽的修饰，但汪老将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描写的十分真实，更贴近我们的生话。

汪老又是一位美食家，汪老对美食非常的了解。汪老在《五味》中用非常优美和朴实的语言将全国不同地域的人爱吃什么写的非常细致。与梁秋实的《雅舍谈吃》不同，梁秋实在书中只是将各种美食的做法来源进行细致的描写，但汪老写关于美食的文章时更多的是将美食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所以汪老对于美食的理解是非常独到的。

汪老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文革期间因参与了《沙家浜》的创作，获得了江青的赏识，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所以汪老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是描写了文革中的场面，比如汪老的作品《虐猫》讲述的就是汪老从文革时期不同家庭的四个孩子，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由，一开始认为猫有七条命，所以他们到处捉猫，虐猫，但当李小斌的爸爸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他们恍然大悟猫和人一样都只有一条命，所以，他们放了在手中那只大花猫。这篇文章从侧面描写了文革对人民的影响，但汪老一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所以汪老会在《生活，是很好玩的》一书中写下了，“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所以我认为汪曾祺是一位伟大的学者。

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也是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更是一位老精。每次看见汪老的文章就自叹不如，感叹为什么自己就写不出这样优美的句子。让我对汪老一汪情深，汪老文章的美感也让我爱上了文学。

第四篇：读汪曾祺《草木春秋》有感

读汪曾祺《草木春秋》有感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读汪曾祺《草木春秋》有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本应倾心于灯火烂漫的悠扬诗歌中，但我却对汪曾祺那纯朴真诚的散文产生了莫名的心动。

起初，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让我的睡意逐渐控制了我的意识，不觉得沉重的眼皮遮住了我的视线。醒来，惊讶，竟看到一位老翁坐在床边给我讲过去的往事，回忆的味道，纸张的味道，文字的味道，让我在半睡半醒中恋上了这些朴实淡雅的文字。

《草木春秋》中收录了《端午的鸭蛋》，这篇与《炒米和焦屑》、《咸菜茨菰汤》等六篇组成了《故乡的食物》这篇散文，就本人来讲，我比较注重美食所以借到这本书看的第一篇就是《故乡的食物》，但或许是年代久远吧，那些食物我连听也没听过，或许是没有亲自尝过那些美食，或许是没有那浓浓的对家乡的思念吧，最初记忆中的味道总那么值得回味，我对那些美食没有那么垂涎欲滴，不过汪曾祺的描述总让我的脑子里对那些美食充满想象，如果有机会也要好好品尝一番。

接下来看的几篇也是关于美食的，看到《萝卜》中的那首顺口溜我不禁觉得与三字经有一些联系，有趣十分呢：人之初/鼻涕托/油炒饭/拌萝菠，意思是故乡的拌杨花萝卜是那里流行的美食。原来只知道汪曾祺是一名杰出的作家，看完《萝卜》更觉得他是一名优秀的厨师美食家。：“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其中一个就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可惜我晚生了那么几年不然真的要去亲口尝尝那“玉兔火烧海灵宫”。在汪曾祺的笔下萝卜俨然已经不是那个萝卜，早已变成了山珍。

然后目录中的'《国子监》映入我的眼帘，我们家就国子监街的一个胡同中，在那个胡同里我已经生活了10几年了，所以特别好奇汪曾祺笔下的国子监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国子监经过了大修，若是在前几年国子监的模样还与汪老师描述的相差甚微，只是平添了一点岁月的痕迹罢了。但现在那里已经灌输了太浓的现代气息。那里经过了很大规模的修整，首都图书馆为了更好的保护国子监古迹所以从这里迁走了，那些曾经掉皮的墙壁都被涂上崭新的现代红漆，模糊不清的壁画都被如机器印刷上去一般呆板的鲜亮壁画所覆盖。看到国家那么重视文明古迹我心里应该是高兴地，但看到这些我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悲，幸好他们保留了大殿内部的壁画，如果连这个也被覆盖那还不如在盖一间现代大殿呢？没准过几百年，那里也会变成一处古迹？如果汪先生看到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听几乎所有导游只介绍国子监的光辉历史，我心生疑问难道国子监就只留下美名吗？看过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国子监一直引以自豪的学风之严，竟是一种残酷的束缚。严格的管理在封建社会制度大环境下这种管理就意味着残忍，但在这种残酷的管理下这里出来的人才并不多。“在《戴斗夜谈》中，北京人竟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实在是跟他的管理严格程度与所出人才数量成反比颇有联系。一直都以为买卖文凭是近几年才“出现流行”起来的，没想到是与古人效仿。但古代监生的人是允许购买大学毕业证书的，而现代那就违反了法律了。书上也写了一些关于国子监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不禁让我感叹“无官不贪”呀！光凭那点微薄的俸禄根本就不能让他们过上他们想要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就连一个小小的刷印匠每月都可以有十两的油水可吃，这也许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吧，但是当今社会有何尝不是如此？

合上这本《草木春秋》，总有一种感觉汪老先生就在我的旁边，如同给一个小孩子讲故事一般和蔼慈祥，在宁静的夜晚听着您的故事我渐渐进入梦境……

第五篇：汪曾祺评论

汪曾祺

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 2

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即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随意漫谈

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