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从《死水》说开去

第一篇：闻一多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从《死水》说开去

闻一多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从《死水》说开去

【摘要】闻一多作为中国跨越新旧诗体的著名学者，对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著名诗集《死水》实践性的证明了他创造的新格律诗理论的正确性。

【关 键 词】闻一多/现代新诗/新诗现状/《死水》/

闻一多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民主战士。他的诗风沉郁凝重，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歌主张，提出要给新诗以艺术的限制和规范，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闻一多起着深远的影响。他为建立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而提出了创造新格律诗的理伦，他的著名诗集《死水》便是这种理论主张的成功的实践。

《死水》作于 1926 年 4 月。此时，诗人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目睹国内“死水”般的现实，十分失望。在国外的时候，诗人曾热情地讴歌“如花的祖国”(《忆菊》)，而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腐败破落、满目疮痍。这一切令诗人痛苦不堪，他时刻在心底里叫喊着：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据说，直接引发诗人的灵感并写下《死水》的，是这样一件事：在北京二龙路一带，诗人看到了一沟臭水，由此联想到中国的现实，眼前具体的景象与心中忧愤激昂的诗情相接通，于是写下 《 死水 》 一诗。

《死水》反复写一沟叫人绝望的死水，以此来比喻现实的黑暗。面对这样一沟“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死水，诗人主张“爽性”向它“破铜烂铁”，“剩菜残羹”，让死水给丑恶去开垦，看它能滋长出什么结果来。铜绿锈出的花，只能是“恶之花”，不论它怎样地绿成“翡翠”，锈出“桃花”，织成“罗绮”，蒸出“云霞”„„也只能是一种病态的美丽。诗人以丑恶为描写对象，却写出了一番似乎是“美”的景观，包含了多层意思：首先是对畸形、怪异的现实的暴露，其次是对造成这一局面的军阀统治者的斥责，再次是表达了作者希望丑恶事物早日灭亡的愿望。

闻一多主张新格律诗必须具有“三美”。《死水》便是他这种理论最满意的一次试验。首先，在韵律方面，这首诗各节大体押 a b c b 型的二四脚韵。每行诗都由四个音步(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收尾都是双音词，这样读起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其次，读着这首诗，一幅幅画面接踵而来。《死水》的用词十分讲究，富有形象感、色彩感和画面感；再次，诗的结构整齐。每节四行，每行九字，像一块块严正的方阵，富有建筑美。闻一多对新诗格律化的提倡和实践，有助于纠正五四以来部分新诗“散而无章”的弊病。

但是诗就是诗，绝不是散文的分行。对旧体诗词而言，白话新诗又称自由诗，是诗体的大解放。但自由不能毫无约束，解放也不等于漫无边际。诗体解放以后，还应当根据诗的艺术特质，传统诗歌、民族语言的特点，逐渐创造、建立起新的艺术形式的规范来。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掌握了规律便有了自由。闻一多根据美国学者佩里（BlissPerry）关于诗人“乐意带着脚镣跳舞”和韩愈老夫子“因难见巧，愈险愈奇”的理论，进一步发挥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闻一多关于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尽管有可议之处，但其基本精神、基本要求却是完全合理的，那就是要建立中国新诗的艺术形式的规范。闻一多曾极其通俗而明确地说：“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注：《诗的格律》，见《闻一多全集》第 3 卷

他自己也说:“我自己做诗, 住往不成于初得某种感触之时, 而成于感触已过, 历时数日, 甚或数月之后,到这时琐碎的枝节往往已经遗忘了, 记得的只是最 根本最主要的情绪的轮廓。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响的轮廓, 表现在文字上, 其结果虽往往失之于空疏, 然而刻露的毛病决不会有了。”

可以说, 正是在这种艺术自觉和对诗歌形式的焦虑, 才使得闻一多等人提出了新诗形式“ 规范化”的要求, 进而给诗坛带来了重要的变革气息。这种情形正如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死水》一集, 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 那摆脱《草莽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 而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 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

总的来说，闻一多是一个具有现代文化思想素养的学人,而出国留学的经历使他具备了西方文化思想和西方学术方法。现代西方各种科学的人文的方法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他。回国后，闻一多没有满足于传统旧法的研究,而有意识地在中西比较中观照中国文学了。闻一多采用朴学方法,但非照搬,而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他从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最后表明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像先前那样赞美,而是坚决的批判。他的每一首诗，告我们不是一个故事，一点感想，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种的颜色与姿态，具各种香味，作各种变化，欣赏它，使我们从那手段安排超人力的完全中低首，为那超拔技巧而倾心，为那由于诗人做作手艺熟练而赞叹。他创造的新格律诗的理伦对中国新诗理论有着深远影响，几乎有着革命性的推动。

重视诗之内容的时代精神和追求艺术的审美不仅并行不悖,相反,却更可以合而为一,从而提高诗歌的整体品位。既重视诗歌创作的审美,同时又重视“诗底真精神”和“诗底真价值”这正是闻一多关于诗歌创作理念的一大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名出版社 1993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 J].新月, 1929 闻一多.《致梁实秋》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苏雪林.《论闻一多的诗》[ J].现代, 1934 闻一多.《现代英国诗人序》[ A].闻一多全集(2)[ M].武汉:湖 北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篇：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理论批评贡献

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理论批评贡献

龙泉明先生在界定新诗的奠基期概念时指出：初期白话诗作者无法克服自身创作的基本缺陷，也无力防止‘非诗化’风气的恶性发展”“开创白话新诗的先 驱者还不可能拥有发展新诗艺术的必备眼光，因此不能为白话新诗不断增加新的元素和新的元素组合，以强化它的生命力。所以，当先驱者们徘徊不前时，新一 代诗人便只能以‘内发的叛乱’来进行突破，为中国新诗的艺术革新开出不断建构的道路。于是新诗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奠基期（即指 1921 年至 1925年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新诗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固然要靠诗人们在创作中不断增加新的元素和新的元素组合，也需要一批具备全新眼光的诗评家的批评实践来引导，因为“越求创作发达，越要扼重批评”，批评家对创作家来说所“起的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长的中国新诗正是起了这种磨刀石的作用，其新诗批评实践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力避新诗“非诗化”、引领新 诗的艺术化，纠正新诗的欧化倾向、承续诗歌的民族化特色，摒弃新诗批评的门户化，推进新诗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一 力避新诗的非诗化引领新诗的艺术化

在新诗的初创期，诗人们打破“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的冲动，在“诗体大解放”的响亮口号引导下，迅速演变为一场诗的异化运动。由于新诗人大多只注重诗歌语言工具的更新，模糊了诗和文的界限，较少考虑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使得新诗创作偏离了诗歌的艺术轨道，使新诗愈来愈趋向散文和大白话，一些诗人误把白话作诗当作“空口说白话”，造成了不讲究诗歌语言、词汇极度贫乏，大白话终成遮掩诗情的蔽障，以致酿成严重的“非诗化”病灶。周作人曾这样说他的《小河》：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答不出„„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和我的本意无关”。

作为一个有自觉担当意识的诗人、批评家，闻一多认为，作诗是严肃的一件事，还在清华读书时他便在《评本学年 < 周刊 > 里的新诗》一文中告诫人们“你不是诗家，便不当做诗。诗不是为消遣的。做诗不能讲德谟克拉西。诗是诗家做的，犹之机器是工程师管的，病是医生诊的。”1922 年，面对《冬夜》、草儿》、湖畔》、《雪朝》、将来之花园》、蕙的风》等多本新诗集相继出版的热闹诗坛，闻一多表现出一个批评家特有的敏感、责任心和冷静，以一篇长文《< 冬夜 > 评论》来集中探讨当时的新诗创作问题。文章开篇即指出“我很怀疑诗神所踏入的不是一条迷途，所以不忍不厉颜正色，唤他赶早回头。”

闻一多认为，诗首先应该是诗，是诗就应该具备诗的艺术特性，比如诗的音节“一切的艺术应该以自然作原料，而参以人工，一以修饰自然的粗率相，二以渗渍人性，使之更接近于吾人，然后易于把捉而契合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闻一多在强调诗的音节时批评了当时影响甚巨的胡适所谓的“自由诗”的音节观，提出“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他认为，为了诗的艺术性，提炼加工就是天经地义的，盖因“诗是诗人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所以“作诗永远 是一个创造庄严底动作，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文章肯定《冬夜》创作成绩的同时，旗帜鲜明的批评了其艺术的种种缺陷，并对新诗创作中过于追求“民 众化”凡俗化 提出质疑。

文章拿《冬夜》中《别后底初夜》和梁实秋《梦后》作比较，认为诗应当追求“雅”的品质。闻一多还在文章中激动地说道“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到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起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

闻一多对《冬夜》艺术缺陷的批评，既有理论的阐释，又有细致入微的具体分析，体现了真正诗评家的客观严谨，这样的批评对警醒作者、引导读者，对纠正新诗艺术上的不足，促进新诗的艺术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批评，虽然有个别语句难免过激，但从中也可看出闻一多对新诗艺术追求的强烈程度。

二 纠正新诗的欧化倾向，承续新诗的民族化特色

闻一多是一个深受民族传统文化浸染又兼具世界视野的诗人和批评家。在第一代新诗人中的大多数忽视继承中国诗歌传统时，他提出创见，认为新诗的生命力在于中西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在《< 女神 > 之地方色彩》一文中首先就对新诗发展中那种过于追求诗艺的西化“欧化底狂癖”提出尖锐批评，并进一步申明“我总认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段锦”。

闻先生站在新诗产生发展 必须走中西结合之路的高度，全面而深刻阐述了新诗之“新”所在。在文学革命背景下产生的新诗，是在除旧布新前提下得来的，自然要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旧诗，但又不能因除旧而失去中国本地的色彩，那便失去了中国新诗的特色。他慨叹，新诗中“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辞》，李，杜，苏，陆？”同时，欧风美雨滋润下破土而出的中国新诗可以学习借鉴西方诗歌的优点，但它决不能走完全西化之路，因而他批评《女神》过于西化的倾向“一味地时髦是骛，似乎又把‘此地’两字忘到踪影不见了，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西拉克’，有的是泰果尔，亚波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 《女神》 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那里数起”。他批评郭沫若创作《女神》时身处一个欧化为是的日本，自然深受其影响，因此他奉劝“若我处在郭君的地位，我定要用一种非常的态度去应付，节制这种非常的情况，那便是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

闻一多在文章中坚持了一个真正批评家的过人胆识和独立品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女神》之所以缺乏中国之地方色彩，根底在于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他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当然不大能领略。”《女神》底作者，这样看来，定不是对于我国文化真能了解，深表同情者。”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它是有他那种可敬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

由对《女神》缺乏民族特色的批评，引发了闻一多对世界文学建设的思考，他认为：世界文学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各民族文学民族特色的保持和发扬。因为“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是绘画底一样要素。将各种文学并成一种，便等于 将各种颜色合成一种黑色画出一张 sketch 来。”所以，“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底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10]他的这些深刻的洞见，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持文化的民族性特色，完成民族文化的再造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三 摒弃新诗批评的门户化，推进新诗风格的多样化 在新诗的奠基期，不同背景的诗人和批评家围绕新诗的建设问题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即如胡适先生所说“在那个文学革命的稍后一个时期，新文学的各个方面（诗，小说，戏剧，散文）都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引起讨论最多的当然第一是诗。”后来作新诗的人多了，有些是受中国旧诗和词曲的影响比较多的，有些是受了德国法国日本的思想影响比较多的，有些是受了英美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比较多的，于是新诗的理论也就比较多了。”这些坚持不同诗歌理论的诗人和批评家互相交流碰撞，犹如铁锤敲打燧石，在撞击的过程中，不时迸发出真理的火花。这种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往往表现为：论争的一方能指出对方的实质性的错误，而另一方也能指出对方的某些偏颇和缺陷，最终形成了互相制衡、互相依存的张力，推动新诗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

在论争中，有的人试图以廉价的眼泪赚取批评的价值；有的人则挥舞批评的板斧，以打一场《诗之保卫战》的名誉，把不属于自己流派的诗人诗作一扫而光。而真正的批评家则主张“他人之议论，不能强同以尽于我也，我之主张，恐亦未必全是也。故他人议论之或不当也，尽可据理以析之。且彼与我持异议者，未必全无学问，全无见解，全无道德也。即彼所论或有未当，亦无庸非笑之、谩骂之，不遗余力也。”针对当时新文学论争的状况，提出真正的批评家应该遵守“批评家之道德” 博学”以中之态度，为平情议论” 具历史之眼位真正的批评家。

闻一多自觉跳出小团体的藩篱，对既不属于清华文学会团体又非留学欧美背景的诗人诗作给予了恰当的评价。比如对创造社郭沫若的《女神》，既对其中所缺乏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继承方面的不足予以批评，又通过《< 女神 > 之时代精神》一文，盛赞《女神》想象和情感的真挚，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闻一多打破门户偏见，敢于对在中国深受具有欧美背景的诗人推崇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提出不同流俗的意见。他在 1923 年 12 月 3 日《时事新报·文学》第 99 期发表的《泰果尔批评》一文就坚称“泰果尔底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哲学，论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他告诫中国诗坛，我们要的是明察的鉴赏，正确，但他这种不受门户偏见所左右的批评态度体现了真正批评家的独到眼光。

在公开的文章里闻一多表现出一个真正批评家的卓越见识，在朋友之间的私下通信中，闻一多也祛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对和自己并非“志同道合”的诗人诗作给予好评，表现出一个诗评家的坦荡胸怀和对新诗多样化风格的热切期盼。他在 1923 年间致闻家驷、致闻家骥、致梁实秋等亲朋好友的信中，多次表达了对郭沫若、田汉、冰心、徐志摩等诗人的赞美之意。

1923 年 3 月 25 日，闻一多在《致闻家驷》的信中还对文学研究会诗人徐玉诺称赞有加，实秋不喜他，我却说他颇有些佳点。徐君是个有个性的作家，我说他是文学研究会里的第一个诗人。”在此之前的1922 年 12 月 26 日他在《致梁实秋》中，他就全面叙述了他对徐玉诺出版于 1922 年 8 月的诗集 《将来之花园》看法：《未来之花园》 应为“将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与《繁星》并肩。我并不看轻它。《记忆》、海鸥》、杂诗》 五三页）、故乡》 是上等的作品，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同叶圣陶所赏的‘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可谓两个声响的绝唱！只冰心才有这种句子！实秋，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可，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也可，以浓丽为风格亦无不可。徐玉诺是个诗人。”[18]在 1923 年 9 月 24 日《致闻家驷》的信中，他还对对梁实秋加入当时帮派情绪较浓的创造社表示了鲜明的批评态度，因为“我意此时我辈不宜加入何派以自示偏狭也。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总之，我以为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新诗批评和关于新诗建设的独到见解，他的新诗批评态度和坦荡的批评作风，不特为成长中的新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中国新诗理论中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尤其是当今文坛“金钱的文艺批评”、圈子的文艺批评”盛行，包装炒作”、友情出演”式的批评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闻一多那样的真正的批评家。

第三篇：从规范着装说开去

从规范着装说开去

□ 骄子

有人说穿工作服显得失去了个性，有人说工作服穿着不自在，也有人说穿不穿工作服上班无所谓。那么，穿工作服上班到底意味着什么？穿工作服有什么必要呢？统一着装，本是企业形象识别（CIS）系统的范畴，看起来是件小事，其实它是体现一个企业文化内涵，展示企业管理水平最直接的手段，是反映企业员工精神风貌和公司形象的大问题。

规范着装，并不是为了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而是为了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凝聚力，创造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规范员工行为。作为企业，要突出企业员工的素质修养，规范着装首先可以体现出一种良好的操作程序，第二可以在每一个员工身上显现出庄重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突出其个性和修养，对树立企业形象，展示企业风采具有一定的作用；其次，规范着装对企业员工有良好的心理暗示作用，能够帮助员工集中精力，加强合作，提高工作效率。规范着装还可以有助于团队建设，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精神，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同时规范着装还能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对企业规范化管理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

就穿工作服上班一事，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公司对这种“小事”还抓得那么严？还要重申制度，加大处罚力度，我们暂且不去论是“大事”还是“小事”，而是来谈谈如何“按制度办事”。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公司的很多规章制度，但总是存在着“有章不循”或“降低标准”的现象。上班穿工作服亦是如此，有人不穿，有人不戴厂牌，这种随意性的表露是一种“不自觉”的 “下意识”行为，而没有把“按制度办事”作为一种自觉的、深刻意识形态下的行为。不少人认为，这种小事无所谓，又不影响工作效率，又不影响产品质量，无关紧要。其实不然，规范着装，让员工统一着装上岗，确也是一件小事，是员工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员工个人本就应当自觉服从并执行之，可就这一件小事，我们都不能遵守好，不能去执行好，又怎么能在平时的工作中认真执行操作规范、工艺要求、质量标准呢？小事尚且如此，何况更加严格更加规范的其他各项规章制度呢？

其实，要做好规范着装，自觉执行制度并不难。

规范着装是树立企业形象之必需，是规范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如果今天你不穿，明天他不穿，大家都认为无所谓。殊不知这样根据个人喜好来对待规章的态度，最终降低了自己遵章守纪的标准。规范着装也是保证公司员工人身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自身

都不安全了，他人安全、生产安全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只有把规范着装当成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标准，把穿工作服当成是一种责任，一种遵章守纪的标志，一种团队的重要体现，我们就会感到自豪和习惯，就不会认为只是执行制度而穿工作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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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湖泊危机说开去（推荐）

从湖泊危机说开去

水是生命之源，湖泊是地球水资源的重要载体。它滋养了文明，润泽着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依托，大到地球生态环境的维系，小到个体生命的存亡，都离不开湖泊，湖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谓不言而喻。然而，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湖泊几乎都遭遇到了大同小异的生存危机：湖泊范围逐渐缩小，水质污染严重，生态功能不断萎缩，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敲响了警钟。

我国作为一个湖泊大国，也已成为世界上湖泊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固然包括陆源污染排放、填湖造陆屡禁不止、公众环保意识缺失等现实原因，但其折射出的却是湖泊保护综合机制的严重落后，长此以往，湖泊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危机，而是消亡！因此，创新湖泊环境保护综合机制，让湖泊休养生息并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亟待进行。

一要加强湖泊环境保护法制体系建设。一方面，各地政府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定和完善符合地方实际的政策法规体系，为地方湖泊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另一方面，要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持对超标排污、填湖造陆、只顾经济利益而罔顾环境保护的片面政绩观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二要探索创新优化陆源污染管控机制。首先，各地政府要根据自身实际，探索新体制，如加大湖泊整治专项资金投入、明确湖泊河道污染防治责任人和责任单位，拓宽融资渠道引入民间资本形成对湖泊保护的强大合力等；其次，各地环保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督促陆源污染排放企事业单位建立起“未污染，先防治”的新体制，通过创新制造工艺、建造污染物无公害处理设施等措施，力争将污染物在陆地即予以清理和回收再利用，将污染物对土壤、湖泊的二次污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后，各地政府还要创新生活垃圾处理机制，积极采用生物降解、废物循环利用等方法，告别长期垃圾入湖的习惯。

三要构建非政府组织的公众参与体系。各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公众参与的巨大作用，从拓宽湖泊保护投融资渠道、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入手，通过积极引导、鼓励、推动地方性非政府湖泊环保组织的建立和运行，以全民力量实现对湖泊的有效保护。四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通过电视、网络、报刊、手机短信等媒介，积极宣传湖泊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以及湖泊保护的基本常识，引导广大公众增强自身环保意识。同时，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对象，积极宣传“垃圾不入湖”、“不使用含磷日化品”等基本常识，逐步形成“生态湖泊，全民共创，你我共享”的良好局面。

湖泊作为重要的国土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加强湖泊保护，创新湖泊保护综合机制，实现湖泊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引导全民共同参与，切实做好湖泊的休养生息工作，积极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友好型社会，还湖泊一个生态平衡、生机勃勃的美好明天！

第五篇：从吃亏书记说开去

从吃亏书记说开去

据报载，我省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最近把一座自己创办的年获利70余万元的工厂转交给本村，再一次用“认吃亏”的精神，展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无私胸怀和高尚精神。笔者想，如果我党的干部大多能像李连成这样干事创业和乐于奉献，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步子就加快了。

我们的党是一个光荣的党、伟大的党，也是一个拥有6000万党员的党。“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写在党章上，布置在会议中，检验在党员的行动里。作为一个最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就是用这四个字作为理念，高喊出“共产党员要吃亏”的口号，并有“认吃亏”的行动，所以李连成所在村这涌现出这样一批优秀党员，该村尽管先前条件不好，但农村经济发展很快，村民的收入在年年增长，工农业生产在突飞猛进。

当前，一些区域经济发展缓慢，那里的领导总是抱怨当地无资源优势，无支柱产业，无流动资金，却没有去看看本地干部队伍的素质、认吃亏的精神、为民办事的效率。对于农村党支部书记，笔者接触得不少，一些人非但没有“认吃亏”的精神，反而在一些工作中事事处处都有“沾光”的欲念。你看，在以前农村收取农业税和“三留五统”的阶段里，这些村干部总想给农民“加码”，能从中捞点好处；在村里搞计划生育工作时，自己人反而带头超生，分到生育指标却出卖给村民，把它变成钞票；遇到村民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不主动去做说服工作，反在人家施工中去收取罚款；金融部门对农民下拨了扶贫贷款，自己总要插手一把，以便从中获利。其结果，自然是利用权势自己称了霸、富了家，在农村政权的“铁交椅”一坐就是10年或20年。但遗憾的是，这些人干了几十年，最终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当地农村依旧没有走上富裕路。

话别扯得太远，咱们还是说说吃亏书记李连成。因为李连成有认吃亏的精神，他才能把村委班子拧成一股绳，他才能受到村民的拥戴、领导的信任，干起工作才能心想事成，才会大力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最后，笔者衷心希望我党多出些像李连成这样“认吃亏”的书记，少些“好沾光”的干部。只有这样，党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人民江山才能青春永驻，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才不是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