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和理想的追求

第一篇：正义和理想的追求

正义和理想的追求

曼德拉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几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人的支持和喝彩。因此，有人说，曼德拉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曼德拉的反抗精神、对正义和理想的追求在童年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曼德拉出生在一个小村庄，9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从小曼德拉就经常目睹当地大酋长在解决部落争端过程中被白人政府的法律所约束，他逐渐萌发了寻求正义和平等的理想。年纪更大一些后，他多次领导同学抗议学校的白人法规，甚至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在一次次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立下志愿：要为南非的每一个黑人寻求真正的公正。

第二篇：追求正义(罗尔斯)

追求正义4000字！！！------结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

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

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罗尔斯《正义论》 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所

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何谓正义？《辞海》做出如下解释：对政治、法律、道德等

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

从哲学角度来看，正义是伦理学、政治学的基本范畴。“正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荀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正义

观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观，形成于私有财产出现后的社会。

不同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

为，人们按自己的等级做应当做的事就是正义；基督教伦理学家则认为，肉体应

当归顺于灵魂就是正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

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

到了20 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

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

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

罗尔斯1921年出生于马里兰的巴尔的摩，18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对神学产生浓厚兴趣，一度想成为一名公会牧师。二战时入伍服役，后来拒绝升

军官的机会退伍回大学念书。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获该校博士

学位。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尽管

著作不多，但其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

罗尔斯的正义论，追本溯源，可以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它的滥觞。但它有别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同样是讲正义, 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社会秩序,认为正义体现为国家和谐的秩序。而罗尔斯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 认为人的自由是正义的核心。

罗尔斯的正义思想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正义

论，继承了启蒙时期自由主义这一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修正和发展了启蒙

主义思想家的正义思想。这主要表现在: 罗尔斯从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出发, 推出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

权利。第二条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

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罗尔斯假定, 正义的两个原则之所以是公正合理的原则, 就在于它们是在原初状态中被人们一致同意的选择。原初状态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

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 选择的结果不受

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等所决定的状态。罗尔斯着重考察了两个正义原则

和功利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他借用“最大的最小值规则”来解决人们在正义原

则与功利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得出了两个正义原则正是由原初状态提出来选择

问题的合理答案这一结论。

罗尔斯认为, 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是一种合作体系中主要的社会安排, 它们支配权利与义务的分配, 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这样, 将正义的两个原则应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 就是要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 并对它们进行合理调节。具体地说, 正义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支配权利与利益的分配, 第二个原则就是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

第一个原则可概括为平等原则, 它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在罗尔斯看来, 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基本内容, 大致有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 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而且, 按照平等原则，这些自由都要求是一律平等的;因为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

第二个原则可以概括为差别原则。这一原则就是要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分配。因为社会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会因为社会、自然等因素而无法做到绝对平等;这就需要调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 使它合乎每个人的利益, 特别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同时, 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 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必须向所有人开放, 以便所有人都有可能进入权力地位和担当领导性职务。

罗尔斯认为, 正义的两个原则不是等量齐观而是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 只有在充分满足了前一个原则的情况下才考虑后一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第一个优先原则是自由的优先性, 即平等自由的原则对第二个原则的优先。因为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满足之后, 其他原则才能发挥作用

第三篇：理想追求

论点1：理想是引领人们前行的灯塔。

【相关论据】

1、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年轻的时候，曾经给别人做雇工。一次，他停止了耕作，走

到田埂上怅惘很久，说道：“苟富贵，毋相忘。”别的雇工笑着回答说：“你给别人做雇工种

地，怎么会富贵呢？”陈涉叹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2、宗悫志壮，长风破浪：宗悫年幼时，宗炳问他的志愿。宗悫回答说：“愿承长风破巨浪！”

3、马革裹尸：马援，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名将。他志向宏远，英勇善战，被光武帝封为“伏

波将军。”曾经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

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黙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

书·马援列传》)。

4、理想之星深藏心底：在拿破仑还是一个单纯的孩子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的叔叔

问拿破仑，将来长大想要做什么？小拿破仑从他立志从军开始，一直说到想带领法国的雄兵，席卷整个欧洲，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帝国，并且让自己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皇帝。不料，叔叔听完小拿破仑的抱负之后，当场大笑不已，指着小拿破仑的额头，嘲讽道：“空想，你

所说的一切全都是空想！想当法国皇帝？那是不可能的！依我看，你长大之后，还是去当一

个小说家，反倒更容易实现你的皇帝迷梦——”小拿破仑被叔叔这一阵抢白，非但没有动怒，反而静静地走到窗前，指着远处的天边，认真地问道：“叔叔，你看得到那颗星星吗？”这时

还是正午时分，拿破仑的叔叔诧异地走到窗前，茫然地答道：“什么星星？现在是中午，当

然看不到啊！孩子，你该不会是疯了吧？”再次面对叔叔的质疑，小拿破仑却是依然镇定而

冷静地说道：“就是那颗星星啊！我真的看得到，它依然高挂在天边，不分日夜，一直为了

我而闪烁着，那是属于我的希望之星；只要它存在一天，我的梦想就永远不会破灭——”事

实上，那颗希望之星从未高悬天际，它一直躲藏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凭借内在希望之星的引导，终于使得拿破仑成为真正的法国皇帝。

【名言警句】

1、理想如星辰——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以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史

立兹）

2、如果一个人的头上缺少一颗指路明星——理想，那他的生活将会是醉生梦死的。（苏霍姆

林斯基）

3、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列夫•托尔斯

泰）

4、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罗曼•罗兰）

5、生活好比旅行，理想是旅行的路线；失去了路线，就寸步难移。（雨果）

论点2： 追求理想应该与社会需要相结合。

【相关论据】

1、投笔从戎：东汉班超从小就很有志气，立志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一天，班超一边抄

着文件，一边想起自己的抱负，心情非常激动，忍不住猛然把毛笔扔到地上，叹息说：“大

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不久，他

参加了军队，因作战英勇，身先士卒而得到了升迁。后来，朝廷又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在多

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班超只带着少数人，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加强

汉朝与西域各国和古罗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做出重要的贡献，被封为定

远侯。班超在西域三十余年，直至和帝时，才因年老回国。

2、毛泽东的“三不谈”：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献身革命。他在中学念书的时

候，同学曾称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在离家求学前夕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

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4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全部费用只有169元钱，而且其中三分之一花在订报上，铺盖和衣服则非常简陋单薄。但他从不以此为念，常常和朋友互相勉励说，读书要有理想，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他还与朋友提出“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在校学习期间不谈男女恋爱问题。他认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对学问的需要太迫切了，一定要珍惜宝贵的青春，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3、徐特立断指明志：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徐特立早在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天，徐特立在长沙市修业学校向师生员工们作时事报告。他援引中国近几年发生的惨案为例，历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徐特立讲到激愤处，猛地一转身，跑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师生的面，“砰”地一下砍断了右手的一节手指。接着，他又用自己的断指，在白纸上写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血字，以明心志。

【名言警句】

1、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奥斯特洛夫斯基）

2、你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莎士比亚）

3、只有同这个世界结合起来，我们的理想才能结出果实；脱离这个世界，理想就不结果实。（罗索）

4、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5、美满的人生是在使理想与现实二者切实吻合。（苏伦斯）

论点3：理想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的。

【相关论据】

1、马克思推崇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进入大学后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实世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为了造福人类而献身的神。他出于对人类的同情，为使人类免遭毁灭，把天火盗出来送给人类，并把科学、艺术和医药的知识传授给人类。使人类从此能够战胜危机，并变得文明起来。他因此触怒了众神之王宙斯，被用铁镣铐锁起来，钉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让神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但他经受折磨，坚强不屈，对奉命来逼降的神使赫尔墨斯说：“我决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你奴仆般的命运；我宁肯被缚在岩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实奴仆。”马克思推崇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而献身的精神，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2、拉齐尔献身科学：1898年，巴西流行一种可怕的“黄热病”。由于搞不清它的致病原因，人民提不出有效的治疗办法。“黄热病”夺走了一户又一户人的生命。一位叫拉齐尔的医生参加了一个科研小组，从遥远的异国来到疫区。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发现这种病原体可能是由蚊子携带通过叮咬人传播的。但大多数人不相信它。为了使真理闪光，为了使疫区人民脱离苦难，他当众让这种蚊子叮咬自己，结果他身染重病。根据他的发现，人们采取灭蚊行动。瘟疫被控制了，成千上万的人得救了，但他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3、巴尔扎克的手杖：世界大文豪巴尔扎克是学法律的，可大学毕业后偏偏想当作家，全然不听父亲让他当律师的忠告，把父子关系弄得十分紧张。不久，父亲便不再向他提供任何生活费用，他写的那些玩艺儿又不断地被退了回来，他陷入了困境，开始负债累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吃点干面包喝点白开水。但他挺乐观，每当就餐，他便在桌子上画一只只盘子，上面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像的欢乐中狼吞虎咽。更发人深省的是，也正是在这段最为“狼狈”的日子里，他破费700法郎买了一根镶着玛瑙石的粗大手杖，并在手杖上刻了一行字：我将粉碎一切障碍。正是这句气壮山河的名言在支持着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果然成功了。

4、阿基米德献身科学：最早发现杠杆原理的是古希腊的阿基米德。他曾经对国王说：“假如能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移动地球！”阿基米德不仅发现了杠杆原理，而且发现了浮力定律，发明了抽水机、投石机和聚光点火的方法，还发现了力学中重要的“浮力原理”。阿基米德把一生献给了科学。公元前212年，罗马军队偷袭叙拉古成功。一队士兵闯进阿基米德的家，他正在后院画几何图形，阿基米德斥责敌人：“别踩了我的画图。我得把这条几何定理证完，不能给后人留下一条没有证完的定理。”无知而残暴的士兵用长矛刺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科学家的胸膛。

5、终生都在旅行的徐霞客：我国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把全部精力都献给祖国地理学的研究事业。他从22岁出游太湖开始，直到去世为止，三十多年间都在旅行考察，足迹遍布全国名山大川，北至盘山，南及崇左，东到普陀，西抵腾冲。徐霞客是一个不畏艰险的人。他去的地方，常是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长年累月地跋山涉水，经常攀悬崖峭壁。他登山一定要登到最高峰，观察河流一定要追溯源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途中经常遇到危险。别人劝他回去，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带一把锄头走，何处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呢？”51岁那年他还要出游滇南，对儿子的劝阻，他回答说：“你们只当我死了。”

【名言警句】

1、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

2、你的信念应当成为你的甲盔，它驱使你勇往直前，不遇难而退。（安格尔）

3、最甜美的葡萄串挂在最高的树梢上。（谚语）

4、谁害怕而留在港湾中，虽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他永远不会到达渴望的目的地。（列宁）

5、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他们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拿破仑）

论点4： 我们从小就要树立理想。

【相关论据】

1、为了中华民族之崛起：有一年暑假，周恩来到奉天城（今沈阳）东郊一个同学家里去做客。这位同学的祖父是一个很爱国的农村私塾先生，他带周恩来到附近的日俄战争遗址去参观。中国人民受列强欺侮的奇耻大辱，在周恩来幼小的心灵上种下救国救民的火种。有一次，学校里的魏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读书？”课堂里顿时寂静无声。停了一刻，一个同学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读书是为了寻求出路！”话音刚落，另一个同学说：“为了荣宗耀祖！”这时，一个同学霍地从座位中立起。他，浓眉大眼，昂首挺胸，大声回答道：“为了中华民族之崛起，腾飞于世界！”他，便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当时，他年仅12岁。

2、笛卡尔的梦想：数学家笛卡尔从小是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孩子。有一次保姆给他讲神话：“你看天上那颗闪亮的星叫美女星，上面住着一位漂亮的小公主。”“就没有其他人？有还有王子？”“既然有王子，为什么还叫美女星？”保姆不敢再说下去了。她告诉笛卡尔的父亲，这孩子真聪明，应该送他去上学了。就是这样勤思好问的好习惯，成就了他日后的事业。他第一个想到为什么自古以来代数和几何一直分而不合呢？能不能用某种形式，在这两者间建立某种联系呢？经过不懈的探索，他终于如愿以偿，发明了笛卡坐标系即直角坐标系。

3、“我要周游世界”：1818年一个夏天的晚上，9岁的达尔文对他的父亲说：我想世界上肯定还有许多未被发现的奥秘，将来我要周游世界。为此他一直在做准备，在希鲁兹伯里学校，校长斥责他是个“不务正业”的学生。1831年12月27日，达尔文终于搭上了“贝格尔”战舰，开始了环球生物考察，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物种起源》就是他这次环球之

行的结晶。

4、董建华的童年之梦：董建华1937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迁居香港。父亲董浩云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为了从小培养董建华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独立生活能力，便把还只有10岁的董建华送进了寄宿学校，叮嘱他要好好念书，将来能多做对社会有用和有意义的事情；还要他牢牢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为荣。当时董建华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同学们又听不懂他的上海话，常常取笑他。在学校背诵书本也用广东话，困难就更大了。但是董建华人小志高，并没有被困难吓倒，通过主动与同学交谈，一字一句用心学习广东话，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消除了语言障碍。1954年，17岁的董建华在香港完成了中三学业，父亲又送他去英国读书，并规定进大学后才可回香港。当时董建华只会说“Yes”、“No”以及“How are you”这样几句英语，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董建华知难而进，硬着头皮与英国同学多接触、多沟通，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努力，便完全适应了新的环境；3年后进入大学的目标也如期实现。董建华在英国读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人民生活比较艰苦，父亲寄给他的钱又严格限制在仅够学费及生活支出范围之内，所以到了暑期，他还得去打工，如到餐厅服务、去煤气公司铲煤等，这也使他从多方面接受现实生活的磨炼。董建华在回忆学生时代这段经历时说：“不会说广东话要进寄宿学校，不大会说英语要去英国升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喜欢为自己定下一个长远的目标。定下了目标，我便会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从小就培养出这样的个性。达到一个好的目标，是人生的乐趣。”

【名言警句】

1、抱负是高尚行为成长的萌芽。（英格里希）

2、每一个人对于明天都要有所希冀。每一个人对未来总有个目的和计划。（显克微支）

3、无论哪个时代，青年的特点总是怀抱着各种理想和幻想。（加里宁）

4、青春的梦想是未来的真实的投影。（济惠）

5、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泰戈尔）

论点5： 要勇于为理想而付出。

【相关论据】

1、夏明翰的革命豪情： 1928年2月8日，由于叛徒告密，他不幸落入反动派手中。在狱中，夏明翰表现得非常坚强。敌人曾用种种酷刑折磨他，夏明翰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所遭遇的一切。同年3月20日，他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千古绝唱，既表达了自己为革命而献身的豪情壮志，又激励后人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

2、两弹元勋邓稼先：邓稼先是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被后人称为中国的“两弹元勋”。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涉洋归来，报效祖国。作为物理学家的邓稼先深深懂得，搞原子弹就意味着：置身于放射性材料之中，进入军事禁区；隐姓埋名，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国；长年在深山、沙漠工作，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是，为了祖国的安危，他毅然选择了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邓稼先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从物理学界的讲坛上消失了。28个春秋过去了，当他从沙漠戈壁走出来的时候，癌魔已侵噬了他的肌体，邓稼先辉煌的生命已燃到了尽头。就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给人们留下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死而无憾！”

4、轮椅上的科普作家：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的科普作家。1928年，他在美国攻读医学博士时，在一次实验中不幸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导致全身瘫痪。这对一个酷爱科学事业的年轻的科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高士其并未因此消沉下去。他回到祖国后，尽管“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眼不能看，手不能写，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说话不清，听力微弱，但他仍凭借其顽强的毅力，不分昼夜，艰难地从事科普作品与论文的写作。

他每创作一篇作品，都要先在脑海里将阅读过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形成初稿，然后，再一字一句地口述给秘书，由秘书将其记录下来。由于他吐字不清，对一些难发音的字，他必须反复说上十几遍，秘书才能领会。就这样，高士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勤地工作着。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为祖国的科普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名言警句】

1、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

2、谁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人类兄弟而进行的斗争，谁才是不朽的。（涅克拉索夫）

3、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中，我们必须流洒不少鲜血，伟大的理想只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实现。（乔万尼奥里）

4、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于怀，不能丢却！（方志敏）

5、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夏明翰）

第四篇：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义

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义

摘要 秩序和正义是法律一直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秩序是法律规则的确定及适用方法的确定。而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法律对正义的追求也凸显着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现实生活可以看出，秩序与正义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要实现对秩序和正义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其一，只能寻求秩序与正义在实践中的衡平。

关键词 秩序 正义 衡平

前言

法律旨在创造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一个法律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仅要致力于实现正义，还要创造行之有效的秩序。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和正义都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通常是没有冲突的，它们往往会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紧密相连，融洽一致。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为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构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

法律对秩序的追求体现为对有形或者无形的规则的制定和遵守，是形式的；而法律对正义的追求体现为全社会对自由、平等、公平等原则的尊重和信仰，是理想社会的实质。但从现实的实践中，比如在上海发生的钓鱼式执法事件，可以看出秩序与正义的冲突时真切的存在着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尽管法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制度，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所以它就可能因此给解决每个个别案件带来困难。他因而提出，在某些得到明确规定的情形中，应当允许用特殊的衡平手段来纠正法律。这种衡平虽然有牺牲某种价值目标而达致目地之嫌，但其本身弱化了冲突，即在秩序价值得到整体维护的基础上争取了最大限度实现正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作为法律价值目标的秩序和正义

（一）关于秩序

在《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博登海默对“秩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1在自然界中，秩序模式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是不同的观点一致的地方，即在自然界大规模的运作现象的范围中，秩序压倒了无序。其实，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亦然，对秩序的追求也有其客观规律性。社会生活中需要规范来调整人类事务的领域更加广泛，甚至偶然在人们组成的聚集群体中，人们为了使该群体免于溃散也会强烈地倾向于建立一种良好的法律控制制度，形成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状态，从而维系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2004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另一方面，对法律对秩序的追求也体现了人们的心理诉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人具有重复在过去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或者安排的先见取向。即人们倾向于依赖于按照秩序所表明的固定的规则活动，而减少因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其次，人们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体现为他们反感于受到他人的专横待遇，即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先期期待。

由此可以看出，秩序对人类社会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人的生存离不开秩序。人的生存，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更大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完全分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而秩序就是防止人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最终使自己和社会走向毁灭。

2、人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秩序。秩序除了使人们有序地获得需求满足生存以外，良好的秩序有利于激励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进步。2

对正义的辩论一直是普遍关注而争论不休的问题。正义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

（二）关于正义

概念，不同的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看到的是正义的不同方面，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柏拉图在其《共和国》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正义共和国的学说。他认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每个公民必须在其所属的地位上尽自己的义务，做与其本性最想适合的事情。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存在于某种平等之中。他把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实现资源与经济地位平等化的更为广泛的规划。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则明显不同于前人，他认为同正义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

在法律思想史中，正义与“自然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启蒙时代，自然法被认为是一种符合正义要求的、完整的和既有的规则体系。但这一也颇有争议的。正义并不能跟自然法完全等同，自然法是正义制度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和代表者，但自然法所包含的并不是正义的全部内涵，它是由那些最低限度的公平和合理的标准组成的，比如禁止杀人；在财产领域中的禁止偷盗、劫掠别人的财产。而正义除此还包括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制度中被认为是正义的规则和政策，以及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而成为法律有序化的远大的和终极的目地。

综合各家对正义的价值内涵的争论，博登海默对此给予同样的关注，即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包括自由、平等、安全和公共福利。具体而言：

1、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 2 张云秀，论法律与和谐的共同价值追求——秩序与正义，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个显著位置。要求自由的欲望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整个法律正义的哲学就是一自由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然而，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即这种自由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2、由于所有社会都遵循规则或者一般标准，所以通过规范制度本身的运作就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为正义而斗争，在一定情况下都是为了消除一种法律上的或为习惯所赞同的不平等安排而展开的。笔者认为，平等作为正义的一个内容也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因为人们对平等的自发需求和任何时期被任何人所享有的平等是绝对的，而对合理歧视的承认又是其相对性的表现。3

3、安全是正义的一张幕后交椅，是因为安全在法律秩序中的作用具有从属性和派生性，它的存在有助于人们的自由、平等以及后文中的公共福利的实现和维持。

4、公共福利作为正义的一个内容，实际上也是对自由、平等、安全的价值整合。博登海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

二、秩序与正义的冲突

从上述对秩序和正义的界定可以看出，秩序是法律在形式上的价值表征，正义则反映法律的实质上的价值取向，因而，只有法律在形式和实质上相一致时，秩序和正义才会和谐共存。然而，秩序与正义的不一致是常态，秩序与正义的冲突问题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是常有发生的。秩序与正义都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而不能同时实现，因为任何人为的制度都不可能同时实现两种价值，即一仆不能侍二主。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两种极端的假设：没有秩序的正义和没有正义的秩序。若是没有秩序的正义，表现为社会对正义的机械的、僵化的信仰和崇拜，人们按照这种要求建立的规范是极其苛刻的，甚至超过了人的承受范围。而没有正义的秩序，表现为徒有一套规范制度的形式，完全忽略了制度背后的岌岌可危的基础。没有正义的秩序是可能存在的，如一定范围内的专制。但是正如约翰·迪金森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我们还需要该制度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的。否则，这个制度就会不可行；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会不断的被人们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则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

应当看到，世界上绝大多数法律都在尽量避免走这两个极端，并找到了调和两者的手段。但在实践中，秩序和正义的冲突也是偶尔存在的。

例如，为了秩序的维护而牺牲一定的正义，即基于法律的规范及其所蕴含的目的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执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倾向于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维护一贯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亦或是为了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践行法律。以上 3 唐仲清，秩序、法律与正义——博登海默法律哲学微探，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海市的钓鱼式执法为例。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帮载一名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以“非法营运”为由扣车并罚款1万元。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在“钓鱼式”执法中，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据了解，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4对非法营运的黑车进行处罚，是基于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这本无可厚非。对非法营运的处罚也有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都有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执法者为了实现打击非法营运，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设下执法圈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对社会普遍认可的正义和道德秩序的一种破坏。一个政府的权威由其一贯的良好作风，如民主、公平、公正、透明的形成，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其产生信任。但政府作为执法者一方面标榜自己维护秩序和正义，一方面采取钓鱼式执法的方法，这就违反了执法正义的初衷，会造成社会整体的正义观的动荡，甚至引发社会的秩序混乱。

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例如，在特定的案件中，对正义的追求使执法者、司法者牺牲了有序的连续性。为正义的利益而背弃了既定规范的要求有时候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比如社会秩序在一定时期内的退步。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既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又是对种族歧视的自我反省，联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对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护，就要借助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判例。因此，1966年诞生的米兰达规则，不能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对米兰达强奸案作出判决，以米兰达规则代替了长期以来的“自愿性”测试。米兰达规则包括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4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3904.htm，2009年10月24日访问 两个部分，这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美国法律的程序正义中的一个大的突破。但应当看到，米兰达规则产生伊始，哈兰大法官就对其可能放纵犯罪的结果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表示了忧虑。很多学者也认为，米兰达规则会造成巨大的执法障碍，严重影响警察破案率，造成放纵犯罪、威胁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根据早期的调查数据显示，米兰达判决之前的讯问成功率为55%到60%。例如，1960年加里佛尼亚州两个城市中的自白率分别为88.1% 和58.1%。1961年底特律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白率为60.8%，到1965年稍稍降低至58.0%。1960年纽黑文的自白率为58%-63%。但根据卡塞尔在1996年对盐湖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进行的实证调查的数据，总体的自白率仅有33.3%，明显低于米兰达判决之前的水平，因此能够验证米兰达规则使自白率有所降低的假设。同时，在未实行米兰达规则英国和加拿大，自白率都超过60%，英国警察在61%-85%的案件中都能得到嫌疑人自白，在加拿大这一数字为70%，这些也说明美国适用的米兰达规则对嫌疑人自白有抑制作用。5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米兰达规则的确造成了对既成的社会秩序的冲撞，并导致社会秩序在一定范围内的破坏。

综上所述，秩序和正义都作为法律的价值在实际生活中会产生冲突，可能出现牺牲一方偏颇一方的情况。但是，秩序和正义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相反，在一个健全并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秩序与正义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表现为正义表征着秩序；正义是秩序的内在规定性；秩序和正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等。而这一切的关键可以归结为，秩序与正义的衡平。

三、秩序与正义的衡平

（一）制定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

正如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论述的那样，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因此，要实现秩序与正义的衡平，首先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这就要求法律在形式效力上能够实现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系，还要反映社会整体的正义观念。只要一个法律制度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和要求，社会就会认为该项法律制度是正义的，或者其合理程度至少是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而无可辩驳的真理。因此法律规范制度形成以后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也要随之有一定的调整，使之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所代表的正义相适应。法律本身的稳定性、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还必须服从这种发展进步所提出的正义要求，这就涉及法律的修改问题。法律的修改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可能是缓慢而渐进的，但它的确会使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变革，因此，必要的法律修正要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有序的进行，并且要对法律的修正而受到损害的人保 5 http://hi.baidu.com/ewang77/blog/item/d0ad7dadb86f94084b36d6b8.html，2009年10月24日访问 证其损害为最低限度。

（二）法律的执行

制定一套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在现阶段还是一个尚未达到的目标，因而就现有的法律规范制度而言，要确保秩序的维系和正义的实现就要依靠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力量。现有法律尤其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就有利于确保该项法律规则得以有效的遵守和实施，进而有利于秩序的建立。而且，如果大多数公民都分享了该项法律规则所传达的正义观念，那么可以认为法律规范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执法者在执法时可能会对秩序和正义的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选择。在司法裁判中也是一样，司法机关可能为了着重维系社会秩序而牺牲一定的正义，或者为彰显社会正义而一定的秩序的牺牲为代价，这就是司法机关的裁量，即对法律的秩序和正义的衡平。执法和司法总的来说是为了法律的秩序作用及其增进正义的目的。但是由于人和制度规范的缺陷，即人不是神圣全能的人，制度也不是成熟的和高度发达的制度，那么执法和司法中的裁量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或者称之为比例原则，以实现秩序与正义的衡平。

综上所述，完善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与法律的执行是调和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义冲突的两种解决方式，而两者又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因此，实行法治就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路径。

四、结语

法律的秩序价值和正义价值都是法律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两者不可偏废其一。但在现阶段不能依靠绝对完善而强大的法律规范实现秩序和正义的最大限度的共存，因此要调节秩序价值与正义价值的冲突，就需要对两者进行衡平。而将两者统一于法治化建设无疑是一个最优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目标，它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建构和实现，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民主法治建设，因此要集中力量建立民主法治制度。

参考文献：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2004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五篇：正义的理想与误区

正义的理想与误区

审判委员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未有先例。司法理论一般认为，审判组织形式只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案件持有最终决定权的并非承办法官本人或合议庭，而在于其审判组织内部设置的审判委员会。而且，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远超过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法院设

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在于将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从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避免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正义。然而，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背离公开、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的价值方向，在回避制度、受案范围和工作运行等方面的矛盾与不足也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案件审理的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更从根本上妨碍了诉讼程序的公正与司法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初衷固然美好，也曾在一定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其在新的实践中却日益偏离正义的理想，进入了万劫不复的误区。

一、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1962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

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

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

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设立的审判委员会机构中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显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协调。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样的法律规定表明，客观上使审判委员会的司法权隶属于院长行政权之下。在操作上，审判委员会也缺乏科学的、具体的法律程序立法规定，其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具有公开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但纵观《人民法院组织法》里没有任何关于“决定”案件的职权和功能与审判委员会的调查、质证、回避、异议案程序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并且不负错案追究的责任。这样就给了这个组织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审判工作的不协调。因此，有学者指出，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被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委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委会决定作出判决;而且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只不过要注明“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职权、功能在法律规定上的不一致、不明确，表明了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

3．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是当今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和审判人员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一般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如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双方各自的证据、理由，合议庭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后提出适用法律以及最后处理意见。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而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汇报的情况各自发表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这实际上是在审判委员会委员未直接听证的情况下，对案件又进行了一次审理，而这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符合公开原则。再者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它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有哪些审判委员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典型的“黑箱操作”。这样不但不能体现审判公开原则，使合议庭审理案件成了走过场，程序公正更是无法实现。

审判人员庭审时受到当事人的“威逼利诱”从而采用审判委员会制度，乃至审判的不公开，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其结果只会因小失大，付出更大的司法代价。

4．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直接审理原则，导致审、判分离，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

所谓直接审理原则，是指凡是参加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直接审理原则，使“审”与“判”统一于同一主体，防止了中间环节传导过程造成的“失真”。而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一般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而是仅仅根据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这样，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就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庭审活动自然会趋于形式化，审、判脱节的现象也由此而生。这显然有悖于直接审理原则，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审判人员审判案件是认识案件的过程，应遵守认识规律。法官在审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照一般经验形成心证。这种心证只有法官在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耳闻目睹证据的基础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但是，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成员之间传阅案卷或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概要，承办人的“汇报”和庭审笔录都是“传闻”。由于“传闻”缺乏可靠性，为了排除“传闻证据”在案件裁判中的运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裁判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具有出庭能力的被告人、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出席法庭的条件下，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证据必须经法官直接采证获得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方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主张，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均得以言词方式进行，任何未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与之相类似，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人在法庭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内容被他人以书面方式提交法庭，或者由其他出庭证人向法庭转述或复述，这种书面证言和转述证言均为“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大陆法系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的原因，不是因为书面证言和“转述”、“复述”与案件事实无关，而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以及人为的欺骗，传闻证据很容易被歪曲：它不来源于在场的证人，该证人既不能对其证言起誓，也不会受到质证，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检验”。审判委员会成员没有参与案件开庭审理，其裁判依据都是“传闻证据”，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其结论的不可靠，决定了我国设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实体正义的不可实现性。

为了排除当事人的不正当影响而使审判分离无异于本末倒置，“倒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

5．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司法要保障程序正义，何谓程序正义，内涵因国而异，但“自然正义”作为一项十分古老的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便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程序正义标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它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要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不得审理该案件，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因个人私利枉法裁判，使任何正直的人在外观上不对法官裁判的公正性有任何怀疑。所以，各国在诉讼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回避制度。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具体情形，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使当事人无法知道案件是否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哪些法官属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只能徒具虚名。

设置回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排除与当事人有牵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保证公正原则的实现。这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人民法院要真正保障当事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审判该案的法官必须公开，或者说案件的当事人必须知道由谁来审判这一案件。如前所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公开的，而公开的合议庭成员却又没有判决权，当事人面对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的“黑幕审判”无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因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际上不但没有能够排除干扰，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正义，反而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不公审判的可能危险。

（二）现行审判委员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偏差，“后天难补”，问题颇多

从当前实践中看，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些问题，是造成目前我国法院法官素质提高不快，浪费人力财力，司法活动效益不高的—个重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级制度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形式

我国的法律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使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审级制度、独任审判、合议庭流于形式。本来，三大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审理。而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打乱了这一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案件明明是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却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判委员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严重打击了审判员的积极性。

3．现行审判委员会定案的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

当前，全国大部分法院都在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度，这对于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不公开的，从而使其不受社会监督，而法律对其监督没有规定。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难以确定。法律上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没有规定任何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判委员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造成各庭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严重依赖，责任性不强。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人人有责”其实就是“人人无责”。对于错案，责任不明，无法追究。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现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影响及时判决和诉讼效率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以下三项职责：一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二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三是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没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学理上也没有统一的严格标准，加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考虑，如合议庭或主管院长常以所谓疑难或意见不一致为由将一般案件提交审委会，致使大量案件，包括一些普通案件，都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明显超出了法律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使审委会成了大合议庭。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法律又没有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致使许多案件在庭审结束后，要等很长时间才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讨论后，有的案件即可作出判决，有的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造成少数案件长期悬而不决，甚至严重超过审判期限。

4．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并不一定能保证案件的质量

因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是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庭的庭长组成，这些人除了对本专业的案件和本庭的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并非本庭和本专业的案件则说不出所以然，这里除了对案件的情况不熟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许多法院院长、副院长原先大多是从其他行政领域调任的领导干部，业务素质并不过硬。因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一些内行在决定案件。同时，由于前述的原因造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数量过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审判委员会和委员无法充分了解案件，加之汇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详细汇报案情，所以，在这种仓促的程序下确定的案子质量是难以保证的。

另外，认为审判委员集体讨论案件比合议庭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及中国“熟人社会”的现实，结果很可能不是排除干扰，而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而且人数多少并不决定结果的正确与否，少数人可能掌握着真理，而多数人也可能形成暴政。

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性建构

面对正义的理想与误区，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设计进行了反思。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学者的争议。

有学者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了一番“温和的辩护”，认为应当支持而不是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对于基层法院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就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如果将其废除，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只会更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色彩。由于法官素质较低，审判委员会违反审判规律的现状是难以避免的。

也有学者认为应改良审判委员会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扩大合议庭、独任法官的职权。审判委员会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对具体案件的指导，应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或取消统一的审判委员会，成立若干专业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行使否决权而不是变更权。

另外还有比较激进的学者认为应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根本缺陷是无法通过现行司法体制内的改良来弥补的，其正面作用不大，负面影响却不小，且会永久性地危害我们的司法制度，与其在稳固审判委员会这种难以增进司法公正的事业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机制去解决目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问题；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案件的处理权真正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庭，既符合世界各国司法的通则，又体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将法官素质低下作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根据是片面的。现阶段司法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体制和不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法官素质不高是其必然结果而非根本原因。建国50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可考虑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激进地要求立即取消这一制度似乎也未可取。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惯性的，且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结合中国当前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充分考虑司法保障正义的理想与实践现实，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追逐理想：树立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远期目标

司法正义永远是我们追求不息的目标与价值。出于对中国审判模式的远景构想，我们终究应该将摈弃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为改革的远期目标。我们认为可以：

1．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把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另外的审判组织直接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为我们可资借鉴。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参照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在刑事、民事等各业务庭中组成两种合议庭，分流审理。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可以通过参加合议庭的方式参与案件审判，确保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质量。

2．成立各项审判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不是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应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其进入可设置一定门槛，如合理的考核考试等，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是审判组织，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负责。

3．最高法院建立司法解释委员会。主要由首席大法官、大法官组成，专门负责对种种法律的解释和对各地法院适用法律中遇到问题的答复，以排除司法的地域差异过大，使审判标准趋向统一。

(二)立足现实：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近期方案

近期内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应成分考虑社会现实与司法实际，改革措施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我们认为：

1．针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可考虑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首先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明确重大、疑难案件的具体标准，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限制乃至剥离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实现审判委员会工作重心向“总结审判经验”复归，使审委会从繁忙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

2．针对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的问题，可考虑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组成制度，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方式吸收优秀的法官作为成员，并且规定任期和考评方式，建立“可进可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打破论资排辈，摒弃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做到唯才是举，唯贤是用。通过推荐测评考核，大胆起用一些审判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审判员充实到审判委员会，建立优胜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确保审判委员会的活力和最高审判权威及业务权威。

3．针对审判委员会缺乏回避制度的弊端，可考虑引进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具体作法是合议庭在休庭评议后，认为该案需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在继续开庭后将这一评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同时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既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公正的真正实现。

4．针对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审判分离的尴尬，可考虑实行审委会旁听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可能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庭审时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到庭旁听，直接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和陈述，对于没有参加旁听的委员，一般不应参加审委会对该案的研究，目的是确保审判委员会全面准确地吃透案情，增强感性认识和整体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和做出正确判断奠定基础，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质量，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5．针对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和法官之间权责不明确，可考虑加大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大力推行审判长负责制。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就对审判委员会的实体案件决定权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规定“对于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即是说，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仅限于“疑难、重大、复杂”案件；而且，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合议庭有先决权，只有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才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定应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组织形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并规定“在审判长选任制度全面推行的基础上，做到除合议庭依法提请院长提交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议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在此纲要中，较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直接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又有所缩小，不包括“复杂”类案件。作为改革的过渡期，虽然依旧保留了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存在，但其受案范围已受到限制。主持审判工作的审判长有了更多自主权。审判长拥有合议庭选任权、案件审理权和判决书签署权，并对案件的审理负全权责任。同时，审判长权力的扩大与职责的增加同职业风险具一致性，在出现错案情况下，审判长负主要责任，具体承办人员负相应责任。这就避免了目前审判委员会不审而判，责任却由无决定权的承办人承受的不合理现象。

6．针对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不规范，可考虑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议事规程。设立审判委员会专职工作机构，保证审判委员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法定人数、议事规则等，使审委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

一项制度的理性建构，是应该充分考虑制度设置的理想与实践基础双重元素的。我们不能放弃对于正义理想的追求，但任何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制度设计只会进入理想的误区，导致南辕北辙，心猿意马。合理的中国审判模式远景应该是对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基础作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所做的设计。因此，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修改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并最终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这一种审判组织，完成审判模式的重要过渡，不仅是必要，而且可行。它的实施，将大大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