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标准[最终版]
法律与正义
若晓春一梦
【摘要】正义作为法律价值追求的一个方向,一直为学者所青睐,但是对正义的认识,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定义、理解,现实中对于正义的实现或者侵犯对于法律的发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正义是在保障权利,实现公平,合乎法制精神的条件下实现的各得其所,在一种公正的体制下进行的权利(权力)义务的再分配。无论是其规范的过程还是实现的过程或者矫正的过程,最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坚持人本思想,实现“人”的利益与需求。这篇文章将是跟随前辈们的足迹进行的一次探析。
【关键词】法律价值正义体制公正以人为本
正义以满足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需求为前提,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正义的考量往往夹杂了道德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实现正义的保障应该最终还是法律的规制,所以正义作为法律追求的一个价值方向,在学界反复论证,从立法的目的到司法的过程,到法律的监督,都是正义实现的过程。那么什么是正义,正义本身有应该具有哪些标准和为“人”所能接受的价值,对于正义的探讨对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意义又在哪里,笔者将在本文进行简单的探究和分析。
一、正义释义
对于正义的定义或者理解,因为不同的立场而表现的不尽一致,但是对于正义的认识或者实质的问题都具有相近性或者相似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意味着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状态中被一致认同的,或者说,意味着社会合作条件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一致同意的,所以达到的是以公平的契约,所产生的结果也将是公平的结果。①由罗尔斯的观点可以看出,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在保持公平的状态下,以一定的合意或者契约为基础使得结果或者实质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笔者认为正义是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确保在同等条件下的个人或者群体能够① 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罗尔斯 〈正义论〉1971年》第54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享有同等的权利,履行同等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权利能够得到维护,最低标准则是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一个有序的范围内权利不受侵犯或者当权利被侵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而这种正义则是在以公平为原初状态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维护和实现。
在法律秩序下的正义与道德标准下的正义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在传统的理念下,人们的正义标准则为在一个相对封闭或者狭小的圈子里,不为他人侵犯而能够使自己的需求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满足,这种道德追求的正义与当时人们生存、生活、发展的社会条件,心理条件,历史条件,物质生活水平,实践基础紧密相关,无论处于哪个时代或者科技水平条件下,人们的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性则与当时人们追求的正义具有一种逻辑和客观上的自洽性。就如同康德认为,刑罚中应该实现的是一种等害报应的理论,即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如果当对方或者施加危害的人为“独眼龙或者没有牙齿”,这种等害报应存在或者实现的可能性则就不存在。在道德理念下的公平始终是以当时的环境和一定条件下的思想观念为主导,在很多情况下缺失了法律所具有的理性和价值平衡的功能。
在法律价值内所追求的正义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①,然而,任何法律是不排除习惯法的,在法律规制的的范围内人们的追求与摄取应符合法律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背后就是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存在,例如诚实信用原则,若有人背弃,则是非正义的,法律将会给予其惩罚性措施,所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或者相互的平等主体之间,正义只是权利的行使和和义务的履行,当然,基本原则的存在就使得在权利与义务之上存在着更具导向性的法规,自然法学派在坚持实在法与自然法二元分离的基础上认为,“在并不完善的实在法上,还存在这一种更高的完美的法,这就是自然法。”②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是不得违反长期以来在社会生活,人与人当中形成的习惯或者被公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道德标准。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美德。而在对正义的理解上,都认为正义应该是“善”,若非善,则必非正义。我国儒家思想中① 对于法律是否应该完全排除道德,学界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以新自然法学派“恶法非法”和分析法学派的“恶法亦法”最具代表性。
② 李龙主编《良法论》第2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有“仁”的理念,法家思想中有“令顺民心”的追求,墨家思想中的“兼爱非攻”等都是以善为目标,为追求的,同时也主导了一个时代或者更为久远的正义观念。
二、什么是正义
(一)正义是各得其所
正义是各得其所,即分配的正义,所关注的对象是在社会成员或者一定的群体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配置问题。要实现这种正义,就是通过立法的规制来实现的,“通常是由享有立法性权利的当局来处理的。”对于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赋予与分配的问题,如果要实现各得其所,就要避免歧视,对相同的情况给予同等待遇,“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品质、才能、地位、身份、贡献分配机会、财富和权利(权力)”②,但是其中又隐含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平的的可能,即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层次,社会地位,个人水平的不同而应该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各得其所的基础或者赖以生存的土壤。对于各得其所,就是要满足人的自然状态下或者社会状态下的需求和需要。①
(二)正义是一种报应的对等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犯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人的目的⋯⋯他必须首先被发现是有罪的和可能受到惩罚的,然后才能考虑为他本人或者为他的公民伙伴们,从他的惩罚中取得什么教训。这是康德在承认报应的正义基础上承认刑罚的正当性,而后才认可刑罚的功利性的,虽然随康德的等害报应的认可作出了批判,并且获得了长足的法展,但是,当正义作为法律所追求得一个目标和价值理念时,报应的对等性也就自然的体现出来了,无论这种对等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都不会影响正义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的。
(三)正义应该是形式上具有平等性 ①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27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②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3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2009年重印)
正义的平等性是以一定的视角为基础的,即属于同一范围或阶层的同样的对待。罗尔斯构建了一个“原初状态”的理论,以这种状态来实现完全的平等或者在公平状态下的正义。使得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并且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达到:被合理的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东风这种理念的基础是以平等的分配和获益为前提,虽然允许存在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应该是以可期待的利益为限制,是在一种完全开放的平等基础上来实现的。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是至高无上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但是罗尔斯的这种认识也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是对社会契约论的一种完善和重构。
(四)正义是自然存在的,也是理想的关系
正义的自然存在是以人的自然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提出的,这种自然存在是在对自然法的认可和以社会道德的衡量为标准的,凡是符合当时生活的社会心理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都是正义的,不挑战传统理念下的对自然正义的认可就是正义,质言之,“就是符合人的本性,合乎人的生命本质的就是正义”①。如国际制定的实在法不符合自然法,那就是与人们结成社会,建立国家的初衷相违背的,因而就会被社会成员反对,而反抗“非法之法”也是社会成员的权利。正义作为理想关系的存在,就是一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消除不平等待遇,成员之间不存在歧视等,都是理想中的正义关系,但是这种理想在自然状态下视难以实现的,只有当法律给予明确规定,使得各成员之间相互达到一种和谐,实现整体的正义追求。
(五)正义是指法制或者合法性
法制或者合法性应该是在社会条件下,各个体或群体都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活动,参与社会生活,而这种规则就是法律。理性是法制的应然性特征,法律架构下的正义也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上确保参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够在同一制度下生活,不存在特权阶级,也不存在无保障的弱势群体。法律只有在符合“正义“时才能取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信任,并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法治国家因此而建立,法治社会因此而形成。“其核心观念就应该是消除任意性,①李龙主编《良法论》第2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特别是消除特权。因此人是受法的统治而不是受人的统治的观念就涌现出来了”①
(六)正义是指一种公正的体制
正义是以一种公正的体制为基础实现的,而这种公正的体制的创设则要依赖于法律的规制。法律所追求的公正的体制应该是以立法为法律价值的规范的过程、以司法法律价值的实现过程、以监督为法律价值的矫正过程。而现在这一过程中就应该坚持价值的合理性,坚持以人为本。在公正的体制的创设互和实现的过程中,以人的价值追求为出发点,“无论是他还是它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人或该物就是正义的;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部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正义的”。②
三、法律正义对当代我国法制建设与完善的意义
我国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当前存在的现实状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法的价值观未能内化为社会自觉意识,传统法的价值观仍作为历史底蕴,资本主义法的价值观在不断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的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庞杂综合体”③。所以导致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多质性、冲突性、失衡性。大致表现为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重集中价值,轻民主价值;重义务价值,轻权利价值;重实体价值,轻程序价值;重秩序价值,轻自由价值;重效益价值,轻公平价值。
其实在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长期以来的法律思想形成了我国重集体、轻个人的惯性,在取舍中总是以牺牲个体来保全集体,以牺牲小集体来保全大集体的思想观念难以改变。
在未来的法制建设中,笔者认为发展方向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分配资源,追求一种理性的平衡和质性的正义,而应该有选择的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制为国而可弃民的思想。只有注重个人的价值和利益的基础上,法制国家的建设才能保持良性和健康的态势发展。
①
②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3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2009年重印)【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27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③李龙主编《良法论》第28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1、李龙主编《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2、【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 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2009年重印)
4、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5、王立峰《康德的惩罚观:公正优先兼顾功利———读〈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刊登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24卷第5期2006年9月
第二篇: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义
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义
摘要 秩序和正义是法律一直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秩序是法律规则的确定及适用方法的确定。而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法律对正义的追求也凸显着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现实生活可以看出,秩序与正义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要实现对秩序和正义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其一,只能寻求秩序与正义在实践中的衡平。
关键词 秩序 正义 衡平
前言
法律旨在创造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一个法律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仅要致力于实现正义,还要创造行之有效的秩序。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和正义都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通常是没有冲突的,它们往往会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紧密相连,融洽一致。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为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构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
法律对秩序的追求体现为对有形或者无形的规则的制定和遵守,是形式的;而法律对正义的追求体现为全社会对自由、平等、公平等原则的尊重和信仰,是理想社会的实质。但从现实的实践中,比如在上海发生的钓鱼式执法事件,可以看出秩序与正义的冲突时真切的存在着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尽管法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制度,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所以它就可能因此给解决每个个别案件带来困难。他因而提出,在某些得到明确规定的情形中,应当允许用特殊的衡平手段来纠正法律。这种衡平虽然有牺牲某种价值目标而达致目地之嫌,但其本身弱化了冲突,即在秩序价值得到整体维护的基础上争取了最大限度实现正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作为法律价值目标的秩序和正义
(一)关于秩序
在《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博登海默对“秩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1在自然界中,秩序模式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是不同的观点一致的地方,即在自然界大规模的运作现象的范围中,秩序压倒了无序。其实,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亦然,对秩序的追求也有其客观规律性。社会生活中需要规范来调整人类事务的领域更加广泛,甚至偶然在人们组成的聚集群体中,人们为了使该群体免于溃散也会强烈地倾向于建立一种良好的法律控制制度,形成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状态,从而维系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2004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另一方面,对法律对秩序的追求也体现了人们的心理诉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人具有重复在过去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或者安排的先见取向。即人们倾向于依赖于按照秩序所表明的固定的规则活动,而减少因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其次,人们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体现为他们反感于受到他人的专横待遇,即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先期期待。
由此可以看出,秩序对人类社会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人的生存离不开秩序。人的生存,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更大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完全分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而秩序就是防止人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最终使自己和社会走向毁灭。
2、人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秩序。秩序除了使人们有序地获得需求满足生存以外,良好的秩序有利于激励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进步。2
对正义的辩论一直是普遍关注而争论不休的问题。正义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
(二)关于正义
概念,不同的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看到的是正义的不同方面,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柏拉图在其《共和国》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正义共和国的学说。他认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每个公民必须在其所属的地位上尽自己的义务,做与其本性最想适合的事情。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存在于某种平等之中。他把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实现资源与经济地位平等化的更为广泛的规划。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则明显不同于前人,他认为同正义相联系的最高价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
在法律思想史中,正义与“自然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启蒙时代,自然法被认为是一种符合正义要求的、完整的和既有的规则体系。但这一也颇有争议的。正义并不能跟自然法完全等同,自然法是正义制度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和代表者,但自然法所包含的并不是正义的全部内涵,它是由那些最低限度的公平和合理的标准组成的,比如禁止杀人;在财产领域中的禁止偷盗、劫掠别人的财产。而正义除此还包括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制度中被认为是正义的规则和政策,以及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而成为法律有序化的远大的和终极的目地。
综合各家对正义的价值内涵的争论,博登海默对此给予同样的关注,即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包括自由、平等、安全和公共福利。具体而言:
1、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 2 张云秀,论法律与和谐的共同价值追求——秩序与正义,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个显著位置。要求自由的欲望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整个法律正义的哲学就是一自由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然而,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即这种自由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2、由于所有社会都遵循规则或者一般标准,所以通过规范制度本身的运作就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为正义而斗争,在一定情况下都是为了消除一种法律上的或为习惯所赞同的不平等安排而展开的。笔者认为,平等作为正义的一个内容也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因为人们对平等的自发需求和任何时期被任何人所享有的平等是绝对的,而对合理歧视的承认又是其相对性的表现。3
3、安全是正义的一张幕后交椅,是因为安全在法律秩序中的作用具有从属性和派生性,它的存在有助于人们的自由、平等以及后文中的公共福利的实现和维持。
4、公共福利作为正义的一个内容,实际上也是对自由、平等、安全的价值整合。博登海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
二、秩序与正义的冲突
从上述对秩序和正义的界定可以看出,秩序是法律在形式上的价值表征,正义则反映法律的实质上的价值取向,因而,只有法律在形式和实质上相一致时,秩序和正义才会和谐共存。然而,秩序与正义的不一致是常态,秩序与正义的冲突问题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是常有发生的。秩序与正义都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而不能同时实现,因为任何人为的制度都不可能同时实现两种价值,即一仆不能侍二主。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两种极端的假设:没有秩序的正义和没有正义的秩序。若是没有秩序的正义,表现为社会对正义的机械的、僵化的信仰和崇拜,人们按照这种要求建立的规范是极其苛刻的,甚至超过了人的承受范围。而没有正义的秩序,表现为徒有一套规范制度的形式,完全忽略了制度背后的岌岌可危的基础。没有正义的秩序是可能存在的,如一定范围内的专制。但是正如约翰·迪金森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我们还需要该制度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的。否则,这个制度就会不可行;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会不断的被人们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则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
应当看到,世界上绝大多数法律都在尽量避免走这两个极端,并找到了调和两者的手段。但在实践中,秩序和正义的冲突也是偶尔存在的。
例如,为了秩序的维护而牺牲一定的正义,即基于法律的规范及其所蕴含的目的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执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倾向于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维护一贯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亦或是为了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践行法律。以上 3 唐仲清,秩序、法律与正义——博登海默法律哲学微探,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海市的钓鱼式执法为例。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帮载一名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以“非法营运”为由扣车并罚款1万元。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在“钓鱼式”执法中,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据了解,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4对非法营运的黑车进行处罚,是基于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这本无可厚非。对非法营运的处罚也有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都有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执法者为了实现打击非法营运,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设下执法圈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对社会普遍认可的正义和道德秩序的一种破坏。一个政府的权威由其一贯的良好作风,如民主、公平、公正、透明的形成,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其产生信任。但政府作为执法者一方面标榜自己维护秩序和正义,一方面采取钓鱼式执法的方法,这就违反了执法正义的初衷,会造成社会整体的正义观的动荡,甚至引发社会的秩序混乱。
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例如,在特定的案件中,对正义的追求使执法者、司法者牺牲了有序的连续性。为正义的利益而背弃了既定规范的要求有时候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比如社会秩序在一定时期内的退步。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既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又是对种族歧视的自我反省,联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对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护,就要借助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判例。因此,1966年诞生的米兰达规则,不能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对米兰达强奸案作出判决,以米兰达规则代替了长期以来的“自愿性”测试。米兰达规则包括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4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3904.htm,2009年10月24日访问 两个部分,这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美国法律的程序正义中的一个大的突破。但应当看到,米兰达规则产生伊始,哈兰大法官就对其可能放纵犯罪的结果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表示了忧虑。很多学者也认为,米兰达规则会造成巨大的执法障碍,严重影响警察破案率,造成放纵犯罪、威胁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根据早期的调查数据显示,米兰达判决之前的讯问成功率为55%到60%。例如,1960年加里佛尼亚州两个城市中的自白率分别为88.1% 和58.1%。1961年底特律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白率为60.8%,到1965年稍稍降低至58.0%。1960年纽黑文的自白率为58%-63%。但根据卡塞尔在1996年对盐湖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进行的实证调查的数据,总体的自白率仅有33.3%,明显低于米兰达判决之前的水平,因此能够验证米兰达规则使自白率有所降低的假设。同时,在未实行米兰达规则英国和加拿大,自白率都超过60%,英国警察在61%-85%的案件中都能得到嫌疑人自白,在加拿大这一数字为70%,这些也说明美国适用的米兰达规则对嫌疑人自白有抑制作用。5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米兰达规则的确造成了对既成的社会秩序的冲撞,并导致社会秩序在一定范围内的破坏。
综上所述,秩序和正义都作为法律的价值在实际生活中会产生冲突,可能出现牺牲一方偏颇一方的情况。但是,秩序和正义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相反,在一个健全并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秩序与正义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表现为正义表征着秩序;正义是秩序的内在规定性;秩序和正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等。而这一切的关键可以归结为,秩序与正义的衡平。
三、秩序与正义的衡平
(一)制定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
正如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论述的那样,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因此,要实现秩序与正义的衡平,首先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这就要求法律在形式效力上能够实现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系,还要反映社会整体的正义观念。只要一个法律制度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和要求,社会就会认为该项法律制度是正义的,或者其合理程度至少是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而无可辩驳的真理。因此法律规范制度形成以后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也要随之有一定的调整,使之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所代表的正义相适应。法律本身的稳定性、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还必须服从这种发展进步所提出的正义要求,这就涉及法律的修改问题。法律的修改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可能是缓慢而渐进的,但它的确会使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变革,因此,必要的法律修正要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有序的进行,并且要对法律的修正而受到损害的人保 5 http://hi.baidu.com/ewang77/blog/item/d0ad7dadb86f94084b36d6b8.html,2009年10月24日访问 证其损害为最低限度。
(二)法律的执行
制定一套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在现阶段还是一个尚未达到的目标,因而就现有的法律规范制度而言,要确保秩序的维系和正义的实现就要依靠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力量。现有法律尤其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就有利于确保该项法律规则得以有效的遵守和实施,进而有利于秩序的建立。而且,如果大多数公民都分享了该项法律规则所传达的正义观念,那么可以认为法律规范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执法者在执法时可能会对秩序和正义的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选择。在司法裁判中也是一样,司法机关可能为了着重维系社会秩序而牺牲一定的正义,或者为彰显社会正义而一定的秩序的牺牲为代价,这就是司法机关的裁量,即对法律的秩序和正义的衡平。执法和司法总的来说是为了法律的秩序作用及其增进正义的目的。但是由于人和制度规范的缺陷,即人不是神圣全能的人,制度也不是成熟的和高度发达的制度,那么执法和司法中的裁量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或者称之为比例原则,以实现秩序与正义的衡平。
综上所述,完善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制度与法律的执行是调和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义冲突的两种解决方式,而两者又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因此,实行法治就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路径。
四、结语
法律的秩序价值和正义价值都是法律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两者不可偏废其一。但在现阶段不能依靠绝对完善而强大的法律规范实现秩序和正义的最大限度的共存,因此要调节秩序价值与正义价值的冲突,就需要对两者进行衡平。而将两者统一于法治化建设无疑是一个最优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目标,它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建构和实现,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民主法治建设,因此要集中力量建立民主法治制度。
参考文献: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2004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三篇:正义和理想的追求
正义和理想的追求
曼德拉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几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人的支持和喝彩。因此,有人说,曼德拉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曼德拉的反抗精神、对正义和理想的追求在童年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曼德拉出生在一个小村庄,9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从小曼德拉就经常目睹当地大酋长在解决部落争端过程中被白人政府的法律所约束,他逐渐萌发了寻求正义和平等的理想。年纪更大一些后,他多次领导同学抗议学校的白人法规,甚至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在一次次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立下志愿:要为南非的每一个黑人寻求真正的公正。
第四篇:追求正义(罗尔斯)
追求正义4000字!!!------结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
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
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罗尔斯《正义论》 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所
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何谓正义?《辞海》做出如下解释:对政治、法律、道德等
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
从哲学角度来看,正义是伦理学、政治学的基本范畴。“正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荀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正义
观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观,形成于私有财产出现后的社会。
不同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
为,人们按自己的等级做应当做的事就是正义;基督教伦理学家则认为,肉体应
当归顺于灵魂就是正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
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
到了20 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
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
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
罗尔斯1921年出生于马里兰的巴尔的摩,18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对神学产生浓厚兴趣,一度想成为一名公会牧师。二战时入伍服役,后来拒绝升
军官的机会退伍回大学念书。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获该校博士
学位。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尽管
著作不多,但其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
罗尔斯的正义论,追本溯源,可以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它的滥觞。但它有别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同样是讲正义, 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社会秩序,认为正义体现为国家和谐的秩序。而罗尔斯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 认为人的自由是正义的核心。
罗尔斯的正义思想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正义
论,继承了启蒙时期自由主义这一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修正和发展了启蒙
主义思想家的正义思想。这主要表现在: 罗尔斯从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出发, 推出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
权利。第二条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
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罗尔斯假定, 正义的两个原则之所以是公正合理的原则, 就在于它们是在原初状态中被人们一致同意的选择。原初状态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
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 选择的结果不受
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等所决定的状态。罗尔斯着重考察了两个正义原则
和功利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他借用“最大的最小值规则”来解决人们在正义原
则与功利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得出了两个正义原则正是由原初状态提出来选择
问题的合理答案这一结论。
罗尔斯认为, 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是一种合作体系中主要的社会安排, 它们支配权利与义务的分配, 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这样, 将正义的两个原则应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 就是要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 并对它们进行合理调节。具体地说, 正义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支配权利与利益的分配, 第二个原则就是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
第一个原则可概括为平等原则, 它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在罗尔斯看来, 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基本内容, 大致有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 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而且, 按照平等原则,这些自由都要求是一律平等的;因为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
第二个原则可以概括为差别原则。这一原则就是要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分配。因为社会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会因为社会、自然等因素而无法做到绝对平等;这就需要调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 使它合乎每个人的利益, 特别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同时, 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 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必须向所有人开放, 以便所有人都有可能进入权力地位和担当领导性职务。
罗尔斯认为, 正义的两个原则不是等量齐观而是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 只有在充分满足了前一个原则的情况下才考虑后一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第一个优先原则是自由的优先性, 即平等自由的原则对第二个原则的优先。因为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满足之后, 其他原则才能发挥作用
第五篇:电影《守法公民》观后感:如何追求-正义--
电影《守法公民》观后感:如何追求”
正义”?
如何追求”正义”?
——电影《守法公民》观后感
张小明在锦城
下载了一部电影《守法公民》,网传很不错!看后亦有震撼心灵之感,而且一时难以言说是非对错。而”是非对错”应该是我们通常说的”正义”的基本内涵了吧?”难以言说”则表明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01
”你无法反抗命运”
电影中,男主人公克莱德有着温馨的家庭——漂亮的妻子、乖巧的女儿,然而一场入室抢劫案中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并且目睹自己的至亲至爱被辱被
害。主诉检察官尼克在控告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和主要犯罪嫌疑人达比通过辩诉交易使得从犯阿米被判死刑,主犯达比从轻发落。从案发开始,到庭审过程中,达比对克莱德、尼克都曾邪恶的说:”你无法反抗命运!”,而且这句话也在影片中出现多次;这样一个具有长期犯罪史,并且暴虐成性、吸毒成瘾的”坏人”说出这句话颇具有讽刺意味!是的,克莱德难以反抗妻女被害的命运,尼克无法反抗司法系统的规则,他们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追求属于个人事业上的进步,有什么错吗?
法庭开庭前,克莱德找到尼克,希望尼克能够继续指控犯罪嫌疑人,而非达成”交易”;尼克称,有些证据上的问题法庭不予采信,不做”交易”的话可能面临两个人都无罪的判决!克莱德说:我亲眼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容貌,我知道我的女儿被达比杀了,这是事实。”你知道什么并不重要,法庭只看你能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尼克的这一句话让克莱德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从司法角度而言,尼克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是在区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但对于失去家庭、失去生命支柱的克莱德而言,他如何能接受这样的结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认识到:公权力无法实现他自身所需要的”正义”了!
达比走出法庭的时候,带着讽刺的口吻对尼克说:现在的司法体系好啊!远处的克莱德,看着达比罪恶的嘴脸及其走近尼克身边窃窃私语,那脸上的愤怒和仇视让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尼克看到了了,表情也是凝重的——他知道克莱德想要的是什么;当然,他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司法事业上的”胜利”也许不是单单的个案来评价的,但又毫无悬念是一个个具体的个案组成的。同僚说:做出决定并不困难,难的是接受决定!他们也谈到,在这个行业中”要学会不断的忘记”,这些话语都为剧情的深入发展埋下了伏笔。
02
是”正义”的缺席?还是”正义”的迟到?
尼克在一次次心里挣扎中一步步”前进”,十年后的他经验更加丰富、思路更加敏捷、工作更加干练,也拥有领导的信任和赏识,下属对他钦佩有加并愿意为之卖力,他俨然成为当地检察官中的佼佼者!当然,他也常有对家庭的愧疚——孩子懂事、听话,他却少了很多重要时刻的陪伴;面对妻子的”责难”,他无奈的继续奔向自己的”事业”!然而,那个当初怀着巨大悲痛转身离去的克莱德并没有”学会遗忘”,也没有”接受命运”;他策划了一系列”复仇”行动:首先是阿米执行死刑的药物被替换,本应该无痛苦的”注射死刑”变成了一场”残忍、不人道”的惩罚,给现场的司法官员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注射药瓶上的一句”无法反抗命运”让司法人员将矛头指向了已经被尼克”遗忘”在记忆深处的达比,而达比被找到的时候已经被残忍的杀害,肢解了25块——克莱德具有重大嫌疑!警方找
到克莱德的时候,他脱光衣服束手就擒;然而,就”谁杀死了达比”这个核心问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指向克莱德。
克莱德在能否对自己保释的问题上,对尼克基于其财产状况、可能逃跑以及犯罪手段残忍等情形提出的”不予保释”意见不屑一顾,侃侃而谈自己守法、首次被指控,公诉人无证据、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违反先例等等与保释相关的事实和依据,认为自己依法应该被保释!当法官表达倾向意见后,他顿时破口大骂法官为婊子,称其糊涂、没有是非、草菅人命……,克莱德对达比和阿米案件审理中的每个人都记得一清二楚!紧接着,克莱德虽然在监狱中,却通过和尼克的一次次”谈判”,因为对方一次次不履约、延迟履约,实施了精准的”报复”:达比的辩护律师、主审法官、尼克的检察官团队、尼克的检察官领导……都被非常干净利落、也非常冷静残忍、又极具现实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力的杀死!直至克莱德将矛头对准了整个司
法体系,试图摧毁以当地市长治下的整个司法体系的领导人的时候,尼克才最终阻止了他,并且让克莱德最终死在了自己的”计划”中!
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克莱德和尼克的心理也跟随着在变化、在反思。克莱德认为自己已经一步步的通过”教训”让尼克学会了尊重事实,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尼克也确实进行了这方面的反思:”我年轻的时候很想改变司法系统,我想去抗争,不惜代价、做到最好; 但是这里让一步,那里让一步,最后就陷入其中了 ,然后就意识到我想改变的司法系统已经改变了我……我已经迷失了道路了!”克莱德的一系列行动都表现出了计划周密、行动冷静、目标精确的特点,这和他毫不动摇的想要摧毁他认为已经腐败透顶的司法体系有关,当尼克无奈又愤怒的问到他何时能”收手”,诘问他”不断地杀人复仇,妻子和女儿就能感受到愉快了吗?”的时候,克莱德说了一句很痛苦,也很意味深长的
一句话:”她们什么也感受不到……她们已经死了!”而且声称自己并不单是为了”复仇”,而是要摧毁这一切,要做”像圣经一样伟大的事”——大概的意思就是毁灭和重生吧?
03
如何追求”正义”?
杀人犯罪造成的社会关系损坏具有一种”不可恢复性”.所有后续的补偿、惩罚,似乎都无法真正弥补死去的亲人给活着的人造成的心理创伤;但文明社会极力避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公正观,希望通过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去修补已经损坏的社会关系。然而,那种”自然正义”总是不会缺乏市场的,也总有人为之欢呼雀跃——复仇行动的成功会让人有一种”沉冤得雪”的快意(前阶段网络热炒的”张扣扣除夕杀人案”即有类似的体现);这大概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始终没有取消死刑的一个根本性原因。然而,克莱德的目标对准的是整个司法体系,试图凭借一己之力
摧毁不公的”体系”,这在根本目标上同尼克在反思中所谈到的”改变和抗争”是同一个问题。尼克通过的是一次次的妥协让步的方式,在司法体系中迷失了;克莱德通过的是一个个屠戮事件对之进行攻击,试图”彻底摧毁”司法体系。(当然,这里存在”方法错误”的问题:你只能摧毁”人”,无法真正摧毁”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尼克从事司法工作的”初心”,也可以说是克莱德的”终极目标”——他们都希望能够”改变”司法体系!
整个电影中当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追问”:为什么这么恶劣的案件会出现”证据不足”的问题,责任在于谁?这是不是说明确实存在司法腐败的问题?为什么尼克会选择”辩诉交易”,而不是像克莱德所说的那样”努力”去追究行凶者的责任?是考虑司法效率,还是平衡自己的”精力”?司法人员如何在个案中做出价值判断,做出”继续指控”还是”辩诉交易”的决定?克莱德为什么一直没有将尼克作为”惩罚”对象,而且相当于间接的帮
助了他在仕途上走的更远?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改变”了尼克吗?是认为”辩诉交易”不会再在尼克身上出现了吗?克莱德在一次次精确打击下,究竟能否达到摧毁”腐败的司法系统”的目的?这究竟是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伟大目标,还只是一个充满”偏见”的、具有破坏性的暴虐行为?我们应该为这样的”智慧”喝彩,还是应该对这样的”行为”批判?进而我们也可以问:”罪恶”能分级别嘛?能辨析谁的”罪恶”更重一些、谁的更轻一些?谁的”罪恶”应该受到残忍杀害的惩罚,谁应该受到一般的惩罚?克莱德美满家庭被摧毁给他带来的伤害更大,还是那么多无辜牺牲的检察官的家人受到的伤害更大?更加深刻地,我们还可以问:正义能否被”量化”?如何去追求”正义”?当我们谈到追求”正义”的时候,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有的可以试着回答,有的可能很难回答。但毫无悬念,这样的影片能够给人带来反思和警醒:我们在思考关于公正的问题的时候不单单从大处着眼,也要关注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个案;但愿,”公平正义的阳光”能够照进每一个具体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