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朝史学家钱大昕
清朝史学家钱大昕 第一节家世和早年生活
钱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雍正六年（1728）正月七日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并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向著名学者曹桂发问学。当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特别欣赏，在全县士林中也获得了较高声誉。先是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①。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
乾隆十四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宁谧的环境，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不长时间，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六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钱大昕因献赋称旨而被召诣江宁（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亲自出题进行复试。评卷揭晓，钱大昕中一等二名。为此，乾隆帝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当即任命为内阁中书。次年，他束装入都，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① 《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十年乙丑：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页17，上海书店1983 年版。
第二节仕宦生活与学术研究 钱大昕至京之初，所担任的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一职，是一个“三日一入直，十日一直宿”的闲散职务①，因此他便利用机会开始学术研究工作，很快在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钱大昕的学术研究，首先是从当时颇为薄弱的天算历法方面入手的。中国古代的历法向称先进，两千多年中，先后改历达七十余次，其大致情况皆载于历代史书历志。对此展开研究无疑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因其横跨历史、天算、数学几个领域，不少史学家往往避难就易，不做深入研究。面对这种情况，钱大昕毅然将之引为己任。中书任暇，他与吴烺、褚寅亮等人废寝忘食地学习数学大师梅文鼎的著作和先进的西方数学知识，并以其原理对历代史志所载天算一一加以审核验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于乾隆十九年，撰成《三统历术》一书，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其错谬之处则刊正脱误，于其文简意奥之处则疏通疑难，阐明大义。经过钱大昕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①。一举成为天算的专家，连时任礼部尚书领钦天监事的何国宗在涉及历算推步等繁难问题时，也常常向他请教。在钱大昕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同时，工部尚书秦蕙田又特邀他参加《五礼通考》的纂修工作。在编修中，钱大昕博览了经部有关书籍，这又促进了他后来深入进行经学的研究。
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乾隆十九年，钱大昕进士及第。这不仅使他调换了工作，即辞去内阁职务，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而且在此次会试中，与钱大昕一起中进士的还有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等学者。这些学者与钱大昕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和专长。他们共同钻研，互相补充，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于钱大昕日后的学术成就，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乾隆十九年到三十一年，是钱大昕仕宦颇为顺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以其古学 1 深邃而得到了乾隆帝器重。乾隆二十二年，他由翰林院庶吉士累迁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五年为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乾隆二十八年为侍讲学士，并两次随同乾隆帝巡幸热河、五台等地。同时，还三次充任山东、湖南、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两次充当会试同考官。此外，还先后充任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务，参与了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音韵述微》等书的修撰工作。这些典籍的编就，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的组成部分。
《热河志》共八十卷，是记载承德府及其所属一府五县全面情况的一部地方志书。此地虽处塞外，但与北京临近，距沈阳也不远，又为蒙古入京孔道，清初以来，早已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康熙中期以后，为了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统治，清帝于此建立避暑山庄，并时常至此巡幸，这里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决定纂修此书并指令汪由敦、裘日修两人具体负责，汪、裘两人遂于翰林中委派钱大昕、纪昀两人承担编修工作。在修纂过程中，钱、纪两人除大量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外，还扈从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对当地风土人情、建置沿革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通过此书的纂修，培养了钱大昕对研究地方志的兴趣，并为后来编修《鄞县志》、《长兴县志》等地方志书和深入舆地方面的研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① 《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十七年壬申。
① 《清史列传》卷68《钱大昕传》。
乾隆二十五年，在翰林院侍读任上，钱大昕参加了《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该书是对宋代学者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的补修之作。早在乾隆十二年始修时，原拟定上接马著，下迄乾隆时代。在初稿纂修过程中，发觉古今同帙，书写格式难以统一，便于乾隆三十二年决定依《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旧例，按时代编为《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通考》、《清通考》等六部大书。由此转入改修阶段，至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二年陆续成书。钱大昕参与修书时，正是编纂初稿之际。他担任纂修的田赋、户口、王礼三篇考，不仅包括了今本《续文献通考》有关部分的全部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清《三通》相应部分中的许多内容。因此，钱大昕在参与修纂期间，通读了有关典章制度的全部专史和正史中的宋代以后部分，这不仅丰富了史学知识，并为日后撰写通考古今的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培养了他对专史和断代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为以后从事典章制度和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八年，在侍讲学士任上，钱大昕又参加了秦蕙田受命纂修的《音韵述微》的编修工作。他幼承家学，在紫阳书院又曾“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①。秦蕙田深知钱大昕学术功底之深，即委其代拟全书凡例。至今传世的这部书，于字音之外兼注字义，于注古音、古义之外兼注今音、今义，即表明了本书编修的特色和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通过此书的纂修，又激发了钱大昕对研究声韵的兴趣，并在此后陆续撰成《声类》等音韵学著作。在经史研究方面，他注意以音韵学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从而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钱大昕勤奋治学，刻苦钻研，并由于实际工作的锻炼，年仅三十多岁时，已成为在经史研究几个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著名学者。然而，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乾隆二十六年以后，他以心血耗损，得不寐之疾。乾隆三十二年春，又感染伤寒，虽经大力抢救而脱险，但其精力日疲而愈感不支了。祸不单行，正在此时结发妻子王顺媖病故。钱大昕于极度悲痛之余，乞假归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归隐生活。
返回故里之后，钱大昕以望仙桥旧居狭隘，在嘉定城中孩儿桥边买得一处空宅，将家迁居于此。颜其堂曰“潜研”。为了遣愁，乾隆三十三年春他一度携同妹婿陈药耘作西湖之游。返家不久，又逢岳父王尔达去世，王尔达曾不计钱大昕家贫而许婚季女，婚后赘居王家时，又视如己出。乾隆十七年，钱大昕以献赋称旨，入都受职时，王尔达还亲送出郊。这样一位 2 令人敬爱的老丈人的去世，使得他益为悲痛。因此在这期间，钱大昕除编次旧有笔记之外，仅撰成《洪文惠公年谱》、《陆放翁年谱》两种，学术成果并不算多。乾隆三十四年秋，钱大昕再去北京上任，直至乾隆四十年丁忧归里，他先后担任过《一统志》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务。他除了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编修工作之外，还在金石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 年版。
乾隆三十六年，钱大昕参加《大清一统志》编修工作。《大清一统志》在乾隆初年已经成书。乾隆二十年以平定西北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大为扩充，兼之以各地“府州县之分并改隶与职官之增减移驻亦多与旧制异同”①，因此乾隆二十九年以后，又组织力量对该书进行重修。钱大昕正是在这时参加重修工作的。这是他继《热河志》之后参与编修的又一部志书。这两部志书的纂修，对钱大昕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乾隆三十七年，钱大昕又参加了《续通志》的编修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参与《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对专史所载内容甚为熟悉，对其体例也了如指掌。在纂修之初，书中的“发凡”、“起例”，大多由钱大昕亲自手定。此书与《续文献通考》一起构成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的重要内容。除上述成就之外，钱大昕还致力于金石的研究。早在乾隆二十一年，钱大昕于修《热河志》时，便曾以当地石刻充实该书内容。次年，在翰林院编修任上，他于公事之暇，常游琉璃厂书肆，先后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他晨夕校勘，证以史事，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写成题跋。乾隆三十六年，他将多年所作题跋厘为六卷，题名为《金石文跋尾》，由他的门生李文藻刊印行世。该书“横纵钩贯，援据出入”，在以金石证史方面，取得了“超轶前贤”①的成就。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古典文献的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传世文献也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经历代辗转传钞、翻刻，错讹极多。为了顺利地进行整理，钱大昕首先精研《说文》、《尔雅》等文字、训诂之书。在此基础上，乾隆三十六年，他与同族的另一位学者钱坫一起校正了《白虎通》、《广雅》两书。此后，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他还亲自参加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的工作，先后从中辑出《易稽览图》、《宝刻类编》两种古籍。其中《宝刻类编》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而《易稽览图》则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但从钱大昕所作的序中尚可窥见该书的大致内容①。所有这些，不但为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贡献，也对他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钱大昕在主持河南乡试时，被任命为广东学政，于是随即便道赴粤就任。到任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年五月，钱大昕接到父亲去世的凶讯，遂星夜返故里，也就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活。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68，页597，《史部-地理类一》，中华书局1965 年版。① 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
① 钱大昕：《潜研堂诗文集》卷24，《易稽览图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二集。
第三节晚年归隐学术成就斐然
从乾隆四十年钱大昕丁忧回乡，至嘉庆九年（1804）去世，是他一生中的第三个时期。这三十年间，他先后应邀主讲江宁锺山书院（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太仓娄东书院（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苏州紫阳书院（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九年），前后共达二十四年。乾隆嘉庆之际，锺山、娄东、紫阳三书院都是汉学家的重要阵地，在讲授内容上，也大多以经学训诂为主。钱大昕出任院长期间，尊奉汉学成法，教育学生研读经书，还大力提倡读史。在他的提倡下，不长时间，便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经史兼通的人才，为乾嘉时期学术气氛的活跃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在此同时，由于摆脱了官场庶务的纠缠和羁绊，兼之以 3 教学活动的推动，他在学术研究上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以研究方向而论，不仅在已经开拓的领域内继续有所深入，而且学术成果也大大超过了中年以前。他的几部重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疑年录》、《元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考》、《十驾斋养新录》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除此，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地方志、金石的研究上，他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归隐之后最先完成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凡百卷，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对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二十二部正史的文字和史实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早在青年时期，他即酷爱读史，走上仕途后，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又通读了自古至今的全部正史。在读书过程中，他认真细心，发现问题，即书于另纸。这样日积月累，卷帙滋多。乾隆三十二年乞假归里时，曾对之进行初步整理，设教锺山书院期间，又就有关内容与周围学者深入讨论，反复修改，始将是书最终编就。此书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实际上是反映了他的史学成就之代表作，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首先，在治史方法上，从对历代正史的文字进行校勘入手，发现并订正了旧史记载中的大量的错误和阙略，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过鉴别的史料。由于作者脚踏实地，注重证据，学风朴实，不尚空谈，凡经作者论定的史事，大都确实无误，铁案难移。其次，在治史范围上，冲破了当时学者中普遍存在的“陋史荣经”，不读两汉以后史书的陋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全部正史，表现了作者远大的目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再次，在治史态度上，对前哲旧说，既不盲从，又不苛求。所载内容，凡有与前人暗合者则削而去之，如有得自他人启示者则必录其人姓名，以示不掠人美之意。所有这些，不但使该书在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对乾嘉以后直至近现代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编成后，钱大昕又将后来研究所得编为《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两书。此两书与《廿二史考异》一起构成了反映钱大昕学术思想的重要的著作。
《疑年录》是钱大昕继《廿二史考异》之后撰成的另一学术著作。在长期的治史实践中，他深切地体会到知人论世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为此先后撰写了《洪文惠公年谱》、《洪文敏公年谱》、《深宁先生年谱》、《陆放翁年谱》、《王弇州年谱》等著作。在主讲娄东书院期间，他又将所作各谱之意加以推广著成《疑年录》一书。此书凡四卷，按先后次序登录了东汉经师郑玄至清朝戴震约三百多位学者的生卒年代。而后，在紫阳书院任教期间，钱大昕又著成《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从而为后来学者治史提供了重要的臂助。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元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民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皇朝，统治中国前后近一个世纪。元朝灭亡后，宋濂、王祎等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成《元史》。因为成书仓促，冗杂漏略，事迹错误比比皆是，不足以称为信史。钱大昕早在北京仕宦任上，便立志重修一部元史。为此，他在反复研究《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对《元史》旧目进行增删并依目录陆续著成《元史稿》、《元诗纪事》两书初稿多篇。但归里后，有关资料缺乏，加之学术研究过于忙碌等诸多原因，钱大昕只对其中的《氏族表》、《元史艺文志》缮成清本，却未来得及对其他手稿最后编定，致使上述两书在钱大昕去世后散佚，这是十分可惜的。但从传世的《氏族表》、《艺文志》看来，其资料搜罗之广，内容考订之精都远在同类著作之上，为后人开展对元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与此同时，钱大昕还将宋、辽、金、元四史和各种有关记载相互参订，撰成《四史朔闰考》一书，为后人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十驾斋养新录》是钱大昕晚年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此书于嘉庆四年任教紫阳书院时最后编就，嘉庆八年刊印行世。全书凡二十卷、八百余条，是其一生读书札记的汇编。由于他学识渊博，“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①。该书就是一个明证，它于经学、史学、4 官制、地理、姓氏、典籍、金石、词章、术数等各门类知识几乎无所不及，所探讨的问题，也多为“精确中正之论”②。此书刊行后，钱大昕又继续研究，将所得编为《养新余录》，在他去世后，由其后人刊印行世。《十驾斋养新录》自刊行一百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推重。
钱大昕集中精力撰著和整理其主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的同时，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舆地、金石的研究方面也不断取得新成就。乾隆五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先后校勘印行了《风俗通义》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书。其中《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于蒙元早期，保存了蒙古帝国兴起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资料。但元末以后，此书失传，以致《四库全书》不收，《总目》不录，闻其名者甚至以为即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与段玉裁等在苏州玄妙观所藏《道藏》中发现此书，将之抄出加以校勘后刊印，始重与世人见面，从而为元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舆地研究方面，乾隆五十二年和嘉庆六年（1801），他不顾病后体虚，两度应邀赴浙江总修《鄞县志》、《长兴县志》两书。在金石研究方面，继乾隆三十六年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后，钱大昕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种并一一考订，先后编订并刊行了《续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乾隆四十六年）、《三集》六卷（乾隆五十三年）、《四集》六卷（嘉庆八年），并将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编为《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乾隆四十七年）和《附录》二卷（乾隆四十九年）。总计钱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两千余通，其时代上自秦汉，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余篇。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斐然，为后世保存和积累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上海书店1983 年版。
钱大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至乾隆末年，已经成为全国学术界所景仰的大师和巨子，远近学者求教学问、请作书序之书信纷至沓来，通家子弟求作先人墓志者不绝于途。因此，钱大昕于教学、著述之外，还写下了大量的序跋、信札、传记、墓志铭等，为研究清代社会生活留下了可贵的资料。钱大昕知识渊博，擅长考据，其中不少篇章还与《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两书一样有见地。这些文章，在他去世两年之后，由其门生后人汇编为《潜研堂文集》。
乾隆四十九年，钱大昕以劳累过度，一度曾患疯瘫，几乎不起。病愈之后，他不顾体虚和衰老仍著述不辍，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学术专著多种。这时，嘉庆帝曾询问他家居情况，有意劝他重新出仕，钱大昕婉言谢绝了。嘉庆九年（1804）十月，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一代大师钱大昕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第二篇：清朝科举制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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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资格考试
童试：又称县试、小考，录取者为生员，俗称秀才，雅称入泮。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是一较长的时间段，期间有多次考试。
生员分三类：刚考上的，为附生。再进一步是增生。最高级别是禀生，禀即米粮，由政府提供伙食。禀生有一定名额，只有空缺出来，成绩优者才可增补，故称补禀。
岁试、科试：正式科举资格考试。成绩分六等，一等二等与三等前十名，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因故未参考者，或未录取者，还可以再参加“录科”和“遗录”考试，成绩优者，亦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称考遗才。
正式科举考试
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为大比之年。秋季八月在各省省府举行，所以又称秋闱或府试。乡试考中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便有了当官的资格。
会试：亦三年一次，逢丑、未、辰、戌年即乡试后的第二年为会试之年。春季二月在京师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或春闱。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前十名称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称会魁。贡士再经太和殿复试，优者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在会试之年四月二十二日举办。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
以上为清朝科举简介。
一、对我们研读《增》书中求名章各节，应有所帮助。
求名章各节分别为童子试、岁考科考、占禀、考遗才、发榜挂榜、殿试、乡试会试，都不出上述范围。
二、对我们理解《增》书中考试占的卦例，应有所帮助。
例
1、进退神章
申月癸卯日，占乡试，得雷风恒变泽天大过。
申月癸卯日(旬空：辰巳)
震宫：雷风恒震宫：泽风大过(游魂)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白虎妻财戌土、、应妻财未土、、螣蛇官鬼申金×官鬼酉金、勾陈子孙午火、父母亥水、世
朱雀官鬼酉金、世官鬼酉金、青龙兄弟寅木父母亥水、父母亥水、玄武妻财丑土、、妻财丑土、、应
断曰：酉金官星持世，旺相当时，卯日冲之而暗动，又九五爻申官化进神，得其拱扶帮助，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后果得联捷。
案：这是乡试前占的一卦，乡试在秋八月，明年会试在春二月，故有“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之语。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1
例
2、、随鬼入墓章
戌月甲寅日，占会试能联捷否？得雷山小过变艮
戌月甲寅日(旬空：子丑)
兑宫：雷山小过(游魂)艮宫：艮为山(六冲)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玄武父母戌土×妻财寅木、世
白虎兄弟申金、、子孙子水、、螣蛇子孙亥水官鬼午火○世父母戌土、、勾陈兄弟申金、兄弟申金、应
朱雀妻财卯木官鬼午火、、官鬼午火、、青龙父母辰土、、应父母辰土、、断曰：世爻随官入三墓，动墓，化墓，又入月德之墓，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不独连登，定中状元。日月与世爻合成官局，旺相当时，卦之全美，如玉无暇。果然传胪三唱。
案：四土之年为会试之年，二月考试，三月发榜，故有“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之语。
又案：乡试秋八月，会试春二月，殿试四月二十二日，指的是阴历日期，与我们用的寅月，卯月等不尽一致，但差不了几天。说阴历三月为辰月，大体不差。
三、对我们现实的考试占，应有所帮助。
正式的科举考试与现在的高考很相似，历年的考试时间是定的，成绩公布、录取时间也一样。所以考试占，多为吉凶卦，即不必考虑应期。
清代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会试以官爻为用神，而秀才们的各类考试以父爻为用神。现在的大学生至少名义上是国家干部，高考亦以官爻为用神，考初中、高中皆以父爻为用神。而研究生有一定的补贴，以官爻为用，兼看财爻。
四、最后，再看一下朱先生所解的第十九卦例。
1、举人、进士，虽有了当官的资格，和现在的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样，仅具学位上的意义，至于能不能当官，当多大的官是两码事。、此卦官爻为用神，日建作官星生世，是此卦的要点。
3、辰月己巳日，占会试。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此卦是会试考后，成绩未公布前占的一卦，作为吉凶卦，应验的只是考上考不上。因接着就是殿试，不会等太久。
朱辰彬答复:
可以肯定的是，童试、岁试、科试、乡试等均属于资格性质考试，并不与官位授予直接挂钩，并不是靠上了就一定能当官，应以父母爻为用神考取了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才以官鬼爻为用神是否殿试录取者，即进士者，都要授予官职呢？若是，考殿试应以官鬼爻为用神。
网友答复：
官鬼既有官职之意，也有名声，名望之意，所以参加科举考试也称考功名。在古代，乡试中举是很荣耀的一件事。况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用神以官爻为妥。其实这一点，看《增》书卦例就可知。
这和现在的高考相似，高考便用官爻。歌手参加大奖赛类，想亦应以官爻为用，因能一举成名。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2
第三篇：浅谈清朝玉器
摘要：清代是中国玉器制作的又—鼎盛时期,它集历代之大成,总结发扬数千年的雕刻技艺,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玉器,用途之广,雕塑之精,设计之妙,创新品种,达到了高峰。关键字：玉器的发展 玉器的制作 玉器的纹饰
玉器的文化含义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各种工艺美术空前繁荣，其中玉器艺术更为突出。
清代是我国古代玉器最为发达的时期，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较以往有超越性的突破。此时，制玉作坊遍布各地，由宫廷直接控制的作坊便有十处。南方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南作玉”和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作玉”，是此时最具代表的两大流派。清代初期的玉器制造主要在民间，宫廷制玉较少。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的喜好，原料的丰富以及工艺的进步，宫廷制玉发展较快，不仅出现了大批礼器，还制成一批体积庞大、雕琢复杂的玉山，一些乾隆御书的题记、诗文，还被琢刻于玉册之上，置于精巧别致的紫檀匣中收藏。乾隆之后宫廷制玉有所衰退，但晚清民间市场仍十分活跃，不断推动清代制玉的发展。
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形成了不同风格和技术特色的“南玉”“北玉”制玉中心。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也受到爱重。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仍是苏州专诸巷，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工艺后来居上，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清代玉器无论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由于乾隆皇帝爱玉，所以清代玉产地主要有除了苏州、扬州还有宫廷，呈三足鼎立趋势，各具特色。
清代玉器品种和数量繁多，以陈设品和玉佩饰最为发达。陈设品有按青铜器为祖型的仿古形式器皿及各种仁兽，瑞禽的造型，新增的品种有山水、花鸟玉山，浮雕图画式的玉屏等。玉佩的品种更为丰富，成为各阶层民俗事项和服饰广泛佩戴使用的装饰品和吉祥物。此外兼有实用功能的各种玉器皿，文房用品数量和品种也较历代多有增加。
清代玉器在制作上以乾隆时代为分界线，前期治玉重视选料，由于开采条件改善，采集到的优质白玉、羊脂玉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材质的精美，为这一时期能产生许多珍宝性艺术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工艺加工方面，琢工精巧，光工细腻。乾隆时代的玉器皿的轮廓线都极规则，横平竖直外缘及子口转折严整挺拔。棱角多呈劲挺锋锐状。起凸的浮雕图案边缘，也处理成锋利边线，观之剔透，触之扎手。在抛光工艺上也很讲究，一般细光处看不见琢镞的痕迹，细光能达到玻璃光亮度。
清代中期以后，玉器生产渐入衰落，不但规模减退，工艺制作上取巧偷工造成规格越益粗糙。如所琢树木花草枝梗，不再精到的琢出圆润的，符合生态的形象，仅以两面削琢的角形凸起代替。花卉图案也不再细致地琢出枝叶穿插、花叶翻卷的形态，太多取平面的浅浮雕
处理。尤其是器皿轮廓线大多拖泥带水，转折含混。许多该作圆雕处理的玉陈设品、玉人、玉山，甚至小件玉佩、玉附的背面，也采取用工极少的粗处理方式。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仿古玉器。乾隆帝对收集到的古玉，满意者，赋诗、作文，大加赞赏，不满意者命清宫造办处改头换面，重新琢镂。乾隆对琢玉高手倍加爱护，对姚宗仁尤为赏识，经常与其切磋仿古玉技艺。宋元时期仿古玉已初显端倪，明代仿古琢造已达相当水平，清代更上一层楼。
仿古玉是玉匠、收藏家对前人创造的仰慕、憧憬和追求，需运用智慧与技巧，仿中有变化，仿中有创意，因此清代宫廷仿古玉有很高的美学价。
清代玉器用料主要是温润细腻的新疆和田玉和晶莹剔透的缅甸翡翠。清康熙年间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帝入交趾，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乾隆年间西域的分裂割据和叛乱得到平定，又打通了新疆和田玉内运的道路，这两点都有效地解决了清代玉器制作的玉料来源问题。
清代玉器,纹饰内容广泛,以民俗题材为主,有人物、飞禽、走兽、昆虫、山水花卉、亭台楼阁等,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如马背蹲一猴为“马上封侯”, 猴背上又一猴为“辈辈封侯”,雕一只鱼意为“年年有余”,三只羊意为“三羊开泰”,还有传说故事、携琴访友、太白醉酒、赤壁夜游等。清代仿古玉的品种多种多样,其用途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除上述剑饰、鸡心饰佩等仿汉代器外,还有璧、璜、蝉、块、佩饰等,上面的纹饰似古代纹样,却带有本朝特征,有的纹样全是本 朝的。仿古玉器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不仅是为了满足玉器品种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迎合人们崇古的心理。清代宫廷提倡复古器,特别是在乾隆时期,这时的民间同 样流行,从礼器到各种装饰品, 均有玉仿制品,从而促进仿古玉器的发展。但是民间有的仿古玉器是以假充真,欺人牟取暴利,其千方百计、煞费苦心地将伪品做得与真品相似。《玉纪补》记载民间玉器乍伪法很多,有火烧,沁、煮沁、卤提、里入地下等,上述介绍的就是清仿汉代五剑饰与鸡心佩。若细心观察就可发现与汉代的差别,首先没有汉代古拙感, 带有近代雕刻玉的特征,例如螭纹不是较大幅度的“S”形弯曲状,四肢力感不足,没有前伏后蹬的神采飞扬气势。细部也有差异,五官不同,总之汉代的螭纹是一 种健壮、饱满、豪放的气质,流畅自如,潇洒。汉代雕刻的特征正如明代高濂所说:“汉人琢磨,妙在双勾,碾法婉转流动,细如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 严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这种游丝毛雕阴刻线是汉代玉器显著的特征。清代仿品,从造型、纹饰与刀法均不同,带有明显隽秀、温和的清代特征。如玉文带背面 的方孔能明显看到铊痕迹,不是汉代先用钻打小孔,再用线锯锯成长方形穿孔,并留有线锯直道痕迹。剑首饰上的三孔,也不似汉代中间孔大,两侧斜直孔与中间大 孔相通,用于在剑首端起固定作用,而清代器上面三孔中两侧与中间孔不通,仅仅是“样子”。总之,这时出现的仿古玉器已世俗化,成为人们的使用品或装饰品。
清代玉器吉祥图案有仙人种佛像动物、植物、器物有的还点缀着禄、寿福、吉祥、双喜等文字。清代玉器中吉祥类图案的大量出现、流行，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现象的鲜明的反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希望借助于玉器来祝福他人、保佑自身、向往与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态。
传世的清代玉器,不同时期,特征不同,清代早期玉器较少,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玉器生产得到恢复,其特征表现在玉表面的光泽比明代的光 亮,但不同于清乾隆以后的蜡质光泽。雕刻纹饰工细圆润,没有明代古拙、奔放,也没有清乾隆以后险峻露峰的特征。乾隆及嘉庆时期,玉器生产数量大,雕刻受当 时工艺的影响。以青玉、碧玉为主,白玉次之,玉表面有蜡质感。纹饰分阴刻、浅浮雕、高浮雕等。高浮雕层次多,立体感强,雕刻的山水可分远景、中景与近景, 形成不同的画面,纹饰见棱见角,突出明显。清代晚期,玉雕纹饰繁缛,显得零乱。仿古器的纹饰呈现拼凑,带有本朝特征,没有古拙感,缺乏浑厚的气势,线条柔 软纤细。总之清代的玉器在全面继承历代雕刻技艺基础上,同时吸收当时绘画、瓷器、漆雕、竹刻等工艺,又有发展,玉器上的图案与山水、花鸟、人物画的构思布局、气韵一样。动物立体雕取材广泛,雕刻精细,对于一个飞鸟来说,根根羽毛清清可数,玉的表面处理也独具特色,到了晚期随着社会的衰落,玉雕工艺也走下坡 路了。
清代宫廷用玉直接受清内廷院画艺术的支配和影响，其做工严谨，一丝不苟。有的碾琢细致，如雕似画，有的在抛光上不惜工本以显示其温润晶莹之玉质美。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也受到爱重。民间用玉以两江产量最多也最精。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作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
玉器的精与美。以乾隆宫廷玉器为代表的清代制歪风格，皆可用“精、“美”来代表。“精”相玉器材质、雕琢、抛光的工艺之精；”美”相玉器质色、造型、纹饰的艺术之美。格与美代表了清代崇玉文化的最高成果及其审美的最高标准。
造成玉器形式主义用美意趣主要原因是，清代上层统治者缺乏信仰观念和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心理、故而促使玉器的文儿内涵不足，贫乏苍白。在封建特仪制度的影响下；艺术作品单纯为了满足帝玉贵族的审美要求，因此作品的品位特殊且不面更以繁宫为贵，琐华为美，致使艺术品越发趋向矫柔造做，内力活力不足，反而得以时髦。虽观之易理解，也能乐在其中但也易忘却，得不到深刻的艺术享受。在这种文化艺术观念的制约下，创作者们的热情，也会受追去屈从于技艺与技巧的极尽发挥，并以此来使得统治阶级的肯定。
总的来说，清代玉器艺术形式特点是，单凭直观的感觉，就可欣赏到作品的全部，而未能隐含层层的这的文化内涵。清代玉器能宗法前人，而又极富人情世俗、小农趣味，尤注重文玩格党、要求艺米形式纤细繁琐，富丽精玉，这正是清代玉器的形式主义又夹杂浪漫风韵对正统古典主义的一种叛离。
文化的可继承性，决定了清代玉器是数千年传统玉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它能在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与创新。“综合”指它注重遵循与吸取传统（主要是宋、元、明）玉文化的创作法则和精髓，把玉器制作推向最后的高潮；“创新”指着意于精品价值取向，使精美的玉器获得超值宝物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尽管清代玉器不可璜兔地要受到时代文化大背景的制约，在审美意义上，偏重形式的追求而较少深层的思想与文化内涵的表现。妩而，清代玉器以高度华美的技巧与形式美，为传统玉器的艺术体系，作了最后的总结；它在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上，达到了空前发展、高不可及的巅峰，是中国古代玉文化史上最后的辉煌。
第四篇：关于浅析古代史学家忧患意识论文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的灿烂文化造就了历史的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代表中华民族性格的民族性质特征，这些特征在古书中就有记载，比如：“有备无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警示名言，并且告诫人们要有忧患的意识。而这种情怀特征，在历史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来了。
1、对王朝盛衰、社会治乱之密切关注
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史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都有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和传统史学显著的致用功能，而忧患和致用都是分不开的，不管是从先秦的历史渊源还是《春秋》、《战国》、《史记》等，都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从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认识来看，则存在着从担心“废天下之史文”的忧患思想。在唐朝，忧患意识显得尤为显著，除了历史学家，文人墨客也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表现在很多的文章和诗词中。
2.对学术积弊、学风走向深刻省思的道路
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不仅突出表现为将史学视作表达个人的心声和思想，体现在对当世学风积弊和学风走向的深刻洞察与反思层面，从而撰写成影响深远的历史学专辑和学术史论等，对后世历史的研究起到引领和参考的双重意义。对于学术风气，史学家们撰文严肃，这也是忧患意识的表现。
以上所写的，只是渊源历史的一隅，但是仔细阅读古代史，不难发现其中的忧患意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特征，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社会风气下，对后人也起到了非常大的指引作用。
第五篇：诗人史学家和史学家诗人的毛泽东
“正事写史，余事写诗”
——作为诗人史学家和史学家诗人的毛泽东
长征时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高峰。图为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手迹，词为：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是诗人哲学家和哲学家诗人，也是诗人革命家和革命家诗人，还是“正事写史，余事写诗”的诗人史学家和史学家诗人。毛泽东诗词体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和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程，是好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早期的发蒙、立志
毛泽东8岁时春节在外婆家看舞狮子，作了一首儿诗：“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些烧，肉放烂些煮。”这是迄今见到的毛泽东作的第一首诗。这首儿诗充满了小作者天真烂漫的童稚之心，也显露了小作者的灵气和才气。这首诗里还看不到他的志气和思想。4年后，12岁的毛泽东作的两首诗，已初步显露了他的志气。其中一首是《五古·咏井》：“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这首诗，初步表达了少年毛泽东在志气方面不做井底之小鱼的取向。
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是一所与私塾不同的新式学校。在那里，毛泽东的心志也跃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有毛泽东改写他人的诗为证：“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表达了毛泽东要到外面的大世界经风雨见世面的心志。
到省城长沙读书的毛泽东，遇到了德高识广的恩师——杨昌济，眼界大开。他知道了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封建主义对中国造成的落后，开始形成救国心志。他在1915年写的两首诗抒发了这种心志。一首是《五古·挽易昌陶》，其中写道：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一首是《四言诗·闻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作》：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中，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和北方的沙皇俄国对中国野心最大、伤害最重。为争夺独占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还爆发了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结果是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权。这之后，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初，日本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毛泽东得知后愤怒写下那16字诗。这是标志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第一步的一首诗。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立之年后的思索、探路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之前的诗词，更多联系的是父母、妻子、老师、同学，之后的诗词，更多联系的是革命、建设、战友、朋友和斗争对象。
从在《沁园春·长沙》中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10年毛泽东一直在努力地寻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谁主沉浮”这个大问题。
1927年春，毛泽东在《菩萨蛮·黄鹤楼》中表达了“龟蛇锁大江”的郁闷。在写这首词之前，毛泽东已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等重要思想。写这首词之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将队伍带到井冈山。秋收起义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旗帜，将起义军称作工农革命军。当时毛泽东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记录了“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的历史，还写明了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1928年秋，毛泽东写的《西江月·井冈山》记录了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经历。
1929年秋至1931年夏，在建立赣东、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中，毛泽东在马背上哼出了多首诗词。毛泽东曾说：“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这些词记录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哲思；也记录了当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要求红军打长沙等大城市的历史；更记录了“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等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得党中央领导权，“左”倾教条主义全面扩展。他们使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惨重，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就撤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排挤毛泽东，给根据地带来极大的祸害。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严厉批判毛泽东。1932年10月，又将毛泽东调离红军领导岗位。1933年夏毛泽东作《菩萨蛮·大柏地》，发出了“谁持彩练当空舞”的疑问。1934年夏，军事形势危在旦夕，而毛泽东作《清平乐·会昌》体现的是被迫闲居的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还不断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华北。而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政府却顽固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做法上有盲目模仿苏联的教条主义色彩，“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思想，已找到不同于苏联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即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先后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取得初步成果。但是，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心情是压抑的。他还只是局部的领导人，而不是全局的中央的领导人。他的思想还在孕育之中，还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而今迈步从头越”——不惑之年后的重大转折
1935年1月至1937年7月是抗战准备阶段，这是党和民族的重大转折阶段，也是毛泽东一生的重大转折阶段。遵义会议是个起点。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使他开始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层，并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心骨、红军的主要指挥员。
这个阶段，是毛泽东诗词最出彩的阶段。继创作《忆秦娥·娄山关》之后，1935年10月，毛泽东接连写了四首诗词名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最多的一个月，反映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喜悦的心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紧接着，1936年2月为开辟抗日通道而进行的东征途中，毛泽东又写出其诗词创作的巅峰之作——《沁园春·雪》。这首以反对封建主义为主题的名作，包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思想。一年后，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集中表达了抗日救亡的决心，其中写道：“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这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开始成长并迸发出巨大能量从而对全党产生巨大吸引力的阶段。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批判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石破天惊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这就是《祭黄帝陵》诗中颂扬的“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照此“良方”去做，出现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新局面。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系统地说明了党应该实行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军事路线，使红军走上正确的军事道路。
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之后，毛泽东又着手解决思想路线问题。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先后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的写作，并分别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实践论》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只会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看轻实践的认识错误。《矛盾论》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看轻矛盾的特殊性的认识错误。《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巅峰之作。
党和红军实行毛泽东的实践第一、重视特殊性的思想路线和从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的实际出发的军事路线,使蒋介石在西北组织的“围剿”次次都失败了。党和红军实行毛泽东的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对付日本入侵的政治路线，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相互呼应，使“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起来，使奉蒋介石之命攻打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要求掉转枪口对付日本侵略者，爆发了“西安事变”，出现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时局转换。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抗战、学习、生产
抗日战争阶段，是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较少的一个阶段。但这个阶段的毛泽东诗词，不只是有《五律·挽戴安澜将军》，还有《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还有《题〈中国妇女〉之出版》：“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还有《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
这三首四言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其艺术水平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但强调战斗、学习、生产和妇女解放，却有极重要的思想意义、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战斗，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妇女解放、男女并驾，这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要求之一。由倡导学习到开展整风学习，使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防范得到落实。生产运动解决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问题。整风学习运动和生产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这个阶段，虽然毛泽东诗词创作较少，却是其它著作最丰、最重要的著作相继问世的阶段。《论持久战》，结合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著作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性著作，是毛泽东政治著作的代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当时整风学习的指导性文件，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代表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品德和追求，是毛泽东价值观的代表作。
这个阶段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其中国化的阶段；是党内有识之士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是毛泽东思想开始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熟，中华民族由跌入谷底开始走向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
“天翻地覆慨而慷”——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战争阶段，也是毛泽东的诗作比较少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是吟出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次有《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笔者认为还有两首诗应收到这个阶段的毛泽东诗词中。一首是 “军队向前进”的五言诗：“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首诗凝练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军队、生产、纪律与革命胜利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另一首是“公私兼顾”的四言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管理好国家、建设好国家的思想，对指导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阶段，毛泽东的诗作虽然不多，但却是其军事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大放光彩的阶段。就奋斗的结果来讲，这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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