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第一篇：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高尚全：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作者简介：高尚全，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1982年起任国 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一、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一篇文章叫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用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 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也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 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 出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审批经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 干，没有政府审批你就不能干。当时有几个案例，我记得非常深刻。

一个案例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 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 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 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就是这种体制，企业没有自主权。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 空调，企业因为没有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故事，觉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一机部开会的时候问了一机部招待所，我说你们今天住了多 少人，他说住了1400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任务了要找部 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电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业那个时候就要“ 跑部钱进”，部里谁管呢?部长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写是“小二当家”，管事的 是小二，科里没几个人要管全国，怎么管的过来呢，管不过来。这样子引起我写了一个调 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文章提出：“中央集权过多了，企业自主权过小有 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 义„„”。

当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作了转播，当时我正好跟一机部的副部长、后来当了上海的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 差到沈阳。早上听广播，他说，“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赞赏的口气来说 的。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 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这个故事反映了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来了。大家记得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一文中 指出，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要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切统一到中央，把企 业卡的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我想这个故事对我国改革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吃?因为计划经济是 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因此鱼就少了，价格就贵了。广东吃不 到鱼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竞争以后，因此鱼多起来了，鱼价 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 经济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钱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的决定》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 担心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 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当时我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所长，官不大，人家反对的官比我大，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 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说好，我们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 社(现在叫西苑饭店)开研讨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 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 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也不合适。当时为 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方 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 市场，对称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 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 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个报告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和中国社科院更 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 年 10 月20 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 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

三、关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当时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为第一，要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准备，这是主要目的。同时，考虑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的人 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业也派人，学术机关也派人，匈牙利是一个小国，看见中国人来那么多，他们说：“我们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因为重复考察，提问 的问题差不多，考察结果本单位汇报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屉里了。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 副主任，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能这样重复考察。经国务院批准，就带了18个人的 代表团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团成员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马凯、杜鹰、李剑阁、刘泽鹏，这几个人后来当了部级领导，后来马凯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我们重点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 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分别与两国领导人、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学者、学术研 究机构和企业各界人员座谈100多次，形成座谈纪要30多万字。

我国驻匈、南使馆对这次考察十分支持，会见有关国家领导人都由大使馆陪同，代表 团吃、住基本上在使馆，每天夜里我们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况，重要信息在当晚通过 使馆密电发回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马凯副总理在我从事经济工作六十周年贺词中说：“记 得1986年我随您作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对匈牙利、南斯拉夫为期40天的考察，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继日地看、问，热烈深入地讨论，至 今历历在目。”

考察结果，形成了《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报告》。并汇集成书：《艰难 的改革探索》。考察报告主要内容分三部分：对改革的基本认识;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 题;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1986年6月26日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 革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这次考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重视和肯定。

四、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 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资本了，更不能提资本市场，只 能提资金，资金怎么应用，为什么?提资本好像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回避资本两个 字，更要回避资本市场。1985年，我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联合写了一 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国家的资本，通过 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 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 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 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温家宝组长作了汇报。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

中央常委会讨论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一般也不发言。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 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在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讲了五 条理由。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 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 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它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 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 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 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我又说李光 耀对我们中国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条他说你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

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 人服务呢?我讲了五条意见以后，总书记问了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我说只要 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会后温家宝总理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总书记。总书记 记看了以后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进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五、关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故事

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必须要有五根柱子 ：第一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 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 律法规体系。

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 版社》为我出的《中国经济的创新——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是这样 写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国际化这个客观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的形式和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 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市场经济是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不一样了。一般规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 索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必须要重视，我 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社会主义 是特殊。我们必须要在把一般的规律学习好，掌握好。同时在一般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 点和条件来运用好，把一般与特殊要结合起来。不能因为特殊来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视一 般排斥特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时隔22年了，我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最近在学习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 时，我认为，法治、宪政也是一般规律。既然是一般规律，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借 鉴好，不能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为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在一般规律的基 础上结合特殊，不能把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

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了体现对《宪法》的尊重，体现《宪法》的权威，我国要实行 《宪法》宣誓制度，这也是根据一般来的。世界上90多个国家都规定公职人员任职要对《 宪法》进行宣誓。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问一下是不是三个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问一 下姓“资”还是姓“社”。

一般规律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饿了要吃饭，这就是一般规律。只是外 国人吃西餐，中国人吃中餐，武汉人爱吃热干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就是不同地区的 特点，但是这是一个一般规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简单的例子也可以说明 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你饿了要吃饭，这是一般规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酱面吃热 干面，这是特殊的问题。

六、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

1997年，我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负责政治体 制改革部分，我们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意见，我看到这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地方了。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 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十五大报告中家宝同 志亲自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温总理在 两会回答记者的时候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后来把“人权”都进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写进去 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七、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

我在参加15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 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作了调研。时任中共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经我们调 研，华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时，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经过二 十多年的建设，华为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她为国 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 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 其要提倡和鼓励。”

现在，华为公司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285的知名企业，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 询公司Jnterbrand发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华为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排名 第94位。2014年销售收入达46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三大智

能手机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华为的秘密：为何整个世界都怕它 ?》引起了我对华为的思考。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产业的领先企业?靠的是 什么?我考虑有以下几点：

一靠“领头羊”的引领。“领头羊”是谁?就是创始人任正非。他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 学院，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该工程建设任务的基 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曾因作出重大贡献而参加全国科 学大会，1983年复员转业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于1987年辞职创立了华为公司。任正非为人低调，实干兴业，内心没有“安然感”，他认为“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任正非是一个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为一种领导者关键气质的人。时刻考虑的是“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任正非认为华为 有今天是因为“15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和牵引”，而他不过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二靠体制机制。审批经济是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华为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改 革为华为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华为在20多年中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是因 为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 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华为坚持以奋 斗者为本的理念，有好的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为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 分享制度，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这叫什么所有制的 企业?按照十五大报告所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经济，这样的企业 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实行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 发展和员工和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创造了无穷的潜力。

三靠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到总销售的70%以上，华为的电信 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球1 /3的人口。华为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创新驱动力和巨额研发投入。华为的激励机制，引发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华 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万员工中超过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华为在170多个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 沿技术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

八、关于“陈卖光”的故事

诸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如小机械、小水 泥、小化肥、小纺织、小农药等“五小”企业。这类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困难 很多，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 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把陈光带上“陈卖光”的帽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我应山 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我讲完后由一位同志起来提 问：“诸城的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 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 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 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的;(3)你偷我 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 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 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从以上两个案例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没 有完全搞清楚，总认为，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自从俾斯麦致 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 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 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 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 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 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 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海外皇家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 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 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人民出版 社，1963年版)。

资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应该是常态。但我们有的同志习惯于国有资本固化，一说要退出就认为这不是搞社会主 义了。其实，原来国有资本是实物形态，现在变卖后成为货币形态，再投入到急需的领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这不是资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动，也是结构调整的 需要。在流动中低价贱卖或权钱交易，不仅是流失，而且造成贪污浪费，在改革中，要避 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九、关于“三个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个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时候，我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 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执政 基础，我当时讲了四条。如果这样定位，四种现象怎么解释? 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它没有私人经济。为什么垮了，强大的国 有资本为什么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继续执政? 第二，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30%到35%。但 是没人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

第三，浙江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过去国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国有经济比例很低。但在改革开放中，激发了老百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所以财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税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要低的多，但是没有说越南是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国 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四条是不好解释的。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 出了《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二、党 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

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 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三点建议中，重点是三个民。我说我们历史的经验也好，国际经验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核心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要把民生搞上去，我 们党为什么很注重民生问题呢?改革为了什么，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 人民分享。民生问题要搞好。

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要有参与权，要有监督权，要 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了。十八大召开前，我特向中央提出 了建议，表达了这个看法。中央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及时作了批示。

十、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

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吗?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过去 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03年作出 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次改革的《决定》，我 有幸都参加了。2003年到现在也是十年了，中央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我给中央提出两次 建议，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给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

建议有三个内容：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决定”。

二是，《决定》的主要内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路线图。改革的突破口是 什么?建议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为了减少阻力，我提出来“三个率先”： 第一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建立这个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的领 导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动产，因为动产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动的，不动产你 多少房子，一联网马上就显示出来。

三是，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过去中央起草三个改革文件都很好，但 是落实不到位，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重要机构。2005年我曾向国务院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恢复体改委，第二国务院成立一个改革领导小组，第三要加强发改委改革的职能。这次为什么没提出国家要恢复体改委呢?因为现在改革是五位一体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文 化体制，就是恢复了体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 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两 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建议中央选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 积极性。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网站，广大干部群众来参与，献计献策。同时，呈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30条建议供中央参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的两次建议，上报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去，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第二篇：高尚全：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高尚全：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2015-01-23 10:47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高尚全17329次点击:我要评论

最近在学习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时，我认为，法治、宪政也是一般规律。既然是一般规律，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借鉴好，不能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为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特殊，不能把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

作者简介：高尚全，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一、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用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也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审批经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没有政府审批你就不能干。当时有几个案例，我记得非常深刻。

一个案例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就是这种体制，企业没有自主权。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空调，企业因为没有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故事，觉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一机部开会的时候问了一机部招待所，我说你们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1400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电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业那个时候就要“跑部钱进”，部里谁管呢?部长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写是“小二当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没几个人要管全国，怎么管的过来呢，管不过来。这样子引起我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文章提出：“中央集权过多了，企业自主权过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

当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转播，当时我正好跟一机部的副部长、后来当了上海的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阳。早上听广播，他说，“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赞赏的口气来说的。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这个故事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来了。大家记得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要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切统一到中央，把企业卡的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我想这个故事对我国改革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吃?因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因此鱼就少了，价格就贵了。广东吃不到鱼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竞争以后，因此鱼多起来了，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钱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担心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当时我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所长，官不大，人家反对的官比我大，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说好，我们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现在叫西苑饭店)开研讨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也不合适。当时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称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个报告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和中国社科院更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 年10 月20 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

三、关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当时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为第一，要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准备，这是主要目的。同时，考虑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的人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业也派人，学术机关也派人，匈牙利是一个小国，看见中国人来那么多，他们说：“我们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因为重复考察，提问的问题差不多，考察结果本单位汇报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屉里了。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能这样重复考察。经国务院批准，就带了18个人的代表团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团成员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马凯、杜鹰、李剑阁、刘泽鹏，这几个人后来当了部级领导，后来马凯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我们重点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分别与两国领导人、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企业各界人员座谈100多次，形成座谈纪要30多万字。

我国驻匈、南使馆对这次考察十分支持，会见有关国家领导人都由大使馆陪同，代表团吃、住基本上在使馆，每天夜里我们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况，重要信息在当晚通过使馆密电发回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马凯副总理在我从事经济工作六十周年贺词中说：“记得1986年我随您作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对匈牙利、南斯拉夫为期40天的考察，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继日地看、问，热烈深入地讨论，至今历历在目。”

考察结果，形成了《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报告》。并汇集成书：《艰难的改革探索》。考察报告主要内容分三部分：对改革的基本认识;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1986年6月26日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这次考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重视和肯定。

四、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资本了，更不能提资本市场，只能提资金，资金怎么应用，为什么?提资本好像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回避资本两个字，更要回避资本市场。1985年，我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国家的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温家宝组长作了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

中央常委会讨论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一般也不发言。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在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讲了五条理由。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它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我又说李光耀对我们中国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条他说你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

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我讲了五条意见以后，总书记问了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我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会后温家宝总理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总书记。总书记看了以后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五、关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故事

为什么要讲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里面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必须要有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的《中国经济的创新——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国际化这个客观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的形式和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市场经济是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不一样了。一般规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必须要重视，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社会主义是特殊。我们必须要在把一般的规律学习好，掌握好。同时在一般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点和条件来运用好，把一般与特殊要结合起来。不能因为特殊来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视一般排斥特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时隔22年了，我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最近在学习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时，我认为，法治、宪政也是一般规律。既然是一般规律，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借鉴好，不能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为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特殊，不能把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

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了体现对《宪法》的尊重，体现《宪法》的权威，我国要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这也是根据一般来的。世界上90多个国家都规定公职人员任职要对《宪法》进行宣誓。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问一下是不是三个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问一下姓“资”还是姓“社”。

一般规律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饿了要吃饭，这就是一般规律。只是外国人吃西餐，中国人吃中餐，武汉人爱吃热干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就是不同地区的特点，但是这是一个一般规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简单的例子也可以说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你饿了要吃饭，这是一般规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酱面吃热干面，这是特殊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呢，因为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必然腐败，权力越大腐败越多，这是长期积累的一般规律。权力为什么腐败，因为权力没制衡，所以要提出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六、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

1997年，我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我们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意见，我看到这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地方了。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十五大报告中家宝同志亲自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温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时候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后来把“人权”都进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写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七、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

我在参加15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作了调研。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经我们调研，华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时，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华为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她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现在，华为公司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285的知名企业，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询公司Jnterbrand发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华为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排名第94位。2014年销售收入达46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华为的秘密：为何整个世界都怕它?》引起了我对华为的思考。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产业的领先企业?靠的是什么?我考虑有以下几点：

一靠“领头羊”的引领。“领头羊”是谁?就是创始人任正非。他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该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曾因作出重大贡献而参加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复员转业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于1987年辞职创立了华为公司。任正非为人低调，实干兴业，内心没有“安然感”，他认为“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任正非是一个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为一种领导者关键气质的人。时刻考虑的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任正非认为华为有今天是因为“15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和牵引”，而他不过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二靠体制机制。审批经济是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华为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改革为华为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华为在20多年中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有好的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为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业?按照十五大报告所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经济，这样的企业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实行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发展和员工和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创造了无穷的潜力。

三靠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到总销售的70%以上，华为的电信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创新驱动力和巨额研发投入。华为的激励机制，引发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华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万员工中超过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华为在170多个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

八、关于“陈卖光”的故事

诸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如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纺织、小农药等“五小”企业。这类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困难很多，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把陈光带上“陈卖光”的帽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我讲完后由一位同志起来提问：“诸城的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的;(3)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从以上两个案例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总认为，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海外皇家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资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应该是常态。但我们有的同志习惯于国有资本固化，一说要退出就认为这不是搞社会主义了。其实，原来国有资本是实物形态，现在变卖后成为货币形态，再投入到急需的领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这不是资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动，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在流动中低价贱卖或权钱交易，不仅是流失，而且造成贪污浪费，在改革中，要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九、关于“三个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个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时候，我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我当时讲了四条。如果这样定位，四种现象怎么解释?

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它没有私人经济。为什么垮了，强大的国有资本为什么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继续执政?

第二，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30%到35%。但是没人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

第三，浙江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过去国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国有经济比例很低。但在改革开放中，激发了老百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所以财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税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要低的多，但是没有说越南是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四条是不好解释的。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二、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

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三点建议中，重点是三个民。我说我们历史的经验也好，国际经验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核心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要把民生搞上去，我们党为什么很注重民生问题呢?改革为了什么，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问题要搞好。

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要有参与权，要有监督权，要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了。十八大召开前，我特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表达了这个看法。中央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及时作了批示。

十、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

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吗?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过去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0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次改革的《决定》，我有幸都参加了。2003年到现在也是十年了，中央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我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给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

建议有三个内容：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二是，《决定》的主要内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路线图。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议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为了减少阻力，我提出来“三个率先”：第一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建立这个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的领导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动产，因为动产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动的，不动产你多少房子，一联网马上就显示出来。

三是，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过去中央起草三个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实不到位，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重要机构。2005年我曾向国务院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恢复体改委，第二国务院成立一个改革领导小组，第三要加强发改委改革的职能。这次为什么没提出国家要恢复体改委呢?因为现在改革是五位一体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就是恢复了体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建议中央选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网站，广大干部群众来参与，献计献策。同时，呈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30条建议供中央参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的两次建议，上报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去，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责任编辑：花满楼

第三篇：高尚全：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高尚全：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作者：高尚全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5年01月23日 本站发布：2015年01月29日 点击率：50次 电邮推荐 打印 加入收藏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作者简介：高尚全，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一、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用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也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审批经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没有政府审批你就不能干。当时有几个案例，我记得非常深刻。

一个案例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就是这种体制，企业没有自主权。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空调，企业因为没有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故事，觉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一机部开会的时候问了一机部招待所，我说你们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1400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电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业那个时候就要“跑部钱进”，部里谁管呢?部长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写是“小二当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没几个人要管全国，怎么管的过来呢，管不过来。这样子引起我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文章提出：“中央集权过多了，企业自主权过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

当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转播，当时我正好跟一机部的副部长、后来当了上海的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阳。早上听广播，他说，“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赞赏的口气来说的。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这个故事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来了。大家记得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要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切统一到中央，把企业卡的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我想这个故事对我国改革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吃?因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因此鱼就少了，价格就贵了。广东吃不到鱼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竞争以后，因此鱼多起来了，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钱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担心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当时我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所长，官不大，人家反对的官比我大，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说好，我们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现在叫西苑饭店)开研讨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也不合适。当时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称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个报告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和中国社科院更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 年10 月20 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

三、关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当时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为第一，要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准备，这是主要目的。同时，考虑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的人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业也派人，学术机关也派人，匈牙利是一个小国，看见中国人来那么多，他们说：“我们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因为重复考察，提问的问题差不多，考察结果本单位汇报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屉里了。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能这样重复考察。经国务院批准，就带了18个人的代表团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团成员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马凯、杜鹰、李剑阁、刘泽鹏，这几个人后来当了部级领导，后来马凯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我们重点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分别与两国领导人、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企业各界人员座谈100多次，形成座谈纪要30多万字。

我国驻匈、南使馆对这次考察十分支持，会见有关国家领导人都由大使馆陪同，代表团吃、住基本上在使馆，每天夜里我们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况，重要信息在当晚通过使馆密电发回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马凯副总理在我从事经济工作六十周年贺词中说：“记得1986年我随您作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对匈牙利、南斯拉夫为期40天的考察，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继日地看、问，热烈深入地讨论，至今历历在目。”

考察结果，形成了《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报告》。并汇集成书：《艰难的改革探索》。考察报告主要内容分三部分：对改革的基本认识;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1986年6月26日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这次考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重视和肯定。

四、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资本了，更不能提资本市场，只能提资金，资金怎么应用，为什么?提资本好像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回避资本两个字，更要回避资本市场。1985年，我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国家的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温家宝组长作了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

中央常委会讨论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一般也不发言。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在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讲了五条理由。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它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我又说李光耀对我们中国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条他说你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

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我讲了五条意见以后，总书记问了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我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会后温家宝总理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总书记。总书记看了以后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五、关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故事

为什么要讲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里面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必须要有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的《中国经济的创新——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国际化这个客观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的形式和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市场经济是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不一样了。一般规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必须要重视，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社会主义是特殊。我们必须要在把一般的规律学习好，掌握好。同时在一般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点和条件来运用好，把一般与特殊要结合起来。不能因为特殊来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视一般排斥特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时隔22年了，我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最近在学习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时，我认为，法治、宪政也是一般规律。既然是一般规律，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借鉴好，不能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为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特殊，不能把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

为了建设法治中国，为了体现对《宪法》的尊重，体现《宪法》的权威，我国要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这也是根据一般来的。世界上90多个国家都规定公职人员任职要对《宪法》进行宣誓。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问一下是不是三个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问一下姓“资”还是姓“社”。

一般规律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饿了要吃饭，这就是一般规律。只是外国人吃西餐，中国人吃中餐，武汉人爱吃热干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就是不同地区的特点，但是这是一个一般规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简单的例子也可以说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你饿了要吃饭，这是一般规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酱面吃热干面，这是特殊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呢，因为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必然腐败，权力越大腐败越多，这是长期积累的一般规律。权力为什么腐败，因为权力没制衡，所以要提出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六、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

1997年，我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我们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意见，我看到这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地方了。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十五大报告中家宝同志亲自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温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时候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后来把“人权”都进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写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七、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

我在参加15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作了调研。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经我们调研，华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时，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华为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她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现在，华为公司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285的知名企业，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询公司Jnterbrand发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华为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排名第94位。2014年销售收入达46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华为的秘密：为何整个世界都怕它?》引起了我对华为的思考。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产业的领先企业?靠的是什么?我考虑有以下几点：

一靠“领头羊”的引领。“领头羊”是谁?就是创始人任正非。他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该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曾因作出重大贡献而参加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复员转业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于1987年辞职创立了华为公司。任正非为人低调，实干兴业，内心没有“安然感”，他认为“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任正非是一个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为一种领导者关键气质的人。时刻考虑的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任正非认为华为有今天是因为“15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和牵引”，而他不过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二靠体制机制。审批经济是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华为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改革为华为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华为在20多年中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有好的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为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业?按照十五大报告所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经济，这样的企业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实行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发展和员工和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创造了无穷的潜力。

三靠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到总销售的70%以上，华为的电信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创新驱动力和巨额研发投入。华为的激励机制，引发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华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万员工中超过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华为在170多个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

八、关于“陈卖光”的故事

诸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如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纺织、小农药等“五小”企业。这类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困难很多，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把陈光带上“陈卖光”的帽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我讲完后由一位同志起来提问：“诸城的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的;(3)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从以上两个案例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总认为，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海外皇家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资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应该是常态。但我们有的同志习惯于国有资本固化，一说要退出就认为这不是搞社会主义了。其实，原来国有资本是实物形态，现在变卖后成为货币形态，再投入到急需的领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这不是资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动，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在流动中低价贱卖或权钱交易，不仅是流失，而且造成贪污浪费，在改革中，要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九、关于“三个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个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时候，我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我当时讲了四条。如果这样定位，四种现象怎么解释?

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它没有私人经济。为什么垮了，强大的国有资本为什么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继续执政?

第二，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30%到35%。但是没人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

第三，浙江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过去国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国有经济比例很低。但在改革开放中，激发了老百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所以财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税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要低的多，但是没有说越南是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四条是不好解释的。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二、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

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三点建议中，重点是三个民。我说我们历史的经验也好，国际经验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核心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要把民生搞上去，我们党为什么很注重民生问题呢?改革为了什么，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问题要搞好。

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要有参与权，要有监督权，要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了。十八大召开前，我特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表达了这个看法。中央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及时作了批示。

十、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

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吗?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过去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0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次改革的《决定》，我有幸都参加了。2003年到现在也是十年了，中央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我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给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

建议有三个内容：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二是，《决定》的主要内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路线图。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议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为了减少阻力，我提出来“三个率先”：第一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建立这个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的领导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动产，因为动产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动的，不动产你多少房子，一联网马上就显示出来。

三是，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过去中央起草三个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实不到位，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重要机构。2005年我曾向国务院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恢复体改委，第二国务院成立一个改革领导小组，第三要加强发改委改革的职能。这次为什么没提出国家要恢复体改委呢?因为现在改革是五位一体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就是恢复了体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建议中央选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网站，广大干部群众来参与，献计献策。同时，呈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30条建议供中央参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的两次建议，上报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去，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第四篇：十个故事

十 个 评 价 故 事

作为一名平凡的教师，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更没有值得称颂的大作为，可是平淡的教学生涯却赋予了我宝贵的课堂教学经验。我欣慰地看着我的学生在我的教育下露出满足的笑容，那一张张灿烂笑容的背后是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故事。

故事一：我们班有一个小男孩，经常不交作业，偶尔交上作业也不会让老师高兴，因为每次批改他的作业都让我头疼不已，字迹潦草不说，做的题目也是漏洞百出，这个地方忘了写单位，那个地方又没写答语，让人看了不禁心烦。自从参与了作业评语式评价小组以后，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他的作业本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作业就是向所有人证明你在这节课的学习情况！”“人们都说字如其人。老师相信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第二次的作业，小男孩的作业竟然出奇的认真，虽然还有些错误，但比起以前，真是让我兴奋不已。以后的每次作业我都用心的在他的作业本上和这位小男孩用数学批语展开了交流。面对小男孩的如此神速进步，我不禁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你的进步，大家都看在眼里，加油！”

故事二：韩汶洁是我班里的一个性格内向的小女孩，她天性胆小，性格懦弱，不愿与同学交往，学习成绩在中下游不到。我接班时，她的作业写得非常工整，但她的数学考试从来及格的很少。一天，我在她的作业上写上了这样的批语：“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认真劲儿，希望也认真听讲！”在以后观察的日子里，我发现这位女孩由原来的不抬头看黑板变成了专注的盯着老师。在作业中我也不断地对小雨进行鼓舞与表扬，“其实你很聪明，继续用心听讲！”这以后她的几次作业出现的错误不再那么多了我很高兴就在他的作业本上继续写“看到你的进步，老师感到由衷的喜悦！”“你今天认真听讲的样子，可不可以让老师多看几眼，老师真的很想多看你几眼.”„在数学的学习中，小雨有了新的变化，课上她开始积极回答问题，课下也能够向自己的同桌请教问题。不仅如此，在生活中她也变得乐观多了，班级里的事情她参与的越来越多了，不少的老师还在办公室说起经常看到韩汶洁提着垃圾桶去送垃圾呢。

故事三：刘春鹏，我班一个12岁的小男孩，思维很活跃，平时课堂表现不错，回答问题也很积极，可是一上作业就出现问题了：作业字迹潦草，粗心大意，仿佛作业之后还要千万件事等着他去完成。作业本从来都是5、9不分，不仅作业这样，就连考试试卷也是如此，经常把除号误认为乘号用。于是，我对他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原来他生长在一个叫刘山的小山村里，渴望读书，平时专爱看一些课外读物。这位学生的学习能力不错的，只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对待学习总是吊儿郎当的，不能正确、积极地对待学习。知道了问题的根源后，我就在他的数学作业本上写了一句这样的批语：“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在以后的作业批改中，我总会给他写一些关于“学习态度”的批语，“良好的态度，是成功的开始。” “你的学习态度越来越端正了，老师为你的进步感到骄傲。” “你学习态度的转变，老师看在眼中，喜在心里，老师期待着你更大的进步”，„„类似的批语接连不断地出现他的作业本上，他的进步也越来越明显，作业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成绩随之也有了一定的起色。不仅如此，这位学生做任何事情，都能用心做了。看来，只要态度端正了，只要有心，就能成功。

故事四：六年级下学期，我在批改数学作业的时候，发现李路晴做题时，总会时不时的犯些粗心大意的错误。如：用方程解答应用题时不写“解：设„„”，有时忘了写答语，还有时不写单位。再如：脱式计算过程很准确结果确实错的。这些问题看似虽不很严重，但却是解决问题不可缺少的格式和要求，同时反映了一个人是否具有严谨的学习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于是，我在他的数学作业本上这样写：“你是漂亮的小姑娘，聪颖的大眼睛不可能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不要觉得这样的错误无所谓”„„经过几次的批语交流，我发现李路晴的作业质量也有了很大的长进。渐渐地，我发现这小姑娘粗心大意的问题减少了许多，如今，她的成绩在班中已经名列前茅，并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看到李路晴的进步，我不得不再次感叹数学批语的独特魅力。

故事五：一次作业多次批改。第一次作业批改后发给学生，一旦学生能够及时纠错或者给出不同的解题方法，那么可以给与较高的等级。为了增强实效，给学生一些有启发性、针对性和鼓励性的话语。如：学生沈兰华在做38×199+38时，它的设计方法为：“38×199+38=7562+38=7600”。我给他评了B级，但是给了这样的评价语“得数是正确的，但是还有没有更好的计算方法呢？”。这名学生很快就补充了另外一种计算方法：“38×199+38=（38×200-38）+38=7562+38=7600”。当时我很生气，为什么学生就不能好好地运用乘法分配律呢？所以，这次给他的等级没有改，但是我写下了“很好！”的评价语，并在38下面划了一条红线，暗示学生这里有问题。第二天这名学生又补充了一种算法：“38×199+38=38×（199+1）=38×200=7600”.这次我给他提高了作业等级。通过这样的多次评判，不仅使学困生得到了反思的机会，还让学生勤于动脑、勤于思考。

故事六：我们班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刘世好，看似比较聪明，有些问题一提醒就会。但是不提醒他就坐在那里东看看西瞧瞧，丝毫不为自己的行为而心动。每次的作业也是信手涂鸦，一看就知道是不用心的结果。每次看到他的作业，就让我烦心。我也找到他谈话，但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收效甚微。对于刘世好，我真的感到无可奈何。自从参加莒南县小学数学作业评价改革推进会议之后，我私下里认为用批语与他进行交流或许是改变小光学习态度的一个有效方法。于是，我决定在小光身上尝试一下。批改作业的时候，我特意注意小光的作业状况：大体的解答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个别环节总是考虑得不是很细致。我就给他写了这样一条批语：“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老师希望在课堂与作业本上都能表现出你的聪明才智。”同时，在课堂上我有意加强了对他的注意，尤其是提问的频率加大了。几天之后，我发现小光的表现稍有起色：课堂上开始认真听讲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能认真地完成了。没想到这小小的批语竟有如此大的作用。既然，批语式评价是一种评价学生的好方法，我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在以后学习中，我更加重视了对小光的观察，写出了符合他的实际情况的个性化批语。“聪明是你的长处，希望你能发扬你的长处，并把这种长处运用到数学的学习中。”不论是课堂上，还是集体活动中，小光都表现得都比较优秀。我又这样评价他：“勤动脑，勤思维，你会受益终身。”这样的数学批语评价似乎赋予了小光无穷无尽的动力，在数学学习中，他开始积极主动，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学习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

故事七：教学列式计算时，有一道这样的题目：78加上1000除25的商，和是多少？有的学生这样列式：78+1000÷25，这时我并没有对学生的作业进行等级评价，也没有指责他们，而是指导他们去复习课本上的同类例题，学生弄清了道理，把错题纠正以后，再进行评价。这样既没有给学生造成心理上太大的压力，也保护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同时也让学生弄明白了除和除以的区别。

故事八：在学生的作业当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令老师疑惑不解的问题。如：我们班的李路玉同学平时基础比较差，作业不认真做，在计算“401-（8+7）×25”这道题时，是这样做的“401-（8+7）×25=25+1=26”。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解题方法！抄袭别人的作业？没有这样计算的啊！于是我就写了“老师很想知道你的想法，相信结果不是你抄袭的！”。课间，李路玉找到我指着题对我说：“减数（8+7）×25是15个25，而被减数401是16个25再加上1，这样不就是25+1=26了吗？”我对他的这种解题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时我又告诉他在做题时应该把必要的解题步骤写出来。这样，我们通过协商最后给了他A+的创意性评价语。

故事九：我班的刘畅同学是班里公认的待提高生。该生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业常做的零乱、潦草，而且时常出错，有时还不做作业。有一天，由于作业较简单，刘畅积极完成了作业，并且全部正确，只是作业的书写还是比较的糟糕，但当时我没有批评他书写不工整，而是给了他肯定的评价“太好了，这次作业出乎老师的意料呀，加油！”，等级也给的是A级，他很开心，看到他当时的表情，我又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今天的作业做的不错，全部都正确了，说明你今天上课时认真学习了，要是你再把你的字写的工整一点，你的作业就更好啦。同时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有了这次的经历，流畅上课的学习态度端正多了，坏习惯也改掉了不少，作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零乱、潦草，笔误也少了很多。可见老师的鼓励对学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既能鼓励学生上进，还能充分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故事十：六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在批改作业时发现，孙振豪的作业竟然写的是端端正正，又大大方方的，你说，能看不出这不是他写的吗？我改变了以前简单的教育方法，把他叫到跟前问：“这道题写的字可真好呀？”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说：“这不是我写的，是妈妈写的。”我一听，还很诚实吗，我还没有批评他，温和的说：“那，哪一道题是你自己做的？”他看上去很诚恳的样子说：“就这一道题不是我写的，其它的都是我写的。”我有点不相信，其它的字虽然不是那么好，但是相对来说，也有很大进步，也不像是他的风格。我还不批评他，心平气和地说：“那好，你就照着上边的字，再写一遍。”只见他很自信的拿着书回去了。不一会儿，就又回来让我看。我接过书一看，嗨，还真是他写的样子，就是有了很大改变。我想幸亏没有批评，不然的话，还不知道怎样收场呢。我发现孙振豪，作业经常不完成，上课也不认真听讲，学习很是被动。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我找到他的作业。写了这样的批语评价：“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我希望能用这样的话语劝勉小杨，让小杨知道时间是不等人的，必须珍惜现在的时间，努力用功学习。发下作业后，我发现小杨课堂的表现有了一点变化，开始听讲了，还开始举手回答问题了。此后，我继续用批语鼓励他、肯定他的表现。

我表扬了他好几次，我发现，越表扬他，他越愿意写。事后，我想：今天这事，如果换成别人也许不会承认妈妈替他写作业。看来，差生也有可爱的一面。从这件事，我明白在工作中，把事情弄明白，再做处理，会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和学生谈话也要有平等，慢慢来讲，同时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差生也会改变的。应该对孩子进行全面评价。当孩子在某方面表现不错时，那我们应该从这些优点入手，弥补他的缺点，通过鼓励，提升他学习的兴趣。我相信，只要孩子能获得适当的鼓励，他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各项能力都会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第五篇：十个故事

一 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

最早的原始人根本没有“数”的概念，他们只知道“有”和“没有”，后来他们知道了“多”和“少”。在很长的时间里，原始人就是借助手指来计算的，数数时就数指头有一个，就把手指曲下去一个，一、二、三、四、五，一只手指用完了，就举起另外一只手指接着数。因为全球原始人都是十个手指，所以全球都是十进位，因为当时根本不可能召开经济交流会。十个以后怎么办？原始人就用在兽骨等东西上划杠或用绳子系扣的方法，来把两个东西一一对应起来。比如说，打来四只兔子，就在绳子上结四个扣子，根据绳子的颜色、扣子大小来代表不同事物的数目。所以，中国的古书上早就有“结绳记事”的说法。在文字出现时，就有比较完整的数字符号了。在四千多年前，中国人已经会用十进制，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从1到10的全部数字符号。不过，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数字”(0 1 2 3 4 5 6 7 8 9)，是印度人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发明的，后来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又传到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再经过演变，最后才成为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西方认为这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就一直称阿拉伯数字。

那么什么是罗马数字呢？同学们见过旧座钟吧？有些旧座钟刻度盘上十二个小时的表示为：“ⅠⅡⅢ ⅣⅤⅥ Ⅶ Ⅷ ⅨⅩⅪⅫ”，这叫罗马数字，在这种数字应用里，没有“0”这个符号。后来，罗马帝国有一位学者从印度记数法里发现了“0”，经过使用，感到很方便，就把“0”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推广介绍。过了一段时间，罗马教皇知道了这件事，恼怒倍至，斥责说，神圣的数是上帝创造的，在上帝创造的数字里没有“0”这个怪物，如果谁使用“0”就是亵读上帝，于是教皇就下令把这位学者抓起来，还施以酷刑，用夹子把他的手指紧紧夹住，使他两手残废，让他再也不能握笔写字。愚昧、残忍的罗马教皇，想禁止“0”的使用的行为是徒劳的，罗马的数学家们在数学研究中仍然秘密地使用“0”。后来，“0”终于在欧洲被广泛使用，而“上帝创造”的罗马数字却逐渐被淘汰了。

二 祖冲之的故事

祖父经常给祖冲之讲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其中张衡发明地动仪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祖冲之幼小的心灵.祖冲之常随祖父去建筑工地,晚上,在那里他常同农村小孩们一起乘凉、玩耍.天上星星闪烁,在祖冲之看来,这些星星很杂乱地散布着,而农村孩子们却能叫出星星的名称,如牛郎、织女以及北斗星等,此时,祖冲之觉得自己实在知道得很少.祖冲之不喜欢读古书.5岁时,父亲教他学枟（yun运）论语枠（hua话）,两个月他也只能背诵十几句.气得父亲又打又骂.可是他喜欢数学和天文.一天晚上,祖冲之躺在床上想白天老师说的“圆周是直径的3倍”这话似乎不对.第二天早,他就拿了一段妈妈绱（shang 尚）鞋子的绳子,跑到村头的路旁,等待过往的车辆.一会儿,来了一辆马车,祖冲之叫住马车,对驾车的老人说： “让我用绳子量量您的车轮,行吗?”老人点点头.祖冲之用绳子把车轮量了一下,又把绳子折成同样大小的3段,再去量车轮的直径.量来量去,他总觉得车轮的直径没有1／3的圆周长.祖冲之站在路旁,一连量了好几辆马车车轮的直径和周长,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他决心要解开这个谜.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祖冲之研究了刘徽的“割圆术”.所谓“割圆术”就是在圆内画个正6边形,其边长正好等于半径,再分12边形,用勾股定理求出每边的长,然后再分24、48边形,一直分下去,所得多边形各边长之和就是圆的周长.祖冲之非常佩服刘徽这个科学方法,但刘徽的圆周率只得到96边,得出3.14的结果后就没有再算下去,祖冲之决心按刘徽开创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一步一步地计算出192边形、384边形 ?? 以求得更精确的结果.当时,数字运算还没利用纸、笔和数码进行演算,而是通过纵横相间地罗列小竹棍,然后按类似珠算的方法进行计算.祖冲之在房间地板上画了个直径为1丈的大圆,又在里边做了个正6边形,然后摆开他自己做的许多小木棍开始计算起来.此时,祖冲之的儿子祖 ?? 已13岁了,他也帮着父亲一起工作,两人废寝忘食地计算了十几天才算到96边,结果比刘徽的少0.000002丈.祖暅（geng更）对父亲说：“我们计算得很仔细,一定没错,可能是刘徽错了.”祖冲之却摇摇头说：“要推翻他一定要有科学根据.”于是,父子俩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重新计算了一遍,证明刘徽是对的.祖冲之为避免再出误差,以后每一步都至少重复计算两遍,直到结果完全相同才罢休.祖冲之从12288边形,算到24567边形,两者相差仅0.0000001.祖冲之知道从理论上讲,还可以继续算下去,但实际上无法计算了,只好就此停止,从而得出圆周率必然大于3.1415926,而小于3.1415927.很多朋友知道了祖冲之计算的成绩,纷纷登门向他求教.之后,祖冲之又进一步得出圆周率的密率是355／113,约率是22／7.直到1000多年后,德国数学家鄂图才得出相同的结果.三 引入西方数学概念的第一人

李善兰是我国晚清的大学者，尤其精通数学，还懂外文，他一生除了自己的著述之外，还翻译了很多外国的数学书籍，借此向中国学者介绍了西方较先进的符号、代数及微积分知识，还创立了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符号。这些来自西文原本的东西，经李善兰的再创造，就成了今天，我国用的数学名词，如代数学、系数、根、方程式、函数、微分、积分、几何学等。连许多数学符号，如“十”、“一”、“×”、“÷ ”这些运算符合，也是李善兰通过翻译外文引进的。

李善兰小时候，偶然看到一本中国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翻看了几页，觉得很有趣，便把这本书一口气读完，从此他便爱上了数学。后来，他博览群书，精通的东西很多，除数学外，还有物理、化学、生物等，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因为李善兰的工作，才让我们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了西方最新的先进科学知识。

四 数学奥林匹克

大家都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吧？这是奥林匹克体育竞赛，可你是否知道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呢？

1894年，匈牙利数学物理协会通过了在全国举办中学数学竞赛的决议，开中学生数学竞赛先河，每年10月举行，每届3道题，限4小时完成，造就了一大批数学大师。

1934年原苏联在列宁格勒大学举办了中学数学奥林匹克首次把数学考试与公元前776年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联系起来，“数学奥林匹克”的名子就此诞生了。第一届全世界数学奥林匹克于1959年7月在罗马尼亚古都布拉索拉开帷幕，这是数学竞赛跨越国界的创举。如今，大多数经济文化发达国家都置身其列了，数学奥林匹克已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学科竞赛，也是世界公认水平最高的中学数学竞争。

中国的小选手们在数学奥林匹克中多次获得好成绩，几乎每年都把金牌捧回家，将来，你会成为其中一员吗？

五 菲尔兹奖——数学上的“诺贝尔奖”

当今数学界的最高奖励是已故的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提出的，它的资金来源由菲尔兹本人提供。有人会问，为什么诺贝尔不设数学奖，据说诺贝尔和瑞典著名数学家莱夫勒有仇，诺贝尔知道，如果设立了数学奖，莱夫勒必是首位获奖人选，所以他决定不设数学奖。但莱夫勒是菲尔兹的好友，菲尔兹感到诺贝尔也太有点小家子气，于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和诺贝尔对抗。

1924年，菲尔兹成功地在多伦多举办了一次世界数学大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把大会结余的经费用来设立一个数学奖金，1932年，菲尔兹去世前，立下遗嘱把一大笔钱加到剩余经费中，这笔钱交到于1932年在苏黎世召开的数学大会，大会决定接受这笔钱并设立“菲尔兹奖”。于是菲尔兹的声誉很快传遍全世界。

现在“菲尔兹奖”虽然知名度无法与诺贝尔相比，但却是国际公认的世界数学界最高奖项。

六 聪明的女神纪塔娜

非洲有一个神话故事，说一个酋长要分给聪明女神纪塔娜一块地，这块土地的大小可以用一张鼠皮围起来。酋长实际上是有意刁难纪塔娜.纪塔娜接过灰鼠皮，并没有直接把它铺在地上，而是把它剪成很细很细的皮条，接成一根很长的皮绳，选择靠海岸的地方围成一个半圆形的土地，这块土地建造一幢别墅还绰绰有余，自作聪明的酋长一看可傻眼了。

聪明的女神纪塔娜聪明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她知道只要技术条件许可一个平面可以分割成无限长的线条；其次，她还懂得，用一定长度的绳子围面积，围成圆的面积最大；再者，靠海岸线围成半圆形，这海岸线就等于绳子的另一半，这样，围出的土地面积就是最多的。看来，传说中的聪明女神纪塔娜，不仅是聪明，还称得上是一个数学家呢？你看她懂得多少数学知识，而且还会应用这些数学知识为自己造福。

七 陈景润理发的故事

陈景润是我国有名的数学家。他不爱逛公园，不爱遛马路，就爱学习，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在大街上边走边思考问题，撞到人行道的树上还说声“对不起”，一次吃午饭时，他摸到自己的头发太长了，就决定下午理发，早早就去排号，排了个38号，他看时间还早就到外面掏出一个小本子演起数学题来，在演算过程中有一个地方需要查资料，就又跑到图书馆去。一直工作到五点多，才想起理发的事，回到理发店门口见人家关门下班了。

陈景润就是这样忘我的工作。文革期间，他就在一间六平米的楼梯间，掀起被褥在床板上运算，停电的时候，就点上煤油灯夜战。有志者事竟成，1973年，他终于彻底突破? 3（1+2）的难关，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离（1+1）的“皇冠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一位英国数学家写信祝贺陈景润说：“你移动了群山”。所以人们都称陈景润是数学领域里的“当代愚公”。

八华罗庚的故事

华罗庚自是自成才的数学家，他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24年从金坛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年仅14岁的他就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里当小伙计，为了抽出时间学习，他经 常早起。隔壁邻居早起磨豆腐的时候，华罗庚已经点着油灯在看书了。伏天的晚上，他很少到外面去乘凉，而是在蚊子嗡嗡叫的小店里学习。严冬，他常常把砚台放在脚炉上，一边磨墨一边用毛笔蘸着墨汁做习题。每逢年节，华罗庚也不去亲戚家里串门，埋头在家里读书。白天，华罗庚就帮助他的父亲在小杂货店里干活与站柜台。顾客来了，帮助他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走了，就又埋头看书或演算习题。有时入了迷，竟然忘记了接待顾客。时间久了，父亲很生气，干脆把华罗庚演算的一大堆草稿纸拿来就撕，撕完扔到大街上。有时甚至把他的算草纸往火炉里扔。每逢遇到这种时候，华罗庚总是拼命地抱住他视之如命的算草纸，不让他的父亲烧掉。华罗庚的志气与行径，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阻力愈大，反阻力也愈大；困难愈多，克服困难的决心也愈坚。他承受了常人难以设想的困难与阻力。不断前进，这倒反而锻炼了他。没有时间，他养成了早起，善于利用零碎时间，善于心算的习惯。没有书，就养成了他勤于动手，勤于独立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他的中学老师很欣赏他的数学才华，鼓励他继续自学数学。19岁那年，华罗庚突然染上伤寒，此后留下腿部残疾。但他并不悲观气馁，仍是顽强地发奋自学。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有名的教授的一篇论文中有错误，一个数值计算得不对，于是就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和看法写成文章，投寄给上科《科学》杂志社，1930年这篇文章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论文改变了华罗庚以后的生活道路。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到了这篇论文后，就到处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当得知他是自学青年时，并不在乎学历，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华罗庚拖着残腿走进了清华校园，起初他在数学系当助理员、图书资料管理员兼打字，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大学数学系全部课程，两年后被破格提拨为讲师，后来熊又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当时他才28岁。

九 数学之神、几何之父—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有译欧几里得）大约生活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随着马其顿帝国的领土扩张，曾迁移至北部非洲尼罗河河口的亚历山大城。下面介绍几则阿基米德的数学故事。

（一）阿基米德在思考问题时，精神高度集中，常常废寝忘食，周围的人想让他适当休息一下，于是在他身上抹黑色油质想强迫他去洗操，然而阿基米德在澡池里长时间没有出来，身边人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冲进去一看，原来他在澡堂里趁身上的黑色在画几何图形哩，早把洗澡的事忘干净。

（二）一次，权倾一时的埃及国王请教阿翁讲几何学，阿翁讲了半天，国王却听得一头雾水，他问阿基米德，了解几何学有没有简单的方法，阿翁回答道：“在几何学里，大家只能走一条路，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捷径。”这句话成了千古传诵的学习箴言。

（三）相传叙拉古城的国王定做了一顶纯金皇冠。做成后老怀疑工匠们在王冠里掺了银子，想请阿基米德在不破坏王冠的情况检验一下。开始，阿基米德也没有办法，后来他到澡堂洗澡，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浴盆里沉下去的时候，就有一部分水从浴盆边溢出来。阿基米德高兴得连衣服也不顾穿好就跑到大街上手舞足蹈地大喊：“有办法啦，有办法啦。”后来他从水从池子里溢出来这件事上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材料是相同的，排出的水量是一样的，用这种方法可以测出金冠的纯度。

（四）相传阿基米德在70多岁时，他所居住的叙拉古城与罗马共和国发生矛盾，罗马派兵来攻城，而阿基米德负责城防工作，他设计制造的防御机械——灵巧的掷石机，能迅速把石头抛向敌人，把敌兵打得头破血流，他设计的投火器，能把敌方的船只烧毁。罗马军队统帅马塞拉斯将军沮丧地说：“我们是在与数学家打仗，这个数学之神使我们出尽了洋相，简直比神话中的百手巨人还要厉害！”然而由于弹尽粮绝，再加上叛徒里应外合，叙拉古城终被攻破，居民遭到了残酷屠杀，而此时正在沙盘前专心绘图的阿基米德见一敌兵闯进住室，愤怒地吼道：“滚开，不要踩坏我的图。”愚昧的罗马士兵拨出短剑刺向阿翁，伟大的数学家被没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杀害了，得知阿基米德的死，罗马统帅马塞拉斯十分痛心。虽然阿翁的设计给他的军队造成极大损失，但他非常佩服阿基米德，他下令，把杀害阿基米德的士兵当作杀人犯处死，并为阿基米德修了一座陵墓，让后人永远怀念。

（五）阿基米德在2300多年前编写的《几何原本》采用了前所未有的编写方式，先提出定义、公理，然后由简到繁的证明一系列定理，这本书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最成功的教科书，从此以后一直使用2000多年，从1482年印刷发行后，重版了大约一千版次，被译成世界各主要语种。

十 数学小王子高斯的故事

德国著名大科学家高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还不会讲话，就自己学计算了。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了父亲的计算错误。小高斯八岁时进入乡村小学读书。一天，数学老师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

1＋2＋3＋4＋5＋„＋98＋99＋100。

把100个数一个一个地加起来。教室里的小朋友拿起石板开始计算：“1加2等于3,3加3等于6,6加4等于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个数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结果，再加下去，数越来越大，很不好算。有些孩子的小脸孔涨红了，有些手心、额上渗出了汗来。还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他的石板走向前去，“老师，答案是不是这样？”老师头也不抬，说：“去，回去再算！错了。”他想不可能这么快就会有答案。可是高斯却站着不动，把石板伸到老师面前：“老师！我想这个答案是对的。”数学老师本来想怒吼起来，可是一看到石板上整整齐齐写了这样的数：5050，他惊奇起来，因为他自己曾经算过，得到的数也是5050，这个八岁的小鬼怎么这么快就得到这个数值的呢？

同学们，你们知道高斯是怎么算出来的吗？大家看黑板：

1+2+3+4+5+6+7+8+9+10=（1+10）+（2+9）+（3+8）+（4+7）+（5+6）=11+11+11+11+11 所以1+2+3+4+5+6+7+8+9+10=11*5=55 同样

1+2+3+„+98+99+100=(1+100)+(2+99)+(3+98)„=101*50=5050 这种方法就是高斯算法。后来高斯继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作出许许多多重大贡献，被称为“数学家之王”，和阿基米德、牛顿齐名。高斯是数学史上一颗光芒永恒的天王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