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作品及分析分析

第一篇：曹禺的作品及分析分析

作品介绍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曹禺名言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作品分析

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的哈姆莱特曾说过一句话：“软弱，你的名字叫女人。”但是，曹禺的女主角却常常相反。她们虽然处于弱者的地位，却表现出惊人的傲岸、果决。她们意志坚强，敢于同命运抗争，甚至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也敢单枪匹马地走向社会黑暗势力挑战，具有同一般柔弱女性迥然不同的硬性性格。

她情感热烈，独立意志极强，她说：“人家说一句，我就要说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但命运却把她抛进一个黑牢般的家庭，几乎被窒息闷死，这时出现一个机会——周萍闯入她的生活，并与之相恋，然而周萍毕竟是他“父亲的儿子”。加上四凤的出现，他怕了，也对蘩漪感到厌烦。周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四凤，抛弃了蘩漪。蘩漪一次次地与周萍交锋，用尽各种手段要求他留下来，同时又迅速果断的采取行动，阻止周萍出走。她解雇了四凤，又跟踪周萍到鲁家。当她发现周萍和四凤偷情时，便刻毒地关死了窗户。当周朴园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还快意地微笑着说：“在花园里赏雨。”当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被证明无效以后，面对周萍和四凤的出走，她已经不顾一切了，为了拆散周萍与四凤的关系，她把周冲和周朴园都拉了出来，森之不顾名誉不顾后果，竟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宣布了她和周萍的关系。不仅葬送了自己，也毁灭了别人。她的爱和恨结合得那么紧，变化得那么快，那么果决，很难不叫人想起一位作家的名句：我崇拜她的美，但我畏惧她的灵魂。

陈白露听说小东西打了金人，忍不住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痛快！并马上决定冒险保护她，阿根对她别管闲事。她却非常镇静地说：“出了事有我担待。”黑三一伙进屋查找，潘月亭吓得躲了，她却自己迎了出去（忽然声色俱历地）说：“站住！都进来？谁叫你们都进来？你们吃什么饭长大的？你们要是横不讲理，这个码头横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笑）你们是授私货么？我这儿搜烟土有烟土，搜手枪有手枪（挺起胸）不含糊你们！”黑三一伙流氓蛮横无理，她却以硬抗硬，一下便镇住了对方。和蘩漪不同，她不是同放任情感与固执相胶合，而是同理智的反省相关联，因而常常带有高人一等的见识和藐视众生的泛泛的嘲讽，她始终镇定，从容，果断，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跟张乔治借钱没借到，她只不过淡淡的挖苦了一句“真聪明”，并没有再做努力，因为她一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当发现生命对自己已失去意义的时候，她便断然而平静地走向了彼岸，直到最后关头，才放任泪水流淌。陈白露自杀的直接原因是维持她生活的潘月亭的破产，而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她为保护小东西与金人势力斗争的失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然使小东西与金八势力斗争的失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使小东西逃出黑暗势力的控制，这使陈白露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了信心。从小东西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看到了自己单枪匹马闯社会的愿望，不过是一条死路，因而终于最后绝望。这种双重的原因使陈白露的自杀也具有了双重的涵义：既是一个沦落风尘女子因生活绝望而自杀的弱者之死，又是一个宁死也不肯落入黑暗势力而遭受蹂躏的强者之死。这双重涵义和陈白露矛盾的生活是完全一致的。她的自杀有其必然性，她的宁死不屈也有其性格基础。在《日出》中，陈白露敢作敢为，果断自尊的反抗性格应当说表现得非常突出。《雷雨》里的蘩漪，便是曹禺笔下最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是一个由于社会的压制，环境的窒息而变得乖戾的女人，有着这样痛苦遭遇的女人，像这类“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比天样的高；热情原始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的女性，在当时封建高压的社会中应该说是不少的，但是，像蘩漪这样具有“一颗强悍的心，敢于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之斗”的，被情热烧的疯狂了的个性则是独特的。曹禺形容蘩漪：“她是一极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地创痕。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通向了必然的悲剧结局。

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条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

在曾公馆这个封建家庭中，像愫方这样一个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的待嫁姑娘，她是备尝了爱情悲剧和孤寂生活的凄凉、苦涩的况味的，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不会不动心思的。曾皓、思懿等对她的婚事所持态度的背后隐藏着的机诈和私心，如利刃扎向她的心头，不可能不触起她悲哀，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内心的剧烈冲突“她受尽了思懿的凌辱和眨眼，未尝不想脱开这个可怕的封建牢笼，然而那个垂老的姨夫曾皓却又死死地缠住她，把她当作维系生命的”拐杖“，她那宽仁的心怎么忍心断然离去！更何冲她对曾文清还有那么深挚的爱恋之情呢！在曾浩、思懿的交攻下，愫方被迫说出的”我，我没有意识“的话，透露了她此刻难以言喻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封建统治者曾皓和压迫者思懿，是造成愫方的爱情悲剧和深刻的精神创伤的代表人物。正是在封建家族统治者的严重翠抑下愫方的思想和性格迸射出了耀目的光辉。为了使曾文清跳出苦海而远走高飞，她宁愿忍受永远分离的痛苦和担当曾文清留下的一切家庭重负。曾文清几经延宕终于离家出走后，愫方如释重负，内心感到一种从来体验过的愉快和激动。封建家庭与礼数无论如何压迫、折磨与摧残她，却始终不能扑灭她对曾文清一往情深的爱。当曾文清经不起社会上的风浪，出走而复归后，“天塌了”，她对曾文清的爱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使她终于看清了曾公馆是怎样一个窒息、摧残人的“监牢”。在瑞贞的启示下，她毅然走出了这个“黑暗王国”而奔向她心中憧憬的那个光明所在。愫方和曾皓、思懿等封建家庭统治者之间的思想矛盾在客观上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但是，剧本并没有战士愫方与他们的正面冲突，作者却把他的笔墨倾注在曾皓、思懿对她的一次次沉重的精神压迫与进攻，倾注在对这个没落家族种种专制与腐败现象的描绘，渲染上，造成某种尖锐紧张的冲突情势。让读者自己去体味愫方在此情此景中的痛苦的内心世界，体味她那坚韧、顽强的内在性格和丰富淳厚的善良心地，她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憧憬和反封建的叛逆精神。

愫方这个先进人物绝不是超绝尘世的仙女，而是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成长起来，放射着时代光彩而又负荷着民族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复杂烙印，具有真实生命的人物。她饱经封建压抑的苦难生活的磨练，对旧家庭、旧制度绝望后。，终于在时代曙光的招引下，背负着民族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复杂影响，不无眷恋地离开曾公馆，走到久已憧憬的新世界中去。

当焦氏发现金子和仇虎“偷情”，面对焦大星的质问，焦花氏“（两面望望，狠恶地）哼，（冷笑）你们逼我吧，逼我吧！（忽然高声）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你爸爸把我押来做儿媳妇，你妈从我一进门就恨上我，骂我，羞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人看。我告诉你，大星，你是个没有用的好人。…….”这不是无可奈何的招供，也不是“借此掩护自己”“先发制人”的策略，金子个性的刚强以及仇虎输送给她的复仇的力量，决定了她在这场戏中的反抗行为。《雷雨》中的蘩漪也有同样“爆炸”式招供。两个女性共同的特点是：她们头脑中都有一个足以压倒封建伦理道德常规的信念。她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是被“逼”出来的，因此，明明是不体面的“偷情”，她们却毫无遮掩、理直气壮。但她们也有不同一处，一是蘩漪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做着绝望的挣扎，而金子却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在希望中反抗；二是，金子对焦家的控诉体现着被压迫阶段的觉醒，同时一个“逼”字，其含义不尽相同。金子早已许给了仇虎，她在仇虎遭陷害后被押到焦家这一悲剧本事就包含着极强的社会意义，而她的觉悟和反抗则体现了同一时代被压迫妇女的求生愿望和斗争精神。

金子个性中有“非一般农村妇女”的心理变态，她不像一般妇女那样忍受封建道德的束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不像一般妇女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那样温柔，贤淑，她更不像一般妇女那样优柔寡断、胆小怕事。她妩媚中闪着泼野、聪明中含着狡猾，强悍中蓄着凶狠，是一个妖冶的风流媳妇。

曹禺很早就通过《易卜生全集》并饰演过娜拉，他很赞赏易卜生戏剧，认为“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要出走，要人格独立，不愿老当丈夫的小鸟。这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由于曹禺深受易卜生影响，以至于《雷雨》则一问世，就被冠以“易卜生的信徒”的美称了。在勇敢地摆脱资产阶级传统道德羁绊的蘩漪身上，在大胆地和诗人结合得陈白露身上，在弃家出走的金子，愫方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娜拉精神”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孤身反抗社会的悲剧主人公，精神上胜利的失败者，具有绝不和污浊社会同流合污的理想和勇气，这正是这些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之所在。自杀，一般来说，是弱者的行为、消极的行为。但是，对于陈白露来说，她的自杀却是又是她战胜了她的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的表现。如果她仍屈服于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让做着物质享受的奴隶，她是没有勇气走上自杀之路的。所以，她的自死表明她还不是个彻底的不可救药的坠落者，在她的心灵里，还有若干美好的东西存留着。

在曹禺所制造的许多妇女形象中，侍萍和愫方是表现我们民族性格的某种典型。侍萍是具有勤劳、善良等传统美德的劳动妇女，被周朴园遗弃后，默默地忍受着各种痛苦，希望女儿不要重蹈她的覆撤。她像旧中国许多劳动农民一样，安分守己，且具有命运观念，宁可自我牺牲也不伤害别人，她无意间再见周朴园时，既没有幻想，又不图报复，倒是顾全周家的情面，没有和周萍相认。她虽然亲眼看到鲁大海被殴打，但后来还是警告他不准孕之后，却非常痛苦而果断地放他们去，宁愿自己承担命运的惩罚。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爱护子女而甘愿牺牲自我。她怀着极度痛苦低声说：“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了这种孽！”谁都知道，这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周朴园种下的恶果，侍萍自己更加清楚。但她却向上天祈求：“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她又说“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曹禺先生在这里所描写的侍萍自我牺牲的苦心，一方面引起我们对她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封建势力和命运观念、对以她为代表的劳动人民身体上、精神上的摧残是多么严重！

愫方是另外一种女性。她没有经受侍萍那样的苦难，但是封建大家庭给她的精神折磨使她的心灵满是伤痕。她寄人篱下，孤苦伶仃，而天性善良，被人任意欺凌。“温良恭俭让”这种封建道德规范成了她的精神桎梏。她是曾皓的牺牲品，又是思懿的眼中钉，可是她既不逃避，又不反抗，只是沉默地忍受着。她出身书香门第，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给她很深的影响。尤其因为她的不幸处境，形成一种自我牺牲的人生哲学。她整天忙着侍奉曾皓，几乎与世隔绝，她爱着她的表哥曾文清。思懿出于妒忌对她冷嘲热讽，她不仅逆来顺受，而且觉得为曾文清受苦就是快乐。曾文清走后，她为了他不肯离开曾家这座“监牢”代替曾文清照顾他的父亲，为他保管字画和喂养鸽子，甚至对于他所不爱而为他所“亲近过”的曾家大奶奶曾思懿，她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她说：“看见人家快乐，你也不快乐么？这是多么高贵的心灵，多么博大的胸襟。一般说来，自我牺牲总是一种美德，但愫方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却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这番苦心，未免令人哀怜。幸好她生活在革命奔向新的世界。愫方是旧中国社会民族性格的某种典型，而她的出走，则表现出我们的民族性格已有所发展。

曹禺对蘩漪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关爱和宽容。特别是对蘩漪和周萍的乱伦，他着重强调了女性的“情爱”。蘩漪，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她无视名分、地位、伦理和道德，宁愿放弃周家太太的身份，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做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角色，这远非是情欲能办到的。蘩漪，自视为“已经死的人”，又被爱救起，爱曾经将她才“阁楼”里救出，让她从一个封闭的空间走出来。她希望这爱还能帮助她从这令人窒息“喘不过气来”的“家”中走出去，走到一个自由的世界。曹禺欣赏这样的女性，但没有把她绝对美化，也没有把这个世俗不容的女性“妖魔化”。他给了蘩漪的行为许多个合情的理由：周朴园的专横，周萍的移情别恋，更甚之的是“烦躁多事的季节，酷热会逼走人的理智”。眼看着要失去想要得到的爱，传统女性更多会咽着泪水默默无奈的走开，而曹禺想要塑造的是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个性。面对周萍，蘩漪一直采取的是忍让、妥协，直到忍无可忍才像雷雨一样爆发。曹禺写出了蘩漪为爱而坚强，为爱而软弱，为爱而痛苦，为爱而挣扎的女性般的无奈，而不是在情欲的迷途上越走越远，最终找不到归宿。陈白露也曾有过一段婚姻生活，但当她与诗人之间的激情被生活冲淡而逐渐褪去后，两人的关系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孩子去世后，两人也只能分手去寻求另外的激情。陈白露在追求婚姻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可是她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新的平淡的家庭生活。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他只能用挥霍物质去填充精神上的空虚。

第二篇：曹禺《雷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曹禺《雷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 关键词：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而每个个体都有着独特的故事背景，并因此造成了不同的悲剧性命运。

侍萍，一个因被丈夫、富贵人家的公子抛弃的不幸女人；蘩漪，一个受过现代教育，向往爱情的，却与自己丈夫的儿子发生了不为常理所接受的感情，而最终因自己的被压抑、叛逆而失去一切的悲剧性女性；以及四凤，这个刚刚成熟，刚刚憧憬美好，刚刚尝试爱情，而无情的命运却戏弄她，她的爱人竟然是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哥哥，最终因绝望断然离世的无辜的命运作弄者。

三个女人纠结在两个男人之间，真情、虚假，其间穿插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矛盾、人性的矛盾，真切的反映出解放前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悲惨命运。同时又反映出当时社会所谓上层社会表面堂皇背后却早已腐朽的境地，通过悲剧性的故事，来阐明这种腐朽的环境最终的去处——在狂暴的暴风雷雨中被无情的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悲剧性的故事往往源自于人们对现实生活不公正荒谬困境的失望、无法寻找到出路而表现出来解脱方式。正如别林斯基说的：“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既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

曹禺本身出生在没落的所谓上层社会—旧军官家庭，有一个专制 的父亲，压抑的环境使得他在接受五四新思潮后必然进行反抗、斗争，并诅咒这万恶的昏暗社会早早结束。这也成为其剧作中背景、反抗的根源。

《雷雨》本身就是一种与旧社会旧世俗的抗争，然而无情的命运却作弄了这些力争反抗的“反叛”男女，悲剧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故事主角的无力感，对美好未来期望破碎后的茫然失落，同时又无法忍受现实社会，无以为脱；而生者注定为自己的“罪孽”承受命运的惩罚。

女性，在旧社会作为社会的受压抑者，她们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也说明了女性是不容许有独立思维的，她们能做的仅仅是“从”。

《雷雨》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必须一个个分开来展述，从而更加细致的分析不同人物悲剧的背景故事。

四凤——一个性格不够鲜明的大众悲剧女性

之所以说四凤的性格不够鲜明，她是最先与观众见面的，“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少女。她整个身子都有在发育，手很白很大。她穿一身纺绸的裤褂，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她举动活泼，说话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当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知道自己是好看的”①。这里的提示，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但又确乎不象其他后来出现的人物那么具有内涵，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子形象，甚至仅表现出来一个下人应当有得全

部内容。

而在其与鲁贵，也就是他的父亲的一段对话中，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四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鲁贵的卑略下作如此明显的表露出来，而四凤却似乎永远是一个毫无个性的，甚至可以任人揉捏的、毫无反抗的旧社会女性，有的仅仅是遵从，偶尔的反抗也不痛不痒„„

当然，她有对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虽还看不出有多可爱，却也不讨人嫌。不管什么她都小心翼翼，她反抗的很不明显，甚至仅仅是以一种潜意识的反感。瞒着妈妈跟随父亲到周公馆去当佣，当得知母亲要来时的慌乱，为了不让母亲“讨厌”她，被迫用钱来堵住鲁贵的嘴；当夜晚与周萍幽会被大海撞见就赶快逃了，她逃的一方面是不知如何是好，另一方面甚至象个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凤并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她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躲避，是在“应付”。

四凤的悲剧，缘自于封建社会“门当户对”的观念，同时由于其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现实脱节，再加上“命运”的作弄，从而引向只能用死亡才能解脱的困局。

四凤出身“贫贱”，在故事中属于下人的地位，当然由于其本身不具有富贵人家的“苦恼”，同时很年轻，刚刚萌动的爱情在某一方面冲晕了她的头脑。

而周萍，这里不得不提说的故事的男主人公之一，在从乡下接回周公馆后，他是孤单无助的，父亲的专制、从小缺乏母爱，因此他既需要有人能够给他以安慰。此时他的后母，蘩漪因“父母之命”，以“门当户对”的被世俗所接受的高傲姿态进入周家，然而她却发现自

己的根本不是爱情，除了苦恼，除了寂寞，唯一的就是周冲。当然，蘩漪的悲剧性我们会在后面再作具体论述，在此，需要说的是，当两个孤单的灵魂相遇的时候，相互摩擦、碰撞、共鸣，甚至忘我的舍弃一切。

然而，当周萍遇到四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相比于蘩漪的悲愁凄冷、四凤给他的感觉是清爽明朗的。当在一种压抑郁闷的环境下长久徘徊，突然看到这样的明快，周萍自然眼见一亮。回归相对理性后，周萍开始喜欢四凤。如果从打破封建的“门当户对”社会伦理秩序而言，周萍自然是与四凤关系的主导者。

如果没有最后故事结局周萍与四凤的兄妹关系，那么，故事的冲突仅限于此，仅限于周萍为了逃避与后母不伦不类的“乱伦”的感情，以及为了追求所谓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反旧社会伦理规范的一场争斗。

然而，就是因为于此，周萍最终将四凤导入了一个荒谬的困境中。下人（四凤）与少主（周萍）的反社会秩序、道德意识规范的爱情。当然这并不成为故事的悲剧焦点，真正的冲突就在当得知四凤怀有周萍的孩子，而其却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命运的安排在雷雨之夜展开并将两人一击即碎。

四凤终究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设若当他们兄妹关系没有被揭破，那么，四凤的命运最多也将沦落成侍萍的境地。

四凤没有什么反抗意识，她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选择逃跑、就如同当鲁大海发现周萍与四凤偷偷相会时，四凤的逃跑，她后来跑

来找周萍：

“我一个人在雨里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前面我只看到模模糊糊的一片；我什么都忘了，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我拚命地跑，我想找着我们门前的那条河跳”„„“可是不知怎么饶老绕去我总找不着”②。其实由此可见四凤的茫然„„。她没有去反抗去征求，她已经习惯于兄长的呵斥，父亲的无赖于滥骂„„，她在应付周围一切她需要面对的冲突，甚至必须与自己的“情敌”—蘩漪—相处，并掩饰与周萍的关系，同时承受蘩漪对周萍的感情冲击。

一个毫无个性，毫无反抗精神的时代牺牲品，也正道出了旧社会大中女性的普遍社会地位与境遇。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却又接受现实社会无情的摧残，如果不是死亡，那么未来必将沦落成为普遍大众。

梅侍萍——旧时代母性的代表

相对于其女儿鲁四凤，梅侍萍代表的更是一种母性的无奈。当然也是大多数社会底层女性的代表。梅侍萍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毕竟摆脱不了自己“卑贱”的社会地位。侍萍中“侍”足以体现出来她所将面临的未来的命运。

侍萍在年三十夜晚被赶出家门，因为周家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小姐当太太。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她不得不“结过几次婚”，最后嫁给鲁贵。为了逃避鲁家，她从南方逃到北方；其反对四凤到富贵然家当下人，因为其不想自己的女儿又落的自己的命运。然而，“命运”——曹禺自己这样解释：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

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③——这只无形的强有力的手又一手编制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梅侍萍在剧中的形象囊括了母性与女性两方面。所谓“母性”，指其护子之情，为了子女忍受世俗；剧本中提到梅侍萍是受过教育的有着良好教养的女性，四凤就曾经对鲁贵说过“妈不像你，见了钱就忘了命”。从她对子女的教育与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坚强的宁折不屈的女性，她的清高决定了她不会同别人苟合，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她高傲的人格，看到了人的觉醒的意义。曹禺说过“悲剧精神，应该是敢于主动的，我们要有所欲求，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说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种人才有悲剧精神。”

然而“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为着她的孩子她嫁过两次„„”④。当高傲的性格与现实有了冲突，并且，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还是不得不“嫁给下等人”。而这种表现也正是中国传统母性的真实表现。

梅侍萍 这个梅姑娘到是有一天晚上跳河，可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痛苦）哦！

梅侍萍 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

投河死了的。

周朴园（汗涔涔）哦。„„„„„„

梅侍萍 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

梅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⑤

从以上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两个人都是怀着很深沉、很复杂的感情来对话的；周仆园带着内疚、怀恋、伤感的复杂情绪来谈论；梅侍萍带着些许酸楚、怀旧、撒娇的心绪来回忆；当她看着周朴园还是那么怀恋他们过去的日子时候，其实她已经没有怨恨了，他没有责怪周朴园，她的眼泪证明了他们当年是真心相爱的。女性柔弱的一面在此刻展现的一览无余。诉苦，可诉苦的同时，并没有一种强烈的憎恨，当她看到自她离开后，周朴园三十年来始终没有第二个女人走进他的感情世界，他就在回忆、悼念中保持着哪个虚无的慰藉，她没有诅咒，没有反抗，没有痛斥。有的只是似乎已久去理解、甚至于隐隐的原谅。女性的本质性的宽容展现出来。

然而，当周朴园打算用钱来“收买”侍萍，让其离开，不要再次打乱他的专制秩序时，她的反抗又证明了她的坚强与高傲，她的自尊。

当她得知四凤和其同母异父的哥哥有感情，并且有了孩子时，她已彻底濒临崩溃的边缘，无力抗争。她甚至同意他们的离开，而最终，因了故事的中心女主角蘩漪，令其失去了三个孩子，最终走向了崩溃。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事实上，梅侍萍的遭遇是一个婚姻悲剧问题，而其婚姻悲剧的真正根源就在于婚恋的自由与门当户对的传统婚恋观念的冲突。总体来说，梅侍萍是悲剧的，她的悲剧更多的是源自于“命运”。梅侍萍并不能成为故事女性的中心，她只是作为一个婚姻与爱情的牺牲者，而后又被“命运”无情的作弄。

蘩漪——爱情与伦理、冲突与局限的代表人物

相比较与梅侍萍与鲁四凤这对母女，蘩漪所具有的品质更是深刻。她一方面顺从了封建的婚姻秩序，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爱情而不顾一切，她努力追求，却又不敢反抗现实压力，总是在一种隐暗面来维系自己的感情。而无论剧中侍萍与四凤多么的悲惨，她们终究只是一个思想依旧被奴化者，不可能超脱的角色。他们的悲剧正好和蘩漪形成明显的对比，蘩漪在寻求突破，寻求逃脱，寻求自我的感情。

蘩漪是“五四”之后，受过现代教育的新潮女性，具有追求自由，追求独立的个性解放的思想。但她又生活在周公馆这个充满专制的旧式家庭里，她又不得不屈服于周朴园的家庭专制，这就形成了其人本身的冲突，并最终走向叛逆。

《雷雨》中最主要的是冲突在繁漪和周萍之间，繁漪是要抓住周萍的爱情，而周萍是要摆脱和繁漪畸恋，由此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他们的乱伦关系也是最受关注的。繁漪说她是一个见了周萍又活过来的女人，曹禺说他创作《雷雨》时最先想到的人物就是繁漪，严格地说是与繁漪类似的“呼吸不了一口自由空气的女人”，作者在他们

身上发现的是澎湃的生命激情，人的意识的觉醒，给命运的现实给定性予以坚决否定的精神，体现在繁漪身上“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

剧情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周萍离家出走展开。周萍为了摆脱和繁漪的不清不白的关系，决定到矿上去。繁漪明知道周萍对她的爱已经冷却但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挽留周萍，她也知道她的命运结局但是还是固执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开始猛烈而近乎疯狂的抗争。她要唤回周萍对他的生命承诺，他要阻止周萍和四凤相爱。于是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出走与挽留成了贯穿全剧的主要情节。繁漪先是旁敲侧击，想从四凤口中打听周萍的行踪；接着釜底抽薪，借侍萍领四凤回家的机会以斩断周萍和四凤的纠缠；然后设置障碍，怂恿周冲去追求四凤；同时软硬皆施，哀求与威胁周萍无论如何也要带她走；继而跟踪报复，追随周萍至鲁家，反扣窗钩，断绝周萍归路，最后尾追堵截，把即将出走的周萍，四凤堵在客厅，叫出周朴园，来个大暴光，使戏剧进入高潮，导致惨绝人寰的悲剧。

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既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黑格尔也说“充满冲突的情景特别适合做戏剧的对象。”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既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存在，又是一种受文化制约的社会存在，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向，但是这种构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两者并不是均衡的发展的，人类在为了自身的存在发展而不断地强

化社会性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对人自身的束缚。于是，生机勃勃的感性生命与僵化不苟的理性文明之间常有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繁漪与周萍的乱伦就是自在生命与理性伦理的冲突；繁漪身上集中的表现了自在生命对爱的渴求，不顾一切的大胆追求。这种充满激情的原始生命力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反叛和冲突构成了雷雨的主要矛盾冲突。如果说梅侍萍的爱情悲剧让我们同情，那么繁漪的爱情追求就很难给出恰当的评判，作者把繁漪的情欲追求放在了尖锐的理性伦理冲突之中，让人看到了生命之中的残忍，这样的畸恋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是繁漪的追求又“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自在生命对爱的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由于生命本身的盲目、冲动就注定了人始终会背负罪恶，可是繁漪和周萍的乱伦也只是在伦理的视角下的错误，是在家庭秩序的规范下的错误，作为自在生命本身他们是没有错的，因为生命有追求自身幸福和自由的正当权利。这就出现了选择的困难问题，生命自由追求是我们肯定的，同时伦理秩序又是我们的理性文明所必须的，作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感情的自由与人伦规范的永恒冲突。

繁漪是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这样的人物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有但是表现方式不一样，美国作家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也是讲后母与前妻的儿子乱伦的，作品的表现比雷雨还要强烈得多，后母与前妻的儿子乱伦后怀孕并且生下了孩子，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是爱情人的又把孩子给杀死了。这种故事我们在古希腊的悲剧里也能看到，像美荻亚杀掉两个孩子。西方文学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从故事的强烈

性或者疯狂性来看的话都可以超过繁漪，但是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繁漪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 中国的大家庭里才可能有的典型，他的一切的手段都是中国式的，他有着中国女人所特有的软弱，他只能够依附周家，依附男人，他直到最后也都想把周萍拉回她身边，为此她用尽心机尽显大家庭女人的手腕，他利用儿子，丈夫其实也都就是为了留住周萍，她没有像西方文学里面所描写的那样用血腥、杀戮来表现自己的不满，她一切的手段都是中国式的，她的思维也是中国式的，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中国式的女人。

在繁漪身上，既有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又有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渴求，像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注定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坐标的。无论她对周朴园有多么的不满，但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与周朴园正面抗衡，她要拼死抓住周萍加盟做为她抗争的内助力，满足于周萍在她眼前出现就行。这种在冷酷环境中的苟安生活，形成了她乖戾、阴鸷的性格。对周家父子两代人的绝望和怨恨使她情愿“变成火山的口”，她将生命燃烧得如电火般的白炽，也如电火般的短暂。她的疯狂，也就是她的人性被异化的结果。但她的反抗仅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对封建专制压迫的反抗，而失败的悲剧命运又证明这一条道路走不通。它形象地说明：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旧嬗变的时代，暂时还不具备妇女解放的主客观条件。繁漪的反抗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然而，毕竟受到自身以及环境的限制，她终于只能依一种疯狂的姿态给自己所做的一切寻求一种“合理”的结局。

尽管作者当时并没有用阶级论去思考和创作这部剧，但作品中还是客观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不可调和阶级矛盾。封建意识的“门当户对”的观念，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论，造成了剧中人物的悲剧。造成蘩漪乃至剧中所有女性悲剧的根源应该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没有感情的婚姻注定是要失败的。周朴园在“美满有秩序”家庭的外衣下，回忆着过去，怀恋着自己往日情人、原配夫人侍萍。蘩漪在孤苦无奈的状况下与周萍私通，在周萍身上来找寻自己的感情寄托。而他们又同样生活在不现实之中。当真的侍萍出现时，周朴园发现眼前的这一切威胁到了自己的家庭，威胁到了自己三十年前自己牺牲了爱情才换来的眼前的一切“幸福”，所以周朴园要赶走侍萍。而蘩漪也同样生活在不现实之中，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的周萍如今要和四凤私奔了。

一切的梦最终都是要醒的，而在梦醒的那一刻，所有的悲剧便要上演了。

《雷雨》中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受害的女性，他们悲剧的根源是吃人的旧社会。批判黑暗的社会应是作品重要的意义之所在。作者受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作品表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作者在《雷雨·序》中有这样一些陈述：“《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

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作者的这些语言，其实表明了作者当时的世界观：命运有时是不可抗争的。周蘩漪，在“五四”思想的感染下做着现代女性的美梦，又在旧式家庭里努力挣扎。她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爱着周萍，甚至为此丧失了母性。可到头来，鸡飞蛋打，儿子和情人都在一时间死去，自己也在那一夜彻底变疯。

梅侍萍，命运的悲剧在她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她到处躲，到处逃，觉得自己做了错事。可逃来逃去，三十年后，她又逃回到了周公馆，她自己的女儿要跟自己的儿子私奔了。她强忍着痛苦和罪恶感，可命运还是没有放过她，蘩漪出来把一切又无意地戳穿了。女儿四凤死了，儿子周萍自杀了，大儿子大海下落不明，自己疯了。

鲁四凤，作者认为的另一个最无辜的人。她纯洁无邪，她只是追求自己的爱情，可命运让她爱上的人却是自己的哥哥，她只有一死。作者当时深受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在作品中表现了有时命运是不可抗争的。当然，这种观点在那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年代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自古红颜多薄命”，古今中外，女性都因其自身的善良和软弱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定的悲剧性，而她们中的勇敢者又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抗争，前仆后继。

蘩漪是处在新旧思潮交替的“五四”运动之后，她的叛逆性格和悲剧命运又是那个时代无数叛逆女性的典型，浓缩了“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勇敢的先驱女性的形象。尽管蘩漪还不能冲破那间令人窒息的“铁

屋子”，但她的抗争已经撼动了那间“铁屋子”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她唤醒了更多熟睡的人。勇士和闯将往往是要失败的，他们一时间还不能战胜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他们往往不能逃脱自身的悲剧命运，但他们却用自身灵魂和血肉在为后人开避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好的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优秀的人物形象将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雷雨》中的蘩漪形象不仅是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女性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且成为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位永恒的女性形象。蘩漪形象具有极高的美学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三篇：曹禺的个人简介及作品

曹禺 个人简介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曹禺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曹禺，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他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期间，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作品

《雷雨》《日出》，《原野》。

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

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第四篇：曹禺的所有作品

雷雨（剧本）1933，文生

日出（剧本）1936，文生

原野（剧本）1937，文生

编剧术（理论）1940，正中

黑字二十八（剧本）与宋之的合著，1940，正中

蜕变（剧本）1940，商务

正在想（剧本）1940，文生

北京人（剧本）1941，文生

家（剧本）1942，文生 艳阳天（电影剧本）1948，文生

曹禺剧本选1949，文生

明朗的天（剧本）1956，人文

迎春集（散文）1958，北京

关于曹禺的书籍

胆剑篇（剧本）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1962,戏剧

王昭君(剧本)1979,四川人民

论戏剧1985，四川文艺

曹禺论创作（理论集）1986，上海文艺

[翻译书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44，文生

[研究资料书目]

曹禺论（肖赛）1943，成都燕风出版社

曹禺研究资料汇编 1960，山东师院中文系编版

曹禺剧作论（田本相）1981，戏剧

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1984，上海文艺

曹禺论（孙庆升）1986，北大

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1987，人文

曹禺传（田本相）1988，十月

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1988

第五篇：曹禺

1楼

8.曹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戏剧艺术大师，他继承了鲁迅的精神，在戏剧创作、戏剧艺术管理、戏剧教育、戏剧翻译、中外戏剧文化等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曹禺与焦菊隐等人一起精心策划、科学管理，“出人、出戏、出理论”，将北京人艺建设成为具有民族特色、世界一流的剧院。曹禺还是一位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青年一代，在国立剧专、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期间，是一位循循善诱、精通因材施教的伟大师长。曹禺的翻译剧本手法灵活、抉择精当，台词流畅、诗意浓郁、舞台感强，堪称戏剧文学翻译的典范。

曹禺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创作上。他是中国现当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他的剧作艺术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由贫困走向现代文明的苦难历程，体现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剧作，继承了中国古典戏剧高度凝炼的审美特色，又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几千年戏剧的精华。它们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首次演出就轰动剧坛，更主要的在于它们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长久地保留在中外剧坛上，焕发出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

曹禺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贡献了十四部话剧、一部电影作品，两部散文集和一部戏剧论文集，其中可列为世界经典作品的有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曹禺经典剧作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成熟，它使我国的多幕剧创作在容量上、艺术质量上（又无论是典型人物的塑造上、结构艺术上，还是在语言的高度艺术化上），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是我国戏剧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全面发展，无论在戏剧文学、表导演艺术上，还是在舞台美术、戏剧艺术教育、戏剧艺术管理上、艺术创意上，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曹禺的主要剧作不断再版，不仅在话剧剧坛上演遍了祖国四面八方，而且，被改编成京剧、沪剧、评剧、汉剧、花鼓戏、川剧等十几个戏曲剧种，以及电影、歌剧、舞剧、音乐剧、广播剧、电视连续剧等，深入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在世界剧坛上，曹禺的剧作也广泛活跃在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舞台上，并译成多国文本，成为各国人民心心相通的桥梁。

曹禺剧作的历史地位受到了美国、英国、前苏联、日本、韩国等众多外国学者的重视和推崇。早在1936年，英国学者谢迪克就指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生。”日本学者佐藤一郎认为：“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当首推曹禺。”

在人类戏剧史上，一位杰出戏剧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早期、中期、后期的剧作在艺术水平上存在差异，这是常见的现象。曹禺早期、中期创作的五大名剧，形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浓烈，厚实的独特风格，成为经过半个多世纪考验的经典作品。它们所塑造的人物，填补了现代世界戏剧画廊中中国人物形象的空白，与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舞台上历演不衰。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曹禺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戏剧大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加强，曹禺的剧作将会获得世界更加广泛的肯定。他的杰作，将会更加频繁地、以更加多姿多采的形态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 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 《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 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 《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 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 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 “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 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 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 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 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 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 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 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