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驾”入刑面临的问题

第一篇：“毒驾”入刑面临的问题

“毒驾”入刑面临的问题

——保障生命安全刻不容缓

周芳洁

江苏的“4〃22”特大交通事故，又让“毒驾”一词醒目地进入公众视野。这起14人死亡的惨剧，缘于旅游客车驾驶员王振伟在事发前曾吸食冰毒，并涉及严重疲劳驾驶。一个吸毒的瘾君子居然成为旅游客车的司机，这无异于将全车人的生命交付给一个随时可能毒瘾发作神志失常的隐形“杀手”。也因此“毒驾”是否入刑问题，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对“毒驾”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只能依照《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吸毒行为本身进行处罚:行政拘留、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及强制戒毒;造成严重后果且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一般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或根据不同情节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不难看出对于“毒驾“如果不肇事，公安机关在查处时只能按照禁毒法的规定，以治安管理的手段对吸毒行为进行处罚，而对其“吸毒后驾驶”却没有相关的处罚依据。也正因缺少打击力度，最近几年“毒驾“案件频发。“毒驾”入刑的呼声已经很高。然而，“毒驾”入刑并不同于“醉驾”，毒驾入刑比醉驾入刑难，其难主要表现在毒驾行为本身的认定标准和操作方法上及区分上。

一、“毒驾”行为发现难

由于“毒驾”不同“醉驾”，交警让司机对着仪器吹口气，立即就能测出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的含量。而缉毒人员要想知道司机是否涉嫌“毒驾”，一般采取尿检、血检的方法，结果要等到数小时甚至24小时后才能出来，一些 “毒驾”者没有明显不同于普通驾驶者的外部表现特征，因此，“毒驾”行为很难被发现。

二、对“毒驾”认定标准难

“酒驾”可以按照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进行界定，是否属于酒后还是醉酒。但是吸食、注射多少毒品后驾驶机动车就算“毒驾”?吸毒后多长时间仍会对驾驶机动车存在影响?均需进一步明确界定。相比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一定数目的“醉驾”标准，“毒驾”标准更难确定。

三、“毒驾”与“药驾”行为区分难

在查处过程中应该如何区分是“毒驾”还是“药驾”，如果是“药驾”，驾驶人服用的药品还须区分是合法用药还是滥用药物，若是滥用药物应当如何处理，此类问题也应进一步明确。

在没有解决“毒驾”入刑的问题上，是否可以从做好民事、行政等各项控制手段来控制“毒驾”行为，刑法毕竟是最后的社会控制手段。如禁止“酒驾”已经在社会各方面合作中取得成效。做到事先检查、源头管控，才是治本之道，禁止“毒驾”至少也需要把住以下“关口”：

一、防止吸食、注射毒品、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者“混水摸鱼”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尝试在人员体检中加入“涉毒”项目的检查，在驾驶证申领、换证、年检等环节，还应加大对有吸毒史人员、吸毒成瘾人员及被责令社区戒毒和强制隔离戒毒等人员的审核力度，区分不同情形，采取延期审验、不予申请和审验及注销驾照等措施。

二、防止以往未接触毒品者，在获得驾驶证之后接触毒品。

三、防止已经戒断毒瘾且已取得驾驶证的人，再次复吸。

四、加强对吸毒人员驾驶资格的管理，也是预防“毒驾”的有效措施，在查处吸毒违法行为人时，应该同时查吸毒人员是否具有驾驶资格。

“毒驾”行为是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而就目前的立法态势看“毒驾入刑”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具体的时间及路径，则确实需要充分考量其危害性及普遍性等各方面因素，对其可行性进行进一步调研。在面对当前法律局限下，不但亟需立法明确规制措施，还需相关部门合力应对，实现从大力宣教、源头预防到平时查控，再到事后惩处的全方位管理体系，起到真正杜绝“毒驾”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保护公民安全的同时，认真对待人权，慎用刑罚，才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应有之义和共同趋势。

（通联：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 电话：*** 邮编：342700）

第二篇：酒驾入刑

天津农学院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题 目：酒驾入刑的几点思考

课程名称 中国近代史纲要 任课教师

学生姓名

系 别 专业班级

一、酒驾入刑

1、背景

2010年8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提请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醉驾、飙车，情节恶劣的，定为犯罪。根据刑法修正案草案，凡醉酒驾驶，即便不发生严重后果，也可能会被判处刑罚。草案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车、在城镇高速飙车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其中。

2、现状

2011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五一”期间，发现醉酒驾驶者，将对其进行刑事拘役，醉驾者一旦被查实，将面临最高半年拘役的处罚。

针对《刑法修正案(八)》5月1日实施，最高检、最高法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以下简称《规定》）提及上述内容。《规定》补充、修改了10项罪名，其中醉酒驾驶、飙车以“危险驾驶罪”入刑。

对于醉驾行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情节更为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和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危险行为，除处罚金外，还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二、酒驾入刑案例

1、各地首起酒驾入刑案例

河南：2011年5月5日下午，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开作出判决，醉驾者侯某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宣判后，侯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这起案件成为“醉驾入刑”实施以来，河南省乃至全国首例涉及醉驾的宣判案例。

北京：5月2日0时10分许，郭术东驾车经过北京房山区碧桂园小区路口处，致三车连撞。经北京市公安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郭术东血液中酒精浓度为153.2mg/100ml。5月5日上午，北京“醉驾入刑”后受到刑事处罚的“第一人”李俊杰，在看守所里签收了公安行政处罚书。他因为醉驾行为被依法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据介绍，在接受行政处罚后，李俊杰将面临拘役一至六个月的刑事处罚。

浙江：胡某5月1日下午3时30分左右，胡某开着小轿车，在瑞安市塘下镇一交叉路口撞翻一辆正三轮摩托车，致5人轻微伤。经交警检测，胡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21mg/100ml。胡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处罚金2000元。

湖南：高某5月9日，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一审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经检测，高某血液中乙醇含量接近醉酒驾驶标准的近三倍(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规定为醉酒驾

驶)。当日，郴州另两起醉驾案件的被告人戴某、刘某也被一审分别判处拘役两个月、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重庆：5月5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正式对重庆市首例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案依法提起公诉。

2、醉驾被拘的第一名人

2011年5月9日晚10时50分，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东城区驾车与前车追尾，造成四车连撞，4人轻伤，后被警方带走。5月10日凌晨1时30分，警方的血检结果显示，高晓松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mg/100ml。按目前血液中酒精含量80mg/100ml作为饮酒和醉酒的分届线计算，已达醉驾标准三倍。10日下午4时15分，高晓松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交管部门表示，根据高晓松的酒精检测结果，其已经构成醉驾行为，将面临1-6个月的拘役处罚，同时会被处以吊销驾照的行政处罚。交通民警已经向他下达了交通违法行政处罚通知书，如果3天内高晓松对吊销驾照的处罚不提出听证申请，3天后交管部门将对其进行吊销驾照，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得驾照的处罚。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和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驾驶员醉酒驾车的，将被处以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执照，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此事迅即成了热议话题。其实，最近关于醉驾的新闻一直是各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5月1日是醉驾入刑正式施行的日子，十天来，媒体都在“候着”当地首个或首批醉驾入刑案。高晓松，不是醉驾入刑的新法施行来，第一个因醉驾被拘的，却似是名头最大的一个，可算“醉驾被拘的第一名人”。

三、酒驾入刑引争论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张军的声音迅速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焦点一：涉及立法本意的法律解释权到底归谁。

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第一节立法权限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而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从这个角度分析，对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标准理解”无疑应当出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中国青年报》署名评论也认为，对“醉驾入刑”条款的理解直接涉及法律条文的本意。显然，它已经属于我国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也就是说，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而言，都不适宜由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进行厘清，而应由立法机关自身来释明法意。

从立法阶段就开始的“醉驾入刑”要不要有情节轻微、严重之分的大讨论，实际上体现了当前法治化进程仍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法律和执法衔接的可操作性问题。但在执法层面百分之百地忠于立法时，立法机关的本意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从基层民声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的过程的神圣和严肃性。

焦点二：附带条件会否助长执法不公？

这场大讨论引发的第二个追问是：司法自由裁量权究竟应当有多大，附带条

件的“酒驾入刑”会不会让法律变成橡皮筋，会不会助长以言代法和执法不公？

《新华每日电讯》刊登署名评论认为，如果醉驾入刑与否要视情节、后果而定，那么在现实国情下，所谓情节和后果极可能异化成权力和关系，视情节、后果而定极可能异化成视权力大不大、关系铁不铁而定，甚至视执法者的脾气、性格以及当时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以及社会名流们很可能成为受益者，不知会滋生多少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醉驾入刑”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公正是法律和司法的第一要义，公正性丧失显然比耗费更大司法成本的后果严重得多。

著名刑法专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认为，在参与刑法修正案(八)的前期讨论中，是否将醉酒驾驶列为刑事犯罪有很多争议。反对者认为打击面过大，喝酒的人因为一次醉驾就获刑太过严苛；而支持者则认为醉酒驾驶有一定的危险性，如不加制止地放任，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伤害。最终，立法者更多地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且对危险驾驶罪没有规定其他附加条件。

消弭醉驾入刑执法争议亟须细化法律，法律界人士亦呼吁进一步细化关于醉驾入刑的规定。高铭暄认为，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轻微”并不好判定。如果都由法官来判定情节严重还是轻微，其裁量权也显太大。如果醉驾入罪不以酒精量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应需要有正式的司法解释。

四、酒驾入刑的意义

对以醉驾、飙车为主要特征、人称“马路杀手”的危险驾驶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启动了独立成罪的立法程序。这不仅是对违法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专项惩处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更是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贡献。网民称赞，社会期待，意义深远。

设立“危险驾驶罪”顺应了人民“平安出行”的呼声。据报道，中国有13亿人口，目前共有汽车8000万辆，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逐年增多，人多车多现象日趋严重，交通事故已成为社会之痛。2009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38351起，造成67759人死亡、275125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9.1亿元，其中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尽管公安部门不断对此进行专项治理，每每发生的交通惨剧和肇事者锒铛入狱的案例触目惊心，但醉驾和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仍屡禁不止。对设立“危险驾驶罪”，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设立“危险驾驶罪”提高了肇事者的违法成本。对醉驾和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许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剑指立法滞后。按照当前的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一般最高为3年有期徒刑，只有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处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更不消说“扣车”、“吊照”、“扣分”和“行政拘留15天”、“罚款不高于2000元”等警诫性措施。这样的处罚成本，不足以安抚受害者、震慑肇事者和警示旁观者，也难平公愤民。同时，增设“危险驾驶罪”也显示出我国刑法理念从以“结果犯”为主处罚向以“行为犯”为主处罚的转变，让“危险”的预期深刻提醒着行为人，增强对酒后驾车人的威慑力。有利于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

设立“危险驾驶罪”有利于肇事伤人的处罚公正。去年5月接连发生的张明宝酒驾致人死亡和胡斌飙车致人死亡两起案件同属“危险驾驶”行为，但前者被法院以“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无期徒刑，后者则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由于评判的依据不一致，加之公众舆论的影响，导致“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发生。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这里涉及到“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问题，这也是一个法学界难题。

按照刑法总则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原则，刑法分则中的罪名和罪状应当尽可能明确化，惟此才能达到规范公众行为的目的。设立“危险驾驶罪”既是综合平衡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畸轻畸重的量刑标准，也填补了我国刑法的一项短板，为包括酒醉驾驶、超速行驶、无技能驾驶、妨害驾驶、无视信号驾驶在内 “危险驾驶”行为量身定做了名副其实的罪名，有利于对司法部门对肇事伤人处罚的客观公正。

五、酒驾入刑，任重而道远

目前，这场围绕刑法修正案

（八）“醉驾入刑”的大讨论还在继续，而各地依法严厉打击酒后驾车已经初见成效，不仅辽宁等地醉驾现象锐减，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五一”小长假期间的统计也表明，全国酒后驾驶交通事故保持大幅下降，其中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7.6%和54.6%。

因此，记者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各界应当坚持三个不动摇：一是依法严厉打击醉酒驾车、维护公共安全的决心绝不能动摇；二是对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立法权威绝不能动摇；三是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增强人民对司法体制的信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同时，立法、执法相关部门还应当抓住普法教育的契机，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刑法修正案

（八）相关条款的疑问，及时出台细则或司法解释，使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能够深入人心，并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尊重，把普法教育与法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法律需求，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使这场结合实践的普法宣传教育能够发挥实效，使守法真正建立在大家学法、懂法的基础上，使我们的汽车社会变得更加安全。

参考文献

1、酒驾入刑http://baike.baidu.com/view/4279933.htm

2、首例醉驾入刑http://news.sina.com.cn/c/2011-05-06/064522415234.shtml

3、高晓松醉驾http://baike.baidu.com/view/5718997.htm?fromenter=%B8%DF%CF%FE%CB%C9%D7%ED%BC%DD&redirected=alading

4、酒驾入刑漏洞http://auto.qq.com/a/20110516/000339.htm

5、酒驾入刑争议http://

第三篇：醉驾入刑问题之考量

醉驾入刑问题之考量

摘要: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规定了“醉驾入刑”。在肯定和期待“醉驾入刑”能更好地发挥刑法预防和惩治醉驾行为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惩治醉驾行为固然需要刑法规制，需要对“醉驾入刑”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融合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安排，但刑法的谦抑性、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法律信仰的缺失等也是整治醉驾行为不容忽视的因素，要在全社会减少或消除醉驾行为，需要社会综合治理，以消除其存在的土壤。

关键词:醉驾入刑;危险犯;刑法谦抑;刑罚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原因

面对频发的醉驾惨案和醉驾治理的乏力，人们普遍呼吁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予以规制。审视我国现行治理模式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笔者以为，醉驾入刑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一)醉驾现行控制模式的失灵

随着我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增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业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醉驾行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有关醉驾所导致的恶性交通事件，更是频繁见诸媒体报端。

笔者认为，导致醉驾肆行的主要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普通人用餐喝酒、感情交流自是常态;公款喝酒宴请，宾朋满座，把酒言欢也成普遍现象;生意场上日日笙歌更是司空见惯。二是行政处罚过低、执法手段失范和不力，导致大量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和惩戒。行政执法中，违法成本过低，难以惩戒和震慑不法人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国外对此处罚如韩国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而且现实中，执法人员以罚代管的现象突出，人情车、特权车大量存在，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都有待商榷。三是刑事立法的相对滞后，我国对于醉驾导致其他犯罪的，有相应的规定，但对于醉驾行为本身，并未规定单独的刑罚。尽管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醉驾的惩治，有行政和刑事等方面的规制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醉驾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行政处罚规定，刑法则从交通肇事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作出了不同幅度的刑罚规定;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也对醉驾者规定诸多不利后果。就目前情况看，我国针对醉驾行为的控制制度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善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从公权力执法层面看，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有发生，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和威慑性;从醉驾者个人角度看，在当前法律意识仍有待加强，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漠视他人和自身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切导致醉驾不仅屡禁不止，且

呈日趋高发的态势，即使在公安部多次开展“醉酒驾驶整治行动”和“醉驾入刑”已进入争议白热化状态的过程时，仍不断发生诸如“河北大学校园醉驾致大学生死亡”，“谷青阳醉驾致四少年死亡”的诸多惨剧，同时还发生了“交警向权贵者下跪”、“„我叔是金国友‟之辈殴打交警”等践踏法律的丑剧。在法律缺乏被信仰，滥用公权力和公权力介入不当等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有关现行控制模式有效性的论断，都将变得苍白无力和让公众不屑、不耻。

(二)中国刑法传统意识的影响

在我国刑法思想史上，历来强调的是刑罚的威慑功能，主张以重刑惩治犯罪，从而实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的观点非常多见。先秦时期法家著名思想家李斯即主张严刑峻法，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甚至主张通过重刑来消除犯罪，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这一目的。在法家的思想里，刑罚并非是专门为了惩罚犯罪的人而设置的。

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惩治犯罪，达到杀鸡骇猴、杀一儆百的效果，威吓社会上那些有犯罪思想的人，从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与法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德主刑辅”，重视伦理与道德的融合，在设置刑罚的过程中，重视犯人的内心动机，强调刑罚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主张通过厚德以挽救教育犯罪人，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殊预防，同时，儒家也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即所谓的“防患于未然”。这种传统不仅对我国刑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对公众的刑法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1](P372)。

因此，当一种犯罪现象产生和数量不断增长的时候，立法者、法学家和公众通常想到的是刑法典或新的惩戒性法令，会想到这种容易但易引起错觉的补救方法。醉驾入刑，固然对遏制醉驾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难免具有使人们觉得国家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籍希望采取一劳永逸的手段，而忽视尽管更困难但更有效的预防性和社会性的补救方法的嫌疑。

(三)醉驾入刑拥有的理论基础

醉酒驾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从公安部布置开展整治醉驾行动以来，各地相继查处了大量的醉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恶性案件，血淋淋的惨案一再证明，醉驾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及时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刑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醉驾入刑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终极价值。也只有刑罚这剂猛药才能敲响警钟，震慑抱有侥幸心理的醉驾者。而且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醉驾行为主体一般都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当然这也是驾车人取得驾照的资格要求，驾车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却没有有效控制，这也是“醉驾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另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醉酒后人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不能因为醉酒导致能力受限而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这种状态是醉驾者先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自行所导致的。

二、醉驾入刑引发的争议

(一)是否违背刑法谦抑性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刑罚的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2](P6)。

意即，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和滋长时，如果采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措施和方法，仍然无法有效抑制的时候，才得以采用刑法的方法，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这里的谦抑性更多强调的是其最后性，即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把某种违法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较重的刑罚，立法要有人文关怀，要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从此角度看对醉驾行为的认识，很多人都认为，醉驾行为成为“社会痼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又有现代法制和生命教育的缺失;既有立法层面的，又有司法和行政执法层面的因素，等等。对于醉驾，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就导致惩治措施的多元化，应当寻找一种综合的、社会的救治办法。况且，醉驾不可能仅仅通过刑罚就能予以消灭的，而只能将其遏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刑罚作为抗制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具备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林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P127)因此，那种迷信刑罚的威慑力，尤其是迷信重刑对未然之犯罪的遏制效果，以及对已然之犯罪人的矫正功能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秦前红教授认为，醉驾入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必要性还值得商榷，在目前情况下，醉驾入刑的时机并不成熟，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考虑，醉驾应暂缓入刑。也有部分人认为，对于醉驾行为的控制，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备，而且通过前一段时间各地陆续开展的运动式严查和大力整顿，酒驾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因此，现行控制模式的作用还是具有可挖性的，在现行制度还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醉驾入刑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而依笔者看来，刑罚程度是否适当，必须依本国国情与本国国民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观念的认知为依据进行考虑，我们不仅要反对盲目的重刑主义，也不能过于推崇刑法的轻刑化。毕竟在国民整体素质还在急需提升的情况下，在其他惩戒措施的违法成本不足以警醒醉驾者的情况下，保留一定限度的刑法威慑功能对整治醉驾行为还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综观世界发达国家，也大多都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而且规定了比较严厉的刑罚。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各种控制手段，甚至运动性严查，大力整顿，仍无法有效遏制醉驾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大违法成本，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这符合当前社会民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既体现了立法者对民意的回应，也显示了国家为维护公共安全、惩治醉驾的决心和力量，其实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在“醉驾入刑”几成定局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关注草案中对醉驾的规定，是否与现行刑法的精神与刑罚体系相融合。

(二)“情节恶劣”是否应予以删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台之前，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比较简单，将“情节恶劣”作为构成要件，难以限定具体行为范围，司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应将醉驾犯罪的构成要件中的“情节恶劣”予以删除，即对于醉驾一律定罪。但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删除这一点。在笔者看来，对醉驾行为强调“情节恶劣”的规定，实际上是将“危险驾驶罪”定性为“情节犯”。

而情节犯是指将一定的严重或者恶劣的情节作为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的犯罪，我国刑法中规定了较多的情节犯。

应当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犯的犯罪认定，尤其要注意查明有关的定罪情节，否则就会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中之所以要设定情节犯，目的主要也是为了将一些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人身危险性较小或者在程度上尚未达到应受刑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的范畴之外，从而科学地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属于犯罪的本质特征，然而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抽象的，往往通过各种犯罪构成要件才得以体现出来。对于有些行为，虽然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都已经具备，但是，假如不加区分地一概认定为犯罪，就会使刑法的打击面失之过宽，如醉酒驾驶行为的对象，一类是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对象，如公共道路，一类是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对象，如公共道路之外区域或渺无人烟的沙漠、草原。在此，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凡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都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都应一概地、不加区分地认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因此，依笔者看来，已经出台并且即将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醉酒驾车的犯罪构成要件方面要求具备“情节严重”是可取的，亦是符合现行刑法精神的。

(三)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冲突

在醉驾入刑写入刑罚的进程中，2010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二次审议中，拟对“危险驾驶罪”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加大对醉驾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该草案二审稿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如果有醉驾、飙车等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按照草案二的规定，醉驾应属于危险犯。基于多因素的考量，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还是最终保留了草案(一)“情节恶劣”的规定。当然，从刑法威慑能发挥的角度看，危险犯的惩治要比情节犯严厉得多，因为从犯罪构成上看，危险犯是指不管是否发生了实害结果，只要行为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就成立犯罪，就可定罪处罚。

在我国刑法中，危险犯又分为两种:一是抽象之危险犯，指在司法上依据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为或者说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时，方成立犯罪之危险犯;二是具体危险犯，指司法上依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认定行为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时，方能成立犯罪之危险犯。这两种类型的危险犯中对于“危险故意”的认定存在差别:在抽象的危险犯里，因法律规定其具有一般性的抽象危险，所以行为人如果实施了某种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即被认为具有危险的故意，而不必查证行为人是否在主观上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在具体的危险犯里，在认定行为人具有危险的故意时，必须查证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2](P225)。

从《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二审稿的规定来看，“危险驾驶罪”应属于抽象的危险犯。辛忠孝教授认为，醉酒驾驶者属于主观故意、明知故犯，对危险结果采取放任态度，就是间接故意危害他人。在我国现行犯罪刑罚体系中，危险犯的犯罪构成在主观方面均为故意，刑法

中没有规定过失的危险犯，因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通说认为，具备侵害结果是过失犯罪的前提条件。而在能否设立过失的危险犯这个问题上，刑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过失行为仅具有造成某种损害的可能性，对此，不宜规定为犯罪。然而，对于有些主观恶性较重，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极大，且极有可能造成严重侵害结果的过失行为，刑法分则中可特别针对其设立过失的危险犯。这类犯罪在社会实际中，主要出现在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中[4](P55)。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犯罪的客观尺度。如果脱离了这一客观标准，将导致犯罪过失的范围无限制的扩大。因此，不宜否定犯罪过失的结果责任[5](P292)。陈兴良教授认为，对过失犯罪规定危险构成的设想，缺乏科学的根据。在刑法理论上，危险犯是指法律特别规定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要件，只要具有发生这种侵害结果的危险即成立犯罪。危险犯一般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因它不要求犯罪结果，因此该行为本身必须是具有足够危害的，即所谓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在我国刑法中，以发生侵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即所谓结果无价值。没有危害后果，则无过失犯罪可言，在没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就没有过失犯罪可言，不存在设立过失危险犯的可能性

此外，依现行刑法的规定，醉酒驾车致一人以上重伤的，成立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此时，对于醉酒驾车人将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过失形态的“交通肇事罪”包含了故意形态的“危险驾驶罪”，这在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在美国，驾车者血液酒精含量高于法定标准即遭拘留及无条件吊销驾驶证;法官审判后，最低监禁一周，最高一年。仅2006年，在全美因酒后驾车被捕的就有146万人。如果酒后驾车导致他人生命受到危害和遭受财产损失的，将一律以“二级谋杀罪”起诉。日本在2007年刑法修订中，设定“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将其与“驾驶过失致人死伤罪”进行分离，而在其他国家，也大多规定了类似的处罚标准。

依笔者看来，应当将醉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的犯罪，从交通肇事罪中进行剥离，规定单独的罪名，才符合犯罪刑法体系的逻辑。

三、结语

醉驾入刑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减少醉驾行为的肆意发生，但刑罚仅能消除形成醉驾的个人原因，对于消除醉驾产生的社会因素，还应寻求积极的社会治疗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对刑罚的威慑和预防作用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在惩治危险驾驶犯罪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犯罪的综合治理，多管齐下方能有效地抑制和预防犯罪。

对于醉驾肆行的形成，中国酒文化的影响是客观事实，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加上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和执法环节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导致一些人漠视法律，漠视他人的生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相关行政管理法规中，制定了很多对醉驾行为的惩罚措施，但是行政执法中大量的以罚代管，甚至不管，都使这些惩罚措施在某些持有特权思想的人面前变得形同虚设。诸如“我爸是李刚、我叔叔是金国友”、“交警向违章者

下跪”等事件的出现绝不是个案，现行控制模式不得不依靠大规模运动式执法方显几丝作用。

因此，对于“醉驾入刑”，笔者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但支持之余，希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立法者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其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融合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安排，尽力做到既能有效遏制或降低醉驾行为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又不违背现行刑法的谦抑性和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理念和刑法原则，既实现了刑罚及时惩治犯罪的功效，又能充分保障人权。此外，我们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犯罪而言，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并非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即使刑罚并不严厉，它的确定性也比那些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残酷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难忘。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建立一种必然因果关系，对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在目前民众普遍缺乏法律信仰的社会现状下，更是如此。因为，醉驾入刑并不在于给醉驾者多大的刑罚，而在于使每一个醉驾者都能够被处罚。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遏制醉酒驾车，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权威。

第四篇：“醉驾入刑”交通安全

各教育学区，各级各类学校：

为进一步提高道路交通法制观念，扩大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关于“醉驾入刑”条文知晓率，防止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出现“醉驾”行为，现将《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的通知》（瑞政办发明电[2011] 44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实施。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

进机关活动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乡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交通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提高“醉驾入刑”法律规定的知晓率，防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现“醉驾”行为，现就“醉驾入刑”宣传进机关活动通知如下：

一、加强学习，提高守法意识。从2011年5月1日开始，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论发生危害后果严重与否，都将以危险驾驶罪接受法庭审判并被追究刑事责任，处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为此，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今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有关“醉驾入刑”的规定，切实提高交通安全和守法意识，坚决杜绝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确保单位工作人员交通安全和政治安全。

二、领导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各单位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法、用法、守法的模范，带头遵守各项交通安全法规，主动向社会各界和周边群众宣传“醉驾入刑”等新规定，并坚决杜绝为“醉驾”犯罪嫌疑人员开脱说情的行为，为营造良好的社会交通秩序作出表率。各单位要通过宣传栏、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切实加强对单位专职驾驶员的教育，使其进一步提高交通文明、法制和安全意识，对个别确实不适合驾驶公车的，要坚决予以劝退，防止出现醉酒驾驶公车等涉嫌犯罪行为。

三、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醉驾入刑”宣传进机关活动是当前我市各单位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预防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醉驾”犯罪，维护党委政府形象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宣传教育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要严格执行温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人事局《关于对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行抄告制度的通知》（温纪„2009‟21号）要求，对涉及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由公安交警部门抄告当事人所在单位和纪委、监察部门，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诫勉谈话或通报批评。

附件：“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学习资料

二○一一年五月三日

附件

“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

学习资 料

一、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2011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规定：

（一）饮酒或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天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时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日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三）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三、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四、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之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七、拘役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量刑方式。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实行劳动的刑罚方法。拘役由公安机关在就近的拘役所、看守所或者其他监管场所执行，在执行期间，受刑人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

第五篇：醉驾入刑之我见

醉驾入刑之我见

关键词：醉驾 法律 交通事故

据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报道，9日晚上，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驾车在北京发生交通事故，致四车连撞，四人受伤，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经酒精检测，高晓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43.04毫克，已构成醉酒驾车，按照《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他将面临拘役的刑事处罚。（中新网5月10日）

自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各地交警部门纷纷设岗，查获醉酒驾驶者，他们将以“危险驾驶罪”提起诉讼，使酒后驾车者受到刑事处罚。近年来，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故，引发人们对酒后驾车、飙车的空前关注。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曾掀起过几次治酒驾风暴，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酒后驾车行为，而什么原因导致醉酒驾车有禁不止呢？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显示，有97%的人承认身边存在酒后驾驶现象，有81%的人认为我国对酒后驾驶处罚过轻，有70%的人认为“违法成本过低”是酒后驾驶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可见，人民群众认为，之前的法律对酒后驾驶和飙车行为处罚太轻、量刑标准过低，缺乏震慑和惩戒作用。然而《刑法修正案八》公布以后，我国加大对醉酒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将之从行政处罚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惩处力度明显加大，但仍有部分人漠视法律规定，顶风作案，甚至有些司机心存侥幸心理，醉驾入刑后仍酒后驾车。

我国将醉驾入刑，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民意的呼应，是司法为民的具体表现，但我认为“醉驾”是一种复杂且顽固的社会弊病，并不是“入刑”就可以消除的。毕竟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最后手段，强调的是事后惩治，而先期预防也十分重要，如提高国民素质，增强自律、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生命的敬畏感等等，在这种社会道德和文化的熏陶之下，人民群众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抵制酒后驾车行为，惟有两者相结合，才是解决醉酒驾车问题的根本之策。

这些天，各地公安交警部门，正依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醉驾入刑正式开始实施。醉驾入刑的执法关键，在于让每一个醉驾者都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处罚。毫无疑问，这对遏制酒驾、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由于深受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许多机动车驾驶人面对酒杯无法抗拒，讲究“喝酒不喝醉，感情不到位”，以致“前脚喝完酒、后脚驾车走”几乎成为醉猫们的习惯。由此带来的危害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大量马路上的人间悲剧层出不穷，因酒后驾车发生事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七点三的速度增长。故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设立“危险驾驶罪”顺应了公众“平安出行”的诉求，是民意所需，众望所归。

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年“五一”以来，全国各地警方相继查获了多名醉驾人员，当事人面临的将是严厉的刑事处罚。但因现实条件所限，有关部门对醉驾入刑的宣传力度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有些醉驾者直到落网后才知道醉驾将面临刑事处罚。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对酒驾、醉驾行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调动各方面的警力、警务资源，从查获、取证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打置法律和他人安危于不顾、顶风作案的酒驾者。另一方面，也要切实加大醉驾入刑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坚持长时期、大密度地进行宣传教育，最大限度地做好普法工作，让广大老百姓切实认识到酒驾、醉驾的严重危害，认识到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当然，对千千万万的普通驾驶人而言，更要从自身作起，绷紧远离酒驾这根弦，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这根红线，做一个文明驾驶、理性驾驶的模范。

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醉驾正式入罪。与之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作了相应改变。刑法修正案

（八）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该修正案第二十二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为了打好“酒后禁驾”战役，公安部先后出台了“四个一律”，对酒后驾驶行为一律实行上限处罚；2010年3月又出台了111号令，规定对饮酒驾车的违法行为一次性记12分，如今醉酒驾驶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与之相衔接、并同时于5月1日起实施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加大了对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对醉驾行为一律吊销驾照，并在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对酒后驾驶行为的罚款从200-500元提高至1000-2000元，暂扣驾照的期限从1-3个月提高为6个月。这对当前交通管理工作的影响更为深远。

据记者调查，尽管公安部门在不断大力整治酒后驾车，但是酒后驾车行为依然屡禁不止。陆在春认为，即将于下个月一号生效的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大众对安全出行的诉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与时俱进。从处罚力度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肇事者的违法成本，能强化对以身试法者的震慑作用；从立法技术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将入罪形态界定为低门槛的“危险犯”，不苛求“交通肇事罪”的“严重后果”，而且比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有利于实现“罚当其罪”。从处罚性质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对于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面临了更加严格的处罚，因为根据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17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近年来，我国成都、南京、杭州等城市接连发生酒后驾车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其中一些酒后驾车者以“交通肇事罪”被处罚，一些酒后驾车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此次“醉驾入罪”，意味着凡醉酒驾驶者，已不是违法嫌疑人，而是犯罪嫌疑人，即便不发生严重后果，也可能被判处刑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昨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规定因醉驾行为吊销驾照的人还将在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证。这也意味着，酒后驾驶不仅仅是扣分吊销驾驶证，还将面临着开除公职的行政处罚。

酒驾肇事终身禁驾。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为与其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醉酒驾车将被拘役。更严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车肇事者会被终身禁驾。两次酒驾吊销驾照。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罚款从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提高至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期限从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改为6个月；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拘留和2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驾吊销驾照五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增加了15日拘留的处罚，将罚款从500元提高至5000元；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醉驾可能被解除合同。“醉驾”正式定为刑事犯罪，可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届时醉酒驾驶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长可处6个月拘役。“醉驾”入刑，醉酒司机就是犯罪，无疑会影响当事人一生。《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务员醉驾被判拘役，就面临被开除公职。《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据此，凡因醉驾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会被企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解除劳动合同。《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学生醉驾终身禁考公务员。醉驾者若为在校学生，那么他将永久失去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在公务员招考中也明确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考。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之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应属故意犯罪，这也意味着，党员如果醉驾被判刑也将被开除党籍。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京华时报》等。公务员醉驾或被开除。刑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醉驾”是否犯罪？又该如何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21日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围绕这些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也有人认为，公职人员更应模范遵守法律。

观点一醉驾入罪易造成打击面过宽。“目前对于醉驾入罪的问题有点情绪化倾向，大家对醉酒驾车、在路上飙车现象非常气愤，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已经有法律来管了，在入罪方面，要十分慎重。”李连宁委员提出，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容易造成打击面过宽。他建议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一些空间，可单处拘役、或单处罚金、或两者并处，建议在“醉驾”和追逐竞驶后都加上“情节严重的”限制条件。

观点二醉驾即处以拘役仍偏轻。但也有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对“醉驾”的处罚还应加重。任茂东委员认为，仅处以拘役偏轻，建议改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且他认为，仅是拘役实际中的操作性不强，难以执行，且行政成本较大。郎胜委员指出，对于“醉驾”当前的实际做法是行政拘留，但目前看来作用不大。达到“醉驾”程度就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对社会的震慑效果会好一些。“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醉驾’还是严一些好”。

观点三公务员在醉驾上更应率先垂范。也有委员建议对醉驾入罪能否给予一定的过渡规定，目前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后果很严重。国务院2007年通过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国家公务员招考时，也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报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应率先垂范，其行为才有公信力，对他们的道义要求高于一般人是没有问题的。他分析，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而转型社会也意味着风险社会，运用刑罚手段对一些严重的突出的社会问题给予严厉的压制，也是可以接受的。

观点四醉驾状态其实很难判断。根据现行的标准，驾车者血液酒精浓度在每百毫升20毫克至80毫克属酒后驾驶，浓度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就算醉酒驾驶。丛斌委员认为，从科学角度界定“醉酒”很难。不同的人对酒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酒精含量超过200毫克也不一定有事，有的人可能只有20毫克却意识不清。郎胜委员也指出，醉酒程度各国都有不同标准。针对这一问题，丛斌提出了完善该规定的两个方式，一是单纯规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多少毫克，用定量的方式确定犯罪主体。二是将醉酒改为酒后，只要饮酒后驾车上路，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失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酒驾入刑”的前提是严格执法。翻开刑法的发展史来看，危害性原则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最基本的原则，即一个行为，只有在其对社会造成足够危害的情况下才会被纳入刑法的视野，进而作为犯罪受到刑罚的处罚。因此，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这在刑法中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如果醉驾入刑与否要视情节、后果而定,那么在现实的国情下,所谓情节和后果极可能异化成权力和关系,视情节、后果而定极有可能异化成视权力大不大、关系铁不铁而定,甚至视执法者的脾气、性格以及当时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以及社会名流们很可能成为受益者,不知会滋生多少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醉驾入刑”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公正是法律和司法的第一要义,公正性丧失显然比耗费更大司法成本的后果严重得多。给“醉驾入刑”开口子,忽视了重人情关系的现实国情,忘记了“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这显然与立法初衷相违背、与法律条文的原意不相符。所以,我以为“醉驾入刑”还是一刀切为好。

事物发展的规律是由量变决定质变，我们相信，随着醉驾入刑观念日益得到理解和普及，当刑罚力度与“酒文化”进行反复较量并不断取得战果之后，酒后驾驶的行为必然会大大地减少，我国在道路交通安全这一块将会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这将是人民群众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