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临床数据造假入刑探讨(推荐)
一、临床数据造假司法解释评析
201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正式予以实施,该《司法解释》规定1:
(1)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故意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报告、临床试验报告的,可以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2;
(2)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3;
(3)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处罚4。
2017年5月,即《司法解释》审议并通过后一个月,清华大学法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针对《司法解释》上述三项内容的规定进行深入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有部分学者针对其内容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针对将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视为生产、销售假药的预备过程,这一解释存在扩张解释的嫌疑,过分延长了生产、销售假药的预备过程,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要求。针对《司法解释》进行如下分析。
(一)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否科学
《司法解释》规定:“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故意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报告、临床试验报告的,可以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处罚。”
首先,从刑事主体角度分析,该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刑事主体包括:“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5。对比 12 《重磅:药品临床试验造假入刑《司法解释》已通过》[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7(31)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3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4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5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这三类刑事主体,不难发现,这三类主体其本质都属于“中介组织”。我国刑法第229条对“中介组织”规定应满足如下条件:
(1)合法性,即该组织应依法成立;
(2)连接性,即该组织能够在市场各类主体之间形成联系;(3)服务性,即该组织为各类主体提供服务而从事相关的行为。上述三类主体,虽从其名称其从事业务来看,不属于刑法第229条中“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内容6,但从其本质来看,这三类主体都是依法成立的、具有连接性的、从事特定业务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特定组织,属于“中介组织”,因此其符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特征。
其次,从侵犯客体的角度分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所指“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中介机构,其提供虚假文件的行为7,具体损害的客体是国家的工商管理制度,上述中介机构提供的文件主要针对的企业或公司的成立资格或经营情况。对比《司法解释》中的三类主体,其所提供的数据,主要用以证明药品实验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药品注册申请人获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基础和依据,其所侵害的客体不是工商管理制度,而是药品生产的安全性和药品市场的健康与稳定。
笔者认为,将上述三类主体的数据造假行为,定义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缺乏科学性,对其行为的本质定义存在偏差。药品临床数据的真实客观,关系着药品功能和效果的真实客观,它不仅是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安全性审核评价的标准,是药品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的关键,同时也是关系社会大众生命健康是否得以尊重和保障的基础,其重要性与刑法229条所规定的证明文件存在显著差异,其造价的危害性,更加不是损害我国工商管理制度所能比拟的,临床数据造假不仅危害公众生命健康和安全,而且对药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我国医药企业的发展,损害国家监管机关的公信力,对国家综合国力也会造成损害。
(二)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否科学
《司法解释》第二项内容规定: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 67 杨兴培;陆敏,《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的法条竞合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01)
阿山,《伪造检验结果 承担法律责任》[J].《中国质量报》,2001(10):27-28 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第三项内容规定: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处罚8。
对于“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准者证明文件”等行为,两高给出解释,按照“生产、销售假药罪”予以定罪处罚。司法解释认为,临床数据本身属于药品生产与销售的预备阶段,是药品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属于药品生产与销售的上游行为。从这一角度分析,药品临床数据,是在药品实验过程中获得的数据,是药品最终生产的参数,但药品临床数据的获得,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其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验,并通过动物实验,最后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人体试验,再反复观察、分析与研究,才能对药品的成分、含量、功能、不良反应等基本内容,获得准确的结果和数据,将其作为药品生产与销售阶段似乎在情理之中。但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分析,扩张解释的痕迹也不容忽视。
扩张解释,实在遵循立法精神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对刑法条文的含义,进行扩大范围的解释。从本质上讲,扩张解释中解释的内容,是对刑法条文字面含义的扩充,是范围的扩展,而扩张内容与刑法条文之间的法律联系,是扩张解释合理性的基础9。扩张解释在合理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刑法条文局限性和滞后性的缺陷,能够通过解释,丰富条文内容,扩充条文范围,更加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但一旦出现不合理的扩张解释,就会导致司法解释过于扩大化,这既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立法的进步于发展。
我国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指的是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10。从主体来看,本发条所指的主题包括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但临床数据造假的主体,只有药品注册申请人符合本发条的主体特征,属于药品的生产者,而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此三类主体11,其本质是中介机构,是从事药品临床试验的机构,是为药品注册申请人提供药品临床试验服务 89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
4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 杨涛,《完善法律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药行为》[N].《人民政协报》,2010,12-17 11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的组织,其既不属于药品的生产者,亦不属于药品的销售者。
从客体来看,刑法第141条规定“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即其要求药品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临床数据造假则不以“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主,而是包含各类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譬如捏造数据、损毁原始数据、瞒报数据等,这类行为本质上是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损害,该行为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综上,笔者认为,将药品申请注册人、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利用虚假数据,骗取药品批准生产证明的行为,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范围内缺乏科学性,“生产、销售假药罪”从主体、客体、行为构成,都与临床数据造假的主体、客体和行为构成存在出入。
(三)罪行处罚是否全面
《司法解释》第三项内容规定: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处罚12。
临床数据造假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制作虚假报告的行为、提交虚假材料的行为等。但对于临床数据造假与其他犯罪行为的竞合以及罪数形态方面的规定却略显不足,仅规定了提供虚假数据、骗取药品批准文件,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且以处罚更重的犯罪定罪的情形,但对于其他行为与临床数据造假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形,却未做规定。譬如提供虚假临床数据同时向他人索取财物或收受贿赂的行为,二者该如何定罪量刑的情况。足见,《司法解释》将临床数据造假纳入到刑事处罚范围内,虽然在立法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无论从罪名的确定,还是从罪数形态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立法的不足
(一)司法解释立法规定存在不足
首先,临床数据造假入刑刑罚处罚上限偏低。《司法解释》中规定,对于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时,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12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并处以罚金。可见,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最多也就判处5年有期,刑罚处罚上线过低,会导致刑法处罚的威慑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巨额利益的驱动下,难免会有人甘冒“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风险,继续通过数据造假,谋取暴力。此外,随着犯罪分子犯罪技术的提升以及反侦察能力的具备,在运用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在不受或少受处罚的情况下,进行非法活动。
其次,关于“情节非常严重”的规定。《司法解释》中对临床数据造假的“情节严重”列举了六项具体内容,除了第六项兜底条款外,其余五项主要包括: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的;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结果的;曾因在申请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13。除了第五项之外,第一项内容中关于“故意”的判断,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我国《刑法》在临床数据造假方面,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对于造假“故意”主观意识的判断也缺乏相应的作证,即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造假的行为是否存在“故意”;第二项内容中关于“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规定也十分的模糊,具有抽象性,哪类事件属于“严重不良事件”,是虚假数据下药品上市后的销量,还是虚假药品上市后造成的药品使用者的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到如何程度才算“严重”等等,“严重不良事件”的规定,看似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的恶果进行打击,但实质上却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漏洞,让其有机可乘。
再次,《司法解释》第七条中规定,对药品注册申请负有核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导致虚假证明的药品获得注册,并造成国家人民集体利益损害的,以“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论处14。该项规定缺乏合理性。“玩忽职守”针对的是对本职工作不负责任、不够认真的行为,而“滥用职权”则主要针对的是越权行使权力的行为,在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的审核过程中,13 最高法、最高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4 最高法、最高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负责核查的国家工作人员确实存在上述行为,但上述行为却不足以囊括所有的不正当行为,而相应的处罚力度也比较小,无法真正起到制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的作用。
(二)扩张解释痕迹明显
纵观我国法理界学者对《司法解释》相关内容的理论分析,发现大多数的学者都对此次《司法解释》的内容持以肯定的观点。其中对临床数据造假主体范围的确定,对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三主体的“中介组织”本质的判定15,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的定义以及对“情节严重”具体情况的规定,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些内容的确立明确了临床数据造假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不仅是我国法治的一大进步,同时对于临床试验造假的问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弥补了行政处罚力度的不足,通过临床数据造假入刑,威慑造假行为,肃清药品市场。
但在罪名的确定方面,扩张解释痕迹明显,虽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仍不够科学和准确。对于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对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16,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存在明显重罪轻刑的问题。无论从危害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临床数据造假的危害性都比提供虚假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等行为要来的广泛,来的深刻,其所损害的法益,是普遍的、广泛的、不确定的大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是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公信力,是我国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仅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对该行为定罪量刑,其所损害的法益与刑罚之间缺乏对等价值。
“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定义行为主体提供虚假临床数据,骗取药品生产批准报告的行为,从主体构成、行为构成和结果构成方面,都不够严谨准确。除药品申请注册人外,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都不属于药品生产与销售的主体范围,它们仅仅是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组织,是提供药品临床试验服务的中介机构;临床数据造假行为,包括捏造数据信息、编造虚假实验信息、提供虚假数据、隐瞒不报临床试验过程中严重不良反应事件等行为,这些行为从本质上看,是对临床试验数据的造假和隐瞒,并不是 1516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
4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17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对药品的具体生产活动,更不是药品的销售活动,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包括无法实现治疗效果的情况,比“危害人体健康安全”范围要广。
(三)司法解释不够完善
《司法解释》中,关于临床数据造假的罪数形态,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规定,仅规定了药品注册申请人与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共谋清醒下的罪数问题18,但对于与其他罪行同时存在的罪数问题以及对于罪行竞合的问题,还处于空白状态,譬如临床数据造假与收受贿赂行为同时存在下的罪行认定和处罚,临床数据造假后又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等。
五、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的完善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的内容。将临床实验数据造假入刑,是我国药品市场管理的一项重要突破。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管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尤其是针对“情节严重”的几项条款的内容,予以具体化的规定,减少抽象性规范内容;对“弄虚作假”的行为,进一步予以明确,譬如修改、捏造、隐瞒、隐匿、替换、瞒报、故意损毁等行为,确保司法解释的准确性;对《司法解释》中关于罪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针对临床数据造假与其他行为并存或竞合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包括罪名的确定和处罚,譬如临床数据造假与收受贿赂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况,可以按照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与受贿罪、或非国家人员受贿罪判罪,并从一重罪处罚。
第二,要加快相关立法的建设,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进行界定,将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以刑法的方式进行全面、细致的规范,通过构建系统的刑法制度,将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真正纳入到刑法的管理范畴当中。目前,在我国刑法立法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发展的中心。司法解释主要是在刑法条文的基础上,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和扩张,进而满足社会发展对刑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准则,能对刑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防止犯罪圈扩大化。刑法谦抑性的本质是确定刑法介入社会的具体程度,确保刑法在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分权具有适当性和合理性。在法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以及 18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受到发达国家法治改革和发展的影响下,犯罪圈扩大是当前我国刑法发展的一大趋势,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则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犯罪圈扩大会导致刑法泛化,使得刑法介入社会的程度加深,是公权力的扩大。但从犯罪圈扩大的本质来看,扩大犯罪圈本身是扩大犯罪的范围,降低入罪的门槛,即任何符合入刑基本原则的行为,都可纳入刑法的范畴,这与刑法谦抑并不当然对立。入刑基本原则是硬性标准,及时降低入刑门槛,扩大犯罪圈,任何一个纳入刑法的行为,也必须且首先要满足入刑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与其通过司法解释将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纳入到已有的罪名当中,不如将其作为新的犯罪行为,制定与之相符的、特定的刑法条文。前文中,针对临床数据造假司法解释的不合理之处,已经做了详细论述,临床数据造假是药品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临床数据造假行为,也符合入刑的基本原则,将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包含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在准确性和科学性上都有所欠缺。
譬如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故意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报告、研究实验报告的行为,可以“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罪”定罪,主要针对的是药品临床试验中介组织机构的造假行为,如捏造、编制、隐瞒、替换、篡改临床数据等,任何非真实的数据,影响药品效果和安全性的数据,都属于数据造假;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提供虚假临床数据罪”定罪,主要针对药品申请注册人故意向审核机构提供虚假的临床数据;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与药品注册申请人共谋,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同时构成“临床数据造假罪”与“提供虚假临床数据罪”19,且从一重罪处罚。
第三,要促进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通过监督制度的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堵住立法和制度方面的相关漏洞20。目前,我国负责医药领域监督的部门主要是食药品监督管理局。但食药品本身的监督管理工作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相关管理制度的建设也不够完善,这就导致国家对药品临床试验数据的监督方面,比较 19 王晨光,李广德,《药品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入刑的法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17):109-114 廖海金,《临床数据造假,必须施以最严格的刑罚》,[N],《人民政协报》,2017,5-9 薄弱。要引进相应的监督管理体制,通过体制的构建,对药品临床试验过程进行监督,实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对负责证明文件核查的工作人员的相关违法行为的罪名的认定,建议以“渎职罪”论处,渎职罪将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两种行为都概括到其中,对于国家机关审核人员违规审核的行为,更具概括性和准确性;渎职罪的内涵更加贴近负责证明文件审核的国家机关人员的性质,渎职罪保护的是国家机关以及公职人员的客观公正性,维护人民对国家机关信赖,人民之所以放心购买国家上市的药品,就是基于对国家公权力的信赖;渎职罪较之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的处罚力度较重,能够更好的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更符合药品管理予以重刑的理念。
六、总结
临床试验数据,是关乎公民生命健康的大事,而临床实验数据造假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医药市场的有序性,导致国家公信力严重下滑,同时对于我国公平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对于临床实验数据造假的行为,采用严刑峻法予以管理和惩治,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是十分必要的。著名的“破窗理论”告诉我们,打破一面玻璃,可以带动十片玻璃破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破窗效益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归根结底,“破窗”仍是“破坏”,其所引发的效益联动现象,不过是短期效益,是泡沫现象,只有探索问题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长久的发展之路。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亦是如此,临床数据造假从表面上看,能够推动我国药品企业和药品市场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和本质上来看,临床数据造假的危害,比其所带来的短暂的发展与效益,具有更深、更广、更严重的危害性,是对我国药品市场和药品企业致命的荼毒。药品企业想要健康发展,药品市场想要不断完善,必须从药品的根源——临床数据着手,严格把控,确保临床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只有确保临床数据的真实可靠,才能确保生产和销售的药品,是符合大众生命健康需求,具有真实有效的治疗功效的合格产品,才能药品企业得以恒久发展的关键,才是我国药品市场不断完善的保障。临床数据造假入刑确立,标志着我国对开始从严治理,是我国药品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
2121 赵然;李文斐;李巍;刘宏举;贾立民;李彦博,《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医疗设备配件采购管理系统的研究》[J].《中国医学装备》,2017(04)水平提升的重要表现22,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要立足《司法解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同时从立法的角度出发,经过反复研究,创设属于临床数据造假的独立条文,真正从刑法的角度,实现对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的约束和限制,构建起完善、全面、科学、有效的临床数据造假行为刑法治理体系。
隗大伟,《试论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必备条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06)
第二篇:酒驾入刑
天津农学院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题 目:酒驾入刑的几点思考
课程名称 中国近代史纲要 任课教师
学生姓名
系 别 专业班级
一、酒驾入刑
1、背景
2010年8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提请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醉驾、飙车,情节恶劣的,定为犯罪。根据刑法修正案草案,凡醉酒驾驶,即便不发生严重后果,也可能会被判处刑罚。草案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车、在城镇高速飙车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其中。
2、现状
2011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五一”期间,发现醉酒驾驶者,将对其进行刑事拘役,醉驾者一旦被查实,将面临最高半年拘役的处罚。
针对《刑法修正案(八)》5月1日实施,最高检、最高法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以下简称《规定》)提及上述内容。《规定》补充、修改了10项罪名,其中醉酒驾驶、飙车以“危险驾驶罪”入刑。
对于醉驾行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情节更为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和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危险行为,除处罚金外,还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二、酒驾入刑案例
1、各地首起酒驾入刑案例
河南:2011年5月5日下午,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开作出判决,醉驾者侯某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宣判后,侯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这起案件成为“醉驾入刑”实施以来,河南省乃至全国首例涉及醉驾的宣判案例。
北京:5月2日0时10分许,郭术东驾车经过北京房山区碧桂园小区路口处,致三车连撞。经北京市公安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郭术东血液中酒精浓度为153.2mg/100ml。5月5日上午,北京“醉驾入刑”后受到刑事处罚的“第一人”李俊杰,在看守所里签收了公安行政处罚书。他因为醉驾行为被依法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据介绍,在接受行政处罚后,李俊杰将面临拘役一至六个月的刑事处罚。
浙江:胡某5月1日下午3时30分左右,胡某开着小轿车,在瑞安市塘下镇一交叉路口撞翻一辆正三轮摩托车,致5人轻微伤。经交警检测,胡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21mg/100ml。胡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处罚金2000元。
湖南:高某5月9日,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一审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经检测,高某血液中乙醇含量接近醉酒驾驶标准的近三倍(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规定为醉酒驾
驶)。当日,郴州另两起醉驾案件的被告人戴某、刘某也被一审分别判处拘役两个月、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重庆:5月5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正式对重庆市首例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案依法提起公诉。
2、醉驾被拘的第一名人
2011年5月9日晚10时50分,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东城区驾车与前车追尾,造成四车连撞,4人轻伤,后被警方带走。5月10日凌晨1时30分,警方的血检结果显示,高晓松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mg/100ml。按目前血液中酒精含量80mg/100ml作为饮酒和醉酒的分届线计算,已达醉驾标准三倍。10日下午4时15分,高晓松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交管部门表示,根据高晓松的酒精检测结果,其已经构成醉驾行为,将面临1-6个月的拘役处罚,同时会被处以吊销驾照的行政处罚。交通民警已经向他下达了交通违法行政处罚通知书,如果3天内高晓松对吊销驾照的处罚不提出听证申请,3天后交管部门将对其进行吊销驾照,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得驾照的处罚。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和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驾驶员醉酒驾车的,将被处以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执照,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此事迅即成了热议话题。其实,最近关于醉驾的新闻一直是各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5月1日是醉驾入刑正式施行的日子,十天来,媒体都在“候着”当地首个或首批醉驾入刑案。高晓松,不是醉驾入刑的新法施行来,第一个因醉驾被拘的,却似是名头最大的一个,可算“醉驾被拘的第一名人”。
三、酒驾入刑引争论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张军的声音迅速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焦点一:涉及立法本意的法律解释权到底归谁。
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第一节立法权限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而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从这个角度分析,对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标准理解”无疑应当出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中国青年报》署名评论也认为,对“醉驾入刑”条款的理解直接涉及法律条文的本意。显然,它已经属于我国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也就是说,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而言,都不适宜由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进行厘清,而应由立法机关自身来释明法意。
从立法阶段就开始的“醉驾入刑”要不要有情节轻微、严重之分的大讨论,实际上体现了当前法治化进程仍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法律和执法衔接的可操作性问题。但在执法层面百分之百地忠于立法时,立法机关的本意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从基层民声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的过程的神圣和严肃性。
焦点二:附带条件会否助长执法不公?
这场大讨论引发的第二个追问是:司法自由裁量权究竟应当有多大,附带条
件的“酒驾入刑”会不会让法律变成橡皮筋,会不会助长以言代法和执法不公?
《新华每日电讯》刊登署名评论认为,如果醉驾入刑与否要视情节、后果而定,那么在现实国情下,所谓情节和后果极可能异化成权力和关系,视情节、后果而定极可能异化成视权力大不大、关系铁不铁而定,甚至视执法者的脾气、性格以及当时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以及社会名流们很可能成为受益者,不知会滋生多少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醉驾入刑”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公正是法律和司法的第一要义,公正性丧失显然比耗费更大司法成本的后果严重得多。
著名刑法专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认为,在参与刑法修正案(八)的前期讨论中,是否将醉酒驾驶列为刑事犯罪有很多争议。反对者认为打击面过大,喝酒的人因为一次醉驾就获刑太过严苛;而支持者则认为醉酒驾驶有一定的危险性,如不加制止地放任,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伤害。最终,立法者更多地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且对危险驾驶罪没有规定其他附加条件。
消弭醉驾入刑执法争议亟须细化法律,法律界人士亦呼吁进一步细化关于醉驾入刑的规定。高铭暄认为,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轻微”并不好判定。如果都由法官来判定情节严重还是轻微,其裁量权也显太大。如果醉驾入罪不以酒精量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应需要有正式的司法解释。
四、酒驾入刑的意义
对以醉驾、飙车为主要特征、人称“马路杀手”的危险驾驶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启动了独立成罪的立法程序。这不仅是对违法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专项惩处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更是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贡献。网民称赞,社会期待,意义深远。
设立“危险驾驶罪”顺应了人民“平安出行”的呼声。据报道,中国有13亿人口,目前共有汽车8000万辆,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逐年增多,人多车多现象日趋严重,交通事故已成为社会之痛。2009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38351起,造成67759人死亡、275125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9.1亿元,其中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尽管公安部门不断对此进行专项治理,每每发生的交通惨剧和肇事者锒铛入狱的案例触目惊心,但醉驾和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仍屡禁不止。对设立“危险驾驶罪”,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设立“危险驾驶罪”提高了肇事者的违法成本。对醉驾和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许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剑指立法滞后。按照当前的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一般最高为3年有期徒刑,只有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处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更不消说“扣车”、“吊照”、“扣分”和“行政拘留15天”、“罚款不高于2000元”等警诫性措施。这样的处罚成本,不足以安抚受害者、震慑肇事者和警示旁观者,也难平公愤民。同时,增设“危险驾驶罪”也显示出我国刑法理念从以“结果犯”为主处罚向以“行为犯”为主处罚的转变,让“危险”的预期深刻提醒着行为人,增强对酒后驾车人的威慑力。有利于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
设立“危险驾驶罪”有利于肇事伤人的处罚公正。去年5月接连发生的张明宝酒驾致人死亡和胡斌飙车致人死亡两起案件同属“危险驾驶”行为,但前者被法院以“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无期徒刑,后者则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由于评判的依据不一致,加之公众舆论的影响,导致“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发生。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这里涉及到“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问题,这也是一个法学界难题。
按照刑法总则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原则,刑法分则中的罪名和罪状应当尽可能明确化,惟此才能达到规范公众行为的目的。设立“危险驾驶罪”既是综合平衡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畸轻畸重的量刑标准,也填补了我国刑法的一项短板,为包括酒醉驾驶、超速行驶、无技能驾驶、妨害驾驶、无视信号驾驶在内 “危险驾驶”行为量身定做了名副其实的罪名,有利于对司法部门对肇事伤人处罚的客观公正。
五、酒驾入刑,任重而道远
目前,这场围绕刑法修正案
(八)“醉驾入刑”的大讨论还在继续,而各地依法严厉打击酒后驾车已经初见成效,不仅辽宁等地醉驾现象锐减,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五一”小长假期间的统计也表明,全国酒后驾驶交通事故保持大幅下降,其中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7.6%和54.6%。
因此,记者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各界应当坚持三个不动摇:一是依法严厉打击醉酒驾车、维护公共安全的决心绝不能动摇;二是对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立法权威绝不能动摇;三是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增强人民对司法体制的信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同时,立法、执法相关部门还应当抓住普法教育的契机,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刑法修正案
(八)相关条款的疑问,及时出台细则或司法解释,使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能够深入人心,并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尊重,把普法教育与法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法律需求,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使这场结合实践的普法宣传教育能够发挥实效,使守法真正建立在大家学法、懂法的基础上,使我们的汽车社会变得更加安全。
参考文献
1、酒驾入刑http://baike.baidu.com/view/4279933.htm
2、首例醉驾入刑http://news.sina.com.cn/c/2011-05-06/064522415234.shtml
3、高晓松醉驾http://baike.baidu.com/view/5718997.htm?fromenter=%B8%DF%CF%FE%CB%C9%D7%ED%BC%DD&redirected=alading
4、酒驾入刑漏洞http://auto.qq.com/a/20110516/000339.htm
5、酒驾入刑争议http://
第三篇:大数据算法及临床应用(定稿)
“大数据算法及临床应用”学术讲座通知
主题:Big Data Algorithm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大数据算法及临床应用)
讲座人:美国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陈一昕博士 时间:2014年10月20日(周一)下午14:30 地点:湖北工业大学科技楼二楼圆形报告厅
欢迎全校对讲座主题感兴趣的师生参加!
[陈一昕简介] 陈一昕博士,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本科毕业,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华云生教授。现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终身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卫生统计学博导,中国联通研究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
研究领域为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优化算法、规划调度、人工智能、博弈论、云计算等。在AIJ、JAIR、TKDE、TKDD、TIST、TPDS等国际一流期刊和VLDB、AAAI、KDD、IJCAI、ICML、RTSS等国际顶级会议和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研究连续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卫生局、美国能源研究科学计算中心、美国微软公司、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美国巴恩犹太医院基金、中国科技部973项目的资助。曾获KDD(2014)、AAAI(2010)、ICTAI(2005)、ICMLC(2004)等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以及ICDM(2013)、RTAS(2012)、KDD(2009)、ITA(2004)等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提名。其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获得了美国微软青年教授奖(2007)和美国能源部杰出青年教授奖(2006)。
现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香港研究基金委,奥地利国家科学基金委,瑞士国家科学基金委,卡塔尔国家基金委,中国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的评审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所承担的教育部111引智计划专家组八位专家成员之一,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首届委员之一。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流期刊JAIR、TKDE、TIST的编委,以及ICML、KDD、AAAI、IJCAI、ICDM、SDM等一流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讲座摘要]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e need novel algorithms on top of the supporting platform.In this talk, I will first discuss some key aspects of big data algorithms in general.Then, I will talk about our recent medical big data project as a case study.Early detection of clinical deterioration is essential to improving clinical outcome.In this project, we develop new algorithms for clinical early warning by mining massive clinical records in hospital databases.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arge population of patients in the general hospital wards, who are not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s and suffer from infrequent monitoring.I will discuss the challenges this big data application poses to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algorithms, our recent progress, and the lessons we learnt.Promising results on real-life clinical trials at the Barnes-Jewish Hospital(the eighth largest hos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will be discussed.邀请人 : 计算机学院 陈建峡副教授
第四篇:环保部将严查环境数据造假行为
近日,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考核压力,编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对此,环保部将用两年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国家直管站数据严重不符的城市进行严格检查,查处虚假伪造数据行为,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
□法制日报记者郄建荣
监测数据造假的问题依然存在。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今日在无锡召开的2015年监测工作现场会暨廉政工作会上坦陈,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考核压力,编造、篡改监测数据。
吴晓青说,环保部将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国家直管站数据严重不符的城市进行严格检查,严防数据造假。据他介绍,包括北京、石家庄等9城市在内已经摸清了空气中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338个地级市实时发布监测数据
“出门前先看空气质量指数,看是否有污染,及时有效的监测数据已是群众的‘必需品’”。吴晓青说。据他介绍,2014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436个监测点位的6项指标实时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信息已全部向社会公开发布;从2014年12月28日起,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和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也已在环保部政府网站和监测总站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环保部还建立了首席预报员和专家回应制度,适时对空气重污染过程召开专家解读会,及时回应公众关注。
尽管老百姓的感受仍与监测数据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吴晓青表示,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监测结果,2014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总体呈好转趋势,与2013年相比,PM10年均浓度下降2.1%,SO2(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下降11.4%,NO2(二氧化氮)年均浓度持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PM2.5、PM10、SO2和NO2年均浓度下降,重污染天气明显减少。
北京空气首要污染物是机动车
从2013年开始,环保部开始尝试对空气污染源进行解析。吴晓青透露,目前,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已经全部完成源解析工作,成果已经上报国务院。
据他介绍,研究结果表明,机动车、工业生产、燃煤、扬尘等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主要污染来源,约占85%至90%。其中,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石家庄、南京的首要污染来源是燃煤,天津、上海、宁波的首要污染来源分别是扬尘、流动源、工业生产。
吴晓青说,各地根据源解析成果有针对性地调整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为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重要支撑。
他表示,今年,环保部将继续推进26个重点城市的源解析工作。同时,将选取北京、天津、上海等13个有工作基础和地域代表性的城市作为试点,率先开展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今年12月,环保部将组织开展试点城市的整体评估。
土壤环境质量纳入例行监测
就今年监测重点,吴晓青表示,今年将重点围绕大气、水、土壤三大行动计划,整合优化国家环境监测网络,使环境质量监测结果与群众感受更趋一致。
他说,在大气环境监测方面,争取在今年10月前,各省(区、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全部建成。同时,要继续完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建设,对外发布区域预报信息。
在水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面,吴晓青表示,今年,环保部将调整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络,增加国控监测断面和点位,以适应“水十条”规定的水质评价与考核要求。
在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面,将构建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指标,开展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
吴晓青表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说清环境质量状况、说清重点污染源排放状况,并能对环境风险进行预报预警的工作目标。
行政部门数据造假情况时有发生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考核压力、环境质量达标等目的,行政管理部门指使监测站编造、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政府和环保部门的公信力,对监测系统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吴晓青说,查处监测数据造假等方面亟需制定出台相关办法。
他表示,新环保法明确规定监测机构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要予以惩处,追究法律责任。“监测数据质量问题已上升到法律层面,具有更高的约束力。”
吴晓青同时坦陈,新环保法对环境监测工作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但在推动落实方面,还缺乏相应的配套细则以及具体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在推动监测“四个统一”(统一监测制度、统一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设置、统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统一环境监测信息发布)。他认为,查处监测数据造假等方面亟需制定出台相关办法。
监测数据造假查处办法将出台
吴晓青透露,环保部已经编写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目前正在征求意见。此外,环保部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
“专项行动不仅要完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的质量管理和技术体系,而且要开展不同形式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专项检查,查处虚假伪造数据行为,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吴晓青说,环保部将对各地自动监测质量检查开展交叉检查、飞行检查和“回头看”检查,环保部检查如果发现的问题是各地自查没有查出来的将严厉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监测数据是高压线和红线不能碰,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可靠是监测工作的底线,绝对不能碰。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监测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吴晓青说。法制日报无锡(江苏)4月1日电
第五篇:“醉驾入刑”交通安全
各教育学区,各级各类学校:
为进一步提高道路交通法制观念,扩大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关于“醉驾入刑”条文知晓率,防止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出现“醉驾”行为,现将《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的通知》(瑞政办发明电[2011] 44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实施。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
进机关活动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乡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交通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提高“醉驾入刑”法律规定的知晓率,防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现“醉驾”行为,现就“醉驾入刑”宣传进机关活动通知如下:
一、加强学习,提高守法意识。从2011年5月1日开始,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论发生危害后果严重与否,都将以危险驾驶罪接受法庭审判并被追究刑事责任,处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为此,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今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有关“醉驾入刑”的规定,切实提高交通安全和守法意识,坚决杜绝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确保单位工作人员交通安全和政治安全。
二、领导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各单位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法、用法、守法的模范,带头遵守各项交通安全法规,主动向社会各界和周边群众宣传“醉驾入刑”等新规定,并坚决杜绝为“醉驾”犯罪嫌疑人员开脱说情的行为,为营造良好的社会交通秩序作出表率。各单位要通过宣传栏、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切实加强对单位专职驾驶员的教育,使其进一步提高交通文明、法制和安全意识,对个别确实不适合驾驶公车的,要坚决予以劝退,防止出现醉酒驾驶公车等涉嫌犯罪行为。
三、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醉驾入刑”宣传进机关活动是当前我市各单位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预防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醉驾”犯罪,维护党委政府形象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宣传教育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要严格执行温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人事局《关于对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行抄告制度的通知》(温纪„2009‟21号)要求,对涉及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由公安交警部门抄告当事人所在单位和纪委、监察部门,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诫勉谈话或通报批评。
附件:“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学习资料
二○一一年五月三日
附件
“醉驾入刑”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
学习资 料
一、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2011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规定:
(一)饮酒或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天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时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日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三)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三、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四、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之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七、拘役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量刑方式。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实行劳动的刑罚方法。拘役由公安机关在就近的拘役所、看守所或者其他监管场所执行,在执行期间,受刑人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