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服刑人员刑释问题解析
2014年5月15日,江苏某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刑满释放,张某某借口有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不愿离开监狱。本来其外甥是到监狱接他回家,孰料两人竟串通一气,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纠缠监狱。2014年5月30日,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刑满释放,赵某某借口判刑时轻罪重判纠缠监狱,并扬言到南京上访、青奥会期间闹事,不愿离开监狱。两个案例中,罪犯本着多闹事多得益的目的,按照以往上访缠访等方式方法,能让监狱机关迫于压力而息事宁人给予赔偿的思维模式进行无理纠缠,影响着监狱正常工作秩序。若是有部分媒体歪曲事实大肆渲染加以报道,更是严重影响了监狱的形象。所以,在法制未健全、地方安置不得力的情况下,解决罪犯释放难问题已摆到监狱重要议程上来。释放难问题虽是个别现象,但牵涉到监狱的物力财力人力较大,监狱机关有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做到未雨绸缪。
一、罪犯“释放难”问题分类
搞清“释放难”问题的类别,是为了根据现象查找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的放矢做好工作。笔者挂职一年来耳闻目睹一些释放难案例,深感“释放难”工作的难处。从多年发生“释放难”问题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刑释罪犯无家可归。这类问题多出现于老年罪犯,特别在重刑犯监狱,问题尤为突出。此类罪犯入监前没有组建家庭,或虽组建家庭,但入狱后家庭破裂,妻子离婚,子女失去联系,服刑期间住房拆迁或破损。经过十年以上或者近二十年服刑生涯,年龄由中年进入老年,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是导致刑满释放时无家可归。如:边城监狱邳州籍罪犯刘某某,56岁,住邳州市邢楼镇思田村思田庄594号,因犯介绍卖淫罪,被邳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刑期至2014年3月27日。刘某某入监前一直单身,无直系亲属,且有轻度精神障碍,并患有白内障。释放时无人接收、无家可归。挂职民警与地方司法局多处协调,村委会勉强接收下来。
2、刑释罪犯有家难归。这类罪犯有家庭和直系亲属,之所以刑满释放时有家难回,一是犯罪行为针对家庭成员,或入狱前存在重大个人过错,犯罪行为发生后即被家庭和亲属抛弃。龙潭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70岁,家住邳州市运河镇,因杀害第二任妻子,经邳州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期至2014年2月24日。张某刑满时,其与前妻所生儿子王某拒绝接收,造成刑满释放难。二是身体有病,或生活不能自理,刑满后需要后续治疗费用而遭家庭及直系亲属抛弃。2014年1月29日,徐州监狱新沂籍精神病犯石某某(病情处于康复期)刑满释放,其妻子儿女为逃避责任远走他乡,下落不明。石某某至今滞留在新沂市精神病院。
3、刑释罪犯纠缠监狱有家不归。刑释罪犯及其亲属过度维权,寻找借口纠缠监狱不愿回家。此类罪犯入狱前大多为地方政府定为不安定因素中的重点人,经常处于特殊“关注”对象。他们大多有上访、缠访的经历,对抗过政府以及执法部门,有着丰富的“撒泼耍赖”经验,并且因此得到过“好处”。如上文中提到的江宁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即属此类型。假若出现更为极端的方式比如:静坐、拉横幅等,即使报警当地公安也不好处理,甚至不愿处理。容易造成民众误解,损坏监狱形象。
4、刑释罪犯遭社区或地方政府拒绝回归。由于罪犯入监前户籍及住址不详,或户籍与居住地不符,或者户口系空挂户,刑满释放后地方政府拒绝接收。徐州监狱罪犯刘某某,56岁,1998年1月因强奸、抢劫、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死缓,2014年4月23日刑满。其原籍是山东省安丘市安口乡,18岁时(约1977年)到江苏省新沂市打工,从此与山东亲属断绝联系。后在新沂市某乡组建家庭。但入监后妻、女与其断绝关系,从未接见过更不知去向。且原住地某乡已经多次调整区划,当时的乡村现在已经完全城市化。根据当前刑满释放“必接必送”制度,山东安丘、江苏新沂都有理由不接收刘某某,不给办理户口落户及身份证,造成刘某某刑满释放难。
二、刑释难问题产生的原因
1、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罪犯释放难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狱地互帮共建过程中挂职民警协调处理的刑释难案例,可以得知:犯属或者罪犯旁系亲属拒绝接收刑释罪犯,多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负担罪犯刑释后继续治疗费用或者生活难以自理的赡养费用;地方政府、社会养老机构或社区拒绝接收刑释罪犯,也多因无法解决其生活、治病费用;刑释罪犯纠缠监狱不愿返乡,也多因回归社会后生活及治病费用无着。因此,罪犯释放难便由此产生。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简称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是当前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些制度均不适用于监狱押犯。根据监狱法规定,监狱押犯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即监狱)承担。罪犯刑满释放后,监狱将无法继续承担其社会保障,刑释人员的社会保障应该转交地方政府。但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医保或新农合每年年底办理一次,错过时间不予办理;低保也不是符合条件就给予办理,每个社区有相应名额,名额满了,即便居民符合条件,一般也不予办理。再加上当前普遍存在的对刑释人员的歧视以及社区群众对犯罪分子的“社会报复”心理,刑释人员、特别是身体有病、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医保或新农合、低保等社会保障很难落实,社会养老机构更是将无家可归的刑释人员拒之门外。尤其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苏北地区,失去劳动能力的刑释人员很难享受到低保、社会养老等社会保障。因此,这便真实地造成了罪犯刑满释放难。
与罪犯刑满释放工作有关的单位是监狱机关和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以上两个单位在协调处理刑释人员社会保障方面非常弱势。医保、人保及负责社会养老审批的民政部门是社会管理机构中的强力部门,监狱及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很难协调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而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又给司法局增添了许多工作量,并且即便投入大量精力,也未必能解决刑释人员医保、低保等问题,在此问题上,部分安置帮教部门便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因此,这便进一步加重了释放难问题。
2、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难问题的根源。刑法、刑诉法对罪犯侦查、起诉、量刑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可谓有法可循;罪犯收监、教育、管理、生活、减刑、假释等均有监狱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作了严格规范,可谓有法可依。违反了以上规定,轻则追究党纪政纪责任,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尽管在罪犯刑释安置方面监狱法第三十七条 也作了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但监狱法对当地人民政府的约束力几乎可以忽略。并且人民政府是个大概念,没有具体部门分管此事。近几年来,中央政法委、省政法委在罪犯刑释安置上也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均缺乏强制性,违反这些规定,也无需追究任何责任。以政法委规定的罪犯刑释“必接必送”制度为例,要求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刑释的重点罪犯做到“必接”,如果出现不“必接”情况,监狱要落实“必送”,由此看来,刑释安置工作的规定只对监狱有约束力,对其他任何机关均无约束力。因此,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工作存在问题的根源。
3、缺少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解决刑释难问题的主要障碍。尽管各级司法局建立了许多安置基地、采取了许多安置措施,但无家可归、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安置问题却一直无法从制度上加以解决。目前,解决刑释难问题,主要还是靠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及监狱民警的协调、说服工作,且一案一议,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没有固定模式的运作流程,即便遇到政府部门或者犯属的无理推诿或不作为,也没有依法解决的平台。因此,建立一个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解决罪犯刑释难问题的建议
1、从顶层设计层面上:一是积极呼吁立法。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罪犯刑释安置责任主体,解决安置费用,明确安置措施,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有效解决罪犯刑释难题。二是探索建立与社会对接的刑释后保障机制。在罪犯医疗暂时无法纳入社会医保范畴的前提下,上级监狱机关应积极探讨,适当提取部分罪犯狱内劳动报酬,监狱适当追加资金,联合社会保险机构,给符合条件的罪犯建立刑释后商业健康保险、(养老、失业等)生活保险机制或生活保障机制,解决病犯及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罪犯刑释生活、医疗保障。
2、从机制建设层面上:一是通过开展狱地互帮共建,在一定层面上构建解决刑释难题工作机制。有效解决“刑释难”问题,需要监狱机关与司法局、司法所的密切配合。长期以来,由于监狱的封闭管理,监狱内部划块管理,监狱机关与司法局的沟通不是十分畅通,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待“刑释难”问题,一个急于将犯人推向社会,一个怕承担责任,不想与罪犯家属产生纠纷,不想让刑释罪犯流向社会。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给监狱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挂职民警的双重身份,强化了双方的直接沟通,为解决“三难”问题提供了便利。目前,徐州地区基本形成了刑释难问题解决流程。即:监狱筛选释放难对象——及时信息传递——挂职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访查找三难症结——信息反馈给监狱——狱地共同寻找突破点——从突破点入手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刑释难问题。建议省厅、省局在积累案例、总结经验基础上,从省厅层面上建立一整套规范运作的工作机制。当然,只是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机制建设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还必须征得公安、民政、医保等部门支持。二是建议监狱机关长期在各地市级司法局设立业务站。当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结束后,在狱地互帮共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基础上,建议省监狱管理局在各市司法局设立联系点,每点长期派驻一到两名业务协调能力较强的民警,利用地方司法局资源,专职处理与监狱有关的工作,同时长期致力于解决刑释难问题。三是积极探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刑释难问题。刑释难问题,很大部分来自于刑释罪犯亲属不愿意履行家庭责任,不愿意赡养、或扶助本应由其赡养、扶助的刑释人员。监狱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如果该做的工作都做完后仍不奏效,可以考虑协调政法委、司法局、法援中心及居(村)委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罪犯回归社会后的赡养、扶助问题。徐州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一直积极推动利用诉讼解决新沂籍刑释人员石启彦刑释难问题。
3、从协调层面上:(1)监狱机关要打造一支业务精通的工作人员队伍。当前,“刑释难”问题层出不穷,对一个监狱而言,解决“刑释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工作。艰巨的战斗任务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监狱也急需培养一支6—10人规模、精通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善于沟通、善于谈判、善于做思想工作,原则性强,应变能力强的民警队伍专门应对“刑释难”问题。一是以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为主力,形成队伍基本力量;二是选择执法经验经验丰富的刑罚执行部门民警,主持队伍领导工作;三是选派医疗卫生、心理咨询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力量;四是有针对性地进行风土人情、风俗民俗、谈判技巧、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培训。(2)适当解决实际困难。“刑释难”问题形成,有诸多原因,但犯属存在实际困难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一是监狱机关适当解决经济困难。对刑释后确实无钱看病、或确实生活无着的罪犯给予一定经济救助。二是司法局及基层群众组织应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对家庭困难、长期有病的罪犯,司法局、司法所、居委会或这村委会应积极协调解决医保、低保问题,对尚有劳动能力的,及时介绍工作岗位。三是监狱办案民警工作中要具备“三心”——同情心、诚心、责任心。对罪犯及犯属存在的现实困难,要有一颗同情心,积极协调监狱、司法局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做工作期间,对犯人、犯属要有一点诚心,特别是对远道而来、到监狱解决问题的犯属,要给予真诚关心、帮助,让犯属推己及人(自己在监内服刑的亲人),取得他们的信任;三是责任心。要把解决刑释工作存在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不懈地协调有关部门,不懈地寻找突破口。切忌仅仅当成工作任务,遇到一时解决不了的困难就立即把任务搁置。(3)拓展活动空间、改善执法环境、提升监狱执法能力。一是积极与地方司法局开展共建工作,不断扩大协作范围;二是主动与监狱押犯集中地的地方党委政府沟通联系,征得工作方面的支持;三是按照区划,常态化的邀请基层群众组织、社会团体来监狱开展社会帮教工作,扩大监狱在社会上的影响。通过以上措施,为监狱创造和谐的执法环境,取得社会更广泛的支持,提高监狱执法能力。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刑罚政策的调整以及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监狱工作面临着更多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尤其以罪犯“释放难”问题突出。随着各项法律的成熟,依法执法将成为全民共识,“释放难”问题终究会根本解决。但在当前情况下,监狱机关还是要从大局出发,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基点,做好这项工作。
第二篇:我市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情况调查报告
我市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情况调查报告
2010-09-26 来源: 网络转载 作者: 相关网站 阅读次数:68 【大 中 小】
近年来,我市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平安创建建设,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社会深入人心。仍而,有和谐相左的刑释人员重新犯罪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据市司法局统计,我市5年内重新犯罪人数达到37人,重新犯罪比例较高,尤其是超过3次以上服刑的有8人,超过5次的有3人,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性,预防刑释人员重新犯罪面临严峻的形势。
一、重新犯罪人员的特征
通过我市对2005-2009年刑释人员重新犯罪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具备以下共同特征: 1.受教育程度低,未婚。这37名重新犯罪人员中,初小文化程度的为36人,占总数的97%;未婚的人员有30名,占总数的81%。
2.工作稳定性差。有17名人员无工作,16名人员灵活就业,占总数的89%。
3.犯侵犯财产罪的居多。有2名人员犯抢劫罪,23名犯盗窃罪,2名犯诈骗罪,占总数的78%。
4心理上自控能力差、主观恶习深。象上面举例提到的3次以上的累犯,多数存在这一现象。在37名重新犯罪人员中,主观恶习深的有19名,自控能力差的达到30名。5.区域性。重新犯罪高发的地区为我市的沙溪镇,占整个刑释人员总数的比例最大。
二、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主要原因
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社会环境、家庭态度、政府行政作为以及自身方面直接影响着他们再社会化的适应过程,我市刑释人员重新犯罪主要集中在这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认同度低。刑释人员大多没技术专长、有劣迹,社会上存在歧视、排斥,就业十分困难,回归社会后来自家庭、生活、生存的压力,得不到认同,是导致这些人犯罪的根本原因。刑释人员姚某,男,72年出生,初中文化,初犯是未满18岁,09年3月3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判刑1年6个月,这已经是姚某第7次因盗窃罪被判入狱了,家中老母因为儿子盗窃入狱而上吊自杀,姚某唯一的女儿也在14岁的时候辍学,妻子也因其入狱而与其离婚,家中靠老父亲的退休金勉强度日,因为手脚不干净,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姚某于是破罐子破摔,一而再再而三的靠偷盗渡日。
2.家庭监督义务差。刑释人员中初小文化占到很大比例,这些人员没有到法定工作年龄,过早踏入社会,人生观、思想观、价值观还不成熟,受到欲望的驱使,在缺少家庭监护的情况下,极易误入歧途,而后形成恶性循环。刑释人员赵海良,1986年6月出生,2004、2006、2008年三次因盗窃被判刑。赵某在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两人都不管他,导致他缺少家庭教育和关爱,初中毕业后整天在外瞎混,而且没有固定居住地,在社会上结交一些不良人群,致使他在24岁时,已服刑3次。3.自身人生观堕落。刑释人员重新犯罪中突出的未婚、离异人员、盗窃犯多,根源在于这部分人自身上好逸恶劳,不肯吃苦的心理,从而导致没有稳定的家庭,缺少家庭约束力。刑释人员沈某,1986年4月出生,因盗窃已被判刑5次。沈某家庭离婚,平时好吃懒做,不肯吃苦。2010年1月刑释后,市局发放500元临时救济金,他当时表示愿意发挥特长,在街设摊修鞋,为此镇司法所另外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启动资金,添置设备,后了解,该对象把资金用作吃喝上。
4.结交朋友不慎。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一些社会上闲杂人员、狱友、以及案件的同案犯,都会主动与他们联系,从而对他们并不稳固的改造思想出现动摇。城厢镇李某,初犯时18岁,犯盗窃罪,出监后,在一些所谓的朋友讲义气下,因寻衅滋事再次劳教,而后的3次服刑都是在朋友的影响下,犯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罪,让他一次一次步入歧途。5.帮教效果不明显。司法行政机关是刑释人员帮教的主力军,由于职能较弱,对该些对象回归社会缺乏有效的帮教措施,除在网络组织上加强对这些对象的监管外,实际针对性的帮教办法不多。其次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在短期内再次犯罪,监狱的管教也存在问题,没有彻底在心理上和思想上认识根除刑释人员的劣根性。
三、预防重新犯罪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保障不力。地方党委、政府虽然对稳定工作十分重视,把安置帮教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中,但是这种预防性工作,直接产生的效益不明显,党委、政府工作的重心往往放在其他方面。一是在司法所队伍配备上不强。作为工作在第一线的我市基层司法所面临年龄老化、人员不足、责任性不强等问题,每个所人员到岗的一般在3人左右,年龄结构极不合理,50岁以上的过半数;二是经费投入不足。安置帮教经费虽然列入市、镇财政预算,但实际工作中经费落实不好;三是工作人员选拔上差。刑释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必须落实懂业务的专人去抓,但各基层司法所由于工作人员有限,基层司法所职能众多,每年刑释人员又多,帮教人员与刑释人员比例上的不对称,造成工作质量、要求不高。
2、制度执行不力。一是衔接渠道不畅。监狱、看守所在材料的寄送上,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有个别外省单位甚至没有材料,如沙溪一名2009年从新疆新开岭监狱释放的,已与公、检、法成员单位联系,至今没有材料;二是报到制度落实不好。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不到镇司法所报到的比较普遍,镇司法所么没有强制刑释人员报到的抓手,而到公安户政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也仅仅为80%左右,造成工作上很大的被动;三是定期走访制度不够全面。个别镇司法所对刑释人员定期走访流于形色,只通过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实际动态情况掌握不及时,不全面。制度执行上的不到位,为刑释人员脱管、漏管埋下隐患。
4.帮教措施不力。一是针对性帮教不够。镇司法所在开展帮教工作中,往往用临时性救济代替整个帮教过程,从而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如刑释人员中惯盗犯在心理上已经有盗窃瘾,主观上自控能力差,靠救济只能治标不治本,必须制定有效的帮教措施。二是对重点人员动态把握不准。对刑释重点人员的思想动态、流动情况、就业情况掌握不细,把握不准,存在着档案外的脱漏及长期见不到人的现象,尤其是“三无人员、外出务工人员、流动人员”这三类对象。三是管控措施少。刑释人员中的“三无、外出、流动”对象,通常是重犯的高发群体,而该部分对象回归社会后,小部分作为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矫正,应该说大多数人员在政治上是自由公民,采取何种方法对他们进行管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的要求。镇司法所一般通过间接的方法,了解他们的行踪,动态性掌握不够。
5.与成员单位之间的配合不够密切。安置帮教是一项社会综合性工作,在工作中必须依靠公、检、法等成员单位的力量,才能把工作做到位,而实际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往往孤军作战,没有发挥好成员单位的作用,不主动整合资源,使安置帮教的平台空置。
四、解决问题的几点意见
1、领导重视,积极营造良好的安置帮教社会氛围。市、镇两级安置帮教机构要把安置帮教工作作为维护稳定的大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召开会议、学习文件、举办讲座、印发宣传资料和大众媒体等多种形式,不断统一基层组织和群众对刑释人员这类特殊群体的思想认识。积极做好正确的舆论导向,组织和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和支持安置帮教工作,依靠村(居)委会和社区各方面力量,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安置帮教工作,维护好刑释人员的合法权益,减少社会歧视,为刑释人员重新做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要落实领导责任制,每年年初在层层签订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中,对刑释人员的安置率、帮教率、重新违法犯罪率纳入量化指标,年终考核时作为衡量各级领导政绩和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的重要依据,从而形成齐抓共管的思想基础,营造一个共同参与的局面。
2、加强保障,建立安置帮教工作防控体系。刑释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安置帮教历来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一项社会性工程,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社会性工作,要实施系统化管理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就必须造就一支过硬的专业性队伍。首先是将镇村(居)委会专兼职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培训,力求达到持证上岗;其次与司法学院(校)挂钩实行定点委培,造就专业人才;第三实行专业招聘,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落实镇级专编专岗专人,为安置帮教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同时要加大资金的管理力度,切实把经费真正落实但到安置帮教工作中。
3、政府引导,建立社会性的安置就业过渡性基地。市、镇安置帮教组织要积极发挥成员单位的作用,选择适合刑释人员就业的单位,如汽车修理厂、物业公司、建筑公司等劳务型企业,作为刑释临时性安置帮教基地。相关单位应出台政策对这些过渡性基地予以支持,从而解决迫切需要帮助的刑释人员就业难问题。同时,通过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技能培训基地,增加无业对象、生活困难对象的就业竞争力,增加他们自主创业的砝码。
4、整合资源,全方位落实帮教工作措施。第一,加强衔接渠道畅通,组织基层司法所落实好报到登记,摸清情况,建档立卡,签定帮教协议,定期走访谈话,尤其要掌握刑释人员的思想动态,重点是外出务工人员,防止脱管漏管;第二,加强成员单位协调,重点解决无家可回、无亲可投、无业可就的“三无”人员的生活困难金,稳定刑释人员的思想。依托劳动部门或以职业介绍所的方式,走市场化的道路,最大限度地就地安置,力求解决脱漏管现象,减少回归人员的重新犯罪;第三,加强异地帮教机构的联系,建立外出刑释人员托管制度。在基层帮教组织摸排外出打工人员去向的基础上,同务工所在地的安置帮教组织签订委托帮教协议,在有组织流动的外出人员中建立帮教组织或明确专人帮教,使流出地和流入地形成合力;第四,加强帮教小组的力量,建立刑释人员的考察评估、鉴定程序。建立由村(社区)专职副书记、片警、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组成的帮教小组,每季对被帮教人进行考察评估,每年对被绑架对象进行一次评议,由帮教对象汇报一年来重返社会的现实表现,依据帮教记录、群众的反映,评议小组当面进行评点并打分,作为档案留存备查。
5、树立典型,为刑释人员遵纪守法作榜样。市、镇安置帮教机构要抓好刑释人员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扶弱济困、自主创业的典型,借助报纸、电台等媒体力量,大力宣扬这部分的闪光点,作为帮教工作的切入点,通过正面宣传,提高刑释人员在社会上的认同度,从而使刑释人员心理上能逐渐克服自卑、自控能力差的问题,与常人一样融入社会。通过树立典型,形成刑释人员积极融入社会的羊群效应。
6、加强调研,探索帮教的长效机制。做好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针对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和安置帮教部门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探索开展安置帮教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些长效运行机制的方法措施,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及地方综治方面的硬性措施,使回归人员走上健康的道路。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篇:全县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总结
全县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总结
全县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总结
2014年我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一中心任务,以刑释解教人员无缝对接工作为重点,狠抓信息核查、信息衔接、人员接送、经费发放等工作,巩固和完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政策保障体系,集中建设一批示范性安置帮教基地,促进我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抓好刑释解教人员无缝对接工作
1、加强新入监所人员基本信息核查。我县安帮办及时登陆省安置帮教数据库平台,查收监所上传至平台的新入监所人员基本信息,并及时传达至乡镇司法所,由乡镇司法所负责向村(社区)及服刑在教人员家庭进行核实,在1个月内向监所反馈核实情况,我县全年服刑在教人员基本信息核查率达到100%。对于因假姓名、假地址、假身份等无法查明身份的服刑在教人员信息,安帮办及时与监狱、劳教所反映。
2、完善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机制。我县刑释解教人员出监所前的基本信息核查严格按服刑在教人员基本信息核查要求办理。经核查,确属本辖区的刑释解教人员,我县严格按照了刑释解教人员无缝对接衔接规定,切实做好了刑释解教人员的信息衔接、必接必送工作;对核查中发现的“三假”人员,在及时向监所反馈后,由最终确定的管辖地区负责接送。对于接回的刑释解教人员及时落实相关安置帮扶措施。到目前为止我县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419人,其中刑释人员360人,解教人员59人,刑释解教人员接送率达到100%。
3、规范安置帮教经费管理机制。我县严格按照《**省刑释解教人员接送工作补助经费和生活补助费及企业安置工作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规范管理经费,杜绝假配套、假到账、假发放等违规行为;严格落实刑释解教人员接送补助经费和生活补助费申报、审核、领取等相关规定,确保了刑释解教人员接送经费和生活补助费发放手续齐全、程序规范、管理到位。
4、落实责任追究机制。我县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无缝对接工作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将每月对各乡镇的新入监所人员信息核查,刑释解教人员信息衔接和人员接送等工作进行督查督办。新入监所人员信息核查率、刑释解教人员信息衔接率未达到100%的地方,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做好信息核查、衔接工作。刑释解教人员接送不到位的地方,及时查明原因。经督查督办,仍未达到要求的地方,将严格按照《萍乡市实行社区矫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将每季度向各乡镇司法所通报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无缝对接工作情况。
二、推进安置帮扶政策保障体系建设
5、积极协调落实安置帮扶政策。我县全面梳理现有安置帮扶政策,进一步细化帮扶政策的适用范围、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强化帮扶政策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管。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失业登记和就业服务工作,对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且符合条件的刑释解教人员,按规定落实各项促进就业扶持政策,鼓励刑释解教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鼓励企业招收录用刑释解教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
6、扎实开展政策落实专项检查。与成员单位联合开展安置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活动,重点对刑释解教人员失业登记、税费减免、小额贷款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检查,切实把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扶政策落到实处。
7、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教育帮扶。充分发挥妇联、共青团、工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群团组织作用,共同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教育帮扶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与问题,疏导化解消极对抗情绪,促进其顺利回归、融入社会;建立与所在地公安机关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了对高风险人员的管理,对可能重新危害社会的高风险人员要逐人落实管控措施和管控责任人,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情况,列入当地公安派出所重点人口管理。
三、推进安置帮教基地建设
8、努力推进安置帮教基地建设。引导、扶持社会企业建立安置帮教基地,加强与社会企业的联系,积极争取将热心安置帮教工作、经营业绩好的企业建设成为安置帮教基地。
四、因人施教,分级管理,真正将管理和安置工作落到实处
为了更好地做好我县刑释解教安置帮教工作,使有限的人力资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们采用分级管理方法,根据刑释解教人员的犯罪情节、狱中表现、家庭状况等,综合分析刑释解教人员的社会危害性和重新违法犯罪可能性,确定帮教等级。特别做好重点人员的稳控工作,实行个性化帮教措施,增强了帮教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刑释解教安置帮教工作更好的落到实处。
五、建立了监狱远程帮教会见系统。
为了进一步发挥司法行政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按照省里要求,我县建立了远程帮教会见系统。远程帮教会见系统的建立,可以为罪犯戒毒人员的家属提供方便,解决了他们到监狱探望路途远、经费高的问题。家属或帮教者还可以通过远程在线方式,为罪犯戒毒人员进行亲情点餐、查询教育改造信息、法律援助等便民互动服务,为罪犯戒毒人员家庭、社会帮教组织提供“一站式”的帮教会见服务。(编辑:圆圆)
第四篇:2刑释帮教工作计划和总结
东凌乡2010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
工 作 计 划
做好安置帮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抓好社会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特定对象进行的一种非强制性引导、扶助、教育、管理的重要活动。我乡将始终坚持安置帮教工作“五个结合”:即、法制教育与社会主义道德思想教育相结合; 普遍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组织帮教与家庭帮教相结合;正面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监所帮教与社会帮教相结合。扎扎实实地做好安置帮教基础性工作,使他们不再重新犯罪、危害社会。
一、切实加强领导。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安置帮教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将这项工作摆上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坚持常抓不懈。进一步贯彻各负其职、齐抓共管,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安帮小组成员分工负责制和工作目标制。加强考核,将安帮工作列入综治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纳入党政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内容,实行考核与奖惩直接挂钩。
二、健全组织网络。
建立和完善乡、村二级安置帮教机构,乡建立安置帮教领导小组,村建立帮教小组,基本确保二对一的帮教。确保机构、人员到位,做到职责明确,分工负责,加大对帮教工作的指导和服务。
三、落实各项制度。
及时填写刑释解教人员登记册,对每位刑释解教人员建立一份专门档案,统一编号、分类存放;登记好刑释解教人员协调小组登记表、在服刑期间登记表、归正期间登记表;落实刑释解教人员报到衔接、帮教考察、归正考评、例会分析制度;做到安置工作落实、帮教组织落实、帮教干部落实、帮教措施落实、信息反馈落实。
四、注重调查,摸清底细。
把所有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分、分出生年月、文化程度、住址、案由、判刑(劳教)时间、刑(教)期、刑释解教日期等进行分类造册,对他们的婚姻状况、经济收入、现实表现、帮教情况一一登记在册。上下半年各开展一次集中排查,全面地掌握了归正人员的现实情况、生活状况、思想动态,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基数实。结合每月一次的排查分析例会,分阶段进行小范围排查帮教对象近期情况,结对子汇报交流情况,帮教对象监测回访情况等等,力求掌握更多实情。
五、做到安置帮教工作“三个延伸”。
新时期安置帮教工作已不仅仅局限于帮教和管理工作,要不断向前向后和向外延伸,一是向前延伸。二是向外延伸,扶贫帮困送温暖。将帮教工作延伸到归正人员的家庭,通过政府、村、的干部与贫困家庭结对子,采取“一访(走访家庭)、二谈(召开座谈会)、三要(要家属积极配合政府做好转化工作)。三是向后延伸,安置帮教工作做到位。帮思想改造、促观念转化,帮困扶贫巩固改造成果,延伸做好过渡性安置,前后贯通,使归正人员回归社会后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六、努力实现安置工作“三化”目标。
1、帮教工作社会化。以“三个延伸”帮教为立足点,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开展联合帮教、亲情帮教、结对帮教、扶贫帮教等一系列社会化帮教,形成联动效应,使帮教工作扩展到社会各个层次,逐步形成政府实施、部门配合、社会关注、各方支持的社会化帮教体系。
2、安置工作市场化。村委会应为归正人员落实承包责任田,鼓励、引导安置帮教人员自谋职业、自主择业,依靠市场需求实现就业;鼓励、帮助归正人员积极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就业竞争能力。逐步建立和理顺安置帮教人员的社会化安置体系,将安置工作真正纳入市场化管理轨道。
3、管理工作规范化。要严格遵循安置帮教工作因人制宜和分类实施相结合、社会安置帮教和家庭安置帮教相结合、安置帮教与监所改造相结合的工作原则。从加强领导、加强管理、加强协调、加强配合、加强督查五个方面入手,确保制度落实和工作有序,推进安置帮教工作组织整体化、制度规范化、工作责任化。
东凌乡2010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
工作总结
我乡安置办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安置帮教办的悉心指导下,始终把安置帮教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真正做到“亲情帮教安其身”,实现了无政治案件、无重大刑事案件、无治安灾害事故、无民转刑案情件、无“两劳”人员重新犯罪等喜人局面,为维护我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平安东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健全机构,充分发挥各级帮教组织作用
为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和管理,我乡专门成立了由分管政法的领导为组长的东凌乡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领导小组,各村委、村民小组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全乡形成了安置帮教网络,并印发了《东凌乡2010年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计划》等宣传资料,完善落实了安置帮教措施,指定专人负责办公室具体工作,落实了帮教责任人,使帮教工作得到层层落实,环环相扣,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上下联系贯通的安置帮教管理体系。
二、排查摸底,及时掌握帮教对象的思想动态
我乡各级安置帮教组织机构对本辖区内刑释解教人员的人数、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毯式的排查摸底,掌握实情,登记造册。对有可能重新犯罪的重点对象实行监控,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经常找他们谈心,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鼓励他们要自食其力,重新做人。同时每个对象都落实了综治办的同志会同村委会主要干部为帮教责任人,确定重点帮教计划,签订帮教责任状,把重点对象的思想变化、生活方式、家庭状况、社会交往、业余活动、经济来源、工作表现列
为管控的重点内容,做到帮教、安置、控制措施三管齐下,控制了重新犯罪。
三、广开思路,妥善做好安置帮教工作
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为此,我们做到了以情感人、以法育人、以实服人。帮教工作从而达到“引导有转化,扶助有变化,教育经常化,管理规范化”的成效。同时,我乡还要求社会各方面广开思路,都来关心和帮助刑释解教人员,预防重新犯罪,使我乡的重新犯罪率为零。
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的帮教对象还没有走上脱贫致富路,也有的思想波动大,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解决。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克服困难,增强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有力措施,认真疏理和解决存在问题,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为全力以赴做好安置帮教工作,预防重新犯罪,确保我乡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平安东凌做出不懈的努力。
第五篇: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情况分析及防范
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情况分析及防范
陆旭华
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其中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会重蹈覆辙,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这部分再犯罪人员的犯罪手段往往更残忍,性质更恶劣,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更大。因此,调查研究他们再犯罪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改造手段,使他们重新做人,不再危害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笔者对资溪县刑释人员再犯罪案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现作如下简要分析。
一、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特点
从资溪县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年龄结构看,16-25周岁的青少年4例,26-38岁的中青年5例,38岁以上的2例;从犯罪类型看,盗窃4例,抢夺2例,抢劫1例,故意伤害1例,强奸1例,其他2例;从重新犯罪的时间看,均在刑满释放后三个月内出现再犯。列表如下:
①
结合本市其他县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情况分析,目前,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主要特点有:
1.财产型犯罪、暴力型犯罪和性侵害型犯罪为主要犯罪形态。财产型犯罪、暴力型犯罪、性侵害犯罪是几种比较原
①
作者单位:资溪县人民检察院
始的犯罪形态。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三类犯罪约占近年刑事发案率的67%,有近三分之一为刑满释放人员参与其中,且重大案件、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多数有刑满释放人员参与或组织。
2.反复犯罪,复犯原罪的特点突出。从上述11例重新犯罪案例看,有4例是原罪即复犯原判罪名,而其余案例所犯罪名为相近罪,其犯意均为获取不义之财。
3.共同犯罪居多,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大。11例案件中参与共同犯罪的有8人,占73%,这明显表露出重新犯罪人员结伙犯罪的特点。
4.文化程度低,流窜作案多,智能型犯罪少。11名重新犯罪人员,高中文化1人,中专文化1人,初中文化8人,小学文化1人。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过早流向社会,初次犯罪时间大多在15—22岁之间,之后在社会上交往的多属社会层次偏低的人员和监狱犯人,形成了难以融入社会主流的心理障碍,不少人便以违法犯罪作为主要谋生手段。
5.重新犯罪间隔期短,重新犯罪率高。11例重新犯罪的案件人员,出狱后到重新犯罪的平均间隔期为1.5个月,最短间隔期只有十几天。从近期办理的累犯重新犯罪案件情况看,重新犯罪间隔期呈趋短态势,出狱后时间不长就重新犯罪的案例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盗窃等犯罪表现明显。
二、重新犯罪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1.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导致刑释人员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倾斜。一切向钱看,信奉“有钱就等于有一切”。由于思想上的错位,视法律为儿戏,故铤而走险,再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服刑人员邓某曾因盗窃被判刑一
年,刑满释放后,看到周围的乡邻有的盖起了楼房,有的买了车,日子过得很红火,而他仅有的家当只有两间草房摇摇欲坠,相比之下,形成强烈反差,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再次以身试法,进行盗窃犯罪活动。
2.就业安置不落实,基本生活无来源。罪犯入监后,工作被开除,刑释后无工可做,要求工作,地方政府回答“下岗人员这么多都无法安置,哪有岗位给你安排”,出于生活所迫,这部分人只有“重操旧业”,走上犯罪老路。
3.帮教工作不落实,监督控制措施不衔接。突出表现在罪犯投入改造的前后,工作不衔接。监狱在不完全了解罪犯认罪态度及思想性格特点的情况下接受了改造任务,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利罪犯的改造;释放后帮教工作接不上,目前抚州地区各县基层帮教组织名存实亡,当地公安机关和工厂、街道、乡镇、村等组织的一些措施仅仅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基层派出所警力少,疲于应付案子,监督控制措施流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
4.家庭变故,社会歧视,诱发犯罪心理。罪犯判刑后,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家庭成员有抱怨心理,关系逐渐复杂紧张起来。有的妻子离婚或出走,子女辍学;有的父母蒙羞受辱,相继病亡。刑释后,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庭,悲观失望。加之社会歧视,孤立无援,使其感到世态炎凉,便破罐子破摔,把家庭的变故归结为社会所造成,故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
(二)个体原因
1.根深蒂固的犯罪思想作祟。这与他们不劳而获、贪图享受,极端个人主义恶性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那些累惯犯,他们留恋犯罪生活,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
明日是与非”的处世哲学,鼓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金钱至上”的错误观点,唯利是图,唯奢是趋,为追求的一时腐化堕落,“宁可作死,不可穷死”,“宁可风流,不怕杀头”。他们的犯罪意识强烈化,动力定型,实施犯罪行为的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加重、升级,要使他们通过服刑改造,改恶从善,成为新人是很困难的。
2.心理障碍。凡是投入监狱改造过的人,在心理上都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回归社会往往表现出明显不适应心理,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产生明显的角色心理。存在社会歧视的同时,由于心理障碍而自动疏离于社会正常群体,产生自卑心理,背上“一日盗窃,终生为贼”的包袱,他们期望被社会正常群体所接纳,恢复判刑前在正常社会群体之间的自然关系,然而又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因此,他们在就业、求学、婚姻、家庭、工作、事业等方面受到挫折而灰心丧气,这样驱使其与社会另一部分有不良行为的人结成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群体,发展成犯罪团伙,危害社会,给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
3.认罪不服法,混刑度日。凡是在两次以上重新犯罪的人,在长期的改造生涯中积累了反改造经验,对监狱的管理和教育也是“轻车熟路”。因此,一般比较容易适应改造生活,表面上伪装积极,靠拢政府,骗取干部的好感和信任。但在思想深处始终与政府对立,认为自己的犯罪只够处罚,不够刑罚。对坐牢怨天尤人,抱怨法院是轻罪重判,抱怨监狱管的太严,生活艰苦。因此,在改造中不是认真地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洗新革面,矫治自己的犯罪恶习,而是整天盼减刑、吃肉、看电视,甚至以更加狡猾的手段在幕后策划、蛊惑、教唆他人犯罪,这些人一旦刑释后,难免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三、预防对策
1.加强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要不断推进监狱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罪犯监狱教育改造工作,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质量。实践证明:做好罪犯刑释前出监教育改造工作,使他们彻底消除犯罪思想,改掉行为恶习,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不再重新犯罪的基础。
2.加强刑释人员的社会管理和安置帮教工作。大多数刑释人员重返社会后,想尽快融入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接纳、政府的帮助。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把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目标。制定和落实有关政策,为刑满释放人员重新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创造条件。通过立法,实现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法制化。积极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增强社会管理和安置帮教工作力度。
3.加强家庭美德教育,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刑满释放人员的保护、教育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结构的细胞,是社会结构的初级群体,是和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着的,它具有特殊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成员维系作用,健全、和睦的家庭会使人产生基于亲情关系之上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一方面家庭成员对刑满释放人员要关怀、爱护和诚恳的帮助,消除其各种心理适应障碍,抑制其不良心理,使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增强生活的信心。特别是当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要鼓励、激发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教育刑满释放人员,对家庭成员要理解、宽容、体贴和尊重,培养家庭意识,树立家庭观念,履行自己在家庭中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