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干部如何防止利益冲突的思考

第一篇：乡镇干部如何防止利益冲突的思考

乡镇干部如何防止利益冲突的思考

龙观乡政府 蒋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2010年中央出台的《廉政准则》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中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这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彰显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顺应了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的现实需求，为新形势下惩治和预防腐败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和工作手段。当前很多对于利益冲突的研究，往往停留在较高层面上，本文尝试从一名新进的乡镇干部视野出发，思考如何在乡镇工作中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

一、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利益冲突”是一个特定的廉政概念，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由于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所发生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境和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之所以对某些政府采购、工程招标、人事任免、行政审批事项等存有不信任感，自觉或不自觉地质疑这些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公正性，其根源就在于一些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走向极端，就会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导致腐败发生。

作为一名乡镇干部，尤其是一名刚刚进入这个队伍的乡镇干 部，从我自己角度理解出发，我认为有四种利益冲突的形式：一是执法不公。主要是部门利益刚性化，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乱收费、乱罚款，损害群众利益。二是权钱交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不给钱不办事，收到钱乱办事，既损害了国家利益，又损害了群众利益。三是政绩工程。有部分为官者到一个地方乐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损害群众利益。最近我在一家党政主要报刊上看到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重面子、轻里子”成城市通病，症结在于官员政绩观异化扭曲》就批评了这种现象。四是与民争利。就拆迁问题来说，有的地方工作未做到位就强行拆迁，还有的地方补偿款低，失地农民没有得到妥善安臵，后续生活也没有可靠保障，导致部分拆迁户走极端。就环保问题来说，有的地方搞的一些企业，影响环境，污染很重。

二、产生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相对集中，透明度不高。一些权力行使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过大，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少数人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出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抵触和冲突。二是部分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尽管制定了一些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制度，但从立法角度看，还不完善。部分制度不廉洁性，以至于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制度规定执行效果并不好。三是人情关系和潜规则，影响履行公共职责。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延续，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人情的社会，尤其是乡镇机关，因为地方小，人员更加熟悉。正是这些浓厚的人情关系和潜规则，使一些公职人员模糊了是非标准，这种人情和私利不恰当地影响到他们履行公共职责。四是少数干部法纪观念淡薄，自律不严。少数干部不注重学习，放松思想改造，理想信念滑坡，法纪观念淡薄，沉迷于饭桌酒精，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迷失方向，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发生扭曲。这些原因造成了利益冲突的加剧，导致腐败发生。

三、防止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我认为作为一名乡镇干部，要有效地防止利益冲突，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学习：要开展经常性的教育，防止思想变质。在深入开展“三思三创”主题教育中学习《廉政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二是强化监督：要把监督渗透到权力运行全过程，渗透到每个点、每个环节，在监督过程中要着重抓制度的严格执行。比如今年开始的国家机关“三公”制度就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方式。三是利益回避：回避问题主要是要创新利益回避制度，就是要就公务回避、职务回避、关系回避、亲属和亲姻回避这些方面做出更加硬性的规定，防止暗箱操作，为自己、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四是严肃追责：对影响群众利益的人和事要严肃追究，绝不能姑息。要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制度执行、督促检查、刹风止禁、追责问责的力度，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大成效。

第二篇：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

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廉洁从政行为，防止利益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定》及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全县工作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县委办公室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县委办公室系统全体工作人员。

承担公共管理或服务职能的其他工作人员参照适用。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职责过程中，其私人利益与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因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获取利益。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是指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期权、债权等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行政审批、执法裁量、人事管理等方面谋取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工作人员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人：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共同生活的继父母、继子女关系视为前款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第六条 本规定所称的私人利益，不仅包括工作人员本人的利益，而且包括其特定关系人的利益。

第七条 本规定所指的利益冲突包括以下类型：

（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利益相关者收取利益：

1．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2．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3．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4．以集资、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5．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与工作职权有关的信息谋取利益；

6．其他利用职务之便直接获取利益的行为。

（二）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己或特定关系人的私人利益：

1．处理涉及自己或特定关系人的公务；

2．具有特定亲属关系的人在同一单位或有特定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任职，有特定管理职权的工作人员在成长地等特定地区任职；

3、允许、纵容特定关系人从事与本人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4．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5．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6．其他利用职务影响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三）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在公务过程中以公共角色的身份参与私人事务，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人利益：

1．违反规定兼职；

2．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

3．违反规定退休或离职后从事与原任职务有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八条 防止利益冲突，坚持以下原则：

（一）公共利益优先。工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能时，应当坚持公共利益优先，以公共利益为行为最高的衡量标准。要求其正确处理或限制可能对履行公务产生妨害的私人利益，自觉排除有碍公正履职的私人利益冲突影响，否定应当放弃参与有关公务的执行。

（二）透明与审慎。工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准定，做到公开透明，及时报告有可能损害公正履行公务的私人利益；工作人员应审慎执行公务，在执行公务中的行为应受到严格的监督；在处理利益冲突过程时，其行为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公开性。

（三）增强个人责任和表率作用。工作人员要时刻牢记和履行自身的公共职务责任，时刻保持廉洁，随时作出表率，应当以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来处理利益冲突。工作机关要以有效的防止利益冲突政策和行为来展示表率作用，不断增强工作人员个人和工作机关履行职权的公信力。

第九条 工作人员禁止借行使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市 场监管、消费维权等职权，或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条 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涉及本人或特定关系人利益的应当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

第十一条 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工作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机关从事人事、纪检监察、财务、审计工作。

市县两级工作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在任命、选配各个职位、岗位工作人员时应当考虑工作人员亲属关系等因素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适当回避。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原定上不能在本人成长的街道、乡镇辖区任工作所所长，原定上不能在本人成长的社区、行政村辖区担任片（段）长。

市县两级工作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在任命、选配各个职位、岗位工作人员时应当考虑工作人员的成长地等因素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适当回避。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禁止允许、纵容特定关系人从事与本人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一）不准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

（二）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默许、纵容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三）不准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四）不准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及特定关系人从事经商、办企业等营利性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五条

工作人员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一）不准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济活动等事项；

（二）不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及其人员以暗示、授意、打招呼、批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各类行政审批、行政执法行为，影响市场经济活动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

第十六条 工作人员禁止违反规定兼职或从事营利性活动。

工作人员退休或离职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禁止从事与在职时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七条 新进入工作系统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原从事其他职业或从事有关营利性活动的，在入职前应当辞去原职业或以转让、停业等适当方式停止有关营利性活动。

第十八条

工作人员应当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的对象和内容如实申报个人有关利益事项。

第十九条 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关规定的，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等处理，构成违纪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自觉遵守本规定，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的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对放任、包庇、纵容下属人员违反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县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三篇：关于防止利益冲突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防止利益冲突的调查与思考

利益冲突是一个现实的廉政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也对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提出明确要求。因此，加强对利益冲突问题的研究，是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客观需要。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冲突现象时有发生，为进一步防止和规避利益冲突，浙江省纪委、监察厅结合本省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了该问题的表现、成因等，并尝试在制度及其他层面上提出解决建议。

一、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根据2007年以来浙江省查处的各类利益冲突典型案件，我们对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剖析。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为了更清晰地进行描述，我们将之划分成4个类别，并具体分析了每个类别中的不同表现。

从性质上看，可分为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冲突。财产性利益冲突主要有：借款行为，表现为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将资金出借给个人、企业或向个人、企业借款；兼职行为，表现为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未经批准在各类经济实体、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单位中兼任职务(包括名誉职务)，有的还领取兼任职务的报酬；离职或退休后违规从业，表现为公职人员离职或退休后违反规定，到原任职期间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任职，并利用其影响为企业谋取利益；关联交易，表现为公职人员或其利害关系人与公职人员所在单位或受其监管的单位发生交易行为。非财产性利益冲突主要有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及特定关系人在人事任免、奖惩、执法裁量等方面谋取非物资利益。

从主体上看，可分为个体利益冲突和集体利益冲突。个体利益冲突，指以公职人员个人为主体的利益冲突，主要包括投资入股、经商办企业、利用公务成果取酬、领取讲课费等形式，主要表现有：经商办企业，表现为公职人员及其亲属在其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或从事社会中介服务等；投资入股，表现为公职人员以本人或他人名义在公司企业投资入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入股企业谋取利益；利用公务成果领取报酬、讲课费，表现为一些公职人员在履职过程中领取管辖范围内的企业支付的咨询费、评审费、专家费，利用工作之便到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等单位讲课，并领取高额讲课费。集体型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公共部门利用部门权力谋取小团体利益。

从发生领域来看，利益冲突的范围覆盖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环境保护、房地产开发、医药购销等各个领域。如某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龚某以儿子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公司，由这家公司出面拿到了工业用地，并转手倒卖非法谋利。而根据驻省环保厅纪检组在环保系统内部工作人员和被管辖企业从业人员中发放的2000余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56.8%的环保系统内工作人员和 32.4%的系统外人员认为环保系统存在利益冲突现象。

从发生环节来看，可分为行政决策环节、行政审批环节和行政执法环节利益冲突。行政决策环节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公职人员在决策时向利益相关人倾斜。行政审批涉及方方面面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利益冲突的重点环节。行政执法环节利益冲突，表现为部分行政执法人员利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

二、利益冲突的主客观原因

基于调研结果，我们分析总结了利益冲突的成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一是在重人情、讲关系的传统影响下模糊了公私界限，一些公职人员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权力或职务的影响，为家庭、亲属、同学、战友等谋取利益，从而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二是在追逐利益、追求享受的市场经济负面冲击下丧失了原则标准，少数公职人员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日益强烈，更容易与其职位代表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三是在行政伦理教育滞后的情况下对利益冲突缺乏防范意识，部分干部对身边的利益冲突现象不够重视，不少人无法正确区分利益冲突与正常劳动取酬的界限，有的甚至认为利益冲突情形并不构成违规违纪，与腐败搭不上边。

从客观因素看，主要有以下5个原因：一是公职人员的双重角色使利益冲突具有天然的可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个人利益追求日益多样化，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二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彻底，行政权力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还比较多，权力控制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问题仍较突出；三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不够到位，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渠道未能有效阻断，使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成为可能；四是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滞后形势发展，现行制度未能适应利益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形势，尤其是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公职人员面临的利益冲突问题也更为突出；五是对利益冲突问题的处理不够及时有效。

三、防止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防止利益冲突，首先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要求，以利益冲突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重点，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核心，立足国内实际，充分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经验和做法，逐步构建内容完善、程序严密、相互配套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

在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时，既要围绕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又要围绕群众反映强烈、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既要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构建摆到反腐倡廉建设的全局中来谋划，增强制度的综合效能，又要把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和利益处理制度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制度内容完善、程序严密、相互配套；既要大胆借鉴国际社会关于防止利益冲突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又要立足现行廉政法规的基本精神，适度超前；既要不断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又要循序渐进，分阶段、分步骤在已经具备实践经验、条件可行的领域进行突破，如浙江省先行先试，制定出台了《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取得初步成效。

在内容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应包括以下几项：完善的利益公开制度，这一制度可以在《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基础上，适当扩展申报主体，并建立申报登记、公示等配套制度，确保申报全面、真实、公开；健全的利益回避制度，这一制度应规定回避类型、回避范围、回避方式、回避实施程序等，使权力行使中的利益冲突能够规范地进行回避；严格的利益处理制度，这一制度有助于保证专门机关对财产申报人或利益冲突公职人员的财产进行审查，对构成利益冲突的财产以资产出售、账户冻结等方式进行处理；规范的行为限制制度，这一制度可以对公职人员任内和离职后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限制，如任内行为限制包括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禁止违规兼职等，离职后行为限制包括离职或退休后3年内，禁止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等；完备的实施保障机制，这一制度将可以整合监督力量，构建利益冲突全方位监督网络，严格责任追究，客观评价岗位廉政风险，为公职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提供廉洁指导。

当然，在加快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开展多种形式的预防工作，形成多管齐下的防止利益冲突工作格局。要不断加强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教育，树立明确的防止利益冲突导向。将防止利益冲突的内容纳入廉政教育和伦理培训之中，帮助公职人员了解相关政策法规，树立防止利益冲突的理念，并指导他们正确处理利益冲突。要探索建立公职人员个人重大事项信息库，为及时发现、披露、处理利益冲突问题提供基础条件。以贯彻《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为契机，在建立廉政档案的基础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个人重大事项备案、查询信息系统。要探索建立财产信托管理制度，拓宽冲突利益处理渠道。借鉴国际社会关于官员财产实行信托管理的做法，结合实际构建公职人员财产信托管理制度。待利益冲突情形消失后，信托关系再予以解除。要加快社会诚信体系构建，营造防止利益冲突的社会文化。把公职人员在利益冲突公开、申报、处理等各环节的个人诚信情况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之中，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弘扬诚实守信的良好道德风尚。（《中国监察》2011年第20期。）

第四篇：关于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思考（精选）

关于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思考

段 由 仙

利益冲突是一个特定概念，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发生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境和行为。现代政治学理论把利益冲突看成是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认为只要防止和消除官员处理公共事务中的个人私利，就可以有效杜绝腐败。当前，公务消费领域已成为人民群众密切关注、利益冲突易发多发的领域，利益冲突的方式表现为边界模糊、行为隐蔽、涉及广泛等诸多特征，这为加快推进公务消费改革留下了许多难题。因此，深入研究分析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对于促进公务消费改革、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

（一）边界模糊，支出随意性大。不少党员干部无论个人的什么消费都要由公务支出“买单”，借公务消费之机“搭车消费”、“混合消费”，有的趁公务接待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公事私事一起办理，有钱没钱都要吃喝玩乐，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会议餐成为家常便饭；有的把公车当作私车，公车私用成为当前国有单位的普遍现象，公车“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以考察、培训和公务为名组织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相当一部分单位把组织公款旅游作为体制内人员的福利。在公务消费中，公款成了“唐僧肉”，连宠物狗都成了“座上宾”。

（二）行为隐蔽，以权谋私严重。由于制度存在缺陷和官本位意识的广泛影 1

响，内部和外部对多数公务消费行为的监督常常流于形式，进而导致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公务消费是随职务而来的一种权力或待遇，用公款支付本应由私人支付的个人宴请、送礼等产生的费用都是正常的；有的信奉“接待也是生产力”，把公务消费活动作为个人晋升职务、拓展发展空间的“敲门砖”、“润滑剂”，忙着慰问上级，忙着串会请吃；有的则直接把公务消费当作敛财的途径，借公务消费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挪用、贪污或变相私用公款公物，使公务消费成为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

（三）涉及广泛，铺张浪费突出。不少党员干部认为“只要不装进自己腰包，吃点喝点花点不算什么，既不影响职务升迁，也算不上违纪违法，进而借“公务需要”、“集体决定”等理由，利用职务便利在公务活动中铺张浪费，大肆挥霍公共资金；有的党员干部把公务消费层次作为身份地位高低、掌握权力大小的象征，公务接待就高不就低，公务用车就贵不就俭，公费旅游就远不就近，导致公务消费支出恶性膨胀。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目前每年仅公车消费一项耗资就超过3000亿元，公款吃喝耗资达3500亿元以上，国家机关的人均耗电量是普通居民的10至20倍，成为各级财政的一大负担。

二、造成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

（一）思想认识模糊。长期以来，由于过多强调除了法律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部分党员干部认为通过强化教育能够使每个共产党员都能自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进而造成否认党员干部个人利益的存在，忽略公职人员双重角色让利益冲突具有天然的可能等种模糊认识。另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引导人们无限追逐利益、追求享受，重人情、讲关系的文化传统影响模糊了公私界线，部分党员干部表现出理想信念动摇、思想心态扭曲、官本位意识突出、是非荣辱颠倒，把吃公家的、花公家的、用公家的、拿公家的作

为理所当然，将单位集体的财物视为私有，不讲工作原则、违反廉政纪律、无视财经制度，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商品化、私有化。

（二）制度建设滞后。党中央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法规文件中分门别类对公务消费作出了许多“不准”规定，还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等制度，国务院也出台了《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这些制度规定对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制度规定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约束力较弱。比如：这些制度规定散见在各种准则、条例、报告之中，没有详尽提出利益冲突可能发生的部位、环节；有的制度规定约束的对象各不相同，原则、尺度、标准很难统一；有的制度规定具有时效性和局限性，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过时”现象；有的制度规定设计还不够科学合理，特别是缺乏顶层设计，难以起到防止利益冲突的作用；大多数制度规定没有具体的惩罚性措施，缺乏可操作性。

（三）预算约束缺失。由于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缺乏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有的党员干部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便利，在公务消费中搞各种违规活动。比如，各级各部门在预算执行方面实际上是首长决定制，不仅没在预算上把各部门及部门内各单位的接待费、差旅费等公务费用定额明晰，而且预算在执行中往往变动很大，这种预算执行弹性大、易变通的特点，使一些部门和单位领导在工作中不计成本、消费无度，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公务消费中的违规行为甚至腐败行为。另外，由于财政改革不到位，给公务消费留下了空间。比如，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后，大部分地方实行的是预算调控办法，将单位预算外资金绝大部分返还给单位以弥补单位公用经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由单位领导掌握，实际也就成为公务消费的重要来源。

（四）监督处理困难。首先是人大监督缺位。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在预算审议和批准过程中，人大缺乏对预算报告内容的深入分析讨论，不可能对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实行否决或重大修改。其次是内部监督乏力。由于公务消费的主体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信息的不对称使部分公务消费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利益冲突行为难于界定和发现，特别是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更为突出。第三是社会监督疲软。在有的国家，无所不在的媒体几乎是拿着放大镜在挑公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公务人员公务消费方面的“毛病”，一旦被媒体曝光或被公众举报，往往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相应的法律与行政制裁。而在国内，媒体、公众对公务消费监督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四是处罚不够严格。许多公务消费项目因为没有严格的标准、程序而难以实施，有的标准因法不责众难以执行到位，有的问题即便进行处理也存在不及时或失之于宽的倾向。

三、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教育。要不断加强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教育，形成明确的防止利益冲突导向，将防止利益冲突的内容纳入廉政教育和行政伦理培训之中，帮助公务人员了解公务消费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牢固树立防止利益冲突的理念，并指导他们正确处理好公务消费活动中的利益冲突。要探索建立公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信息库，为及时发现、披露、处理利益冲突问题提供基础条件，以贯彻《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为契机，在建立廉政档案的基础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个人重大事项备案、查询信息系统。同时，要摒弃假、大、空的理论说教，有针对性地教育引导广大公务人员消除意识形态过于功利化货倾向，分清公共权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线，自觉地抵制和摒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要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打破当前在一些地方、领域功利主义意识浓厚的氛围，讲求执政道德与现实利益的合理结合，积极倡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利益

观。

（二）推进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改革。要大力推进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加快与公共财政管理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有效精简机构和监控公共资金的使用流程，推进财政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克服公务消费领域的利益冲突行为，真正形成降低政权体系运行成本、控制铺张浪费和误配置的可行与长效机制。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体制或机制，将公务消费的公开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一整套评判、监督、问责制度，有效约束公务消费行为。特别是在公共预算方面，要让人民群众通过相关政府网站、媒体了解财政收支情况。要强化“硬预算约束”，使预算编制和执行分开，让政府按照人大常委会的预算编制来执行预算。要实现预算的民主化和精细化，便于人大、社会舆论及公众的监督。要将公务消费中的奢侈浪费、以权谋私行为纳入治理，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公务消费相关政策的制定，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开透明和民主化，逐步减少政策性的利益冲突行为发生。

（三）全面加强公务消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一是要注重顶层设计，对一些公务消费行为进一步作出禁止性规定，避免产生实际的、明显的或可能的利益冲突。比如，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利用公款支付可能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费用，不得参与涉及利用公职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获取私利的公务活动，不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干预管辖范围内的物资、服务的采购，不得参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等。同时，要建立发生利益冲突的惩罚性制度，对相应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常态化的追责。二是要全面查找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风险点，建立健全完备、上下统一的公务消费法律制度，时时提醒公职人员在涉及相关环节时始终坚持公共利益的优先性，避免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比如公务消费费用支出的审批、机关事务的管理、政府采购的过程，等等。三是进一步细化、量化公务消费的标准，设定公务人员需要遵从的关于公务接待、学习培训、出差考察、公车管理、物资采购等一系列规定，必要时要求个人说明安排和参与的一系列公务活动，及其在活动中使用交通工具、参与公务接待、接受礼品馈赠等相关利益问题。

（四）提高公务消费方面制度规定的执行效率。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行为的发生，必须改“马后炮”式的监督为全过程监督。要加大事前事中监督力度，审计、监察、财政等部门加强定期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规范的公务消费行为，同时紧密结合巡视工作，加强对领导干部在公务消费利益冲突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操作过程中出现转嫁消费、弄虚作假、权钱交易等行为。要建立专门监督网络，发挥人大、政协、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公务消费行为的监督作用，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监督公务人员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鼓励、支持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举报领导干部发生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免职、责令辞职等多种形式，及时对发生的利益冲突问题作出处理。要加大惩处力度，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公务消费中的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要加大事后考核力度，引入成本核算机制，建立既注重结果、又注重成本的行政绩效考核体系，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进行奖励和惩罚，把降低行政成本、节约开支与干部的切身利益挂钩。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提供的扁平社会与执政群体，支撑防止公务消费领域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更好地寻找到形成各种监督合力的制度性端口。

第五篇：对重点岗位防止利益冲突的思考

对重点岗位防止利益冲突的思考

近年来发生在重点岗位上的利益冲突现象比较多，由于这种利益冲突是发生在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上，因此它所造成的破坏力和影响面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从一定意义上讲防止利益冲突的过程就是反对腐败的过程。在现实中如何有效防止重点岗位上发生的利益冲突，这将是我们纪检监察部门需要认真思考并亟待解决的课题。下面，结合本人自身岗位与职责对“重点岗位防止利益冲突”谈一点浅显认识,仅供大家参考。

一、重点岗位、利益冲突的概念与指向

所谓重点岗位，是指掌握了比较大的公共权力和比较多的公共资源，相对而言更有可能进行权力寻租的职位。而在重点领域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干部，可以说都是处在重点岗位上。当然所谓重点岗位，不一定就是行政级别很高的职位。从近年来我国查处的几起严重的基层腐败案件看，职位都只是科级干部。如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罗亚平等人，但由于他们利用手中的执法或土地审批等权力大肆敛财，其涉案金额上千万元动辄过亿元甚至数亿元，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因此判断是否重点岗位，不能单纯看行政级别。无论哪一个层级，它都有重点岗位。

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由于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所发生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境和行为。比如，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在其领导的地区、行业工作，该领导干部就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家属、子女在职务职级晋升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给予额外关照的可能性。又比如，债券行业中的管理人员，存在因为知道“内部消息”而为自己或家人、亲友牟取私利的可能性。再比如，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都在国外生活，自己一个人在国内为官(即群众所说的“裸官”)，一旦其家属子女所在国与我国利益发生冲突时，该官员就存在为谋求家属子女受到对方关照而牺牲我国利益的可能性。还比如，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存在为自己家属、子女、亲友所办私营企业关照生意、牺牲国有企业利益的可能性。

二、重点岗位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常常发生在一些重点岗位领导身上，所以加强对重点岗位领导干部的权力的监督，既是反腐倡廉取得实效的关键，也是直接关系到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也提出了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不断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和加强对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只有剖析重点岗位容易产生腐败的成因，才能真正找到防止利益冲突的方法。

（一）腐败机会是重点岗位利益冲突发生的外因 当个人存在腐败动机，却无法产生腐败，其原因在于自身是否有腐败的机会，比如一介平民也就没有腐败可言。而在重点岗位上就有产生利益冲突发生腐败的可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

1、具有腐败机会。这种机会可以是担任重要职务，或者掌握重要资源。人一旦掌握了权和钱，就会有了权与钱、权与物、权与权交易的可能，这时有利益关系的当事人往往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主动诱惑其重点岗位的上人产生利益冲突而走向犯罪。

2、缺乏监督机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必然会让利益冲突产生。意识到这个并不难，理性建立这些制度也不难，可为什么腐败还是越演越烈，利益冲突屡禁不止？最根本的问题是“人”这一主体。第一，建立制度的是人，而执行制度的也是人，执行制度的人也可能把监督权“商品化”、“利益化”，让重点岗位上的人这一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滋生腐败，使制度监督形同虚设。第二，制度本身存在漏洞，绝对完善或无一漏洞的制度是不存在的。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还很不健全，一些在重点岗位上又存在腐败动机的人总千方百计找制度漏洞逃避监督获取非法利益，况且他们本身就可以通过权利交换来逃避惩罚。

3、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等人情文化，容易造成重点岗位产生利益冲突。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外部涌进的消极腐蚀等一些庸俗思想，极易导致一部分缺乏抵抗力的人，特别是重点岗位上那些掌握一定资源的人，因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往往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甚至道德沦丧，随波逐流而发生腐败。

（二）个体欲望是重点岗位利益冲突发生的内因

个体欲望是产生重点岗位利益冲突的内在动因。欲望是由人的很多需求产生，而需求根据不同环境、不同个体而不同，一般而言，欲望需求由于个体贪婪心理、失衡心理、心理侥幸、从众心理等产生。

1、贪婪心理。人有自私方面的不满足性。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会追求高级需要，这无可厚非。重点岗位利益冲突者在生存、安全、社交、尊重需要基本得到了满足后，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慢慢蜕变，他们蜕变成把享乐当作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慢慢走进了腐败的深渊。欲望是个无底洞，一种欲望满足了，另一种欲望又会产生，对重点岗位利益冲突者来说，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便难关闭，有了钱想更有钱，有了一点权利想更多权利。如此下去，重点岗位利益冲突者想满足无休止的欲望，唯一方法就是用权利去交换。重点岗位利益冲突交易成功后，会在心态上是一种成功体验，引发收益感、满足感、欢乐感乃至成就感，从而渐渐上瘾。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当一个行为结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会重复实现，不断强化这种行为。这样重点岗位利益冲突者会更疯狂地攫取权利满足私利。

2、失衡心理。根据亚当斯公平理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身报酬的绝对量，还关心相对量，即通过与他人比较来确定自身所获报酬是否公平。这种比较结果将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或重点岗位的上人认为自己的贡献大于自身收入，认为自己得到的太少而失去的太多，从而产生心理失衡。当自身还在重点岗位上，掌握着重要资源就容易滋生趁自己还有职有权时捞一把来弥补的念头。对于企业一般员工而言，因薪酬管理中分配差距拉大，同龄人、同单位、同管理待遇有别，同工不同酬等问题而产生心理失衡。

3、侥幸心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利益大小与行为后果不成正比时，即当腐败成本很低时，而利益远远大于可能承担的风险，并有先例表明可以逃避处罚时，往往会有人特别是重点岗位的人铤而走险，抓到了算倒霉，抓不到是走运，冒这样的风险划算。因此侥幸心理是在客观环境条件具备下，最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心理因素。

4、从众心理。为了权利更好变现，重点岗位利益冲突者往往形成很多利益小团体，并演化为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合作方式追求最大化利益目标，通过从众可以很快融入利益同盟，参与利益分配并增强归属感与凝聚力，通过责任分散来减少罪恶感。这也是为什么串案，窝案很多的原因。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处在中层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在集体腐败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腐败的危险性，主观上并不想参与，但因种种利害关系，“无可奈何”，最终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三、重点岗位防止利益冲突的建议与对策

中国现阶段利益冲突现象凸显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设滞后，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因此，现阶段做好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核心，就在于围绕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层面上对权力与利益作出合理安排，阻断政府部门尤其是重点岗位上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通道，使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相分离，从而达到有效预防腐败的目的。为此重点岗位上的公职人员必须正确处理好自己的私人利益，不能让私人利益破坏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客观性，否则必然会滥用公共权力，使其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侵害大众与国家利益。

第一，完善法律制度。如颁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中有防止利益冲突的专门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制度中虽然没有防止利益冲突的明确表述，但实际上，有许多内容意在防止利益冲突。当前的关键举措在于进行国家立法，尽快提升各项政策规定的可操作性。

第二，加大监督和处理力度。紧密结合巡视工作，加强对领导干部利益冲突情况的监督检查；鼓励、支持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举报领导干部发生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免职、责令辞职等多种形式，及时对发生的利益冲突问题作出处理。当前要坚持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防止利益冲突的工作重点，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公职人员参股投资、兼职取酬及离职后高薪应聘私企和外企等问题，建立健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分离的有效机制。

第三，完善回避制度。利益回避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正义的程序保障。现阶段，我们迫切需要从公务回避、利益回避、职务回避、特定关系人回避等多个方面，就具体回避情况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仅要回避直系亲属和姻亲的利益，而且要回避商业合作伙伴、亲朋好友以及特定关系人的利益；要结合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和有关事项报告等规定，扩大申报内容和对象，对拒报、虚报行为设定切实可行的严惩措施，让财产申报真正成为制度常态；要创新性地建立违规公职人员个人资产处理制度，对其个人资产要采取资产出售、账户冻结和秘密托管等方式进行适当处理。

第四，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保障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从公共资源配置看，在政府投资领域，应合理界定投资范围，健全项目决策机制，规范资金管理；在企业投资领域，要严格执行核准制和备案制，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从公共资产交易看，要完善交易制度支撑体系，推进交易市场整合，加强市场中介机构监管。从公共产品生产看，要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加快部门预算改革，完善公共部门行政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