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大全

第一篇：“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大全

近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而“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为此人们从纯财政角度提出并实践了许多对策，如绝对量控制、负担率控制、发放负担卡、压缩财政开支等等，而“并税除费”的征收方式改革则似乎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一些论者还称之为治本之策。

我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的，因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那个锦衣卫、东西厂的特务政治和“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的痞子世风葬送了明王朝、儒生们的抗清也已完全失败后，痛定思痛，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不仅对专制君主制，而且对秦以来两千年间的“法制”、政治上的内外朝之制、科举选官及胥吏之制、军事上的兵志与方镇之制、经济上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以及后宫宦官制度、学校制度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其中，他批判一条鞭法而要求恢复赋役分征，似乎显得颇为“保守”。但只要我们不抱有越晚近的东西越“进步”的先入之见，就应当承认他的批判是极有洞见的，而且他的评论实际上远远超出一条鞭法本身，对传统帝国千年以来“农民负担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根本缺陷，也堪称认识深刻。他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同类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他说：“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这意思是说：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

第二篇：“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近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而“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为此人们从纯财政角度提出并实践了许多对策，如绝对量控制、负担率控制、发放负担卡、压缩财政开支等等，而“并税除费”的征收方式改革则似乎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一些论者还称之为治本之策。

我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的，因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那个锦衣卫、东西厂的特务政治和“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的痞子世风葬送了明王朝、儒生们的抗清也已完全失败后，痛定思痛，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不仅对专制君主制，而且对秦以来两千年间的“法制”、政治上的内外朝之制、科举选官及胥吏之制、军事上的兵志与方镇之制、经济上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以及后宫宦官制度、学校制度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其中，他批判一条鞭法而要求恢复赋役分征，似乎显得颇为“保守”。但只要我们不抱有越晚近的东西越“进步”的先入之见，就应当承认他的批判是极有洞见的，而且他的评论实际上远远超出一条鞭法本身，对传统帝国千年以来“农民负担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根本缺陷，也堪称认识深刻。他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同类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他说：“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这意思是说：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代，在两税、丁口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租（银差），本来是十年轮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谁知道那也是重

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取消银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条鞭法也是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辽饷）500万两，新饷（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两税”）。如今（黄宗羲写作时的清初）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知道这是税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天哪！这样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老百姓还有生路吗？

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现代有史学家把这“黄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两税法=租庸调＋杂派

王安石免役钱法=两税法＋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

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

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杂派=王安石税法＋杂派＋杂派=两税法＋杂派＋杂派＋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地丁合一=……=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通式：=a＋nx。式中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a为原始税额，x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显然，这是个累进的算术级数。

正是出于对这一“定律”的恐惧，明清时的一些县志作者便在《赋役志》之类章节里把过去已经归并的各种杂派名目不厌其烦地列出，并告诫“后之好事者切勿轻言归并税则，以贻后患”。

黄宗羲对这类改革的看法也许比我们今天的一些评论更为深刻。正如今天人们常说军机处之类措施“根本解决了相权问题”一样，人们往往也说地丁合一之类措施“根本解决了”力役或人丁负担等问题。但研究者很快发现早在宋代“摊丁入亩趋势已普遍出现”，钱物代役更是汉朝的“算赋”、晋代的户调、唐朝的丁庸和宋代的免役钱等多次实行过的。而清代的摊丁入亩也不过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又一次重复，因而有“清代一条鞭法”之说。实际上，力役或人丁负担不久又在合并后的“地丁银”之外重复出现，到晚清、民国时，“地丁属地，差徭属人”又成了各地的常规。因此，“黄宗羲定律”实际上是专制王朝时代的又一个怪圈。

从并税改制到又一次杂派高潮的“周期”，与所处王朝盛衰阶段有明显关系。王朝治世吏治相对清明时，这一周期较长，改制的积极效果也持续较久。王朝衰世吏治腐败，周期就会大为缩短。唐初租庸调并徭役为丁庸，维持了较长时间，但唐中晚期的两税法就衰败得非常之快。仅十年左右时间，弊端即已丛生。正如陆贽所说，两税本以大历以来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为标准，把大量临时杂派并入其中，而本来这些杂派财政如果好转是有可能减免的。如今并入常税，已是“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然而很快，两税之外又出现了“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等等临时加派，成为经常的附加税。而且代役税已并入两税，很快又另有以召雇为名的征役，以和市为名的科配。陆贽认为这都是并税改制惹的祸。上引黄宗羲的话也表明，从一条鞭到倪元璐税改，并税引发新杂派潮的周期越来越快了。

当然，以“黄宗羲定律”来完全否定并税式改革是不对的。在历史的局限下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改革至少可以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连这样的改革都不搞就真是因循守旧了。两税法、一条鞭历史上都算是成功的。史家往往把陆贽这样的人视为保守派（黄宗羲有“启蒙思想家”的大名，人们就不太说他），这也不能算错。关键的问题在于：并税式改革可以搞，但光有这样的改革是不够的。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忽视，如果他们总被视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单纯的“税改”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1995—1997年间笔者在一些农村税改试点县已经看到那种“积累莫返之害”的苗头。而当时一位乡镇官员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并税改革的确好，过去那些统筹、摊派什么的，农民要就是不交，你还真没办法。如今一合并成皇粮国税，农民再不交那就是抗税了，我就好派出警察去抓人啦！”如果这样的想法成为实行“并税”的出发点，其危害可以想见。

因此我认为，在其他改革（尤其是乡村民主、村民自治改革）不能配套的情况下，并税式改革是有一定风险的。即使从治标的角度讲，绝对量控制（定死征收的绝对额而多年不变，不搞什么“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之类软性的相对指标，财政上厉行“量入为出”而杜绝“量出制入”）也比并税式改革更重要。能控制住绝对量，再用并税式改革来防止征收额流失才有意义。

第三篇：大学生要防止求职九大陷阱

大学生要防止求职九大陷阱

2006-11-20 18:12

为给初涉职场的大学生提个醒，记者将接到的新闻热线加以整理，并参阅相关资料，曝光以下九种求职陷阱，提醒大学生在找工作时要雾里看花，拥有一双慧眼。

以高薪为诱饵

初次求职大学生对薪水常有高于实际上的要求，因此一些用人单位即以夸张、离谱的高薪为饵，如“欢迎社会新人，薪水３０００元起„„”等，诱使求职者上钩。

条件宽松有隐情

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常有矮一截的感觉，因此只要在招人广告上看到“无经验亦可„„”等字眼，就会眼睛一亮，不加思索地争着填写履历，对招聘公司的背景则一概不问，最后可能吃亏。有的用人单位提供一些虚而不实的职位，并冠以“高级主管”等头衔，又强调无需经验，里面肯定大有文章。求职者应放下虚荣冷静分析，毕竟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粉饰工种

市场上推销员等业务人员工作辛苦，报酬不高，但用人单位需求甚多，于是普通的工作往往被极力粉饰，求职者直到上班的第一天才知道实情。想必是业务人员难寻，用人单位方才出此招数。

扣留证件

初次求职者一般经验缺乏，加之防备松懈，因此市场上有人设陷阱，诱骗无经验的求职者（尤其是学生）从事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或用不当手法扣留求职者保证金、证件等，使无辜者受害。

当心成为枪手

如果招聘单位让你写一篇文字材料，他们未必是想检验你的水平，也许他们对你写的材料本身更感兴趣。所以即使写，也不能太长。抵押陷阱

虽然国家劳动部门早就明文规定，任何企业在招聘员工时，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收取求职者的押金，或者以身份证、毕业证等作抵押。但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企业以便于管理为由向求职者收取押金或抵押身份证。企业在收取押金或身份证之后，便会为所欲为，求职时一定要小心。

试用陷阱

一些单位在试用期即将结束时，便以各种理由，炒求职者的“鱿鱼”。这样一来，求职者交了培训费不说，还当了几个月的廉价劳动力。

此类招聘对专业、户口等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毕业生遇到上述可疑情况，应事先通过正规渠道联系证实，并向所在学校报告。情况严重的，应该向派出所或公安局报案，寻求法律援助。

非法人才引进

一些非法机构和个人通过弄虚作假，以给外地毕业生和外地人才落户为条件实行假接收，违规收取费用。

第四篇：农民减负要建立长效机制

农民减负要建立长效机制

李风臣

农民负担问题一直为党中央、国务院所关注，也一直被各级党委、政府所重视。从今年开始，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必将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致富与减负并举，加法与减法并用，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建立起农民减负的长效机制。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不是单纯让农民少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关系全局、事关长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在农村。只有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其进—步增加投入、发展生产，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农村稳则天下稳。只有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用现代科技知识武装农民农民科技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农民收入增加的多少。只有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使农民负担得到减轻。因此，要把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来抓，健全完善科技服务网络，组织涉农部门深入乡村开展科技服务活动，使农民掌握实用技术，提高增收致富能力。引导农民推广使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积极发展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增加农业效益。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年培训农民都在1万人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5％。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转移农民造成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增收乏力和广大农村的贫穷落后。目前，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因此，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思维定式，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围绕农业资源兴办农业龙头企业，优化发展环境激活民营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大力组织劳务输出，引导更多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获得较高的收入。近年来，我们实施招商引资和民营经济两大工程，全县50%的村干部、30％的农户有了自己的致富项目。同时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农民多年来，政府缺位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缺失是农民负担重的—个重要原因。减轻农民负担，政府职能必须发挥到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要加大对农机补贴、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落实力度，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对农村合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近年来，我县每年投资3000多万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农田有效灌溉率达95％。投资2亿元，新修农村公路1250公里，全县90%以上的村通了油路，70％的村通了客车，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交通环境。去年协调支农贷款1．8亿元，扶持种养大户6000余户。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大力优化环境保护农民当前，侵害农民利益的事很多，农民仍然面临名目繁多的各项收费，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尽人意。作为地方党委、政府，要保护农民权益，杜绝向农民的乱收费行为，为农民创造休养生息的良好环境。近年来，我们推行政务、村务公开，有效防止了随意提高收费标准和搭车收费现象的发生。要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从纪检、政法部门选派100名干部组成优化农村环境督导队，保护了群众利益，实现了农村治安安定，社会稳定。

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必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素质时下，有的农民群众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有的花钱搞封建迷信活动，有的大量支出人情消费，有的不惜债台高筑进行赌博等违法活动。这些都成为农民沉重的隐性负担。因此，必须用社会主义新风尚、新思想教育农民。要坚持不懈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坚持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在农村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帮助农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近年来，我们在农村普遍开展了“以城带乡，城乡牵手”、“星级文明户”创建和农村文化创建等活动，有力地提高了农村文明程度，减轻了农民的隐性负担。

稿件来源：农民日报 作者：山东省齐河县委书记 李风臣

第五篇：农民减负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的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的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

义务教育之外的收费依然很高，一名高中生的学费及生活费用至少在五千元左右，高校学生在一万元左右，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虽然现在国家对贫困学生有一定的补助及助学贷款，但也只是杯水车薪，高昂的学费使得农村家庭负担沉重。

大兴水利，全面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小型水库和病险水闸除险加固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完善排灌设施，发展节水灌溉，加固河流堤岸，搞好清淤疏浚，消除水库隐患，扩大防洪库容。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兴水利，全面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医疗费用负担。新农合的实行解决了农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减少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指定医疗机构的制度。而那些被指定的医疗机构多为公立的医院,在实行差额拨款的情况下，一些公立医院只能靠以药养医，再加上部分医生与医药经销商之间的非法交易，使得一些医院开大检查项目与大处方成为人所皆知的“正常”现象。对于本身贫穷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来说，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同时报销手续繁琐，报销比例偏低。农民在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看病时,自己要先垫付医疗费用，然后再拿发票及相关清单到管理机构去报销，因农民事先并不知道哪些检查项目可以报销，哪些不能报销，也不知道哪些药是可以报销的，哪些药需要新型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审核，而且对在可以报销范围内的检查费及药费又只能按一定比例报销，且报销比例也偏低。

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治本工作力度，逐步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体制性隐患，又要注重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农民负担的监管，防止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发生。坚持工作机制创新。要建立科学监管机制，监管内容由重“少取”向重

“多予”转变，监管方式由重“查处”向重“预防”转变。坚持严格责任与齐抓共管。进一步强化减负工作责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