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张红宇 赵长保 江文胜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迈进，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实现了职业转换。在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候鸟”型转移模式，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劳动力流动模式的“贡献”在于把工业化的成本向农业农村转嫁，短时期内迅速做大经济总量，但与此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脱节，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目前，中国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进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进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多年，中国主要通过工业化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将来则应主要通过城镇化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并以此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创造条件。
以城镇化引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从全局出发，研究和探讨一些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问题，并明确相关的政策思路。
（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扩张和人口转移的关系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纵观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展经济和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的作用总体一致但重点不同。工业化致力于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劳动力并增加其收入；城镇化致力于扩大总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这个过程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阶段性。中国在 2005 年前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加速阶段。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迅速，近年来已经达到 1.5 亿人左右。二是特殊性。中国在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居尤其是户口迁移是比较少的，“候鸟式”迁移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三是区域性。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已经处于城镇化的较高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率低，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城镇化层次较低，城镇竞争力不强，由此导致农村劳动力常年大规模跨区域流动。
上述三个特点是中国特殊国情、特定历史条件和世界经济一般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情和历史条件看，低成本工业化是中国最现实的选择，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必须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优势实现经济增长，而城乡二元结构保证了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的长期供给。农村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劳动力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蔡昉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 1982 ～1997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3%（数据转引自张永丽、黄祖辉）。据推算，2008 年末，中国还有9000 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的空间仍然很大，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但二者都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在人口转移和就业扩张方面的效果不同。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不发达、资本欠缺、技术落后，劳动力大量投入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增加就业、扩大经济规模成为重要目标。这时，城市由于产业不发达，人口吸纳能力不强。工业化中期以后，随着技术革命快速推进，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对人力的替代日益明显，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下降；而随着经济系统的日趋完善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达，就业将更多地由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来创造，这时，城镇化在吸纳人口和增加就业方面将发挥主渠道作用。因此，如果说过去中国依靠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解决了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效率问题，那么，今后则要通过推进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公平问题。
结合中国实际，从扩大就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看，现阶段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促进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将产业发展重心由“微笑曲线”底端向两端扩展，即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扩展，实现服务业与加工制造业的融合。一方面，要结合产业转移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个领域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将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更多地向设计、采购、运输、营销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环节扩展，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二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促进城镇特别是中小城市更快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实现城镇人口密度的迅速提升。有专家测算，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很高，接近0.75，即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可以新增 700 万个就业岗位；1 万元投入，在服务业上可以提供7～8 个就业岗位，而在第一产业上只能提供1 个就业岗位，在第二产业上可提供1.7个就业岗位（黄亚生，2010）。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可逆性越来越差和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增强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提高城镇的人口和产业密度。当然，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很大，不同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未必相同。因此，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制度政策也要体现出区域特点和差异性。
（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问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结果，城镇化必须以坚实的产业作支撑，必须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在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产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但难以回避的客观实际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农业发展滞后既是由农业本身的特点和经济市场化的规律决定的，也是过去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结果。一是相对于工业，农业有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规律制约较大、风险突出、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不高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不强，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能不足。二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会自发地向生产率更高、回报更高的部门和产业流动，农业往往成为一个要素净流出部门。这两大因素决定了农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小部门化”，即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趋于下降，就业比重也同步下降。三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扭曲农产品价格等方式让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资源更多地流向工业和城市，加剧了部门发展失衡的结果，弱化了农业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四是在“唯 GDP论”的政绩体制下，政府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扶持农业发展。国家近些年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但还远远不够。据专家测算，目前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约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15%，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0% ～50%，美国和欧盟分别为50% 和60%，日本更是高达70% 以上；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在20% 以上（郭建军，2010）。
新时期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要继续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只不过侧重点要变成农业，以更快地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出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存在资源要素上的竞争关系和发展过程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但只要相关制度和政策设计合理，三者完全可以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在总体思路上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同步推进”的内涵与衡量标准。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都有比较明确的含义和指标，而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衡量则需要一系列指标的综合，相对要复杂得多。因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同步推进”这一宏观理念具体化。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辐射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工业化主要通过需求拉动和装备强化两个方面带动农业发展，城镇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市场需求和城乡产业分工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在此过程中，除了要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城镇投融资体制，关键还要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提高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三是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以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既要建立城乡要素发挥优势的市场竞争制度环境，尽可能取消对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行政或人为干预，也要改善政府对城乡要素交换的宏观调控，强化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四是有序推进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加强新型农民培养。既要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又要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切实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妥善处理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农民培养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因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过度转移而产生的农村过疏化问题，即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农村经济陷于凋敝。
（三）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布局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外出农民工就业地点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的总体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 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2.5%，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63.3%。这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发展的区域差距问题。东部地区城市规模更大、竞争能力更强、发展水平更高，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 》数据计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有287 个，其中，东部共有 77 个，占27%。从不同规模城市的区域分布看，400 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东部有8 个，占57% ；100 万～4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东部有44 个，占 40% ；50 万～10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东部有25 个，占 23%。未来一个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相适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城市布局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的形成是与中国长期以来偏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国采取了“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在外向型战略的影响下，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1978 年为-5.4%，此后总体呈上升态势，1990 年甚至高达 50.4%。加入 WTO后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05 ～2008 年基本稳定在 9%～23% 之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东部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大量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下，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三大城市群，高速城镇化创造了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2006 年，三大城市群集聚的人口占全国的15.16%，GDP 占全国的 40.32%（原新、唐晓平，2008）。
现在，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转移，城镇化模式也会随之调整。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出发，从城镇化的实际成本考虑，中国城镇化应实行多元化模式，即适度发展大城市，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重要突破口加快发展，引导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到不同类型的城市（镇）安家落户，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可考虑以中小城市为发展重点，将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将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将有实力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区域性都市经济圈，形成区域之间城市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在城镇的区域布局上，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产业转移为契机，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实现城镇化战略的成功转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要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增强城镇的人口集聚功能，依托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发展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二是城镇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根据市场供求以价格为杠杆自由流动，走人口密集型、土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三是改变以特大城市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在项目安排、资源供给、用地指标、公共投入等方面实行向中小城市和县城镇倾斜的政策。四是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要逐步改变政府投资驱动和大项目推动的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与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国家则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四）城镇化的成本与公共服务问题
城镇化的成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与城镇的区位和规模有关，也与城镇化的内容有关，还与成本的承担主体有关。要使上亿农民工进城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必须首先解决城镇化的成本问题。从政府的角度看，快速城镇化将大幅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对政府的供给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随着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呈快速增长态势，投入成本也相应增加。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城市基础设施扩容。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目前的规划初步测算，到2020 年，对城市交通运输、给排水、环境保护和防灾安全等工程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额最低约为16 万亿元；如果从2010 年开始每年按照GDP 总量 4%的比例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到2020 年，累计投资规模将超过24 万亿元（数据来源：中国发展基金会（2010年））。另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增加了安居住房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据重庆市测算，为了在两年内实现300 多万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政府在转户农民养老保险补助、吸纳就业企业社保缴费补差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设施建设方面需要投入316 亿元，每年所需财政投入接近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10（数据来源：《重庆农民进城成本每人6.7万》，新浪网新闻频道（http://news.sina.com.cn），2010年9月14日）。从农民角度看，农民进城要支付相应个人成本，支付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其进城抉择。进城与否是农民自愿做出经济决策，选择进城既要考虑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社区认同等显性和隐性成本，也要考虑可能放弃农村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等直接和间接损失。特别是随着农村各项资源要素的价值日益显现，农民不愿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迁回农村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
城镇化面临的成本制约，从表面上看是财力不足限制了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但深层次原因应归结于财税体制、城市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城市政府不愿意放开户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政府财权与公共服务事权不对称，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筹集渠道。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993 年的 22% 提高到 2010 年的 51.2%，加上省以下财权中心上移，事权中心下移，导致地方特别是市县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得不到有效保障，催生了“土地财政”。城市管理农村的行政体制使得城市政府可以迅速地通过行政管辖权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形成“以地生财”模式来获取城市发展资金。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测算，2009 年，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土地出让金约为 3341亿元，占当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全部资金来源的 48%，占当年土地出让金的23.5%（数据来源：中国发展基金会（2010））。在这种城市建设模式下，政府既获得了土地出让收益，更源源不断地获得了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财富之源。由于在土地征收和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中农民所得甚少，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又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使得相关领域的改革长期滞后。
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区域性和过渡性特征，这源自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差异，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逐步消化城镇化成本，大力提升城镇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一是加快推进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要在界定公共服务范围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改变各地政府只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倾向。至于资金来源可以考虑三个渠道：第一，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给予定向补助，主要用于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的比重，为地方政府开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源。第三，推动城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探索政府直接供给、社会资本参与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二是改革依靠“土地财政”开展城镇建设的模式。在推进农地征收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步引入土地增值税，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还原土地的真实价格，城市和工业用地以市场价格和公平交易方式取得，靠市场机制的硬约束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获得能够稳定增长的税收来源，使转移进城的农村人口得以分享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红利”。三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协调推进安居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在内的惠及农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以在提高综合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放宽落户条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先逐步放开户籍限制，再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全覆盖。四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对进城农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权益做出制度安排，保护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
城镇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人口迁移和产业集聚也是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必然体现。特定历史条件导致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现阶段对 GDP 的膜拜和对土地财政的追求又导致了城镇化模式的偏差。中央多次明确，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这是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来看，中国的确到了纠正城镇化偏差的时候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将逐步由重增长向惠民生转变，城镇化将逐步取代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要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至为关键。要切实转变城镇化模式，妥善处理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调整，实现城镇化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协调并进，推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节选自《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系农业部2010 年度重大调研课题“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调研报告。课题主持人：张红宇；课题组成员：赵长保、江文胜、张海阳、李娜、李伟毅、李冠佑、杨洁梅、张红奎、张恒春。)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第二篇：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农村农村劳动力转移探究
西安财经大学/倪俊梅
摘要：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幅度转移，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不可取缔的作用，一方劳动力的迁移，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调查我国劳动力转移情况，间接了解我国城市化发展，农村区域经济文化在新时期下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
正文：
也许我们都会有意无意了解到一些关于人口迁移的事，亲眼所见，或看新闻，或亲身经历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新闻天天报道农民工返乡浪潮，那就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一大壮举，南来北往大幅度流动。
就我们县而言，每年有很多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远出东南，沿海省份，北方大城市等找工作。贵州地处西南省份，劳动力丰富，我们县又是贵州的劳动力输出县，在各个乡镇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情况。这些劳动力迁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城市化建设，以及GDP的增长，改变着我们现有的劳动力结构。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是为了更好、更合理地了解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管理机制等等问题。
一、我县劳动力迁移的特点
目前我们县的劳动力较为丰富，是基于现在的教育水平停留在某一阶段，农村户口的居民文化水平较低，最简单的谋生方式就是卖出自己的劳力，很多不是靠大脑生活，就是能吃苦耐劳，靠自己一身力量谋生。另外，三线城市发展缓慢，只能靠出外才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能有一份客观的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最后，现有的劳动力迁移浪潮，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我国大城市建设较快，各种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必须依靠像贵州、河南、四川等这些劳动力大省输出大量的劳动力，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
每年春节对于各种客运交通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为在东南有很多返乡回北方或者西南的农民工，也有很多在北方在沿海地区返回南方或者大西南的农民工，这其中就少不了回贵州老家的大批农民工，他们常年在外务工，也许很多年都没有回国一次家了，对于他们来说回家也是一种奢侈，火车票不好买，车费贵，辗转麻烦。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回家也是一种希冀，因为家里有儿女，有父母，总得回家吃个团圆饭，总得回家让家里人感觉到亲情还在。现在的劳动力大批在外，留着家乡的老人，和还未成年的妻儿，这就出现了前些年热起得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引起了社会一度强烈的反响。
当前中国的劳动力迁移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劳动力迁移是在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在劳动力迁移的同时，这种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二是劳动力转移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要去向。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模式，表现为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带迁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而农村迁出人口占全国迁移人口的六成以上，其中几乎有七成以上迁入城市。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劳动力转移可以简单概括为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带农村地区迁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城市地区；三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比例越大，但由于受到较高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农村迁移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
随着国家政策及地方政府的帮助，进行“三农政策”和退耕还林等措施，加强农村自身发展，在某些地方也出现相应的农村劳动力出外务工减少的情况。只要大家在家里能吃饱饭，穿好衣，再赚点钱，也许很多人也不愿意出外务工，毕竟背井离乡的滋味很好受。
总得来说，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特点就是迁移幅度大，分布地区较广，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为了谋生，他们常年在外，私下奔波。大西南的劳动力大省，年年都会向许多大城市输出大量劳动力，促进我国企业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化建设奉献不少。
二、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在农村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其生活费用甚至等于零，也就是说即使只能获得很低的工资收入，他们也有向城市转移的倾向。而同时，我国东部沿海城市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使得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东部城市转移。这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极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但随着劳动力的持续转移，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迁移劳动力工资增长非常缓慢，最终造成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缓慢。
由于我国农业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和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以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多年来没有显著提高，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而人均收入收入未能因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使得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多年来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的迁移，虽然迁移的速度在放缓。正如托达罗模型所告诉我们的，迁移速度的放缓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在城市收入差距减小造成的。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并非归因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迁移人口在迁入地收入水平的缓慢增长、无增长，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甚至是负增长。因此，过去二十多年的劳动力迁移虽然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并不足以使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必然会进一步拉大二者收入的差距，造成相对贫困的增加。另外，农村人口的迁移使农村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流失严重。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比率越高，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的人才大量流失，使农村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农村的相对贫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模式下的人口迁移，短期内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而言，并不能消除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从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基于现在的农村农业发展，乡镇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村居民现有的生活状况，促使我们地区广大人民选择外出务工。换言之，劳动力的迁移，也改善了我们地区现有的生活条件，基本上过上了富裕生活，再劳累之后能安居，能乐业就已经很好了。总之，这一举动，一世为了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另外则促进我国企业发展，经济的大踏步前进，也可以说是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
三、我们县的劳动力现状和应对对策
对外，大多数城市的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就我们县的劳动力结构进行合理规划和管理。对于劳动力迁移所引起的现状，譬如农业荒芜、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等问题，有必要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权衡利弊，让其机制上更加完善。
1、我们农村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现状
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家乡仅留着大批年迈的老人，他们生活虽然基本能自理，但
对于所拥有的庄稼却无能为力，这使得我们地区大量的农田变得荒芜，农业置废。同时，引起人们关注的“空巢老人”也值得留心，年轻劳动力留下自己的父母在家，由于上了年龄，这些老人在无依无靠，生病了都没有人照顾，还有平时没有人陪着说话，会让他们倍感孤独，这使得农村老人在很多方面上出现思想上的问题；
由于年轻夫妻大多数都是成伴出去工作，家里不仅留着自己的父母，还有很多的年轻家长把自己的子女留在了家里，把子女留给了父母照顾。这个在很多方面带来了不便，“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家庭教育和成长方面带来诸多弊端，这也是社会值得关注的问题，教育是出娃娃抓起，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势必应该引起农村家庭和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由于年轻劳动力都在外面，现在乡镇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着的返回，还有家乡建设也严重缺乏劳动力，这势必在促进外面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得自己乡镇的发展变得缓慢，在这一因素上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需要提出可行的政策，召回一部分劳动力，一遍我们自身的发展；
于此同时，劳动力大量移动，给各地和当地政府在户籍管理方面带来一定的不便，大批外来务工者涌入一个城市，区域文化因素也会带来一定的冲突；带着子女在外工作的家长，在外面就学也是一大问题，毕竟现在很多省份对外来务工子女就学还有一定限制。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能看见的现象，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就不一一列举了。
2、对于劳动力迁移带来的问题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对策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努力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对于保证新的五年规划顺利实施，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切实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①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②善待农民工，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是我国农民中的精华，在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已占相当比重，应明确农民工产业工人的主体地位，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代之以从事职业的称谓，与城市职工同等身份，同等待遇，同等地位。参与城市所在地的政治社会生活，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农民工应公平地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制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严禁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和随意无度加班。加强监察工作，发现问题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应严加惩处。从长远看，农民工工资待遇不能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而应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并不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建立工资不断增长的长效机制。
③实行制度创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首先是户籍制度创新。从长远讲，要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消除附着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制度，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择业自由。近期，要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分层次放宽入户条件。在大中城市，对拥有合法住所（包括有租借房屋）、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允许进城定居，登记户口，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可先对受过高中、中专教育，参加一种社会保险三年以上的，或企业要求留下并为之承担责任的，或自办企业雇请员工纳税五年以上的，准予户口迁入。小城市、小城镇，户口全部放开。特大城市，可施行居住证制度。
其次是土地制度创新。土地制度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关系密切，从长远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探索。目前，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并根据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实际，适当放宽土地的宏观控制，以适应产业的梯度转移，加快中西部域区经济的发展。可借鉴一些地方的经验和做法，探索创新土地制度。最近，广东省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实施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直接进入市场。江苏等省实行“股田制”或建立“土地银行”变地权为股权等，都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为农民的就业、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再次是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从长远来看，城乡劳动者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近期，应根据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流动人口的不同情况，建立多层次、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一部分长期在城镇已有稳定职业并定居的人员，可纳入城镇的社会保障。对于临时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针对他们的迫切需要，先搞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降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门槛。交费基数、交费年限要与他们实际工资相适应，并与所在企业按比例分摊，让更多的农民工年老时能领养老金。允许企业为农民工在农村交纳养老保险，农民工可以到当地社保部门参保和退保。建立方便合理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不论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交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凭卡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
④建立和健全培训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劳动者素质，首要的是抓好基础教育，确保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要更多关怀留守儿童的学习、教育和他们的身心健康。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要充分利用和增添城市教育资源，让他们接受正规教育，不得强制收取借读费、择校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调动输出地、输入地、用工单位和劳动者本人的积极性。整合培训资源，每个市、县、区都应确定或建立几所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学校，使每个农村青年都能掌握一、二项专业技能。有些地方对初、高中毕业生再增加一至两年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实施3+1或3+2教育，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这种做法值得推广。要改善培训管理，走市场化培训之路，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民意愿，大力推广“定单式”培训、“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⑤加强领导，促进农村劳动力健康有序地转移。
第一，要把农民工的问题摆上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广大农民工进入城市十多年来，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已相当严重，但目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此往往认识不足。建议从中央到省、市、县都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领导小组”或“城乡统筹就业协调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吸收发改委、财政、劳动和社保、民政、公安、农业、教育、卫生、计生等职能部门参加，全面负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包括规划、安置、培训、户籍、维权和劳动保护工作。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出得来，留得住，有保障。输入地要实行属地管理，避免管理和服务的缺失。
第二，建立健全法制。鉴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全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并且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建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以及各省、市、区人大、政府，及早制定涵盖农民工的有关政策、法规，例如：“就业法”、“劳动力市场管理法”、“培训法”、“劳动保护法”、“最低工资法”、“安全法”、“社会保障法”、“新户籍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推动和保障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顺利进行。
第三，增加公共财政支持。中央和各级财政要在预算安排执行中，将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重要支出。在建立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增加投入，提供公共服务。同时要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和审计，确保资金的安全及使用的效益和效率。
第四，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工作，应以输入地的属地管理为主、输出地为辅，并建立规范的协调工作机制以节约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第五，建立农民工组织。有些地方已纳入工会组织。根据目前农民工流动性大，职业不稳定的特点，各地也可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和企业成立农民工协会或建立农民工工会，代表广大农民工参与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有关就业、工资和土地、财产的管理、流转、分配的谈判、签证工作，以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在条件成熟时并入城乡统一的工会组织。
附：“2”中对策部分内容引自张持平的《农村劳动力现状及其对策》
第三篇：农村劳动力转移探讨
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化运行机制初探
:【摘 要】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且数量大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和的不衔接，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文章认为，创新培训，建立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培训；制度；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8777(2006)01-０１１０－０３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客观事实，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又是陈旧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教育体制造成的。所以，解决这一矛盾体的核心就是要改变现有的农村职业培训机制，再者就是培育中介经纪组织，创造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化的运作的培训模式。
一、创新资金的投入机制
首先，要转变思想，赋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新的认识和新观念。培训是农村义务教育的继续和向工作领域的延伸，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市场上转移培训的供给数量低于最优数量，就需要政府自己来提供或为私人企业提供生产公共产品的激励。所以，政府应成为培训投资的主体，并鼓励企业等力量投资转移培训。
其次，根据成本收益的原理，企业和个人也应成为培训投资的主体。企业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是通过高素质的劳动者来实现。要想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必须加强对其的培训。所以，企业投资于劳动力的培训，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对于农民而言，只有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才能实现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资主体应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投入机制。
第三，现阶段，企业由于投资收益难以保证，农民因投资培训的预期不明等情况下造成教育培训“市场失灵”，所需资金严重不足。这要求政府要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科教兴农的专项资金。同时要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建立市场化的培训投入机制和体制，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进入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二、创新培训的运行机制
（一）创新培训的运营机制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切实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训的质量。首先，坚决杜绝计划性的定点培训，劳动保障部门审定合格的培训机构，可以不受地域或户口的限制，招收学员。学员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培训机构。形成政策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招生机制。政府可以以培训券的形式给予补贴，同时培训补贴也是符合WTO绿箱政策规定要求。其次，培训机构要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向市场要生源、向市场要效益，真正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再次，培训机构要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训专业、培训内容，突出培训的针对性，注重培训的实效性。然后选聘一些专业对口、教学水平高的教师，以确保培训质量。完全改变由政府定培训内容、政府指派教师的政府行为。第四，坚持农民培训与
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相结合。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订单、定向、定岗培训为重点的培训机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进行对口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如家政服务、餐饮等形式多样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使培训和就业对接。第五，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加强外出务工农民的指导、服务和管理，着力打造劳务品牌。品牌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产，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同样，提高质量、打造品牌也是培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这是市场经济下对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的总体要求。良好的品牌形象将有利于民工外出就业，而无组织、无秩序、无规模的民工流动缺乏市场竞争力。如河南“林州建筑”，湖南“攸县的士”，“川妹子”、“米脂婆姨”、“衢州保姆”等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家政服务品牌，在劳务市场上深受广大雇主的欢迎。要鼓励企业带领民工有序流动发展事业，实现群体性、组织化的民工外出就业。对于批量性带领民工就业的，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上的扶持。采取逐步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方法，真正做到民工出得去，能就业，留得住，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可持续性。
（二）创新培训的管理机制
1．建立省、市、县、乡四级培训网络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省、市、县、镇、紧密联系、上下贯通、整体联动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网络管理机制。从横向看，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形成以技工学校为龙头，职业学校、农广校、农干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主体，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等为补充的覆盖城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络，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组织化程度。从纵向看，实行省、市、县、乡四级农民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上下联动，做好农村劳动力有职前职后的培训，培训内容做到层次分布合理，形成初、中、高级相结合，上下互相贯通的网络管理机制。省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做好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收集并发布市场用工信息，分解培训任务，做好指导、组织、协调具体培训工作；市级主要依托农业职业技术院校，开展跨地区热门专业培训，并负责基层教师集训；县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主阵地，一方面面向本地区开展培训，另一方面为本县各乡镇农民培训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开展县、乡联合培训，并会同劳动部门做好职业技能的鉴定和发证工作等。乡镇农村成人培训学校是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最重要场所，加强以设备设施为重点的硬件建设，完善各项功能，使之成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前沿阵地。各级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成后，各系统、各部门规划布置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培训，形成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有效的转移培训基地管理网络。
2．搭建转移培训、就业服务的信息管理机制。首先，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信息化管理。市、区（县）、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介部门要逐步建立劳动力台帐，详细记录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实践经验、工作经历、技能水平及求职意向，实现信息化、动态化管理，并逐步扩大到对外来务工农民的信息化管理。
其次，做好培训服务机构和用工单位需求信息的对接。各级教育培训机构要与职介和用工部门沟通和协作，及时传递用工信息，有针对性地组织各项培训，建立农民工培训、用工的信息网络，使参加农民职业培训的劳动者能及时走上就业岗位。
最后，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互联网这种投资少、覆盖面广、传递信息快的远程教育优势，实现转移培训网络教学，使农民教育、培训和职介服务步入网络化、信息化。
3．统筹协调领导的管理机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涉及到农业、劳动保障、教育、科技、建设、财政等相关部门，各部门之间统筹协调、合理分工是保证转移培训的实施、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的前提之一。《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明确指出：建立农民工培训工作部际联系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农民工培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编制培训计划，落实扶持政策，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为形成政府统筹、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机制，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农科教结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由农委、教委、科委、劳动、财政、共青团、妇联、科协等部门的主管领导组成，承担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的领导、组织、协调职能。为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应建立由农业、教育、劳动、科技、财政等部门参与的市、县两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每个乡镇都应成立农民职业介绍所（许多区县目前已经建立，但还很不规范），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劳务输出、信息发布、统筹协调等全方位的服务，集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四位于一体，完整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目前，全国已有浙江、重庆等省、市率先成立了相应的部门。
三、采取实用、高效的培训模式
改革现有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形成由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培育市场中介组织，疏通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渠道。
中介组织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能有效沟通用工方与劳动者之间双向选择的渠道，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在一些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培育各类中介组织，由其承担起组织、培训、输送、服务等促进本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功能。江苏省建立了200多个青年劳务中介机构，培训青年劳务经纪人3000多名，依托中介输出农村青年3万多名。洪泽县通达 劳务公司，向上海浦东的外资企业订单输出农村青年1.7万名，约占浦东外来工总数的1/4，仅2002年1至9月份，就输出了6300多人。
首先，市场中介组织作为政（下转第126页）（上接第111页）府职能的延伸或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政府调节失灵带来的缺陷。在运营模式上一方面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由全国工商联成立劳务培训与劳务输出服务中心，作为中介服务性的非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可充分调动民间资本，成立独立的非营利性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在运营发展上实行“民办公助”，民办就是产权和管理体制上区别于公办的不同类型培训学校，公助就是指招生和就业方面得到政府的帮助他支持，政府除了赋予职能，给予适当的培训办公费用以外，不给专项事业经费，不给人员编制。
其次，中介服务机构在服务内容上要形成培训市场上需求信息的收集、学员的招生、培训内容制定、就业单位和信息反馈等良性循环的，培训－就业一体的投入和输出的产业链。重点抓好定单培训、定性培养和定向输出。
再次，就是要政府转变职能，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各项法律法规，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组织行为。一方面要维护劳动力市场健康的发展，规范中介组织运行；另一方面要保证中介组织合法利益，维护农民的全法权益，打击非法中介。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中介服务机构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减少农民外出就业自发的、盲目的流动。据调查，2001年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或亲属有组织进行转移的占27.8％，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另一方面，经过挑选的、受过培训的、由地方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协助管理的劳动者，可以大大减少用工方的管理成本。同时，还可以架起用工双方相互信任的桥梁，一定程度上改善以往不良的劳动关系状况。
【参考文献】
[1]陈红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职能转变[J]．经济问题，2003，（11）．
[2]刘正华，竺金生，赵曙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培训，2004，（1）．
[3]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
[4]郭丽丹，武晓亮，曹忠芳．巴中市农民工培训现状调查与思考[J]．综合经济，2004，（7）.
第四篇：农村劳动力转移
安徽农业大学2014年—2013学年第二学期
《农业政策学》课程论文
姓名：刘听强学号：12100527学院：工学院 专业：12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手机：***
农村劳动力转移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
绪论
问题的提出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想城市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劳动力由农业部门不断流向工业部门，为工业产出持续增长提供了劳动力资源，同时减少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推动农业现代化，最终实现了由农业社会想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正文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致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基本静止和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流动两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别的社会福利制度，割断了城乡经济社会联系，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人民公社体制的简历进一步从农业内部限制了劳动力的外流，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首先放松了对农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管制，这期间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劳动力向农村内部非农产业的“就地转移”，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就地转转移和消化。随后，城市改革和沿海对外开放加宽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实现了空间上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异地转移”。据统计，1987~2002年异地转移的劳动力约占劳动力转移总量的59%（丁兆庆，2005）。虽然政策的松动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启了劳动力转移的大门，但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城市和农村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公共上存在明显差别，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门槛”仍然很高。农村仍是绝大多数外出打工农民的最终归宿，土地依然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保障。既不能彻底脱离明春也不能在城镇定居，大对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是往返于城镇和农村，农闲时期外出务工，农忙时期返乡务农，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工潮”。
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转移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内部机理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这些理论成果主要几种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问题》、《人口研究》等杂志上，并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论著。从研究文献来看，对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答题课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迁移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研究，如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关系（王贵新，1996a）、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袁铖，2003）、人口迁移与就业及社会地位之关系的研究（黄建福，2003），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和非农化的研究（辜胜阻和刘传江，1996）等。第二类是专门对劳动力转移过程本身的研究，如对迁移者特性的分析（张为民等，2004），对转移模式的研究（宋金平和徐长信，2003），对转移原因的分析（刘国瑜和李昌新，2003）、劳动力转移的地域结构和地域特征研究等（王贵新，1996b）。第三类主要是对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及对策分析，如农业产业化对促进劳动力转移的作用（陈华林，2001），乡镇企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许经勇，1995），城镇化路径的发展（路晓园，2003）。
孙峰华教授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主要有一下九种。
1、就地转移轮；
2、亦工亦农论；
3、农田集中经营论；
4、城市化论；
5、分工论；
6、定向转移论；
7、复合转移论；
8、私营经济论；
9、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影响
规模空前的劳动力转移给农业、农村和农民个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1）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减轻了人口对耕地的压力，缓解了农村的就业矛盾，为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条件；(2)劳动力流动大大增强了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生产要素、资金、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从而打破了农村的封闭状况，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3）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特别是缓解了农村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给弄活动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并非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的现代化（朱农，2004）。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
（1）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劳务大量输出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供应趋于紧张，如果没有足够的替代要素投入将会影响土地的生产能力，进而对农产品的攻击产生威胁。（2）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的增加多大程度上会增加农业的投资业存在疑问。有关2008年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与用于提高家庭生产能力的成产性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劳动力转移不彻底会带来农户土地经营模式的兼业化。虽然兼业化5经营是我国农户在相信制度安排下的理性选择，但兼业化的确对家庭土地利用方式和效率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据测算，1999年我国建业户的比例高达53%（梅建明，2005），目前已经超过70%（向国成，2005）。这种“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兼业化经营可能导致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趋于小和农业“副业化”，造成农业生产的粗耕粗种、弃耕抛荒、掠夺式经营等现象。而且兼业户吧土地作为非农就业的保障而非创造收入的生产要素，这不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4）在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往往依靠增加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和其他要素（机械、雇工、化肥、农药等）的投入来提高作物产量。其中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降低了土地的长期生产能力，危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劳动力非农化而导致的农村土地资源低效利用的效应就已有所表现。林毅夫在解释1982年后中火农业产出增长放慢的原因时就指出，农村劳动力的加速外溢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毋庸置疑，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经济社会节后变迁的过程，对已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促进社会融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地区差异显著，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的社会保障体制增加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定居城市的保障。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规
模庞大、流动性强和转移不彻底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进行总结和梳理，深入剖析劳动力转移对农地经营方式和效率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与不彻底转移影响农地利用的表现和机制，探索我国均衡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消除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和农地利用不利影响的对策选择。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影响因素以及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大都具有城市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倾向，从“农业和农村”的角度考察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较少，也有学者开始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关注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和农村社区发展等问题。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就业，还是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主要都表现为农民自主择业，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的就业方式，今后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人力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才有利于嘴大吃暗度地开拓农村人力资源的就业渠道。
1、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
要大力发展直接连接人力资源供求双方的职业中介机构，加快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即时发布劳动就业信息；采取政府和民间等多种形式，开展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和职业教育，增强农民就恶业适应能力；要建立和完善劳动立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
2、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
面对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给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治安和计划生育等造成的压力，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严格限制外来劳动力的政策，但在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则和保障劳动者和合法权益方面却存在诸多的空白和不完善之处。完善和规范管理，就是要简历一整套促进你农村人力资源流动的市场注资体系以及调整和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3、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
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是吃的那个是就业制度改革和福利体制改革。在就业制度上，应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就业制度。在福利制度上，要逐步将国家财政给予城市居民的暗部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建 立起新型的开放式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但户籍制度改革应采取渐进的方式，先在小城镇进行，去的成功并积累了经验后，再循序展开。因为目前我国小城镇的非农业户口已经没有多少特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
参考文献：
（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次序秦兴芳、田珍等/著2005社会科学出版社；
（2）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李明艳/著 200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中国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李友根/著2007中国农业出版社；
（4）贵州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研究殷红梅等/著2010 科学出版社;
（5）农业政策学钟普宁/主编2010中国农业出版社：
第五篇：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文档
株洲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汇报
一、农村就业情况：
我县共有农村人口394274人，其中劳动力资源257215人，今年已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836人，累计实现劳动力转移101270人，按年龄统计：40岁以下81878人、40岁以上19392人。按学历统计：初中及初中以下69653人、高中及中专22038人、大专以上9579人。转移分布情况：省内就业21708人、省外就业79562人。今年劳务总收入已达54348万元，为发展县域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具体工作措施
一是搞好劳动就业政策宣传。我们积极向县级领导汇报，取得领导的支持，由县电视台组织专人宣传到各乡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一些政策，使农民工外出打工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就业政策深入人心。另外我局加大了对回乡典型创业的农民工宣传，特别是仙井乡外出务工的晏田耕同志，在外打拼三十年，由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娃奋斗成为高级土建工程，一级项目经理的农民企业家，由一个穷小子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富裕户，他发家不忘家乡。自95年起，他联合5家股东投资125万元，成立“湘东泉”矿泉水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农村劳动力40多人；02年又投资50余万元兴办“石峰苗圃”，安排农村劳动力18
人，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县台记者对此进行过专题报道，通过宣传，极大鼓舞了当地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的积极性。
二是积极组织劳务信息，加大劳务输出的力度。按照“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今年我们成立了株洲县人力资源市场。针对农民劳务信息不通，我们积极组织各乡镇劳动保障站在各乡镇发布劳务信息，向各用工单位争取劳务名额，先后有外省单位24个，职数3200人向我县发送用工信息，本地也有威特力等多家私营企业提供用工岗位460个，我局对用人单位进行严加审核，通过筛选向省外9个用工单位直接组织输送劳动力1782人，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就业490人，今年，共计完成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836人，为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基础。
三是加大对农民工培训力度。今年我们把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稳定就业作为培训工作的重点来抓。首先是在观念上把农民就地转移、自主创业作为培训工作重点，全面实施“全民创业”活动，广泛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其次是在政策上对参加创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给予培训补贴；第三是在培训服务上根据不同的人员开展分级培训，提高创业培训的针对性。今年来，我们组织到19个乡镇进行调查摸底，针对实际状况和市场需求，积极开展“送教到乡镇”、“送教上门”活动，把技能培训送到乡镇。先后与渌口镇劳动保障站、淦田镇劳动保障站、南阳桥乡劳动保障站、大京乡劳动保障站、龙凤乡劳动保障站、县委党校，联合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班61期，共培训4198人。分别举办了园林花卉、电工培训、钳工培训、电脑培训班，同时培训了劳动部门相关法律法规、外出打工常识、应聘技能、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有关文化知识，为农民工自主创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奠定了基础。
四是加大对职业介绍机构的整顿力度。我局劳动监察队先后出动5次，对县内各职业介绍机构进行专门整治，严查其非法中介、乱收中介费等问题。通过整治，全县几个民间职业介绍机构无一违法问题。
五是积极维护在我县务工的外地农民工合法权益。针对外地农民工在我县部分企业务工拖欠工资的情况，我局组织专门人员进行上户调查了解，核实情况，对确实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的企业，我局积极予以追讨。今年，我局共为300多名农民工追讨工资近15.2万元，并将这部分款项及时发放到农民工手中，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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