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加强律师辩护工作意见》情况汇报

第一篇：学习《加强律师辩护工作意见》情况汇报

律师事务所关于学习省高院、省司法厅印发

《关于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的意见》情况汇报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司法厅印发《关于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黔高发[2017]83号）的通知后，贵州高浩律师事务所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全体职工会议进行认真学习。

通过学习，大家对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的真正涵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意见》既强调保障法定诉权，又注重必要扩权，扩大了刑事案件指定辩护和法律援助的范围，《意见》执行后，将推动全省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的提升。

《意见》指出，首先要联系自身的实际深刻认识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推进发展，反对盲目蛮干；讲求辩证统一，把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发展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认清并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响应中央的司法改革措施，顺应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要求律师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与时俱进。贯彻落实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要求律师解放思想，以思想的大解放促进刑事辩护工作在司法活动中得到更好的体现和落实。

在学习过程中，各律师结合所的实际，就如何贯彻落实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今年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思路，一是以法律服务为中心，以便民服务为主线，狠抓落实法律服务责任制，把各项措施和目标落到实处，为法律服务大众创造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二是以人为本，科学管理，按照中央、司法部、厅以及上级司法部门的要求，严格按照“接案必登、登后必进、服务大众”的质量方针，树立贵州高浩律师事务所科学、严谨的工作风格，使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接轨。为律师事务所实现事务所管理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加强运行管理，强化行业纪律，创造一个良好的服务秩序，确保各项目标和任务的顺利完成；四是科学制定今年的目标和任务，做到目标明确，措施有力，责任落实。

《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自受理强制医疗申请或者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之日起三日内，对于补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送交通知代理公函、通知其指派律师担任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诉讼代理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意见》的出台，对提高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会产生良性推动力，有利于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确保庭审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推进庭审实质化，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第二篇：职务犯罪律师辩护漫谈

职务犯罪律师辩护漫谈（青岛律师实践）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青岛周海滨律师

一、职务犯罪罪名漫谈

职务犯罪，是指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犯罪，本文不在于概念定位，所以粗略的讲，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则其涉及的职务犯罪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渎职罪等；如果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则其涉及的罪名包括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等。同样是利用职务侵占单位财产，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职务侵占罪；同样是收受他人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同样是挪用资金，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挪用公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挪用资金罪，其它不再列举，在上述犯罪中，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刑罚是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

二、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

职务犯罪很多发生在经济建设领域，与常见的其它经济犯罪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有别于常见的一般犯罪（暴力犯罪、侵财犯罪等）现初步总结如下：

1、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比例要高于普通犯罪。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职务犯罪不像杀人放火那样严重（这种观念也存在在很多办案人员的观念里），另外，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往往要好于普通犯罪的嫌疑人，所以也更担心进入看守所，对于取保候审也更加看重。

2、职务犯罪案件更容易成为“关系案”。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一般要高于普通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所以一旦案发，不少犯罪嫌疑人就考虑到了找关系，有的恨不能找到公安部。

3、职务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将面临更多的职业风险。这种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些委托人热衷于关系，这有可能会“连累”律师，律师应该遵守职业纪律避免风险。

2（2）委托人往往期望值很高，有些是老板或官员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提的要求就是案件在公安阶段、检察院阶段就止步。律师不要对该类问题进行承诺。

（3）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本来就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口供存在的变数也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千万不要引导其改变口供或串供。要好做好会谈记录。

三、职务犯罪案件案件事实及证据有其固有的特点

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两类比较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件为例进行分析：

（一）关于贪污罪

贪污罪的案件事实一般有如下特点：

1、贪污罪多产生在“交”和“拿”两个环节，在“交”这个环节，犯罪手段主要体现在该交而少交或不交；在“拿”这个环节又可分为“硬拿”和“巧拿”。“硬拿”无需多讲，而“巧拿”则五花八门。国家财产，实际上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一是以财务科目的形式存在。这两种存在是对应的、吻合的。而对于贪污来说，必然要动用实物，实物一动用，财务科目往往要有反映。3 所以犯罪分子要么隐瞒国家财物实物变动的事实，要么要研究如何在财务科目上蒙混过关。

2、举例来分析犯罪分子隐瞒国家财物实物变动的事实，比如说将国家所有的房产转移至个人。为了隐瞒事实，犯罪分子往往是秘密进行，采取私刻公章的形式来办理转移手续。

3、再来分析犯罪分子如何在财务上蒙混过关。比如支出现金，从常理来讲，支出现金要么是履行合同、要么是正常业务支出。于是犯罪分子就要么制造假合同，要么就以不相干发票冲抵现金支出。

4、形象点分析，贪污罪是把国家的钱转移到个人的腰包里，国家的钱没了，必然出现一个漏洞，出现漏洞，必然要补漏洞。而这种补是非常规的，必然会留下许多破绽。所以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5、还有一种贪污手段要特别注意，就是通过增设中间环节，而该中间环节的加入者完全由贪污者所控制，这样使国家财产多支出，从而肥了个人腰包。

但狐狸再狡猾，也难以逃脱猎人的捕获。

（二）关于受贿罪

受贿罪案件事实的特征非常明显，那就是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因为考虑到案发的可能性，行贿者和受贿者往往都非常谨慎，为了资金交接不留下痕迹，往往都是采用现金交付；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往往是行贿者受贿者单线接触；为了避免收受金额巨大带来的风险，有时采取化整为零、多次给付、变相给付的方法。

在大部分的受贿罪案件中，往往是先抓住了行贿者，行贿者为了求得宽大处理，进而供述出了受贿者；而作为受贿者，往往是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只有行贿者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罪。这就产生了受贿者案件中案证据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办案机关会特别重视受贿者的口供；第二个特点是受贿罪中的书证、物证的取得较为困难。

但是受贿者的心存侥幸心理，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正是因为心存侥幸，所以实践中，受贿罪自首的比例要低于其它犯罪，而自首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正是因为心存侥幸，有些受贿者往往是百般抵赖，从而无法获得认罪态度较好的认定，而认罪态度也是量刑的重要决定因素。

聪明，有时反被聪明误呀！四、一些辩护成功的职务犯罪案件讨

1、由五年有期徒刑改判为缓刑的“受贿罪”案件

该案一审被告人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收取他人财物行为被认定为受贿罪，并判刑五年。

二审时，我们接受委托，在会见被告人时，我们得到了案卷中没有的重要信息：被告人虽然在国有单位工作，但该国有单位已经承包给个人，该个人又雇佣了被告人。根据该重要信息，我们获取了初步线索，然后向法院提交了司法调查申请，法院经过调查认可了律师的辩护意见。

该案最终被告人被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罪名也该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最终改判为缓刑。

律师结语：法律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2、一起受贿案件从轻处罚的案例

被告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私自收受他人钱财，被认定为受贿罪。律师经过分析证据，认为罪名没有问题，但是经过多次阅卷之后，律师发现了证据中的矛盾，被告人与行贿人同时称：“前两次行贿时，是被告人给行贿人送完支票后，行贿人进行的行贿”，但律师阅卷后且经过初步调查，落实了被告人不可能给行贿人送支票，因为不存在支票往来的事实。

看吧，案件中的证据自相矛盾了。其实出现矛盾在受贿类案件中是常见的，因为受贿罪的认定，往往是依赖被告人与行贿者 6 的口供一致，但是，就是这一致的供述，有可能与客观事实相矛盾。

法院最终在量刑时留了余地。

律师结语：证据的严谨，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律师对证据的钻研，除了为当事人服务，也是在推动法制的进程。

3、一起由盗窃罪改为职务侵占罪的案例

被告人在港口工作，与港口外的其他人勾结，窃取港口内仓库产品。该案在公安、检察院阶段一直被认定为盗窃罪。律师经过认真分析，集中了卷宗中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经过综合整理，律师认为，该案虽然为港口内员工与外人内外勾结，不论以外为主，还是以内为主，犯罪实现方式确实是利用港口内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才得以实现，因此该案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最终该案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而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远远低于盗窃罪的量刑。

律师结语：有些案件，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律师更愿意其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就如同本案的盗窃罪变为职务侵占罪。

五、律师结语

我们希望职务犯罪不再发生，但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必然存在，那就考虑如何惩处，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其出发点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更为长远的是，以其辩护促使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更加严谨、有些案件律师成功辩护了，但是办案机关会引以为戒，更好的进行以后的案件侦办。让我们共同促进法制的建设。

作者：周海滨律师，山东万桥律师所合伙人、刑辩部主任，青岛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

第三篇：东莞刑事辩护专业律师（推荐）

1、东莞刑事辩护专业律师、钟春成律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执业于广东泰

旭律师事务所

2、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上桥村，3、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

候审；

2、审查起诉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调查取证，提出辩护意见；

3、审判阶段：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取证，参加庭审，提出关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

4、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参加刑事诉讼。

4、服务范围

一、担任公民、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或专项法律顾问；

二、代理民事（含婚姻家庭、继承、收养、房地产、合同、债权追偿、交通事故、医疗、工伤、劳资等纠纷）、商事、行政案件的诉讼和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

四、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兼并、公司上市、股权转让；代办商标、专利申请，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五、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包括草拟、审查、修改、完善各种合同及管理等规章制度）；

六、见证各类民事、商务法律行为和其它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签发律师函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5、东莞市共有三个看守所，用于关押待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判刑后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

犯。三个看守所分别为东莞市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其中东莞市看守所为东莞市最早的看守所，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上桥村，又名上桥看守所，又有部分人称之为东莞市第一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为东莞市最现代化的看守所，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与东莞市大岭山镇的交界处的牛山，又名牛山看守所或者部分人称为大岭山看守所（其实该看守所位于东城区境内）；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位于东莞市大朗镇大有园村，又名大有园看守所或者大朗看守所，该分所设立东莞市拘留所，因此又存在东莞市收容教育所之称，因为该地区还关押部分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具有犯罪嫌疑的行政拘留当事人。

1、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上桥村，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乘车路线：19路，25路

2、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地址(牛山看守所）：东莞市东城区牛山村 乘车方式：K2公交，看到看守所即下车

3、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地址：东莞市大朗镇大有园村

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

乘车路线：大朗镇4路公交

温馨提示 ：

如果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在判决生效之前，家属是不能会见的，只有经办案件警察以及其近亲属委托的刑事律师才可以会见。

注意：大朗看守所也关押部分行政拘留的当事人。

第四篇：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有权介入侦查程序并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目的、任务、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的作用的角度考量,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所委托的律师,其身份应当是辩护人,其职责包括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两个方面。第二,由于新律师法与刑事事诉讼法相关内容发生冲突并且两部法律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制订或修改,加之律师法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或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律师法相关规定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在有些地方根本不承认其效力。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厘清律师法的效力,从而准确定位侦查阶段律师的“法定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关制度或规则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问题。第三,应完善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对于会见权,应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和违反此规定的后果。对于通信权,应当准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与辩护人以书面或者电话的方式通信。对于调查取证权,我国法律应当明确,侦查阶段律师有权收集证据。但考虑到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利可设定在其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对于申请调查证据权,应当明确规定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的适用条件、律师的权利救济渠道等。对于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应当明确规定,并配置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

(摘自《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第五篇：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之忧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之忧 ——谈刑辩而色变 查庆九

最近参加一个律师界的会议，听到的两组数字令我暗自心惊：一组是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由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为2001年的30％；另一组则是在全国律师水平最高的北京地区，2001年六千律师办理的刑辩案件不足四千件，人均办理刑辩案件数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由于没有看到正式的文字材料，上述两组数字笔者转述可能不太准确，但这两组出自权威人士之口的数字，却足以令人担忧。

刑事辩护既是律师业务的根本，也是每一位律师的看家基本功。单是对于从事律师职业者个人而言，办理刑事辩护案件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这恐怕也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法治的鼻祖英国，只有号称“barrister”的“大律师”独占出庭担当刑事辩护的荣誉与风光的重要原因吧。更何况在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刑事辩护对于保障人权，维护法律尊严，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律师业界一片繁荣的今天，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比例不升反降，这的确是令人惊诧的怪事一桩。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的原因，除了代理刑事案件收费低廉这一人所共知的因素外，影响更深刻、危害更久远的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刑事辩护“不管用”，二是刑事辩护“冒风险”。于前者，尽管我国进行以“抗辩式”为取向的庭审改革已有多年，但在一些法院，尤其是中、基层法院，案件往往先已“研究”妥当，刑事辩护流于走过场，律师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被当作过耳风，其智慧与劳动得不到体现和法院应有的尊重，久而久之，许多律师对于办理刑事案件也就兴味索然了。于后者，则被律师界认为是导致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萎缩的主要原因，更有许多律师感同身受，谈刑辩而色变。有资料显示，自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以新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诉的律师超过一百名。有的律师庭上与检察官对峙舌战，一转眼庭下却成了检察官的阶下之囚。试想一下，有两个相互对抗的对手，其中一方却手握对另一方的自由予夺之权，这种对抗不仅使人觉得滑稽，甚至会让人感到恐惧。也正因为不想或不敢冒这种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之险，越来越多的律师、乃至一些以刑辩闻名的律师，对于刑事案件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首先损害的是律师行业整体的社会声誉。因为无论是由于嫌“不挣钱”还是怕“冒风险”而放弃代理刑辩案件，都会加重社会公众对整个律师行业这样的印象：律师从业者要么是一些惟利是图之辈，要么是一些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缺失之徒。这无疑会给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律师业罩上阴影，更是令原本已被部分民众误解的律师形象雪上加霜。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对国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实际进程都是一个长远的伤害。刑事辩护，就个案而言之是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就整体而言之则是一个国家刑事法治的价值取向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法治健全和人权保障的具体体现。被告人有权获得刑事辩护，这既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为我国参加的多项国际人权公约所载明的基本人权。因此，如果我们任由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继续萎缩下去，这无疑对于我国正在日渐提升的良好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是一种严重的损害。我们呼吁律师自重自强，积极参与刑事案件辩护，因为这关系到律师的行业形象和职业尊严。一个行业的存在价值在于它所做的社会贡献，一个行业的社会地位则更是取决于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不仅仅是履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责，也不仅仅是维护某个具体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律师参与刑事辩护，是在维护国家的刑事法治，是在促进社会的人权保障事业。只有积极参与刑事辩护，律师才能展现其在经济利益之上的更高的追求，才能显示其维护权利、献身法治的理想与信念。一切外在的因素都不足以成为逃避参与刑事辩护的借口，惟有克服困难，通过积极参与改变现实境遇才能够不负律师作为“法律之师”的崇高使命。

我们呼吁司法各机关和司法人员尊重律师，鼓励和支持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因为司法人员尊重律师，尊重和保障律师权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尊重法治，尊重自己。如果我们将法治社会看作是一座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撑、生活其中的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为其构造理念的大厦的话，司法这根柱石的三维则由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构成，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弱小、萎缩甚或缺失，都会令这根柱石结构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则整个法治大厦危矣。而法官、检察官、律师，乃至一切以运用法律和研究法律为职业的群体（有学者谓之“法律共同体”），其生存赖法治社会之生成，其事业之繁荣赖法治之昌明发达，正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息息相关。故国外有学者不无揶揄地写道，西方国家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共同体”成员鼓吹法治，相与谦恭抬让，其意乃在维持法律之治而令自己饭碗恒溢而地位永固。笔者无意以此等“为稻粱谋”之论来劝谕司法人员对律师的尊重，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高远的追求和神圣的事业———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从笔者上文对法治大厦的结构分析可知，对律师的尊重就是对司法这根柱石的维护，而对司法柱石的维护则是对整个法治大厦的呵护和建设。当然，西方学者对法律人的嘲讽若从善意来理解亦有一定的道理：共同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互相尊重，共同维护法律职业的尊严和法律自身的尊严，使社会接受法治，大众信仰法治，包括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所有法律人才能真正谈得上享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高尚的职业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