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五篇材料）

第一篇：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廖杉杉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规模和结构方面，效率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2—2009年29个省区的数据，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城乡金融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竭力缩小城乡金融差异，还需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问题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在城乡金融差异方面，目前我国农村平均每万人银行网点0.36个，平均每万人金融服务人数43人，而城镇在这两个指标上分别是农村的5倍和7.5倍；农村地区的各项存款余额高达10.16万亿元，但相应贷款余额仅为5.72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2%），大量农村资金流入城市；不仅如此，城市金融创新快，业务品种丰富，银行卡、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有效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而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老三样”服务①。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3.6元和343.4元，2010年则分别为5919元和19109元，31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原来的2.57倍扩大到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而农民还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一部分用于再生产，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4～6倍②。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动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将日益严峻的城乡金融差异问题和不可忽视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城乡金融差异的视角来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寻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在分析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利于尽快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金融的城乡差异分析

1．城乡金融规模差异

关于金融规模（financial scale）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其中，在衡量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方面，麦氏指标（M2/GDP）和戈氏指标（fir）被大量广泛使用。然而，麦氏指标（M2/GDP）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众多的质疑。比如，国外学者Levine等（1998）指出，麦氏指标不能有效地度量负债的来源和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国内学者王毅（2002）、李广众等（2002）认为麦氏指标不能准确地度量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前者质疑麦氏指标在度量金融深化程度上的准确性，后者认为麦氏指标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M2/GDP偏高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戈氏指标（fir）来衡量城乡金融规模。借鉴张杰（1995）的做法，考虑到中国城乡金融的特殊性，计算公式如下：

城镇金融发展规模（fir1）=城镇贷款/城镇GDP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ir2）=农村贷款/农村GDP

全国（fir3）=全国贷款总额/GDP

考虑到统计制度的变化，1989年以前农村贷款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计算，1989年以后的农村贷款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计算；城镇贷款=全国各项贷款－农村贷款。同时，由于没有农村GDP的统计数据，本文按“第一产业GDP＋乡镇企业增加值”来计算，城镇GDP=全国GDP-农村GD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金融规模就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1978—2009年，我国金融规模发展迅速，但城镇金融规模与农村金融规模之间的差异极为明显。一方面，城镇金融规模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农村金融规模发展速度；另一方面，31年来，农村金融规模系数始终处于0到0.5之间，而城镇金融规模系数均在0.75以上。

2．城乡金融结构差异

金融结构（financial structure）研究始于金融结构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结构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金融总体各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等。其中，在金融结构的定量研究方面，国外学者Demirguc-Kunt等（1999）、Almazan等（2010）、Kristofik等（2009）分别从跨国比较等不同视角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国内学者白钦先等（2005）从金融资产的角度出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金融结构衡量指标。

图1 我国城乡金融规模差异（1978—2009）

本文借鉴王志强等（2003）的做法，采用非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即：

城镇金融结构（fis1）=（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

农村金融结构（fis2）=（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

全国金融结构（fis3）=（股票筹资额＋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分类，本文将农林牧渔业和食品饮料加工业上市公司筹资额作为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则为股票筹资总额与农业类股票筹资额的差。同时，将金融总资产界定为对金融部门的总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的总债权之和，前者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各项存款、金融债券、国内保费收入，后者包括各项贷款、国债（内债）、企业债券、财政借款。由于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同人华塑，证券代码为000509）1993年5月份才诞生，因此，本文从1993年开始分析我国金融结构差异，结果见图2。

图2 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差异（1993—2009）

从图2可知，1993—2009年，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成长和保险业的发展，城乡金融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城乡金融结构差异仍很明显。一方面，全国金融结构和城镇金融结构变化的幅度都较大，这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特别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1999年我国《证券法》的实施，我国股市震动较大，这在全国和城镇金融结构方面有明显的反应。另一方面，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农业类上市公司整体发展缓慢，筹资额相对于整个股票市场的融资额来说极为有限；同时，农业保险发展虽然也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发展，但总体状况并不乐观，农业保费收入占全国各项保费收入的比重不断萎缩，发展状况很不尽如人意；因此，在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农村金融结构整体变动幅度并不大，其系数与城镇差距十分明显。

3．城乡金融效率的差异

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按照不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三种，即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在国外，学者们偏重于微观和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X效率和DEA方法被大量运用于评价金融机构微观效率（Spiegel et al，2010；Burki et al，2010；Fletschner et al，2010；Adamson et al；2010）；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则较为零散，比如，王振山（2000）、沈军等（2006）、张杰（2006）均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从文献资料看，在衡量金融效率方面，学者们普遍比较注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多是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比例来衡量。要分析我国城乡金融效率的差异，必须结合我国城镇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借鉴上述学者基本思想的前提下，本文拟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金融效率，即：

城镇金融效率（fie1）=城镇储蓄/城镇贷款

农村金融效率（fie2）=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全国金融效率（fie3）=储蓄总额/贷款总额

城镇和农村贷款的计算方法如上文所述。由于统计制度的变化，农村存款在1989年前按“国家银行农业存款＋农村信用社全部存款”计算，从1989年起按“金融机构农业存款＋农户储蓄”计算。同时，城镇存款=全国各项存款－农村存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的金融效率如图3所示。

图3 我国城乡金融效率差异（1978—2009）

从图3可以看出，1978—2009年，我国金融效率显著提高，且自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和城镇金融效率差距显著缩小，但基于初期发展效率的差异，城乡金融效率差距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考虑到“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1978—2010年间，中央连续发布12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家开始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将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确立在农村，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村金融效率也迅速提高，有效缩小了城乡金融效率差距。

三、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城乡金融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有影响？如果存在影响的话，这种影响到底又有多大？特别是考虑到我国不同省级单位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差异，有必要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基于此，在借鉴国内外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设定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lnuridit=α0+α1lnuridi，t-1+α2lnfirit+α3Intisit+α4lnfieit+α5lnrgdpit+α6lneduit+ηi+ξit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η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市截面的个体差异；ξit表示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名称及其定义具体解释如下：

（1）城乡收入差距（urid）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大部分文献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方法并没有反映城乡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因此，本文借鉴王少平等（2008）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i省t时期城乡收入差距（urid）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j=1和j=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1t和z2t分别表示t时期的城镇和农村人口数量，z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数量，p1t和p2t分别表示t时期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2）城乡金融差异

本文从规模、结构和效率等三个维度来衡量城乡金融差异，计算方法如前文所述：

城乡金融规模差异=城镇金融规模/农村金融规模

＝（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

城乡金融结构差异=城镇金融结构/农村金融结构

＝

城乡金融效率差异=城镇金融效率/农村金融效率

＝（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3）控制变量

胡兵等（2007）认为，1985—2003年，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曹裕等（2010）认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许冰等（2010）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中国经济经历了凹性的快速上升到凸性的减速上升，然后又到凹性的快速上升，最后到凸性的减速上升的“过山车”模式，目前处于倒u型的左半部分，表明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非常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以人均GDP增长率（rgdp）表示经济增长，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同时，在参考高梦滔等（2006）、陈斌开等（2010）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教育发展水平（edu）也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以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

梁琪等（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数据“结构断点”大多出现在1992年以前，选择1992年以后的面板数据则可以不考虑“结构断点”问题。因此，本文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2—2009年。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样本范围；重庆1997年直辖以后才有相应的统计数据，故将其并入四川后纳入样本范围，本文最终实际研究的省级单位为29个。其中，城乡金融差异方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水平方面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相关年份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同时，由于本文样本时间跨度较长，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所有价格度量的指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表1是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

注：（1）DIF1、DIF2分别是Arellano和Bond（1991）GMM估计方法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得到的结果；SYS1、SYS2分别是Blundell和Bond（1998）系统GMM估计法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得到的结果；其中，DIF1、DIF2、SYS1和SYS2使用的是各省市1992—2009年的数据进行估计；DIF2*、SYS2*使用的是各省市1993—2009年的数据估计的结果。

（2）表中显示为估计参数，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是标准差。

（3）系数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的零假设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零。

（4）Sargan检验的零假设为过度确认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5）An（2）检验的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

（6）*、**、***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

3．实证分析

考虑到我国第一家农业上市公司1993年才正式上市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两组数据来同时对模型进行估计，即：一是根据1993—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1992年数据然后运用1992—2009年的数据来估计模型；二是直接运用1993—2009年的面板数据估计模型。表2的检验显示，系数联合显著性的Wald检验值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和误差项是不相关的；AR（2）检验的概率值p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即本文所设定的模型是合理的。

为了进一步评价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滞后阶的稳健性，本文采用IPS（Im-Pesaran-Shin）检验来验证面板残差是否平稳，以确认GMM估计不是伪回归的结果。同时，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文中将LLC检验和Breitung检验结果一并列入表3中。从表3中的结果来看，每个模型的面板残差概率值P均小于1%，这说明各个面板残差均具有平稳性，上述估计结果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2）受篇幅限制，仅提供1992—2009年这一组数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1993—2009年的数据处理结果同样显示回归结果可靠，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备索。

4．结果讨论

在确保模型设定合理性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基础上，可以对表2中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根据表2第1列所汇报的Sargan检验概率值（p=0.0028）可知，差分GMM工具变量无效，这说明工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或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可能；第2列的检验是为了纠正由异方差所带来的系数估计偏差问题，AR（2）的概率值（p=0.6985）表明差分的误差项存在二阶自相关是不显著的，同时，Sargan检验的概率值（p=1.0000）也表明二阶差分GMM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一般来说，当因变量一期滞后项系数为0.8～0.9时，差分的GMM相对于系统GMM有较大的下偏或者说是存在估计的不准确性。基于此，通过对比表1中第3列和第4列Sargan检验和差分Sargan检验的概率值可知：第4列，即系统GMM（SYS GMM）的估计量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同理，第6列的估计量比第5列的估计量也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表2中第4列和第6列的回归结果来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系数均大于0.85且显著，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前期值每增加1%，后一期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相应的扩大0.85%以上，说明后一期城乡收入差距与前一期城乡收入差距高度相关。针对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但考虑到前后期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之内也是难以彻底得到有效缓解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然会是今后我国一段时间内的难点问题。

从城乡金融规模差异来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系数均大于0.85且显著，这意味着城乡金融规模差异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的增大意味着城镇贷款额和城镇GDP快速增长，而农村贷款和农村GDP增长迟缓，这与我国当前城乡发展的实际状况是相吻合的。因此，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和农村和谐金融关系的建设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城乡金融结构差异来看，城乡金融结构差异系数均在0.75以上且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金融结构差异显著相关。农业上市公司规模的壮大和农业保险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农村非银行业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有利于缓解城乡金融结构差异，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显著作用。

从城乡金融效率差异来看，城乡金融效率差异系数均大于0.70且显著，说明城乡金融效率差异系数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则会相应扩大至少0.70%。考虑到资本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要求，当城镇资金使用的效率高于农村的时候，农村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城镇，促进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则得不到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自然形成。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在扩大，但是，城镇和农村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迅速提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系数不仅不显著，系数还为负数，但这并不能说明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作用。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农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流向城镇。也就是说，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村教育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极为显著，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并未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变化。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分析城乡金融规模、结构与效率差异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差异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同时还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受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就是说，基期城乡收入差距会受到前一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支出规模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研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认为政府还需做好下述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缩小城乡金融差异，加快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重构当前的农村金融组织架构，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要通过对现行信贷制度的创新，破除信贷需求压抑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积极探索农村金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创新农村信贷工具，尝试新型抵押担保机制，发展农村金融衍生工具，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冉光和等，2011；鲁钊阳等，2012）。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构建一种稳定而有效的、能够最大限度凝结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偏好的农村金融制度，尽量缩小城乡金融制度之间的差距，促进农民增收。

二是要正确认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任务的艰巨性，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步伐，夯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在追求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强化自主创新理念和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加大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特别是需要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缩小城乡各方面的差距。

三是要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城乡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之间关系的协调力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提高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强化各级政府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合理有效地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切实有效地引导各层次人才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有序流动，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加大对农村实用型人才的培训力度，支持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XJY0024）“西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与政策规制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XJC790009）“西部农村扶贫开发中公共产品供求机制与模式研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资助项目（CDJXS10022213）“城乡金融服务差异性问题研究”

感谢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徐鲲博士的悉心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廖杉杉（1982—），女，重庆人；助理研究员，硕士，在重庆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bankmap．cbrc．gov．cn/bank/index_pro．jsp．

②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es/2010-06/11/c_12210666．Htm.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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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着力加大惠民政策力度，增加社会公共服务投入，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居民消费稳步提升，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前进。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最新特点、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对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实际初步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路径与对策。

关键词

财政支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1.1选题的背景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城乡小康差距的关键因素。统筹我国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推动农村与城镇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手段。最近十年来，在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措施作用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现连续5年缩小。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3年的26955元，提高77.6倍；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8896元，增加66.4倍。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城镇居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浪式扩大的态势。从2010年起，城乡收入比出现连续4年缩小的趋势，到2014年为2.92∶1。全国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2012年增长33.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5.4%，年均实际增长7.8%，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

1.2研究意义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政治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目前，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政府的财政支出倾向城市较严重，研究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和联系问题，可以帮助提出一些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2.城乡收入差距

2.1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其次，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城区外延的快速扩张，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往往显著高于远离城镇的农村地区。农业就业机会和比例同样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资源与生产要素持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相对农村来说就是生产要素的大量与快速“流失”，进而影响农村发展；其次，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城区外延的快速扩张，市郊的农村人口最有可能成为城镇居民，而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往往显著高于远离城镇的农村地区。随着城乡边界的不断外延，农村中的高收入人口不断从农村地区剥离，使得农村的整体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2.2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财政收入的分配，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收入差距过大，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易激发社会矛盾。首先，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影响社会需求，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但收入抑制农村居民消费，其次不利于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收入主要用于食品，对耐用品和奢侈品的购买力明显不足，再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工业发展，最后，收入差距大影响社会和谐，对于低收入者，得不到均等的机会受教育和职业选择，损坏目前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后代的发展潜力，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2.3我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失业贫困救济、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大，一系列社会问题对财政支出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统筹兼顾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城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要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的作用尤为重要。

教育、科学技术和卫生医疗支出是财政支出中重要的支出项目，他们的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达程度、教育的投入水平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当今时代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保证教育机会公平，避免优秀的人才资源流失，就要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倾向。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投入总量持续增加，居民的卫生保健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尽合理。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是有关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多方面支出的一个综合性项目，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强，难以吸引资金，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为了增加农业人员收入，国家利用财政手段调节收入的再分配，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十分重要，免收农业税及一系列农业补贴，加大对农村教育支出，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的医疗社会保障支出等都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3.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研究结论

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巨大差距形成的原因，长期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总之，我国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是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2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已经形成，要因势利导，增强内力，加大外力，强化这种趋势的确认，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局面的实现。

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是要加快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两条关键路径：一是通过耕地规模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要加大力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一部分有能力在城镇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放弃耕地以实行耕地的集中经营，通过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实现农业的规模生产，鼓励企业与民间资金投资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与效益。二是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耕作机械化、信息化、水利化、良种化水平，加大力度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进步率。

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外力看，就是政府要加大力度保护农业产业、扶持农村居民。从保护农业产业的角度看，农业是弱势产业，既要承担自然风险，又要承担市场风险。因此，一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同时，稳定农资价格，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让农民真正从农业生产中增产增收。二要扩大对农业生产保险覆盖面与保险水平，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三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种粮补助规模，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与生产条件。从扶持农村居民的角度看，农民是弱势群体，多种因素决定着这个群体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劣势。因此，一要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减少，政府在公共财政收入稳步增加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能力也将逐步增强。二是在稳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三是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让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全抵押、转让，住房抵押、变现，农村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三大政策红包中，大幅度增加财产性收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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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四篇：对我国城乡差距调查报告

对我国城乡差距调查报告

摘要: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农村居民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同城镇居民存在着较大差距。在当代中国社会，城乡差距已经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这种差距体现在多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差距，城乡生活消费差距，就业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这些差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全局影响，更加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词：

城乡消费消费量统计数据总消费消费结构收入差距中国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教育差距就业差距表现原因对策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和谐发展

引言：

一些外国的专家和游客来到中国，他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他们的评价是，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城市、豪华的宾馆、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发达国家，旧金山、洛杉矶、东京、伦敦、巴黎也不过如此。第二种情况是看了河南、山西、陕西、新疆及东北，吃住在县城。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第三种情况是在中国工作时间较长，对农村有较深认识，去过诸如甘肃、贵州、青海、内蒙古等地的农村，在乡镇、村庄体体验一段时间，他们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外国人的眼里，有三个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他们所体验的地区不同。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中国城乡间差距是很大的。

根据非均衡发展理论，在某一时段内，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按照相关经济理论，在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慢慢缩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基本处于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均衡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加快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但是，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努力缩小

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迫在眉睫。正文：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城乡消费差距：1个城镇居民＞3个农村居民

统计显示，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且此差距存在扩大趋势。从2007年～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8859元增加到18539元，增加了968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4670元增加到8224元，仅增加了3554元。在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倍数则从2007年的2.99倍扩大到2010年的3.07倍，进而扩大到2011年的3.10倍。从各类消费项目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支出均远高于农村居民：20011年，在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等项目上，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农村居民的2.61倍、5.39倍、1.71倍、4.04倍、2.13倍、4.44倍、6.32倍和4.82倍。

图1：2011年城乡人均各项消费性支出（单位：元）

农村居民不仅与城镇居民相比在人均消费水平上存在差距，而且其消费结构也有待升级。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在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与生活质量紧密相关的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比重均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和医疗保健等属于基本生活保障范畴的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比重明显偏高。下面我们具体通过食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的结构差异来进一步分析城乡间的消费差距。

图2：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单位：%）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分析

经济学和统计学上常用恩格尔系数表示居民消费结构和富裕程度。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额占总的消费支m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较大，表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较差．富裕程度较低；恩格尔系数较小，表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较好，富裕程度较高。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对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测算见表1。

表1恩格尔系数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有明显下降。但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仍然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显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富裕程度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

城乡教育差距

城镇居民的总体受教育程度远远好于农村。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尤其是大专以上的人口，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相对城市来说，农村教育升学率明显偏低。城市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升入初中的比例已经达到98％以上，而农村还有10％左右的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或不愿升入初中。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师资等方面和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基础设施落后，很多必要的教学设施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

城乡医疗差距

农村医疗卫生设施条件差，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农村医疗设施陈旧、设备老化，医疗卫生人才缺乏、流失严重，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参与医疗保险的比例低。2004年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为32.3％；小城镇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为59.9％；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者比例为79.4％。

城乡生活消费差距

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城镇消费的增长快于农村。从人均消费量上分析，2006年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545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752元,城镇居民消费高出农村水平5793元。同时从居民消费增速的角度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快于农村。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明显。农村居民的消费是为了满足日常所需，而城市居民更多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平。2007年，城市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3.1%，比城市高6.8个百分点。

城乡就业差距

城乡就业结构存在明显差距。农村居民主要的就业方向是务农及外出打工,而城市居民有多这样的就业渠道，就业前景良好。

农村失业人口高于城市。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务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４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由此可见，农村现在还有大量失业人口。

城市居民的就业环境优于农村居民的就业环境。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环境差，不能得到应有的待遇。

城乡政府的公共投入差距

国家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平。国家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13.43%，1980年为12.20%；1989—1994年在9.2%—10.26%之间；1995—1999年，除1998年由于增发国债达到10.69%外，其余年份在8.23—8.82%之间；2000—2003年则从7.75%降至7.12%，2004年上升到8.28%。

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城乡社会保障差距

养老保险制度的差距。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前者强调风险共担，较多地体现了社会保险原则；后者突出个人的养老责任，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

我国城乡居民不仅统计收入上存在较大差距，在收入统计之外，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隐性收入。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

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要大。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中国城乡差距的原因

（一）城乡差距在解放前就存在（二）建国后，我国长期的二元制经济体制，导致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策上长期对城市的倾斜

（四）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滞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缩小中国城乡差距的对策

（一）首先要改革中国现行的城乡制度

（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附加值，积极发展乡镇企业

（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四）进一步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六）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1】2008中国统计年鉴

【2】《人民日报》海外版

【3】中国新闻网

【4】《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 高鸿业版

【5】《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探讨》迟福林

【6】《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与政策调整》郭玮

【7】《中国收入差距成因分析》周苑春

【8】《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秦文刚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10】 孙凤,王玉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统计研究,2001(4).

第五篇：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及思考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及思考

摘 要:一个地区存在着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产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定范围内的收入差距的意义是积极的。但当收入差距比较大时,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危害。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比较大,而城乡收入差距是决定整体收入差距的第一位的因素。因此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同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收入差距;二元结构

1、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

1.1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一般情况下,主要用人均收入差异和基尼系数来描述区域或国家间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268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3元上升到13786元,增加了13442.7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增长了4006.4元。从城乡收入比发生的变化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到了2007年的3.33。从收入的增加量来看,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量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量的3.35倍。

根据国际上的理论,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时,合理的城乡之间的收入比为1.7,而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为1500元时,城乡收入差距会自然下降。但与之相悖的情况是,截止到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而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3.23,截至到目前,我国居民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扩大的趋势。

1.2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1922年出的。目前是国际上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经济意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的值只能介于0～1之间。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此外,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我国学者研究分析表明:全国城乡整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从1980年为0.33上升到1999年为0.397,到2000年该系数已经超过了0.4,达到0.417,截至2007年,该指标已经达到了0.454,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

2、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异常严峻,但很长时期以来,学界认为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来解释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倒U假说”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的,他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最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而通过分析我国的收入差距的阶段划分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了缩小一扩大一缩小一扩大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该理论是相违背的,说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无法单纯的用经济增长来解释,它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2.1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主要表现在:农村长期以来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城市却是发展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严重妨碍着城乡之间物质、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等的合理流动。尤其表现为户籍制度,自1985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规定“农业户口”的居民必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才能迁入城市。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限制在了农村,使得城乡居民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没有给予农村居民以“平等国民待遇”。虽然近年来户籍限制有所淡化,但固有的城乡分化的经济格局并未根本改变,进城工人的身份、地位始终无法与城市居民相及。近几年来,随着农民工大量的涌入市场,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当前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成为了户籍制度的争论点之一,如果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不能接受公平的教育,这将又会强化二元经济的作用。

2.2“剪刀差”的作用

二元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就是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进行转移,从农村汲取资金,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在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主要就是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的形式来实现的。发展中国家先发展工业,再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金是一种普遍性的做法。其原则表现为:农业向工业提供的资金必须适度,不能影响农业的后续发展。显然在当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过大的工农“剪刀差”削弱了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积累的能力,导致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缓慢,进而导致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在经济上固化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状态。进入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之后,由于现代消费水平的冲击,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这两项的支出往往是造成农民返贫的导火线。不仅如此,近些年来,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辛苦得来的薪水还会被扣除或者拖欠,这种新时期的“剪刀差”又加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2.3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已经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人力资本是对劳动力投资的结果,即教育的结果。实践证明,受教育水平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越高。劳动力素质较高者能够为社会能提供更多的贡献,从而获得的高收入。人力资本还表现在: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处的等级越高,他们掌握的技术水平也就越高,就越不容易被替代,得到的收入也就越高。据测算,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40%。在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在农村表现为从事固有的农业经济,而在城市主要表现为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工作,此类工作简单,被替代的可能性极高。

2.4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缺失

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援助系统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是减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在城乡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就目前而言,有两亿左右的农民脱离了农业乃至农村,成为临时或永久性的非农产业和城市的从业人员。这些农民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商及服务性行业为主,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时刻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而工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从业者还面临着工伤和职业病的风险等。这种伴随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现代风险结构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自然风险,因而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形式就难以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但是,我国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却始终将农民工拒之门外,使农民不能平等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此外,因身份与等级的差异形成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平等的格局,直接损害了社会保障的公平与公正,强化了二元户籍制度。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更是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3、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3.1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从总体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只有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居民的可持续增收,缓解城乡差距的扩大,实现城乡居民在更高水平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与此同时迫切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在一切需要的资源上,都可以通过平等的与城市居民竞争获得,而不是靠户口所给予的“特殊身份”得到。

3.2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首先,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改进粮食补贴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导下形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机制。粮食直补的效应表明: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直接支持、补贴的效果远远大于间接投入的效果。其次,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水利工程、电力设施、道路交通。最后,放宽农民贷款政策,对于有发展前景的项目给予更多的优惠和帮助。鉴于目前农村的信用制度缺失,因此要加大对农村信用体系的改革,努力提高农村金融行业的信用度,为农民的创业增收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比如自然风光、当地特色文化等,开发农村创收产业,发展旅游业,并在技术上给予支持,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3.3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如果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所在。近年来,劳务输出和特色优势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加,特别是劳务输出产业对增加中低收入的农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应当本着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促农的原则,加大劳动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素质和能力,增强就业能力,提高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贡献。同时要鼓励大中专院校学校的毕业生到农村服务,加强对他们的补贴,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3.4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人群的扶助力度。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将一定比重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救济扶持上,尤其在解决一些贫困地区低教育状况、增强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上,政府要直接干预并辅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渐进式的改革中,最终实现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4、结语

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现阶段的主题词之一。虽然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但是,目前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在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减轻农民医疗负担,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来已久,城乡和谐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要加大对农业、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统筹城乡发展迈开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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