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城市发展的癫狂时代 2000- 2010[五篇]

第一篇：【文章】城市发展的癫狂时代 2000- 2010

【文章】城市发展的癫狂时代: 2000－2010 2011年01月19日 20:34:25

文/欧宁

2006年4月7日，北京丰台区花乡羊坊村工作人员带领大批联防队前往下一个拆迁点进行拆迁。甄宏戈摄影。

2000年夏天，我决定离开住了十一年的深圳，搬到广州。作为一个短短二十年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新城市，深圳似乎遭遇了它发展的瓶颈。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开始向上海倾斜。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的城市开发和房地产的狂飙突进使它的土地储备很快见底，深圳不得不继续向北和向东特别是关外寻找更多城市空间。在个人生活的领域，它的单一经济城市的定位，历史纵深感的匮乏，生活风格和文化资源的有限性，都令我越来越觉得它在空间上的迫狭。而同年秋天，上海举办了它的第三届艺术双年展，大量以前未被官方接纳的当代艺术作品开始进入这个大型展览，使它成为一个隐含着许多风向信息的标志性事件。我的迁居行动是试探性的，只是保守地搬到了深圳近邻的广州。两年后，呙中校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2001年夏天，在广州的潮热天气中，我和几个助手正在为一个即将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开幕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生活在此时”赶制画册。这是文化部首次出资在欧洲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即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的侯瀚如，还有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7月13日，在我们为画册忙得头昏脑胀时，工作室的电视传来了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消息，我们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狂欢的人群，脸上贴着国旗，手上也挥舞着国旗，口中大呼，“北京赢了！北京赢了！”这个消息，不仅为北京，也为整个国家接下来十年的城市化运动安上了一个超级巨大的加速器。9月11日，在画册已经杀青，我们准备赶赴柏林时，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被两架飞机撞毁，那象征着资本的骄傲、城市的野心和人类与天比高的疯狂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地，它间接影响了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做的设计，后者以一个扭曲的Z字型结构，完成了对曼哈顿式摩天大楼的批判。

这一年的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同时举行，意味着拉萨这座位处高原上的边远城市将要加入全国城市铁路网。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一年后，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年增长速度达8%左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分量突显。在接着而来的2002年12月3日，经过4轮投票，上海从5个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一切，均彰显中国正国运亨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整装待发，要在通往一个簇新的超级大国的路上全速起跑。城市化作为工业化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国策，将在这一轮加速快跑中迈入下一个高潮，它将大面积改写中国的城市史。

奥运和世博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始自文革后，它的第一个十年以深圳为主角。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一个新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当代城市史中都是罕见的。深圳初创时的经济模式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利用它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改变土地性质，在原来的农地上兴建大量工厂，吸纳各地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承接香港和海外的加工订单。这一模式进一步辐射至珠三角地区，至今仍被一些内陆城市采用。第二个十年经历1989年后的短暂停顿，在1992年后再次从深圳发轫，进而波及沿海城市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全面向消费社会转型，商业和服务业进一步流行，房地产业则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土地收入变成各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大量农业用地被不断膨胀的发展商收购，城市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2年，Richard Florida在美国发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很应景地总结了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出现的新兴创意产业，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国也开始追赶这一趟国际潮流，并根据“大国崛起”的需要，提出“发展软实力”的策略，各地城市开始加入创意产业的热潮，中国城市化运动自此开始步入第三个十年。

自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全球化的序幕拉开，跨国资本的流动要求打通所有国界，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受到冲击。而现代交通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日渐频繁的国际旅行和网上交流也进一步淡化了各自的国族意识。于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便日渐成为人们界定身份属性的重要标识，而国与国之间的武力竞争，也开始让位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双年展这样以城市为主办单位的艺术盛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风行全世界的原因，而奥运会和世博会这样的顶级人类盛会更是被各城市激烈争夺。以大型活动为契机，各主办城市可以吸纳国际流动资本，带动城市建设，刺激本地生产和消费，发展旅游观光业和服务业，这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复兴，把城市品牌推向国际化的不二法门。自中国加入WTO后，整个国家热烈拥抱全球化，奥运会和世博会两大盛会的主办权分别落入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手中，中国由此步入城市发展的颠狂时代。

2005年1月27日，北京市政府提交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获得国务院批复开始执行，它的近期规划主要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远期规划针对后奥运时代直至2020年。它提出北京总体空间结构为“两轴－两带－多中心”：“两轴”指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和根据传统7.8公里的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向北延伸而成的25公里的新南北轴；“两带”指“东部发展带”和“西部发展带”；“多中心”包括八大城市职能中心。其中的一个职能中心奥林匹克中心区便设在传统中轴线以北的区域，包括多个奥运场馆和设施，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等。这些奥运场馆和设施早在2002年就开始采用国际竞赛的方式，邀请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机构参与设计。作为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和开幕式所在地，国家体育场最后由瑞士的赫尔左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夺得设计权，他们的“鸟巢”方案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国家意志，并创造了既富中国特色又具当代精神的夺目形式美感。

奥运会被视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展示中国实力的机会，因此，众多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要赶在它之前完工，奥运建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除了实体展示，中央政府还抓住奥运这一事件在其它方面进行布局运筹，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在2006年11月4－5日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一直把投资非洲当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外交策略，利用过去援助非洲所积聚的感情基础，中国大量介入当地的基础建设，甚至要把深圳的经验引入非洲，在那里设立多个经济特区，通过激活当地的经济来换取各种资源，并在外交上与非洲各国结盟来抗衡美国。事实上，来自中国的热钱和中国政府的灵活手腕早已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势力迫出非洲。在奥运前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可以说是中国“反向全球化”策略的一次盛大宣示，与此同时，北京也正好藉此来演练对多年来令人头痛的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作准备。在论坛期间，北京封存50%以上的公车以削减车流量，私车不提倡上路，动员使用公共交通，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结果收效显著，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开玩笑说，希望非洲朋友迟些离开，这样北京的道路可以继续保持畅通。

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进一步采取了这些经验，推出私车单双号轮换出行的措施。它虽可解一时之困，却并非治堵的根本。兴建超级大马路，对道路进行分级，摊大饼式的环路设计，都跟不上日渐增多的私车的需要，反而令城市交通陷入死局。而举办世博会的上海，却因路网密集，道路小但单行线多，轨道交通建设良好，得以避免出现死堵的尴尬局面。如果说北京举办奥运是出于政治和国家认同的需要，上海的世博会则更多关注民生层面，它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一个肯定句式的口吻，把城市化推上了一个未来的美好愿景，并让它落在生活的支点上。城市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角，它反映出世博会对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过渡到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观察，但在展览形式上，仍采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分类和组织方法，以国家馆作为展示单位，收集世界各国对于城市化问题的最新思想观念和技术成果。由于展览内容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加上中国民众对它所展示的未来新世界的疯狂热情，上海世博会的参观人数累计达7304.88万，刷新了世博会的历史纪录。

不过，尽管上海世博会向世人展示了这个城市雄厚的财力和基础建设方面的骄人成就，但蜂涌而来的观众导致的混乱秩序，以及中国人在参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德心和礼仪的缺失，却饱受非议。它暴露出中国在城市运营、管治和公民教育方面的水平，仍不能与这类大型国际活动相称。虽然北京在奥运会期间通过民间智囊习得一些较为聪明的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例如高志凯提出的“鱼钩理论”便让外交部和公安部学会用合理的方法规避和平抗议人士有可能引发的公关危机)，但上海世博会对那些狡猾无礼的观众的失治却是一个令人羞耻的败绩。随后广州主办的2010年亚运会，无论官方或民间的宣传中那些错漏百出的英文都令人啼笑皆非。大型活动虽然可以为城市品牌增光添彩，但如果操办不当，它的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当广州办完亚运，又传出要申办下一届世博会时，人们便不禁怀疑，这个城市是否太自不量力了？它可以把Zaha Hadid设计的广州歌剧院建成一个偷工减料、面目全非的山寨建筑，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它的执行和实施能力？

奥运、世博和亚运分别为北京、上海和广州催生了许多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然而在盛会过后，这些建筑如何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如何和市民发生关系，它们的长期使用和运营便成了问题。这和中国各地将要兴建1000家博物馆，却缺乏展览节目策划运营的人才资源同理。自Frank Gehry设计的比尔包鄂古根汉美术馆成功地帮助比尔包鄂实现城市复兴，创造了旅游经济的奇迹之后，所有城市都开始迷信大师建筑。但据《纽约时报》2007年的一篇报道，比尔包鄂市民很少去古根汉美术馆，他们认为这种从美国移植过来的私立美术馆制度以及它的建筑只是为游客准备的，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他们在西甲足球联赛中追捧比尔包鄂竞技队的热情远胜于对Frank Gehry建筑的膜拜。这个建筑可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但并未能与这个城市的本土文化发生联系。比尔包鄂市民的反应给大肆流行的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层理论一个有力的反证，城市转型不能单一依赖创意产业，最重要还是要从本土资源和现实出发，否则无法激发本地市民的参与。对中国而言，在沈阳铁西区复制一个北京的798艺术区是荒谬的，因为前者根本没有后者广阔深厚的艺术家资源和相应的艺术机构；而在河南安阳兴建中国文字博物馆则在情理之中，因为安阳是中国上古文字(甲骨文)的出土之地。

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

自工业时代结束，第三产业兴起和消费时代来临，全球城市均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的转型。大量原本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开始衰败，它们不得不寻找城市更新的机会。新产业所需的发展空间除了可在不断扩张的新城区获得之外，更希望在旧城的功能转换中兑现。在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新兴房地产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不仅在郊区农村进行征地发展，同时也介入旧城改造，通过大规模的拆迁获取它们所需的空间。推土机和挖土机在一种强大的资本逻辑之下隆隆运作，把它们逐利的巨铲和魔爪伸向大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拆迁自那时起便成为中国城市的恶梦，在进入新千年后，更被冠以奥运、世博及其它大型公共事件之名，变本加厉。历史保护虽然被写在每个城市崭新的总体规划之中，但一旦遭遇现实利益，马上变成一纸空文。北京作为多个朝代的首都，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留存最丰富，在这一狂潮中受灾也最严重。

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起自金代，当时称金中都，后元灭金，在废都的东北位置另起元大都，都城平面由刘秉忠主持设计，明取替元后，延用了元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将旧都拆毁重建，明初期完成内城，嘉靖年间起建外城，但只建了南半部，所形成的凸形平面被清继承，一直持续至今。北京城按天圆地方的观念被建成一座方城，皇城处于中央位置，象征最高权力，在向外辐射的过程中，权力随着与皇城距离的近与远逐步递减，呈现出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结构”的特点——上至国家社稷，下至乡土社会都适用的一种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把中央政府所在地设于中南海，把长安街发展为东西轴线，沿线为各部委和重要国家机构兴建新的办公建筑，与传统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使之成为北京甚至整个中国的中心点。新政权保留了皇城的所有建筑，但由于把行政中心设于旧城，新旧建筑杂处，令传统风貌大受影响。在建国后的历次改造中，旧城城墙和城楼被严重拆毁，从明清一直保存下来的古老都城再难完整，因此，新中国之后的北京城市规划备受争议。

2002年，由北京规划委员会编制的《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出版，试图修正北京城市建设中一直存在的漠视历史的作为，把历史保护作为法定政策写入官方文献中，但这本售价600元人民币的煌煌巨著只能进入少数专业人士的视野，而与一般市民无缘。2003年，新华社记者王军耗时十年写作完成的《城记》出版，作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资料，采访超过50位当事人，以炽热真挚的感情，理性入微的分析，对北京城残缺不堪而仍然拆声不绝的现状展开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当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旧城改造和大拆大建在北京行之已久，民间怨声载道，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所以《城记》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大家争睹为快，并议论纷纷。《城记》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位像Jane Jacobs一样的知识分子，以自发的调研和庶民的角度，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像Jane Jacobs的伟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样，《城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在满怀激情的叙述中，饱含着一种与城市生死与共的磅礴壮烈的道义感。特别是它所披露的梁思成为保护古都所付的毕生心血以及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1950年提出的在北京新城另设行政中心的规划方案)，不仅引发新一代中国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共鸣，也深获普罗大众的认同。

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城市规划必须听命于国家意志，它受权力的制约非常大，其独立的专业空间实际非常小。虽然各城市近几年都建立城市规划展览馆对未来规划进行公示并征询民意，但多数都流于形式，民众参与度非常有限。由于缺乏真正的公众监督机制，长官意志和权力寻租对城市规划的干扰导致城市建设出现资源分配不公，历史保护的原则被利益需求瓦解等严重问题。探索历史保护，一直与城市谋求未来发展空间的需要形成冲突，关键是如何做到平衡。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为例，原宣武、崇文、东城和西城四区位处旧城，受历史保护政策的制约，发展空间有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北京开始向朝阳区东扩，在新千年后中心再北移，奥林匹亚中心区成为最热门的投资地块，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仍要继续在此兴建国学中心、国家美术馆、工艺美术馆等大型公共建筑，旧城的更新发展备受忽略，可能会造成不同行政区发展的失衡。正因为旧城改造困难重重，城市规划更应多投注精力和资源，寻求对保护和发展两难局面的破解。

因为与权力结成依附关系，城市规划常常罔顾民意，更轻视民间的智慧。但一个城市的自我生长，却往往比刻意的规划更具人情味。历史保护不仅要保护皇家建筑，也要注重对民间遗产的传承；不仅要爱惜久远年代的文物，也要把历史的目光放宽，对当下有价值的实践提前列入保育的范围；不仅要动用国家资源，也要动员民间的力量。自文革后，在深圳和广州等较早开始城市化进程的南方城市，因为城市扩张的需要，征用郊区农村的农地用作商业发展，但保留农民的宅基地和农业户籍，当宅基地旁的农地慢慢变成城市，失地的农民便开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多层建筑，一方面用以自住，另一方面用来出租谋生，因为房租低廉，加上行政管治界线模糊，于是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外来打工者入住，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现象。以传统的官方城市规划目光看来，城中村建筑密集，人口混杂，管理失控，是城市必须切掉的毒瘤；但在我看来，城中村是一个包罗万有的24小时方便社区，它为低收入者提供低成本的暂居地，缓解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冲突，并为他们提供通过自我奋斗而完成阶层升迁的跳板，它也是原村民在失去耕地又不能转为市民的情况下，应对急迫现实的一种生存智慧。2003年，我以这样的目光拍摄了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三元里的一部纪录片，在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后，吸引了很多建筑师、城市研究者和艺术界的注意，也改变了这些南方城市政府对城中村的看法。

在2005年由深圳规划局发起，深圳市政府主办的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策展人张永和首次邀请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大学进行深圳城中村联合设计研究，对城中村的价值进行重估并展开保护和改造的论证。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各城市中广泛存在的贫民窟和所谓的“城市死角”。历史保护和旧城改造并不限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还要深入发掘城市自我发展中那些民间的闪光点。在同一届双年展上，一位八旬老太太陈佩君用多年捡拾回来的垃圾建材自己建成的一个蜗居住宅也被邀请正式参展，这一方面是对民间智慧的致敬，同时也激发了市民参与的精神。在历史保护和旧城改造的探索中，王军提出的重新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激活产权交易，让民间资金自行参与旧房的修缮和改造，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上海新天地的平移重建模式就是民间商业资本摸索出来的经验，如果民用旧宅也能合法交易，利用市场原则引入民间资金，确保私有产权不受侵犯，那么自己的房产破损的话产权人肯定会自愿修缮，而不用依靠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拨款。

城市公民运动

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其实是整个国家对城乡关系的重新调整，而城市更新则是对城市社会资源和各种产权的重新分配，它们对现存利益格局产生冲击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如果我们有幸能读到将来的历史学家对今日中国的回顾，那么城市化和城市更新必是他们厚笔浓墨奋力书写的最显要的章节。在眼前这种迅疾急速的变革中，维持社会公正，照顾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如有不慎，则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政权颠覆，一场令人不堪设想的革命将演变为现实。发生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政治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因为它传达出对社会公正和公民平权的呼唤，它虽然与产权分配无关，但却关系到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对社会资源的平等分享。它发生于广州这个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一个因不带身份证上街而被收容继而被毒打致死的普通公民，因被《南方都市报》披露而导致众多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废止限制公民自由流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孙志刚的死换来一条恶法的废止，为新千年后的中国树立了一条维护生命尊严的准则。

同样是在广州，2005年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则是一起典型的因城市化而引起的公民维权事件。已被划入广州市番禺区的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因不满村委会非法倒卖集体农地用于工厂建设，不能发放征地补偿款和财务不透明而依法发起对村主任的罢免动议，并重新选举村委会。由于区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动用了上千警力拘捕村民，罢免行动失败。太石村事件是众多农村征地事件中，最能体现农民的权利和民主意识的维权运动，它揭示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的黑暗现实以及在中国城乡关系调整中的激烈冲突。中国农民一直是城市化运动的牺牲者，靠近城市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城市低价征收，远离城市的农村则源源不绝向城市输送廉价劳动力，土地性质的改变导致无地可耕，劳动力的流失又使土地荒废，进城务工则因为户籍制度的阻隔而无权分享城市的公共资源，他们在城市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补贴破产的农村，中国在封建时代的城乡互哺关系转化为一种倒悬的迫人现实，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城市化时代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2007年，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致力于解决这个顽疾，据2010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对成都的封面报道，似乎收效甚显。

尽管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传来利好的消息，但中国各地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对抗和暴力事件仍不绝于耳。在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的唐福珍自焚身亡事件，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的钟家自焚事件余热未散的时候，又传来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歧镇寨桥村的钱云会被工程车撞死事件„„感谢互联网和近年兴起的个人媒体微博的出现，令中国社会的能见度大幅提高，同时也令中国的公民维权运动有了日益方便强大的利器。尽管人们不能预见下一个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处，但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转发、评论甚至组成公民调查小组，介入事件，再影响传统媒体进行报道，形成监督，努力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发生。不管这类事件发生在任何穷乡僻壤，它都能牵动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天天上网的公民们，他们成为日渐壮大的公民运动的主体。如果说互联网在今日的城市公民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令它出现无中心、无领袖但更有力、更壮观的新型特点的话，那么2007年3月份在重庆鹤兴路片区发生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应是最强大和最成功的例证。

这一事件发生在《物权法》刚刚颁发不久，它令事件主角吴苹、杨武夫妇在他们坚硬强悍的性格底色之上再添加了一层新鲜有效的法律保护，但真正能让他们成功获得拆迁赔偿的却是那张深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孤岛”图片，它在网上的出现迅即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并引发了一直以来不满暴力拆迁的民意的井喷，网上声援声浪日甚一日。大量国内外媒体被网上这张图片牵引到事件现场，紧接着的海量报道令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的焦点，甚至连欧洲的成人杂志也刊发了消息。它迫使重庆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最后赔偿得以合理解决。这一事件第一次冲破了“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行政命令，让它之后的所有类似事件得以在传统媒体曝光，与互联网形成互动舆论。这是迄今为止并不多见的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而达成完满解决的唯一拆迁事件，也成为市民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非暴力、无伤害维权的成功个案。

除了这些有直接个人利益驱动、以地权和产权为主要诉求的公民运动，过去几年还出现了一些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倡导城市历史保护，维护集体记忆的大型街头运动，而且非常有意义的是，这类活动的主体都是年轻人。2006年11月，香港政府为了实施中区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决定清拆有近50多年历史的天星码头及爱丁堡广场的钟楼，引发众多年轻人前往示威抗议。他们闯入码头工地，登上了推进中的推土机，在对抗行动失败后，马上又转战附近也要被拆的皇后码头，从自发、松散的状态改为成立“本土行动”的组织，开始长期占据皇后码头，在那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到后期还进行了静坐与绝食。这场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直到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进行清场和强拆才告一段落。这是一场由香港新生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他们都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学生、网志编辑、独立记者和自由职业者，以97回归作为自己思想成长的分水岭，拒绝战后婴儿一代的精英倾向和殖民印记，俯身到香港的庶民历史中去找寻香港身份的认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体性——天星和皇后码头所在的中环滨海区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庶民抗争、集会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凝聚着香港民众的历史记忆。(详见拙文《城市更新及其对抗》，2008年2月《SOHO小报》。)

在认识了他们之中的几位核心成员朱凯迪、陈景辉、周思中和邓小桦等之后，我于2009年3月27日邀请他们到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来参加“八零后的社会空间”的公开讨论，与本地的同龄人就年轻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社会和话语空间这一话题进行交流。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第一次接触“八零后”的概念，回到香港后很快就借用它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来运作更大规模的“反高铁”运动，吸引更多香港年轻人参与，使“八零后”变成一个令香港政府头痛的新名词。更有意思的是，香港“八零后”走上街头的活跃身影通过在电视和报纸上的频繁曝光，对近邻的广州年轻人产生感染作用，间接催生了2010年7月25日和8月1日分别在广州江南西地铁出口和人民公园的两次保卫粤语的公开集会。虽然“撑粤语”的诉求略显牵强，但他们要从地方文化保育入手展开自己的社会行动，要在历史的舞台上集体亮相的冲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不禁令人对一向以自我快乐为准则，甚少关心社会事务的中国“八零后”和“九零后”刮目相看。

面对日益频繁的个人和群体事件，政府应检讨它背后的制度根源，并尽快寻求改革方案。维稳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单一的打压不能换来社会的稳定，而只令民怨越积越深。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有效方式，它对政府管治提供的是一种有效的助力，而不是它的对立面。所以政府应开放更多通道给民间力量，给NGO提供更多的信任和空间，让它们进一步发挥润滑社会的功能。互联网不一定是覆舟之水，它提供的民意平台，善加利用和处理，将会为政府保驾护航，使社会安全平稳地行驶。年轻人的冒起，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后受人指使，而是身份意识的渴求，是社会和历史责任的萌芽，更是独立思想的成长。有后进若此，乃国家之幸也。未来，一定是他们的天下！

2011年1月1日至4日，北京。

本文发表于2011年1月15日出版的第339期《新周刊》专题《新世纪十年回望》。

第二篇：智慧城市参考文章

建设智慧城市,成就美丽中国梦

城市是人类文明精华的汇聚之地，中国城镇化进程步伐不断加快，到2025年，中国将会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改善了人类生活，但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和需求的多元化，使城市发展和管理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创新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增进市民福祉，是城市管理者面对的重要使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建设智慧城市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具有紧迫性。

全球许多国家相继提出智慧城市战略。例如：欧盟提出了“智慧城市与社区欧洲创新伙伴行动”，旨在实现“智能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日本出台了“i-Japan战略2015”，旨在利用智能化技术改善工作与生活，增强城市活力；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国2015计划”，旨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智慧城市代表了新常态下城市发展、运行、管理和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光网络、无线网络、移动互联网等通信和信息技术手段，感测、传送、整合和分析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对公众服务、社会管理、产业运作等活动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构建城市发展的智慧环境，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城市形态，形成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如大江东去，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2014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同步推进，深度融合；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及发展方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等20多个部门密集开展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试点示范等大量的工作，并进行了积极的落实。

统计表明，全国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已经提出准备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是否建设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否提高的一个标志，还标志着城市化进程程度、城镇居民生活幸福程度、平安城市和健康城市的发展程度。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个系统性文件，阐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组织保障。

信息化带来的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的改变，已然倒逼城市建设机制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一个技术方案和项目建设问题，在发挥政府规划和引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放开准入、放开市场，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力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建立新机制，开创新局面。

中信国安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秉承中信国安集团“国安永远争第一”的企业精神，以信息产业为主营、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资本运营为纽带，拥有相应领域的完备的牌照资源和政策支持，具备金融、运营、资源整合方面的强大整体综合优势。

作为智慧城市战略的重要承载者，中信国安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构建了全面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的业务布局和组织体系，以产业布局为大出发点，不谋局部利益，专注于推动中国智慧城市长远发展，以专业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提供具备战略意义的智慧城市运营服务。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引领者，中信国安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中信集团强大的资金支持、自有的智能视频分析和云计算大数据核心技术、丰富的高端运营服务经验以及雄厚的信息技术资源和研发能力，专注于开展创新形式的智慧城市投资、建设及运营一体化服务，提供涵盖智慧城市金融服务、顶层设计、建设交付、系统运维、商业运营等全产业链服务。

中信国安城市运营的智慧城市方案主要包括视频云与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心、城域数据网络、物联感知、智慧应用等部分。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建设了大量信息系统，中信国安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贯彻服务于政府的原则，始终坚持在支撑政府部门原有业务基础上，进行数据和资源整合，在原有以政务小数据为主的数据中心基础上，增加视频、设施管理、健康、教育等数据，形成全面丰富的城市大数据，支持跨部门共享和融合应用。

创新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模式，解决政府投资难题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解决服务质量，效率，规模不足等突出问题，由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是创新公共服务、加快产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等部门多次发文，对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模式进行了积极推进。

中信国安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中的“建设-拥有-经营”BOO模式，企业投资建设和运营，政府按采购服务。此模式能够帮助政府迅速完成智慧城市的建设，避免了自己建设带来的初期巨大投资和融资难题，节省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避免产生地方债务，同时能解决IT资产折旧快等问题，可实现政府资金整体投入下降30%，推动智慧城市项目的快速交付和可持续良性运行，并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技术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一体化公共信息云平台，完美支撑政府部门原有业务的同时，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和融合应用

传统的政府部门信息化系统是由各部门分别独立建设，一体化公共信息云平台集中为各部门工作开展动态提供计算、存储、网络、数据资源，是在现有的业务应用基础上做提升，而不是要改变现状，不仅不会削弱各部门的行政权力，反而会使各部门的行政权力能更有效的行使，满足行政问责到位的要求。一体化公共信息云平台提高了资源利用率，相对于各部门分散独立建设的传统架构，能够减少65%硬件投入需求，节约运行能耗和建设成本。集中建设同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极大提高办事的效率，市民和企业可获得政府更高效的服务。云平台为业务应用提供了资源池，在应用开发商更换时，应用可被快速开发部署，实现部门的业务连续性。

政府应用在一体化公共信息云平台运行起来后，会积累海量城市运行数据，形成包括食品安全、无线商圈、健康、市政物联网、视频在内的大数据，这将激活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创新，包括智慧平安、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城管、智慧农业等。这些大数据应用，将推动创新型企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

其中城市级别的共享视频大数据云平台，可支撑政府各部门的深入应用，实现城市级别海量智能视频分析，满足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等需求，同时兼顾灾难事故预警、安全生产监控等能力。

集装箱或模块化数据中心建设周期短、绿色节能、便于移动，支撑云平台的高水平运行。

感知驱动的自动化管理，助力物联网产业发展

利用先进传感技术、智能技术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自动、实时、全面透彻的感知，形成感知数据驱动的管理模式，变人为管理为自动化管理。中信国安采用基于智能路灯的物联感知网络，形成覆盖城市的无线自组织数据网络，实现对市政设施、水电气热油地下生命线、工地、空气、水体、固体废弃物的全时空监测，守护城市的安全平稳运行和蓝天绿水。

中信国安可利用自身的与国内外高端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资源，在新型传感器、核心芯片、智能嵌入等物联网领域聚集各类高端技术企业，与政府共同打造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产业集群。

市场运营推行智慧民生，实地落实政府惠民政策 中信国安采用市场化模式推进智慧民生，通过大数据运营来获得回报，无需政府投资，无需消费者买单，既协助政府实现行之有效的行业监管，又能够提供便民服务。

智慧食品质量监督，采用条码感知技术，实现消费者对商品追溯信息和检测信息的快捷查询，对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供应链环节信息全面把握，让民众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

智慧商圈结合室内无线网络定位、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室内定位、商圈信息、移动支付等移动互联服务，同时帮助商户洞悉客流动态，提升营销管理水平；更能激活城市商业热点，推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经济的融合和创新。

当前是中国城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发展，信息化将深刻改变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中信国安城市运营科技公司专注于开展创新形式的智慧城市投资、建设及运营一体化服务，帮助政府加大信息数据共享力度，实现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实现用智慧为人民构筑幸福生活和共享时代发展成果的美丽中国梦。

第三篇：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逻辑正发生变化

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逻辑正发生变化......现在，能与“区块链”抗衡的现象级热词，也就只有“新零售”了。媒体也不再热衷于讨论谁是“互联网之城”了，取而代之的谈资是“新零售之都”。1 两会拉开帷幕，新零售成为热点话题，昨天，来自四川山区的人大代表李君专门造访了北京盒马鲜生门店，引起不少媒体的报道。这个原本由阿里巴巴2016年首创的概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成为一个全民热点。马云说“未来十年二十年，将不再有电子商务这一说法，而是会诞生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的‘新零售’”。被阿里战略投资的银泰百货

当前，阿里、腾讯、京东、苏宁、万达等中国最当红的企业巨头纷纷斥巨资布局新零售，线上线下、大城小城、东西南北中360度混战。2017年，仅阿里与腾讯两家企业的线下商业投资，都至少达到1000亿元。就连一向高调怼电商的杭州娃哈哈集团，也开始向现实妥协，宣布与蚂蚁金服合作，正式牵手新零售。

在现实中，不少城市也纷纷提出打造“新零售之都”的口号，福州市甚至把这个目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媒体也不再热衷于评选“互联网之都”这个老称号了，而是连篇累牍地谈论起谁是“新零售之都”了。据说，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上海，这似乎让上海在“错失移动互联网浪潮”的质疑声中又扳回一局。老实说，上海的优势的确很明显，一方面上海的零售体量极为巨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7年刚刚超过北京，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没有谁比上海更有资格谈论零售。另一方面，上海正在成为各种新零售业态的试验场，被誉为新零售第一网红品牌“盒马生鲜”首家门店就开在上海，同时，上海也是国内最先开通“天猫超市1小时达”服务的城市，其拥有的新零售智慧门店已高达5183家，在全国无出其右者。不过，如果据此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零售之都”就是外行了，理由很简单，新零售之“新”，不仅仅体现为新技术与新金融，更体现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一种去中心化乃至碎片化的商业分布模式。

在此意义上，“**之都”则是一种单中心结构，它意味着大中小城市在商业资源的分配上仍是金字塔结构，而这恰恰又回到了传统的零售时代，与真正的”新零售“南辕北辙。被认为是新零售“第一网红”的盒马鲜生2

先来重温一下那个光辉的传统零售时代。我们一直认为，在传统零售时代，中国只有两个城市有资格称之为“零售之都”：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广州。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是十里洋场、声色犬马之地，是当时中国无可匹敌的商业中心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全国物资统一调配，市场关门、交易停止，但上海是财赋重地，太大、太重要，国家给上海仍然留了一条小口子，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上海还有像样的供销社。

上海外滩，曾经的“十里洋场”

那个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商品的代名词，外地人去一趟上海，都会珍惜机会大包小包采购，买衬衫、手表、肥皂、热水瓶、糖果，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表、百雀羚等沪上品牌是一代中国人的记忆。广州作为中国商贸之都的历史比上海还要早，明清两朝相当长的几段时间里，举国封闭，唯广州一口通商，这座城市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中西方贸易唯一的通道，人们只有在广州还能买到五颜六色的商品，连皇室喜爱的钟表需要从广州购买，而外国人所钟爱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只有到广州才采购到，十三行的买办富可敌国，所谓“金山珠海、天子南库”，那是广州作为一个商都最辉煌的时代。历史上广州十三行的盛况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再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桥头堡，成为当时各种商业创新的试验场，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自选式超级市场（友谊商店）、中国第一个商业步行街（上下九）、第一个购物中心综合体（天河城），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说广州是那个年代的“零售之都”毫不为过。3 可以说，在最近几百年的前互联网时代，广州和上海轮替成为中国的“零售之都”，但这个地位其实是建立在权力光环或者说特许经营的基础上的，具有独特性与排他性，是其他城市复制不了的。

那么今天，沪广座商都能否再续历史的荣光，问鼎中国的“新零售之都”呢？答案是不会，因为新零售的关键词是“新”，而不是“零售”，这里的“新”是要颠覆整个传统零售业的基础逻辑。众所周知，传统零售对地理位置十分敏感，比如LV专卖店、苹果直营店、星巴克这些业态原来只会出现在大城市的中心地段，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在过去没有机会购买到这类商品和服务。再比如，一个主干道的沿街商铺与内街小巷的商铺，可能只隔几百米，但其商业价值可能有云泥之别，租金相差5到10倍都正常。

但在新零售时代，互联网把地段拉平了，中小城市的人们通过电商平台同样能买到奢侈品与苹果手机，其在消费上的广度与深度与大城市已无二致。同样，沿街旺铺与内街商铺在O2O平台上，是完全平等的，前者在流量导入上没有任何的天然优势。换句话说，新零售颠覆了城市传统的地段秩序，犄角旮旯的内街小巷与中心城区沿街旺铺，完全被拉平。以阿里巴巴的诞生地杭州市为例，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杭州只有5700亿元，只相当于广州的60%、上海的50%，但杭州企业实际撬动的消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字，2016年阿里巴巴一个企业的零售平台就完成了3.77万亿的成交额，这相当于3个上海、4个广州，略等于北上广深之和。如果把阿里巴巴视为一个城市，那它才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之都”，只不过，这个“都”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都城，而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打破地理边界的“虚拟城市”。在运营逻辑上，这个虚拟城市与实体城市完全不同，它的成功，靠的不是“汇聚天下商品于一孔”的权力或者能力，而是“取之于四海放之于四海”的互联网思维。在这个过程中，阿里巴巴只是连接了一切商品，但并没有把它们都搬到杭州的卖场统一发售，这些商品的采购、展示与销售全流程不被任何一个中心城市所把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零售就是要打破“中心城市”一统天下的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在贸易与消费上的平权。阿里研究院连续多年发布《淘宝村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很多淘宝村都不在大城市，而处在犄角旮旯的小地方，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与高端人才，也没有陆港、空港、海港等高级基础设施。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与工商业时代，这些村子都不具备发展经济的条件，但是在新零售时代，它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借用上海广州的大空港、大海港等基础设施从事高大上的国际贸易。

支付宝的全民账单显示，3亿余额宝用户中，1亿来自农村，近1亿蚂蚁聚宝用户中，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用户占了6成以上。另外，从数据来看，尽管从整体支付金额上看，东部沿海占尽优势，但西部地区移动支付市场发展的速度令人称奇：西藏的移动支付比例高达90.3%，其后分别是青海88.3%、甘肃、贵州88%，内蒙古87%。另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夜宵外卖人均金额最高的城市也不是北上广，而是温州、厦门、玉树。

另外，深耕中小城市的大润发、永辉等商超品牌都获得互联网巨头的战略投资。这说明，无论是消费场景还是消费文化，大城市与小城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凸显“消费平权”的大趋势。4 或许我们可以说：

在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个城市不需要特别大的规模、不需要特别好的地理位置，它也能享受到过去只有大城市才有的高质量消费与生产活动，大城市中心主义的时代可能会成为历史。

在新零售时代，世界是平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极差效应”正在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平权效应”，每一个城市都被互联网赋能，都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与公共服务。决定一座城市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可能不再是地理位置、交通设施、行政级别等传统优势，而是它在互联网世界的“连接指数”。一个聪明的城市，应该谋求的不再是拥有什么，而是去连接什么、共享什么。

在此意义上，在新零售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像传统商贸时代那样可以独步天下、傲视群雄的“新零售之都”，无论是北上广这样的传统零售中心，还是杭州这样以新零售见长的城市，都不会独美，因为新零售根本上就是去中心化的，城与城、城与乡，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未来，没有“新零售之都”，只有“新零售之网”，在这张网里，机会均等。

第四篇：治理城市牛皮癣文章范文

未经批准，擅自在树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采用刻画、涂写、张贴、喷印等手段产生的各种小广告，因其量大面广、花样百出、难以根治，被形象地称为“城市牛皮癣”。“牛皮癣”的产生不仅影响了城市的外部形象，也反映了一个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综合素质。

敖汉旗城管局的调查显示，目前新惠街头常见的“牛皮癣”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办证类、招工类、游医类、社区服务类、小商业广告类。

如此量大面广、十分猖獗的“牛皮癣”能在城市中长期存在，成为城市管理中难解的课题，各地虽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整治，却如同“割韭菜”，总难根除。“打蛇要打七寸”整治“牛皮癣”要整合执法资源，采取群防群治的策略，发动市民参与，多措并举，齐下猛药，方可遏制“牛皮癣”的猖獗势头。

1、实行“钓鱼”、“伏击”策略：主是对照号码进行“钓鱼”他若想做生意，必然出现，然后伏击，一举抓获，抓一个罚一个。

2、实行“斩根”行动：张贴者必然有居住地，由此可以展开搜查行动,深入制“癣”者老窝连窝端，此招影响较大，打击面广，可以有效遏制“牛皮癣”。

3、实行“截源”行动：此项工作可以由城管部门先进行取证、查实，然后将号码送通讯部门进行依法停机。

4、实行人海战略：建立奖励机制，鼓励群众去抓张贴者、去揭发幕后操纵者。

5、实行法律制裁：从现有的法律中寻求解决的办法，提高可操作性，依法行政，加大处罚力度。

6、疏堵结合战略：在合适地区开辟一些公共广告信息栏，让合理的信息广告有处安家。

7、实行宣传战略：要深入社区宣传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让市民了解自己在城市管理中应当履行的义务，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城市意识和法律意识;要在媒体上对制中“癣“者及时曝光。

8、利用高科技整治：研究新的涂料，提高清理的质量和速度，对于网络、通讯工具中的“牛皮癣”，要加大监管力度，狠查信息源，采取措施，从源头上遏制高科技“牛皮癣”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张小小的“牛皮癣”能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全社会高度重视，人人参与，群防群治，“牛皮癣”完全消失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第五篇：智慧城市文章(终极版)

城市时代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7.9%上升到2010年的47.5%，提高了29.6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由当前47.5%提高到51.5%，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预计每年将有千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届时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如果说第一轮的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动力，那么下一阶段的城镇化将以信息化为发动机，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化是更高级的城镇化【1】。

早在很多年前，“数字城市”概念就在全世界盛行起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数字城市”已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逐渐被“智慧城市”所取代。在某种意义上，“数字城市”可以说是“智慧城市”的初级阶段，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是城市在信息社会中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实现未来智能城市的基础阶段【2】。近些年，“智慧城市”这一概念在全世界开始蔓延，其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来自于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是追随者。目前，全世界在建的智慧城市项目主要有欧洲的“e-Europe”、韩国的“U-Korea”、日本的i-Japan、新加坡的“智慧国”计划以及德国的T-CITY等等。在中国，虽然智慧城市一词没有明确的正式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当中，但是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地方政府已意识到了智慧城市的技术基础“物联网”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温家宝在2009年下半年曾指出，“在传感网发展中，要早一点谋划未来，早一点攻破核心技术。要尽快建立中国的传感信息中心，或者叫“感知中国”中心。这是首位国家领导人对智慧革命发展的首次回应，并第一次提出了“感知中国”的概念。2010年3月，“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第一次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3】。虽然智慧城市和物联网在词汇表达上不一致，但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

相较于国外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我国政界以及学界对“智慧城市”的态度则略显冷清。至今为止，政界虽出过一些关于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但是与国外政府详细的规划布局相比，甚至赶不上人家的初级设想；学界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基于物联网建设基础上的技术层面的研究，且不多，而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凤毛麟角。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透视“智慧城市”建设战略意义、难点以及战略思考，以期为我国现阶段“智慧城市”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决策依据。

一、智慧城市发展的战略意义

一、智慧城市的内涵及其战略意义

智慧城市的英文是Smart city，国内有的翻译成智能城市，有的译成智慧城市，但社会上普遍接受“智慧城市”的说法。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落实到实际的具体区域做法：通过对城市社会系统如公共服务、能源、电力、交通等进行智能化改造，能够有效减轻城市压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认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网络城市，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标志；武汉大学教授，两院院士李德仁将“智慧城市”形象的概括为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十二五”我们将进入城市时代。在新时代，城镇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内涵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建设智慧城市是经济增长“倍增器”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器”。智慧城市不仅会改变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会改变城市生产方式，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当前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内涵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社会节能减排，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我国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第一，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内涵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我国城镇化历经三十年的发展，城镇化率也有显著提高，但城镇化发展存在严重地“重量轻质”的现象。全国各大城市存在盲目扩张，规划重短期轻长远，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致使“城市病”蔓延。但“智慧城市”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对城市的资源消耗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的更新换代，这些举措将有效的缓解“城市病”。首先，“智慧城市”可以解决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的大城市病。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城市交通日渐拥堵、公共服务水平低下以及环境恶化等等问题。在国家环保总局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和严重污染占60%,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出现煤烟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全国有4亿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3】。

但是，在城市的发展规划和社会管理中中引入智慧因子，将会很大程度上减轻“城市病”的症状，如通过智慧手段，改善水质，实时监控水资源的使用情况，并对其进行合理调度；更加智能化的电网，可随时监测城市的用电状况，并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度。其次，“智慧城市”有利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运行效率，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通过引进信息化技术，实现电子政务，政府不仅可以随时了解城市运行的各个方面，还可以实现各部门之间资源共享，更好的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管理，将能增加城市的发展红利2.5到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引领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最后，“智慧城市”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城乡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正如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报告中支出的：新技术系统正在创造一种在空间上更离散的经济，从而导致都市区范围的扩大，郊区化的加速，城市间的联系紧密，以及城市地区人口的扩散和密度的降低。这一发展趋势将会促使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进行和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4］。

第二，智慧城市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至3倍【5】。信息技术革命在经历了计算机、互联网革命之后，已进入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物联网。物联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基础和保障，涉及到软件和信息技术的开发、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并催生新的技术创新。而处于信息化时代的大都市，信息网络设施成为最大的投资方向之一，信息产品和服务成为最大的消费热点，信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和最大的产业部门【6】。据美国独立市场研究机构Forrester预测，物联网所带来的产业价值要比互联网大30倍，将形成下一个超10000亿元规模的高科技市场。

此外，物联网信息技术会催生出一系列的信息技术产业链，继而催生无数个就业机会。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正面作用在全世界已成为普遍共识。以中国的智慧医疗为例，根据IBM中国商业价值研究院的研究结果，中国在“智慧医疗”基础设施方面投入300亿人民币，将可以直接和间接创造近16万就业岗位，其中大部分是面向大学生的知识型就业岗位。而这些人的消费，则又可以创造20万个服务业工作岗位。

第三，智慧城市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社会节能减排，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智慧城市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将引发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国际经验表明，智慧革命将大量减少森林资源消耗，智慧交通、电网等可以降低能源损耗和废气排放10%以上，促进节能减排。智慧城市通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机结合，进而改变社会的生产、生活、管理方式和发展方式。如智慧交通的应用会大大降低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智慧医疗则可以成为医院与病人之间的桥梁。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可以带来生产方式的转型，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首先，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型。信息技术被大量的应用在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将会促进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并推进产业转型。其次，城市建设中智慧因子的应用也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智慧交通将会使人们出行更加快捷、智慧医疗能让病人在最短的时间接受治疗等等。

第四，智慧城市有利于我国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物联网建设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世界各国都在抓紧规划物联网产业发展，如欧盟的“2020战略”、德国的“T-CITY”实验以及韩国的“U-Korea”等等。相比以上国家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我国对物联网发展的前景的准备虽较前几次技术革命要完善和充分，但就规划和实际操作而言，都相差甚远。历次的产业技术革命证明，谁能成为技术革命的主角，就能成为世界竞争格局中的主导者。

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物联网、互联网和云技术等纷繁复杂的系统。物联网涉及的技术非常多:感知层包括RFID信息编码标准、数据采集、传感器中间件、中高速短距离信息传递等关键技术;网络层涉及有线网络、互联网、无线网络等在内的各种网络信息传输技术，信息安全技术是重中之重;应用层涉及的技术非常广泛，与不同行业的应用结合需要不同的技术，数量非常庞大。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人才要素、技术要素、资金要素向这些新兴产业集聚，从而推动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

二、智慧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考 当前我国建设智慧城市有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划、缺乏相应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受制于技术和资金瓶颈、缺乏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充分人才支持等诸多问题。为切实防止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以上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关系，既要统一规划，避免无序发展、重复建设，又要鼓励差异化发展，突出地方特色与个性。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不顾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盲目引资建设。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已有上百个地区提出建设智慧城市，28个省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初现“过热”苗头。智慧城市建设的确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但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基础或者适合向智慧城市发展。因此，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统一规划，避免无序、盲目发展。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并建立适当的退出机制，把城市建设的主导权交给市场。

第二、要处理好技术攻关与金融支持的关系，坚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两轮驱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民企和民资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高科技产业企业的研发经费通常比一般企业高出2-3倍,高投入构成了技术创新的基础[7]。高投入、持续时间长以及高风险是高科技产业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让很多企业对高科技产业望而却步。因此，金融支持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必不可少并且至关重要的条件。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得到了证实。Hicks（1969）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市场是引发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认为，是金融市场的完善为工业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提供了大量、持续、长期的投资，成为了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8】。此外，二战后高科技产业成为了美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

第三、要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集成共享的关系，既要重视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基础设施和应用平台的建设，也要打破各部门独立建设、条块分割的局面，重视信息集成与共享。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体系十分薄弱。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的现象极大的阻碍了公共资源共享，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很多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各种法案来提高政府资源共享效率。美国制定了《信息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欧盟则制定了《公众获取欧盟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文件法令》、《欧盟公共部门文件商业开发利用指令》等法规。我国也有自己的信息共享法规，但从总体上来看相对滞后【9】。智慧城市从计划、着手到完成，需要各部门、各市、各省之间能通力协作，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共资源的效率，防止重复建设，减少成本。

第四、要处理好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的关系，坚持标准统一和法规完善先行，来保障智慧城市安全运行。在当今世界竞争格局中，掌握标准的制定权即意味着竞争的主动权。我们要高起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着眼于技术标准，争取制定符合国际发展并被其认可的标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智能城市建设中的技术标准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要达成一致意见，应避免双重标准。同时，应加紧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云计算体系建设，完善国内标准体系建设，抢占国际标准市场。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要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结合国情和产业发展状况，制定符合市场并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标准。

第五、要处理好典型示范与整体推进的关系，既要优先发展一批示范工程以积累经验、发挥引领作用，也要引导企业和居民参与，实现智慧城市整体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执行向来遵循先示范，后推广的路线。智慧城市建设涉及面广，一旦失败，将会面临重大损失。先做好典型示范，总结经验，再整体推进，从而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要考虑地方差异性，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进行推广。在推广的同时，要引导企业和居民的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中，企业和居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积极引导居民对智慧技术的认识和掌握，从而有利于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第六、要处理好产品开发与服务引领的关系，以产品开发带动服务的发展，用服务引领产品开发，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推进智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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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 【4】.辜胜阻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07-17 【5】.信息化对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及对策 经济地理 2004年3，p221-225 【6】.辜胜阻 论国家信息化战略 中国软科学 2001-12 【7】.辜胜阻 论国家信息化战略 中国软科学 2001-12 【8】.黄国平1,孔欣欣2 金融促进科技创新政策和制度分析 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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