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第一篇：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当今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及创新应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迫切要求政府治理加快由封闭管理向开放治理转变，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由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由粗放管理向精准化管理转变，由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转变，由此实现社会治理思维的变革、社会治理手段的改进、政府决策技术的进步、风险掌控能力的提升、公共管理流程的再造、社会协同治理的进阶。

■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必须逐步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重“服务覆盖”向重“服务体验”转变、从“被动提供”向“主动提供”转变。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一步，是要把传统的办公室集中办公、纸质公文在不同部门之间传递的方式改造为无纸化、网络化、虚拟化的新方式，实现政务流程信息化，并运用互联网实现政务网上运行。

■需要警醒的是，如果没有跨领域、海量性、专业化的数据开放共享，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就是一句空话；但如果一股脑不加辨别地将所有数据全面开放，则可能带来隐私机密大泄露、经济大波动的灾难。

当今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及创新应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已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树立大数据思维，借助大数据手段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大数据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全新契机

大数据不仅将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尤其是政府治理也将因之发生深刻变革。一个以大数据倒逼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态势正在形成，政用大数据已经成为大数据创新应用的大势所趋。对此，我们决不可回避。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面临艰巨挑战。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政府治理面临大量新挑战新情况。从发展现状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推进，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大量“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常住人口变成流动人口，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政府需要处理、应对的公共事务的规模和种类海量增长，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传统的治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从群众需求看，随着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广泛运用，人民群众对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新特点，对服务的体验感、参与感、精准化提出更高要求，既有的强调标准化服务的“老办法”，也面临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新问题”。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大势所趋。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迫切要求政府治理加快由封闭管理向开放治理转变，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由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由粗放管理向精准化管理转变，由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转变，由此实现社会治理思维的变革、社会治理手段的改进、政府决策技术的进步、风险掌控能力的提升、公共管理流程的再造、社会协同治理的进阶。大数据将成为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最有力推手。在大数据思维下，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决策、精细管理、精准服务将成为常态，将大大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推进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智慧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成功案例。事实证明，政府部门通过应用大数据可以大幅度提升生产力和工作效能，并有效降低管理成本。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积极推动政用大数据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贵州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在大力发展大数据及其关联产业的同时，着力构建政府数据交互共享平台，推动政府数据融合共享，不断挖掘大数据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创造性提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进行数据留痕、融合分析，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提升了政府行政效能和权力运行透明度。

二、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几点思考

大数据在政府治理方面应用前景广阔、使用价值巨大，关键是要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全新机制。

以大数据助推权力制约无缝化。监管权力，核心在于编织权力制约的“笼子”。实现权力制约无缝化，就是要实现权力监督常态化、规范化，实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倒逼政府自觉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对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全程记录、融合分析，及时发现和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挖掘分析出各类不作为、乱作为及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和“蛛丝马迹”，并通过实践不断使这一探索更加合理化、规范化、科学化，从而形成无缝化的“数据铁笼”，完善权力监督和技术反腐体系，提升政府效能和治理能力。

以大数据助推政府决策科学化。当前，由于政府决策、施策的事项纷繁复杂，各类矛盾交织、各种变量融合的情况比比皆是。缺乏数据支撑的决策特别是凭经验做出的决策，往往“顾此失彼”，科学性、前瞻性不够。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利用数据关联分析、数学建模、虚拟仿真乃至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基于广泛、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模块化分析和政策模拟，为决策提供更为系统、准确、科学的参考依据，为决策实施提供更为全面、可靠的实时跟踪，推动政府决策由过去的经验型、估计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最终实现政府决策机制再造。

以大数据助推政务管理精准化。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务，传统的管理思维往往停留在增加编制、增加人员、增加经费等层面，信息化手段运用不足，止步于粗放式管理。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进行政务管理，通过数据的“留痕”、关联分析，对诸如市场监管、检验检疫、违法失信、消费维权、司法审判等各类数据进行交叉融合，精准掌握企业、个人等各类主体的真实状况，准确把握、及时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监督管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同时，通过深度数据挖掘分析，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动向和违规违法风险进行预测预警，促使政府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联合行动的基础上，实时响应、处理公共事件和公众诉求，对各类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实现从事中干预、事后反应向事前预测、超前预判转变。

以大数据助推公共服务多样化。过去，政府公共服务往往追求一体化、广覆盖、“一刀切”，容易忽略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必须逐步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重“服务覆盖”向重“服务体验”转变、从“被动提供”向“主动提供”转变。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为多样化服务开辟广阔空间，从而倒逼政府服务模式创新，使医疗、养老、扶贫、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化、人性化，使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成为现实。

以大数据助推治理模式多元化。随着海量数据的聚集、融合以及大数据思维手段的广泛应用，要求政府既有治理模式加快从一元转向多元，切实提升共治力、善治力、综治力。比如，要稳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数据开放将不仅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更是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创新创业氛围的基础性支撑。应加快推进从政府“一家独大”向“政府搭台、社会唱戏”转变，使共建共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网络状、实时化、多维度的政府、社会协同治理结构和格局。需要强调的是，大数据在为政府治理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会给个人隐私、企业机密、政府公信乃至国家安全带来挑战。政府必须强化主导和主力作用，既要大力推动数据开放和共享，又要全力确保数据安全。

三、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技术路径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一项新生事物，必须敢想敢干敢试，用新思路、新技术开辟新路径、打开新局面，开启政用大数据发展的新征程。

夯实基础设施。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一步，是要把传统的办公室集中办公、纸质公文在不同部门之间传递的方式改造为无纸化、网络化、虚拟化的新方式，实现政务流程信息化，并运用互联网实现政务网上运行。需要指出的是，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化不同于以往电子政务工程，更不是简单地将政府行政过程由物理空间转移到网络空间，而是为政务流程的数据再造提供基础和平台。因此，从一开始就要始终高度关注数据的来源、安全、汇集等问题，预先做出技术和制度安排，为下一阶段工作打好基础。这一步可以称为“信息化”。

强化数据关联。大数据的价值不在于数据有多大，而在于其关联度有多高。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二步，是要提高数据结构化水平并通过数据留痕记录权力运用的过程，找到数据之间的关联。和信息化不同，这一步强调的是实现数据留痕、数据汇集、数据关联、数据分析和数据智能，系统提升政府效能和公信力。这就需要将数据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顶层设计入手，统一数据标准，提供数据接口，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数据的结构化水平和数据汇聚程度，从而能进行更快更好更强的数据融合分析，以此来改进服务，优化流程。这一步可以称为“数据化”。

推进流程自动。治理能力强弱的标准，在于能否更快速、更高效。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三步，是要实现计算机对数据的自动流程化管理。这包括五个环节：一是身份数据化，将人和组织数据化，实现对其身份的识别和确认，找出和问题相关的群体；二是行为数据化，把人和组织的各种行为数据化，以确定一些跟人的身份相关的行为轨迹，进而把握规律和行为缘由；三是数据关联化，对人或组织的身份和行为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挖掘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关系；四是思维数据化，研究人或组织的行为数据背后的思维的数据化表达、记录方式，进而分析动机、目的和深层次心理反应；五是预测数据化，在汇集各类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激活，预判下一阶段的发展，找出风险点和薄弱环节。经过以上环节，不需要人为干预，实现政务服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这一步可以称为“自流程化”。

实现跨界融合。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就在于跨界与融合。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四步，是要运用行政倒逼、利益调整等多种手段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按需、契约、有序、安全式开放，并形成不断开闭合的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需要警醒的是，如果没有跨领域、海量性、专业化的数据开放共享，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就是一句空话；但如果一股脑不加辨别地将所有数据全面开放，则可能带来隐私机密大泄露、经济大波动的灾难。因此，数据开放共享必须有边界、有规则、有步骤。可以探索以契约的方式对开放共享的规模、层次、展现形式、使用时限等进行事先约定，并根据相关法律和约定对开放对象数据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从而实现数据开放需求、隐私保护需求和安全保障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步可以称为“融合化”。

按照“信息化、数据化、自流程化、融合化”这“四步工作法”，近年来，贵阳市紧紧盯住“问题在哪里、数据在哪里、办法在哪里”三个关键问题，借助大数据手段，初步构建了有效监督权力运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机制。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任重道远。我们要广泛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理顺发展思路，共创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美好明天。

第二篇：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在2016大数据产业峰会主论坛上的致辞

（2016年4月27日）

陈 刚

尊敬的张峰总工程师、邬贺铨院士，各位嘉宾朋友：

今天的大会是大数据产业峰会，我先讲几个与贵州相关的大数据。

700个百万年之前，在贵州爆发了大规模生物群，贵州进入了地球生物快速进化的阶段。这是人类社会至今为止发现的三个大规模页岩型生物群之一。它是1982年贵州大学赵元龙教授在贵州凯里发现的。

700个世纪之前，人类进化开始直立行走，进入智人时代。700年之前，贵州正式建省。明朝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华夏文明开始在贵州大地传播。

700个月之前，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发明了集成电路。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

700天之前，贵州省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布贵州省全面进军大数据领域，拉开了大数据发展的序幕。

700个小时之前，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完成一年运行，交易额突破7000万元。

700个大数据公司在贵州发展，这是截止今天早上之前的统计数据。

这7个“700”汇聚在一起，既是巧合，也充分体现了大数据的魅力。

贵州大数据发展一路走来，可以说风雨兼程、筚路蓝缕，感慨很多、体会也很多。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就贵州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和大家分享三个观点：

第一，大数据的发展，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全新契机。

当前，社会整体仍处于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心态转变的关键期，政府治理面临着新挑战、新情况。大数据思维和手段的运用，将成为政府治理能力加快现代化的最重要、最有力推手。在大数据思维引领下，通过数据化记录、网络化连接、融合化分析、实时化反馈，我们可以建立起一整套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决策、精细管理、精准服务体系，从而全面推进法治、创新、廉洁、智慧和服务型政府建设，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比如，证监会创造性地开展大数据应用，建立多种数据分析模型，设计“爬虫”软件，深度挖掘网络海量数据，实现了对内幕交易、建“老鼠仓”等违法行为的精准打击。

当然，我们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方面还面临艰巨挑战。比如，还存在对大数据本身概念把握不准确，把信息化建设简单地等同于大数据的现象。比如，有的只是简单追求数据在物理空间上的汇集，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数据彼此封闭，存在“数据孤岛”，等等。但是从总体来看，发展路径上的少许偏差不可避免，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已然是大势所趋，一个以大数据倒逼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新世界”呼之欲出。第二，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推动以数据为核心的流程再造。这个流程再造，关键就是要盯住“问题在哪里、数据在哪里、办法在哪里”三个问题，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全新机制。

一是以大数据助推权力制约无缝化。对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全程记录、融合分析、寻找异常，挖掘分析出各类不作为、乱作为及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和蛛丝马迹，从而形成无缝化的数据“铁笼”。

二是以大数据助推政府决策科学化。利用数据关联分析、数据挖掘、数学建模、虚拟仿真乃至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基于广泛、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模块化分析和政策模拟，为决策提供更为系统、准确、科学的参考依据。

三是以大数据助推政务管理精准化。通过数据的留痕、关联分析，对诸如市场监管、违法失信、司法审判等各类数据进行交叉融合，精准掌握企业、个人等各类主体的真实状况，较大提升政府监督管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四是以大数据助推公共服务长尾化。通过泛在网络、菜单定制、数据挖掘等，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为长尾化服务开辟广阔空间，使诸如针对医疗、养老、扶贫等需求的公共服务变得更加精准化、人性化。

五是以大数据助推治理模式多元化。加快推进从传统的政府信息公开向数据开放转变，从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防范转变，从政府“一家独大”向“政府搭台、社会唱戏”转变，使共建共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网络状、实时化、多维度的政府、社会协同治理结构和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大数据在为政府治理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会给个人隐私、企业机密、政府公信乃至国家安全带来挑战。政府必须强化主导和主力作用，既要想方设法推动数据开放和共享，又要竭尽全力确保数据安全。

第三，以数据为核心的流程再造的主要技术路径，在于实现从信息化到融合化的“四步曲”。具体来讲：

第一步是信息化。就是要把传统的办公方式改造为无纸化、网络化的新方式，实现政务流程信息化，并运用互联网实现政务网上运行。

第二步是数据化。就是要提高数据结构化水平并通过数据留痕记录权力运用的过程，找到数据之间的关联。

第三步是自流程化。就是要实现计算机对数据的自动流程化管理。计算机经过对人的身份、行为、思维等数据进行关联分析，以自动化、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处理全过程，从而实现自动循环、自动检索、自动预警，进而约束人的行为。自流程化是大数据应用的核心，也是其有别于信息化的根本区别所在。

第四步是融合化。就是要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按需、契约、有序、安全式的开放，并形成不断开闭合的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

特别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阳在应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比如，监督权力方面，已在市交管局、市住建局等16个部门开展打造“数据铁笼”试点，对权力运行实施全程电子化、处处留痕迹，通过数据化的记录和监督，不断编制规范制约权力的数据笼子，使权力运行透明、可追溯，实现了“人在干、云在算、天在看”。比如，在全球范围内首先提出了痛客的概念，实施痛客计划，以解决痛点为导向，汇聚痛客，连接创客，形成社会资源的立体化整合。该计划实际上是以互联网改变社会规则的切入点，以痛客的形式实现了“提问者”和“改革者”的分离，对破除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束缚、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领之者强。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任重道远，我们要广泛凝聚政府、社会、企业、百姓的共识，形成发展合力，共创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美好明天!

谢谢大家。

第三篇：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浅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一论断明确提出了“法治思维”概念，强调了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方向及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而前提就是我们党员干部要做好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表率。这样既是做好工作，提高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和自己遵守法律的需要，更能有效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管理工作水平。

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及两者间的相互联系。“法治思维”，顾名思义，是一种运用法治价值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是法治价值在人们头脑的思维形态中形成思维定势，并由此产生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与“法治思维”相对应的思维方法通常可界定为“非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则是指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运用法治手段、法治方法、法治程序和法治规则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依法执行法律规范、依法强化法治监督的实践过程。

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前提，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保障。没有法治思维就没有法治方式，如果满脑子都是人治思维、专制思维、特权思维，其行为方式必然会出现以言代法的家长制、以权压法的官僚主义、徇私枉法的贪污腐败等现象。没有法治思维，依法治国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则难以保障。如果在一个缺乏依法治国的方式、机制和体制的环境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多数人就可能不具有或者不习惯于进行法治思维；即使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较高思想觉悟的人，可能由于缺少专门的法治思维训练或者法治环境约束，也可能不具有或者不习惯于进行法治思维。在基本概念上就有不少人分不清“法治与法制”、分不清“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等等常识性概念，因而在行为方式上出现重长官意志而轻法治规范；重上级指示而轻法治原则；重行政效率而轻法治程序；重个人威望而轻法律尊严；重政绩外显而轻群众权益；重上级服从而轻法律约束；重文件圈阅而轻法律学习；重权力行使轻法律尊严等现象。因此，法治思维习惯的养成，除了依靠法律知识的教育与灌

输，依靠法治文化的积淀与培育外，关键还在于依靠法治方式的落实与规制，在于法治原则、法治规范、法制体制和法治程序等法治方式的强化运用与刚性权威，在于人们自觉增强法治的敬畏感。

二、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思想方式上存在的误区。

在实践中,一些地区或部门的干部虽然认识到法治思维对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深远意义,但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并没有自觉选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问题的原因,主要存在以下8个方面的误区。

一是迷信人治思维“根深蒂固”,认为法治思维不适应中国国情。有的人认为,法治虽是个好东西,但终究是“舶来品”,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人治”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至今仍有巨大惯性。他们认为,简单的法治思维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深奥的儒家道家哲学和礼治传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二是迷信权利集中“一家之言”，认为法治思维在于分权，不利于管理。有的人认为，法治思维是西方“三权分立”的东西，与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不符。他们认为，权利的集中行使，才能解决政府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法治思维的分权意识，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迷信“政策治国”,认为法治思维呆板滞缓。有的人认为,要保持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中国速度”,仍要依靠“政策治国”。“文山会海”虽令人难以招架,但因政策制定方向正确、目的明确、针对性强、责任落实、约束力大,故为最佳选择。法治思维要求严格按照繁琐的法定程序、权限议事办事,缺乏灵活和变通,工作实效会大打折扣。

四是迷信上级权威“决断立行”,认为法治思维效率低下。有的人认为,在中国办事,成功与否取决于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意志和决策。下级热衷于向上级请示汇报,主要是争取实际利益,又躲避决策风险;上级机关要求下级加强汇报,主要是维护权威、提高效率。而法治思维追求平等,打破等级和权威,执行力会减弱,效率会降低。

五是迷信社会维稳“土方偏方”,法治思维解困乏力。有的人认为,在维护稳定的刚性高压下,由于社会普遍不信法,法治思维和方法无用武之地,只能依靠各种游离于法律边缘的有效方法和措施。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甚至明知可能涉及违法的措施,只要“管用”,就可一试。

六是迷信权力行使“利大于责”,认为法治思维责重于利。不少社会精英热衷于跻身公务员序列,除了稳定的工作、舒适的环境外,还有公权力附带的个人隐性利益,工作风险较小。如按法治思维“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切都在法治阳光下运行,公务人员除了不高的工资,“灰色利益”则将被严重削减。

七是迷信真假民意“顺昌逆亡”,法治思维难抚众怒。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问题会被瞬间集中放大,在“仇官仇富”的舆论引导下,网络会形成“暴力”,而党政机关及官员往往会成为牺牲品,稀里糊涂被问责丢官。

八是迷信政绩考核“发展第一”,担心法治思维阻碍经济。虽然主流舆论强调不要片面追求GDP增长,但在当前政绩考核机制面前,只能用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看待发展与稳定。法治思维强调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追求公平正义,当发展与稳定发生冲突时,运用法治思维则本地区、本部门会吃亏。

法治思维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是理想主义；而非法治思维则是现实中国写照,是实用主义。对于每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再沿袭既往解决问题的各种“非法治思维”和“非法治方式”的老路根本行不通，必须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能有效地“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上述重大问题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遵守两个方面质的规定性：一是要通过不断学习，逐渐养成“法治思维”。二是要在形成“法治思维”的过程中，提高自身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方面的能力。

三、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如何在“法治思维”的支配和影响下，运用具体的“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不能畏缩不前、灰心丧气，也不能盲目自大、胡冲乱撞。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坚持 “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的重要论断，通过贯彻落实宪法实施工作，保障宪法的“生命”，维护宪法的 “权威”。要高举社会主义人权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要以宪法为核心，以现代宪法所

倡导的 “人民主权”、“民主政治”、“限权政府”、“人权保障”、“公正司法”、“法制统一”等等基本法治价值，统率依法治国的各项工作。通过崇尚法治价值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进一步弘扬法治文化传统，提升法治价值的影响力，逐渐削减各种“非法治价值”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通过“依法办事”、“唯法是从”、“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等等具体的政策和规范指引，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各项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打造一个与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相适应的“法治小康”。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直指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并成为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常识。我国已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整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阻碍法治进程的主要问题是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核心是必须增强各级领导和司法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的形成,不能依靠几个文件和会议,而是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实践,在“倒逼”机制下,培育和形成法治思维。就我区而言,应重点抓好6个重要环节:

第一，要真抓实干，做到说实话、办实事。

习近平同志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要求我们要避免说空话，说大话，否则就会像赵括一样，只能是纸上谈兵，最终兵败而亡，误己误国。我们抓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做到说实话、办实事。在法律的框架下，在法治的轨道上，在创新社会管理上真抓实干，努力化解全区各种社会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亲情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努力建设“平安颍州”、“幸福颍州”的目标。

第二,要制定“法治颍州”建设基本规划,在顶层设计中贯穿法治思维。

区委要统筹安排,尽快出台《“法治颍州”建设基本规划》,《规划》精神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要求,重点包括依法执政、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建设均应纳入法治轨道。让全区的各项工作步入到正常、有序的法治化道路上来。

第三,要规范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治区理政体现法治思维。

党委依法执政,要求政策制定符合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求,加大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的支持力度,从而更好地支持政府依法行政,支持司法机关公正独立行使职权。在自身建设上,要看工作运行机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的要求,任何组织和干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触犯法律底线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政府依法行政,要求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切实依法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还政于民；要有“作茧自缚”的精神,针对部门实际，制定《行政程序规定》，按章办事，规矩自我；要尊重司法权威,坚持行政不干预司法原则,并依法参与诉讼,自觉履行生效判决。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倡导公平交易，优化辖区内企业外部环境。

第四,要维护司法的公正、独立和权威,以司法力量保障法治思维。全区各级人大、党委、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都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严禁以各种名义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给司法机关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独立办理刑事案件；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规定,规范上下级监督关系和领导关系；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大生效判决强制执行力度,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形成以党委、人大、政府和社会各界为依托，司法机关为主导的社会法治模式。

第五,要创新法治教育、法治文化宣传方式,力促社会崇尚法治思维。

要加强全区中小学校的法治教育,从小学至中学,都应开设有一定课时的法治教育课；要加强全区国家公职人员法治教育培训,鼓励参加在职大学或研究生法学课程学习,接受系统法律思维训练;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深入基层，深入到广大的农村，要创作法治文化精品,树立法治建设典型。

第六,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业绩考核机制,倒逼运用法治思维。要建立法治建设工作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法治建设目标、任务、程序、责任；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机制,将法治指标作为

干部考核和任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识别干部的重要依据;要对有法不依、滥用职权,造成严重损失后果者,依法问责处理，绝不姑息；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级各部门法治建设考核结果,接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

总之,我们推进“法治颍州”建设, 需要营造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社会团体依法办事、全体公民懂法守法的法治城市意识与氛围，让法治思维成为公仆思维定势,让法治精神成为公民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

第四篇：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是巨量数据的集合，这个陌生的名词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使用与发展，中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政府通过大数据治理社会。大数据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让及时的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大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貌似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它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在人们网上购物时，平台储存各用户的购买数据，通过统计、计算得出某些规律，这是使用了大数据;在政府某部门工作中，他们通过对某一些产品的数据统计、比对，从而得出某一些结论，这也是使用了大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举足轻重。这不但在商业领域受到重视，在政府层面同样受到关注。广州市六榕街盘福社区的网格员都配备平板电脑，第一时间记录采集到的信息，配合大数据管理社区。

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9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目前中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

《纲要》认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步实现以下目标：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拓展互联网经济空间，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何哲认为，大数据战略要政府表率推动。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先是需要政府做出表率，在开放数据、开放政府建设方面做出表率。

“要积极构建政府体系的大数据，打通在部门、区域之间隔离的数据孤岛，为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而努力。其次是需要建立大数据发展的标准体系，为整个市场做好标准制定工作，从而指导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何哲说。

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

目前，大数据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领域有几个新方向。云润大数据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晋彤认为，一个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深化管理，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另一个是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在蓬勃展开，行业里涌现了很多机构、企业、专家学者，也出现了各种帮助政府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在可见的未来，利用技术和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将是大数据行业最能出现创新效益的方向之一。

信息无处不在，那么具体到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怎么进行？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外，其他基本就是会议、沟通、文案、信息处理工作，也就是说，整个政府工作基本就是数据处理工作。晋彤说：“抓住政府治理的数据本质，自然会以数据治理作为政府工作发展的核心。”

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数据处理类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采集，这包括平安城市监控信息、人口调查、市民办事信息录入、土地测量、舆情监测等;第二，决策支持，这包括数据分析的结果，以会议（集中或远程）、报告、信息平台系统等形式给决策者以决策依据，之后形成决策进入信息流通环节;第三，信息流通，这包括会议、活动、政策法规公开信息发布、政府发言人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舆情管理等。

晋彤说，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的进步，对政府实行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使人们的各个数据集合成数据集，让决策层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上达天听”，为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所知悉，也使得决策层实时对整个国家、地区、行业、部门的态势进行掌握、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目前在利用互联网和数据能力进行决策支持和社会治理的决心、开放态度和重视程度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国能在数据治理的科学性、严谨性方面如同航天事业那样下功夫，就有机会打造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效、最能服务民众的政府管理模式。”晋彤说。

大数据如何影响社区和公共交通

《小康》记者在了解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案例中，发现多个部门都有进行。以广东为例，它们包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惠州市委市政府、佛山市禅城区委区政府、广东省环境检测中心、深圳市坪山新区智慧社会服务中心等。

如今走在广东某些社区的路上，《小康》记者会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看到一个标识牌，里面是负责本片区域的网格员姓名和头像，而且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例如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基层围绕打造公共基础信息库，解决信息来源问题，建立了网络信息采集员（简称“网格员”）采集为基础，多种信息共同丰富基础资源库的“1+N”信息采集体系，确保信息的鲜活、真实、全面，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5年本区共采集人口信息855813条，比网络化服务管理实施前的2013年增加31%，且采集率、注销率、准确均在97%以上。新区数字化城管和社会综治案件办理数量从2013年的77616件增加到2015年的112888件。

另外，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使用大数据。以广东省委省政府督办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具体部署成立的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通”）为例，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省统一的交通一卡通“类银联”系统，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截止2016年3月，岭南通已基本开通省内21个地市，服务通达香港、澳门地区，累计发卡4920万张。

岭南通大数据云平台是面向公共交通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它根据自身掌握的数据优势，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共交通一卡通大数据，将其应用于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公众出行领域、突发事件处理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公众出行环境。

编辑/陈远鹏

第五篇：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探究

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探究

摘 要：大数据是优化和提升政府扶贫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了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从深入村户、摸底把脉、精准识别，科学决策、因人而异、精准扶贫，定位管理、因地制宜、特殊扶贫，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立体扶贫等角度，提出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的四项举措，以期促进我国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治理；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8-02

大数据的应用变革了政府扶贫工作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大数据已成为提升政府扶贫治理能力的新手段。精准扶贫是中央高度重视的一项扶贫开发战略。挖掘大数据价值，通过大数据分析扶贫主体的思想与行为特征，按照扶贫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开展扶贫工作，真正做到政府扶贫的科学化、信息化、精准化。

一、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三大机遇

一是大数据资源支持精准扶贫。政府扶贫过程中自身拥有的扶贫区域及扶贫人数等方面的信息、扶贫部门扶贫的效果监测信息、新闻等媒体平台报道的贫困与反贫困信息等，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原始数据。

二是技术、人才的保障等为大数据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大数据的来临，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大数据的应用，大数据思维与关联分析及定量预测技术、大数据基础设施及人才建设逐步得到重视。

三是大数据加强了政府与公众的联结。大数据时代，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加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阳光互动，政府扶贫举措更加亲民、便民，对促进简政放权、提高政府扶贫治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三大挑战

一是海量的贫困与扶贫数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值得商榷。大量的数据资料虽宝贵，但下级扶贫办碍于政绩考核压力难免会编造贫困和扶贫信息，造成信息失真。这必然会对数据的来源是否可信存有疑惑，对能否应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增加了识别困难。

二是现有的数据提取与分析技术难以保证政府扶贫决策的科学性。大数据的应用还未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即使有所重视，但目前所掌握的相关技术和人才无法保障大数据在扶贫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三是惯性的主观思维、先验性假定思维与大数据时代的客观思维、基于数据关联预测定量分析思维相矛盾。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然重塑政府领导力，引起政府扶贫理念、工作组织、扶贫方式等多方面变革。领导者也要了解大数据技术及应用，从保守封闭向多元开放转变，从控制命令向合作协商转变，从“领导者”变成“服务者”（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庆国教授在重庆的讲座“大数据时代的治理创新与领导力”资料整理而来），从主观臆断的“路径依赖”向客观分析决策转变。

二、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的四项举措

（一）深入村户，摸底把脉，精准识别

一是走村入户，深入调查，取得数据资源。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培训和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到村组，深入到贫困户家中进行入户调查，不漏一户，按照“属地原则”分区域分块完成自己的调查工作，收集扶贫对象的相关信息，建立数据台账并细化。将各地区贫困现状、贫困致因、扶贫对象摸清摸透，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同时，建立亲属回避制度，避免“优亲厚友”现象，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二是审查信息，登记入机，打造数据平台。成立专门的小组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审核和完善，包括每一户贫困家庭户主姓名、家庭人数及情况、致贫原因、扶贫计划及项目、帮扶干部及企业或个人、家庭收入与支出详细情况，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定期（如半年）进行反馈调查，实现数据资源的动态化管理，对新出现的扶贫对象及时纳入给予帮扶，高度关注返贫群体[1]，做到“贫困有号、脱贫销号、返贫挂号”。

（二）科学决策，因人而异，精准扶贫

一是大数据助力教育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分析出因学致贫家庭，为贫困家庭及适龄学生在学校开学之际，设立“建档立卡户信息登记处”，与之前入户调查采集信息进行比对，直接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入学办理助学贷款[2]。

二是大数据助力病残致贫型家庭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分析出病残致贫型家庭，合理配置各地区医疗经费、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政策。除了政府送去医疗基金外，大数据的全国联网还可以帮助医疗资源的调配，发动社会公益力量，让那些没技术医治、没钱医治的贫困群众有办法医治、有条件医治。鼓励社会捐赠医疗器械和药品支持，帮助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建设和乡镇村级卫生室建设，促进医院改造升级和标准化建设。

（三）定位管理，因地制宜，特殊扶贫

一是大数据助力产业扶贫。通过当地资源的调查，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因地制宜、突出优势和特色，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搞旅游则搞旅游。积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官的带头作用，引导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群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创业发展农村电商。做大做强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便民快递网点“两大平台”[3]。一方面，帮助农村居民网上购物，包裹配送；另一方面，将当地农副产品、工业产品打造成品牌，网上销售，同时网上推介当地农家乐、乡村旅游业发展。

二是大数据助力移民搬迁扶贫。通过入户调查归类，着力将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区、生态脆弱区、地灾多发区群众和农村贫困户、危旧房户等作为搬迁重点，引导高山居民全部下山搬迁到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居住区，还原高山生态。搬迁地靠近城镇鼓励经商，靠近园区鼓励务工，靠近景区鼓励发展乡村旅游，靠近集镇鼓励发展手工业，在农村鼓励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三是大数据助力城镇扶贫。以民政局、房管局、救助所、信访办、居委会为调研切入点，以申请为前提，找到需要帮扶的群体，主要定位为：老旧散小区、移民转户小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老弱病残”和其他突发事故导致的支出型贫困群体，也包括下岗困难职工和已经在城镇落户但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农民工群体[4]。并对其家庭收入做核对，对其家庭的支出进行调查。以救济扶贫向帮扶就业扶贫转变，一方面，完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救助扶贫兜底；另一方面，以社区为单位，以社会组织的造血、公益为依托帮扶脱困。

（四）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立体扶贫

一是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由县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家共同结对一个乡镇，由发改办、民政办、财政办等部门帮扶一个村，每一名干部帮扶一个贫困户。在地方政府土地、税收优惠条件下引导企业家带技术、带脱贫项目进村入户，为贫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带领贫困户发展致富。

二是建立对口帮扶机制。主城与贫困区县产业结对，帮助区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引进，帮助培育主导产业，搭建市场平台，帮助农民就业，助推农民增收；探索异地建院机制，援建贫困地区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宿舍、给排水、工业污染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建立智力帮扶机制。建立大数据扶贫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大数据应用到精准扶贫治理工作中提供决策咨询。支持建设劳动就业服务站（所）和劳动技能培训基地，提高贫困群体基础素质；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和营养供给，开展“科教文卫下乡”活动，在贫困村选配大学生村官，鼓励大学生等志愿者下乡支教，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扶贫接力服务行动；鼓励优质教师、医生下乡指导，打造城乡教育发展共同体、城乡医疗发展共同体。

四是建立城乡建设帮扶机制。援建一批区县城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影剧院、商业街等“大件”设施，支持小城镇特色风貌、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支持新农村建设，援建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五是建立多元化参与帮扶机制。促进农村金融参与扶贫，引导银行业开展针对贫困农户及农业生产的信贷扶贫，降低贷款利息率，鼓励外资和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促进NGO小额信贷参与扶贫[5]；促进农村保险事业发展，积极发挥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承隆.北川六大工程立体扶贫[N].四川日报，2015-05-08.[2] 王雨.打造大数据平台助力精准扶贫[N].甘肃日报，2015-10-09.[3] 孙惠楠.以大数据精准扶贫为引领 推动三农工作发展取得突破[N].贵阳日报，2015-09-24.[4] 降蕴彰.城市居民应纳入精准扶贫范围[N].文摘报，2016-01-02.[5] 蒋若凡，李菲雅，王春蕊.NGO介入性扶贫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8）：107.[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