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现代化心得体会

第一篇：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现代化心得体会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现代化心得体会

通过学习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米加宁题为“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学术讲座，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大数据是一场管理革命，“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会给国家治理方式带来根本性变革。大数据具有以下四个特点：数据量大、挖掘实时性、数据类型多、价值密度低。为进一步说明大数据的意义，米加宁教授以美国和中国为例，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和运用数据的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价值，在未来将更加重视大数据的研究。总之，在当今时代，数据是资源，网络就是生产力。

那么，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机遇？一是大数据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挑战，二是大数据带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曙光，三是大数据时代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即镜像作用。大数据的优越性来自其自身分析的特点，即容许数据的容错性、样本为全体对象、相关性分析比因果关系更重要。

米加宁教授从政治学领域提出了区别统治与治理的五个标准：一是权威主体不同，二是权威的性质不同，三是权 1 威的来源不同，四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五是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大数据在精准管理、危机预警、社会管理、政策仿真、公共服务等方面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创造了方法和工具的可能。

而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我们做到“四个结合”：把政府数据开放和市场基于数据的创新结合起来。政府拥有80%的数据资源，如果不开放，大数据战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市场主体如果不积极利用数据资源进行商业创新，数据开放的价值就无从释放；把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创新结合起来。国务院的部署明确提出，“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用大数据“助力简政放权，支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借助大数据实现政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管理，完善大数据监督和技术反腐体系”，并具体部署了四大重大工程：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国家大数据资源统筹发展工程、政府治理大数据工程、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把大数据与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这里涉及农业大数据、工业大数据、新兴产业大数据等，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把大数据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起来。国务院专门安排了“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数据将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肥沃土壤，数据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发展最快的产 2 业，拥有数据优势的公司将迅速崛起。

此外，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需要高度关注一个现实——大数据重新定义了制造业创新升级的目标和路径。无论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还是美国通用公司提出的工业互联网理念，本质正是先进制造业和大数据技术的统一体。大数据革命骤然改变了制造业演进的轨道，加速了传统制造体系的产品、设备、流程贬值淘汰的进程。数字工厂或称智能工厂，是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我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历史重任，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适应变化、如何生存发展、如何参与竞争，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在大数据条件下，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体系”、“智慧决策体系”、“阳光权力平台”将逐渐成为现实。大数据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工具，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就是用大数据对全球范围内的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数据和文本信息进行实时分析监测和“情绪分析”，可以对疾病、**、种族冲突提供早期预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大数据应用，是我们繁重而紧迫的任务。在政府治理方面，政府可以借助大数据实现智慧治理、数据决策、风险预警、智慧城市、智慧公安、舆情监测等。大数据将通过全息的数据呈现，使政府从“主观主义” “经验主义”的模糊治理方式，迈向“实事求是” “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 3 方式。经济治理领域也是大数据创新应用的沃土，大数据是提高经济治理质量的有效手段。互联网系统记录着每一位生产者、消费者所产生的数据，可以为每个市场主体进行 “精确画像”，从而为经济治理模式带来突破。判断经济形势好坏不再仅仅依赖统计样本得来的数据，而是可以通过把海量微观主体的行为加总，推导出宏观大趋势；银行发放贷款不再受制于信息不对称，通过贷款对象的大数据特征可以很好地预测其违约的可能性；打击假冒伪劣、建设“信用中国”也不再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大数据将使危害市场秩序的行为无处遁形。在公共服务领域，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服务系统，将会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生活体验，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出行、智慧物流、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等等，人们享受的一切公共服务将在数字空间中以新的模式重新构建。

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如何提供服务、国家如何创新治理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和考量。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是要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政府和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把我国建设成“数据强国”。

第二篇：以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周文彰 《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5日 15版）

当前正是利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时机。对这一轮大数据革命，我国作出了非常及时的战略响应。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7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9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这几份重磅文件密集出台，标志着我国大数据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正式确立。

大数据是一场管理革命，“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会给国家治理方式带来根本性变革。

“四个结合”助力国家大数据战略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需要我们做到“四个结合”：把政府数据开放和市场基于数据的创新结合起来。政府拥有80%的数据资源，如果不开放，大数据战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市场主体如果不积极利用数据资源进行商业创新，数据开放的价值就无从释放；把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创新结合起来。国务院的部署明确提出，“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用大数据“助力简政放权，支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借助大数据实现政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管理，完善大数据监督和技术反腐体系”，并具体部署了四大重大工程：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国家大数据资源统筹发展工程、政府治理大数据工程、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把大数据与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这里涉及农业大数据、工业大数据、新兴产业大数据等，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把大数据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起来。国务院专门安排了“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数据将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肥沃土壤，数据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拥有数据优势的公司将迅速崛起。

此外，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需要高度关注一个现实——大数据重新定义了制造业创新升级的目标和路径。无论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还是美国通用公司提出的工业互联网理念，本质正是先进制造业和大数据技术的统一体。大数据革命骤然改变了制造业演进的轨道，加速了传统制造体系的产品、设备、流程贬值淘汰的进程。数字工厂或称智能工厂，是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我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历史重任，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适应变化、如何生存发展、如何参与竞争，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推动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上的应用

在大数据条件下，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体系”“智慧决策体系”“阳光权力平台”将逐渐成为现实。大数据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工具，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就是用大数据对全球范围内的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数据和文本信息进行实时分析监测和“情绪分析”，可以对疾病、**、种族冲突提供早期预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大数据应用，是我们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在政府治理方面，政府可以借助大数据实现智慧治理、数据决策、风险预警、智慧城市、智慧公安、舆情监测等。大数据将通过全息的数据呈现，使政府从“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模糊治理方式，迈向“实事求是”“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方式。

经济治理领域也是大数据创新应用的沃土，大数据是提高经济治理质量的有效手段。互联网系统记录着每一位生产者、消费者所产生的数据，可以为每个市场主体进行“精确画像”，从而为经济治理模式带来突破。判断经济形势好坏不再仅仅依赖统计样本得来的数据，而是可以通过把海量微观主体的行为加总，推导出宏观大趋势；银行发放贷款不再受制于信息不对称，通过贷款对象的大数据特征可以很好地预测其违约的可能性；打击假冒伪劣、建设“信用中国”也不再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大数据将使危害市场秩序的行为无处遁形。

在公共服务领域，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服务系统，将会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生活体验，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出行、智慧物流、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等等，人们享受的一切公共服务将在数字空间中以新的模式重新构建。

加强大数据动态的跟踪研究

我国要从“数据大国”成为“数据强国”，借助大数据革命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切实建设数据政策体系、数据立法体系、数据标准体系。以数据立法体系为例，一定要在数据开放和隐私保护之间权衡利弊，找到平衡点。

重视对“数据主权”问题的研究。借助大数据技术，美国政府和互联网、大数据领军公司紧密结合，形成“数据情报联合体”，对全球数据空间进行掌控，形成新的“数据霸权”。思科、IBM、谷歌、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高通等公司产品几乎渗透到世界各国的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数据主权极易遭到侵蚀。对于我国来说，在服务器、软件、芯片、操作系统、移动终端、搜索引擎等关键领域实现本土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也是维护数据主权的必要条件。

“数据驱动发展”或将成为对冲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动力。大数据是促进生产力变革的基础性力量，这包括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重构生产过程，数据驱动发展等。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其边际成本为零，不仅不会越消耗越少，反而保持“摩尔定律”所说的指数型增长速度。这就可能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需要建设一个高质量的“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实践案例库”。国家行政学院一直重视案例库的建设，在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就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各部门、各地方涌现出大量创新性的实践案例，亟须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形成一个权威的“大数据与国家治理实践案例库”，以方便全国领导干部进行借鉴和推广。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如何生存、企业如何竞争、政府如何提供服务、国家如何创新治理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和考量。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是要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政府和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把我国建设成“数据强国”。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第三篇：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是巨量数据的集合，这个陌生的名词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使用与发展，中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政府通过大数据治理社会。大数据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让及时的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大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貌似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它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在人们网上购物时，平台储存各用户的购买数据，通过统计、计算得出某些规律，这是使用了大数据;在政府某部门工作中，他们通过对某一些产品的数据统计、比对，从而得出某一些结论，这也是使用了大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举足轻重。这不但在商业领域受到重视，在政府层面同样受到关注。广州市六榕街盘福社区的网格员都配备平板电脑，第一时间记录采集到的信息，配合大数据管理社区。

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9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目前中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

《纲要》认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步实现以下目标：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拓展互联网经济空间，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何哲认为，大数据战略要政府表率推动。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先是需要政府做出表率，在开放数据、开放政府建设方面做出表率。

“要积极构建政府体系的大数据，打通在部门、区域之间隔离的数据孤岛，为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而努力。其次是需要建立大数据发展的标准体系，为整个市场做好标准制定工作，从而指导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何哲说。

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

目前，大数据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领域有几个新方向。云润大数据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晋彤认为，一个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深化管理，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另一个是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在蓬勃展开，行业里涌现了很多机构、企业、专家学者，也出现了各种帮助政府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在可见的未来，利用技术和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将是大数据行业最能出现创新效益的方向之一。

信息无处不在，那么具体到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怎么进行？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外，其他基本就是会议、沟通、文案、信息处理工作，也就是说，整个政府工作基本就是数据处理工作。晋彤说：“抓住政府治理的数据本质，自然会以数据治理作为政府工作发展的核心。”

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数据处理类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采集，这包括平安城市监控信息、人口调查、市民办事信息录入、土地测量、舆情监测等;第二，决策支持，这包括数据分析的结果，以会议（集中或远程）、报告、信息平台系统等形式给决策者以决策依据，之后形成决策进入信息流通环节;第三，信息流通，这包括会议、活动、政策法规公开信息发布、政府发言人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舆情管理等。

晋彤说，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的进步，对政府实行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使人们的各个数据集合成数据集，让决策层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上达天听”，为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所知悉，也使得决策层实时对整个国家、地区、行业、部门的态势进行掌握、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目前在利用互联网和数据能力进行决策支持和社会治理的决心、开放态度和重视程度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国能在数据治理的科学性、严谨性方面如同航天事业那样下功夫，就有机会打造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效、最能服务民众的政府管理模式。”晋彤说。

大数据如何影响社区和公共交通

《小康》记者在了解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案例中，发现多个部门都有进行。以广东为例，它们包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惠州市委市政府、佛山市禅城区委区政府、广东省环境检测中心、深圳市坪山新区智慧社会服务中心等。

如今走在广东某些社区的路上，《小康》记者会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看到一个标识牌，里面是负责本片区域的网格员姓名和头像，而且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例如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基层围绕打造公共基础信息库，解决信息来源问题，建立了网络信息采集员（简称“网格员”）采集为基础，多种信息共同丰富基础资源库的“1+N”信息采集体系，确保信息的鲜活、真实、全面，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5年本区共采集人口信息855813条，比网络化服务管理实施前的2013年增加31%，且采集率、注销率、准确均在97%以上。新区数字化城管和社会综治案件办理数量从2013年的77616件增加到2015年的112888件。

另外，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使用大数据。以广东省委省政府督办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具体部署成立的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通”）为例，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省统一的交通一卡通“类银联”系统，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截止2016年3月，岭南通已基本开通省内21个地市，服务通达香港、澳门地区，累计发卡4920万张。

岭南通大数据云平台是面向公共交通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它根据自身掌握的数据优势，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共交通一卡通大数据，将其应用于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公众出行领域、突发事件处理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公众出行环境。

编辑/陈远鹏

第四篇：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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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全理解和掌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 1 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 1 文档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 108 届 3 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 1 总目标的提出，进 1 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但也出现了 1 些值得商议的说法、看法。直以来，1 些人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现实，把西方的理论看做天然正确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提出后，就有 1 种声音认为，这表明我们党接受了 1 个西方的概念，乃至把西方现代国家体制说成“善治”体制。这类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____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 1 个国家制度和制度履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 1 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调和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应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 1 重要论述，科学阐释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揭露了其内涵和外延。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 1 到____同志的论述上来，正确理解、科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必须在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历史性成绩。当代中国获得巨大进步的基础是找到了 1 条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道路，构成了 1 套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 1 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情，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这 1 制度框架内进行的。____同志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可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善于鉴戒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肯定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上是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的地方，善于鉴戒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历史上诸多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构成了大量国家治理理论。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包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对照、分析和吸收鉴戒的。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探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

实践出真知。1 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来自实践探索。我国

改革开放获得巨大历史性成绩的 1 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采用，是毛病的就马上纠正，“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动身，通过解决 1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逐渐积累经验，不断摸索规律，终究在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进程本身即具有相生相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功效，而其现代化的进程不过即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框架范畴内的优化进程。对国家治理问题而言，价值、制度、能力、功效是不可或缺的 4 个基本研究尺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必定是基于价值和制度两大基本尺度而存在的，国家治理能力则侧重突出能力这 1 尺度的内涵，而功效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评判，亦即是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依照构成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尝试将国家治理体系从基本层次、系统组成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整体而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将其划分为 3 个层面进行理解，即价值、组织、制度 3 个层面;在现代社会，价值已作为 1 种内核性概念，即以领导权、主导性气力的情势而存在，组织、制度、行动等更加具体的国家治理内容和进程常常通过价值的引导而产生实际效果。在当代，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民主、法治、科学等价值概念早已融入我国国家治理的进程当中，民主着眼于人民的社会权利及其主体性地位，法治则强调社会秩序与统治规范，科学则突出内容、进程、结果的公道性及其潜伏的自我革新，正是 3 大价值理念的引领和束缚才得以增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在国家治理的行动进程中，制度

作为基本原则和实质性内容而存在，是 1 切治理行动的法理基础和实行总纲，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值得注意的，这里的制度概念更多地强调最为基本的制度和准则，换言之，即以根本性制度、基础性制度为主，现实生活中具体而复杂的实行规范细则除外。而组织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行动的承载主体和实现气力则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里划分为政治权利系统、社会治理系统、经济组织系统 3 大组织体系，以分别对应国家治理进程中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经贸治理(企业主体)3 大问题。在这 3 个层次中，价值发挥引导、制度规范框架、组织承载行动，3 者是 1 个系统的整体。

以系统组成的观点来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划分为治理结构、体制、功能、方法、进程体系 5 部份。治理结构体系关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它包括了政党、政府、企业、社团、公民个人、新媒介等多主体，并且通过不断调试其相互关系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公道化、人性化、现代化;治理体制体系强调打破领域限制，以公道、高效的规范和提拔、鼓励、协作等制度来实现组织的成长和功能的优化;治理功能体系则强调功效、效果的问题，亦可将其理解为狭义范畴的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法体系则着眼于具体手段，比方协商合作、行政强迫、经济引诱等;治理进程体系则强调剂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进程，最为典型的如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横纵联系等。

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是 1 个古老的词语，中国历代都讲治理，并且积累了大量国家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但这个概念在近2310 年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研究将“治理”拓展为 1 个内容丰

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重点是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 1 主体管理。我认为，《决定》中指出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惟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 1 个核心范畴，是 1 个重大理论创新。“治理”要体现 4 个统 1：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统 1，法治与德治的统 1，管理和服务的统 1，常规管理与非常规管理(应急管理)的统 1。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逾越，虽只有 1 字之差，却是 1 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利配置和行动方式的 1 种深入的转变。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定要求。从“管理”到“治理”的逾越，说明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明确，内涵丰富。“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1 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党和政府领导、培养、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 1 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

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本质属性，是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体制性“硬件”的更换。只有实现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培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治理能力又反作用于治理体系，执政者、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强不强，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对治理结果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第五篇：城市治理现代化心得体会

城市治理现代化心得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3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时再次强调，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同时，针对此次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以应急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体系建设为重心的城市治理现代化重要性更加凸显。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关，要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实现两者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

与“社会治理精细化”紧密结合，更加关注城市治理中的“特殊需求”。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把“社会治理精细化”列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工作重点。2016 年 3 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建设一批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由此可见，智慧城市把“社会治理精细化”作为重点建设内容，顺应城市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需要。

总体上看，智慧城市以前关注的主要是“类”和“群”，把满足一般的、普遍的、必然的社会需求作为其规划建设的核心，但对个体的、偶然的和特定情境下的“特殊需求”有所忽视。在此次疫情中，人们之所以感到智慧城市建设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主要是由

于“普遍需求”与“特殊需求”的不对称、不协调的原因。从“类”和“群”出发，也是城市治理比较粗放、不易做精做细的主要原因。对于城市治理现代化而言，在发展理念上应在重视“普遍需求”的同时，把“特殊需求”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各种偶然的和特殊的问题提供及时响应和服务，引领各种社会信息管理平台走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与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不仅是数字产业和人才最集中的空间，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最肥沃的土壤。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缺乏产业支撑的智慧城市，一旦建设资金出现问题，这些智慧城市只能被迫下马，成为新的烂尾工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为生产要素，使数字产业的地位显著提高。据国家网信办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最新发布，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3 万亿元，占GDP 比重为 34.8%，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２/３。同时，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数据显示，数字经济还具备良好的吸纳就业能力，仅 2018 年就提供了 1.91 亿个就业岗位，占当年全国总就业人数的 24.6%。这两方面是所有城市都迫切需要的。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厚植经济基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现代化治理平台建设，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也可以为数字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提供广阔舞台。这种类型的循环还可以为开展智慧城市治理提供有益示范和参照。

与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密切结合，把数字政务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全球和中国的公共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公共安全本质上是一种新“城市病”，其根源同样在于城市人口的“爆棚式”增长和城市要素的过度集中。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又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负担最重。原因有二：一是由于重大活动多，因此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相对也高；二是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一旦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果和影响也极其严重。特别是经历了此次疫情的大考之后，把“全周期管理”意识挺在前头，防患于未然，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对突发事件采取及时有力处置等，正在成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尽快解决的重要课题。

数字政务是城市的“中枢系统”，在日常运行和危机处置中具有核心地位。截至 2019 年 7 月，数字政务已覆盖我国 422 个城市，涵盖 1000 多项服务，累计服务民众达 9 亿人次。毋庸讳言，仅能满足日常管理而无力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是一些城市数字政务在本次疫情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一是反应不够及时，与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交通等的联动性弱；二是基础设施服务能级不高、相关人员培训严重不足；三是缺乏跨部门协同、大数据共享的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升我国城市治理的整体水平。为了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应把数字政务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机制最复杂、反应最敏捷、协调协作最全面上狠下功夫，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