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艺术成就

第一篇：《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因作品众多，内容博杂，历时久远，作者不一，地域各异，艺术成就与风格自然是难以划一。但从总体而论，其艺术成就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诗经》的大多篇章都体现着直接反映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自然、真实的艺术风格中体现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概括了这一创作精神。《诗经》以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朴素自然的艺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时代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如《豳风·七月》即以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质朴的艺术手法展现农夫们的劳动生活图景。至如讽怨诗、婚恋诗、征役诗都无不透视着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感的真实体验。《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诗歌描写了周族早期的农业社会生活情况，是现存最古老的农事诗。这首诗的社会背景向有争议，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初期社会等说法。诗歌形象地描写了三千年前农民的衣食住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们的农业劳动生活。诗歌共八章，一章总写农夫冬日的困苦与春日的农事生活；

二、三章写妇女们的桑蚕纺织等劳动生活；四章写秋后狩猎；五章写岁末准备过冬；六章写农夫们的食物；七章写农事完毕还要服杂伇；八章写储冰、祭祀、收获、宴会。这首诗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赋的表现手法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尤其是以朴素的白描手法描写景物和生活画面相当出色。其艺术结构以节令为经，以衣食住行为纬，纵横交错，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画面。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正笔与闲笔、时景与本事相生相映，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启示人们不要把文学看成茶余饭后仅供消遣的东西，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总结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如《卫风·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比就是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邶风·新台》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秦风·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卫风·氓》是一首古老的弃妇诗，在形式上是一首赋体叙事诗，但也兼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诗歌通过女主人公自述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及被遗弃的过程，反映了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上的悲惨遭遇，以及心理情感的变化。全诗歌共六章：第一章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第二章写女主人公的思恋之情及结婚；第三章总结婚姻爱情的教训；第四章申辩自己无辜被遣；第五章写自己辛勤操持家务，却遭到粗暴的对待；第六章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诗在叙事上采用了概括叙述与细节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在抒情上运用了叙事言情、议论抒情及直抒胸臆的手法。诗歌综合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赋为主，但比、兴手法也运用得相当出色。起兴中兼有比喻。而两处比喻也不是简单的明喻，而是运用了借喻和暗喻。诗歌的结构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线索；一条是按心理情感变化的抒情线索，情节的变换与情感的起伏变化交织在一起。《秦风·蒹葭》是一首怀恋情人的恋歌。深秋的早晨，诗人望着那芦苇霜花的景象临水怀人，反复追寻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意中人，抒发着眷恋爱慕和惆怅失意的情怀。诗歌以赋法写成。每章开头两句是景物描写，它既是对眼前景物的客观再现，同时这种深秋时节的萧瑟、空旷、冷落的景象，也是以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凄婉心境。接下的两句点出诗人所思念的对象，然而他的意中人却好象是在虚无缥缈之中，可望而不可即。最后四句诗人展开了反复追寻、苦苦求索的描写，透露出了诗人那眷恋企慕之情和求之不得的失望惆怅的意绪。全诗意在抒情，却无一“情”字，而是采用了以景衬情和叙事言情的手法，达到了曲婉动人的抒情效果，同时也创造出了凄婉而朦胧的意境。

3、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产生于人民集体口头传唱的歌，自然形成了联章复叠形式，既便于记忆、传诵，又形成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句式既以四言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灵活自如，如《王风·黍离》。《王风·黍离》全诗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结构形式。每章都是先写景起兴，第一章用“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二、三章则换为“穗”、“实”，这既是实写眼前的景物，也是以写景来起兴，而且“苗”、“穗”、“实”的变换暗示着时间推移，配合悲愤的感情，起到了步步深入的作用。然后是行为和心理描写：“行迈糜糜，中心摇摇。”最后是直抒胸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如果说前两句还是低回婉转地自我倾诉心中的忧愁，那么后两句则以一反诘句，把悲愤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诗歌也就此戛然而止。写得极其自然而又别致。此诗深沉的艺术感染力来自作者心灵的巨大痛楚，也来自高超的艺术手段。重章叠唱、反复吟咏、层层深入的艺术结构和写景、述行、心理描写、抒情的艺术手法妙融一体，创造了一种低回婉转而又悲痛欲绝的情境。方玉润说：“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诗经原始》）

4、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和谐的韵律。《诗经》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诗经》词汇丰富，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对人、事、物的各种特征，都能给予准确而形象的表现。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诗经》的语言风格大体说来，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动词、形容词的恰当的运用，用重言迭字拟声状貌，穷形尽相，声情毕肖，双声叠韵使声调更趋谐美。《王风·君子于役》是一首思妇诗。诗歌以思妇的口吻表述了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从侧面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此诗最突出的艺术技巧，在于内心独白和细节描写的成功运用，使典型环境与心境情绪妙融一气。黄昏的意象与日常生活的画面烘托着思妇孤独寂寞、焦虑凄清的心境和意绪。此外，诗的语言自然朴素几近口语，却极富于表现力和形象性。此诗开启了后世闺怨诗的先声

第二篇：诗经 艺术成就

艺术成就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第三篇：诗经的艺术成就

五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教学目标

分析《诗经》的艺术成就，介绍《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重点难点分析

在《诗经》的艺术成就中，重点是赋、比、兴的手法，难点是比和兴的区别。要在阅读讲义的同时，联系朱熹的解释和作品中的实例去用心体会。

教学内容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产生于北方，风格平易质朴。除少数史诗中含着民族起源神话以外，《诗》中一般不表现超现实的事物，也没有浪漫的奇想和荒诞的情节。这一点与后起的楚辞有明显区别。在此基础上，《诗经》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些成就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鲜明的形象性

《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这些诗不以刻划人物为主，但其中有了较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诗人往往通过感情的直接倾诉，使人感受到他们的不同个性。同是思念恋人的歌，《郑风·狡童》中的姑娘在失恋时悲伤地唱道：“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而《褰裳》中的女主人公则诙谐地戏谑对方：“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同是弃妇诗，《邶风·谷风》中女主人公的哀婉缠绵和《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刚毅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作品在抒情中带有一些细节和行动描写，使主人公的情态宛然可见。《周南·关雎》的主人公因思念心爱的姑娘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邶风·静女》的主人公因找不到前来约会的恋人，急得“搔首踟蹰”；《卫风·伯兮》写女主人公在丈夫离家后无心膏沐，以致“首如飞蓬”；《王风·黍离》写主人公走在路上忧思满怀，“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都很有生活气息，使主人公的形象更为鲜明。

《诗经》中有的作品运用了景物和环境描写来渲染气氛，烘托感情。如《小雅·采薇》用“杨柳依依”反衬主人公离家服役时的悲愁，用“雨雪霏霏”来烘托他远戍归来时的哀苦；《王风·君子于役》用傍晚禽畜归窝的景象衬托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愁绪；《陈风·月出》以月光和美女相映衬，把主人公幽邃的情思和空灵淡雅的画面融为一体。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作品是《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遡洄从之，道阻且跻；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遡洄从之，道阻且右；遡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中把萧瑟的秋景、凄迷的夜色和主人公怀人不得见的怅惘心情交织在一起，情景交融，魅力无限。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前人把《诗》中的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宋代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最为妥贴。他说：“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赋就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在《诗》中，它是一种积极修辞手段。诗人往往用这种手法对客观事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绘，《豳风·七月》用赋的手法，以时令和物候的变化为背景，详细描写农夫们一年四季的生活状态，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小雅·无羊》用赋的手法，把牧场上牛羊和牧人的情态刻划得栩栩如生：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

这种描写可谓穷形尽相，笔笔如画。赋的手法用于抒情，则有利于充分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把倏忽变化的情感和浮想联翩的思绪呈现在读者面前。有时，诗中还用赋来表现人物对话，构成意趣盎然的生活情景，如《郑风·女曰鸡鸣》、《齐风·女曰鸡鸣》就采用对话的形式，写夫妻间的床头絮语，表现了融洽和谐的家庭生活气氛。赋对构成《诗》的写实性和形象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同上）比就是比喻。《诗》中的比喻生动贴切，丰富多样，并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例如，诗人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美丽的木槿花，比作皎洁的明月；把丑陋的统治者比作癞蛤蟆，比作老鼠；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比喻意志坚定；用“中心如醉”、“中心如咽”形容内心的忧伤；用“墙有茨，不可扫也”比喻宫廷内的丑事难以讲述；用劈柴离不开斧子比喻娶妻不能没有媒人。或用明喻，或用暗喻，或用正喻，或用反喻，都十分生动形象，富于情趣。有时，诗人运用博喻，把一连串比喻排列在一起，从不同角度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卫风·硕人》中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来刻划庄姜的美貌；《大雅·常武》中用“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来显示周朝军队的强大气势，非常精彩传神。《诗》中还有通篇用比的作品。如《豳风·鸱鸮》假托一只小鸟诉说其不幸遭遇，以比喻下层人民的生活惨况，是一首新颖别致的禽言诗。

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同上）兴用于一篇或一章的发端，用以引出后面的句子。有的兴句与后面的内容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起个引子的作用。例如有的作品用“山有„„隰有„„”起兴，就是民歌中一种常见的套语，并不包含什么实际含义。但多数兴句具有类比、象征的意味，能使人产生联想，或用于烘托、渲染气氛。如《周南·关雎》用雎鸠鸟的和鸣起兴，引出对窈窕淑女的赞美；《邶风·谷风》用“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开端，给全诗笼罩上一层阴暗色彩，预示着矛盾的爆发和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有些起兴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可在诗中产生多重艺术效果。如《周南·桃夭》的第三章分别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有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起兴，祝福新娘出嫁后“宜其室家”。鲜艳的桃花烘托出一种喜庆红火的气氛；同时，桃树果实丰满，枝叶繁茂，又象征着主人公婚后生活美满，家族兴旺。巧妙的起兴使这首诗生趣盎然。

比和兴都是形象化的诗歌表达方式，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一般来说，比是用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两种事物之间一定要有某种较为直观的相似性。而兴则是通过具体物象来感发意志，引起联想，物象与诗义之间不一定要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凡是触景生情、托物言志、启发感悟、引申发挥等，都属于兴。比兴手法常常在结合在一起，引譬连类，含蕴无穷。

3、富于表现力的诗歌形式

《诗经》中主要是四言诗，每句二拍，每拍两字。这是在原始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诗歌样式，适应了当时劳动、舞蹈的节奏和语言发展水平。但不少作品又突破了四言的格局采用从二言到八言不等的句式，形成了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诗体。

《诗》与音乐配合密切，普遍采用了回环复沓，重章叠唱的形式。每诗由若干章组成，每章字句基本相同，只是对应地更换几个词，反复咏唱，造成回环往复，层层递进的艺术效果。例如前面提到的《柏舟》、《无衣》、《蒹葭》等诗。又如《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夫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夫苢，薄言捋之。采采夫苢，薄言袺之。采采夫苢，薄言襭之。

全诗共12句，两句一组，反复歌唱。通过动词的变化，表现了迅速敏捷的采摘动作和收获物有少到多的过程，展现了热烈欢快的劳动场面。清代方玉润称赞此诗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语，其特点是准确生动，丰富多彩，特别是动词和形容词运用得巧妙精当。例如，光是表示手的动作的词汇就有50多个。众多的动词、形容词使作品对意思的表达极为精细准确。《诗》中还大量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词语，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感和音乐美。双声词如参差、踟躕、栗烈、流离、悠远等；叠韵词如绸缪、辗转、窈窕、沃若、等；叠字如关关、呦呦、依依、采采、钦钦、苍苍、谆谆等，它们或刻画形态，或模拟声音，或形容色彩，或表示内心活动，都能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流利婉转，音韵和谐。《诗》中有很多词汇，如“瞻望”、“伫立”、“翱翔”、“颠沛”、“一日三秋”、“忧心如焚”、“赳赳武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至今还为人们习用。《诗经》的影响

《诗经》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它的写实精神，其中很多作品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诗人直抒胸臆，敢于大胆地反映现实，旗帜鲜明地颂美与怨刺。这种强烈的现实性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其次是《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以及纯熟的创作技巧，被后代诗人大量借鉴。特别是比兴，在古代诗歌中已不单纯是表现手法，而是生动的形象与深厚的内容、蕴蓄无穷的风格的统一。它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创作原则。另外，《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同步思考题

什么是赋、比、兴？举作品中的实例说明它们的特点和作用。

《诗经》为什么大量采用重章叠唱的形式？

小结

本节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诗经》的艺术成就。此外，《诗经》产生于北方，它的总体风格是质朴平易，注重写实。这些特点和成就同时也就是它对后世的影响。

阅读篇目

《小雅·无羊》、《周南·关雎》、《周南·芣苢》、《邶风·静女》、《郑风·狡童》、《郑风·搴裳》、《秦风·蒹葭》、《豳风·鸱鸮》

第四篇：《诗经》的艺术成就

简述诗经的艺术成就

091003班 谢洋 20092738

《诗经》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论起艺术成就，主要分为三个个方面，一是现实，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二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三是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首先，《诗经》作品主要表现出重人事、重实际、重现实的特征。在艺术风格上，《诗经》三百篇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以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为其基调。这一艺术风格直接 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感情。作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刻画那些颇富特征的细节或生活侧面,抒发淳朴真挚的内心感情。如《卫风·氓》、《邶风·静女》，诗中的朴实自然的风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其次，《诗经》的表现手法为赋、比、兴。赋即直接抒写或铺叙，直陈描述。比即打比喻，对事物进行形象具体的比况。而兴，是指借用其他事物以引出所歌咏的对象。《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好的作品,可以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如《秦风·蒹葭》就是一首把秋景与感伤情绪浑然一体的诗，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最后，《诗经》的语言，简洁朴素，精炼准确，绘声绘色。《诗经》用字非常丰富，意在用少数字来概括复杂的情状，把情思和形状毫无遗漏地描绘出来。这就是 《诗经》 的语言艺术魅力。而《诗经》的句法、章法也很有特色。其句式以二节拍的四言句为主，形成一种自然的音乐美。《诗经》的章法特点是回环复沓，它不仅是简单的重复，在艺术上还有强化作用，使所描写的事物，思想感情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第五篇：浅谈《诗经》的艺术成就

浅谈《诗经》的艺术成就

大学：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朱瑶

指导教师：和肖毅

摘要：《诗经》是距今三千年前后创作的结集。它所抒发的情感是真挚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饱含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赋、比、兴”作为最具特色的表现手法，生动形象的表现了上古人们生活的面貌；在章法结构和句式上，重章复沓的结构读起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句式既以四言诗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得灵活自如。朴素自然地风格，诗人善于应用朴素的语言，白描手法，概括而具体的描绘了事物的特征，如实的反映了现实生活，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艺术成就 赋比兴 四言诗 重章复沓

一、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诗经》的作品基本是抒情诗和叙事诗，而以抒情诗占大多数。质事率真的抒情，和情感化的叙事，形成了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1、抒情诗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

《魏风》的《伐檀》、《硕鼠》一类对分配不平等、不劳而获现象表示不满的诗，《鸨羽》一类对繁重徭役予以控诉的诗，《新台》、《墙有茨》一类讥讽统治者德行污秽的诗，都是作为下层民众所能感受的事情，是他们的所见、所闻或亲历，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取向。讥讽周幽王昏庸无能、进馋误国的《十月之交》、《雨无正》等，则是出自高官显吏之手。这说明，《诗经》表现不同阶级作者的不同视角、不同经历的各种生活感受，都是真实的。《诗经》的婚恋诗，或是表现婚恋表达青年男女的恋情，或是抒发夫妇之间的挚爱，或是表现婚恋生活的种种不如意，我心唱我心，绝无矫情造作。至于那些人生感慨的作品，则更是最深刻的人生感受的真切表达。

2、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直白的。表达相思，就直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郑风﹒狡童》）。抒发爱恋，则径言“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有了情感摩擦，就直抒胸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爱情遇到阻碍，则呼天换地：“母也，不谅人知”。抒发夫妻间的相思，便直言“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总之，《诗经》的抒情就是这样坦言相对，毫无掩饰。

3、叙事性的诗作中也包含着作者的真挚情感。

如《七月》，按照月令顺序，叙述农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地劳作，但其中不时穿插如“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的诗句，哀叹农夫穷困微贱的生存状态；又在衣、食、住方面对比贵公子和农夫的悬殊差距。随时平实的叙事，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浓郁的不平之气。再如《大雅》的史诗，在叙述周人的历史中，也熔铸着对祖先的崇敬和赞美。《生民》对后稷的神话记述，《公柳》每章都以“笃公刘”起唱，着力刻画他身先士卒，为民操劳的形象，虽然没有《颂》诗那样的直接颂扬，但崇敬和赞美之情已经洋溢其中。

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含义解释不一，南宋朱熹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另一个是李仲蒙的解释：“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为之兴，物动情者也。”朱熹的说法比较平时恰切，为后世普遍接受，但他对诗歌传达情感的特点未已重视。李仲蒙从情、物关系的角度解说，突出了诗歌的情感特征，可以弥补朱说的不足。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特征，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赋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直接叙事的诗，如大部分的《颂》诗，《大雅》中的史诗，《小雅》中的宴饮诗，以及《国风》中的《七月》、《谷风》、《氓》、《定之方中》等等。这类作品，往往在叙事中熔铸着浓厚的情感。直接刻画描写的诗，如《国风》中的《羔羊》、《十亩之间》等。这些诗作，没有刻意装饰，只是平实客观地描写场面或人物，而情感自然见出。直言其志和直抒 胸臆的诗，如抒发人生感慨诗、政治讽喻诗、婚恋诗。

比，一般说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把内心的思想情感，借一个事物来比喻。《诗经》中的“比”主要是修辞意义上的，如：在描摹卫庄公夫人的美时，接连用六个比喻；另一种是整首诗都用“比”的，如《魏凤﹒硕鼠》中借用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脑满肠肥的贵族，是用借喻手法塑造完整艺术形象的例子。同样是借喻，《小雅》则是用一系列的物象作比，而不是塑造完整的形象：“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箨。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鸣于九皋的鹤、深潜在渊的鱼、园中高大的檀树等。都是比喻人才的可贵。

兴、比较复杂，历来众说纷坛。大体说来，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就其与诗歌情思的关系来看，基本有相关鹤不相关两种情形。它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氛围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与诗歌情思没有联系时，其作用则往往是起韵。《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伏彼起的水鸟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周南﹒桃夭》首张的起兴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盛开的鲜艳的鲜桃花象征美丽的新娘，同时也渲染了出嫁时的热烈气氛。

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的运用十分广泛，能够很好的叙述事物，抒发感情，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诗和抒发感情服务的，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比的运用也很普遍，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魏諷﹒硕鼠》等，独具特色，有的从局部比喻。《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新居余下句的内容上联系并不明显，多是有着隐约委婉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氛围，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诗经》中赋比兴运用的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协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毛传”认为是兴，朱熹则认为是赋，实际二者并不矛盾，是起兴后再以赋法叙写。三、四言诗的典范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现存史料，比《诗经》更为古老的远古歌谣，往往采用二言的句式。如相传黄帝时期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二言歌谣节奏感很强但是单一，也不利于思想感情的充分表达。随着初民的想象能力、语言能力的丰富和发展，歌谣的句式趋向复杂，就势所必然。把二言的两句叠加起来为一句，是最自然的发展趋向，四言诗由此诞生。与二言相比，四言诗表达功能极大的增强了，节奏也有了变化，变得更加节奏鲜明，更具音乐性，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于是，成为了我春秋至汉大约八九个世纪的主要诗歌形式。《诗经》是四言诗的典范。

《诗经》中纯是四言诗的诗章有140篇，四言间夹杂着二、三、五、六、七、八言的诗章有159篇，通篇不用四言的只有6篇。这说明：《诗经》是以四言为基础句式，同时又参差变化，比较灵活，间杂二言句到八言句。如“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出”，“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这种以四言为主又不拘于四言、长短参差的句法，带有明显的民族风味。

《诗经》的四言诗节奏鲜明，音韵谐冾，有天然的音乐美感。

四、章法结构

重章复沓，是《诗经》的主要章法结构。重章，并不是把完全相同的字句再罗列一遍，而是改变或替换一些字词后的复唱。就产生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如：“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是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经》中这类同义复沓的重章之歌较多，其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效果。第二种是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的关系。重章不是简单的复唱，而是在意义或情丝上有所添加，重章复沓的章法是民歌的一般特点，它还带有诗歌发展初期的较为粗放的痕迹。

重章读起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

五、《诗经》的语言特点

《诗经》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词汇丰富，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对人、事、物的各种特征，都能给予准确而形象的表现。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诗经》的语言风格大体说来，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动词、形容词的恰当的运用，用重言迭字拟声状貌，穷形尽相，声情毕肖，双声叠韵使声调更趋谐美。

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以少成多”，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的比较多，大雅中则比较少见，国风对语气词的广泛运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六、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

《诗经》中有很多作品都是抒情诗，虽然这些诗中不以人物刻画为主，但是其中都有很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周南﹒关雎》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对主人公的形象进行刻意的描写，但是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几句诗中能够感受到那位相思中的主人公的情、姿态和品格以及对那美好姑娘的思念。又如《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的刚毅果断，《邶风﹒静女》中主人公因找不到前来约会的恋人而急的“搔首踟蹰”的迫切心理。

《诗经》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有的刚烈果敢，有的懦弱痴情；有时热情泼辣，有时彷徨疑惧。我们从中可以体会那个时代女性对待情感、婚姻、生活的基本态度，了解夫权文化背景下女性在婚姻 家庭中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与情感奴役、地位低下的真实境况，进而理解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争取平等与自由所做出的奋争与牺牲。

七、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诗经》的大多篇章都体现着直接反映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自然、真实的艺术风格中体现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概括了这一创作精神。《诗经》以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朴素自然的艺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时代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如《豳风·七月》即以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质朴的艺术手法展现农夫们的劳动生活图景。如讽怨诗、婚恋诗、征役诗都无不透视着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感的真实体验。《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诗歌描写了周族早期的农业社会生活情况，是现存最古老的农事诗。这首诗的社会背景向有争议，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初期社会等说法。诗歌形象地描写了三千年前农民的衣食住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们的农业劳动生活。诗歌共八章，一章总写农夫冬日的困苦与春日的农事生活；

二、三章写妇女们的桑蚕纺织等劳动生活；四章写秋后狩猎；五章写岁末准备过冬；六章写农夫们的食物；七章写农事完毕还要服杂伇；八章写储冰、祭祀、收获、宴会。这首诗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赋的表现手法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尤其是以朴素的白描手法描写景物和生活画面相当出色。其艺术结构以节令为经，以衣食住行为纬，纵横交错，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画面。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正笔与闲笔、时景与本事相生相映，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启示人们不要把文学看成茶余饭后仅供消遣的东西，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

《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总结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八、《诗经》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九、《诗经》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而形成。

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表 现 出 的 关 注 现 实 的 热 情、强 烈 的 政 治 和 道 德 意 识、真 诚 积 极 的 人生 态 度 概 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屈原《离骚》及汉乐府诗和建安诗人，都 是 这 种 精 神 的 直 接 继 承。后 世 诗人往 往 倡 导“风 雅 ”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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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杜

甫、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都是“风 雅 ”精神的体现。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 意义。汉 乐 府 民 歌、古 诗 十 九 首，明 显 是 对 《 诗 经 》起 兴 手 法 的 继 承。比 兴 的 运 用 形 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 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和地方特色诗 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 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７世纪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作品，其空间环境基本上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作为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迷人的艺术魅力，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诗经》对后世思想意识的影响，是蕴含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感。《诗经》中的爱国主义是很朦胧、原始的。其孕含在《诗经》的宗国情感和乡土情结中，仅仅是自己的“宗国”和自己的故乡而已。《鄘风・载驰》中许穆夫人爱的是卫国，《秦风・无衣》中士兵爱的是秦国，在他们念念不忘的“曰归曰归”中，怀归的是故乡，是家邦。正是这种原始的朦胧爱国意识，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升华，逐步锤炼为我们民族的灵魂———爱国主义精神。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在《史记》、《汉书》中，在鲍照的诗中，在唐代边塞诗中，在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中，在文天祥的诗歌中，在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绝命诗里，都有突出表现。而在近代，中国人面对外敌入侵，内政腐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严峻局势，忧国忧民、怀乡爱国意识便如燕之重归。诗人魏源重读《诗经》、《周易》，“而知《大雅》诗人之所发愤。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这时，传统的忧患意识、乡土情藉遂转型为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意味的救亡思潮。一些改良主义者便利用《诗经》等文化元典来进行“托古改制”，探索改良社会的方案。如龚自珍把汉代《春秋》公羊学派所发挥的“三世三统”说运用到《诗经》学中，利用《大雅》中的周族史诗来宣扬历史的发展由乱而治，最后达到“太平世”的社会进化论，以期救亡图存。爱国主义成为鸦片战争以后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自然，随 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长，爱国主义意识的内涵也愈来愈丰富，形式愈来愈广泛，溯其源头，应以《诗经》为本。积极入世、忧国忧民辞，卓绝一世，《诗经》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具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关心君国之大事，虑民生之多艰，注意时局的发展动向；在不良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仍敢于直抒己见，敢于对昏君逆臣进行规谏和大胆地批判，表现了早期知识分子不畏强权政治、大义凛然的无畏气概。这些在 《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等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诚然，这些贵族文人关心的是奴隶主的宗国，关心的是本阶级的利益，但他们为后世开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好头。那就是“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正是汲取了包括《诗经》在内的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影响了几千千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思想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在行动上表现为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直接介入、干预社会生活，试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以“布衣忧国”自命的杜甫的吟咏，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都是《诗经》忧患意识的继承。从屈原的“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都是《诗经》中知识分子历史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延续和发扬光大。

《诗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对后世的影响我国最早的文学是《诗经》，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是诗学。《诗经》的作者在诗中公开地、明确地陈述自己作诗的动机和目的是或赞美或讽谏。不管是“美”或是“刺”都是作者一定思想感情的体现。而“诗言志”正是在《诗经》的文学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论概括，朱自清就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所表现的志，其内容当然因人而异但诗要发挥“箴谏”、“美刺”的社会作用，却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主要思想。当人们从美学角度审视《诗经》的全部作品时，就会发现这些作品中所体现的美与善、情与理、认知与直觉的统一，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均显示出诗人们的创作是在“温柔敦厚”美学观念指导下完成的，这一创作恪守了“中和”原则，达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经孔子及后世儒家的总结提炼，成为儒家学派从事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桑柔》是雅诗中最长的一首诗，《左传・文公元年》、《史记・周本纪》、《潜夫论・遏利篇》俱载其为周厉王臣子芮良所作。诗篇反映了厉王贪婪暴虐、国政黑暗腐败、奸佞之徒得宠、人民受苦受难的现实，怨恨自己耿耿忠心不到厉王的理解，忧国伤时之情溢于言表。但诗人恪守怨而不怒的信条，他讥刺厉王，却不能容忍对王权的动摇；他同情人民，却反对用暴力砸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他渴望清明政治，却企望上天及君王赋予他们机遇与权力。这种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对后世文人“忠君”、“悯民”的心态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导向的作用。

悲观主义审美趣味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首先，改变了对叙事文学团圆模式的审美追求，乐观的世界图景开始为悲观世界所替代。此前的叙事艺术总是以追求团圆为其旨趣，到了卓人月、金圣叹手中，自觉以痛苦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要求戏曲艺术描写人生的痛苦，以此揭示人类生存的真实状况，从而促使了创作精神由写意走向写实，而写实精神恰是悲剧文学杰作的重要质素。其次，使对戏曲悲情苦境的赏鉴逐渐转变为洞悉人生悲剧性本质的一种途径，从而跳出了传统的感性鉴赏层面，上升至从艺术中追问人生本质和存在的意义这一哲学层面。由此逐渐将戏曲由传统的以善求美转向以真求美，将戏曲的内蕴从传统的道德劝惩升华为对人生本质、生存本真状态的自觉探求，正如有人评价金圣叹时说“正是他首先以深刻的自觉的美学要求把叙事作品的意蕴从一般性的道德劝惩升华为对世界和人生的形而上的哲思”其实卓人月等人已开其先河，只是金圣叹对人生特别是个体生命的悲剧本质作了更为深刻、自觉地体认。传统的文艺批评主要集中在作品的风教、载道等社会政治功用方面，即使追求纯粹审美境界的意境论等也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物我合一，神与境合等情景关系上，很难涉及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探求。尽管中国的文艺创作观念受庄的影响深远，但主要继承了随缘任用，万物一体、审美超越等观念上，而其哲学中对人的生存困境，对人生本质的探寻则往往被忽视或者排斥。金圣叹等人却从人本出发，通过文艺来探寻人生的本质，个体存在的价值，追问人生痛苦的根源’可以说，没有这种悲观主义审美趣味对戏曲批评的介入，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观哲学思想在戏曲批评中的融入，古代悲剧性文学杰作的诞生、古典悲剧思想的最终形成并走向成熟均是难以想的。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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