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以苏轼诗词为例

第一篇：论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以苏轼诗词为例

论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以苏轼诗词为例

庞丽

内容摘要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他的处事原则，他的才华，他的哲学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源于他对生活的超然态度。作为宋代一代文豪，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政绩更令人刮目相看。苏东坡在我国诗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风格多样，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东坡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 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关键词

苏轼词风

超然态度

一、苏轼的魅力人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他的处事原则，他的才华，他的哲学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源于他对生活的超然态度。作为宋代一代文豪，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政绩更令人刮目相看。据史料记载苏东坡是当官的，他这辈子不是官运亨通，而是官越当越小，不是他能力不及，而是怀才不遇更是奸臣排挤，他们如一丘之貉使当时有相当口碑政绩斐然的苏东坡被贬了又贬。当初贬到黄州写下《赤壁赋》之千古绝唱，然后再贬到杭州，在那里他依旧活得潇洒，他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他把西湖比作西施，无论化浓妆还是淡妆总是那么美丽，人们说游西湖要游两次，雨中要享受，晴天更要去慢慢体会咀嚼!他所表达的意境和审美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苏轼人生态度是入世而非出世。他宦海沉浮一辈子，他从来没抛弃过世俗生活和仕途生活，他是大儒，但又通佛通道，儒释道在他身上矛盾又统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道家的思想又占上风，而道家讲的是无为，所以他又像庄子一样,要逃离这个社会。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而已。他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的豁达精神，尽管对一些事情或压力无法释怀，但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从容面对之。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百姓的好朋友„„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他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1）

二、苏轼的多样词风，突显其超然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在我国诗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风格多样，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东坡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喜欢苏东坡当然最先是由他的诗文开始。对于苏子诗文，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都不觉得有过。在中国，如若游历名山名水，如若中秋月下饮酒，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苏东坡仿佛离了苏东坡，山、水、月、酒都会大为逊色。历史上最具文化意义的山是庐山，将庐山写得最有韵味的诗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水是西湖，将西湖写得最为传神的诗也是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中秋，自有了苏东坡大醉而作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其他便都“余词尽废”。无论苏东坡是在思亲，或在怀旧，无论他自品孤傲，或自作潇洒，无论他心情畅快，或清苦闷，总而言之，但凡他有所作，其作品都几乎可列人同类作品“之最”。

“苏轼是我国北宋文学家,开创一代豪放词风。第一,苏词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达观情怀;第二,苏词善于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豪放中蕴含着凄楚。第三,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的语言议论化。”（2）

1、苏轼词豪迈的风格。苏词中流露出人生挫折时达观的情怀，积极的人生态度，透露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因直言不讳，得罪了掌权的“革新派”，而在朝廷中累遭诽谤，倍受排挤，处境颇为艰难。不得已只好自请出朝，放了个杭州通判，当他得知多年未曾谋面的胞弟苏辙（子由）在山东济南任职的消息后，思亲之情顿然而生，他向朝廷请求调任山东，与胞弟团聚。朝廷中毕竟还有同情他的人，他的请求得到恩准，宋神宗熙宁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调任为山东密州知州。

他在密州所作的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却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

2、《定**》为例，看苏轼的词风和人格魅力

元丰二年，苏轼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的诗文，被人弹劾为“包藏祸心”，于是在湖州任上被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定**》这首词就是他谪居黄州时所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春天，他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带雨具，同行人都怨声哀叹，惟有苏轼从容不迫，泰然视之。事后，他便写了这首词来记述这次经历。词的上片开门见山，点名题目。骤雨突至，扑面而来，穿林打叶，声声入耳，然而诗人此时却不慌不忙，漫步徐行，且吟且啸，快乐无比。夕阳西下，一抹斜阳笼罩着山顶，似乎在迎接着诗人。此时此刻，诗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的洗礼。早已消散，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处，斜阳已收起了光辉，一切都消失了。经过阵风骤雨，得来的往往是轻松平静的惬意。自然界如此，人生路途上又何尝不是这样。这里所写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一切政治风云的体验与反省？这是一首抒情词，更是一首哲理词，塑造出一位在烟雨中吟啸徐行的人物形象，使我们领悟到一种超然于利害得失之上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

3、苏轼“以诗为词”，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侧重表现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这是对词的一大解放。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感情丰富，故其词作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豪爽旷放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清透淡逸者有之，古雅峭拔者有之，清丽回转者有之，绮丽绝艳者有之，刚柔相济，即苏轼自谓的“刚健含婀娜”。后人认为苏词风格豪放，目之为豪放之宗，主要是指的是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意境超脱，扩大了词境，打破了词的“法度”常规，并非专指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建。毫无疑问，这也确实是他的一种风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其代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来的的确豪气逼人；但苏轼同样有不少言情咏物之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喋恋花•春景》是其代表。“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读来确也婀娜委婉。故苏词风格多姿多彩，确具大家风范。

三、苏轼的人品和词风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是北宋时期璀璨的明星。

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苏轼的人品正如他的文品一样，让人信服。他一生磊落豪放，对人从不设防，具涵养、沉稳等特点，并且高风亮节、善良有爱心。

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于是，苏轼写了很多批评变法的文章。面对苏轼犀利的批评，王安石终于坐不住了。苏轼因此被贬湖州，接着又被逮捕，送到汴梁受审。

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时，捕快押着苏轼将要起行还京，苏轼的妻子王氏送他出门。临行前，两人一时千头万绪，不知说什么好，唯有相对大哭。苏轼很快就镇定下来，对妻子说：“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也作首诗送我？”妻子一听，顿时忍不住敛泣而失笑。苏轼随即随捕快而去。

苏轼说的是一个典故。杨朴是宋真宗时人，有才学，颇得宋真宗的欣赏，但杨朴性格怪异，不愿为官。一次，宋真宗出宫祭祀，经过杨朴所在的地方，派人把杨朴召来，想要封他一个官职。宋真宗问杨朴：“卿来，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知道宋真宗想要他入朝为官，就随口编道：“唯拙荆（妻子）写有一首。”宋真宗让杨朴念来听听，杨朴当即以妻子的口吻作了一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了开怀大笑，知道勉强不得，就赏赐了杨朴一些财物，让他回家。

在生离死别之际，苏轼还不忘用幽默的话语来安慰妻子，化解悲伤，并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既体现了他通达脱俗的人格魅力，也反映出了他高超的语言技巧。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诏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不计较个人恩怨，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文中有一段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苏轼的宽广胸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3）

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

苏轼的潇洒飘逸而不羁脱的风格更加真实与自然，和李白一样，苏轼也是一个好游之人，苏轼虽然反对过王安石变法，被降过职，也因为作诗诽谤朝廷被贬过官，但毕竟在死后被赐太师，谥文忠。也算是个政治家了。苏轼在诽谤朝廷之后就被贬到了黄州这个地方，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游兴，农历三月初七这天，他就去了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这个地方游玩，结果回来的时候遇上了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淋雨都能淋出这种境界，估计是职业玩家了，这种洒脱在理学兴盛的宋朝，估计也算前卫了。

熙宁九年的中秋，远离家乡的苏轼玩了个通宵，还喝的大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在这团圆的日子里，苏轼看着天上的月亮，开始想自己的弟弟子由，朦胧的月色，醉意朦胧的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我一直认为这句是苏轼洒脱到及至的表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种淋漓尽致的洒脱，东坡之后无人再有。

绍圣三年，苏轼被贬到了惠州，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子.，这位玩家又开始出游，这次，在一个高墙大院的外面，听到了佳人荡秋千的笑声：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可能是苏轼唯一一首被认为有红杏出墙之嫌的词作，不过才子佳人，自古就是绝配，此时的苏轼，应该说是老才子了，作这首词的时候已经年近五旬，年过半百还有如此兴致，真是相当的厉害。

苏东坡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屡遭挫折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超然脱俗的人生态度。苏东坡，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名字，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名字，更是一个亦官亦民，为官为民的人物。在古代黑暗官场中，苏东坡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照亮着千百万普通劳动人民的心。

最后引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为本文作结：“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品质，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为韩文公所作碑文何尝不也是为自己所作的碑文！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

(2)陈景云 《.论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异同》[N].安徽文学,2007,01.（3）《人品风流》 罗强烈 《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1月30日

第二篇：论苏轼的超然

论苏轼的超然

论苏轼的超然

一、热爱生活，旷达乐观。（1）苏轼的抱负。（2）苏轼的政治生涯。

（3）苏轼对生活的热爱造就了他的超然情怀。

二、身居顺境，淡泊名利（1）成绩显赫而不高傲。（2）身居要职而淡泊名利。

三、身陷逆境，超然面对。（1）独树一帜的贬谪观。（2）把贬谪看为福分（3）把贬谪当作游玩。（4）面对贬居时的乐观旷达。

四、境遇变化，从容应对（1）一生贬谪，生活艰辛。（2）观照自然，慨然有悟。

（3）面对逆境多从容，艰苦磨练结硕果。

论苏轼的超然 摘要：苏轼的政治生涯跌宕多艰，多次受到不同政敌的排斥打击，仕途屡遭贬逐，一生坎坷不平，很多时候处于人生的逆境之中，特别是贬谪黄州时期，生活极端孤独与寂寞，曾经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深深感叹，想“羽化而登仙”，“欲乘风归去”。但因为他对生活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对生活充满炽热的爱，所以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面对加诸其身的种种迫害，他既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否定人生，而是以一种豁达、超然的乐观态度来接受这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诗文中处处体现出其超然物外、热情乐观、从容旷达的人生态度，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昂扬向上的伟大形象，永远值得人们景仰。

关键词：苏轼；超然；乐观；旷达。

何谓“超然”？苏轼的超然又表现为什么？文学意义上的超然是高超出众，超出尘世之意，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个人对生理需要、情感需求、功名利禄和尘世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人，能够抹去柴米油盐的重负，远离现实的名利，即使置身于苦难之中，也能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它们，不会因得失、顺逆、穷达而改变自己的心态，这是一种超然于现实事物之外的高尚的旷达自由的人生态度。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的超然态度的人。苏轼好佛，但他没有因佛教的的思想而否定人生；苏轼饱读儒家经典，但他没有因宦海沉浮而自怨自艾走向惰落；苏轼喜好道家思想，但他没有因此看破红尘而洁身自好。作为一个饱读诗书，才华横溢诗人、学者，他集儒佛道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颇受世人尊重的人生观，“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正是以这种旷达洒脱的辩证态度，诗文中始终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而受到中国士大夫文人的高度仰慕。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苏轼乐观、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进行探求研究。

一、热爱生活，旷达乐观。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对现实人生充满美好的期望，有很高的政治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积极入世，于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并潜心研究社会问题，在短短的两三年间里，写出了《策论》、《进策》各二十五篇，提出了改革弊政政治主张，并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苏轼对自己的人生仕途是充满期待，总想大展宏图，其根源是其对现实人生充满着强烈的热爱之情。

苏轼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海南岛的儋州。因为这样的升迁贬谪，使他的一生始终游走在入世、出尘和被世所遗的崎岖小路之间，显得十分艰险。在历史上，一些人当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时，或自沉江河，或归隐山林，或因不肯同流合污而郁郁终生。这些做法固然令人钦佩，但是苏轼选择的道路却与他们不同。苏轼虽然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屡次遭受贬谪，流离失所，甚至穷愁潦倒，但他没有悲观，也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其关键就在于他热爱生活，始终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他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坦然地面对人生功名富贵和悲欢离合，因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乐观的苏轼，一个豪放的苏轼，一个超然于大地、飘浮于半空，用喜上眉梢的对大自然的一切充满了喜爱的眼光欣赏着地球上的一切的并从中发现美的具有豪情万丈的英雄的苏轼。所以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雪剑严相逼”（1）的艰难岁月中，他不但体会到现实生活的甘美，而且处处都是美好的事物：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2）的欣慰心情；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3）的洒脱情怀；有“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4）的悠然感悟；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5）的潇洒豪情。在凄凉孤独的晚年，他仍乐观地吟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6）这是何等的豪迈，哪里像是出自一个贬居蛮荒形枯骨杇的垂老之人之口？ 当然，苏轼也曾想抛开一切，“驾一叶之扁舟，凌万项之茫然”。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隐士，他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人生的眷恋，始终是他心灵的主旋律，因而他总是直面逆境，善待人生。他的《水调歌头》对此有着精彩的诠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官场上的浮沉，历经磨难的苏轼自己也不知道“此生飘荡何时歇”（7）。他也想乘风归去，不问世事，但他很快意识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一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相较人生亦是“此事古难全”，所以“不应有恨”。转恨为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情怀才显得如此之旷达。

正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苏轼以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超越了生活的艰苦和仕途的波折。在苏轼的眼里，“胜固欣然，败亦可喜”（8）。这份气度，这份胸襟，让苏轼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应该悲观的日子里还能笑得出来，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也成就了他传奇色彩的一生：“一蓑烟雨任平生”（9）。在苏轼坎坷动荡的一生中，不管外面风雨如何，他心中早已是波澜不惊，真正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放达。苏轼身处逆境，我们却处处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他被贬黄州，生计窘迫，微薄的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他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亲身参加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东坡八首》（10）中述说了他垦荒的缘由以及“垦壁之劳，筋力殆尽”的劳动状况。正是因为对现实的热爱，他才体味到劳动的快乐，感受到人生的有味，展现出他超然的态度，表现出其旷达的情怀。

二、身居顺境，淡泊名利

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张之洞有 “无求便是安心法。”冰心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淡泊，即清心、恬淡、知足、寡欲，是贤者追求的一种境界。淡泊就是能在辉煌腾达，高官厚禄时把握住自己，泰然若之，用一颗平常心淡然看待这一切，不受尘世污秽的干扰与冲击，能在淡泊喧嚣的同时，给自己找到一份心灵的超然。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也因为他能在顺境中能保持一颗淡泊超然的心，并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所以能够得到世人的称道。

苏轼出生于“庆历新政”这一北宋王朝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期。他从小具有兼济天下之志，通过勤奋学习也具有经世报国之才。苏轼年轻时便在文坛中具有很高的声望，达到了“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1）的地步，可谓是当朝第一名士。

走上仕途后，他并没有不可一世，而是对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渐渐地看得淡泊，渐渐铸就了凡事以平常心待之的态度。苏轼在为陈希亮写《凌虚台记》中暗讽陈希亮以前修改自己的文章，陈希亮这次却一字不改地令人照文把这篇文章刻在石头上。后来陈希亮对别人说：“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其满而不胜也。”（12）苏轼知道后，了解到陈知府的良苦用心，颇为自己自得于盛名之下的浅薄感到汗颜，并不是固执已见。

当然，淡泊并非甘于平庸，不思进取，更不是厌弃世俗、躲避现实，而是一种超然境界、处世态度和人生情怀。苏轼是从小就深受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浸染的，在几十年的沉浮中，只要环境允许，他总是尽力有所作为，为地方上多做实事，政绩卓著。苏轼守徐州时，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七十多天不退。当时城池危殆，民心惶惶。苏轼临危不惧，身先士民，指挥抗洪抢险，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13）犹如大禹三过家门，与城共存亡，与民同生死，终于水退民安城全，朝廷奖赏，徐人奔走称赞。苏轼却说“水来非吾过，水去非吾功。”（14）以平静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功名。

“乌台诗案”后，苏轼更清醒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的两极和名声的利弊。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对苏轼特别青睐，她执政时期，召苏轼回中央，先任居舍人，后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的位置，苏轼已不为这些所动，官场的沉浮如过眼云烟。“人在玉堂深处”（15），却“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子”（16）；告诫自己“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在《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说“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17）也正是在这种顺境中的淡泊名利造就了苏轼的超然处世的态度。

苏轼仕途一生，顺逆参半。在顺境，他淡泊处之；对逆境，他随遇而安，乐观旷达。

三、身陷逆境，超然面对。

在顺境中苏轼选择的是淡泊，但他一生更多的是坎坷不平，仕途起伏，遭受了诸多不幸和打击，他是怎样应对的呢？ 他不像有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仕途失意便一蹶不振。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而是“澄怀观道”，以求对生活更深的理解，总是让自己不断地发展进步。他劳作非常艰辛，时常生活困苦，他把 “造物”的这种安排看成是感悟人生的天赐良机，他以海棠自喻：“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到空台”(18）；以梅花自喻：“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19），表现出乐观旷达，恣放向上的情怀。苏轼一生，历尽艰辛，大起大落，他把这总结为“一生凡九迁”（20）。特别是垂暮之年贬到惠州，再贬儋州，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儋州是个蛮荒的地方：“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21）自然条件也是十分恶劣，毒蛇猛兽遍地都是，疾病也时时威胁到每个人的生命。身处逆境，苏轼依然保持超然物外态度，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从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以贬谪为福、以贬谪为游玩、以贬谪为致仕。

苏轼把贬谪看为福分。他说“谪居穷僻……自绝禄廪，因而布衣蔬食，于穷苦寂淡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节微福。”（22）在他眼里，贬谪无公务逼迫，无官场应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在《记承天夜游》中写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他在大自然中寻求寄托，以闲者自居，以此自慰。他在《食荔支》中表现出何等欣喜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饮酒、赏梅、读书，生活虽然简朴，却过得相当安逸。这种安逸生活和心境时时反映在他的诗中，《纵笔》写到：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他的政敌章子厚看了很不舒服，把他再贬儋州。在儋州，他写下了著名的《谪居三适三首》，其中《旦起理发》中说： 安眠海自运，浩浩潮黄宫。日出露未晞，郁郁蒙霜松。老栉従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琱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

诗中描写了为官时的忙碌，反衬出贬谪时期的闲适。有很多被流放到了海南岛的人们，由于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夜都盼望能够早日返回大陆，但苏轼没有报怨、没有自弃，而且唱出了“他年谁作与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23）的诗句，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将自己融入了黎乡，把海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然，苏轼不是彻底超脱，不问世事。贬谪时期，他尽其所能为百姓做些好事，而且从未放弃过学术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轼中年贬居时认真研读了《易》和《论语》，写下《易传》、《论语说》。晚年贬居专门研《尚书》作《书传》。文学上像《赤壁赋》、《方山子传》《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其在贬居时候写成的。

苏轼把贬谪当作游玩。《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中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郁孤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把人生如寄释为“闲游”。晚年遇赦北归，离开儋州，但在海南三年，他已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一诗，以海南人自居：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认为自己远贬海南经历的磨难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漫游。视谪为游，他把贬谪当成一次“公费旅游”，胸襟何其广阔，气度何其恢弘，一切痛苦不幸都从容应对，不放在心里，而是尽享游玩中的新鲜与快乐。苏轼面对贬居，显得乐观旷达。贬居本是政治惩罚，苏轼却冷静对之。“谪居儋无事，何异老且休。……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24）也正是他有这样的从容，才能以一颗宁静的心看待自己的遭遇、世间的一切。“乌台诗案”后，几近死亡边缘的他经过长途跋涉，踏进那偏僻的黄州大地，他仰观天象，俯地取法，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的各种问题，心灵已进入一种澄明超然的境界。才华横溢的他，赋诗作文，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诗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诗写1082年的一天，苏轼去看朋友，路上遇雨，因为没带雨具，同行都很狼狈，只有他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走。他不觉得雨的凶猛和被雨淋湿后的狼狈。面对风雨，他悠然自得，劝同行者“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既然大自然的风雨不能改变，不如改变我们的心态，在雨中吟诗放歌，徐徐前行。风雨中“吟啸”，表现出玩赏超然的心态，也是在困境中，心灵上留下了一点闲情逸致的小小空间，显示出了诗人乐观旷达从容的心态。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人生的境遇变迁，苏轼都用平静悠闲的心态从容面对。“莫听”二字是对风雨打击的否定，“何妨”二字是对悠闲超然人生态度的肯定。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写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也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这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任凭风吹雨打，他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

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流放到了蛮荒之地的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在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25）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他善于将诗意融入哲思，在寒冷中注入温暖，在逆境中发现希望，在忧患享受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心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写照，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26）凄风苦雨之后，天气终会放晴的。

上面讲的是一种儒家的境界，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感悟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如果心静，世界自然都清静。如果我们内心达到了无差别的高尚境界，世间万物哪里还有什么差别呢？因此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应坦然面对，“宠辱不惊”。苏轼以从容的态度面对贬居，以主动的精神迎接贬居给他带来的痛苦，并化悲痛为力量，化贬居为机遇，在人生不遇之时，不在意追求形骸、功名的长久，转而追求精神境界上的永恒，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不断超越自我，在时时刻刻中实现着自我，从而创造出永垂不朽的东西：充满魅力的人格，精深美妙的作品。

苏轼这种身陷逆境而乐观超然的态度是经过长期自我调节的结果，对于他来说，逆境中的恐惧、惊惶、委屈等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适与乐观。苏轼处于逆境之中，始终能看到有利于个人发展，有利于磨练人格的一面，因而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用乐观旷达的心态对待困厄，感到乐趣无穷，显示出卓越超拔的人格风范，创造了贬逐中的辉煌文学。

四、境遇变化，从容应对

中国封建历史上，儒学之士常常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但遭弃用，受贬谪时时干扰着他们匡扶社稷的美梦。他们还是一蹶不振便是隐居逃世。苏轼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把老庄思想作为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面对自己屡次的境遇变化表现出的是一种通达的心境，总能从容应对。

苏轼一生屡遭贬逐，足迹所到近二十处：四川—开封—凤翔—京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京城—杭州—颍州—宣州—惠州—儋州等。由此可见苏轼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屡遭贬逐，越贬越远，越贬越偏僻。但他从未消沉绝望过，而是在历尽苦难中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了一种真正的超脱。他总是善于排解，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不为世俗祸福苦乐所拘束，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扰，他既乐观旷达，又总是从容应对。

在经历九死一生后，苏轼来到了黄州，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让他在“幽人独往来”的日子里，感到苦闷和矛盾：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中，苏轼诉说着“长恨此生非我有”的辛酸和无奈，多想能够抛开功名利禄，逃遁山林，返归自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到无限的大自然之中。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这种消极避世的念头在面对赤壁古战场时，却化作了豪迈奋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诗人心潮澎湃：想当年雄姿英发的周瑜，何等的风神潇洒，何等的豪气冲天！作者自己也想像他那样开创一番事业，可看到自己“早生华发”，又不禁茫然。但苏轼没有因此沉湎，他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呢？然而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即使像曹操、周瑜那样一世称雄的人物，如今也早已灰飞烟灭了，何况是年岁渐老，事业无成的自己呢？看到面前的江水、明月、清风，他领悟到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生命的彻底把握，他辩证地看待自己的处境，采用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容地从困厄中解脱出来。《题西林壁》做出了更好的注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透露出苏轼自得其乐，自我排遣的心境。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无拘无束，尽享生活佳趣的苏轼，而绝不是患得患失，无奈颓唐的苏轼。

面对境遇变迁，苏轼没有逃，虽然生活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27）的环境中，他却能遵从心灵的指引，实现对人生的积极的超越，守住了那个乐观、持重、朴拙、豁达、天真的自我！

苏轼获罪贬黄，过去的一些亲友因为怕受到牵连而很少与他往来，他曾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写道：

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君随幕府战西羌，夜渡冰河斫云垒。飞尘涨天箭洒甲，归对妻孥真梦耳。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发苍颜略相似。我方北渡脱重江，君复南行轻万里。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君归趁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

面对这样的境遇变迁，内心的苦闷孤寂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从容应对，寄情山水，穷中取乐。从他咏黄州风物之美的诗句中就能略见一斑，“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28）。鲜鱼新笋，江城风物，给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当时，他曾站在江边的赤壁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面对境遇变迁，苦难和迫害并不能将苏东坡打垮，而是让他更加乐观豁达，“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他以无官无爵、无牵无挂的心态来蔑视风雨，挑战命运。正如他所写的《书临皋亭》：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当是时，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若有思而无所思，已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些无不流露着他那面对逆境，随遇自适、超然物外、潇洒达观的淡泊心境。

苏轼遭远贬岭南惠州，发出的不是“好收吾骨瘴江边”（29）的哀叹，反而有欣喜若狂的心情流露：“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他这种从容乐观的自适态度甚至激怒了当权者，尤其是看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30）这些惬意的生活描述，再贬苏轼到儋州。苏轼到此地后是“首先作棺，次便作墓”，生活境遇的险恶不难想象。然而他并没有消弭，而是和诗词歌赋相依为命，一面体验着“诗能穷人”的尴尬处境，一面又体验着“诗穷而后工”（31）的独特感受。

数十年贬谪生活，不但没有压垮苏轼，反而把他锻炼成为从容乐观、胸怀旷达的伟大作家，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当沧桑始到工。”（33）从苦难变迁中超脱出来的苏轼，精神上得以提升，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生考验，越发沉静练达，气定神闲，风雨不能摧垮他，穷愁不能改变他，垂暮之年再贬到荒蛮之地岭南，他还是依旧故我，乐天知命，唱出“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挫折也好，打击也罢，都不能动摇苏轼内心的坚定，他始终从容面对，显示出超然的人生态度。

也许正是这些境遇变迁，铸就了一个旷世奇才，一个令人心想神往的人格典范，一个妇孺皆知的豪士雅客，一个热情奔放、从容自如、乐观旷达、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由此，我们看到了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一是对世俗人生的超脱，以惊喜的眼光欣赏着现世人生，超越了名利、穷达、荣辱、得失、苦乐，达到了“超然”的境界；一是达到自由的境界，精神境界开阔和广大，不受尘世的羁绊，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应对，泰然处之，并总有愉悦和欢喜。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始终是乐观的一生，积极进取的一生．身陷逆境，既保持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情怀，又从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苏轼正是以这种旷达洒脱超然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林黛玉的《葬花辞》：“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红楼梦》岳鹿书社，1987年版。（2）苏轼《鹧鸪天》，见《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出版。

（3）苏轼有诗《惠州一绝》，见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4）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见《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出版。

（5）苏轼《水调歌头快哉亭作》，见《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年2009版。

（6）苏轼《浣溪沙》，见《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出版。

（7）苏轼《醉落魄·离京口作》，见《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出版。

（8）苏轼《观棋并序》，见《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出版。

（9）苏轼《定**》。见《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出版。

（10）苏轼《东坡八首（并叙）》，见《苏东坡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

(11)见林语堂《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见《邵氏闻见后录》，作者〔宋〕邵博，中华书局1997版。（13）选自《宋史·苏轼传》，《宋史》，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时间：1985年。

（14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四首》，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15）苏轼《如梦令》，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16）苏轼《如梦令》，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17）苏轼《八声甘州》见《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出版。

（18）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见《苏东坡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19）苏轼《红梅三首》，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20）“苏公一生凡九迁”元·脱脱《宋史》卷九第527页。《宋史》，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时间：1985年。

（21）清傅恒在《皇清职贡图》中记述：“琼属五指山各峒中，性凶横，时相仇杀。”熟黎“争田夺地起雠衅，屠牛聚众构生黎，以为州县之患。”熟黎“性习为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持弓刀相向。”《皇清职贡图》作者：（清）傅恒 等编纂，广陵书社出版，出版时间：2008年。

（22）《苏东坡全集》第十六卷 书简---《与圆通禅师二首》。见《苏东坡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

（23）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24）苏轼《和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见《苏东坡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

(25)（26）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见《苏东坡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

(27)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28）苏轼《初到黄州》，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29）韩愈《左迁蓝关至侄孙湘》，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30）苏轼《纵笔》，见《东坡集》，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31）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见《欧阳文忠公文集?苏东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3）清·赵翼《题遗山诗》，见《袁枚赵翼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第三篇：论苏轼的“超然”

论苏轼的“超然”

摘要：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苏轼的一生是很曲折的，而这艰难的人生经历使得苏轼早早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超越，他有儒家的忠义，有道家的洒脱，有佛家的空灵，超然于物外，真正地发掘到人生的真谛，形成了他的超然的人生态度。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他的人格超然之美和他独特的审美风格。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是在参透世间表象之后仍保持着对生命热情的思想超越。苏轼的超然，是一种对现实生活苦难的超越，是一种对现实困顿的升华。关键词：苏轼；超然；审美；人生态度

老子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这句话是说即使有繁华景观，也要超然独处。意思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可以不依赖外物而获得。超然是什么呢？超然就是一种洒脱，不拘于名利，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的宽广大气之感，是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苏轼便是这类。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受贬谪，面对这世间一切的挫折，他以全新的人生态度对待接踵而来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态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他随遇而安，乐观旷达，他的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于物外的生命范式蕴涵这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超越现实物质世界的纷扰，去探寻永恒的生命价值。

①

一、苏轼的“超然”表现

（一）苏轼“超然”的审美人生

苏轼的一生坎坷不平。屡次遭受多次打击，后半生的连续被贬以至于生活极其困窘，但他却并未被苦难困境打倒，二是面对这些不幸，从容对待，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不为世俗的苦乐所影响，不因得失而烦闷，表现出坚定沉着的、乐观旷达的、超然物外的自由境界，显出其超乎异常的人生态度。

苏轼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时，已经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他的创作艺术却进入了一个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这贬谪的不幸却使苏轼更深刻的理解了人生，他能乐天知命，在这种一般人很难忍受的贬谪生活中寻得了闲适之趣，做到了胸无芥蒂，超然物外，不为得失生死而悲观，正如他在《前赤壁赋》中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表现了苏轼乐观 ① 参见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六章。旷达，物我相忘的境界，他的精神陶醉于大自然的景色里，融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眼中之所见，便是笔下之所写，更是心中之所爱，自然而然传达出大自然景色的韵味，传达出苏轼物我相忘，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轼意识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后，他的情怀更加旷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便能看出他对人生、生活的热爱，他以坚定的人生信念超越了生活的种种挫折，他能在一切困苦中总结处世经验、不断领悟宇宙人生的真谛，在人生悲戚和主体生命失落的遭际中寻找自我、肯定自我、张扬自我。他在一切得失进退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一种诗意的审美的态度来应对各种现实环境。

苏轼的审美人生是他寻找的客观存在，要说他的审美人生，便要说到他的“野性”自由。我们在阅读苏轼的诗词文时，时常会发现他十分喜爱使用具有“野性”情趣的意象，如野菊、野路、野溪、野云、野人、野鹤、野梅等等，苏轼已经把起“野性”和野趣融入到他的整个生命和生活历程中。他在密州所写的《游庐山，次韵章传道》中说：“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这两句是说十余年的仕途坎坷、宦海沉浮使我的面貌酷似被套在车辕下的马驹一样备受羁绊，而那放纵在大海里自由自在任性游泳的巨鱼，才是真正的自由、无拘无束。这两句尖锐的揭示出了苏轼的“野性”与尘世的对立。而这种自由不羁的“野性”，显现出他反污浊尘世和黑暗官场、以及他的任性逍遥、雍容旷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情怀。苏轼的这种“野性”的超越，也是对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认识，用豪放乐观的心态建构永恒的人类生活，追求精神的不朽。这种“野性”不仅是苏轼的本性，也是苏轼人性观、艺术观、审美观的突出反映，造就了他的超然的审美人生。

苏轼的审美人生和他的仕宦人生是极其对立的，但苏轼却将他的官宦人生给审美化了。苏轼刚刚起步的官宦人生是很顺利的，如《宋史·苏轼传》书云：“仁宗初读轼、辙的制策，退儿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少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诗歌，词文的审美给予了苏轼一世英明，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也给苏轼之后的仕途生涯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祸端，他以诗心在官场中生存，尽量将仕途生涯艺术化，但诗词文的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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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朱靖华、饶学刚：《苏轼词新释辑评》（上），中华书店2007年版，第10页。

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特性却是对现实的各种纰漏，其中形象所涵纳的思想是无穷无尽的，各种政客的弹劾此起彼伏。但苏轼却并未因此放弃创作，他将文学的审美，带入烦躁的官场，将使人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加以结合，从而又达到了他的另一种别样的审美人生。

苏轼在为王晋卿所作的《宝绘堂记》中说“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一些被常人视为微不足道的“物”，苏轼都对它们“寓”以深意，并从中获得无尽的乐趣。苏轼强调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能以主体的地位，欣赏的态度去看待世间万物，以随遇而安，随缘的立场去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遭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②

①苏轼能从生活中找出美与快乐，以开放的审美视野、诗意的眼光看待人生与世界的关系，正如其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③，将他的人生过程看做是寄寓在天地万物中的诗意栖息，这种“寓意于物”的人生态度正是他审美人生的一种体现。

（二）从苏轼的经典作品中看他的“超然”

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起源可用他的一首诗概括：“谁言穷巷士，乃窃造化权。所见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戏作一篇书，千古发争端。儒墨起相杀，予初本无言。（《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戏作一篇书，千古发争端”写的就是他自己。他年少时才华横溢，聪颖早慧，与其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三人冠盖满京华。从当年苏府的潇洒少年郎，到暮年时的天涯流落客，在这一生的漂泊中，苏轼已经把本心隐于佛、道的豁达与空灵中，他的心灵已超乎尘世，“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真正达到了超然自适。旷达虚静，随遇而安，桀骜倔强，不改正直的品性，坦荡堂正，达到了俗世之人无法超越的高度。

④

1、游于物外———“凡物皆有可观”

若说“超然”，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苏轼的《超然台记》。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第二年，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其弟苏辙说到老子的“虽有荣观，燕处 ①②

⑤ 参见《苏轼文集》卷十一。

苏轼：《超然台记》，参见《苏轼文集》卷十一。③ 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参见《东坡全集》卷一百一十五。④ 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见《苏轼诗集》卷四十三。⑤ 参见《苏轼文集》卷十一。超然”后，便以“超然”名之。苏轼亲自题写“超然台”名。苏轼认为“超然”便是“游于物外”、“无所往而不乐”。正是苏轼的这种“游于物外”的人生态度使他对人生有了真正的领悟和思考，他才能诗中笑对人生，超越一切荣辱、得失和福祸之外，获得内心的安适和心灵的自由。《超然台记》全文都以“乐”字为主线，从虚实两个方面论述出“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的思想，“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苏轼是说一切物品都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不一定是怪奇瑰丽的东西，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便有了“凡物皆有可乐”，物各有所用。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苏轼在这里论述福祸所依的道理是从“游于物外”的对立面“游于物内”再次强调只有超然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的道理，莫要局限于事物本身。苏轼移守胶居，虽然很多方面无法与杭州相比，但密州的杞菊却让他身体更加健康，花白的头发也日益反黑，民风淳朴，官民同乐，都给他心灵莫大的安慰，这足以说明苏轼的随遇而安。登上超然台后见景生情，既有功臣建树的仰慕，也有超然物外的怀念，时而还有对不得善终的良将的不平，而这正式表现出作者想要超然物外，却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但超然台的风景却也能让他忘记自己的怀却、仰慕、不平，饮酒欢歌，登台游乐，这些又无疑不是一种“乐”。苏轼正是从行动上做到了随遇而安，从内心深处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而实现了他对现实人生的超越。

2、人生如梦———“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抵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水调歌头》的中秋绝唱千古一绝。苏轼在政治上的失意以及与其弟的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的抑郁惆怅之感明显；但他却没有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沉沦，而是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忧解患，表达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苏轼借月自喻，起舞弄影，愤世独立，自现孤高，既怀逸兴壮思，高接混茫，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不知”数句揭示了他“出 ①

① 参见《东坡乐府》卷一。仕”与“入世”的困惑，想超脱尘世，乘风归去，却又高处不胜寒，落在现实，于是月下起舞弄清影，在自然中苦中作乐，立足现实，将入世和出世相结合，以达观的感情去热爱生活，热爱人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写出苏轼对人间的悲怨、不平和月之阴晴圆缺这些自然现象视为一体，对人间的悲欢离合看的各种淡然、洒脱、旷达，齐荣辱，忘得失，超然物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想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发出最真挚的慰问和祝愿。这首词意境广阔，胸怀乐观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情，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在现实人生中的超越，至今依旧给我们美好的享受。

3、流水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①苏轼写暮春三月兰溪幽雅的风光与环境，描绘出一幅明丽、清新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便可看出他对自然的喜悦，对人生执着的情怀。而后对人生的感叹：流水都能西流，谁还能说人生再少？何必自伤自怜，哀叹衰老？这首词融理入景，将景、情、理三者完美融合，从对山川景物的热爱到探索人生真理，如同一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宣言书，流露出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对生活的热爱，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流水能西”“黄鸡休唱”，这是多么从容自信，生性豁达的人生情怀！从中完全能见出苏轼超然洒脱的处世品性。

4、诗意之美———“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生坎坷，然胸襟开阔；虽历经磨难，却悠闲自得；风雨人生中从容不迫；可谓是真正的笑对人生。本是一场常见的雨，同行皆狼狈，唯有苏轼在雨中从容不迫的行走，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苏轼怦然心动灵感来袭，轻轻一吟，便有了一首千古绝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②面对风雨，苏轼悠然自得，在雨中吟诗放歌，徐徐前行，并劝同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也就是说，不论是面对自然风雨还是人生风雨，苏轼能十分自然的在逆境中安然如常，并不为外界所干扰。在拥有 ①② 参见《东坡题跋》卷三。

参见《东坡乐府》卷二。这平静心态时，他的竹杖芒鞋也能从容的走完这一路风雨，而不是肥马疾驰，这一蓑烟雨中他任凭人生，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笑对人生的旷达坦荡之情和他不以世事萦怀的淡然诗意之美。在“一蓑烟雨”之后，春风和斜阳迎面而来，苏轼此刻迎着暖阳，乐观地坚定地向前走，风雨只是暂时的，风雨之后必是阳光。在经历了风雨消受了晴阳之后，苏轼也看开了，不论是风雨还是晴天，这些都是一种人生难免的事情，不要因为风雨突来而悲愁，也不要因为阳光到来而高兴。苏轼的人生进入了诗意，他“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一种大平常、大自在、大超越的生命境界。苏轼能够在途中遇雨这件生活小事中写出这么一手内蕴深厚、意境高远的经典性作品，离不开他的通达超然的诗意精神美，正所谓壶中自有天地者也。

5、心安是归处———“渺沧海之一粟”

某一秋夜月明之时，苏轼与友人泛舟游于赤壁，虽处于政治上的失意，但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赤壁美景。苏轼与友人饮酒诵诗，产生出“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遐想，不亦乐乎，哪能看得出是一个政治失意郁郁寡欢的被贬官员。苏轼处于这轻松的风月环境中，身心完全融合于自然，“饮酒乐甚，扣舷而歌”，“渺沧海之一粟”，摆脱政治束缚与困扰，无拘无束的率性使得苏轼胸怀更加开阔，情绪趋于平静，从物我无尽和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超脱出来，达到了他独有额超然与旷达。“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①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从水与月两种物象中体会得盈虚的辩证关系，了解到世间万物都有变和不变的道理，不用羡慕月之美好、水之无穷，更不用因官场的一时失意而伤悲颓废，应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乐观、自信。又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更是苏轼内心达到平静后对人生新的审视，从自然界的纯净中淡化内心深处的物欲与浮躁，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享受人生。

苏轼以生命在著作，他的作品都是他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他的诗词文体 ① 赵定群、文师华：《赵孟頫·前后赤壁赋》，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七页。现了他的一生，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有对自然天成的感叹，有对社会现实的揭示，有对人生生活的超越。总之，不论是诗诗词抑或是文，苏轼都是用他的生命去写作，他的作品中凸显着他所有的人生态度，总结之下便是超然。不论是“凡物皆有可观”、“但愿人长久”、“休将白发唱黄鸡”、“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老夫聊发少年狂”、①“笑劳生一梦”、②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③等等，这些都能看出一个从容乐观、胸怀旷达的苏轼。

二、苏轼“超然”人生的原因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提到苏轼的家境，我们便第一映像是“三苏”。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他们俱属“唐宋八大家”。苏轼的祖父苏序年轻时高俊体健，为人豪爽慷慨，曾经骑驴进京城，那份肆意与纯真很是受苏轼赞赏。苏轼的父亲也像他的祖父，生性正直，脾气刚烈，思想独立，而这些都对苏轼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使得苏轼从小就骨子里带着狂放、正直与无畏。

苏轼成长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苏轼影响很大。苏轼成长在眉州这个山水秀美的地方，他的母亲对于花鸟树木山水都非常热爱，这也间接的使苏轼喜爱上了这种恬静美好的自然田园，在之后见证了众多宦海**后，心灵上的一种自然的安宁的回归。

（二）仕途起落的影响

苏轼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之后却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至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海南岛的儋州。这三次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苏轼感到挫败与堕落，反而更使苏轼的人生态度更加旷达与超然。他始终具有自信开朗、乐观旷达的神，尽管遭受到这些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潦倒，也能从容自若、泰然处之，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时的佛道思想对他起了重要的净化作用。他经常静坐自省，他要摒弃一切私念杂陈，超凡脱俗。他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慢慢学着去体会人生的艺术，去热爱生活，而没有发展成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在这期间，苏轼没有沉溺于痛苦的深渊，而是涉笔成趣，触处生 ①②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参见《东坡乐府笺》。

苏轼：《醉蓬莱》，参见《东坡乐府》卷二。③ 苏轼：《过大庾岭》，参见《苏轼诗集》卷三十八。春。《记承天寺夜游》便是他在静谧的自然美景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在清冷的月景中，自然的融入他富有生活情趣的心灵，感受自然的熏陶，使心灵归于安宁。

接着又被贬至惠州，惠州的生活反而让苏轼似游鱼得水，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瓜果不断；这在别人眼中的偏僻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祉。百姓对他的热烈欢迎更使他满心欢喜与感动。惠州的民风淳朴，风光秀美，民众的热情好客，让他吟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感叹。这是怎样的一种乐不思蜀啊！

“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一首《纵笔》让苏轼来到儋州。此时真的是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他深入了接触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与百姓休戚与共，结下了深刻的情感。虽然儋州有极其艰辛的生活，但苏轼不见“颓败之气”、反而传播文明文化，力图和百姓们一起改造当地的落后。这种和百姓一起开心的生活，虽不果腹，却也满足开心。他也因此更加热爱生活，旷达乐观。

苏轼的“超然”和他的官场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屡次的被迫害被贬谪，始终能随遇而安，从身边的自然人文中找到自己的寄托。

③②

①

（三）儒佛道思想的浸染

苏轼把儒佛道三家哲学结合起来，他有儒家的正统，道家的自然，佛家的空幻，自此以儒治世，以道养身，以佛修心，从而使得他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

对于儒家思想，苏轼在家族中耳濡目染，很早就受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从小苏轼就习读儒家经典，一直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抱负。他在晚年去极荒之地与百姓一起改造穷苦生活，为百姓造福。尽管政治生涯坎坷，但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苏轼，使他为国家为百姓鞠躬尽瘁。苏轼还深受佛教影响，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苏轼在各种困境中解放思想，不拘束在政治的失意中，与自然相溶，无拘无束的生活，率性的思维使得他的心境更加和谐，达到了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苏轼用佛道的思想消解他在政治中 ①②

④ 参见《苏轼文集》卷七十一。

苏轼：《惠州一绝·食荔枝二首》，见于《苏轼诗集》卷四十。③ 参见《苏轼诗集》卷四十三。④ 《孟子》之《尽心章句上》，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4页。的厄运，借助佛教思维，对生命和人生全方位思考，净化自己的心灵上的渣滓，使其更澄澈清新，不为外物所累而“超然物外”。

总之，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苏轼对儒佛道三家融会贯通，超然的面对生活，旷达乐观，昂扬乐观的人生态度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辉煌的篇章和超然的思想精神。

苏轼对人生进行了非常透彻的思索，他聚儒道佛思想为一体，对于生命的感悟有着一定的认识。就如林语堂先生描述苏轼的多姿多彩：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散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轼的一生说不尽，道不完，家庭的影响，仕途的起落和儒道佛思想使他树立起超然的人生态度，在他的身上，充满着思想的快乐，心灵的率性，智慧的光芒，其旷达超然的人生哲学更是有着持久的魅力。

现实生活的强烈感触和深刻的体验，促使苏轼的目光超越了现实物质世界的纷扰，学会探寻永恒的生命价值。他在逆境中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乐观积极向上，从容镇定的人生态度不得不让我们正视。

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很多欲望，金钱、威望或是权利等等，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因为这些种种的欲望而遇到很多挫折，面对众多挫折时，就要超越自我，学会苏轼的“超然”。不失本心，从容面对，乐观向上，要有信念的直面人生中的困难，去寻找自己的真正人生。

参考文献:[1]文选德,《道德经诠释》[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朱靖华、饶学刚,《苏轼词新释辑评》(上)[M],北京:中国书店,2007:10-24 [3]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37-370 ①②

①

② 陶文鹏：《一蓑烟雨任平生》，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范军：《苏东坡：旷达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4](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5](宋)苏轼,《东坡乐府》[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美】田浩,《宋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4-224 [8]范军,《苏东坡:旷达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11(1)[9]林语堂,《苏东坡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第四篇：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王长辉

摘 要: 苏轼作为宋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他的人生态度给了后人以巨大的影响。他主张积极入世有为, 又不失灵活圆通;他主张义是人生追求的境界, 又认为应该义利常兼;他主张维护社会纲常代表的礼, 又不失人生的情趣, 越礼法而显真情。苏轼这种人生态度, 不仅是他个人修养的结果, 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因此特别值得研究和重视。

关键词: 苏轼;人生态度;出世与入世;义与利;礼与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有独诣的成就。苏轼是集儒、道、释于一身的大家, 博采众长并圆通加以运用。“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使他积极入世, 又不过分迂执, 道家的无为、齐物与释家的通达使他淡泊名利, 纵情山水, 达到人生的超越。苏轼的一生是迷一般的人生, 研究他的人生态度对我们深入理解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中国文人的人生特点是极为有帮助的。

一、出世与入世观

苏轼的思想集儒、释、道于一身, 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佛道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正如李泽厚所说: “苏轼不是佛门子弟, 也非漆园门徒, 他的生活道 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 仍然是标准的儒家。“少年的苏轼,，便已萌发了报国的热情。宋史本传记载:“母程氏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5范滂传, 慨然太息, 轼请曰: ‘轼若为滂, 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 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为了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 苏轼和其他士大夫一样通过出入仕途来实现他的抱负。他的政论文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试前, 他上进策, 进论各二十五篇。秘书阁考试时, 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等六论, 仁宗殿试时, 他认为当时国家的形式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 方今之世, 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 未见其可也”。苏轼在作官期间经常在他的文章中主张要以德治国、以仁治国。“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 无障塞而固矣”。“ 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苏轼在贬居黄州之时, 屡因文字得罪, 自己也想“焚砚弃笔”。但还是写了《荔枝叹》 针砭时政,表现了他抱负不得实现的愤懑。但他没有沉沦, 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把入世的热情转化为个人情操风节的修养上来。苏轼在思想上追求道家的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他亲近自然, 纵情山水, 对自然的依恋, 使得他不得志的情感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如《前赤壁赋》，所谓“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浸透了作者对人生苍凉感受, 表现了他对人生真谛的体验与思考, 把有限的生命个体融入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物与我一体, 共享明月清风的诗意。这显然继承了庄子玄学禅宗的浪漫精神, 超然物外, 遗世独立, 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合二为一, 用内在生命去体悟外在的自然, 达到物与我的相融相应, 达到物与我的完美结合。正是因为苏轼有道家那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意识, 所以即使在被贬也能处之泰然。从被贬黄州所作《鹧鸪天》就可以看出: 林断山明竹隐墙, 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 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 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

这种在不得志时都能幽默自己的无奈是很难的。苏轼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很欣赏他的为人。他喜欢的是陶渊明所代表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苏轼他自己也作了很多诗附和陶渊明。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 曾在常州宜兴购买田宅, 在南都接到了批准他在常州居住的诏命, 于是“ 归去来兮, 清溪无底, 上有于仞山魑嵯峨。画楼东畔, 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船头转, 长风万里, 归马驻平破”。在黄州时便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的打算。后来游赤壁便希望自己可以“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苏轼的这种道家的出世态度一直贯穿他晚年, 元佑六年, 苏轼在杭州同参廖别离时说, 我们相约他年重返浙东, 退隐山林, 切莫违背这个美好愿望。在《八声甘川-寄参廖子》诗，约他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忘莫相违。在《赠王子直秀才》中期表现了理想生活, 那就是“ 万里云山一破裘, 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 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 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 海上何人识故侯”。一种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 无拘无束, 逍遥洒脱, 了无牵挂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无奈的超越。苏轼内心深处还是一直缠绕着建功立业的思想。苏轼一生并未真正的退隐和归田, 但他始终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善。他内心的矛盾并不是脱离官场和脱离尘世所能解决的, 他身在官场, 却能超脱于官场, 甚至置身事外。“起舞弄青影, 何似在人间”, 人生的快乐既不在繁扰的尘世, 也不在高处不甚寒的天上, 而在大自然, 去享受大自然美景良辰带来的精神愉悦。他那种月下起舞式的人生理想是渡尽劫波后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 是一种虽平常却蕴涵哲理的生命至境, 而这种境界只有苏轼才能达到。

二、“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人在社会中, 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生存下来。人在社会交往中, 必然有一个准则, 这个准则儒家往往用“ 义”和 “利”来表述。义是指道义、准则, 利是指物质利益、功利。孔子认为“义”和“ 利” 是对立的。他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可见孔子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建立在在道德基础之上。他还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也将“义”视为一切行为的准绳。在孟子的道德评价体系中, “ 义” 是人们内在的本性, 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选择上也要求“ 义”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从这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传统美德, 这便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义与利是对立的, 人的言行必须/ 惟义所在。儒家的义利观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强制的人格规范, 儒家的的义利对立的观点要求趋义避利, 把追求利益看成是一件可耻的事。这一种人生观价值观落实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必然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后果:(1)重视伦理世界而轻视经济事务, 压制商业的发展, 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2)蕴育了整个社会的伪善之习, 因为谋利乃人之本能, 是感性生命不可或缺的。苏轼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继承儒家的义利观。在苏轼看来, 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和谐统一的, 他说:“ 君子之为仁义也, 非有计于利害, 然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而小人反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苏轼眼中的君子与孔子所说的君子是不同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 喻于义” 的, 而苏轼认为君子是“义利常兼”的。他首次把“ 义” 与“利”统一起来, 他从自然的人性论出发, 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他在5东坡志林#养生难在去欲说: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 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注: 苏武, 字子卿)啮雪啖毡, 蹈背出血, 无一语少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 穷居海上, 而况洞房绮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 故为记之。这里记载的故事正是说人欲的合理, 也就是对利追求的肯定, 人们生活在这世界上, 需要穿衣吃饭, 需要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食我们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 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延续。因而人人都会考虑利益问题。苏轼对“利”的肯定也是基于此的。当然苏轼并没有忽视“ 以义节利。“义”是一种行为原则, 这种原则表现在内心是对欲望的控制, 表现在外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 义” 往往和“ 仁” 联系在一起,“ 仁” 重在对他人, 而“ 义” 重在对自我。孔子所说的“ 仁”是义、礼、慧、信诸种美德的统帅, 是伦理世界的最高境界。人要达到“ 仁” 的境界, 必须提高道德修养, 通过学习、遵守外在的礼法, 守住灵魂的安静, 不为外在的物欲所引诱。通过内在的修为, 把礼法内化为人的本性, 达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0 的境界, 把遵守礼法成为一种自觉。在《超然义台记》中写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酉离,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 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的原因, 减少欲望则减少痛苦;追求欲望则可乐常少, 而可悲常多。在他看来, “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有谋利之心, 但不能仅仅沉溺于物质上的满足, 要享受更高的精神生活, 所以苏轼认为, 去除了物欲, 就能得到物之可乐。而且要“ 游于物外”,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乱。才能达到人生的超然。苏轼的义利观不同于理学家的“ 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对立的观点, 理学家“ 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泯灭了人生的意义, 剥 夺了人的感性生活的权利。苏轼的义利观也不同于功利学派“ 义就是利, 利就是义”的观点。苏轼避免了以上两种观点带来的缺陷和不足, 他“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 达到义与利的统一。

三、越礼法显真情

苏轼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 他所信奉的“ 礼” 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 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 但由于他吸收了释、道家的思想, 他的“情”超越了当时的礼法使他身上散 着独特的韵味。居庙堂之高, 苏轼骨子里还是充满了儒家的那种建功立业之情, 他是主张维护代表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的“ 礼”。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礼，作为标准贯彻于道德制度、仪式等方面发挥其对人的影响作用, 使之潜移默化, 让人的思想、言行、活动都逐渐遵循礼的规定,这就是“礼” 的本质。苏轼曾言: “ 夫礼义之失,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为之, 而不知其义, 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显然这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在不违背最根本“ 礼”之下, 苏轼的性情却是非常的率真、旷达洒脱, 也非常重/ 情0。也许因为这样让他不为当时社会礼法所容, 使他历经人生坎坷, 但也使他人生更为独特。就其苏轼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思想还是较为开放的, 当时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已经初具影响, “ 理学认为人生应当严肃, 而且要非常非常地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 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 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 而苏轼却是一个幽默的人, 所以与理学格格不入。从苏轼与程颐之间可以看出: 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时, 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 只有皇家教师程颐反对, 他说: 孔丘说, 哭的那一天不快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幽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这也难怪程颐的门人会弹劾苏轼, 但这也可以从中看出苏轼的幽默率真的一面。世人在悲苦面前往往容易走极端, 不是被困难压倒就是锻炼成铮铮铁骨。苏轼在多次被贬之后, 并没有消沉, 佛、道思想的融入特别是佛家的“无我”和道家的“齐物论” 使得他更加的洒脱, 更加彻悟人生。从而就没有屈原的那种执着, 杜甫的深沉, 也没有李白的狂傲的飘逸。当时偏僻的黄州是一个落后的地区, 苏轼谪黄州时政治上不得意, 当地自然环境又差,苏轼处变不惊。苏轼的旷达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在他的《薄薄酒》 就可以看出: 薄薄酒, 饮两钟;粗粗布, 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 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 富死未必偷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 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 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劝, 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这种旷达之情是不被当时的迂儒所容的。他没有脱离现实而去象道人那样遁世而去隐居山林, 虽然是“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但在月圆之时他流露了他的真情发出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的感慨。苏轼所表现出来的“ 情” 总是这样带有禅意。苏轼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与他三位妻子的相处和与其弟子由间的真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相隔多年, 他对亡妻王弗还是万般思念否则就没有那感人至深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短松冈。

这样出于肺腑的诚挚感情是当时“ 灭人欲, 存天理”的理学所不能理解的, 泯灭人性的理学家们只一心想做圣人哪管你儿女情长。醉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醉后情最真, 正是中秋月圆苏轼大此时他非常怀念他弟弟子由从《水调歌头》可以看出: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也是对人生的彻悟。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 人生的浮浮沉沉, 苏轼始终以其豁达的胸襟容纳,这是一个智者对苦难的超越。他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 , 他的思想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成为了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参考文献] [ 1] 朱熹集注: 四书集注[M].长沙: 岳麓书社1985 [ 2]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3] 张瑞贤, 任志英编著.中华人物传库(宋卷)[ 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4] 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三), [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6] 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M].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7] 吴楚材, 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 2003.[ 8] 夏于全主编.唐诗宋词元曲第二卷[M].呼和浩特: 内蒙古出版社, 2002 [ 9] 李贽.四书评[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10] 韩传达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启良著.中国文明史(下)[M].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3.[ 12] 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3] 李泽厚.论语今读[ 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4] 李中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M].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15] 柏杨.中国人史纲(中)[M].北京: 同心出版社,2005.[ 16]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7] 谢孟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第五篇：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论苏轼人生态度的豁达及其文学

作品的旷达

【内容提要】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调整，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文学多方面丰收的时代，苏轼做为北宋文学变革中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作品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豁达赞赏不已。本文拟结合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联系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观点，深刻分析其人生态度的豁达和文学作品的旷达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苏轼

人生态度

豁达

文学创作

旷达

引言

中国古代文人中, 苏轼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由盛而衰的特殊时段，他将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仕、进与退完美地协调在一起。作为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历经磨难而笑对人生，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叹服，而其作品则在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之外，形成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研究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其作品风

格，对我们认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内涵有很大的意义。

一、宋代的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价值取向

㈠、宋代的文化背景。宋代的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阶层方面。由于自古以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宋代的文化还是文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而起，虽然他建立了赵宋王朝，但国力并不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能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所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宋王朝的建立而平息。但不管怎样，毕竟北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农耕文明则自然成为主导，但依然呈现的是守势而非绝对的强势。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心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进取渐趋内敛，由拓僵开国的豪情，逐渐变为治国守业的冷静。于是“杯酒释兵权”的出现，显得如此自然而随意，但却是极具深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顺应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了最为稳妥，最有利于调和矛盾的方式，即“三道并重”。对儒、释、道的并重很好的调节了文化界的纷争，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则进一步从精神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同时，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浮靡文风继续发展。

㈡、文人的价值取向。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

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①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情至性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但是骨子里，文人士大夫所以失去自己创功建业的理想，没有失去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所以在进取与隐退、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间徘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具韧性的，也是极具自我奉献精神的，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实现。在宋代的历史大背景下，文人们没有失去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失去自己主动地、理性地理想追求。然而，当建功立业注定只能成为美丽的憧憬，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注定只是泡影，很多文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么遁隐以逃避，要么变化以迎合，但也许都不是他们本意的抉择。

㈢、苏轼的典型性。于是，苏东坡走来了，带着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带着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带着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

言观色的从容，带着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带着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带着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②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争吵和喧闹，静静地看着他。喜欢的，惊为天人，恨之者，斥为妖魔，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苏东坡的典型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③政治上，苏轼向来是积极的，饱含热情的，他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到了杭州，修葺了“苏堤”，他到了徐州，亲自率军民参加黄河防堵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城人的生命财产。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训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一直坚守自己除弊救民的政治理想，却不赞成王安石比较激进的变法；他与司马光等旧党集团交谊很深，但也不同意他们尽废新法。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一个被文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要说在和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做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

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④但是，伟人就是伟人，进退维谷之间，遭遇坎坷之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可贵的人生热情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吗，那我就认真的自省调整，诚恳地自我剖析，不断完善自我，于是顿悟后的苏东坡成熟了，于是黄州赤壁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光照千秋的旷世奇作，其中展现的旷达和乐观的情愫一直被人所称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到了晚年，哲宗亲政，大反元祐党人，苏轼又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又被一贬再贬，从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荒僻的儋州(今属海南省)。“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等皆无”、“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可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虽然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国事民情。⑤作者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地对待人生的曲折、苦难和不幸，正如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一生磨难跌起，但即使在艰难危苦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活得有滋有味。苏轼，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喜欢任侠居山，超然物外却又积极入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二、苏轼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

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苏轼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生活上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更多表现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总体而言，苏轼的思想特点在于：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这使得他在政治挫折和生活坎坷中从来不放弃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与飞跃。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结合的。

首先，他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汲取了其中积极的进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此来治世，始终不失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⑦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参悟佛法，用其中的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化解现实的苦难，求得内心的平衡，并以此来治心，用超然恬淡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再次，他又研习道家法则，注重“回归自然”，关注今生如何度过，并以此来治身，指导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经受的一切都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知其无可奈何而安其若命”。

公事之余，苏轼博览佛道两家典籍，与许多和尚道人交往，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尤其当他贬官在野时，佛道思想时有冒头，但儒家思想也并未泯灭。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苏轼并不是简单的杂合，他扬弃了其中部分消极的遁世思想和懒散的无为念头，汲取了其中恬淡而有为的积极因素，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人特质。一般来讲，各家思想对苏轼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⑧。苏轼一生，并未隐遁，也从未真正归田，然而他的很多作品又如此超然和洒脱，豁然和达旷，仿佛将人世的一切苦难都看透，这是他的独到处，也是他思想特点的外在体现。

三、豁达人生态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旷达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词、文等所展现的旷达，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外在体现。

㈠、苏轼文学作品总的风格。概括的讲，苏轼的文学作品总的风

格就是旷达。在人们通常的认识里，苏轼是豪放派（当然这主要针对他的词作而言），其实在他的作品里，真正可以称为豪放的只有寥寥几首，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更多的以周瑜年少风发反衬自己的失意，但总体格调依然是旷达的，绝不是一味的消沉。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此外，在他的诸多散文和诗作中，也表现出旷达的艺术风格。

㈡、旷达文学风格的形成。苏轼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他的人生态度关系很大，也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才成为一种自觉的风格，在所有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1、苏轼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彻悟后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远去了刀光剑影，暗淡了鼓角争鸣”，用一种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对宇宙的探讨，奠定了其作品旷达的基调。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前《赤壁赋》为例，来见

证其作品的旷达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作者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内心肯定有一定的矛盾与挣扎：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

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俱进，与物相生，不会总是一种姿态和面目。在苏子看来，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

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2、作品无论写大材小事，都有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的作品，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还是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景物，无不体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极其鲜明。比如这首《独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诗作于诗人晚年流放岭南之时，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困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机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作者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绵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

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极其突出。

3、旷达的文学风格，是苏轼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省、反思、调整、总结形成的。“乌台诗狱”之后，他痛不欲生，到黄州之后他反思历史，观察现实，调节心态，形成这种旷达。苏轼一生，饱经磨难，然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苏轼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看看他的《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也很穷困，但他依然很坦然乐观。从这首

词里，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及超脱的人生观。词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作者写作此词的缘由。三月七日这一天，作者和一些人因事到沙湖，回归途中遇雨，不巧的是雨具已被前期拿走，同行的人都因无法避雨而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一切都又复归如常。作者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示了作者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总是以自己的定规行事的生活态度。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但如此，还要吟着诗句悠然信步，这里隐含着对生活厄运的挑战。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接下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有点调皮的味道。别看我穿者草鞋，拄着竹杖，在这风雨横行的沙土路上，要比骑马舒服自在多了。这种幽默不仅是苏轼个性的反映，而且是他从多年的政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点小小的风雨有什么值得可怕，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呢！在这两句中作者已点明了穿林打叶的风雨实为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不要把风风雨雨看得太重了。他本人就是以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来对待坎坷不幸的遭遇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结构，才使他度过一次次的难关，始终没有垮下来。下片两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指一阵料峭的寒风吹在他湿淋淋的身上，使他略有寒意。正在他冷冻难捱的时候，“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已为他驱走了寒意，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他终于送走了厄运，迎来了光明，怎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厄运过去了，回头看看厄运发生的地方，“回首向来萧瑟处，”作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反映了他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也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平静和超脱，只有这样，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词序中说：“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八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机，但必定有雨过天晴时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都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⑨如此洒脱，如此旷达，几人能够。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仕、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⑩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结束语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苦难难以避免，面对苦难，垂头丧气无济于事，不如高昂头颅在无路出找路，用豁达的心态化解人生的苦难，这样才不至于迷失自我，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自我。苏轼以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对这一哲理做了最好的诠释。人生总是在反复和挫折中前进，我们必须微笑着看生活，于无路处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