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二毛:鲁迅与美食文章及酒(11.4.18-5.23)
二毛:鲁迅与美食、文章及酒(11.4.18-5.23)
鲁迅的北京美食地图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毛泽东曾评价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种评价实际上把鲁迅推上了神坛。神坛之上,人们很难把鲁迅与美食、美酒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吃喝这件事上,鲁迅是个地道的行家,不但会吃,还会做,对许多菜肴都有堪称“行话”的独特见解。
北京是鲁迅从日本归来后长期生活过的城市,从1912年到1926年,共生活了15年,仅从这一时期鲁迅日记中,我们发现他去过的有名的餐馆就有65家!
鲁迅对于北京菜、北方菜非常喜爱。著名作家萧军回忆说,鲁迅对北方的面食和菜品非常喜欢,回到上海后还念念不忘。许广平甚至曾想为其请一位北方厨师到上海,因为厨师薪水太高,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鲁迅记录的65家北京餐馆包括:广和居、致美楼、便宜坊、集贤楼、览味斋、同和居、东兴楼、杏花村、四川饭店、中央饭店、广福楼、泰丰楼、新丰楼、西安饭店、德国饭店等等。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鲁迅去过的餐馆应该超过百家。作为大文豪,鲁迅把吃饭这件事看得很重,在日记中占了重要篇幅。这是民国新风尚,不同于古代文人“君子远庖厨”的习惯。
古代文人笔录中也有美食记录,如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但几乎不会提到餐馆的名字。鲁迅日记详记餐厅名录,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在众多餐馆里,鲁迅去的最多、最喜欢的是广和居。广和居是北京“八大居”之首,店址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1932年停业。这里是北京文人雅士以及官员常常聚会的地方,在民国时期非常兴盛出名,曾有人书写楹联:广居庶道贤人忘,和鼎调羹宰相才。
鲁迅经常到这家店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近。鲁迅当时住在山会邑馆(绍兴会馆前身),所在的胡同就斜对着广和居大门。如有客人拜访,鲁迅甚至会直接让广和居送“外卖”到家里。
广和居是四合院布局,院里分成大小各种房间,有个人独饮的房间,三五人小酌的房间,也有十多个人大聚会的房间。这符合鲁迅爱和朋友吃饭的需求,他常呼朋唤友,多数是三五个人一起吃。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广和居有鲁迅喜欢的菜,那里的菜式基本上是宫廷菜改造的。例如潘鱼、炒腰花、油炸丸子、四川辣鱼粉皮、沙锅豆腐、清蒸干贝、酸辣汤等,这些也都算得上民国时期的代表菜。
广和居能吸引这么多名流和官员来,除了菜品味道好,也因为它的菜多有典故,富有文化内涵。比如其招牌菜之一的“潘鱼”,就是晚清翰林潘祖荫创造的,以前叫做潘氏清蒸鱼。还有一道“曾鱼”,是曾国藩创造的。这自然让官员和文人感兴趣,还会引来很多附庸风雅的人。
鲁迅喜欢广和居一道叫“三不粘”的菜,是用鸡蛋黄、淀粉、白糖、清水加工烹制而成。这道菜讲究烹制时动作快,成品似糕非糕,似羹非羹,用汤匙舀食时,要一不粘匙,二不粘盘,三不粘牙,清爽利口,故名“三不粘”,还有解酒的功用。
爱吃“三不粘”大概也与鲁迅爱喝酒有关系。鲁迅属于每顿饭必喝酒的人。史料记载,他和郁达夫喝酒的次数最多。鲁迅酒量不大,经常喝得酩酊烂醉,而且在喝酒的过程中烟不离手。郁达夫在1933年曾作诗赠与鲁迅,其中两句写道:“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鲁迅好酒这事常被敌人拿来攻击讽刺,曾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漫画,画着一大坛绍兴酒,旁边缩着一个很小的鲁迅。
鲁迅和郁达夫喝酒常用的下酒菜是炒腰花、辣鱼粉皮、沙锅豆腐等。广和居的炒腰花做法比较特别,用两口锅同时进行炒制:一口锅加猪油和花生油烧热,另一口锅里煮水,将切好的腰花放进热水去焯。油温升到最高时,马上把腰花从水中捞出放入油锅爆,旋即放在漏勺里,留一点底油炒一些青蒜苗、木耳,再把腰子加进去快速的翻炒,勾好芡,加姜水、料酒、酱油、味精、糖、醋少许即成。先过水后过油,能让炒好的腰花呈金红色并保持脆嫩,非常适合下酒。
辣鱼粉皮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叫四川辣鱼粉皮,但这个菜实际上是老北京的菜,是北京菜中非常少见的加干红辣椒制作的菜品。
鲁迅喜欢吃辣,据说最开始吃辣是为了解困,后来就上瘾了。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个小说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为此请胡适到北京绍兴会馆吃饭,第一道菜就是放过辣椒的梅干菜扣肉。
这个菜胡适非常喜欢吃,但他好奇菜里有辣,便问鲁迅:“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爱甜不爱辣,先生好像是个例外。”鲁迅答:“绍兴人确无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我是以此物解困。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支辣椒来,分成几节放进嘴里咀嚼,只咀嚼得额头冒汗,周身发软,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适之先生可以一试。”
胡适听了大笑,这段故事说明二人关系一度曾非常融洽,但竟成反目,已是后话。
在酒楼上的鲁迅
鲁迅在京期间,几乎尝遍京城著名餐馆,著名的“八大楼”和“八大居”,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份与北方美食结下的不解之缘,让离开北京后的他也一直念念不忘北方美食。
当时鲁迅住在北京的西城,吃饭就近,经常去西四牌楼路西的同和居,这也是北京著名的“八大居”之一,经营山东菜。其名菜有炸肥肠、九转肥肠、三不粘等,甚至也有广和居的招牌菜——潘鱼。鲁迅最喜欢这里的炸虾球,因为这个菜属于绍兴口味,是南北融合时北方菜馆引进的新菜。另外,鲁迅喜欢这里的烤大馒头,就是在馒头上刷一层油然后烤制。
现在北京城讲究“吃在东边”,鲁迅那时候,东城也有很多美食,但由于他工作在西城,去的比较少。日记中记录的,比较著名的馆子有东兴楼。鲁迅和胡适在东边有过两次饭局,都是在东兴楼。一次是胡适请鲁迅,另一次是郁达夫请鲁迅和胡适。鲁迅1932年2月27日日记:“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看来这次吃的不太高兴,或许为胡鲁两人纷争的开端之一。
鲁迅这顿饭没吃好,但郁达夫选的东兴楼的菜还是很地道的。这楼1903年开业,原址在北京东安门大街,1944年停业,1982年又复业于东直门内大街簋街,是民国初年北京“八大楼”(东兴楼、泰丰楼、致美楼、鸿兴楼、正阳楼、新丰楼、安福楼和春华楼)之一。这些楼鲁迅去过大半,虽然各个楼都有重复的菜品,但是各有各的特色。比如酱爆鸡丁是鲁迅和胡适都非常喜欢吃的菜品,这个菜东兴楼做得最好。因为据说东兴楼是清宫一个何姓梳头太监开的,有很多从宫里面出来的厨师,像酱爆鸡丁、沙锅熊掌、燕窝鱼翅都是东兴楼从宫廷菜里转移过来的。
酱爆鸡丁是家常菜,家家能做,但宫廷的做法要求把鸡做得嫩如豆腐,色香味俱全。这道菜要做的好吃,有很多讲究,比如要用猪油爆炒,要用黄酱而不是甜面酱,但就这两点,现在的很多餐厅都难以做到了。我一直强调,饮食文化要创新,但基础一定是先保留和传承传统,否则就是乱来了。
西城一家叫做和记小馆的餐厅是鲁迅经常去的地方,基本上相当于他的工作食堂了,与鲁迅工作的教育部就隔着一条马路。这里的东西可口,价钱便宜。鲁迅在1918年正月廿三的日记中提到:“微雪。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实际上和记以卖牛羊肉出名,鲁迅最喜欢吃这里的清汤大块牛肉面,遗憾的是北京现在很少能吃到这种面了,我们不如鲁迅有口福。
鲁迅中午还常拉着陈师曾、齐寿山去西长安街一家名叫龙海轩的小饭馆去吃。中午鲁迅喜欢喝点小酒,这家的拿手菜是软炸肝尖,是他很喜欢的下酒菜。这道菜用猪肝上部切成片,用盐、料酒、味精腌制片刻,然后挂鸡蛋糊,再用七八成热的花生油炸,在表面的糊刚刚凝固的时候就捞出来,加热锅里的油至沸热,再把肝尖放下去炸。这样经过两次炸制的肝尖外酥内嫩。
鲁迅常去的馆子,还有淮阳风味的南味斋、玉春楼,福建餐馆小有天,河南餐馆厚德福,广东馆子醉琼林。1912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载:“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盖举子之庆也,同席共九人……”这个南味斋与当时的春华楼、醒春居都是著名的江苏馆子。拿手菜是糖醋黄鱼、虾子蹄筋。1912年9月27日的鲁迅日记又提到:“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董恂士、钱稻孙、许季黻在坐,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
看来鲁迅对闽菜还是不太适应,少见的在日记中提到不喜欢吃的“美食”。一个人的胃口其实和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例如太固执的人总是喜欢吃他认准的几样,吃到其他的就说不好吃。而心胸宽广的人,相应的食域也更宽广。从日记中对美食的恶评看,鲁迅其实不算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常常一生气,就开始写文章骂人。
致美楼也是鲁迅喜欢的“八大楼”之一。致美楼以前经营姑苏菜,乾隆年间开业,1948年歇业,1980年重新开业。它的拿手菜是抓炒鸡片、糟溜鱼片、油爆肚丝等。这说明致美楼的厨师技艺很高,因为溜、抓炒、拔等制作技法很考验厨艺,没有能力的人根本做不了。我曾收藏过一份1984年4月23日致美楼宴会菜单。菜单一面已经印好了招牌菜,另一面则是空白的。订餐时根据不同需要,会有专人用毛笔现场隶书填写。菜单上部印有“致美楼风味菜”几个字,这几个字1980年重新开张后由傅杰题写。我收藏的这份菜单中有两款宫廷菜,一个叫“游龙戏凤”,用鸡和鱿鱼合烹。另一个叫“五柳鱼”,是用鱼丝、猪肉丝、香菇丝和笋丝一起炒的,是制作难度很高的菜。
且介亭与上海菜
在鲁迅55年的人生中,上海是个重要的地方,他人生最后的9年生活在这里。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鲁迅却选择住在租界林立的上海滩,并且住在日本人密集的虹口区,这很耐人寻味。上海人、著名学者陈丹青认为,鲁迅选择上海居住是综合考虑,但内心并不快乐,比如他这一时期写的文章结集为《且介亭文集》,就是取“租界”两字各半拼成,颇有苦味自况的寓意。
苦归苦,但日子还要过,朋友还要交。在上海的鲁迅,文坛地位更高,朋友更多,还组织了“左联”,饭局也自然不少。上海地处长江口,是各种美食汇集之地,这很合鲁迅的胃口。与在北京时一样,上海的很多知名餐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知味观杭菜馆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去的最多的地方。它于1930年开业,原设于芝罘路西藏路口,后迁至福建路南京路口,原由杭州老板及名厨创办,以经营正宗的杭州风味为特色,拿手菜有西湖醋鱼、东坡肉、叫化鸡、西湖莼菜汤等。这些都是浙江的名菜,西湖醋鱼也是蒋介石非常喜欢的菜。
1933年10月23日,鲁迅曾在知味观宴请日本福民医院院长和内山君等好友,亲自点了“叫化鸡”、“西湖莼菜汤”等。席间,鲁迅特别向客人介绍了“叫化鸡”的来历和做法。
这些精彩介绍引起了日本朋友极大的兴趣。福民医院院长回日本后,广泛宣传杭州菜的特殊风味,使知味观及其经营的“叫化鸡”、“西湖醋鱼”等菜肴在日本出了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中国料理代表团”和“日本主妇之友”成员到上海访问时,还指名要到知味观品尝“叫化鸡”和“西湖醋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名人对美食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就很爱吃河南菜,经常去豫菜名店厚德福。到了上海,他又发现了新的豫菜名楼——梁园致美楼。这个酒楼实际上是河南菜和北京宫廷菜结合的菜馆,以河南菜为主。由河南开封人岳秀坤等创办,1920年开业,原设于汉口路云南中路口,1980年迁至九江路浙江路附近。
名人无疑是菜馆最好的广告,李白一首“兰陵美酒郁金香”让兰陵美酒传了上千年,鲁迅是沪上名人,到梁园吃饭,很得老板照顾。甚至上门给鲁迅做家宴,1934年鲁迅日记曾记录:晚熟梁园豫菜馆来寓自馔。
扒猴头是梁园最出名的菜,也是河南名菜,与熊掌、海参、鱼翅并称,鲁迅很喜欢这道菜。“投其所爱”,鲁迅的好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就经常送猴头菇给鲁迅。曹的家乡在河南省卢氏县,县里的小林子路口有一个小坪坝,只长七棵直径约一米半的大桦栎树,当中一棵有一个碗口大的猴头窝,每年七八月阴雨初晴的时候就长猴头蘑菇。1936年8月25日(鲁迅病逝前两个月)鲁迅日记中曾记录:午后靖华寄赠猴头菌四枚,羊肚菌一盒、灵宝枣二升。8月27日鲁迅回信给曹靖华:“猴头闻所未闻,诚为尊品,拟俟有客时食之。”9月7日鲁迅请梁园的厨子来家中制作扒猴头这道菜。之后又给曹靖华回了一封信,大意说猴头味确很好,与一般蘑菇味道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个名字。他在书信中还提到:但我想如经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研究,也许可培养。
鲁迅培养猴头菇的愿望在40多年后还真的实现了:1979年浙江某微生物厂有个叫徐序坤的厂长,以金刚刺的残渣为培养基,用上海市食用菌研究所驯化的猴头菌种选育出生产周期短、产量高的99号菌株。后成为量产商品,打入国内外市场。“睹物思人”,这让曹靖华很感慨,曾专门撰文说鲁迅的愿望实现了。
德兴馆是上海比较知名的菜馆,原为建筑商万云生创办,开业于1883年,原设于南寺十六铺附近的真如路“洋行街”,后迁至东门路,以经营大众化的饭菜为特色,上个世纪30年代由钱庄老板吴丙英任经理,扩建后以经营上海风味炒菜为特色。看家菜有虾子大乌参、扣三丝。很多上海大亨都钟情于这里,鲁迅这样的美食家自然不会错过,并常请外地来的朋友到此吃饭,以品尝正宗的上海风味菜。
功德林现在几乎已成素菜的代名词,名气很大,北京也有分号,但是起源于上海的,由杭州皇城山常寂寺高维均法师的徒弟赵云韶等创办,原设在上海北京东路贵州路口,1922年开业,1942年迁至黄河路南京西路附近。主要的名菜有五香烤麸、功德火腿、素蟹粉、罗汉菜等。这里很受文化名人的青睐,除了鲁迅以外,柳亚子以及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也经常光顾此店。
即使是吃饭,鲁迅也展示了其“爱憎分明”的个性,他不喜欢功德林里用豆制品制成的,足以乱真的素肉、素鸡、素鱼等,认为这是吃素人的虚伪,心中念念不忘吃荤,饭店才开发出这种变异的菜式。算是以菜为例,顺手做了国民性的剖析。
书案上那碟梅菜扣肉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这里善出师爷、刀笔吏,笔头子厉害。鲁迅也是文笔老辣,语言犀利如手术刀,颇受其家乡文化积淀的浸染。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与他出生的地方是永远脱不了干系的,不但是文化基因,饮食基因也是。我认为,一个人的童年饮食习惯往往决定了其一生口味的基调,一个人成年后的所谓美食,往往也只是在“找回童年的味蕾记忆”而已。
鲁迅贵为大文豪,也逃不过这个规律。在他的小说里,不乏美食的影子,尤其是绍兴美食,出现的频率很高。
《祝福》中提到,绍兴城内的福兴楼有道菜叫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是不可不吃的。那个福兴楼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它是小说虚构的。但是清炖鱼翅这道菜的原型,却真实存在。当时绍兴有一个同心楼的老店,清炖鱼翅是这里的拿手好菜。
清炖鱼翅是取鲨鱼的鳍做原料,经过泡发,放在鸡汤火腿汁里清炖,成品像粉条一样白嫩软糯。料理的过程中,要在鱼翅下用鸡鸭肉垫在碗底。鱼翅本身无味,需要靠鸡鸭肉填补,正应了中国烹饪上的一名言: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
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到这样一句话: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而绍兴菜烹鱼确实都放一些切得精细的葱花,我的四川老家也是这样,直到现在,我做鱼也喜欢放一些葱花,与泡椒、泡姜、糖、醋等调料一起使鱼肉变得酸辣适口。
绍兴水网密布、河渠纵横,那里独有的乌篷船,常常载满鱼虾,形成一幅充满田园味道的美景。所以绍兴菜多用鱼虾为主料,口味以鲜嫩著称。但鲁迅不太喜欢吃鱼,他觉得鱼刺太多,吃起来麻烦。
据说鲁迅少年时期在绍兴,喜欢吃什锦蛋,这个蛋的做法非常特别。经过我的考证,做法大概是这样的:在蛋的一头开一个小洞,倒出蛋清及蛋黄,将其与虾丁、笋丁、肉末、盐共同搅拌。后再装入蛋壳,整个放在笼屉里蒸。这道菜的做法与清代菜谱《食宪鸿密》中记载的“肉幢蛋”相似。《食宪鸿密》中记载的做法是:拣小鸡子(鸡蛋),煮半熟,打一眼,将黄倒出,以碎肉加料补之。蒸极老,和头(配菜)随用。
这个肉幢蛋后来被有文化的厨师借用成语创新了一道菜,叫“脱胎换骨”。蛋的制作方法为“脱胎”;另把排骨煮到半熟,抽出其骨,换上一个葱茎,挂糊油炸。炸好的排骨用来在盘中围边,中间放上蒸蛋,是为“脱胎换骨”。
绍兴的臭豆腐、臭千张,也是鲁迅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臭豆腐大家很熟悉了,我说下臭千张的制作方法:将豆腐皮经水浸泡后放上盐、麻油、再用荷叶封起来,让其发酵两昼夜,上屉蒸,熟后,则臭中带有一种诱人的鲜香。
在绍兴菜中,鲁迅的最爱是梅干菜扣肉,这个菜是浙江菜的代表菜之一。浙江菜是八大菜系之一,绍兴菜是浙江菜的一个分支,绍兴菜又以梅干菜系列最为独特和出名,给浙江菜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和美食内涵。
绍兴人很喜欢吃腌菜,梅干菜就是芥菜腌制而成的。做法是:用芥菜或者雪里蕻晒干、堆黄,再用盐发酵,之后晒干。四川的盐菜也是这个做法,也是用芥菜。腌制芥菜的关键在发酵,这种菜咸淡适中、清爽适口、用它煨肉可以收到清淡,油而不腻的效果。成都人喜欢把芥菜做成泡菜,储存在坛子里,做菜时用作辅料,比如说炒肉丝或做肉丸汤时加入,可以增味提香。
牛肉和芥菜是非常好的搭配。我自己习惯用鲜芥菜炒牛肉丝。就是把芥菜和牛肉都切成丝,炝炒。一定要用猪油和菜籽油混合,加一点点花椒和辣椒炝锅,油热后马上把肉丝倒入,再倒入青菜,最后勾一点点汁。
绍兴是全国著名的梅干菜特产区,这里出产的梅干菜鲜嫩清香,与肉同蒸很可口。梅干菜扣肉是绍兴当地农村的家常菜,民国时期被绍兴当地的菜馆放在菜谱当中。发展到八大菜系的时候,浙江菜又将其收为代表菜。它的做法与川菜中的烧白不同:先用梅干菜和肉一起煮,待汤汁收进肉中,这时肉还没熟。将肉捞起,在蒸碗里摆好,再将新的梅干菜以及还有刚才煮过肉的梅干菜一同放在肉上面,放进笼屉蒸两个小时。而四川的烧白是先将猪皮走油,然后与盐菜上笼蒸制。绍兴的梅干菜扣肉成菜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咸甜入味。
鲁迅常用梅干菜扣肉招待朋友。在知味观宴请宾客时必点这道菜,而在家里面请客的时候,他还会对这个菜做一点创新,就是放几个辣椒。这种创新和四川的盐菜扣肉很相似。盐菜扣肉里面加的是泡椒。
不仅是梅干菜扣肉,很多用梅干菜制作的绍兴民间菜,都是鲁迅喜欢的口味。如梅干菜炒肉、虾米干菜、梅菜炒毛豆等。鲁迅还喜欢用梅干菜和猪肉末做成馅料制作包子。
鲁迅这么爱吃梅干菜其实也是一种食补,他胃很不好,而中医认为梅干菜味甘,可开胃下气、益血生津、补虚劳、治痰咳(鲁迅也有肺结核)。
螃蟹、茴香豆和山阴美食
其实不单在上海,在北京的那些年里,鲁迅也非常喜欢绍兴菜。当时北京专门做绍兴风味菜的山阴馆子有两家,一家名为杏花村,另一家叫颐芗斋,在万民路。这两个馆子离鲁迅的住处比较远,但鲁迅还是经常光顾,原因当然是难舍家乡菜。
杏花村和颐芗斋原店开在山阴,宋人陈莲痕在《京华春梦录》就有记载:“山阴所设杏花村、颐芗斋之绍兴花雕……口碑尤甚。”这两个绍兴馆子的名头已有几百年历史。
颐芗斋的拿手名菜是红烧鱼唇、烩海参,杏花村的拿手名菜是溜鳝片,据说这道溜鳝片是鲁迅很喜欢的菜。“溜”这个技法与“扒”不同,溜是先把鱼片汆一次水,然后捞起来,在锅里放调料,打薄芡,再把鱼片放进去烹。
马兰头、绍氏虾球、清汤越鸡、茴香豆、小香干、大红袍(盐炒花生)也是鲁迅喜欢的家乡菜。这些大部分都是下酒菜,正和鲁迅的喜好。
每到一地,鲁迅几乎都会以吃喝的水准来评判此地是否宜居。1926年9月7日,这是鲁迅被迫到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一天,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此地风景极佳,但食无极乐。在同年10月3日他致章廷谦的信中又说:“但饭菜可真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又开水亦可疑,必须用火酒灯(酒精灯)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在其后的几封信中也提道:“此处最不便的是饮食,饭菜依然不好,你们两位来此,倘若不自做菜吃,怕有食不下咽之虞。”
文革时期,有人发文评价鲁迅这段历史,提出鲁迅爱吃这事体现了其资产阶级作风。但也有为鲁迅辩解的文章称鲁迅形容饭菜难吃,并不是因为口腹之欲。这个辩护有些牵强了,鲁迅这样抱怨,当然是因为口腹之欲得不到满足。
鲁迅在信中提到美食,是很常见的。连给妻子的家书,也不例外。1929年鲁迅由上海回北京探亲。5月22日他在给许广平信中提道:“云南腿已经将近吃完,是很好的,肉多油也足,可惜这里的做法千年一律,总是蒸。听说明天要吃蒋腿了,但大约也还是蒸。”
火腿称火肉,也叫兰熏或熏蹄。原产浙江金华一带,后传往各地。一般选用皮薄骨细,筋多肥少,肉质细嫩的猪腿做原料。经修坯、腌制、洗晒、整形、发酵、堆叠、分级等十余道工序,经冬过伏,历时十月制成。很多人都知道浙江有金华火腿,又称金腿,也知道云南宣威火腿,又称云腿,却很少知道鲁迅提到的蒋腿。蒋腿也叫雪舫蒋腿,又称贡腿,产于浙江东阳县上蒋村,雪舫是作坊主的名字。这种火腿大小适中,修长秀美、皮薄肉厚,瘦肉嫣红,肥肉透亮,不咸不淡,为火腿中的上品,是清代的贡品。
鲁迅很不满足千篇一律的蒸,有一次他甚至自己动手给日本友人川岛用干贝来清炖火腿,而且要蘸着胡椒吃。边吃边对川岛介绍,干贝要用小粒,炖火腿的汤撇去浮油,功用和鱼肝油相仿。鲁迅能把很麻烦的火腿收拾出来,并且知道做法及功用,可想而知他在吃方面已经是一个高手了。
提到鲁迅的吃,不能不提到螃蟹。大家常引用鲁迅的一句名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这出自于鲁迅的《今春的两种感想》,里面这样写道:“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在鲁迅的年代,蟹是很普通的食品,到了金秋季节,江南一带就有大量的蟹上市。鲁迅喜欢买蟹到家里来吃,他通常有两种简单的做法:大闸蟹是隔水蒸熟,用姜末加醋加糖食用。较小的蟹和上面做成油酱蟹,当做下饭的小菜。现在江南还有这种吃法。
有时鲁迅会请他弟弟周建人一家到家里品尝大闸蟹。1932年10月鲁迅日记第三次记述:“三弟及蕴茹并食蟹”。那个时候鲁迅还专门让许广平去选购一些阳澄湖的大闸蟹,分别送给日本在上海的朋友,比如说镰田诚一和内山完造(内山书店老板)。鲁迅也知道用食物去做人情,他留日的时候知道日本人爱吃蟹,常送蟹给日本人。
在鲁迅的著作中关于螃蟹的话题不少,在著名的《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里,鲁迅详细描写了江南食蟹的风俗: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字里行间点心香
鲁迅是文豪,但从一些日常的饮食习惯来看,他有着和常人一样的小习惯和小爱好,例如特别喜欢吃零食和点心。而据我的观察,喜欢吃零食和点心的成年人,内心是非常浪漫的。
鲁迅日记中,对零食的描述很多。鲁迅爱吃甜点,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缓解工作中的紧张疲劳,另外鲁迅常常是后半夜工作,为抵御困倦和饥饿也促使其形成吃些糕点的习惯。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迅喜欢的点心叫羊羹,很像中国的豆沙糖。回国后他常常想起这个点心,就托人从日本带过来吃。1913年5月2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大半。
在教育部供职时,鲁迅品尝过不少精美知名的点心。每到发薪的日子,他会顺路到一家法国面包坊买两款奶油蛋糕,每银元20个,算是非常昂贵的食品了,主要用来孝敬他母亲,自己也会吃些。
鲁迅最喜欢的糕点是蜜糖浆黏的满族点心萨其马。萨其马柔中带脆,香酥可口,甜而不腻。具体做法是:用面粉、鸡蛋和成面条,油炸后拌糖酱,入模具制成块,再切小块而成。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萨其马乃满洲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木炭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萨其马之名原用了满语,在制作时最后的工序是切成方块,再码起来。“切”满语为萨其非,“码”,满语为马拉木壁。“萨其马”是这两个词的缩写。
鲁迅还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包括油炸的菜品。据说在北京时,朱安夫人常常用白薯切片,和以鸡蛋、白粉然后油炸,香甜可口,很讨鲁迅的喜欢。因为这种做法非常家庭化,餐厅反倒没有。后来这个点心被戏称为“鲁迅饼”,不过这种做法在中国西南的土家族和苗族食品都可以见到。那一带的小商贩会摆个摊子,有一口锅,锅里有油,油里有铁皮做的提子,里面是炸油粑粑,但不同的是,这个小吃是用大米和黄豆磨成的,炸出来的香度比鸡蛋和白面粉还香。
1912年5月,鲁迅刚到北京时住在绍兴会馆,这里离观音寺稻香村只有两三里路。我粗略统计了,鲁迅日记,从1913年到1915年两年的时间里,到稻香村买糕点的次数有15次之多。在那个时候,进高档糕点店里去买糕点是必须有些经济基础的,可见鲁迅在教育部门任职的时候,待遇很不错。
鲁迅喜欢北方的面食,他在小说《孤独者》中写过:我提着两包闻喜产的煮饼去看友人。闻喜煮饼迄今还是山西的名小吃,出于山西闻喜县。虽然叫煮饼,其实制作方法并不是煮,而是炸,形状也不是饼,实际上是球。它是用面团做成的面皮,包芝麻加白糖等甜馅成球形,然后入油锅炸熟。我们老家做这种饼一般是用糯米。吃的时候掰成两半,可拉出一缕金丝,吃到嘴里酥沙松软、甜而不腻。
搬去上海,鲁迅又喜欢上了海上名点,其中一道叫做“伦教糕”,产自广东顺德伦教镇,是广东著名糕点。伦教糕是用大米磨糨,加糖水发酵,蒸制而成,1935年4月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曾提到此糕,在《临时杂文》又一次谈到上海市面出售的“桂花白糖伦教糕”。文章说伦教糕已经改变原来的纯粹白糕,成为红白两种,白色是桂花糕,红色是玫瑰糕。可见鲁迅对这种食品十分熟悉,很了解每种点心的来龙去脉及演变历史。
我还考证出鲁迅喜欢一种叫做“小麦铃”的江南小吃。小麦铃主要是浙江的特色小吃,是著名作家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做的。王春翠回忆到:她亲手用土豆、梅干菜和小麦铃一起煮给鲁迅吃,鲁迅一边吃一边问是怎么做的,然后王女士给鲁迅介绍说,先用揉好的面粉择成一小粒一小粒,然后放在竹筛上,轻轻的摁摁。摁出来的像小铃,里面是空心的,形如蝌蚪的小麦铃就出来了。鲁迅先生吃了满满一碗,连连称赞“好吃”。小麦铃用筛摁出,这个做法很好,再将梅干菜和土豆片放在一起,肯定非常好吃。这道小吃有些像“杭州猫耳朵”。
第二篇:鲁迅文章
鲁迅文章
1、风筝
2、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社戏
4、阿长与山海经
5、藤野先生
6、雪
7、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8、故乡
9、孔乙己
第三篇:鲁迅文章
周作人《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闹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予,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人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未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塔尔与戈特文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课题,可望得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顿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到来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说乐。
他这话虽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已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已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已”地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狠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涵,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游》《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狠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娜拉》、《海女》,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英国哈代的小说《苔斯》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兰学者威思德马克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他的“心的撒提”,(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德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文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地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令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荷马史诗《伊理亚特》与欧里庇得斯悲剧《德罗夜兑斯》中,说赫克多尔夫妇与儿子的死别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挪威易卜生的《群鬼》,德国士兑曼的戏剧《故乡》,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理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也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
第四篇: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不可自拔的无奈。对于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鲁迅先生认为是“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能感受因不满当时社会那些表面的和虚假的礼教者,但又无可奈何时,当时文人学士是怀着怎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痛看着那些“假礼教者”去亵渎礼教,于是他们走上一条看似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路。其实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阮籍在自己母亲故去后,饮酒而后吐血,可以看出阮籍的孝道是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除了对鲁迅先生的由衷佩服,我也有对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嗜酒等一些行为的感慨。
先说一下魏晋时期的背景:从1世纪末2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他们之间明争暗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又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的董卓之乱和以后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中日行,不见所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象,人民死亡枕藉,生产严重破坏。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从逆方向加速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人的觉醒,他们唱出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何有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等都是当时心里极度不安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康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
我觉得魏晋时期的文人士人是深情与智慧兼具的,在他们吃药嗜酒,放浪形骸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因为在我看来魏晋朝可以说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时期,死亡的黑夜笼罩着这时的天空,所以很多荒诞不羁和不可为的事在这时候反而成为发生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有很多死于非命,“建安七子”中孔融和曹操作对,行文讥讽曹操而被杀;与他一同反对曹操的祢衡也被杀;而因与曹操有关系的何晏、夏侯玄也被司马氏所杀;嵇康发议论有碍司马氏办事被杀。到底怎样才能寿比金石?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一道五色的光芒照亮了文人学士的眼睛——道教。道教炼制金丹大药,以求服后不死成仙;即使办不到,退而求其次,服药引导,求得生命的有限延长也行。所以,服散应运而生了。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始于何晏,他吃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服用五石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引热酒。吃五石散,一不小心,就会毒死。那么为什么明知这样,当时的人还是乐此不疲呢?我想这是不是跟清末的鸦片,现代的吸毒一样,一旦尝试之后就是摆脱不了的习惯呢?或者人们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首先也不乏是为了治病和强身健体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当时人们内心极度不安,渴望长生不死的心理寄托呢?这种吃药的习俗也就造成了“扪虱而谈”,与后来的嗜酒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居丧无礼”的局面。
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不能穿新衣服而宜于穿旧,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我想没有那个人变态到觉得身上长虱子还舒服吧,可见看似云淡风轻的“扪虱而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文人学士心里的极度苦闷和不轻弹的眼泪只能放在心里了。
嗜酒,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阮籍就曾大醉两个月,还有刘伶外出时总会有一人跟在身后拿着铁锹,为的就是喝酒醉死后就地挖坑埋葬。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那么爱喝酒呢?在除去吃药需要饮酒以外,我觉得当时的文人学士内心的不满是需要发泄的,而在当时发泄不满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所以需要借助酒,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我觉得还有就是那时的文人学士喝酒,虽然不能消愁,但是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或许醉了还能看到自己一直想要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避而不谈政治的清谈风,还是饮酒吃药成风的嗜好,亦或“扪虱而谈”的生活风貌等,都是魏晋时期带给当时文人学士的深刻烙印,是一首血与泪交织的挽歌。
第五篇:鲁迅文章读后感(范文模版)
好的回忆。则在鲁迅写的“朝花夕拾”里就是写他的童年和
青年的回忆。
鲁迅的“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的一部散文集。在“朝花夕拾”中作者将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所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用语言真情的流露出来。说明作者在童年和青年时所难忘的经历。在他童年里不是很好的。他做的每件事都得不到长辈的认同。这使他感到很难过,但是他没有感到人生的黑暗到来了。他则是将这些长辈的不认同改为动力,写进这部“朝花夕拾”里。他要告诉我们,在童年中的无奈释放出来。同时也给家长们一个理解和同情的心态对待我们像鲁迅在童年里那种不被长辈重视的警钟。
在“朝花夕拾”中,给我最深的一篇则是“狗,猫,鼠”。在这篇有趣的散文中,不是题目所吸引我,也不是内容好笑有趣的文字,而是鲁迅在童年里与一只仇猫的叙事。作者与猫的关系和对猫的讨厌。这说明鲁迅在童年里的不知与单纯。也写出作者在童年与一只猫的搏斗。
从鲁迅写的(朝花夕拾)中,我能感受到在作者的童年和青年中不是很好过的,但这也时时刻刻充满着美好的回忆。
鲁迅的童年 和青年是酸酸甜甜的。我们的童年和青年也像鲁迅一样的。童年和青年过得好或坏它都会留给予们回忆,所以鲁迅和我们的童年青年都是美好的。
篇二:朝花夕拾读后感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一部经典作品。我在寒假里读了这本书,他给我的感触很大。
鲁迅的作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追求满是好词佳句的华丽。却更能吸引读者,仿佛在给你讲故事一样。
比如范爱农的眼球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渺视。有比如“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这就是鲁迅在描写人外貌特征和习性时的特别手法。他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人的特点,又增加了幽默感。
鲁迅不管是对他人的赞扬或批评以及对那人的各种看法,都豪不掩饰地写出来。因此,我比较喜欢他的文章。例如〈阿长与山海经〉。内容大概是这样的:长妈妈是我的保姆,起先,我很讨厌她,特别是她的切切察察,而且她睡相极不好,但她也懂得许多有趣的礼节,是我不耐烦的。之后,她给我讲“长毛”欺压百姓的残忍故事,他伟大的神力让我敬佩。然后,在我极度渴望者〈山海经〉时,阿长为我买来了。我又一次对她敬佩。最后,她辞了人世,我默默为她祈祷。本文由我一次一次对她态度的转变,突出了阿长的朴实。
《朝花夕拾》十分耐人寻味,它反映着封建社会的种种陋习:有写人吃血馒头,吃人肉。人们迷信,古板,缠足,互相欺诈等等都受到了鲁迅强烈的批判,也让我不由得为那些人们感到悲哀。
如今,中国还有很多陋习,我想我会改变它们,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篇三:朝花夕拾读后感
鲁迅的名字,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读到他第一次的文章,却是在课本里,课文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也是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我很少去搜索关
学。但他的文笔,总让人感觉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爷爷,朴实,真诚,平易近人。
当我第一次看《朝花夕拾》,我总是很多感慨。它真实的记录了鲁迅的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跟那曲折的经历。回忆那些清末的生活习惯。
鲁迅先生是一派大作家,他的童年并不乏味。他是乡下人,却能和城里人一样去读书。少了乡下孩子的粗狂,多了一份知书达理。少了城里孩子的娇气,多了一种大度气派。他怀念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小虫子们为伍,仿佛这样的童年才够味儿。趁大人们一愣神,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神速,钻进百草园。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也会来伴奏,鲁迅的童年似乎是在一首大自然圆舞曲中度过的。
枯燥,乏味,是对鲁迅先生在三味书斋的最好的诠释。稍稍偷懒一会儿,也会被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了?”喊回来,整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闲来无趣。
有很多人说,写文章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在现实世界受到的种种坎坷跟曲折,还要在自己的文字里,创建一个世界。《朝花夕拾》在世人的眼里它是无价的,在我心里,它就是一个曲折老人记录童年的回忆录。
黄金时代的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能给我们细细去回味。琐碎的回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
不一样的时代童年,一样的快乐回忆。惹人怀念的时光,让我们取名叫如花般的青春。
篇四:朝花夕拾读后感
偶然收到一条朋友的短信,才发现已许久没有联系,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人觉得温暖。不自觉地想起初中的生活,彼此形影不离的那段日子,平凡而冗长,却依然清晰无比,甚至是每个细节。
很早就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文中描绘了许多他童年的生活以及早年的经历。当读到《范爱农》中的一段:“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在书上踌躇满志的鲁迅,原来也像我一样,在那个纠结的年龄里,对范爱农又爱又厌,正如我们那年为一颗糖而与好朋友争吵,继而又在好友安慰中与她深深拥抱。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当这些字句映入眼帘,我仿佛回到了自己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小时候也许就是这样吧,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以不管什么都会触动我们甜甜的笑。或许每个人都在回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吧。即使是曾经的不开心,也会因为时间的流逝,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仿佛当下的生活永远比不上过往的岁月。
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过去。正如黄磊说,“你在某个午后看见一位老人,很老很老,阳光下,坐在街角。你哪能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你哪能知道他的一生。”《朝花夕拾》或许不仅是鲁迅写给读者看的,更是写给他自己看的。可读着读着,又觉得它不仅指引我们体会鲁迅,更让我们回味自己。
于是本不该是朝花夕拾的年纪,却也有许多值得回忆的片段。
然而,总有人说人不能活在过去,活在回忆里。我也懂得,人应活在当下,活在今朝,活在自己的阳光里。所以,“朝花夕拾”过后,能做的,只有把握当下的时光!
篇五:朝花夕拾读后感
每次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总会有一股激昂之情在心头腾涌。可当我翻开《朝花夕拾》这本书时,它让我感受到的则是童年的美好和那渐渐遗忘的乐趣。
《朝花夕拾》这册杂文集就具有这样的魔力。它用淳朴,清新的语言描写出了鲁迅童年是种种有趣的事。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则是《阿长与“山海经”》这一篇文章。在文章里,鲁迅写出了他对《山海经》是如此的渴望,甚至彻夜难眠。而长妈则是为了完成鲁迅日夜渴求的愿望,让鲁迅得到知识的果粮,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种朴实而真挚的爱着实令我大为感动。
在那个年代里,小孩子能得到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而又有多少人为了汲取知识的养分而苦苦渴慕。而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书店,网站遍布,各式各样的书籍随手可得,可又有多少人用心地去阅读?大的、小的书店、书城林立,在其中的人却寥寥无几。特别是中,小学生,他们一部分整日沉溺于网络,游戏之中,像阅读这样能让人精神愉悦的事却很少有人去做,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鲁迅的童年充满欢乐,那是一种淳朴,自然的欢乐。而现代孩子们的欢乐却来自于网络游戏,以及一些本不是他们这个年纪该做的事,却乐在其中。我多想像鲁迅那样与大自然做朋友,与可爱的小虫们为邻,而不是整天在钢筋水泥间穿梭,可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
这也正是我们再阅读《朝花夕拾》中应该有的反思,如此才会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