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

第一篇：浅谈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

浅谈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

禄宏林

摘要：本文从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及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浅述：

一、李白的生平。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李白的思想性格。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

二、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体现。其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

三、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体现在他诗歌创作的各个方面，其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生平、思想品格、创作风格、意象、影响 正文：

唐朝时期，诗歌成为一代显赫文学，其诗人之多，可谓不胜枚举；其作品之盛，可谓洋洋大观，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研究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在古诗教学中要使学生对离现实语言较远的诗文产生兴趣，对优美的诗句领悟内涵，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及思想品格，从而领会其创作风格，领悟诗的意境和蕴含的美好思想。基于此，我阅读了李白的诗集和一些相关资料，对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际遇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

一、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使他诗中也具有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

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我认为，李白将盛唐士人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理想化了，同时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因此，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必然导致失败。但是他始终向往这样的理想。所以始终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使他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

李白一生受到了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贯穿李白的一生，则是道教对他的影响，之所以这部分单独提出，就是因为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生活于道教浓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后又学习了纵横术。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多次举行了入道仪式。正因为如此，李白在不少的诗中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贺知章曾称他“谪仙人”。“狂”是他人生的象征，他的侠胆、仙趣、狂饮都极大的刺激着其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倨傲达观的性格。尽管他在诗歌中常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是行乐的感慨，其实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诗中，李白常通过对仙境和神仙生活的描绘，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以神仙的洒脱快活，表示对现实世俗的反抗；于飘飘欲仙的奇异想象中，将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充分表现了出来。

二、李白的创作风格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1]

评价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谈论： 李白在绝句创作上，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无不令人神往。《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大自然的山水在李白那开阔的胸襟、浪漫的情怀浸润下越发显示出豪放壮阔的神奇。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是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第一、二句便已经把夹江对峙、巨浪奔腾的雄奇信手展现，末两句亲切而灿烂的秀景，更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悠远的情趣。全诗意境开阔，层次清晰，形象生动。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2]。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诗人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将感受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庐山自古峰岩奇秀，泉瀑飞湍，无限风光。诗人在《望庐山瀑布》中形象地描绘了庐山瀑布雄奇壮丽的景色，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首句“日照香炉生紫烟”。一个“生”字把烟云冉冉上升的景象写活了。此句为瀑布设置了雄奇的背景，也为下文直接描写瀑布渲染了气氛。次句“遥看瀑布挂前川”。“遥看瀑布”四字照应了题目《望庐山瀑布》。“挂”字化动为静，维纱维肖地写出遥望中的瀑布。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概写望中全景：山顶紫烟缭绕，山间白练悬挂，山下激流奔腾，构成一幅绚丽壮美的图景。第三句“飞流直下三千尺”是从近处细致地描写瀑布。“飞流”表现瀑布凌空而出，喷涌飞泻。“直下”既写出岩壁的陡峭，又写出水流之急。“三千尺”极力夸张，写山的高峻。这样写诗人觉得还没把瀑布的雄奇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说这“飞流直下”的瀑布，使人怀疑是银河从九天倾泻下来。一个“疑”，用得空灵活泼，若真若幻，引人遐想，增添了瀑布的神奇色彩。这首诗极其成功地运用了比喻、夸张和想象，构思奇特，语言生动形象、洗炼明快。苏东坡十分赞赏这首诗，说“帝遣银河一脉垂，古来唯有谪仙词[3]”。“谪仙”就是李白。《望庐山瀑布》的确是状物写景和抒情的范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句，将诗人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返回江陵时的轻快喜悦表达得是多么俊雅飘逸啊！

李白的七绝是唐人七绝中的冠冕，同样，李白的五绝也堪称无人匹敌。在盛唐诗人中，见长五绝和七绝的诗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的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既真实简练又内涵丰富，这是绝句的最高境界。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等。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

仅仅谈到七绝的成就，简直就是在抹杀李白诗歌的成就。李白的五绝同样也是无人匹敌的。在盛唐诗人中，兼长五绝和七绝的诗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的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真实简练而内涵丰富，这就是绝句的最高境界，如《独坐敬亭山》是诗人带着怀才不遇而产生的孤独与寂寞的感情，到大自然怀抱中寻求安慰的生活写照。前二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看似写眼前之景，其实，把孤独之感写尽了：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尽”“闲”两个字，把读者引入一个“静”的境界：仿佛是在一群山鸟的喧闹声消除之后格外感到清静；在翻滚的厚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平静。因此，这两句是写“动”见“静”，以“动”衬“静”。这种“静”，正烘托出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能给读者以联想，并且暗示了诗人在敬亭山游览观望之久，勾画出他“独坐”出神的形象，为下联“相看两不厌”作了铺垫。诗的下半运用拟人手法写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鸟飞云去之后，静悄悄地只剩下诗人和敬亭山了。诗人凝视着秀丽的敬亭山，而敬亭山似乎也在一动不动地看着诗人。这使诗人很动情-世界上大概只有它还愿和我作伴吧？“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的深厚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地联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感情。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锤炼的，更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鸟飞云去又何足挂齿！这两句诗所创造的意境仍然是“静”的，表面看来，是写了诗人与敬亭山相对而视，脉脉含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情”，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境，也就在这静谧的场面中透露出来了。“静”是全诗的血脉。这首平淡恬静的诗之所以如此动人，就在于诗人的思想感情与自然景物的高度融合而创造出来的“寂静”的境界，无怪乎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要夸这首诗是“传‘独坐’之神”了[4]。

我感到，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李白不仅绝句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本诗是李白的成名作。诗人初到长安造访贺知章，以此诗示，贺看后赞叹不已，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称李白为“谪仙”。《蜀道难》全诗大致可分三段。从开头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为第一段。“噫吁，危乎高哉！”先声夺人，凌空起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想落天外，闻之耸人。接着追叙秦属开辟道路之苦，使蜀道之难笼罩一层浓重的神秘而雄齐的悲壮色彩。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至“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为第二段，具体描绘青泥岭的艰危以及悲苦的氛围、险绝的景况，令人如临其境。从“剑阁峥嵘而崔嵬”至结尾为第三段，写剑阁险要、蜀地险恶，规劝友人早返长安。开始、中间、结尾，三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唱三叹，令人荡气回肠。全诗句式错落有致，变化多端，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将他诗歌创作的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再如《将进酒》。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入乐府，使古题乐府也获得了新的生命。本诗虽似“拟古”，却处处有“我”在，突现出他人无法模拟的鲜明个性，把乐府诗歌创作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当时诗人纵剑长安，本想施展才华，济世当代。但长安之行，政治失意，理想空落，于是诗人遂寻仙学道，访朋会友，饮酒放歌，借以排遣忧愁。诗的发端连用两组排比长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呼告而出，气势酣畅，一泻千里，抒发了浩茫遥深的人生感慨。继而似乎由“悲”一下子翻跌入“欢”“乐”。其实，“尽欢”“为乐”的狂放里，激荡着的是诗人满腔慷慨不平的郁闷悲愤。末句“与尔同销万古愁”，回应篇首，戛然而止。全篇情极悲凉，以豪语出之；态极狂放，实则苦闷无奈。李白素有“酒仙”之称，他的饮酒诗很多，本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梁园吟》等作品，以自身主观情感和意向为轴心展开篇章，飞腾想象，虚实相间，笔势大开大合，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时而大跨度的跳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将李白式的抒情表露无疑，好似暴风骤雨，骤起骤落，如水银泻般，仿佛从胸中直接奔涌而出。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三、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以大鹏自喻，足见其气势不凡。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意象亦极为阔大壮观。李白在《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一诗中说：“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他对白色的透明体，有一种本能的喜欢，最感亲切的是月亮，其《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的形象在李白的诗中反复出现。他的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凛然傲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文人志士。他的诗歌的豪放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出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一位旷世奇才，有不可更替的不朽地位。

以上就是我对李白诗歌风格的一点理解。

参考文献：

[1]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一文，《文学遗产》1986年第一期。[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3]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4]刘维治译《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4-96页。

第二篇：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有关它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介绍的著作颇多，从教材中也了解不少。本书仅就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李白诗歌创作的特点，以助于更好地从本质上把握李诗。

（一）继承和发挥比兴言志的诗歌优良传统一说到李白的诗，人们几乎都知道李白善于用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幻境，以景寓情，借物寓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前人评论李白的诗，也有“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连类引义，尤多讽兴”（胡震享《李诗通》）的说法。这其实说的就是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一大特色。

比兴言志，源于《诗经》、《离骚》，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兴言志，就是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各种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比兴言志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诗歌寓褒贬，别善恶的美刺作用，使诗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初唐时期，齐梁“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浮靡文风尚存，陈子昂倡导风雅，扫荡齐梁颓波。李白更以恢复古道为己任，从而开一代诗风。了解了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特点，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准确地把握李诗的思想内容。李白笔下常常出现高山大川、风花雪月、香草美人、神仙幻境，这些看起来远离社会现实的事物，正是作者丰富的比兴手段，寄托着诗人复杂而强烈的思想感情和追求。他在《大鹏赋》、《临路歌》中以大鹏的形象或表现凌云壮志，或表达理想摧折的不幸。他的《蜀道难》并不是山水诗，而是写报国无路，世路坎坷。《梦游天姥吟留别》并不是游仙诗，而是写理想破灭的苦痛，远离朝庭的决绝。他的《长相思》并不是一首凄艳动人的爱情诗，而是对君臣遇合的期待，实现政治理想的苦恋。由此我们可以弄清楚李白《碧荷生幽泉》（《古风》其二十六）、《燕赵有秀色》（《古风》其二十七）等一大批作品中相思倾慕的真正含意。同样他的咏物诗《南轩松》、《松柏本孤直》（《古风》其十二）、《天马歌》不是写物而是写人，《妾薄命》、《怨歌行》等闺怨诗大多是李白的幽怨，《越中览古》、《登金陵凤凰台》等作品吊古实为伤今。李白的这些作品往往是在婉丽的比兴中蕴藏着深刻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一部分诗歌几乎包括了李白的所有重要作品，把握李诗比兴言志的特点，也就基本把握了李白。

（二）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

李白的诗歌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特别是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开拓了自己诗歌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自己诗歌独有的风格。在李白全部九百多首诗歌作品中，乐府诗就占了一百四十多首，他几乎运用过所有的乐府古题。李白从在故乡接触巴蜀民歌，习作《巴女词》起，就开始了学习民歌自拟新作的创作过程。他每到一地，就学习当地民歌，到荆州就写《荆州歌》，到江夏就写《江夏行》，到越中就写《越女词》，到襄阳就写了《襄阳歌》、《大堤曲》。不仅如此，他还向古代民歌学习，从汉魏六朝乐府中吸取养料，从简单模仿到创造性地运用乐府民歌。

李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学习乐府民歌而创新作时往往借古题写时事。如《豫章行》，传统内容为伤别离，叹寿短等，李白《豫章行》却展示了安史之乱带给社会的**，人民的苦痛，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和现实性。南朝乐府《丁都护歌》，虽“其声哀切”，不过是诉相思之苦。李白的《丁都护歌》描写劳动者惊心动魄的苦痛，作者而为之掩泪发千古之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即使是沿用传统题材，李白的创作也开拓了古辞的境界，升华了古辞的思想内容，如《乌栖曲》，古辞写男女昼夜欢娱，李白用以写吴宫中淫乐不休的生活，含蓄地揭示了穷奢极欲必然败亡的寓意。《远别离》等题目的传统题材是游子思妇，李白的《远别离》则寓含“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讽意，成为一首政治诗。李白创造性地继承乐府民歌还表现在对古辞的思想内容和体例都有重大改变上。如南朝乐府《子夜歌》和《子夜四时歌》，前者多写女子对情人的思念，后者为四时行乐之词。李白的《子夜吴歌》把此诗分为春、夏、秋、冬四时，主要写妇女对征夫的思念，表达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的心声，达到了同类题材的最高境界。又如《长干行》为南朝乐府民歌旧题，原为四句，李白则制成长篇歌行，阐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完整爱情故事。再如《长相思》，古辞写游子思妇之情，多以三、五、七言交替。李白的《长相思》在三、五、七言间杂中又插入散文对句“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最后以两句三言“长相思，摧心肝”作结，犹如长叹，句式的变化与感情的起伏具有一致的节奏，并以之反映渴望君臣遇合，理想实现的主题。

但李白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的最大成就还是在歌行体创作方面。歌行或名歌，或名行，或名歌行。是从古歌谣、古乐府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形式，胡应麟说：“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复杂，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诗薮》）。可见歌行就是古代诗歌中的自由体。唐代逐渐盛行，但并未形成气候。李白首先赋予歌行刚健和自由；以比兴言志的传统，使之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笔法，使之具有宏大的气魄和澎湃的波澜；他以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瑰丽的辞采，使之有了空前丰富的艺术形象；学习六朝乐府和当代民歌，赋予它“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动人的音韵和鲜活的语言；再以李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情感因素来驱动，它就成了极好表现李白狂放个性和无双诗才的最好形式。李白以此形式创作了一系列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他继往开来的辛勤艺术创造，终于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三）多样统一的李诗风格

谈到李白诗歌的风格，一般的说法都是豪放飘逸。但这种说法很难概括李白全部诗歌的风格。就我们所知而言，李白诗中固然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样豪迈奔逸的诗歌；也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这样幽愤难抑的名篇；有《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这种超尘脱俗、闲适自得；有《峨眉山月歌》、《巴女词》这种流转自然、朴素清新；有“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的澹荡潇洒；还有“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的沉郁悲苦……所以无论是说豪放飘逸或清新俊逸，都觉尚有不足之处。豪放飘逸作为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应该肯定，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李白不同诗歌表现出的不同风格。

其实，古人早已注意到此，唐人任华说李白诗“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杂言寄李白》）。宋人朱熹说：“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朱子语类》）。他们的评价揭示了李白诗中的两大审美范畴：壮美和柔美。凡所抒写怀抱、抒发幽愤、抨击时政、张扬个性的大都属于前者，如大家所熟知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作品。但须注意的是，李白这类作品往往是豪中见悲，在豪逸的言辞下是深沉的悲慨。如（《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类作品常多是歌行体，因而篇幅较大，常采用极度的夸张、丰富想象，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因素。李白的重要作品大多在这一类中。李白诗歌中凡是描写人性美、自然美，如羁旅客愁、人生哲理、相思相恋、水光山色的诗歌多属优美范畴。由于这一类诗歌题材范围广，所以名篇较多，如《静夜思》、《渡荆门送别》、《把酒问月》、《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作品多为律诗、绝句，或乐府民歌的短小篇章。语言大多清新流转，很少使用夸张一类表现手法。

李白的这两类作品交相辉映又互相联系。这种联系在艺术上讲就是前人所说的“奇”，李白的诗歌无论是豪迈奔放的壮美，还是清俊超脱的柔美，都有出人意外的独特艺术魅力，从《蜀道难》的“奇之又奇”到《独坐敬亭山》“想落天外，妙绝古今”，莫不如是。而思想性格决定艺术个性和诗歌风格，太白诗歌之奇又源于“气”，前人之述颇多：“气骨高举”（吴融），“高气盖世”（苏轼），“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王世贞）等等。这个“气”就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努力，同时又念念不忘归隐江湖，李白一生都渴望经世致用，同时又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有了昂扬奋发、豪迈飘逸、旷达超脱；当主观愿望与社会现实产生冲突，就有了李白抒发幽愤的豪纵悲壮；当他亲近自然，接触社会，从中获得情趣和愉悦，就产生了一系列清新俊逸、淡远闲适的优美诗篇。了解李白诗歌多样统一的风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受其非凡的艺术魅力。

第三篇：莎士比亚诗歌创作风格与历史背景

莎士比亚诗歌创作风格与历史背景

【摘要】

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优秀作品。这其中，诗歌的数量就多达数百首，并且在他的戏剧中间，人物的台词也多是诗体的语言。在莎士比亚一生的创作当中，其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而这一改变无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莎士比亚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因此，本文试图从历史背景和诗人的经历角度，来剖析莎士比亚创作风格的变化。

【关键词】

历史背景、创作风格

【引言】

莎士比亚在所有的文学人物中首屈一指。他的名气并非昙花一现，近四百年来他的作品一直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了许多欢乐，很多名言名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一位作家能够达到如此的成就，除了对语言文字精准的把我之外，一定也顺应了当时历史背景的变化，其的作品也一定代表了当时众多人的想法。因此，才能够在几百年过去之后，还能够留给人深刻的印象，人们只要提到当时的那一段历史，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作品。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位文学家的作品，也一定会受到自身经历和历史的影响，他的思路、灵感肯定也不会凭空而至，而是基于他平日生活的所见所闻。因此，从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一个文学家的作品特点和风格，应该是最正确和直观的方法。

1.早期创作风格的形成说到莎士比亚的作品风格的形成，就不得不提到欧洲文艺复兴。虽然“文艺复兴”这个词早已为人熟知，早在16世纪就已经被学术界所用了，但是这个词却让人产生了许多误解。文艺复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复兴，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文艺。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的特色。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因此，文艺复兴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特色，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

人文主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其中在人文主义文学方面，英国人文主义成为了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巅峰，身处其中的莎士比亚，自然也会被卷入其中。因此，观察莎士比亚的作品，到处都可以看到人文主义的身影。

同时，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初期时代，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时期。这位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的杰出女王，自然有其过人之处。在她当政的45年期间，英国的经济繁荣昌盛，文学璀璨辉煌，军事上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国家富强稳定，人民生活自然幸福安稳，这就为莎士比亚安心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同时，伊丽莎白女王还是一位十分宽容的女王。由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在莎士比亚当时的作品中，很多都是以拥护中央王权，谴责封建暴君和歌颂开明君主为基本主题，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伊丽莎白女王深知这一点，但却并不阻挠莎士比亚的创作，反而不顾伦敦地方当局的反对，支持莎士比亚剧院。这充分体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过人之处，同时也莎士比亚的自由创作提供了又一个便利的条件。

生活的富足再加上一位开明君主的鼓励，莎士比亚自然对于文艺复兴的前景充满了希望，这种乐观和希望正完完全全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比如说很有代表性的喜剧《仲夏夜之梦》，虽然形式上是一部剧本，但是诗意盎然，整个剧情轻松愉快，令人忍俊不禁。在单纯的诗歌方面，除了两首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外，莎士比亚整整写下了154首十四行诗，令人赞叹不已。

至于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写下那么多的十四行诗，这自然也是受到了时代浪潮的影响。十四行诗是一种抒情诗体，多采取连续性的组诗形式，紧凑集中，格律严谨。在当时，英国诗人们十分喜爱这种诗体。而莎士比亚在紧随时尚方面从不落后，自然也就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因此，写出十四行诗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能够攀登上当时是个文化的巅峰，这就说明，莎士比亚除了属于这个诗歌流派之外，在写诗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其独特风格的形成，当然与莎士比亚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莎士比亚出生在一个名叫斯特拉福的城镇，位于沃里克郡，是地处英格兰中部的一个交通枢纽。“斯特拉福”这个名字的原意是“涉水过河的道路”，仅此我们就可以推想出这个城镇当年是怎样一个四通八达、络绎繁忙的城镇。如此繁忙的城镇，自然会有很多游遍大江南北的旅客，他们所带来的逸闻趣事数不胜数，这使得童年时代的莎士比亚能够汲取道丰富的民间文学营养，日后也自然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积累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有研究显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形象和比喻，绝大多数和他的乡间生活息息相关。而斯特拉福镇周围，是一片绵亘数十里的茂密森林，这种毫无人工凿刻的、完全自然地气息，应当是最能够激发人的创作灵感的地方。我们现在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犹如在看一本诗化的大百科全书，自然界万物生灵、人间的世俗百态，都被他描摹的栩栩如生。这与莎士比亚少年时代与自然地亲密接触想必也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莎士比亚的诗歌很会利用“意象”来给读者传达自己的思想。对于人生，对于爱情。他通过大量的比喻把爱情形象化。他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比喻成爱情。曾有人说过，对修辞的驾驭能力往往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独创性和想象力的标准。在这方面，莎士比亚所具有的才能让人惊叹。这不仅表现在莎翁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还表现在修辞手法的多样性和巧妙的布局上。同时莎士比亚喜欢用一些排比的句式来增强气势，以达到提升表达效果的目的。所以他的诗歌具有明朗的色彩、乐观的基调，具有浓厚浪漫色彩。

虽然这只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创作天赋。借助当时社会环境的安定和谐，以及自身生活的丰富多彩，还有他与生俱来的超出常人的创作天赋，莎士比亚创作出了大量精彩的作品。因此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黄金时期。

2.中途风格的转变

在1601年到1607年这一时期中，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或明或暗的，都带上了一层悲惨的情感。

观察英国当时的历史可知，此时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与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替，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在世时为英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她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她不愿意提出王位继承人。她不仅仅一生未嫁，而且总是回避指定继承人。她在临终遗嘱中才指定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为她的继承人。虽然这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并属于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却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选择。詹姆斯和他的儿子都是独裁者，在大不列颠不得民心，这必定为争端买下了祸根。更重要的是，詹姆士一世并非是一位贤明的郡主。

他在位时期，国库入不敷出，宫廷债务累累。为了平衡政府开支，詹姆士一世肆意出售专卖权和王室森林。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虚荣心理，詹姆士一世指示亲信卖官鬻爵，加快封赐爵位。这一系列近似于胡闹的行为，使得英国当时社会混乱，物价不稳，社会阶级矛盾对立严重，民不聊生。

在**的社会中，人们想要过上安稳的生活都是奢求，想要进一步创作更是难上加难。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在作品的数量发面，根本不能跟前一时期相提并论。另外，莎士比亚是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原本在伊丽莎白时代，人文主义进展顺利，让莎士比亚充满希望。然而到了这一时期，缺少了女王的支持，人文主义者乌托邦式的理想开始变得渺茫而不可触及。莎士比亚应当也是看到了这鲜明的对比，痛感理想难以实现，创作由早期的赞美人文主义理想转变为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这段时间中，莎士比亚创作的诗歌作品很少很少，主要创作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悲剧。这些悲剧对封建贵族的腐朽衰败、利己主义的骇人听闻、金钱关系的罪恶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作了深入的描写。可以说，这是莎士比亚通过自己的文笔，在无情的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同时也希望能够激发更多人文主义者能够联合起来反抗。此时莎士比亚的创作风格上，浪漫欢乐的气氛减少，忧郁悲愤的情调增加。但是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水平日趋完善，语言更纯熟，所创造出的形象更丰满和形象，说明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已经渐渐走向成熟。

3.最后的成就

1608年以后，莎士比亚进入创作的最后时期。

这时，文艺复兴的浪潮已经完全褪去，人文主义思潮面对着严酷的现实，再也没有了还击的能力，完完全全成为了泡影。而社会完全掌握在詹姆士一世的手中，**不堪。莎士比亚也看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便从写悲剧转而为写传奇剧，从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转向写梦幻世界。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往往通过神话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作品贯串着宽恕、和解的精神，没有前期的欢乐，也没有中期的阴郁，而是充满美丽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调浓郁。但在我看来，虽然作品中没有直接表达悲哀的词句，取而代之的是虚无的想象世界，这却是更进一层的悲哀。因为莎士比亚已经完全抛弃了对理想的渴望，只期望它们能够在虚无中得到实现。这不仅是莎士比亚对于现实的悲哀，同时也是一种妥协，一种退缩，一种无望的而表现。

这时候不得不提到的是莎士比亚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世人公认为是“用诗歌写的遗嘱”——《暴风雨》。剧中，莎士比亚借冈萨罗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金属、谷物、酒、油都没有用处，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大自然中的一切产物都须不用血汗劳力而获得；叛逆、重罪、剑、戟、刀、枪、炮等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这正是莎士比亚在现实中找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而虚构了一个朦胧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

可以说，《暴风雨》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个人的人文主义理想，莎士比亚借助作品中人物之口，总结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于其未来的美好想象。莎士比亚传奇的一生也随着《暴风雨》的落幕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总结】

莎士比亚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来自于当时英国的文艺复兴浪潮，最后也随着浪潮的平息而消失在历史之中。虽然莎士比亚只是属于这一历史浪潮中众多文人中的一员，但他却是最为出众闪耀的一位。在上百年过去的今天，只要我们提到文艺复兴那段历史，就一定要提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就一定会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去找出那些人文主义者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或者仅仅为了重新感受莎士比亚的诗歌带给我们的没好感受。我觉得只能引用著名的戏剧家本•琼斯的话来表达对这位杰出的文学家的敬意——“他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世纪。”

【参考文献】

[1]《百家文学之旅——莎士比亚》，F.E.哈勒带著，刘蕴芳译

[2]《读莎士比亚》，歌德 等著，张可 元华译

[3]《莎士比亚画传》，周轶 编

[4]《从〈暴风雨〉看莎士比亚》，张琰 著

第四篇：王勃的诗歌创作风格

导语：王勃的诗歌，改变了齐梁艳丽的诗风，确定了初唐的诗歌风气，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王勃的诗歌创作风格吧!

对于王勃诗歌的风格，历来评论不一，意见纷纭，但综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王勃诗歌的风格以“绮丽”为主，如宋代王应麟说王勃诗歌具有“江左卑弱之风”;南宋词人刘克庄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元代辛文房说王勃诗歌风格“属文绮丽”;明代张逊业也说王勃“富丽径捷，称罕一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勃“文章钜丽，为四杰之首”。近代学者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勃诗歌深受梁陈浮靡之风的影响，其风格仍可用“艳丽”二字来概括，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这里所谓“绮丽”中的“绮”指的是词藻运用的繁富，“丽”指的是语言色彩的华美，这种人仅从语言形式上去观察，更何况王勃等四杰的诗歌，有“浓妆”也有“淡抹”，这种人的评论不免失之偏颇。另一种观点则注意到王勃等人诗歌内容上的感情基调，如王明居在《王勃诗歌风格发微》中指出：“其(王勃)主导风格则可用‘雄放刚健’四个字来概括，而其‘柔润富丽’的特色则居次要地位。”王先生从“风骨”的角度评论王勃诗歌的风格，无疑比前一种意见高明得多。正像前一种人只看一个人的衣着，王先生才注意这个人的气质一样。但是王明居先生没有注意到王勃前后期诗歌风格的变化，执之一端，也失之于偏狭。

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急转，会使这个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巨变，这差不多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常见现象。王勃一生以革除官职，赶出沛王府为转折点，以此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迥然不同，前期的诗歌可用“雄放刚健”四字概括，后期诗歌的风格主要是“苍凉沉郁”。下面拟从王勃的思想和创作的变化上作粗浅的探讨。

一

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其祖父开创的“河汾之学”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学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兄弟多文学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十五岁作《上刘右相书》，刘右相“见面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作为年少才高、聪颖早慧早年得志的诗人，其胸中蕴聚的功业志向与进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诗文中表露出来。这种自负心态在自荐文中表现得很突出：“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指风，舍苔衣而见绛阙。”以至被人讥为“浮躁浅露”，至今还有人这样评论王勃。其实，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锋芒毕露，缺少“恭谦让”的气质，贬之者讥为“浮躁浅露”，誉之者完全可赞曰“雄放刚健”，正如“狡猾”和“机智”一样。

某种思潮、文体、文风的兴起，都是朝代的产儿，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金猴。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从政治经济上较快地驱除隋代积弊，出现了史称盛世的“贞观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不仅没有根除齐梁的“宫体诗”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澜，当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风雪，弄花草，戏作艳诗“殊无丈夫气”，上行下效，朝阁重臣，也时有侧艳之篇，皆**之音。高宗朝，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又风靡文坛。诗歌变成了统治阶级卖弄风流文雅的消遣品，帮闲文人邀宠取荣的工具，与国力强盛，经济上升，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王勃等四杰向**浮艳之风宣战，高倡改革，是顺乎时代，应乎潮流的，更何况王勃的前辈已从各个角度，批判了**文风，如其祖父王通持“贯通济义”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诗文“傲、治、碎、诞、淫、繁、捷、虚”。⑿魏征等从史学的角度，说六朝“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⒀。这些都为王勃等人的诗歌改革开了先河，扫除了不少障碍。诗文方面，前人虽也有批评齐梁体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⒁，诞但缺乏实践构建。王勃的兄弟们“磊落词韵，铿锵风骨”⒂，“亦一时之健笔焉”⒃，但缺乏理论支撑，皆不成气候。唯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和《平台秘略论文艺三》中，树出了“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旗帜，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证实理论，又有一时俊彦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鼓舞其心，发浅其用，八宏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⒅“遂使繁综浅术，五藩篱之固”⒆，“翰苑豁如，词林增峻”，遂成局面。

王勃多次以“气横霜暑”，“气凌云汉，字挟风霜”作为文学评论的标准，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在诗歌中显现的，其一《腾王阁》诗：

腾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仅八句，却展现了画栋上云彩的升腾，朱帘外山雨降临，潭里悠悠的闲云，槛外滚滚的长江这样无限的空间和物换星移的绵长的时间，在此壮阔的背景下，凸现了高耸入云的腾王阁的雄迈气魄，虽有“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的感慨，难掩雄放刚健的气概，所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赞王勃“龙文虎脊皆君驭”，这里的“虎脊”就是雄放刚健风骨的另一种称法。

其二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五言律诗是一篇见习的送别之作，但完全背离了宫廷风格，具有了雄健风格的明确的建构意识。首联以“城阙”与“五津”对举，是对别后空间格局及隔断距离的预设，为诗意的衍进张力。颔联和颈联，也一改宫廷诗的景事的罗列与辞藻的比类，而充盈着情、意，由两人的处境和共同的感受，进而以心理的力量把“天涯”之遥缩短为“比邻”之迩，表现了“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的豪迈意境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尾联一扫“临岐洒泪”“黯然销魂”的传统惯例，瞩望于心灵的相通，互勉于前程的展望。八宫体诗繁缛的描写性变为抒情体朴素的表现性，一洗悲酸之态，充满昂扬之情，雄放刚健，意气风发，给人以风发向上的力量。

这种风骨，直接开启了盛唐诗风。

二

唐中宗复位，即着手清除武后党羽，许多新贵也乘机排斥异己，卷入政治旋涡，不少杰出诗人也都随之升沉浮降，如王勃、卢照邻、骆宾王、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宋之问、沈全期等人由于各种缘故而被贬逐远方。这对以建功立业为怀抱的这批诗人，自是严重的挫折和残酷的打击，也使他们的诗风为之一变，如沈全期被逐驩州时所写的诗歌，风格与宫廷时截然不同，显示出幽怨、绝望乃至愤懑。王勃由于佛学和叔祖王绩隐居思想的影响，表现得不那么强烈，但由“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勃勃雄心，竟至于坎坷失志，流离岁月，羁荡山川，感慨和不平是难免的，诗风的转变也是自然的。

宫廷中盛行斗鸡，王勃为沛王戏作《檄英王鸡》，高宗认为是兄弟之间“交构之渐”，王勃被革除官职，赶出沛王府。这对王勃的仕途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说：“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在任虢州参军时，又发生了“匿杀官奴曹达”的冤案，以触犯大唐法律被判死刑，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幸遇大赦，仅去官职，其父也受牵连而远迁交趾令。他在《冬日羁游汾阳送韦少府入洛序》中说：“下官诗书拓落，羽翮摧颓。朝廷无立锥之地，丘园有括囊之所。山中事业暂到渔樵;天下栖迟，少留城阙。忽逢萍水，对云雨以无聊;倍切穷途，托形骸而何托!”这正是他穷途末路，绝望悲凉的自我写照。正是这种人生遭遇，才使得王勃后期的诗歌大多带有苍凉悲郁的风格，试看在蜀中写的两首送别诗：

别薛华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路，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

重别薛华

明月沉珠浦，风飘濯锦州。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哭，还望独潸然。

薛华是唐开国重臣薛收之孙，从《序》中看，第一首诗当作于锦州，两位少年才子漂泊他乡，其感触自不待言。作者用“穷途”“遑遑”“悲凉”“凄断”“同漂泊”“共辛苦”“梦中人”营造了苍凉的氛围，表达了浓郁的心情。第二首前半部分用风物涂抹出浓黑苍凉的夜色，后半部分直抒胸臆，表达了沉郁的别情。与前期长安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相比，已经完全没有了激昂慷慨，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变成了“穷途唯有哭，还望独潸然”了。

还有一些别离诗，如《寒夜思友三首》之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夜调鸣琴，相思此何极。”;《江亭夜月送别二首》之二：“乱烟笼碧彻，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如此寒。”《别人四首》其四：“霜华净天末，雾色笼江际。客子长畏人，何为久留滞。”都显现出苍凉冷落，凄苦沉郁。不仅别离诗中，即使是其他题材的诗中，也多充盈着这种诗风。如《上已浮江宴韵得遥字》：“上已年光促，中川兴绪遥。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花销。泉声喧后涧，虹影照前桥。遽悲春望远，江路积波潮。”诗中游宴之初，作者尚有兴致，而游宴之中，忽生悲凉。情思所以变化得如此迅速，是因为波涛和潮汐的不平静，引起了作者世路艰难的感慨。又如《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前两句以长江滞悲喻旧念之深，后两句则以苍凉的山景着意点染，烘托诗人愁旅思归之情。再如《易阳早发》：“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峯形。复此凉飙至，空山飞夜萤。”诗中以空冷苍凉的意象幽约地传导出诗人仕途的挫折与旅途艰辛的隐曲的情感意绪。

以上两方面是对王勃前后两个时期诗歌风格初步探讨。对王勃的诗歌风格，论者如云，间或有谈到诗风转变，但仅从“题材进一步丰富，内容进一步充实”“脱离宫廷的狭小范围，走入江山与塞漠的广阔天地”方面入手。本人末学后进，不惮冒昧，提出浅见陋识，望行家不吝指正。

第五篇：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 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李白与杜甫诗歌风格的比较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终身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和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