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慈善与尊严1（最终版）

第一篇：论慈善与尊严1（最终版）

论慈善于与尊严、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黄岩头陀镇中心小学

陈渊

我国古籍《礼记.檀弓》中有一篇《不吃嗟来之食》的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齐国出现严重的饥荒，大财主黔敖在自家路边准备了饭食，以供过路的饥饿者吃。有个饥饿的人用衣袖蒙着脸，脚步拖拉，两眼昏昏无神地走来。黔敖左手端着食物，右手端着汤，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抬起眼看着他，说：“我正因为不吃被轻蔑所给予得来的食物，才落得这个地步！”这篇文章就很好地摆出了了一个问题：慈善和尊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人之所以为人，非衣冠禽兽，更非行尸走肉。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并非在于肢体的构造，而是人拥有独特的精神世界。古往今来，那些不卑躬屈膝，为气节宁死的志士一直受到人们的传颂，而出卖民族，出卖国家的叛徒也向来受到人们的鞭笞。由此看来，社会传统价值观是看重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的。一个人没有起码的气节和尊严则和动物无异，也会被人们看不起。那么对于慈善来说，它仅仅涉及到一个“施舍与被施舍者”这样简单的关系吗？我认为这这远远不够，因为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尊严，即“施舍者——尊严——被施舍者”。施舍者有施舍者的尊严，被施舍者在某种意义上更需要尊严。如果慈善的过程中缺乏或者失去尊严，那么慈善就会变味，变成一种人格不平等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意味。因此，慈善必须建立在施舍者与被施舍者人格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中国日报》曾刊登一则新闻，湖北宜宾有一家儿童福利院，每年受到成千上万的旧衣物，有不少是成人的或者是破烂的，孩子们根本无法穿。还有些人捐赠的零食和药品竟然是过期的，食用后对福利院的孩子们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对于这些破烂的衣物和过期药品，只能送到垃圾处理厂。同样，在2007年5月8日第60个世界红十字日，四川省红十字会在成都１１家高校同时启动了“蓉城高校博爱进万家接力活动”，收到了近８吨共十多万件高校学生捐赠的旧衣物，可其中有３０％的东西居然是用过的内衣内裤，此外，还有半截拖鞋、发霉的毛衣、有怪味的Ｔ恤，甚至还有一件沾满血迹的球衣。也许在捐助者心里，这些东西扔了也就扔了，还不如献献爱心。然而这真是一种“爱心”吗？我认为不是，这是隐藏在他们心中的优越感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人格是不平等的。甚至可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何为“人

格”。所谓人格，我认为，它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物质财产的均衡，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价值上的平等，即是说，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街头乞丐，两者应该是平等的，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对于人格的认识，欧美显然要比我们更透彻。那么上述两则新闻中的捐助者，把一些根本无法用，甚至有害的物品当作“善心”捐助出去，在他们眼里，自己是高人一等的，配享受“健康无污染”，而受捐助者则应“来什么用什么，来什么吃什么”。所以我认为，这种“慈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而是一种变相的人格侮辱，即使这种侮辱是不存心的、潜意识的。

那么何为慈善？维基百科定义为：慈善是一种善良意愿的社会活动，关系“施舍者”和“受施者”。在社会上，不问物质回报地，给予有需要的社群帮助、赞助等。慈善是促进人类福利进步的利他关怀，通常透过捐赠金钱、资产或活动，由教育或医疗机构捐赠予有需求的人，或公益协助其他社会需求。从中我们可以拎出这么几个关键词：“良善”、“关怀”、“公益”，这几个关键词透露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它们是人类的宝贵而高尚的品质之一。因此，我认为慈善概念可以概括成更为简洁的定义，慈善就是“充满良善的人们对需要帮助的人的一种公益性的关怀。”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人格是绝对平等的，慈善应该建立在关照被施舍者尊严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慈善活动？我认为这很大程度涉及到捐助者的内心以及捐助方式方法的问题。在中国热衷于慈善的人物里，陈光标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至今，他已无偿捐助26亿人民币。最近关于他的新闻，就是6月份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宴请千名流浪汉，并给每人发300美金。他之所以成为中国慈善以及新闻上风口浪尖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其捐助巨额的钱财，更是因为其高调的捐助方式。“陈光标肩挑百万现金捐款”，“陈光标在灾区发现金”，“陈光标在台湾九个县发上亿红包”，“陈光标晒钱山”等等的新闻不断。关于陈光标的这种慈善方式，有些人可能认为他做了，总比那些一毛不拔的富豪来的强。某种意义上是如此，但我不认可他的捐助方式，这种过于高调的慈善方式，是缺乏对受施舍者人格的尊重的。有种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这种慈善缺少一种儒雅。挑着百万现金红光满面地出现在被受施者的面前，人们争先恐后地上前接受“施舍”，给人的感觉是慈善变了味。陈光标的办公室旌旗飘飘，荣誉证书堆积如山。但他没有注意到，慈善是一项关乎尊严的事业，因而慈善家首先应该尊重被施舍人。任何人生来平等，如果因为你做了一点善事，就自命不凡，就反而和慈善的本意相违背了，放在现代社会，这就是作秀，拿被施舍人当道具，换取别人的好感，他所谓的期望通过这种高调唤醒民众对慈善的关注，却恰恰让慈善有点变了味。

相比陈光标，国外的一些慈善人物比如比尔.盖茨,他们的慈善行为则注重机构化和协调性，而且实在、低调、儒雅。比如比尔·盖茨建立一个基金会，这种方式更为长远。而陈光标此次慈善活动更像是一次性的广告宣传，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陈光标的慈善行为更像是一种“过路绿林好汉”的“义举”，从裤腰带摸出“十两纹银”给乞讨者后走人，而不管乞讨者在用完这“十两纹银”后的生活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时博得“路人”的喝彩，博得人们的眼球，更像是在推销自己。他这种高调的慈善行为是短效，低效，给别人的是“一时之利”，而非“长远之计”，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且在此过程中缺乏对被施舍者人格的尊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那个《不吃嗟来之食》中的大财主黔敖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如比尔.盖茨所说，“中国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有品味的东西：艺术品、私人飞机、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但他们还没有学会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因此，在我眼里，邵逸夫、李逸夫这些人做慈善，更多是建立学校、医院以及各种基金会，他们的方式是长远的、可持续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洗刷的，他们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型慈善家”，而陈光标最多是“暴发户型绿林好汉”。

就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我们的慈善行为，也应该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尊重他人基础上的“温文尔雅”，而不是“上等人”对“下等人”的施舍，这样才是接近“慈善”一词词源那个最初的本意。俄国大文豪屠格列夫遇见一个乞丐，他很想施舍，但他翻遍口袋也没有发现一分钱。屠格列夫握着乞丐的手说：“兄弟，实在对不起，我今天出门忘记带钱了。”乞丐流着泪说：“您能叫我一声兄弟，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屠格列夫的握手胜过对乞丐的物质施舍，可见，慈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尊重也非常重要。物质关怀很重要，但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关怀，平等与尊重，更重要。

第二篇：论尊严范文

《论尊严》

姓名：李逸帆班级：四年级五班

尊严是什么？是独立，是自尊。在街上讨来米食，不算有尊严；只为金钱奋斗，不算有尊严。苏武牧羊，尊严得乎；屈原投江，尊严在乎；万斯苦读，尊严大矣。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贫的生活犹如玉，维护权益为玉，为利于名而拍马屁，就像是黑瓦。宁肯维护权益而牺牲，也不肯为利于名而对人点头哈腰。这是人生基本的道德，也是尊严的一种体现。

“赖活着不如好死。”宁愿为自己的尊严而牺牲，也不点头哈腰的赖活。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流芳百世，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尊严。文天祥不肯投降，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昂首挺胸，不肯投降，被喻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然，还有一种尊严叫“忍”。这个忍非同其他的忍。不要去要根本用不着的面子，那么到最后是一事无成；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后来成为大将军，他有尊严，耻辱他的那个人简直就是无耻，没有一点尊严。如果为一丁点小事而大动刀斧，那么可以说，你有尊严，但你的尊严等于没有。

当然，要让别人尊重你，你首先得严格要求自己，这也是尊严。每个人的尊严都很容易被自己丢掉或被别人侵犯，就看你怎样看待它，怎样看自己，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你的尊严如果被别人踩踏，你一定要反对。但不能大出身手。尊严是高贵圣洁的明玉，璀璨艳丽的明珠，是你一生不可缺少的东西！

尊严是人生的守护神，有了它，你一定会成功。没有尊严，就等于一无所有。

第三篇：论中国慈善

论中国慈善

毋庸置疑，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而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类主体中，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往往成为其中夺目的明星，但囿于各种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实则有限。这就是今天中国慈善的真实面目，是谓“真相”。除了来自外部的政府动员和社团劝募而不得不做的捐赠之外，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受怜悯心的驱使，而这难免使他们的慈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数人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划。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占有社会财富80%的富豪们，对社会的慈善捐赠却远远不足20%！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则显示，国内登记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动因主要来自内心怜悯心的驱使，这种慈善行为随意性比较强。学者杨团在《公司慈善与培育中国公司的慈善文化》一文中提到，100多年前，欧美国家的富豪一开始采用慈善信托的方式，即委托信得过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赠。后来，一批受慈善思想影响的工业巨头创造一种公司形式的慈善基金会，191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次年，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之后，美国人的这一组织创新被全球的富豪们效法，现代基金会现在遍布全球。仅在20世纪的美国，不到100年间，它就从几个发展到4万个。这标志着慈善从传统方式走向现代。这种制度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慈善组织有了法人治理结构，捐赠出去的私有财产能保持其私人特征，也使慈善从老式的“零售”转向“批发”，更多人能够受益。显然中国现阶段的慈善还处于“零售”阶段，大多数捐赠是零星的。慈善的组织化运作才刚刚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阶段的慈善发展状况相当于100多年前的美国。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中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除此之外，大规模展开的价值观并未成形，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和财富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选择把财富传给家族子孙，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中国的财富创造和传承的历史是中断的，而现在财富积累的时间不过短短20年时间，而在对待财富继承的问题，大多数人没有作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他们应该像作一笔真正的商业买卖那样孜孜以求、讲求效率。中国商人的慈善，迟早要走出自发性捐款的阶段。

第四篇：慈善论之在温州

慈善，在温州

[摘 要] 在如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可以越来越多的看到，贫富差距之悬殊所带来的的社会弊病，因而也唤起了人们内心对于慈善事业的传承发展与美好希冀。而本文主要论述慈善事业在温州的发展现状与其影响和意义。[关键词] 温州 慈善组织 慈善家 传承

我国是文明古国，慈善是中华民族悠悠五年千年的文化传统美德。慈善一词，早在古书中已有记载。《魏书·崔光传》：“ 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久经岁月的涤荡和传承，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慈善这一组词语，仍然是人类情感和劳动的集合传达——乐善好施，慈悲为怀，仁爱之心，扶危济困。它不仅是代表着，在某一特定或危难时刻的接力与传递，更是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人们在滔滔江水的时间洪流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与默默无私的奉献，人们将心中的期许与祝福汇聚成为一张张笑逐颜开的面庞。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温州。以经商闻名世界的温州人，这些年来他们大爱无疆之情怀，多样化的爱心慈善理念也不断的得到各界广泛认同与赞誉。从“商行天下”到“善行天下”，温州的慈善事业先后在十年之间不断发展，同时我们也知道温州慈善的扩展不仅是物质上的救济与帮助，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文化导向性质的，精神层面的爱心与奉献。而这就如同温州市一张亮丽动人的明信片，其符号意义的指向是温州人一颗博爱宽容之心，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骨和深厚的民间文化力量。那么，我们简单了解介绍一下温州地区主要的慈善组织和慈善家，以及这些年来他们对温州所作出的贡献。目前为止，温州市成立了温州慈善总会、世界微笑联盟、温州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这些公益组织为温州地区的贫困人群、残障人群、失学儿童等弱势群体，免费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资金补助，以帮助他们。温州慈善总会成立于2002年，距今已有十年多的发展历程。总会的募捐来自不同的公司或个人或组织协会的资助，慈善总会每个月都会开展很多的捐助活动，主要围绕着助学、助医、助老、助困及危房改造等这几个工程项目开展的大型募捐。在这个过程中，慈善总会资助主要救助行动有，提供6名研究生赴美留学的经费，救助许多的唇腭裂儿童，帮助弱势人群脱离医疗卫生的贫困境地。这些年来慈善总会的募捐活动与爱心善行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在温州，慈善家中最值得关注的，也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温州籍台湾何朝育、黄美英夫妇。他们从1990年至今捐赠1.3亿巨额资金，为改善温州市的医疗、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何朝育之子何纪豪先生也同样传承了父辈对温州卫生、教育等公益事业慷慨捐助的精神，由他接洽美国微笑联盟为唇腭裂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救助的事迹最为大家所熟知。可见，何氏父子推动的慈善捐助活动，将慈善的内涵延伸扩展到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范畴领域，他们的善行善举在慈善事业的道路越走越远，从物质金钱的给予和捐献走向精神爱心的救助与治疗，使慈善的内涵不断丰富。这一精神不但是何氏父子他们个人成就或是人格魅力的体现，也是世界温州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力量。在这里，笔者也想谈谈自己亲眼见闻与经历。去年夏天，我参加了大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关于侨界留守儿童的夏令营。我们是作为志愿者进行支教，对象是那些父母在国外打工而子女由家中老人照料的孩子们。社会上对这一类的孩子有专门的称呼，留守儿童。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成长都会需要来自父母的关爱与呵护，而留守儿童在这一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环节缺席了亲生父母之间的陪伴与相处。因而，就有了作为志愿者存在之意义，即为奉献最深处的爱心去帮助和用心相待每一个留守儿童，让孩子们感到如同家人一般的关爱，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慈善帮助的一部分，并且是心心相抵地，心灵共通地。事实上，不管是慈善总会，何氏父子等慈善家，还是志愿者，这三者虽然在汉字的书写上截然不同，但是究其所承载的内涵意义上来说，三者的核心指向是共通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温暖，友善，慈悲。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感受到家的温暖关怀，社会的爱心奉献，或许，这就是世界温州人对传承慈善精神最为恰当的表达。

作者杜朝亦

第五篇：论道德与慈善及公益的关系

论道德与慈善及公益的关系

玉苗 慈勤英

摘要：慈善历史悠久，和道德关系紧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慈善在现代社会下扩展、升级、转化和创新，逐渐发展为现代慈善事业，也称公益事业，呈现出新的特点。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还是将现代慈善事业归于道德的范畴，片面、过度强调现代慈善的道德性，不利于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本文从伦理学、慈善发展历史、现状、走向等角度探讨了道德与慈善及公益的关系。提出转换传统慈善观以适应现代公益事业的要求，从注重公益行为的义务论转向义务论与目的论相结合，注重公益的多元价值，由片面利他向互惠共利模式发展，倡导人人公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关键词：慈善；公益；道德；利他；

慈善事业历史悠久，往往和道德联系紧密。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慈善在现代社会下的扩展、升级、转化和创新，逐渐发展为现代慈善事业，也称公益事业。现代公益包含传统慈善的内容，但又远远超出了传统慈善的范围，呈现出新的特点。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还是将现代慈善事业，归于道德的范畴，习惯拔高现代慈善的道德标准和道德意义，不利于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本文从伦理学、慈善发展历史、现状、走向等角度探讨了道德与慈善及公益的关系。

一、道德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慈善事业有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慈善事业与道德有关，一方面，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社会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慈善事业的开展有助于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首先，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思想渊源来看，儒家的“仁”、“义”和佛教“慈”、“善”等思想构成了中国民间公益慈善的基础。这种思想渊源伦理道德色彩浓厚，与“利”形成相悖的关系[2]。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其精髓在于个人要充分领悟自己对他人、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肩负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充分认识博爱、给予、利他、济世的社会价值，以及营造“以

[3]人为本”、“助人为乐”的人文环境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使命。

其次，慈善行为有利于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慈善事业有利于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道德面临新旧交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互助友爱、见义勇为等精神在一定程度被削弱，私利至上、人际关系冷漠、为富不仁等现象泛滥，人们急切呼唤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重建新的道德文明。对新道德文明的重塑，重在行动，大张旗鼓地提倡善行、引导人们选择善行，促使有能力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将有利于矫正失范的道德文明。因此，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是唤起道德与良知的催化剂。

慈善无疑属于由道德力量和志愿精神驱动的社会领域。但并不能因此将慈善仅仅理解为道德行为，对它赋予过多的道德色彩，尤其不能把它单纯地看作是爱心、正义和使命的象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指出，要剥除人们关于非营利组织、慈善组织“德性完美的神话”。因为，虽然慈善行为具有利他主义的特性，但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动机绝不仅仅是为了“利他”。尽管有少数先进分子从纯粹的利他主义 出发，把慈善当作一种报效社会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参与慈善活动的另外一些人其动机是形形色色的。下文，我们将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角度进一步探讨之。

二、伦理学审视：纯粹无私利他并不是慈善唯一的道德标准

在道德的终极标准方面，自古就有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之争。“义务论”亦称“道义论”，其理论前提是道德自律论，认为道德起源于道德自身，起源于每个人完善自我品德的需要；其目的也在于道德自身，在于完善每个人的品德，实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者。因此，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只能看它对行为者的品德、道德的效用如何，凡是能够使行为者品德达到完善的，都是道德的；凡是不能使行为者品德达于完善的，不道德的。义务论把无私利他奉为唯一道德的终极标准[4]。道义论在中国的主要代表当推儒家。新儒家冯友兰在解释儒家的道义论时这样写道：“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5]具体说来，在人类的全部行为中，“求自己的利，可以说是出于人的动物的倾向，与人之所以为人者无干。为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人应该求别人的利” [6]，只有“为利人而利人的无私利他”才符合使人的品德达于完善，才是道德的。无私利他是评价行为是否道德的唯一的终极标准。道义论大儒董仲舒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功利主义或目的论的理论前提是道德他律论，认为道德是一种必要的恶，目的在于他律，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因此，功利论者把功利奉为道德终极标准，把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奉为道德终极标准[7]。在中国，墨家思想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墨子曰：“义，利也。”(《墨子·经上》)墨子将“义”内化为品德，而后外显于行

[8]为。墨子所言之利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天下之利”，是公利。其二是交相利，爱人利人之利，是他利。爱乃利之本质内容，利乃爱之表现形式。通过利人实现爱人。其三是私利。私利者，利己也。墨子承认和肯定个人的合理私利，但墨子以为先以利人，而后利己，如若人人利人，则人人皆得利，从而有兴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即“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其道德理念的最终目标。

慈善的价值基础是利他。从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之争可知，传统对慈善的道德评判主要依据的是义务论，即只有纯粹无私利他的慈善行为才被认可，反对其他功利目的的慈善，且慈善仿佛只和慈善动机有关，与慈善行为的客观效果无涉。目的论则更注重慈善的效果，并以效果行为评判，实现了利他就被认可。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对现代社会的公益慈善行为应该结合义务论和目的论，不能偏废一方。

三、多重理论视域：慈善超越了道德范畴而具有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重意义 除了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也对慈善事业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慈善是以道德力量作用下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是将时间与产品转移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的行为。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则指出，慈善事业是指建立在社会捐献经济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性救助行为，是一种混合型分配方式[9]。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慈善事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慈善救助及相关服务的提供，解决脆弱社会成员的生存困境或特殊困难，同时满足其相应的社会服务需求，在客观上能够弥补社会保障中的供给不足，改善社会保障中的“政府失灵”，是社会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0]。从社会学角度看，慈善组织有助于积聚和扩展社会信任，建立社会合作、共识、信任和规范，构筑和维持社会网络[11]，慈善组织还发挥社会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的功能，对社会安全问题能起到缓冲、减压的作用。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中，慈善事业代表了一种社会自治的力量，它的出现和成长代表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也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方式[12]。从法学的角度看，人权理论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依据，在慈善事业的体系中，尤其是救助性慈善事业，表达了对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的关注。

总之，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法学等为审视现代社会中慈善事业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视野。从中我们看到，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简单的、偶而的道德行为，而是依托慈善组织展开的具有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多重意义的制度化行为；慈善事业也不仅仅是道德范畴，同时也具有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补充社会保障、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保障人权等功能，[13]慈善事业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历史考察：不同的历史时期，慈善与道德的关系不同

（一）传统社会时期，慈善事业与道德紧密相连

传统社会时期，慈善事业与道德紧密相连，具体体现为：第一，慈善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在于道德。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思想占据主导，影响深远。儒家思想认为“仁义”是做人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人的发展和完善的核心内容。而“利”（往往特指个人私利）体现是人的动物性，是人类的低级需要。因此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以追求道德完善，否定个人私利作为义举善行的前提。第二，义举善行作为道德的承载，要遵从封建宗法等级度的道理伦理规范，并以符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具体表现为“施由亲始”利他血缘差序格局。第三，行善的最终目的是追求道德的完善。儒家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修身养性是做人的首要任务，而提高和完善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就是“以义正己”，即通过舍己利他的义举善行。第四，慈善活动依靠道德进行监督、规范和管理，个人道德自律和社会道德舆论压力是规范慈善行为的重要工具。第五，重视道德教化。中国传统社会在进行救助活动时，注重道德教化，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

传统社会时期，慈善事业之所以与道德紧密相连，是和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利于经济交往活动的产生，也难于获取很大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利己主义的产生[14]。其二，从社会关系来看，中国传统社会保留了血缘关系为主的模式，进一步形成人伦文化中道德优位的特点，利于道德利他主义自然产生。第三，在农业经济和血缘关系为主的传统社会，人的发展处在 “以人的依赖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个体缺乏独立性，依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个体对自身权利与利益的积极追求[15]，形成了以否定个人利益为前提，崇尚道德利他主义的伦理价值观，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道德性突出的特点。

（二）现代社会，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转变，道德只是公益中的一个要素 公益是指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现代公益由传统慈善发展而来，是传统慈善在现代社会下的扩展、升级、转化和创新。现代公益包含传统慈善的内容，但又远远超出了传统慈善的范围。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把慈善事业称作“公益事业”，将其界定为非营利的(l)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现代社会中，广义的慈善，即为现代慈善事业，与社会公益事业并无本质区别。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具有封闭性、精英化、不平等性、浓重的道德性等特点。与传统慈善不同，现代公益事业具有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常规化、规模化、法治化、社会化、开放性、平等性、广泛性等特征。首先，现代公益事业体现高度的专业化，现代公益事业以大量的专业公益慈善组织为载体，公益、慈善事业具有自成体系的知识、理念、技能。第二，现代公益事业发展的职业化倾向，从事公益事业需要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慈善公益发展成为独特的行业，成为就业的重要领域。第三，现代公益事业呈现出常规化、制度化、规模化、法制化特征，它应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而设置、内容丰富、形成规模，并依靠政策、法律进行规范。第四，现代公益事业具有社会化、开放性、广泛性的特点，现代公益事业面向全社会，倡导全民参与、慈善资源多元化；服务对象以弱势群体为主，扩展到全社会；内容不仅仅限于慈善救济，而是扩展到括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广泛的公共事务。

现代公益事业的特征是和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适应，它表明现代公益事业超越了传统慈善的道德范畴，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具有经济、社会、政治、伦理等多重功能的事业。

五、现实考察：道德与公益

（一）片面强调无私利他的道德性不利于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

传统慈善已经发展为现代公益事业，但对公益行为，社会仍习惯将其划为道德的范畴，以道德审视为主，甚至出现苛刻的道德责难：逼捐、索捐，将慈善公益冠以道德之名，将人们行公益慈善与否，作为道德高下的判断标准，甚至以道德名义胁迫那些不愿自愿捐助的人行善。从根本上来说，逼捐、索捐中掺杂了强制和逼迫的成分，违背了行善的自觉自愿原则，是对慈善资源的恶性掠夺，最终将导致慈善资源的枯竭，损害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慈善公益行为的道德洁癖也是突出现象。道德洁癖指对行善动机进行严格的道德拷问，要求公益慈善行动机单纯无私，纯粹为了公益而公益，为了慈善而慈善，不允许掺杂任何功利性的目的。这一点在社会对企业和富豪的公益慈善行为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中国，企业家不做慈善就会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但若是企业家行善，人们便开始怀疑他捐助背后的商业意图，关于企业家慈善的各种揣测层出不穷，而善款的多少往往成为公众衡量其道德水平的标准[16]。过于挑剔，甚至诋毁企业的慈善行为反而伤害慈善本身。北师大教授的王振耀说得好，不要把公益慈善的道德标准放得过高，不要把这个领域变成道德法庭。现实中人们的行善动机多种多样，关键是看慈善的结果是否真正地帮助了他人，有益于社会。在当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滞后于 社会需要的现实情况下，我们需做的是呵护企业的向善之心，鼓励企业多做慈善，让捐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17]。另外，参与慈善事业与否，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有时候与道德无涉[18]，因为利他和促进社会公益的方式有多种，慈善只是其中之一，且未必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一种。因此，以何种方式来增进人类福祉，纯粹是个人的选择。

慈善属于道德范畴，行善应该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单纯利他的传统观念使现代公益事业动力不足、效率不高、难以持续：企业、富人行善捐款反遭苛刻道德拷问、道德责难，善举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奈、麻烦，甚至是后悔和恐惧，让人们在善举道路上徘徊、犹豫、望而却步；普通百姓，因观念偏差，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事情，零星爱心无法汇聚，民间公益如一座沉睡的金山无法开掘。此外，传统公益还面临效率低下的困境，单纯将公益限制在道德的范畴，难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善心转化为善行，将善行转化为最有效的求解方式。围绕这些问题的种种努力不断推动公益的转型。在这股潮流中有三大最重要的转向：从片利共生到互利共生；从注重支票数额到注重行动参与；从“输血”到“造血”[19]。这些努力，将冲破公益只是单纯道德事业的藩篱，在现代社会中汲取发展的能量。

（二）当代公益的新道德基础：从片面利他到互惠共利

无私利他、单面受益是牺牲一方的利益以使另一方受益；互利共生指共生的成员彼此都得到好处。对于公益，过去人们更倾向于片利共生的模式，即为公益而公益，不能从中要求任何回报；从公益中追求一种积极有效的反馈尤其是物质利益，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事情。人们在潜意识中似乎有种隐忧：施予方一旦将公益与效果回馈结合在一起，最终会有损公益的命脉。少有人愿意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纯净水般不带任何功利性成分的公益效率越来越不理想。纯粹、无功利，为公益而公益的想法能够激发起建造空中楼阁的冲动，但却不能为人们提供真正居所。传统单向受益的捐赠模式与双向受益模式相结合，相辅相成，将产生相乘效益而不只是相加效益，单向受益意味着公益事业只有一个引擎，双向受益意味为其装上了另一个引擎[20]，为公益事业的持续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以下的实例证明了互惠共利公益模式的生命力，它们或许表明，将“互惠共利”纳入当代公益事业的道德基础更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更能激发公益事业的生命力。

“红色计划”从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出发、以简单、巧妙的创意将个人的购物、工作、生活与公益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人人、时时都便利可行的公益机制，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汇聚众多普通人的善意，聚沙成塔，实现公益效率的集合倍增，为我们打开了向新公益时代的大门。再生银行[21]：再生银行是美国一家垃圾回收公司，它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将居民、商家、政府都拉进其交易结构，并成功地建构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多赢模式。居民将垃圾投入专门的垃圾桶，每月可从“再生银行”获得积分，在指定商家消费时能获得优惠；商家借此不仅得到了更多消费者，也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政府则节省了处理垃圾的费用；而社会资源得到循环利用，促进环境保护。小母牛国际：其运行模式是向穷人捐赠牲畜并传授技术，帮助他们发展养殖业，摆脱饥饿和贫困。而受助者则要承诺将捐赠牲畜产下的第一代幼子以及自己学会的技术，像礼物一样传递给需要帮助的穷人。通过不断“传递捐赠”，不仅可以让慈善事业持续发展，受助的穷人也可以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从帮助他人的行动中获取“从受助者变成捐赠者”的精神鼓舞。

六、结论

在现代社会，无私利他、舍己为人、大公无私依然是珍贵、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社会精神文明所倡导的。以利他为价值取向的公益事业，对于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又已经走出了纯粹道德的范畴，而具有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意义。慈善即道德的传统观念已经滞后于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也不适应现代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对公益行为之道德性的过度重视却反而造成公益事业的动力不足，不可持续。因此，要转换传统慈善观以适应现代公益事业的要求，从注重公益行为的义务论转向义务论与目的论相结合，注重公益的多元价值，由片面利他向互惠共利模式发展，倡导人人公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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