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看苏东坡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原名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眉山三苏之大苏。出身于寒门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坚执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乌台诗案”应该是他坚执性格的一个最好注脚。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先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别有用心的御史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这样一来就给苏轼扣上了“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随着谢恩表的发行，“新进”也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时为监察御史台里行的舒亶花了四个月时间研究苏东坡的诗集，搜集了一定的“证据”后便上奏弹劾。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并写下了 《狱中寄子由》
一作：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由于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最后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旷达
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所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文自然清新，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同时他也把这种豪放之风吹入了词中，大大扩宽了词的题材。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
《苏》中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当他被贬官黄州时，朝云生了—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城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当苏东坡到了黄州，失去了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期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编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正如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苏》中写道：“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
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谁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娇》中“凭高眺远”、《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水调歌头》中“落日绣帘卷”等。这些诗词均作于他贬黄州之后，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秀美的风物，雍容的气度，安闲自得的情趣。苏轼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代表着苏轼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那首苏词中乃至整个词史上被誉为“千古绝调”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作于此时。词中虽有功业未成，壮志未酬，韶华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叹，但哀而不伤，嗟叹而不颓丧。相反，那由大江、惊涛、巨石、高岩所构成的宏伟画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所组成的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视野为之开阔，胸襟为之开展，精神为之振奋。这些，都是他心境旷达的表现。
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纪昀批语）。他这样旷达，以致当时宰相章惇见此诗，认为苏轼太“安稳”，将苏轼远贬儋洲。（曾季狸艇斋诗话》）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苏轼的家庭生活，也随着苏轼的遭遇几经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续配王闰之于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于京城、，终年四十六岁，侍妾王朝云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患瘟疫去世，这对五十九岁的苏轼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他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承受父训，一起出游长安，共赴科举，同科中举，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子由多方营救，愿捐纳自己的职位为兄长赎罪。结果，苏轼被贬黄州，子由也遭贬，兄弟两人长期不得相见。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爱，在苏轼的诗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诗，以及怀念子由的诗，举不胜举。如：《初别子由》、《九月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不赴商州三首》、《岁暮思归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别子由三首》、《子由生日》、《书子由梦中诗》、《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和子由苦寒见寄》、《和子由论书》《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诗中无不体现出对弟弟真诚的牵挂和友爱，表现他与弟弟的深沉情谊和兄弟间的共同命运。在诗中，苏轼以他兄长的宽广心胸，旷达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感染着弟弟同逆境斗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黄叶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见其旷达心胸。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对待自身生活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癛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与王敏仲书》）。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一面遍和陶渊明的诗，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一面潜心做学问，他修改和完善了黄州期间所作的《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又写了《书传》十五卷、《志林》五卷。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第二篇：从苏东坡看积极心理学
从苏东坡看积极心理学
苏东坡，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在我们看来，他的一生是布满荆棘，充溢者各种各样挫折的。然而他却是乐观潇洒地度过了他传奇的一生，并且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上，还是他担任地方长官时做出的利民之举。在我看来，虽然苏轼生活的年代距离积极心理学这门新兴科学的诞生将近一千年，但是他毋庸置疑是积极心理学的实践者。他的积极情感，他的认知上的乐观与希望，他的积极人格特质，以及他积极的人格关系等等，无一不实现了当代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所以我们可以以苏东坡为例，系统地对积极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
首先，积极的情感。很显然苏轼拥有极高的主观幸福感。尽管他一生屡遭磨难，却对自己的人生总体上拥有很高的满意度。无论什么时间，无论被贬到何地，他总是能够充实的生活。他从未丧失过乐观、积极的人生信念。从遗传上讲，苏轼的父亲苏洵年轻时游遍名川圣水，培养了豁达乐观的性格，而苏轼之母程夫人信奉佛教，也是能够轻松做到知足常乐的信徒。所以说苏东坡的基因里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除了遗传，苏轼父母在他幼年时期对他的教育也对他日后的旷达潇洒的性格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健康、成功、婚姻、金钱等方面，苏东坡也同样具有极大的优势。苏轼身体很健康，他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身体健康，又陶冶了性情、完善了心灵。他精通中医药学，同时他还是一位美食养生家。他通常会摸索出一些既能满足美食的养生方，又治病保健。说到成功，尽管他在政
治上总是不得志，屡遭贬谪，甚至谪守的地方一次比一次远。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功确是任何人都必须瞻仰的。作为一个全才，诗词歌赋无一不通、书法绘画无一不晓。在地方为官，他也是政绩斐然，深得民心。他与王弗的婚姻美满幸福，以至于在王弗去世后他将对亡妻的思念完全寄托在了诗词书画上，很多名作为此而诞生，最著名的莫过于那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关于流畅体验，他在吟诗作画的过程中无数次的经历过，在他作画的过程中，完全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意识与行为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苏东坡能够做到积极的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即便在他被遭到贬黜，到地方就任。在担任杭州太守期间，他疏浚西湖，筑成堤坝，即“苏堤”。
积极的认知。苏轼的乐观旷达令人赞叹不已。一直以来，他都拥有乐观归因风格。定**中“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对过去的解释他的解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表现。被贬到杭州，他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被贬到黄州，他说：“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贬到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贬到谵州，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说起希望，就要谈到著名的“乌台诗案”。遭人诬陷的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命，但他却从未丢掉希望。希望在实现个人目标时具有重大作用。苏轼身陷囹圄却仍坚信自己会摆脱困境，最终他的表现也感动了宋神宗，得以洗刷罪名，重获自由。
积极的人格特质。VIA体系中包涵的人类本性中的六大美德苏东坡几乎完全具备，他在人格方面堪称完美。智慧，这个不必做过多的解释，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拥有的认知层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勇气，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错误的，于是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宁愿遭贬也不肯屈服，这点非常难能可贵。当然苏轼在面对王安石变法确实展现了自己保守的一面，但这里我们主要谈论他的优异的人格，就姑且不论变法的正确与否。仁慈，苏轼在接受他母亲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对佛教的信仰，因此他对人格外仁慈。正义，苏轼忠于国家、忠于百姓，具备应有的公民责任。节制，苏东坡年少时也曾年少轻狂，但很快他就懂得了谦虚谨慎的道理。超越，他的自我实现，他的巅峰体验。苏东坡还具有极强的复原力。他的一生尽管充满着亲人离去的悲痛和政治失意的苦闷，但他都能够从中恢复过来。
积极的关系。苏轼父母对他养育之恩他从未淡忘过，即便到了晚年，他也仍然时常回想起幼年父母对他的精心培育。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他更是深知感恩在一个人身上应该占据的分量。这让他获得了极大地社会支持。即便是作恶多端的高俅高太尉因为曾经受到苏东坡的恩惠，在日后飞黄腾达之际从未忘记苏轼对他的恩情。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他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他的大度宽容也是让人敬佩不已。旧党曾经打压过苏轼，当宋神宗驾崩，新党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掌握权力时，他却没有像其他新党成员那样打击报复，而是宽容地对待他们。
总而言之，苏轼的人生可以为当代积极心理学提供很多典型案例，研究苏东坡尤其是他的心态为我们研究积极心理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第三篇：浅论苏东坡宦海沉浮
浅论苏轼宦海沉浮对其性格的影响
冷加利
摘要：“乌台诗案”之前，苏轼是以积极入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创立了超然旷达的“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能随物赋形，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黄州时期苏轼的创新精神，还有他的诗词文，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苏轼；天才；思想性格；积极乐观
一、青年得志——积极入世(一）童年率真、远大抱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八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宋代重要的文学家，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嘉佑（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曾上万言书立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又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即——“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一生宦海沉浮，仕途之路坎坎坷坷，后又被贬至惠州，儋州,卒谥文忠公。苏轼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诗纵横恣肆，婉转有致，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造诣极高。为官期间勤政惠民，深得百姓喜爱和后人景仰。
苏轼在童年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他天资的聪颖和率真的性格，并且有着远大的抱负。这是和童年时良好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父亲苏洵本来就学识渊博，精神愤发向上，一心求取功名，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他的母亲也是知书达理，通晓文墨。
苏轼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进京赶考，在此期间，母亲在家管教孩子。有一天，母亲正在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的是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的书生儒士们极力地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当时朝政混乱，民不聊生。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闹得沸沸扬扬，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当时的学生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有的遭受皮肉之苦，有的遭迫害折磨，甚至遭谋杀丧命。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此时苏轼的母亲正教苏轼读的就是《苏滂传》。
小东坡认真地听完后，抬头望了望母亲，一本正经地问道：“妈妈，我长大之后如果也做像范滂一样的人，您愿不愿意呢？”母亲面带微笑答道：“如果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母子俩相视而笑。由此可见，童年时的苏轼就展露出了他率真的性格和远大的抱负，且不畏权势的正义之气，实属难能可贵。
（二）进京初试，名动京师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为学太晚，大约是在苏轼出生时期，他已是而立之年，结果却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所以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弟弟苏辙在父亲的陪同下初次出川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两兄弟顺利考上预备考试，次年春季一举进士及弟并位列第二。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青睐，他被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所震动。因为当时欧阳修和诗坛宿将梅尧臣正锐意诗文的革新，而苏轼的文风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如果说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贵人的赏识和扶助，那么欧阳修不啻是苏轼生命中的第一大贵人。欧阳修极力称赞苏轼并预见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少年成名，锋芒毕露，可谓意气风发。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刚要开始仕途的苏轼却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根据儒家的礼法，这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必须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后才能返回复职。两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苏轼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坎坷仕途的开始。仁宗嘉佑九年（1064年），苏轼凤翔府判官任期满后返京，新主英宗赏识苏轼才能要委以重用，但遭到宰相韩倚的极力反对，最后迫于压力安排在史馆任职。回到京城后苏轼就遭遇了一连串的不幸，先是伤红颜薄命，他年仅二十六岁的爱妻王弗病逝，苏轼陷入悲痛之中。在他的妻子王弗死去十周年，苏轼写了一首极为有名，情真意切的悼亡诗词。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1]
这首词无限凄婉，无限惆怅，字字都是辛酸泪，我们可以想见苏轼定是一个至情至性中人，他对每一段感情甚至婚姻都是真心的投入，矢志不渝。次年四月又深受老父逝世的沉痛打击。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 [1] 林语堂：《苏东坡传》，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父亲和爱妻王弗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茔埋葬。
一切来得太突然，此时的苏轼遭受着心灵极大的痛楚，身边的亲人不断的去世使他遭受了莫大的伤痛，最亲的父母和爱妻都与自己阴阳两相隔。而此时苏轼还是一个不满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却已遍尝人生生离死别之苦，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心灵是怎样承受的，而以后只能和弟弟苏辙相依为命，兄弟二人共患难，在危难之时相互惦挂对方，惺惺相惜，培养了深厚的兄弟情谊，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又是两年三个月的蛰居生活，而此后，他又该何去何从？
此时的苏轼还没有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是少年得志，仍是意气风华，满怀儒家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乌台诗案”的发生使其贬谪黄州无疑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又将以何种心态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呢。
二、中年被贬黄州——超然豁达
（一）“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是以积极入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创立了超然旷达的“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能随物赋形，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黄州时期苏轼的创新精神，还有他的诗词文，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乌台诗案”是历史上有名的案件，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台告发，后来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因御史台其上种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而得名。“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臣李定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虽然苏轼的诗确实有些讥讽时政，包括一些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受尽一百多天的审问逼供，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当时北宋重视文官，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苏轼才免于一死，但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且苏轼只是挂个虚名而已，此时的苏轼经过这次灾狱过后变得心灰意懒，同时又迫于生计，自耕自种。
“东坡”是当时黄州东门偏远处的一块空地，原是归营兵屯垦之地，弃置很久成了瓦砾遍地的荒地。由于生活条件极差，他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这样一家人的生活才得以维持。“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候起的。谪居黄州这段时期是苏轼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死里逃生的苏轼性情大变，经历人生的生死离别、大起大落，功名利禄也已看透。“乌台诗案”对满腹经纶，意气风发的苏东坡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摔跤，迎头的一盆冷水，让他清醒了不少，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对人生有了全新的思考，深居浅出，寄情翰墨，让他的灵魂有了依归。诗词的创作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其不朽的诗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
“乌台诗案”和贬贬黄州的经历让苏轼有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升华和飞跃。从这个意思上来说我们还真得感谢这样的遭遇和经历，让这位天才得以纵情笔墨，淋漓展现才情，正如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真正地成熟了，纵观古今中外成大事者，无不是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灾难和孤独，而苏轼做到了。回首向来，苏轼能在逆境中随物赋形，不 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们后人真该学习他那种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我想必将获益匪浅，这正是我们学习这位伟人不朽事迹的意义所在。
（二）筑建苏堤 怡然自得
元佑四年，苏轼离开是非之地的京城，转任杭州知事，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杭州。苏轼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其中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通了盐道，修建了美丽的西湖。
可以说杭州是苏轼的第二故乡，苏轼是杭州的贵人，他们注定有着不解的渊源。西湖因苏轼而享誉中外。一听西湖二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妙诗句便浮现脑海，给人无比的惬意。当时的西湖由于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湖水渐渐干涸，湖中野草遍布，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到任杭州的第二年就率众疏浚西湖，不惜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大力整改，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作为标志。苏轼此时发挥了创新的精神。他把挖出来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可谓物尽其用，后人名之为“苏公堤”，简称“苏堤”是也。
苏堤在春天的晨曦，烟柳笼纱，月影婆娑，波光树影，鸟鸣莺啼，蔚为壮观甚是美丽，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
不难想象此时的苏轼可谓摆脱了官场的尔虞我诈，终于有闲情逸致可以坐下来欣赏西湖的美丽和婀娜。如果再和友人泛舟西湖畅饮人生，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乎？苏轼也是极为喜欢在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美不胜收。我们记得雨奇堂实在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蒙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办理公文，可谓“忙里偷闲”，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真是怡然自得，悠然南山。我们这时看苏东坡，他就像是一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那样自由自在，真情纯粹。就像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小孩。
三、老年流放岁月——集儒道法于一家
（一）流落儋州
命运起伏不定，世事变化无常。人生就是这样，上一刻你还身在巅峰，光彩照人，不经意间你已从山峰跌入谷底，只落下一落千丈的挫败感。而政治的漩涡最容易使人陷入，苏轼无疑是被卷入的人，流落儋州就是最好的证明。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把自己比作是唐代的白居易。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由于政见不合，新党得势，他难免遭受毁谤和罢黜。只因他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元佑八年（1093年），当政的皇太后逝世，苏东坡失去了守护神。太后的去世就意味着苏东坡的没落之始。哲宗亲政，但被一群奸小利用。章淳拜相，一手遮天，排除异己，使得苏轼处境极为难堪。这次他又被贬到当时荒夷之地的岭南，经过千辛万苦，当他渐渐地适应了岭南的气候以及风土人情，打算长期安居终老余生的时候，京城的小人又开始将其迫害，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加害。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竟被贬到荒蛮至极，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疠丛生之地。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一项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处罚，可以想见苏轼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处境！苏轼却把儋州 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2]可见其对儋州的深厚感情和自己宠辱不惊随缘自适的豁达心态。苏轼没有沉沦，没有消极懈怠，他在儋州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慕名而来，追至儋州来向苏轼拜师求学。苏轼来到这里，带来了文学的气息，从没有进士及第的海南从此告别成为过去时。苏轼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乡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流传至今的许多物事都见证了人们对东坡的喜爱和怀念，如：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
在海南的生活十分艰苦，用他自己的话描述这段生活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海南度过的近四年中，虽说他在生活条件上极度困苦，但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他写下一百多首和陶诗，给《易经》、《论语》、《尚书》等作了注，撰写了《东坡志林》等。他能一积极的心态坦然处之，正是我们后人应该学习的那种在逆境中的积极态度。
（二）最后结局
朝政的变动牵系着苏东坡的命运，苏东坡就像一颗洪流中的石子，任由洪流的摆动。可谓“人在江湖，身不由主”。我们很多人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和轨迹，官场之人更是如此。有幸的是，徽宗即位后，在元符三年，新皇太后摄政，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免，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在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俨然羽化而登仙。
据东坡墓志铭记载，苏轼去世的消息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曾先后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为官，“历典八州，行程万里。”庙堂荒岛，大起大落。做过多年的地方官，也曾在朝廷中任翰林学士。但因其一身正气，不阿权贵，所以仕途坎坷，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放逐中度过。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就其政治事业而已，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总的来说，苏东坡的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导，坚持积极入世，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为人刚正不阿，风节凛然，胸怀民本思想和人道精神，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始终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在京为官，直言不讳；出外做官，勤政惠民。即使是在中晚年屡遭打击，但其事君报国，关心民生的政治思想仍未改变。在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上，佛老思想又占据着主导地位。佛老思想成为他在逆境中求得自我解脱的精神支柱，由此形成了一种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淡泊无为，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处世态度，这正是他在困境中，仍能保持着坚强的生活信心和创作活力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光辉典范。
苏轼已殁，但他是一颗耀眼于天际的明星，永放光彩。我常常想该如何来定义苏轼呢？或者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想还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做总结 [2] 林语堂：《苏东坡传》，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林语堂：《苏东坡传》，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页
[3] 5 吧。因为他评价得太好了，无出其右。“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诚然，苏东坡是一个天才，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林语堂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贴切的，他受之无愧。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4]
他的那种积极乐观，真情纯粹一如他在给弟弟子由的话语中可见：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人无一个不好人。”[5]所以说，苏东坡过得快乐，不记仇，不怨人，像一缕清风度过了一生，好不自在，令人心生向往。
苏轼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无论是对父母的感恩孝道，对妻子的关爱呵护，对朋友的至诚至信。在他生命中，亲情，友情，爱情他都真诚对待。一生都在尽力地践行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
参考文献：
林语堂《苏东坡传》，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 《乌台诗案》（学海）*
可以定稿了，加上封面，打印出来，按所给的地址，尽快寄出去。然后认真准备一下，争取顺利通过答辩。
[4][5] 参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9页
林语堂：《苏东坡传》，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008页
第四篇：苏东坡(读后感)
读《苏东坡传》有感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先生用“心灵的喜悦”来描述苏东坡的一生。苏轼自己也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苏东坡像是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他的身上有一种熠熠光辉，恬淡之中，拨响我们灵魂的琴弦„„也许，千百年后，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上，重新去审视这个伟大灵魂的背影时，理应明白——那样一些人，相对与永恒，他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尘埃罢了——然而，他们却用自己有限的生命，缔造着永恒的奇迹。我想，这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了。
人的性格难免有缺憾，也许完美之是一种苛求。但是，苏东坡的一生有着一个通向完美的趋向。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是一种通往永恒的希冀，一种灵魂的升华。我想，说苏轼至孝、至仁，那是溢美之辞；说他至慧、至善，未免也不够贴切；然而，回首凝望那个千年之前的生命——他的灵魂，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缕烟尘，但是，他的自我，已经超越了人生。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乐观豁达的性格。“成也其诗，败也其诗”用在东坡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乌台诗案”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往往是被人嫉妒的，要不是苏东坡太有才华，锋芒太露，原来与之为友的同道们也不会转而排挤他，他也不会落的几度外放他乡的下场。好在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没有郁郁寡欢，而是随遇而安，创作才情与此同时也越发充沛。在密州，他写出了公认为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那动人的词句和凄美的意境至今长盛不衰。而在他晚年身处的岭南蛮荒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正是苏东坡明朗豁达心境的写照。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的浩然之气。当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坡等人立刻提出反对，苏东坡利用他最擅长的武器——笔，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精神，都显然可见。随后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杭州，于是，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脱;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才能做到宠辱不惊。
是的，苏东坡只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用喜悦来填充自己一生的人。也许他的言辞在叹息，也许他的心灵在叹息，但他的生命，却闪烁着熠熠的和谐之光。他的生命，浩然之气犹存。
第五篇：苏东坡传
苏东坡传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仙子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踪。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士。从这首诗中就可以窥探苏东坡的真挚，率真，轻快，开阔，天真的性格，和他对仙的追求。
林语堂先生所描绘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就连林语堂也说这些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苏东坡太元气淋漓富有生机，总让人不容易理解。
我认为在这本书中，我最欣赏的是他的天真淳朴，和高尚的品格。首先从他的诗词中就能感受到他的自然，随性。他在杭州时将判决辞写成了小调，做小调给歌妓唱。他常常每遇事便写诗作词，每看到可改的诗词就提笔更改。全依自己的性子来。他可以和子由家书有诗词来往，体会写诗作词的乐趣，可以在游玩时随性作诗，可以为和尚妓女写词。他在贬谪时寄情于山水，每遇美景便提笔作词。那种随性而写，那种自然随意，真的让人感受到苏东坡的独特魅力。
然后作为政治家的他，拥有高尚品德。必定不用陈述，就会很自然的想到他为民做实事。而事实就是如此，他是百姓之友，积极为百姓做实事。他不顾一切向朝廷请命，请求废除王安石变法内容，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他面对朝廷官僚冰冷的心，他们是如此残忍，但他依然坚持不懈。终于在一个月后，在不停的向皇太后请奏后，废除了债务。他在杭州执政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公交医院。在杭州疏通运河，建水库，努力解决通水问题。，为杭州的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千古流传的苏堤便是他为西湖，为杭州留下的遗产。他在南方救灾，他提出预防胜过赈灾，为杭州等地百姓暂时解决了饥荒问题。可是他一走，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可见苏东坡的治理才华与爱民之心。
苏东坡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为人民所做的一切，留下了千古苏堤。
林语堂先生所著《蘇東坡傳》正为我们很好的呈现了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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