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兴盛的原因,以及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

第一篇：唐诗兴盛的原因,以及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

结合唐朝历史背景，阐明唐诗兴盛的原因，以及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

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 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个可称之为天朝大国的时代，大唐王朝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如此繁荣的经济给艺术这一类的东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人民还吃不饱肚子, 脑袋随时可能搬家的状态下, 恐怕不是大发诗情的好时机。而唐代国富民强, 前有太宗贞观, 后有玄宗开元。杜诗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社会几乎达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在这样国泰民安的时代, 诗歌找到了能让其茁壮发展的肥沃土壤。

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 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经诗赋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

首先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 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 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 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 万家争鸣。

其次, 唐朝极重诗才, 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虽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 第一场既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 12 句, 太宗开[文学馆]「弘文馆」以征文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 犹甚往朝。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 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对此十分重视.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再有, 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 很少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 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 也不过于疑神疑鬼, 否则以当时的文风, 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

第三点文化, 也是唐诗不可或却的兴盛条件之一。在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说。其一, 唐朝上至宫廷秘闻, 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 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 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丰富的文化背景, 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 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 清代编撰的《全唐诗》,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 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文化氛为之下, 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趋势的表现。

最后的原因, 则是相对贫乏的历史积累给唐朝诗歌的君临天下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唐诗之前虽有诗经楚歌,陈宫梁体, 但并无任何需要仰视的高峰。能白纸为画, 从心所欲, 自然挥洒自如毫无顾忌。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犹如泰山在望, 遮阴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离隙, 时有心生戚戚之感。鲁迅先生曾说“唐后无诗”, 也意由此。

汇总上面所说, 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无论从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哪一方面来说, 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条件, 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 在中国文化史上烁烁生辉, 艳压群芳。

杜甫为唐代一大诗人，其诗歌的艺术特点可概括为： ⑴叙事技巧高度成熟，艺术概括、形象典型。

乾元二年春，九节度兵围邺城。史书没有记载，正是杜甫三吏三别填补空白。他以实录的笔法，一方面揭露当权者的残暴，另一方面，在写战争带给百姓苦难的同时，歌颂人民隐忍痛苦服兵役的爱国精神。写法主要是从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具有概括性、形象性。例如：《新安吏》、《新婚別》、仇兆鼇《杜诗详注》： “君妻”“君床”，聚之暂也； “君行”“君往”，別之速也； “隨君”，情之切也； “对君”，意之伤也； “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三泪，荡气回肠。⑵描写细腻，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

杜诗叙事方法在中国诗史上的转变，也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困居长安作 《哀江头》、《月夜》

浦起龙：“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 757年鄜州探家写《羌村三首》

宋陈师道“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宋晏几道“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⑶沉郁顿挫的风格：（《进雕赋表》）

沉郁，指感情的深沉、深厚、浓郁、忧愤，是沉郁顿挫风格的基调，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苍凉悲壮。

从字面上看，顿挫指语意的停顿、间歇、转折，往往呈现在起承转合处。从风格上领悟，顿挫是感情表达的跌宕反复、千回百折，表现为节奏的徐疾相间，音调的抑扬抗坠，韵律的曲折有力。总之是为寄托沉郁之情提供一个适合的时空结构。

二者并列，水乳交融地结合为一体。

五古《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中只写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玄宗在骊山的欢娯聚敛以及危在旦夕的情况，显示出社会**的端倪。全篇押入声韵，四句一转，层次分明。

①抒写政治饱负以及壮志难酬的感慨，叙述自己一贯忧国忧民，往昔的情怀。②写途中闻见感想，述当前的感怀。

③叙述到家后的所见及感慨，写来日的忧怀。

《唐宋诗醇》“此与《北征》为集中巨篇，摅郁结，写胸臆，苍苍莽莽，一气流转。其大段中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曲折也。” 至德二年三月在沦陷的长安作《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 ⑷萧散自然的风格。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 杜诗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

当他生活稍为安定，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特点是心境闲适、情趣简淡、境界明秀。

第二篇：杜甫诗歌艺术成就

浅谈杜甫诗

“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表现着诗人对艺术的热爱和苦心追求的精神；“毫发无遗憾”、“新诗改罢自长吟”，这表现着诗人的辛苦锤炼和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是表现着诗人不仅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具有渊博的知识修养。正是经过这样辛勤的努力.杜甫在艺术上拥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是五言、七言、古体、近体，在他的手里莫不精工锤炼，卓然成章。

杜甫的诗歌又继承和发展了从《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达到空前的高度。他的诗充满了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笔调客观严谨，在叙事写景时不仅是忠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历史气息，甚至以年月人诗，以增强写实的气氛。毋怪前人对他这种精确地反映生活的创作态度，盛赞为“穷极笔力，如太史公记传”

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的主要特色，但是，诗人也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好诗，如他的名篇《饮中八仙歌》、《洗兵马》、《梦李白》、《古柏行》、《蚕谷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后部等等都是。

杜甫诗歌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具有十分鲜明而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深沉凝重，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沉郁”。这种风格，是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个性以及时代特色的有机统一。但是，在这种风格的基调上，诗人的创作又呈现着多种多样的风采，或雄浑、或悲壮、或奔放、或瑰丽、或质朴、或古简、或轻灵，无不达于胜境。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为人性癖耽佳句”之外，又在《戏为六绝句》中说：“清词丽句必为邻。”这说明他在掌握语言的艺术上用功很深。总的说来，杜甫诗歌语言的特色是：精工、稳重、有力而又时有出人意外的神妙。读他的诗，绝少平滑松脱之感，而是在铿锵紧凑之中，使人感到辞警意丰，笔无虚设。

杜甫在诗歌创作艺术上的成就，还表现在他卓越地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声韵。他常根据诗的内容和情绪，采用与之相适应的韵律，更大地发挥出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他的诗不仅具有形象的美，而且具有音乐的美

在古今中外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诗中虽没有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浪漫主义，但胸中充满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壮志和伟大抱负又岂是李白的浪漫主义所能媲美的？但是腐败无能、奢侈腐化的大唐统治者却视而不见，使杜甫留下了“青明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的愤慨，将自己的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之情一泻千里，抒发得淋漓尽致。

极为伟大的诗圣杜甫。

第三篇：隋唐两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及其特点

1.隋唐两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及其特点。2.隋唐时期的山水画发展变化。

1.答：《略论唐朝书法艺术繁荣昌盛的原因》一文，对唐朝书法艺术繁荣昌盛的原因，依据有关历史资料作了多方面的评述。其主要的是：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到顶峰；二，书法教育定为制度并作为政府铨选官员“四才”标准之一；三，帝王后妃爱好书法和在书法上取得成就者大有人在；四，文臣武将中有不少人在书法艺术上造诣很高；五，许多作家、诗人、妇女和僧道都是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六，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又推动了书法理论的大发展。

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发展到唐朝达到第二个极盛时代，出现了历史上许许多多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并开创了有唐一代新风。有记载有姓名的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就达一百八十多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记载能书之人有二百四十五人之多，而大量民间无名书法家尚不在其列。这两个数字虽不完全一致，但却说明了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昌盛。

为什么唐朝在书法艺术上比历史上第一极盛的晋朝更发展、更繁荣、更昌盛呢？我觉得有下列原因是比较明显的。本文只根据有关历史评述，简要介绍其情况。

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到顶峰。

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统一宇内，建都长安，至公元907年被灭亡止。共传二十二主，二百九十年。唐朝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宋元明清。书法艺术发展到同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达到顶峰状态。

隋末农民战争严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从公元627年到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的“贞观之治”，迅速恢复了封建秩序，并使唐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巨大成就。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大多数农民都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水利事业也大大发展，农村经济又走向繁荣。手工业作坊的设立，造船、织锦、煮盐、银冶和铜器制造的发展，驿传、驿马制度给商人以交通上的便利，许多商业中心城市的繁荣，平定西突厥的侵扰，加强了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带去大批大匠、生产技术书籍、蔬菜种子、手工艺品及杂技百工、黾兹乐等，使藏汉两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到在中亚和西亚，使阿拉伯等国商人到长安，使长安成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外国船舶也到达中国沿海城市，使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朝鲜和日本，中国的造纸传到中亚，以后数世纪中，由阿拉伯人传入欧州，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总之，唐朝这时“武功文治”，政治开明，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的顶点。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正是由于唐朝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越了前代的水平。现加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的提倡、重视，使中国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推向新的水平。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继晋朝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第一个发展高峰之后，唐朝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又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大约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由唐朝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树立了“二王”的书法正统地位，著名大书法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王知敬、孙过庭等人。后期由开元之后到唐朝灭亡。唐玄宗善“八分”喜丰肥，书风逐变，出现了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徐浩、柳公权、李阳冰、张旭、怀素等人。

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极力卑唐的评论是欠当的。而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他说：“唐代书法之盛，不减于晋。”“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

特点：隋唐两代书法较之魏晋南北朝书来讲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隋代因时间太短，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时代书风，就已经被唐所取代。隋代书法的最大特点是逐渐脱去南北朝粗犷野逸的风格，线条归于瘦挺；笔迹日趋工整端丽；刻工一般也讲究，并追求笔意。唐初的书风实际上是隋代书法的遗风，从这个意义上说，隋代书法的规范化，为唐代书法中兴作了准备，为唐代书法的繁荣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唐代书法上承隋代，将楷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唐代楷书除了在文字上规范严谨之外，在书写上严谨端丽，典雅大方；不像南北朝 斜奇纵，旷逸多姿，唐代楷书的诞生，在书坛上取代了魏碑，树立起了楷书的正宗。

2.答：

第四篇：杜甫与唐诗

杜甫与唐诗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说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如果没有几分“傲诞”、“褊躁”，恐怕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二、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诗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自身的处境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似乎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第五篇：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文献综述

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 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的

杜甫在唐代诗坛上是与李白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而且即使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列名在最伟大的诗人之列。

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今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关于杜甫的艺术风格，前人一直是用“沉郁顿挫”这四个字加以概括。杜甫诗歌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都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

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包括了“意”和“法”，即思想感情和表现方式两个方面。“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和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

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沉郁顿挫”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其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为沉郁、感伤所取代，忧国忧民，慨叹身世，愈至晚年，其情绪愈加强烈。而杜甫又是一位有骨气、有良知的人，其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涌至口边时，又往往强咽下去，使感情更加深沉浑厚。这种回环往复的感情流程发之于诗，便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波澜老成之感，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蜀相》、《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典型之作。或景中含情，或借古说今，或欲说还休，反复吞吐，言情顿挫，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风格。

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在秋天的萧瑟和衰飒中，渗透了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杜甫多年飘泊于长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峡、危城……这一切几乎和诗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思想感情也在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托。动荡的江水，陡峭的山峡，孤清的月色，凄历的画角，这些都是诗人心情的反映。他的《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是这样写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集中了秋天和大江这两个杜诗里最富于想象力和联想力的形象，诗里写到的急风、高天、猿啼、飞鸟、落木、长江，无不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身世的酸辛与愤慨。这首诗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很有名的两句诗。诗里的那种雄浑苍劲的形象和跌宕顿挫的节奏，表现了诗人难以平静的忧愤，也反映了那个战乱时代的气氛。

《秋兴》八首也是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形象，而成为杜甫抒情诗里艺术性最高的一组诗。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用一片弥天盖地的秋色将秦蜀两地联系起来，表现了故国平居之思；又用绵绵不尽的回忆把今昔异代联结起来，表现了抚今追昔之感。这组诗是很能够代表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的。以上说明了杜甫怎么样运用具有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他所特有的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

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有的时候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再如《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表现四川军阀混战的罪恶，也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两句诗里。还有像《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清缨?”也很集中地概括了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

杜甫的概括有的时候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他有一首诗题目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其中有这样两句：“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称赞王宰的山水画，说他的画有“咫尺万里”之势。杜甫的诗也具有这种“咫尺万里”之势。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

如果说李白的诗像暴风骤雨，以极不平凡的气势感动读者，那么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李白的诗让人惊叹，杜甫的诗让人亲近。比如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李白是这样写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是从天上俯视洛阳川，看到到处都是安史的军队，很多的老百姓都死在这场战乱里，而那些豺狼却做了高官。“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一种大刀阔斧的写法。而杜甫却是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像《三吏》、《三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群胡归来血洗箭”好像一个特写的电影镜头，很具体很细致地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可见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再如他的《望岳》，是他年青时候写的一首五律。“岳”是指东岳泰山。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岱宗”是指东岳泰山，说泰山很广大，泰山的青色一直横亘在齐鲁两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写泰山的广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是山的北面，“阳”是山的南面。山的北面和山的南面光线的明暗不同，因此这边是昏那边是晓。这两句是写因为泰山的高峻，所以才“昏”“晓”不同。“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是说远望层云叠起，而且云层在山腰里翻滚起自己的心胸不禁也激荡激荡，目送归鸟飞向远方，鸟的身影越来越小，所以要一直睁大眼睛看着它，以至眼眶都要睁裂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自己将要登上泰山的绝顶，从泰山上往下看，因为，泰山很高，其他的山久都显得很小，故曰“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写望泰山，在短短的八句诗里，就通过不同的距离和不同的角度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

头两句是远望，第三句和第四句是近望，第五句和第六句是细望，第七句和第八句是想象自己要登山极目远望。在八句诗里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可见杜甫的写法是很细致的。我们再看他的另外一首题为《羌村》的诗，《羌村》一共有三首，我们看他的第一首。这首诗是杜甫从凤翔回到鄜州的家后写的。诗曰：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归客”是杜甫指自己。“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吃惊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吃惊以后回想这一段分离的生活，感到很悲痛，流下了眼泪。“夜阑更秉烛”的“夜阑”是夜深的意思，“更(gèng)”就是再一次的意思。他们已经入睡了，但是睡不着，又起床，再点上蜡烛，再互相的看一看，到底这是真的呢，还是在做梦。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不相信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和家人团聚，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不相信他能够活着回来，所以刚刚见面的时候那一阵激动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入睡了，可是睡不着，再起来，又点上蜡烛，互相看着，好像是在做梦一样。这首诗开始是写喜——回到家里的欢喜。“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在一个傍晚的时分，一个日暮的黄昏的时分，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鸟雀在叽叽喳喳的叫着，好像也在欢迎他的回来。接着写惊——“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刚进家门的时候很高兴，见到家人的时候，是一种吃惊的感情，一方面家人很奇怪，想不到杜甫能活着回来；另一方面杜甫也想不到能够一家团圆，家里人都那样平安，所以写了喜以后就写惊。写了惊以后又写悲——“惊定还拭泪”。写了悲以后是写疑，反而怀疑这是在做梦——“相对如梦寐”。经过一场大的战乱，杜甫一个人在外边受到很多的磨难，忽然回到了家里，先喜，再惊，再悲，最后是疑。杜甫把握住了心情的每一个起伏，写得很细致，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

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的描写，逐步地推衍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又呈吴郎》都是这样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从自己住的那间茅草房被秋风吹破，然后写到天下的寒士；《又呈吴郎》是通过一个老太太联想到当时国家的局势。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是拟人的写法，自己感叹时局，见花而流泪，觉得花也在流泪，自己怅恨离别，听到鸟叫惊心,觉得鸟也在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信能够值万金，非常难得,这真是体察到了久别家人后接到家书的心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说自己已经老了，头发不仅白了，而且也逐渐少了。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从大处着眼，写得很悲壮。

第三句和第四句角度改了，从小处落笔，用溅泪之花、惊心之鸟去点缀沦陷了的京城，同时也衬托出自己伤时之深。这样就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里的一个细小的侧面穿插起来写，这些细节也是表现那个重大的主题的。又比如杜甫著名的《北征》这首诗，它是由国及家，再由家及国，先写国家的大事，然后写自己的家庭，写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又写国家的大事，用自己一个家庭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而写家庭的时候又是着重在儿女的衣着上，在纵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忽然插入一大段儿女的衣着的细致描写，这段是写得十分精彩的。“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脸色苍白，是病态，是因为吃不饱饭所致。“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这两句写孩子看到父亲回来，转过脸去哭起来了，这时候杜甫看到他的孩子脚很脏，连双袜子都没有。为什么“见爷背面啼”呢？乃是因为，孩子久不见爷，已经生疏了，已经把爷当作生人而羞赧了。为什么“垢腻脚不袜”呢？乃是因为家贫，买不起袜子啊！“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那两个女儿长得快，没有新衣服给她们穿，身上还是那件旧衣服补了又补，穿着不合身，既小又短，只是刚刚能够遮住膝盖。“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妻子把过去的一些织了图案的丝织品都拿来给孩子改成衣服，做了补丁，所以原来那些丝织品上的图案颠来倒去的，根本接不上茬了。这几句是写他的儿子和女儿，是他刚回到家里看到的情形。下面接着写到他这次回来带了一点钱，因此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这时他的瘦妻的脸色渐渐地好了，他的女儿也学她母亲的样子梳头、搽胭脂、画眉毛，在打扮自己。“痴女头自栉”，自己拿了一把梳子在梳头。“痴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傻丫头、傻闺女，这是对爱女的一种昵称。“学母无不为”，学她母亲的样子，看到母亲在打扮，也跟着学。可是她不会打扮，所以早上起来打扮的时候随手乱抹，又涂胭脂又涂粉又画眉毛。杜甫看到他的小女儿这个样子，感到又可笑又可爱。这一段是插在纵论国家大事的中间，用儿女的衣着这个细节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显出国破之痛。所以说杜诗是和谐地统一了巨细、大小、远近、虚实等等各种对立的审美范畴，这也正是杜诗艺术的奥妙所在。正如《诗薮》所说的：“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

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

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他又说自己写诗要“毫发无遗憾”。“毫发”是形容很细微的地方，很细小的地方。即使像一根毫毛、一根头发那样一点遗憾也不能留下来?一定要做到自己十分地满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毫发无遗憾”，这些话都可以说明他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杜甫的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的，凝练的。所谓苍劲，就是苍老遒劲的意思。他曾经称赞郑谏议的诗说：“波澜独老成。”又说薛华“歌辞自作风格老”。可见杜甫认为诗要老成才好。他自己的语言也正像是一口洪钟发出的深沉的声音。

凝练，是说他能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苍劲，凝练，构成了杜诗语言的主要特色。下面就从锤字、炼句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先说锤字。杜甫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意。他很善于用实词，如“微风燕子斜”，这个“斜”字，就用得很好。《石林诗话》里说：“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又如杜甫在《旅夜书怀》里有这样两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字和“涌”字也是很有锤炼之功的。天上的星星垂下来了，才发现原野的广阔，远处的天和地连接在一起了，远处的星体都垂下来和地面接在一起了，船走到了广阔的平野上。“月涌大江流”这个“涌”字也是很有分量的，晚上看不见江水的流动，可是从大江里的月影的涌动，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流动。另外，像《无家别》里“竖毛怒我啼”，《宿府》里“独宿江城蜡炬残”，《登高》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还有像《彭衙行》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这些诗句里的实词都是用得很有分量的。

就拿《彭衙行》里两句来说吧，“痴女饥咬我”，“饥”、“咬”都是动词连在一块儿用，“啼畏虎狼闻”，“啼”、“畏”“闻”这三个字也都是动词，在两句诗十个字里，杜甫接连的用了五个动词，用得很有意思。再说炼句。杜甫的诗句都显得苍老遒劲、凝练沉着。比如在《空囊》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在《洗兵马》里杜甫说：“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在《解闷》的第一首里杜甫说：“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这些句子和李白的诗句那种单纯明快的风格迥然不同。可以这么说，李白的两句诗到杜甫的手里可能合并为一句，而杜甫的一句诗到李白的手里也可能拆做两行。像李白的诗里“大道如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样的一些诗句单纯到一句一个意思或者两句合起来才表达一个意思。这样的诗句在杜诗里是难得找见的，李杜的语言各有各的长处。不过，杜甫晚年在少数的诗里过于追求凝练，有的时候使人费解，有一个例子常常被人们举到，“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像这样的句子过于追求凝练了，不大容易理解，这些地方就不值得效法了。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的古体诗大概一共有五百多首，其中五古三百六十一首，七古一百四十五首。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都是如此。《石壕吏》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暮至曙，按照顺序写来。虽然只是叙事，可是诗人的义愤之情已在不言之中，是杜甫古体诗里的佳作 杜甫的律诗大概一共有七百多首，其中五律有六百多首，七律有一百多首。像《月夜》、《秋兴》都是名篇。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在开元天宝之际，五律是全面繁荣的时期，七律却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河岳英灵集》选诗二百三十一首，其中只有一首七律，就是崔颢的《黄鹤楼》。可见在开、天之际七律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杜甫可以说是写作七律的第一个大家，他写的七律的数量超过初盛唐诗人的七律的总和。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