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第一篇：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王长辉

摘 要: 苏轼作为宋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他的人生态度给了后人以巨大的影响。他主张积极入世有为, 又不失灵活圆通;他主张义是人生追求的境界, 又认为应该义利常兼;他主张维护社会纲常代表的礼, 又不失人生的情趣, 越礼法而显真情。苏轼这种人生态度, 不仅是他个人修养的结果, 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因此特别值得研究和重视。

关键词: 苏轼;人生态度;出世与入世;义与利;礼与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有独诣的成就。苏轼是集儒、道、释于一身的大家, 博采众长并圆通加以运用。“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使他积极入世, 又不过分迂执, 道家的无为、齐物与释家的通达使他淡泊名利, 纵情山水, 达到人生的超越。苏轼的一生是迷一般的人生, 研究他的人生态度对我们深入理解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中国文人的人生特点是极为有帮助的。

一、出世与入世观

苏轼的思想集儒、释、道于一身, 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佛道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正如李泽厚所说: “苏轼不是佛门子弟, 也非漆园门徒, 他的生活道 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 仍然是标准的儒家。“少年的苏轼,，便已萌发了报国的热情。宋史本传记载:“母程氏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5范滂传, 慨然太息, 轼请曰: ‘轼若为滂, 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 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为了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 苏轼和其他士大夫一样通过出入仕途来实现他的抱负。他的政论文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试前, 他上进策, 进论各二十五篇。秘书阁考试时, 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等六论, 仁宗殿试时, 他认为当时国家的形式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 方今之世, 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 未见其可也”。苏轼在作官期间经常在他的文章中主张要以德治国、以仁治国。“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 无障塞而固矣”。“ 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苏轼在贬居黄州之时, 屡因文字得罪, 自己也想“焚砚弃笔”。但还是写了《荔枝叹》 针砭时政,表现了他抱负不得实现的愤懑。但他没有沉沦, 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把入世的热情转化为个人情操风节的修养上来。苏轼在思想上追求道家的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他亲近自然, 纵情山水, 对自然的依恋, 使得他不得志的情感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如《前赤壁赋》，所谓“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浸透了作者对人生苍凉感受, 表现了他对人生真谛的体验与思考, 把有限的生命个体融入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物与我一体, 共享明月清风的诗意。这显然继承了庄子玄学禅宗的浪漫精神, 超然物外, 遗世独立, 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合二为一, 用内在生命去体悟外在的自然, 达到物与我的相融相应, 达到物与我的完美结合。正是因为苏轼有道家那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意识, 所以即使在被贬也能处之泰然。从被贬黄州所作《鹧鸪天》就可以看出: 林断山明竹隐墙, 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 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 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

这种在不得志时都能幽默自己的无奈是很难的。苏轼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很欣赏他的为人。他喜欢的是陶渊明所代表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苏轼他自己也作了很多诗附和陶渊明。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 曾在常州宜兴购买田宅, 在南都接到了批准他在常州居住的诏命, 于是“ 归去来兮, 清溪无底, 上有于仞山魑嵯峨。画楼东畔, 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船头转, 长风万里, 归马驻平破”。在黄州时便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的打算。后来游赤壁便希望自己可以“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苏轼的这种道家的出世态度一直贯穿他晚年, 元佑六年, 苏轼在杭州同参廖别离时说, 我们相约他年重返浙东, 退隐山林, 切莫违背这个美好愿望。在《八声甘川-寄参廖子》诗，约他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忘莫相违。在《赠王子直秀才》中期表现了理想生活, 那就是“ 万里云山一破裘, 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 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 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 海上何人识故侯”。一种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 无拘无束, 逍遥洒脱, 了无牵挂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无奈的超越。苏轼内心深处还是一直缠绕着建功立业的思想。苏轼一生并未真正的退隐和归田, 但他始终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善。他内心的矛盾并不是脱离官场和脱离尘世所能解决的, 他身在官场, 却能超脱于官场, 甚至置身事外。“起舞弄青影, 何似在人间”, 人生的快乐既不在繁扰的尘世, 也不在高处不甚寒的天上, 而在大自然, 去享受大自然美景良辰带来的精神愉悦。他那种月下起舞式的人生理想是渡尽劫波后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 是一种虽平常却蕴涵哲理的生命至境, 而这种境界只有苏轼才能达到。

二、“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人在社会中, 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生存下来。人在社会交往中, 必然有一个准则, 这个准则儒家往往用“ 义”和 “利”来表述。义是指道义、准则, 利是指物质利益、功利。孔子认为“义”和“ 利” 是对立的。他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可见孔子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建立在在道德基础之上。他还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也将“义”视为一切行为的准绳。在孟子的道德评价体系中, “ 义” 是人们内在的本性, 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选择上也要求“ 义”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从这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传统美德, 这便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义与利是对立的, 人的言行必须/ 惟义所在。儒家的义利观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强制的人格规范, 儒家的的义利对立的观点要求趋义避利, 把追求利益看成是一件可耻的事。这一种人生观价值观落实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必然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后果:(1)重视伦理世界而轻视经济事务, 压制商业的发展, 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2)蕴育了整个社会的伪善之习, 因为谋利乃人之本能, 是感性生命不可或缺的。苏轼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继承儒家的义利观。在苏轼看来, 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和谐统一的, 他说:“ 君子之为仁义也, 非有计于利害, 然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而小人反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苏轼眼中的君子与孔子所说的君子是不同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 喻于义” 的, 而苏轼认为君子是“义利常兼”的。他首次把“ 义” 与“利”统一起来, 他从自然的人性论出发, 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他在5东坡志林#养生难在去欲说: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 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注: 苏武, 字子卿)啮雪啖毡, 蹈背出血, 无一语少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 穷居海上, 而况洞房绮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 故为记之。这里记载的故事正是说人欲的合理, 也就是对利追求的肯定, 人们生活在这世界上, 需要穿衣吃饭, 需要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食我们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 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延续。因而人人都会考虑利益问题。苏轼对“利”的肯定也是基于此的。当然苏轼并没有忽视“ 以义节利。“义”是一种行为原则, 这种原则表现在内心是对欲望的控制, 表现在外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 义” 往往和“ 仁” 联系在一起,“ 仁” 重在对他人, 而“ 义” 重在对自我。孔子所说的“ 仁”是义、礼、慧、信诸种美德的统帅, 是伦理世界的最高境界。人要达到“ 仁” 的境界, 必须提高道德修养, 通过学习、遵守外在的礼法, 守住灵魂的安静, 不为外在的物欲所引诱。通过内在的修为, 把礼法内化为人的本性, 达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0 的境界, 把遵守礼法成为一种自觉。在《超然义台记》中写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酉离,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 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的原因, 减少欲望则减少痛苦;追求欲望则可乐常少, 而可悲常多。在他看来, “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有谋利之心, 但不能仅仅沉溺于物质上的满足, 要享受更高的精神生活, 所以苏轼认为, 去除了物欲, 就能得到物之可乐。而且要“ 游于物外”,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乱。才能达到人生的超然。苏轼的义利观不同于理学家的“ 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对立的观点, 理学家“ 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泯灭了人生的意义, 剥 夺了人的感性生活的权利。苏轼的义利观也不同于功利学派“ 义就是利, 利就是义”的观点。苏轼避免了以上两种观点带来的缺陷和不足, 他“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 达到义与利的统一。

三、越礼法显真情

苏轼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 他所信奉的“ 礼” 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 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 但由于他吸收了释、道家的思想, 他的“情”超越了当时的礼法使他身上散 着独特的韵味。居庙堂之高, 苏轼骨子里还是充满了儒家的那种建功立业之情, 他是主张维护代表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的“ 礼”。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礼，作为标准贯彻于道德制度、仪式等方面发挥其对人的影响作用, 使之潜移默化, 让人的思想、言行、活动都逐渐遵循礼的规定,这就是“礼” 的本质。苏轼曾言: “ 夫礼义之失,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为之, 而不知其义, 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显然这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在不违背最根本“ 礼”之下, 苏轼的性情却是非常的率真、旷达洒脱, 也非常重/ 情0。也许因为这样让他不为当时社会礼法所容, 使他历经人生坎坷, 但也使他人生更为独特。就其苏轼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思想还是较为开放的, 当时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已经初具影响, “ 理学认为人生应当严肃, 而且要非常非常地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 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 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 而苏轼却是一个幽默的人, 所以与理学格格不入。从苏轼与程颐之间可以看出: 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时, 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 只有皇家教师程颐反对, 他说: 孔丘说, 哭的那一天不快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幽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这也难怪程颐的门人会弹劾苏轼, 但这也可以从中看出苏轼的幽默率真的一面。世人在悲苦面前往往容易走极端, 不是被困难压倒就是锻炼成铮铮铁骨。苏轼在多次被贬之后, 并没有消沉, 佛、道思想的融入特别是佛家的“无我”和道家的“齐物论” 使得他更加的洒脱, 更加彻悟人生。从而就没有屈原的那种执着, 杜甫的深沉, 也没有李白的狂傲的飘逸。当时偏僻的黄州是一个落后的地区, 苏轼谪黄州时政治上不得意, 当地自然环境又差,苏轼处变不惊。苏轼的旷达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在他的《薄薄酒》 就可以看出: 薄薄酒, 饮两钟;粗粗布, 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 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 富死未必偷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 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 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劝, 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这种旷达之情是不被当时的迂儒所容的。他没有脱离现实而去象道人那样遁世而去隐居山林, 虽然是“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但在月圆之时他流露了他的真情发出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的感慨。苏轼所表现出来的“ 情” 总是这样带有禅意。苏轼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与他三位妻子的相处和与其弟子由间的真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相隔多年, 他对亡妻王弗还是万般思念否则就没有那感人至深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短松冈。

这样出于肺腑的诚挚感情是当时“ 灭人欲, 存天理”的理学所不能理解的, 泯灭人性的理学家们只一心想做圣人哪管你儿女情长。醉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醉后情最真, 正是中秋月圆苏轼大此时他非常怀念他弟弟子由从《水调歌头》可以看出: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也是对人生的彻悟。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 人生的浮浮沉沉, 苏轼始终以其豁达的胸襟容纳,这是一个智者对苦难的超越。他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 , 他的思想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成为了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参考文献] [ 1] 朱熹集注: 四书集注[M].长沙: 岳麓书社1985 [ 2]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3] 张瑞贤, 任志英编著.中华人物传库(宋卷)[ 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4] 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三), [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6] 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M].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7] 吴楚材, 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 2003.[ 8] 夏于全主编.唐诗宋词元曲第二卷[M].呼和浩特: 内蒙古出版社, 2002 [ 9] 李贽.四书评[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10] 韩传达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启良著.中国文明史(下)[M].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3.[ 12] 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3] 李泽厚.论语今读[ 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4] 李中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M].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15] 柏杨.中国人史纲(中)[M].北京: 同心出版社,2005.[ 16]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7] 谢孟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第二篇：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论苏轼人生态度的豁达及其文学

作品的旷达

【内容提要】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调整，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文学多方面丰收的时代，苏轼做为北宋文学变革中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作品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豁达赞赏不已。本文拟结合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联系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观点，深刻分析其人生态度的豁达和文学作品的旷达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苏轼

人生态度

豁达

文学创作

旷达

引言

中国古代文人中, 苏轼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由盛而衰的特殊时段，他将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仕、进与退完美地协调在一起。作为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历经磨难而笑对人生，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叹服，而其作品则在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之外，形成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研究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其作品风

格，对我们认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内涵有很大的意义。

一、宋代的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价值取向

㈠、宋代的文化背景。宋代的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阶层方面。由于自古以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宋代的文化还是文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而起，虽然他建立了赵宋王朝，但国力并不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能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所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宋王朝的建立而平息。但不管怎样，毕竟北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农耕文明则自然成为主导，但依然呈现的是守势而非绝对的强势。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心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进取渐趋内敛，由拓僵开国的豪情，逐渐变为治国守业的冷静。于是“杯酒释兵权”的出现，显得如此自然而随意，但却是极具深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顺应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了最为稳妥，最有利于调和矛盾的方式，即“三道并重”。对儒、释、道的并重很好的调节了文化界的纷争，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则进一步从精神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同时，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浮靡文风继续发展。

㈡、文人的价值取向。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

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①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情至性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但是骨子里，文人士大夫所以失去自己创功建业的理想，没有失去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所以在进取与隐退、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间徘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具韧性的，也是极具自我奉献精神的，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实现。在宋代的历史大背景下，文人们没有失去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失去自己主动地、理性地理想追求。然而，当建功立业注定只能成为美丽的憧憬，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注定只是泡影，很多文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么遁隐以逃避，要么变化以迎合，但也许都不是他们本意的抉择。

㈢、苏轼的典型性。于是，苏东坡走来了，带着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带着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带着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

言观色的从容，带着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带着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带着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②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争吵和喧闹，静静地看着他。喜欢的，惊为天人，恨之者，斥为妖魔，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苏东坡的典型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③政治上，苏轼向来是积极的，饱含热情的，他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到了杭州，修葺了“苏堤”，他到了徐州，亲自率军民参加黄河防堵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城人的生命财产。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训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一直坚守自己除弊救民的政治理想，却不赞成王安石比较激进的变法；他与司马光等旧党集团交谊很深，但也不同意他们尽废新法。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一个被文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要说在和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做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

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④但是，伟人就是伟人，进退维谷之间，遭遇坎坷之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可贵的人生热情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吗，那我就认真的自省调整，诚恳地自我剖析，不断完善自我，于是顿悟后的苏东坡成熟了，于是黄州赤壁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光照千秋的旷世奇作，其中展现的旷达和乐观的情愫一直被人所称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到了晚年，哲宗亲政，大反元祐党人，苏轼又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又被一贬再贬，从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荒僻的儋州(今属海南省)。“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等皆无”、“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可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虽然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国事民情。⑤作者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地对待人生的曲折、苦难和不幸，正如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一生磨难跌起，但即使在艰难危苦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活得有滋有味。苏轼，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喜欢任侠居山，超然物外却又积极入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二、苏轼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

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苏轼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生活上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更多表现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总体而言，苏轼的思想特点在于：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这使得他在政治挫折和生活坎坷中从来不放弃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与飞跃。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结合的。

首先，他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汲取了其中积极的进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此来治世，始终不失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⑦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参悟佛法，用其中的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化解现实的苦难，求得内心的平衡，并以此来治心，用超然恬淡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再次，他又研习道家法则，注重“回归自然”，关注今生如何度过，并以此来治身，指导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经受的一切都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知其无可奈何而安其若命”。

公事之余，苏轼博览佛道两家典籍，与许多和尚道人交往，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尤其当他贬官在野时，佛道思想时有冒头，但儒家思想也并未泯灭。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苏轼并不是简单的杂合，他扬弃了其中部分消极的遁世思想和懒散的无为念头，汲取了其中恬淡而有为的积极因素，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人特质。一般来讲，各家思想对苏轼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⑧。苏轼一生，并未隐遁，也从未真正归田，然而他的很多作品又如此超然和洒脱，豁然和达旷，仿佛将人世的一切苦难都看透，这是他的独到处，也是他思想特点的外在体现。

三、豁达人生态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旷达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词、文等所展现的旷达，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外在体现。

㈠、苏轼文学作品总的风格。概括的讲，苏轼的文学作品总的风

格就是旷达。在人们通常的认识里，苏轼是豪放派（当然这主要针对他的词作而言），其实在他的作品里，真正可以称为豪放的只有寥寥几首，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更多的以周瑜年少风发反衬自己的失意，但总体格调依然是旷达的，绝不是一味的消沉。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此外，在他的诸多散文和诗作中，也表现出旷达的艺术风格。

㈡、旷达文学风格的形成。苏轼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他的人生态度关系很大，也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才成为一种自觉的风格，在所有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1、苏轼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彻悟后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远去了刀光剑影，暗淡了鼓角争鸣”，用一种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对宇宙的探讨，奠定了其作品旷达的基调。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前《赤壁赋》为例，来见

证其作品的旷达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作者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内心肯定有一定的矛盾与挣扎：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

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俱进，与物相生，不会总是一种姿态和面目。在苏子看来，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

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2、作品无论写大材小事，都有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的作品，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还是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景物，无不体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极其鲜明。比如这首《独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诗作于诗人晚年流放岭南之时，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困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机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作者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绵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

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极其突出。

3、旷达的文学风格，是苏轼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省、反思、调整、总结形成的。“乌台诗狱”之后，他痛不欲生，到黄州之后他反思历史，观察现实，调节心态，形成这种旷达。苏轼一生，饱经磨难，然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苏轼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看看他的《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也很穷困，但他依然很坦然乐观。从这首

词里，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及超脱的人生观。词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作者写作此词的缘由。三月七日这一天，作者和一些人因事到沙湖，回归途中遇雨，不巧的是雨具已被前期拿走，同行的人都因无法避雨而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一切都又复归如常。作者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示了作者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总是以自己的定规行事的生活态度。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但如此，还要吟着诗句悠然信步，这里隐含着对生活厄运的挑战。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接下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有点调皮的味道。别看我穿者草鞋，拄着竹杖，在这风雨横行的沙土路上，要比骑马舒服自在多了。这种幽默不仅是苏轼个性的反映，而且是他从多年的政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点小小的风雨有什么值得可怕，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呢！在这两句中作者已点明了穿林打叶的风雨实为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不要把风风雨雨看得太重了。他本人就是以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来对待坎坷不幸的遭遇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结构，才使他度过一次次的难关，始终没有垮下来。下片两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指一阵料峭的寒风吹在他湿淋淋的身上，使他略有寒意。正在他冷冻难捱的时候，“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已为他驱走了寒意，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他终于送走了厄运，迎来了光明，怎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厄运过去了，回头看看厄运发生的地方，“回首向来萧瑟处，”作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反映了他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也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平静和超脱，只有这样，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词序中说：“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八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机，但必定有雨过天晴时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都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⑨如此洒脱，如此旷达，几人能够。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仕、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⑩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结束语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苦难难以避免，面对苦难，垂头丧气无济于事，不如高昂头颅在无路出找路，用豁达的心态化解人生的苦难，这样才不至于迷失自我，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自我。苏轼以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对这一哲理做了最好的诠释。人生总是在反复和挫折中前进，我们必须微笑着看生活，于无路处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第三篇：苏轼人生态度的诗句

从苏轼的诗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苏轼对人生的态度，下面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苏轼人生态度的诗句的更多详细内容！

苏轼人生态度的诗句

读一首词就是在品味历史文化的厚重，读一首词就是在感知作者的内心世界，读一首词就是在享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忙于复习准备考试的我们，在闲暇时候更应该读一些诗词歌赋以作消遣。或许大多数人喜欢带着耳塞，听听流行歌曲，迷恋在听着情歌流眼泪中。而我却喜欢在轩窗下、书桌旁，陶醉于青灯黄卷的陪伴。而且我认为越忙于复习，压力越大，就越需要这些课外读物来放松自己。翻开《宋词三百首》，苏轼的词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是由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亦或是他的高尚的道德操守，无不吸引我为之驻足咏唱。通过对苏轼诗词的简单思考，自己还是有些对人生态度的感悟的。

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堪称经典。“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运用形象描绘的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把自己遗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合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意味。从这首词可以看出作者那种正确认识自然，正确把握客观规律的思想。把自然世界和现实生活高度的契合在一起，来抒发自己对人生、对生活的认识。人的一生不可能是平平坦坦的，波折可谓在所难免，但只要我们正视困难，勇于面对挫折，便会度过难关踏上坦途，去享受那丰富多彩的生活。

宋词者，专门附乐、以便歌唱者也；类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作词。古代的歌曲无法向现代这样广泛传播，它的传播范围是很有限的：不是青楼妓院、便是家中养有歌舞姬妾的官宦。这就给宋词造成了一种很大的氛围局限，大家翻开任意一本宋词的精选集，都会看到很多诗词的创作地点是在类似场合，而且有很多都是赠给姬妾的。这样所做诗篇很多都千篇一律——赠妓、思乡、柔情、灰色的醉酒景象与环境。但苏轼的词构思巧妙、刻画精致、咏物和拟人浑成一体。苏轼的词格调高远，遣词用字精炼，意境清丽优美，怀古而不拘泥于古，借古伤今，探索人生。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四面石乱山高两岸悬崖耸入云端，惊涛骇浪猛烈地拍打着江岸，卷起的浪花仿佛冬日的千堆雪。江山如此的美丽如图又如画，一时间涌出了多少英雄豪杰。可以看出作者面对着奔腾浩荡的大江东流去，面对如画的大好河山，在感叹古往英雄豪杰的时候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和千古而来的风流人物，酣畅淋漓地泼墨在作者的大笔之下。字里行间昭示着作者宏伟的政治抱负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词中虽然也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和人生如梦、岁月流逝的遗憾。但这种感慨和遗憾并非失望和颓废。作者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的，虽然千古风流人物身名俱灭，但江山长在，江月长留！

宋词的写作风格有婉约和豪放之分。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宋词大多是婉约的，豪放派词曲少。那作为豪放派代表的苏轼所写的诗词都属于豪放的吗？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翻看苏轼的词，可以看出这位豪放派大词人的写作风格转变的历程：年轻时代的东坡先生也是写婉约词的，不论是写景、思妻还是欢场作乐，都写得相当不错。苏轼成年入仕后在经历着几遭贬遣的艰辛历程中，那种面对现实很无奈的豁达，而并非真的豁达，写词风格随之转变成以写豪放的为主。看来豪放是需要现实磨练的，不论是政治斗争的胜败，还是忧国忧民的抗争，都可以给宋词带来豪放的风格，从而改变一贯的婉约。从词的婉约到豪放，可以了解苏轼的人生历程，更能体会到他对人生每个阶段的态度与思考。

苏轼还首开以悼亡题材填词的先河，这首词就是《江城子》夜记梦，其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描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表达对亡妻的怀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生与死阴阳相隔的十年，苏轼心中充满的思念和凄凉终究忘不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想到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十年的岁月流转，作者自己体态与内心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便是爱妻见了面也不会认出自己了。“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梦到了夫妻生活的幸福，而现在见了面却一句话也没有，只有脸庞滑落的千行泪水。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苏轼对妻子的这种真挚情感，如此的高尚品格在妻为夫纲的封建社会甚为少见。

读着一首词，能读出作者的内心世界，能读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宋词大多少都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对人生世故的感慨。读苏轼的词心灵得到了净化，素养得到了提高。这因为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在诗、词、文、赋、书、画等各方面的创作,均取得辉煌的成就。苏轼的词格调高雅、挥洒自如，充分反映出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虽然他遭受到了很多仕途上的不幸，但心中依然充满忠君报国的那种热情。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苏轼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值得处在社会激烈竞争的我们去学习的。

第四篇：从赤壁赋看苏轼人生态度

研究性学习报告

课题：从《赤壁赋》看苏轼的人生态度

第一部分摘要

一，《赤壁赋》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二，摘要：“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对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乌台诗案”引发的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使苏轼从以济时致治为主的儒家思想开始向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神世界慢慢转变，而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影响了他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这一转变的自然发生有着来自于苏轼自身宏博的学识和洒落的襟怀方面的内驱力，同时也表现为因具体的人事纠葛带来的教训有由自励风节的母教向随缘任往的父教转变的痕迹。苏轼散文中“不择地而出”的心灵感受表达的人生关切，如所谓“闲人”的风致，“平淡”的境界，“得失”的话题，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反映出处于灾难深渊中的心灵借助于人性本能自救的力量走出困境的心灵轨迹。“随物赋形”说与“行云流水”说，作为苏轼散文创作的重要审美经验，也内在体现了受伤的心灵寻求快乐自生的道路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黄州；散文创作；心灵抚慰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他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欧阳修、梅尧臣等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成果。他一生几经起伏，政治生涯可说是极为坎坷，但仍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直至苏轼六十六岁去世，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四十余年，为我们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4800多篇散文作品，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足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而在跨度如此之长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谪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在走向生命旅程终点的时候，他曾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可见，苏轼本人也意识到了几次贬居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大意义。其中“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对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前人在评论“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时，大多集中在对其诗词的研究上，相比之下，对散文的这种变化进行专门、深入的评述，则略显不够。因而，本文拟通过“乌台诗案”后各时期作品的文本细读和对比，探讨苏轼散文创作的各个方面的变化，补充和深化这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苏轼的散文创作在“乌台诗案”后进入了新的层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大部分研究都一致认可的。就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到的：“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这种变化是什么？有论者认为是“旷达”的总体特色，也有论者认为是在主张功利与审美相统一的基础上更注意审美的倾向。但我认为其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变化的同时亦有不变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丰富的人生感受使苏轼能从不断变化的视点观察和表现对象，形成自由又富于变化的文风。于变迁中受难的生活经历，促进了苏轼散文创作的发展，但他也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渐从外在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达到了精神的愉悦，最终造就其独特的审美体验。

贬谪时期的苏轼不可谓不痛苦，因而其散文创作中多表现生活的困顿、个人的内心矛盾与精神苦闷，但在变化的同时也有不变的对自我价值、生存状态的关切，即所谓“得失”的话题，“平淡”的境界，“闲人”的风致。这些人生体验由来已久，在之前的散文作品中也有所涉及，但真正得以深化和巩固则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没有刻意地在作品中表现这种关切，而是“不择地而出”(《自评文》)地，在看似不经意的点染、勾勒中传达出—种情趣或心境。

第二部分正文

1.“得失”的话题

王兰在《论苏轼旷达人生风格的基本内容》一文中认为，苏轼“总是能以‘得丧理本均’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得与失”。我认为说“总是”未免太过武断，苏轼虽对于“得失”这一话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但“得丧理本均”(《用韵再和孙志举》)人生态度的形成，则应是常处逆境后自觉的心理自救，化逆境为常境，使生活时时处于主体能接受的状态，具有过程性。年轻的苏轼甫入官场就颇受赏识进而得以重用，但之后长期的外任生涯,与变法派的矛盾对立,不免使其产生一些不满足感和失意情愫,开始对人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思索。苏轼在《留侯论》中从全新的角度探讨张良受书这一历史事件，同时也是对不计一时之得失、“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观念的初探。文章一开头就直接提出论点，即古之豪杰之士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而圯上老人赠书则是为了试探张良是否具备这一“就大事”的必备品质，然后再列举郑伯、勾践、项羽的事例加以证明。这时的苏轼已经认识到要有所成就应学会取舍，但在“得失”问题上并未达到之后的思想境界，一时的让步目的是为了就大谋，成大事。但“乌台诗案”罪贬黄州后的沉重打击,让苏轼开始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得中含失，失中有得。宦海生涯的养尊处优，实不如身居山野，采蔬而食、汲泉而饮的自在悠然。到了惠州、儋州时期，“得失”就已不再是问题。《书上元夜游》：“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厉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此文用精简的语句交代了元宵节夜游的前因、过程和结果，而最后一句“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则顿然感悟，“鱼”自在我心中，欲求“大鱼”，何必远去大海，汲汲求取者未必能得到“大鱼”。如若说初贬黄州的苏轼仍在致力于寻求解脱外在束缚的道路，有过因荣辱问题而陷入内心挣扎倍感苦恼的艰难时刻，但当他真正翻越人生的这道大坎，就有了一种一马平川的感觉，儋州时期他已真正达到了荣辱不惊的平和与冲淡。对苏轼而言，得“大鱼”，未必是幸，不得，亦非不幸。苏轼一生几经起伏，官场上的失意造就其文学成就上的有所得，得失之间本就难以衡量，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经过自我调节之后，他总能以一颗平常心加以面对。

2.“平淡”的境界

生命离不开遗憾，人生不可能完美，这是为人的必然轨迹。而正是透脱地认识到缺憾的客观性，苏轼在一生中的各个时期都致力于以旷达洒落的态度对待人生缺憾，超脱人生缺憾所带来的痛苦，并最终达到不为外在荣辱所束缚的“平淡”境界。苏轼在写作《超然台记》时便已经认识到要以“游于物之外”的态度看待生活。“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质朴的生活，日常的琐事中也蕴藏无尽的乐趣。“乌台诗案”后两次贬谪所面对的生活的艰难，则让他对这一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体验。初贬黄州时，他虽痛自节俭”，但并未为此所困扰，反而劝慰秦少游“度中尚可支一岁有徐，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然后又畅叙平日生活：“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馀，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曹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对黄州的交游、风光、物产、饮馔娓娓道来。寻常繁琐的叙述中，可见其对于生活的迷恋和热爱，亦由此达到心理的平衡和安定。惠州、儋州的生活较之黄州更为艰苦，有着“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的恶劣气候，生活又极为困苦，“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但苏轼不因陋居寒食、穷僻荒蛮而痛苦沮丧，“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书海南风土》)，并以海南人自居：“我本海南民，寄居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观其期间杂记和书简，即能从心之所发、平淡自然的行文中领略其不为外物所缚的“平淡”的生活境界。如《记游松风亭》中关于“解脱”的思考：“吾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既然外在的生存环境已不可改变，那么何不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种种困顿与悲苦，“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对于苏轼来说，“鱼钩”已不再是困扰，那么“解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种人生见地在《桄榔庵铭》中表述地尤为具体形象：“九山一区，帝为方舆，孰非吾居。„„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馀。生谓之宅，死为之墟。”“正因为苏轼完全舍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精神心灵的完全自由，他就能够以天然的桄榔林为家，并与毒蛇猛兽、山妖鬼魅相处同居而不惊疑。在这里，苏轼对其现实生活只作情感的体验，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同等的意义，就使苏轼在每一具体事物的观照中，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象背后的本体，达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乐’的旷达、乐观境界”。这一境界反映到其散文创作上，便呈现出“平淡质朴”的外貌。他的许多散文多以澄明宁静的心境观照对象，并在平淡中体味着主体的存在。反过来看，苏轼也正是在他创造的诗意盎然的平淡意境中，使灵魂获得了文学的慰藉。

3.“闲人”的风致

“闲人”的风致指的是苏轼审美的态度，即以自由、悠闲、无外在束缚的心境去欣赏自然、生活之美。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越是心境悠闲、自由放松的“闲人”,越能享受大自然造化之美妙。只有摆脱了尘世俗物的纠缠和思想上的一切杂念困扰,拥有了时间上的空闲和精神上的清闲,世间万物才能随时随地成为欣赏品味的对象,才会得到审美的愉悦和快乐。谪居生活虽说是对苏轼的放逐,也可说是对其身心的放归,使其从繁杂尘务中解脱出来,能有大量时间来抒写所思所感，这也未尝不是幸事。而这一审美态度对“乌台诗案”后陷于困境的苏轼而言也是心灵的救赎，他得以从现实的困顿中跳脱出来，将视点转换成山川草木虫鱼之美，而其贬官期间作品也正是这种美的自由绽放。“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美,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一首》)“闲人”看中的不是“世俗之乐”而是“胸中廓然无一物”的心境，那么天地万物之美自然会令其身心愉悦；“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书临皋亭》)“酒醉饭饱”的苏轼，在一种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下,领略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夜游》)亦是如此，这里所指出“闲”字，是领受清风、明月之美的必要心境，只是相对于仕宦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离开黄州后，苏轼便长期地处于无“闲”的生活，直至惠州、儋州贬居生活的开始，才再一次处于“闲”中。作为“闲人”，苏轼从贬居之地的山水风情,从真情流露、自然成篇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安身立命、适己任性的快乐源泉。

第三部分结语

“乌台诗案”后初贬黄州而后再贬惠州，直至终贬儋州，这一过程中，既要面对困顿的外在环境的压力，又要承受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煎熬，但天生旷达的苏轼却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定**·常羡人间琢玉郎》）的态度完美地应对生命轨迹中的多次变迁。“乌台诗案”时他经历了不知明日生死的忧患，在他乡又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现实以及壮志未酬便遭贬放的心灵痛苦，但在遭受这一系列深刻的苦难之后，苏轼没有因此而自怨自艾，经过心灵本能地调适和自救之后得以解脱苦难，并最终到达澄明安适的境界。他以宏博的学养和洒落的襟怀为内在驱力，又从佛老思想中汲取滋养，建构成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神世界。期间的散文创作也正是寻求快乐自生的心灵脱困道路的外现。作品的思想内容中对人生的关切，如“得失”的问题、“平淡”的境界、“闲人”的风致的思考，在不同时期都有所阐释和深化。而这些丰富的人生感受与不拘一格、自然为文创作实践优化结合，便构成苏轼随物赋形的文风。坎坷的人生经历给予苏轼苦难的同时，也给予他复杂丰富的人生体验，成就了他散文多变的风格，并最终于繁华落尽之后归于内涵深蕴的平淡自然。而文学也让苏轼得以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快乐自生的人生道路。

整理人：孙洋

班级：高一

（二）班

第五篇：浅论苏轼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浅论苏轼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学生姓名：郭婷 学号：20030214366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指导老师：张振龙 职称：教授

摘 要：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他受到了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影响。虽然苏轼一生坎坷，但是他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苏轼；旷达；乐观；人生态度

Abstract: On Chinese history of culture, Su Shi is distinguished one man of writers.He has accepted Confucian explaining the effect saying that three grow thought.He sets off from self's the experience living although Su Shi has bad luck all one's life, having carried out the thorough thinking on society and life , this is thought deeply and melting to enter the attitude creating middle to literature , showing Broad-minded , Optimistic life.Key word: Su Shi;Broad-minded;Optimistic;Life manner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他在当时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诗，文，词，赋）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同时，他又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但是历经宦海**的苏轼看穿了社会和人生的一切，他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一、形成的原因

苏轼作为宋代的文人，他接受了儒释道三种思想。儒家的兼济天下，经世致用；释家的虚静明达，智慧通脱；道家的清静无为，返朴归真。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构成了一种文化心态上的统一互补，给中国古代文人深刻的影响。苏轼融合了三家思想，但是他并不是把互相矛盾的诸家教义简单的混杂在一起，而是在经过了他独立的选择和思考之后，兼取各家之长，并加以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生命意识的一部分，进而表现出独特的人生态度。

苏轼对于人生的思考和看法，表现在他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有如下名、[1](P113)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其意在表达人生行踪之无定犹如雪泥鸿爪一般飘忽偶然。诗文发自性灵，表现了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蕴涵了深邃的哲理。而在词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四字，比起诗中的人生如“飞鸿踏雪泥”来，词中的“人生如梦”似乎显得更加透彻和格外沉重。尽管“浮生若梦”之类的话前人如庄子、李白等早就说过，但是苏轼词中的“人生如梦”非人云亦云的简单 抄袭或沿用，而是受儒、释、道多种思想的影响和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所得。

据苏辙为苏轼所撰的墓志铭中说，苏轼的母亲程氏自幼就教育苏轼向东汉的良吏范滂学习，由于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苏轼人生观的基点是“有所作为”的“入世”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他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社会责任感和坚贞的道德操守。同时，苏轼又借助释、道的思想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也表现出“人生如梦”的感触来。在他的《十拍子》中有“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2](P207)的诗句。其中的“傥来”和“无何乡”源于庄子。庄子在《缮性》篇中有“轩

[4](P264-265)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意思是说荣华高位并非真性本命，不过是偶然得来或无意得来的暂寄之物。庄子《逍遥游》中有“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4](P14)《列御寇》篇中又云：“彼至人者，归精神呼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乡？”[4](P557)苏轼深受道家的影响，在短短的两句之中，借用了《庄子》两个词语来表达他的“人生如梦，醉即吾乡”的思想。在他的《前赤壁赋》中有“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3](P91)的语句。当年曹操挥师南下，那千军万马和那火烧赤壁满江红的辉煌业绩，现今也早已灰飞烟灭和烟消云散了，那么每个普通人的微不足道的人生难道不是更加如梦似幻般的飘忽和渺茫？而“灰飞烟灭”四个字并非苏轼的妙手偶得，而是受释家思想影响的产物。苏轼词中屡见人生“如梦”、“如寄”（《西江月》：“须信人生如寄”[2](P199)）之类的话语，就是吸收了佛、道思想并经过自己的一番感悟后产生的。

此外，从苏轼的人生经历来看：苏轼才华横溢，青年得志，苏轼平步青云并非难事。可谁料世路多艰，**迭起。他的大半辈子却在宦海中跌了两大跟头，一次是被贬黄州，另一次是被贬到更远的岭南，差一点穷老送终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命运对他这样的捉弄，加之生活遭遇的瞬息剧变，自然回引发他“人生如梦”的感触。除了在《赤壁怀古》中有“人生如梦”的词句外，在苏轼其他的《西江月》中也屡见相似的表达，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2](P199)等等。若要数其感触最深和悟性最高的词句便是《永遇乐》中的“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2](P211)他从燕子楼的人去楼空，徒存其名说起，推衍出这样一番人生道理：古往今来无数代人的离合遭遇和悲欢之情，说穿了不过是一连串旋生而又旋灭的梦境。可叹世人不明此理，因此只如大梦未醒。然而即便是梦醒之我，今日在此动情赋词，抒发浩叹。在后人看来，也不过是新梦一场或梦中说梦,所以清醒到这般地步，透彻到这般境界,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感悟是非常深刻的。比起李煜在《浪淘沙》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5](P80)等主要因身世巨变所引发的“人生如梦”的感触来，苏轼的“人生如梦”就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哲理性。苏轼曾评论李煜词说：“李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罹多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6](P112)这个“欲脱世网而不得”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苏轼本人的精神苦恼：人生在世，极不自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具体情况如 政治、经济、法律、礼教等像一张有形的大网将人束缚，而在冥冥之中又有“天命”这一长更大而无形的大网将人罩住（如其《哨遍》中说：“此生天命更何疑？”[2](P214)）因此无奈之下，他只有依靠“人生如梦”的思想才能看破这红尘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以这种思想境界超越世俗之网的束缚。

从总体上看，苏轼“人生如梦”的感悟是他受儒释道思想和人生经历的思想结晶。既然已经认定人生不过是一场梦，那世间还有什么事情不能看穿，还有什么烦恼不能解脱呢？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人生虽在总体上说不过是场梦，但是人却又要在这场梦中生活几十年光景，并且还须脚踏实地和具体的处理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总不能让自己总处在忧患和梦幻般的境界吧,于是苏轼终于又从“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返回了“何似在人间”的入世。从而形成了他珍惜人生和依恋人生并又努力享受人生每一时光的人生景观。他从容的面对人生困扰，并从中得到解脱，从而体现出一种尽心任性，随缘自适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这种人生态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晓事理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智慧

在人们心目中，苏轼常以一位乐观主义者的形象出现。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就称他为“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其实，苏轼是一位有着深重忧患意识的人。他的一生经常产生着大苦闷和大烦恼。但是，苏轼的可贵之处却在于他透彻通晓事理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智慧，这就赋予了他解脱忧患和经常保持乐观的非常人所及的能力。以那首非常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这首词写于苏轼密州上任之时，此时他与弟弟苏辙已分离七年。苏轼是一位极重人伦的性情中人，他在词中通篇咏月，其实抒发了一种在月圆之夜不得与弟弟团圆的苦闷情怀。所以词中出现了“照无眠”的语言，吟出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2](P196)的怨艾之语。但是，就在这深陷于烦恼，几乎不能自拔的时候，苏轼那种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便开始发挥作用了。于是词人又吟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2](P196)的词句。月在今夜虽然是那样的晶莹圆满，但它也有阴天不出和亏损残缺之时，就连着永恒的月亮尚且如此，那么多情而年寿有限的世间凡人，他们的悲欢离合，不也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吗？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又何必因为求“全”不成而产生遗憾怨嗟的心情呢？这样，在透彻的通晓了万物盈亏有常的道理之后，苏轼就自我消释了内心的苦闷，降而求其次的发出了如下的祈愿之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2](P196)。尽管与弟弟苏辙相隔千里之遥，身处异地但仍处于同一轮圆月之下，这也足以自我宽慰了。结尾两句将离别怀人之情归结到美好的祝愿，所慰藉的不是词人自己，而是世上一切因离别而哀伤的人们。苏轼真是一位十分睿智的文人，[7](P11)他在深刻的认识到“难全”乃是世间万物的规律的基础之上，便转而变换角度看待和处理人生诸多问题，亦即在那种永远存在着种种缺憾的烦恼人世中，寻求可能获取的生活的快乐和生趣。

再以苏轼在黄州时所写的另一首长调《哨遍》为例：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返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殇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成乘流，遇坎还止。[2](P214)这首词虽然是基本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却又融注了苏轼自身的人生感受和处世哲学。词的上片开头几句表达了对“为米折腰”弃家出世举动的悔恨，然后以断然的口吻写出了自己的醒悟。以下则写想象中的归隐之乐：这里有人情的温暖，琴书的乐趣，大自然的美景„„，他们任何一种都比在官场奔波更为舒心舒意。在词的结尾几句，词人更明确表达了他随欲而安的处世态度。“此生天命更何疑？且成乘流，遇坎还止。”意思是“我”这一生，只要认准“天命”就是，一切的一切且服从老天的安排吧。正因为苏轼有了这种思想，才使他能在恶劣的环境中求得心灵的自适和安慰，形成闲适宁静的处世态度。而苏轼的这种人生态度，则仍与他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2](P196)的事理的彻悟有关。

同时，苏轼又有着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智慧。他在《定**》中这样写道：

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起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花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2](P203)这首词是苏轼为王巩的侍妾柔奴而作。王巩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岭南，五年后才得放归，柔奴一直与王巩同行。苏轼见到柔奴之后，发觉她不仅不见憔悴，反而是“万里归来年愈少”，更显年轻娟丽，于是很惊奇的问她：“岭南地方如何？到了那里想不想家？” 想不到这位名为“柔奴”的姑娘却一点也不显柔弱，回答说：“有什么必要想家？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就以此为题材，写下了这首轻快、风趣的《定**》，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苏轼善于变换角度看人生的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虽然“此心安处是吾乡”发自柔奴之口，也尽管白居易在《种桃杏》中说过“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安心即是家”[8](P102)的话语。但“此心安处是吾乡”却变成了带有苏轼思想特色的警句，即他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苏轼在咏庐山的诗《题西林壁》中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1](P120)观察一座岿然不动的庐山都是如此，那么观察复杂多变的时间万物就更应该持这种转换角度看问题的方法了。所以他在《前赤壁赋》中就劝导那位“哀吾生之须臾，羡 长江之无穷”的友人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3](P92)这就以“变”和“不变”两种角度看待水与月而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巧妙的化解了友人的哀愁。再如苏轼在《超然亭记》中，也使用过这种转换角度看问题的方法。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3](P218)，二者发生矛盾就必然会使人感到“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3](P218)，但这一类人其实却是一种“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的人。因此，他们只能自内而观物，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3](P218)的痛苦。而只要变换角度，从“游于物之外”的超然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凡物借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糟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3](P218)所以，只要轻轻转过身来重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原先令人烦恼的人生就顿时变得快乐起来。可见，只要角度一变，人生境遇就常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全新景观。人们习惯的认为被贬他乡，流落异地是件痛苦的事情。古往今来许多迁客骚人都要为之痛哭流涕，但苏轼却能变换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生本如逆旅，又何必执着于故乡不故乡？（《临江仙》中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2](P200)）故乡之所以可亲可恋，在于它能使“我”的心得到安宁和温馨。现在，只要能抱定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努力使“我”的心保持宁静和自足，又何必去问是否身在故乡？所以，虽然“此心安处是吾乡”看似出自柔奴之口，但它实际是苏轼心中酝酿已久的思想。正是凭借着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他才能安然度过被贬黄州的五年艰苦生活，后来又帮助他度过了更为困苦的远放岭南生涯。

（二）坦荡达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沉浮，他经历过巨大的政治风浪。在被贬黄州之时，他在[2](P198)《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这样的词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流露出词人内心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情怀。此外在《寒食雨》中有“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1](P116)的诗句。诗人在春雨濛濛中谪居荒村，破灶空庖，穷愁潦倒，进不能见君王，退不能守祖坟，身陷这穷徒末路的绝境，不由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此诗表现了苏轼极度失意时的痛苦心境。然而，苏轼并非一位生活意志脆弱之人，就在这常人不易忍受的境况中，他坦荡达观的人生态度又帮助他勇敢的从逆境中站立起来，写出了这样一首旷达的作品《定**·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P202)元丰五年春天，苏轼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独有苏轼从容不迫。事后，他写下了这首 词记述这次经历。题下有小序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2](P202)途中遇雨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苏轼从这件平常的生活小事中悟出了一番人生的道理。上片“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苏轼不畏权贵，坦荡达观的人生态度。词人直面暴风骤雨，一袭蓑衣，漫步在崎岖的旅途上，任其自然。这里，一个在人生旅途上泰然自若、宠辱不惊的词人形象便栩栩如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下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几句话描绘了这样的情景：一边是料峭春寒，一边是阳光温暖。虽然是写实，同时也寄予了作者的人生体验。人生也是这样的，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寒冷中有温暖。既然这样，人生的寒冷、挫折又有什么可怕呢？骤雨以过，云开天情，春风料峭，略带寒意，前路山头，夕阳斜照，词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的洗礼，早已烟消云散了，他沐浴着雨后的凉爽，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之处，已经是云消雾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经过阵风骤雨，得来的常常是轻松平静。自然界是如此，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这里所写的是词人历经风雨的真切感受，却也是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政治风云的内心体验和反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顾来程中所遇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司空见惯，毋庸置疑。宦途中风雨的袭击却很难料定有怎样的变化。在苏轼看来，风雨、微冷不会让他愁眉苦脸；阳光、温暖也不会让他欣喜若狂。他对一切泰然处之，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正所谓“也无风雨也无晴”。既然世间的一切是无差别的，那么人生道路上的忧患和喜悦、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由有什么不同呢？虽然苏轼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他的心胸却像一片汪洋大海，对风雨变化虽然敏感的不时泛起涟漪，但总体上却能维持着自己的平衡。这首词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抒写了苏轼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处世态度，反映了他潇洒从容的精神气度和坦荡旷达的胸怀。

（三）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但是他却能尽情的享受人生，尽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寻觅人生的乐趣。以《满庭芳》为例：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浩月，苔茵展、云幕高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2](P196)

这首词是苏轼在痛定思痛中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认识到追名逐利的虚幻和蝇营狗苟的委琐庸俗，更认识到得失荣辱、祸福生死自有因缘，不必强求。人应该超越这些物质与精神的束缚，尽情的享受生活！因此词人在下片描写了这样一幅与快乐共舞的画面：面对着清风皓月，席地幕天，举杯吟唱，获得心灵的自由解放！源于这首词中所表达的思想，苏轼在日常生活中尽力的寻觅着欢乐。比如，他在徐州农村的田野里尽情地享受了阳光、鸟鸣、新鲜空气和庄稼特有的芳香。他在《浣溪沙》中这样写道：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具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来说与采桑姑。[2](P220)

词中描写了照彻深潭的红日，自由活泼的小鱼，连村深绿的树林，欢乐啼鸣的乌鸦，喜笑颜开的黄童白叟，表现了山乡的淳朴风俗，更衬托出谢雨场景的欢乐气氛。这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清丽的山乡谢雨图给苏轼带来了无尽的心灵之娱。

又如《浣溪沙》中还这样写道“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2](P220)词中茂盛的青麻叶在艳阳下润泽闪光，整个村庄飘荡着煮茧的清香。这样一幅农家的图画岂是久困于场屋和自闲于歌宴舞席环境的人所能享受到的？

再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描写：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新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1](P128)诗中把西湖比作越国的美女西施。这个比喻既空灵又贴切，既巧妙又新奇。传达出西湖的神韵，是才情横溢的诗人妙手偶得的神来之笔。在此，苏轼再一次的展示了他宽广的胸襟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苏轼的善于享受人生不仅表现在他努力向外部世界寻觅欢乐，而且还表现在他对自己心境的玩味和欣赏。通过这种精神活动，他也同样使自己获得了愉悦和满足。比如那首《南乡子》：

凉簟碧纱橱，一枕清风昼睡馀。卧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2](P204)词的上片写其昼寝和醒后的读书之乐，显得从容和闲适。下片虽有几分牢骚，但总起来仍是对自己疏懒闲适的心情作孤芳自赏式的玩味。我们可以在这种品位玩赏自我心态的精神活动中感受到词人自得其乐的消遣心态。又如《行香子》：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2](P211)词中虽然有较多的说理成分，但总体上还是在勾勒自己的心境：在这样如梦似幻的生命诗境中，就让“我”彻底地摆脱浮名虚利的牵拌，在本真自然的精神状态中领略人生的乐趣吧。再如这首《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难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2](P218)

词中写出了溪水的澄澈，兰芽的鲜嫩，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自然之美。下片借景抒情，以反诘句式发出人生能再少的奇想。继之以兰溪水西流的特殊自然景象巧妙作答。结句一反白居易诗黄鸡催晓①的悲观。唱出乐观的呼唤青春的人生之 ①《黄鸡》是白居易《醉歌示伎人商玲珑》诗，其中有云：“难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其意在嗟叹时光的流失和衰老的不可逆转。苏轼在这里反用其意。歌。表现了苏轼坚强的生命意志和乐观向上的思想倾向。

苏轼就像俗语所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那样，自我扩展了享受人生的乐趣的心灵空间，营造了自得其乐的精神家园。虽然忧患经常来临，他却能做到一笑置之，在生活中尽情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鲁迅先生说过“泪和笑只隔一层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滋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只有站在苏轼的角度上，才能认识到他那种乐观的力量。再那特定的人生困境中，苏轼正是以他特有的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缓冲了命运的打击，淡化了灾难的阴影，从而使他没有在激烈的党争、人生的坎坷、生活的艰难中垮掉，而是表现出了一种正视人生忧患，笑傲人生磨难的豁达与豪迈。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位智慧人物。他的人生态度与诗歌风格互为表里，融合为一。伟大而不幸的苏轼，由于在沉重的苦难中品尝了人生百味，领悟了人生底蕴，所以他能以清醒的头脑直面人生现实，不为世间的纷纷扰扰所左右，对任何事情都处之泰然。他那种睿智的理性风范，洒脱飘逸的生命气度，笑对人生盛衰的超旷与自适，对于现代人不堪重负日益枯瘠的心灵来说，必定是有无穷至味的精神盛宴。人类在困境中的不断超越，是历史与人生的永恒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轼成了典范。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文学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真实人生，而更在于他的人生态度。他在平凡的生活中追寻生命的亮丽与庄严，活得充实、自在、愉快、潇洒。这便是苏轼带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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