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5篇

第一篇：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内容提要...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2 绪论...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8 总结...11 注释：...12 参考文献...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 农业生产 宗族伦理 宗国精神 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注释：

1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选自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

4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

5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4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版235页，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63年版，第48页。

5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版，第191页。本文关键词：不悔 诗经

第二篇：《诗经》文化及《诗经》历史

《诗经》与《诗经》中的历史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成书约在春秋之末年，由鲁国的孔子编订。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韩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当今世上流传的版本，则是毛苌所注释版本。先秦时期称《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音乐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是今天的《诗经》一个基本的脉络。可是今天学习《诗经》的学者们有一个普遍的毛病，那就是他们只把《诗经》看成一本诗歌总集，只把它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可是，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诗经》其他的方面的价值，因为权威的观念，也就禁锢了史学之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社会史工作者也不敢从中援引其能表现春秋社会情况的经句，由此也就不能给广大的劳动人民呈现出一个生动的春秋社会的画面，《诗经》俨然成为文学家的文学天堂，其他研究人员不能染指。鉴于此，本文从一个史学研究者人员的角度来解读《诗经》的历史世界。

孔老夫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们后人在看《诗经》的时候也能有所感受。我们从《诗经》中的爱情出发，可以看到孔子所谓的“思无邪”。《国风·召南》“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① 郑玄《诗笺》云：‘贞女欲吉士以礼来，……又疾时无礼，强暴之男相劫胁。’②朱熹《诗集传》云：‘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辞，言姑徐徐而来，毋动我之帨，毋惊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凛然不可犯之意盖可见矣！’③古代大学者都遵从孔老夫子的“思无邪”，从之切入，从之走出，解此诗 ①② 《诗经·国风》，刘毓庆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55页。《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01页。③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21页。从贞女的角度来考虑。我国学者刘毓庆则认为“女子对男子日后约会之语，或以为是夜间两人幽会是女子对男子的悄悄话，或以为这就是当场发生故事时女子对男子的‘诱辞’”①而郑宾也认为“在原始社会，男子向女子求婚，往往猎取野兽献给女子，女子若收下猎物，则表示接受男子的爱情，至今在亚洲和美洲的部分民族中，仍保留这种习俗”②可见，从《诗经》背后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过古代的大家大多是出于维护礼制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这样就会导致《诗经》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渐渐的失去了本真，而历史的本身也犹如一个小丑一般，被各种人物涂抹，不过时至今天，很多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诗经》背后的历史史实，也逐渐的换《诗经》以清白，这也算是我国学术界的进步吧！

除了《诗经》中让人一咏三叹的爱情故事，给人留下下一个深刻印象的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人们生活的状态。

《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③ 《毛诗序》曰：“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④朱熹《诗序辨说》曰：“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⑤今人多认为是反对剥削，向往乐土的。诗至最后情谊真，在末节，诗人便公开宣布“逝将去女”，决计采取反抗，不再养活汝！一个“逝”字表现了诗人决断的态度和坚定决心。尽管他们要寻找的安居乐业、不受剥削的人间乐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却代表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憧憬，也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更标志着他们新的觉醒。正是这一美好的生活理想，启发和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不断斗争。《诗经·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首短诗则是直接对统治阶级的破口大骂，其 ①②《诗经》，刘毓庆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47页。

见郑宾：《中国文学变流史》转引刘毓庆主编，《诗经》，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46页。③ 《诗经》，刘毓庆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276页。④ 《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页。⑤ 朱熹：《诗序辩说》。实在《诗经》中，我们都能找到这种感情直接的流露。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真情的流露，看到了人性之真，人性之美。同时也能看到整个真实的春秋历史世界。

总之，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诗经》的文学价值，也要看到《诗经》中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诗经》是先秦时期的一个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历史经验，也能够从中看出人类之美。

第三篇：浅谈诗经的现实精神

浅谈《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很多诗歌都体现了现实精神。有研究者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这里我就浅谈一下《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所写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风俗，人民生活的形象画卷。诗经的现实精神可谓处处皆有，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的尤其突出。

《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继《诗经》之后，两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载辗转，脍灸人口之风情歌语仍散发出一股幽情馥郁的芳香。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睢》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睢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尔后，诗人反复以荇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芣苢·周南》以重章叠句，反复吟唱写出了妇女采摘芣苢的情状，反映她们在劳动中的欢愉之情。两首周南民歌都以最本真朴实的手笔再现了两种不同场景，反映了不同的现实，然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包含的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所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精神，而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描写，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诗经》中还有很多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如反映古老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全诗长而有序、层次井然。作品按季节时月的变化来安排篇章结构，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

《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在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态度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是对自己生活现实的再现反映。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社会生活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提示和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和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的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诗经》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奴隶制周王朝，是我国第一部诗集，它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比生动的历史画卷，反映了我国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复杂的社会面貌。其中表现的“饮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是开后世现实主义诗风的先河而《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体现在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它以海纳百川之势吸纳几乎所有能印入眼帘，纳入耳窗的自然万物，可以说是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涉及的草有麦、黍、稷、麻，木有桃、李、柏、桑，兽有马、牛、羊、狐，鸟有睢鸠、黄鸟、喜鹊、鸱鸮等等，飞禽，走兽，虫鱼可谓样样俱全。而《诗经》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的创作源于人民的所见所闻，这不仅丰实了文章的内容，增强了可读性，更以浓厚的生活气息描叙了当时纯朴的风貌，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的内容的确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刘操南在《诗经探索》中将其按题材和内容划分为五类：

1、情歌婚姻诗

2、劳动歌诗，3、卫国战争诗，4、政治讽刺诗；

5、史诗和祭祀诗。由此可见《诗经》内容包罗万象，汇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尤以描写两性生活的诗章居多，譬如在《国风》一百六十篇诗中，就有超过一半是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充分彰显了人性最原始真实的一面，反映出奴隶制社会感情生活现实。其中既有君子思慕、少女怀春，也有薄情断肠、怨妇悲秋。悲欢恋情，如激弦回荡，尤幽曲和鸣，掩盖犹觉余音颤袅，其点缀的是香闺围笼的暧昧，描绘的是泪眼婆娑的唯美。

诗三百余篇，其中描写自由爱情的经典之作实在举不胜数。《蒹葭》就是一首谴绻缠绵的爱情小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多么优美的珠玉之声，它以一种虚实相生的手法朦胧地表达了诗人对伊人的苦苦追寻和深深思慕，委婉动人的格调杼写的是凄迷的孤独与幽远的浪漫。《静女》则是一首幽默逗趣的情诗。幽会之期，女子悄悄躲起来，急得男子搔首徘徊，而待她出来，赠予男方“红笛儿”和“茅荑”之时，他简直喜出望外。小诗营造出一种欢乐气氛，将情人幽会描绘得活灵活现。《子衿》则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丝丝情语细腻地刻画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苦等情人不来那种焦急惆怅的心情。

从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没有封建社会那么多教条束缚，有一定的爱情自同，而婚姻又是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社会，人们会把相当一部分精神寄托在感情生活上，进而以诗言志传情，表达人们对爱情的合理追求与美好祈愿。然而，随着阶级意识的发展，“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类的金科玉律开始逐渐形成，于是自由爱情与礼教法制的予盾由然而生，使得很多这种追求与祈愿都会遭到无情的扼杀。“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爱情自由更是弥足珍贵。可在那个等级观念日浓的社会，爱情自由也无可避免地逐渐被礼教法制所打压，为金钱权势所侵蚀。一双双情侣被强行拆散，一对对鸳鸯沉溺于痛苦的海洋！

《将仲子》就现了这一转变：“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此诗描写了女子害怕父母亲长的多言而不敢热爱仲子，同时内心却充满摆脱礼制束缚的强列愿望，矛盾而饱受煎熬。当然，也有不少情侣敢于起来反抗，如《柏舟》中女子就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死捍卫真挚爱情的宣言。然而当礼教舆论家长制铺天盖地压下来时，又有多少真正的爱情能拥有这份幸运，在禁锢中突围，于迫害中重生？ 而尤其深受其害的是当时的女性，皆因父系社会的周王朝在形成封建教条这一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男尊女卑”这一产物。譬如《氓》中的妇女就受尽社会的多重蹂躏与伤害，诗中野蛮虚伪的“氓”与善良勤劳的“女”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重男轻女”等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

这些表达两性间哀乐之情的诗歌流露出人性最真实的情感，可以说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分，然这也并不能覆盖生活的百态千姿。《诗经》的博大海量还涵盖了人民的远征之苦，劳役之怨，国难“黍离”之悲，羁旅怀乡之思，而爱国主义的战争诗与颂扬生活的劳动歌，以及不满黑暗政权官僚的政治讽刺诗，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精彩多面的内容，配以种种绘声绘色的写实手法的调味，使得《诗经》如一盘百味俱全的盛餐，在文学长桌上香远溢芳，无愧乎中国几千年现实主义艺术的源头。

《诗经》中也有一些战争诗，如秦风中的《无衣》写了战士们同仇敌忾，共御外辱，是一首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而《小雅·采薇》则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诗中充满了对侵犯者的愤怒，对久战不归的厌倦。《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即写了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戍的丈夫而痛苦不堪。从这几首战争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周末的社会**，战争频繁，人民生活痛苦的事实，是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中还有一些宴飨诗和怨刺诗。产生于西周初期的宴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宴饮中的仪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如《鄘风·相鼠》赞美了贵族阶层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徳违礼之辈不如禽兽。西周中叶至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出现了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雨无正》。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这些政治讽刺诗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事状况，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以其创作题材的广泛，向我们展示了西周至春秋中叶丰富复杂的生活。从祭祀诗中，我们看到了周族祖先艰苦创业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我们看到了辛勤劳作的农奴及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从政治讽刺诗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关心时政的爱国人士；从宴饮诗中，我们看到了周族的礼仪制度；从战争诗中我们看到了仆仆风尘的战士；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族社会各种各样的风俗民情。《诗经》可谓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它立足于社会现实，几乎处处透着现实精神，它的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不断挖掘。

第四篇：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浸润社区建设结硕果

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我们集贤里社区围绕“活跃开展文化，倡导文明生活”为主题，积极推动文化进社区，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营造欢乐、健康、文明、高雅的氛围，既满足了社区群众的文化需求，又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社区知名度得到了提升，居民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人际关系和谐，文明祥和的社区环境得到了凸现。社区先后荣获湖北省桥牌20年先进单位、武汉市2009——2010年文明社区，硚口区全民健身先进社区荣誉。多次被武汉市老年体育协会评为老年体育工作先进单位。

一、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集贤里社区把经常性活动与集中性活动相结合，以丰富

多彩的活动为载体，把文化进社区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社区先后组建了银河越剧团、健身操队，老年舞蹈队、社区桥牌队，参加活动的居民317人。银河越剧团在市、区，街组织的“百姓舞台”、文化汇演中多次荣获一、二等奖。特别是社区桥牌队先后应邀参加全国、省、市比赛中荣获多项殊荣，受到了极高赞誉。在推动¨桥牌进社区¨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由于社区活动场地小，临近社区的硚口区老干局和区老年体协积极想办法，于2009年上半年将重新装修的活动室近100平方作为棋牌室，并添置了新的桌椅，让大家在窗明几净，宽敞舒适的环境中开展活动。荣华街领导非常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在有限的资金中每年拨出3000元用于桥牌的普及和活动经费。通过开展戏剧表演、健身操晨练、舞蹈队走步、桥牌队比赛等文化活动，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使社区两个文明建设交相辉映。推动了邻里团结，和谐相处，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二、夯实基础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抓好社区文化队伍建设。2005年初，社区组建桥牌队时，刚从硚口区老龄委退休的金宝玲老师，尽管要承担部分社会工作，仍然牵挂社区桥牌队建设，在她的不懈努力下，社区桥牌爱好者由2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人。金老师为了推广社区桥牌不计报酬，耐心辅导，学员们克服了年龄偏大记忆力减退的困难，坚持每周参加活动，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未间断。大家深有感触地说：“桥牌太有吸引力了，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而且使我们思维变得敏捷，让我们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正是因为有金老师、韩建黎这些社区桥牌高手热爱社区文化活动的热心人的无私奉献，逐步形成了社区文化活动骨干队伍。通过培训提高，经常开展活动，发展壮大了群众性文化艺术团体，促进了社区文化建设。目前社区各个老年体育健身团体都十分注重抓好制度建设，做到活动目的明确，周周有计划安排，对参加

活动的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包括活动经费的收取、开支都有明确的规定，使社区文化活动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丰富了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现在我社区的桥牌活动影响力已幅射到全市范围，来自武汉三镇的桥牌爱好者经常到我社区切磋牌艺。

抓好社区桥牌的品牌效应。我们社区桥牌队，由于活动多、制度全、成绩优，参与广，而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09年10月中国桥牌协会副主席、省桥牌协会主席张洪祥，市桥牌协会主席谢培栋及硚口区委、区政府领导亲莅到集贤里社区参加“桥牌进社区”授牌仪式，而且是全省唯一的“桥牌进社区”活动站。由于社区桥牌队名声大、荣誉多，2011年11月全国智力运动会在武汉召开期间，中国桥牌协会副秘书长李国华在省桥协副主席鲁洪海的陪同下在百忙之中来到我社区桥牌活动室指导工作，并饶有兴趣地和大家聊家常，谈发展、抓培训，让更多的社区群众参与到

活动中来，推动桥牌活动的蓬勃开展。

三、加大社区文化宣传力度

通过新闻媒体报道集贤里社区开展桥牌活动后，武汉三镇许多桥牌爱好者慕名前来参加社区桥牌活动，有86岁的离休干部张俊杰老先生，每次在保姆的陪同下参与活动，现在连保姆也学会了桥牌，并且是队里的主力，有很多从武昌、徐东、汉口常青花园、江岸百步亭，东西湖金银湖赶来参加桥牌活动的老干部、老同志。自从社区挂牌后，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桥牌活动安排更丰富、更规范。得到了省市桥协的大力支持，在经费和设施上都给予了一定支持，以前练习叫牌都需要在纸上写，对年事已高的同志来说的确很吃力。现在都“开上洋荤”用上了专业的叫牌卡，活动既显专业规范，又感觉十分方便。

通过媒体和社区的广泛宣传，过去社区文化活动多为中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参与进来，使广大青少年在文

化活动中愉悦身心、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群众性。除了社区桥牌每年利用寒暑假组织培训班外，还组织青少年举办纳凉晚会，兴趣读书沙龙等活动，使社区内有文艺专长的青少年有了展示的平台和空间，活跃了社区不同层次和年龄段群众的文化生活。

虽然我们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影响力不断扩大，但离居民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创新思路，让社区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好的促进社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荣华街集贤里社区

2012年4月

第五篇：诗经中的婚俗文化

结合《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婚俗探析周朝社会概况

作 者：郭巧玉 指导老师：高梓梅

摘要：《诗经》中婚恋诗的大量出现，可以说是对周朝社会面貌的真实再现。通过列举《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若干婚俗，进一步去探析当时社会背景，如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出现“上巳之恋”，还有重视对女子施教和对女子生育能力的强调，从而发现周朝婚姻中礼俗并举的现象，并了解当时社会进入了名义上一夫一妻制而实际上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统治时期。

关键词：《诗经》；国风；婚恋诗；婚俗；周朝；社会概况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其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尤其是从民俗学角度列举《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若干婚俗不仅可以发现周朝婚姻礼俗并举的现象，而且能够探析到周朝是宗法制下一个名义上进入一夫一妻制，又有着男尊女卑不平等观念的父权制社会。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上巳之恋所体现出的周朝婚姻礼俗并举现象

《国风》时代婚恋诗中的婚俗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性，既有远古社会的遗风流俗，也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出现的新内容：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也有上巳之恋的自由；既有繁琐的婚礼程序，又有简便的嫁娶方式。周朝一方面对婚嫁实行了一整套严格的规范程序来维护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又由于地域的差别，离政治中心区域较远的地方受周礼影响较弱却还保留着自己的古老婚俗。从《诗经·国风》采集来的表现各地民俗风情的婚恋诗中可以明确发现周朝婚姻中

第1页（共7页）礼与传统民间习俗并存的现象。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礼记》一再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昏义》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可见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在当时是不合礼、不合法的，是得不到家庭、家族及社会他人所认可的。在这种择偶方式下，男女双方本人几乎没有经过自由恋爱而决定婚姻幸福的权利。我们可以从《诗经·国风》婚恋诗篇章中体会当时人们对这一婚俗的重视。首先看父母在婚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1]。作为“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大事，其缔结当然要从家族利益出发，因此男女双方在成婚以前必须经由父母同意、认可。如《齐风·南山》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说明父母之命的重要；《郑风·将仲子》“岂取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命，亦可畏也”，表现了对父母之命的遵从；《鄘风·柏舟》“母也不只，不谅人只”，诗中写一个女子爱上一个青年，她的母亲强迫她嫁给别人，她誓死不肯。可以看出在婚姻包办制度下待嫁女处于被动地位，她们失去了自由选择爱人的权利；还有《鄘风·蝃蝀》“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这首诗是对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破坏婚姻礼制的女子的强烈痛斥和指责。此外，媒人在成亲过程中也有着重要作用，无论男子或女子需要结婚，都要通过媒人这一关。如果没有媒人的介绍，那么男女成婚就失去了所依据的重要条件。周代婚俗中的“匪媒不得”就是最好的说明，如弃妇诗《卫风·氓》中“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这句话揭示了女子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良媒”，不具备成婚的所需条件；《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反复强调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还有《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娶妻必有媒。从上面列举的《诗经》婚恋诗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婚制制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择偶方式，如果缺少这一成婚条件，就会受到谴责或酿成悲剧。

（二）上巳之恋

第2页（共7页）《诗经》产生的时代，由于周代社会毕竟去古未远，新的婚姻观念还未根深蒂固，上古婚姻遗风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男女在恋爱上仍是比较开放的。同时，由于上古时期人们的活动主要围绕农业进行，“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农夫们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季节：从旧历二月起，他们到野外耕地，一直到九月把庄稼收割了以后，才结束他们的野外生活。从十月起，到来年一月底止，［２］主要在家中生活。”人们在自己家庭里居住的时候，很少和外界接触，因此，也减少了男女相见、相爱的机会。春天一到，万物萌动，人们开始到田野里劳动，因此也就增加了男女碰面的机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固定的风俗节日。再加上古人很讲究天人感应，以为三月三时阳气勃发，阴阳和合，万物繁育，人间于此时亦应顺天应时而婚配嫁娶，生儿育女，从而使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互相感发，两相促进。于是许多习俗在旧历二月或三月初举行，上巳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吉日习俗。

上巳：原定为三月（仲春）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旧俗以此日临水祓除不祥，又叫修禊，但曹魏之后，把节日固定为三月三日。据残存《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两水（溱和洧）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每当春季上巳节，男女都要到水边沐浴，以洗去不祥之气。同时在这个时候男女交往非常开放和自由，使双方没有顾忌和禁忌，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唱出的情歌热情奔放，服从自己的意志和情感，无拘无束，大胆泼辣，因此这也是男女定情的时间。如《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意思是：男女在溱洧河畔互表爱慕，赠之芍药表示愿与之结姻缘；《郑风·蹇裳》“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同样描写的是溱水旁男女恋情的诗。

针对婚俗而言，周代社会是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婚俗的形成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可见婚恋诗篇章中的地域性分野与诗篇内容差异存在着对应，在周朝政治中心区域出现有关对礼法表现和歌

第3页（共7页）唱的婚恋生活诗篇是必然的，表现出一种在周礼规约下的正统社会生活。但也存在着违背周礼的情爱及野性气息的婚恋现象，多集中于郑、卫、陈三地，其中以郑地的情诗最为活泼生动，而郑氏新迁于东方的国家，古老的风俗与新的人群相遇，自然会产生交融，变得更加有活力。“昏礼者，礼之本也。”夫妇之礼成，是其他社会关系得以稳定的关键。周王朝建立严谨的婚姻礼制目的在于规范原始婚姻的混乱，唤起羞耻之心，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达到以礼治国之功效。在周王朝的大力推行下，婚礼倍受各诸侯国、各阶层的重视。《诗经》婚恋诗中反映出各诸侯国对婚礼的理解与执行也表现出很高的一致性，比较严格地执行正统的聘婚礼、媒妁制，极力维护婚礼的庄严与慎重；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礼制推广的进程并不一致，郑、卫、陈等地受周朝礼仪教化影响较小，顽强地保留自己本地的风土人情习俗。由此可见，周朝的确存在着礼俗并行的现象。

二、对女子施教及重生育下的父权制社会

周朝进入了一个母权占主导地位被父权统治的社会。妇女则进入世界历史意义的悲剧阶段，“妇女失去其原有的崇高地位，除了经济大权操纵在男子手里，主要由于周代宗法制形成的一系列男尊女卑的礼［３］制和观念。”周朝为了巩固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利用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宗法关系，确立了一套比商代更加系统的宗法制度。宗法制下的婚姻关系名义上氏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多妻制。由于多妻而承认嫡妻的地位并确认嫡长子继承权。在宗法制下，男权继承制，首先是嫡长子得到重视，无论政权和家业都是父子相继，男子不但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家庭的操纵者，这样势必形成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孩一生下来就遭到歧视。父权统治周朝实行的婚姻制度实际上更加苛刻地取消了女子婚姻的自决权。这样一来，妇女由母系时期的主导着地位下降到被支配地位，转成了男子的附庸品，从而失去了摆渡自己人生和命运之船的把舵。通过《诗经·国风》婚恋诗中对女子施教和重生育的婚俗观念可以有力地说明当时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处境和自身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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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女子施教

《礼记·昏义第四十四》“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祭，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由于当时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发展，既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女性自身的生理状况造成了女性地位的下降，社会逐渐向着奴隶社会转变。当时的妇女已经成为男权统治下的私有财产，已逐步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可是有人会对此产生疑问：为什么《诗经》中还有许多描写和赞美女性的诗歌呢？实际上我们仔细体味后会发现：《诗经》中的女性美好形象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塑造出来的，对她们的赞颂已经不是对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所做的贡献的歌颂，而是仅仅针对的是她们的美德，还有她们辛勤劳动的歌唱。如《邶风·燕燕》中的新娘是一位外在美和内在美统一的女子，“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诗中的新娘既符合古人对女子容貌的要求，又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儿媳的形象；还有《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反复叮咛出嫁的姑娘，期待女子到夫家后安分守己，用心操持家务，辛勤劳动，让夫家人丁家业兴旺。

（二）重生育

在地广人稀、饥馑灾疫流行，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繁衍人口，生儿育女成为战胜自然、发展生产、维系生存、种族延续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子嗣繁盛、人丁兴旺便成为先民们的一种愿望和追求，久而久之形成为固定的观念、习尚。《礼记·昏义第四十四》“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是事关敬祖、续嗣的大事，关系到家族的传承与兴旺。父权制下的周朝重视生育子嗣有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来就是以农为本的国家，而古代农业的发达全靠兴旺的人丁尤其是男丁来维系；另一方面是由于周代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因而生育延续宗族的男性继承人十分重要。如《周南·芣苢》描写了女性采集可用来治疗不育症的车前子的场景折射出她们对生育能力的重视。另外，由于周朝为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种的繁衍便处于一个极其重要而神圣的地位，因此先民便产生了对生殖现象的竭尽崇拜。《诗经》中所述不少

第5页（共7页）动植物就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如《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一种生殖力极强的蝗虫，被上古先民推为生殖神。这首诗流行于周南，商周时，其地的涂山一带有腾煌氏，他们就以蝗为图腾。此诗无疑就是他们祭祀螽斯所唱之歌，其主题完全是企求保护神来帮助他们繁育子孙。那为何植物可做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呢？据有人研究“从表象来看，花瓣、叶片可状女阴之形；从内涵来说，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叶片无数，具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远古先民将花朵盛开、枝叶繁茂、果实丰盈的植物作为女阴的［４］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自身生殖繁盛、蕃衍不息。”如《周南·桃夭》暗示“宜其室家”的女性“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如桃一样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还有《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用多子的椒聊比喻女子。自有婚姻以来，生育就是社会对这男女关系一项重要的期待，而在周礼的时代，这期待就变得更加沉重。

周朝为了维护统治，成为政治制度上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社会。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宰，婚姻已演变成为一种“一夫一妻制”，当然这是相对于没有订制时的杂婚而言之。简言之，男的最少有一个妻子，即“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它特殊的性质，使

［5］它成为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可见周朝实行的是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恩格斯也说“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经不能由双［6］方任意解除了。”可是从《诗经》婚恋诗中《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对抢婚行为的控诉，［7］“我们看一夫一妻制婚俗中，仍然夹杂着许多其他习俗。”但是对于西周时期，杨向奎先生说：“宗周初年由氏族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不久，它保留有很多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男女生活上，婚姻形态上更是自由活泼与放任，处在一夫一妻制的初期，对偶婚制的残余仍［8］然存在。”到了春秋时期，则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只是为了诸侯的割据，各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都是一样的，所以各国间制度不同、风尚不同、思想不同„„有的保留前一社会遗存的多些，有的则孕育后一社会的成分多些，即就婚姻制度而言，群婚、对偶婚、一夫一妻

第6页（共7页）制诸种现象都有例可举，但是它的主流总是向着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过

［9］渡，则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周朝实行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实际上的多妻制，如《礼记·昏义第四十四》“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在这样的制度下，《诗经》婚恋诗中有些篇章明显地体现了宗法制下以父权为核心的周朝社会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社会状况。

综上所述，通过《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若干婚俗我们简单探析了周朝当时的婚姻状况及社会现实情形。一方面在恋爱上，男女之间仍然保留部分自由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社会却又开始为男女之结合聘娶，以及婚姻生活设置下层层的礼法制度——择偶方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定了一夫一妻多媵、妾的婚姻模式，提高了男性的地位和权威束缚了女性尤其是其婚后的生活，使她们逐渐沦为男性之附庸与生育工具。虽然周朝处于过渡阶段，但各项制度正逐步建立和完善、许多观念也已渐渐形成，“实际上反映出男娶女嫁，婚后从

［10］夫居而建立新家庭的一整套社会文化规范”，也的确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白虎通德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70页 [2]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第295页 [3] 汪玢玲．中国婚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4页 [4] 赵国平．生殖崇拜文化略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8，第1期

[5][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7、58页

[7] 陶立璠．民俗学[M]．学苑出版社，2003，第271页

[8]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9] 顾颉刚．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J]．《学史》，1982，第15期

[10]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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