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反讽手法的特征(鲁迅研究 课程论文)

第一篇：论鲁迅小说中反讽手法的特征(鲁迅研究 课程论文)

论鲁迅小说中反讽手法的特征

肖敏

2012级汉语言文学（师范）1班 ***

【摘要】鲁迅作为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最核心有力的革命斗争方式是将手中的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将革命思想外化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力争在精神上拯救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小说犀利的文风，因其独到的反讽手法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反讽手法的运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来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研究的方向是鲁迅小说中所用反讽手法的特征，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第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第三，针对存在虚无感的反讽。【关键词】鲁迅小说，反讽手法，特征

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氛围等条件对其创作有极大的影响，而他个人经历和内在精神则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指引，也是形成他创作风格的关键性因素。在他的一生中，叔本华、尼采、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影响，而在这几位伟人中，克尔凯郭尔作为西方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反讽哲学家，对鲁迅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影响至关重要。

正如克尔凯郭尔在《反讽的概念》中指出：“对于反讽的主体来说，既有的现实完全失去了其有效性，它成了处处碍手碍脚的不完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占有新的事物，他仅仅知道面前的事物与理念有极大的差距。„„反讽者是先知的，因为他不停地指向将来的事物，但他并不知道这将来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而对于他所严正以待的现实，他却非摧毁不可，他以锋利的目光逼视着这个现实。”鲁迅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中间位置——新旧交替的时代，结合所受的教育和接触的思想，所以鲁迅能够综观前后，反讽手法的运用，反映了诙谐的玩笑和严肃的事实之间的对立冲突，背后是人类社会的无奈又绝望的生存困境，正是因为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堪，从而在文字中以反讽的手法加以体现，以有效地达到精神疗救的目的。

【丹麦】索论·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224页。

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

真正的反讽是质疑一切的，鲁迅就是一个真正的反讽者，他不仅质疑传统，也质疑现代；不仅质疑本土文化，也质疑西方文化。正如汪晖所言：“鲁迅的文化批评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2既然鲁迅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人物，那么，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事物，都在他的质疑和批判当中。在他的作品中，《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都是一个个的艺术整体，在这样丰富庞杂的艺术世界中，所有的存在物，包括古今中外、天上人间都在他的反讽范围之列。象征着人类劳动精神和智慧创造的崇高圣洁的女娲两腿之间却冒出了一个猥琐滑稽的古衣冠小丈夫（《补天》）；大哲学家庄子以“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向人传授“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大道理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起死》）；大学问家老子被邀去讲学，听众的评论竟然是“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出关》），《故事新编》中还有许多各种故事进行了新的编写的例子，都是将古人故事放在今人社会中的一种反讽现象。在《阿Q正传》中，阿Q名字的由来也成为一个有趣的事情，“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作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只好用‘洋字’，略作阿Q。”阿Q这样一个连名字都不明确的可怜之人，显然与这崇尚仁义礼智信的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了；另外，《幸福的家庭》中对“幸福家庭”状态的描述是这样的：“总之，这幸福的家庭一定须在A，无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两夫妇，就是主人和主妇，自由结婚的。他们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毛雀窠，牙齿始终是雪白的露着，但衣服都是中国装„„”所谓幸福的家庭，竟然是建立在 2 汪晖：《“死火”重温》，《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几十条条约的约束之下的，这样算不算是真的幸福和公平呢？讲究西洋装扮，而又将西洋和中国本土的东西堆砌在一个人身上，这算不算是真的优美呢？答案不禁引人暗笑。鲁迅小说中，引人读来暗自发笑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强悍刚勇、雄心勃勃地抵制离婚的爱姑，却抵挡不住七大爷一个喷嚏的威慑力，旋即败下阵来，而这个七大人不过是一个假古董搜集家，正“入迷地嗅着一个据说是汉朝的屁塞”（《离婚》）；那个可爱的私塾学童幸灾乐祸地欣赏着老师秃先生风闻革命大军即将到来时风声鹤唳的窘态，而所谓的革命大军只是一群要饭的乞丐（《怀旧》），是一个多么引人发笑的讽刺效果，而且，这篇文言小说中有庄语谐用、正语反用，也流露出反讽手法的运用所带来的笑中引人深思的效果。

所以，从鲁迅大量的小说中都可以隐约寻见反讽手法的运用，这种手法是加诸所有的事物和人物之上的，涵盖了世界的一切，从《怀旧》到《起死》，天上人间、古往今来、国内国外都是鲁迅先生笔下反讽的对象，以他们的滑稽和反常态表现引发笑声的同时，警醒世人，接着会有声声无奈的叹息在内心深处回荡。

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

克尔凯郭尔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反讽家把个体从直接的生存中拔擢出来，这诚然是种解放，然而之后却让他像传说中的穆罕默德的棺材似的在两个磁石之间悬浮——一边吸引，一边排斥。”3可见，反讽和悖论思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两者不可分割。鲁迅的反讽理念主要受克尔凯郭尔的影响，鲁迅的小说作品中，梦与醒、生与死、有与无、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欢喜与悲恸等相悖的概念往往相互交织，难分界限，因而不难理解在鲁迅先生笔下，反讽往往也是针对悖论思维的。这种悖论存在于被反讽的对象上，也存在于反讽者本身。

悖论思维存在于反讽的对象上，这一点在鲁迅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是中国封建社会家族礼教的维护支柱，是一代代中国人恪守的信念，但是，在那个方生未生的转型社会里，仁义道德又与“吃人”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众人眼中，疯子行为怪异，被视为疯子，众人自认为是清醒者； 3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37页。而在疯子眼中，众人的行为异常，才应当是疯子，自己是举世浑浊而独清的清醒者。所以，其实小说中的疯子和众人的角色模糊，直接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的民众的生存困境，所谓的仁义道德，也造成了困境中的无奈。在《故事新编》中，孔子、老子、庄子成为工于心计的猥琐人物，而他们在历史上可是需要仰视的文化巨匠；伯夷、叔齐在历史上不食周粟的高风亮节形象，在鲁迅笔下成了“带走周家大饼，并且舍不得周家的一件老羊皮长袍”的吝啬鬼形象，也显得极为可笑，此文本和前文本就形成了鲜明的悖论。华老栓是个怀着满腔爱心与希望的人，却花了不少钱去买根本治不了病的沾了人血的馒头。夏瑜关在狱中等待被处死，他还在尽力地向只想着敲诈勒索的狱吏宣扬革命道理。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在热闹的祝福声中凄惨地死去，形成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悖论现象。所以，诸多的被反讽的对象存在悖论，其实是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中人们的生存困境。

同时，反讽者本身，也存在着悖论。鲁迅的《祝福》是一个悖论性反讽小说的典型，“我”和祥林嫂关于“死后有无灵魂”的讨论中，“我”是一个有新知识、新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而祥林嫂是一个传统守旧的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发问是这样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而“我”的反应是“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背上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面对祥林嫂的发问，“我”的表现会如此惶恐，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鬼怪”“魂灵”这些说法的时候，自己内心也动摇了，从理性来说，应当告诉她不存在鬼魂，从而在精神层面摆脱封建旧思想的束缚，然而这也许不能彻底；从情感上来说，“死后变成魂灵”或许是她生时困苦，对死后的一种希望，不能断了她自我安慰的念想，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我”内心作怪。最后，在祥林嫂的逼问下，“我”用“说不清”来敷衍过去，不至于自己心里难受，也不会让祥林嫂“绝望”，到后来，“我”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敷衍而内心自责，反而是“渐渐舒畅起来”，“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所以，小说中“我”就是一个悖论思维的组合体，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理应担当思想启蒙者的角色，然而逃不了科学和人道的这组悖论思维的压力，也选择了保守和退缩。“渐渐轻松”的情绪其实完成了对启蒙者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反讽。

三、针对存在虚无的反讽

在鲁迅的小说中，被反讽的对象即世间一切的事物，它们存在着悖论，这种悖论是永恒存在的，源于人性，源于物性，无法克服，因此这样的悖论往往会让人产生虚无感，怀疑这些事物的存在意义。

正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反对改嫁，不只是普通地嚎啕和大骂，而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两个男人和小叔子抓住她逼迫她改嫁的时候，她还凭借着爆发的大力气挣脱出去往香案上面撞，把头撞出一个大窟窿，在自己坚守“从一而终“的当口，生命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之后，她向“我”这个新式知识分子热切地询问“死后是否有魂灵”的事情，事实上她笃信生死轮回和死后魂灵之说，用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去土地庙捐门槛，其实就是在用活着的努力去寻求死后的安宁。这样看来，在祥林嫂的世界中，死比生更有值得探讨值得追求的意义，所以，现实的存在对于祥林嫂来说，对于作为旁观者的作者来说，确实是虚无的。关于存在虚无的反讽，小说《药》是一个典型作品，它在三个层面体现了作者对于“存在其实虚无”的反讽。第一个层面是反讽夏瑜在牢狱中的遭遇，他在牢狱中还不忘向红眼睛阿义宣扬大革命的道理，希望拯救他们麻木愚昧的思想，然而，红眼睛阿义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带动，反而是因为没有从夏瑜身上捞到油水而对夏瑜拳打脚踢。由此可见，夏瑜这个人，以及他的大革命思想看似充满了带动作用，在真实的社会现实面前，其实是虚无的，对于麻木的人来说是没有存在价值的；第二个层面是反讽夏瑜鲜血的遭遇，他的鲜血意味着他付出的年轻的生命，成为救治华小栓痨病的人血馒头所需的人血，没有起到治愈华小栓的作用，倒是成为了平庸看客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所以，革命者为群众牺牲，而群众却当他们为祭品，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的疗救，夏瑜作为启蒙者的立场和价值，都在这一群群麻木愚昧的民众面前消解，化为虚无；第三个层面是反讽夏瑜死后的遭遇，“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后来写到夏瑜母亲和华小栓母亲都来给自己的儿子上坟，夏瑜母亲看到儿子份上凭空多了一束花环，她希望“你如果真在这里，听我的话，便叫着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但乌鸦并没有动，一切都还是死一般的寂静，夏瑜母亲以为是儿子的灵魂显灵，丝毫没有意识说是儿子革命精神的带动作用。可见，在乱石冈上，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英雄和平庸之辈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处在同一位置上，“终须一个土馒头”，哪里有体现革命者的精神，更无处谈及革命者的价值和伟大之处，他们为拯救民众所作的努力，所持有的赤诚之心都化作虚无了；同时，作为最近的亲人竟然都没有受到革命者所谓的伟大的革命道理的影响，多么可悲，这些打着口号轰轰烈烈的革命道理也终究是虚无的。

鲁迅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自己的虚无感，“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伤逝》）“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影的告别》）所以，鲁迅先生早就看到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状态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和不可改变的悲剧，这也是影响他反讽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了反讽手法针对存在虚无的特征。

总之，鲁迅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看得太清。这种孤独造就了他卓越的反讽能力，使之成为一个伟大的反讽家，在他看来，反讽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主体的自我精神觉醒和反思，通过对这个世界所包含的悖论思维，感知和领悟这个世界，最终走向一切存在都虚无的深渊。最后，又从这种虚无的境地中走出来，反抗绝望，实现走向光明的标。这就最终形成了鲁迅先生反讽手法的特征，反讽针对于整体世界，针对于整体世界中存在的悖论思维，也针对于这个世界所有事物存在的虚无感。

第二篇：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

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

在小说作品中，人物和典型（亦称人物、典型形象、典型性格）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些区别，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小说中所有的典型形象（不论它是正面典型还是反面典型，也不论这个典型是主角还是陪衬），都是人物，而写的成功的人物又都有典型意义。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典型化的程度低一些。有人把典型这个概念弄得很神秘，认为一般读者无法读懂，将典型人物说的高不可攀，这是不正确的。

创造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小说作者最重要的创作任务，也是伟大作家对人类、国家、民族、地区的重要贡献。在文学发展史上，中外的优秀作家们为我们创造了贾宝玉、诸葛亮、李逵、关羽、张飞、孙悟空、阿Q、吴荪甫、堂·吉诃德、保尔·柯察金等一系列不朽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和作家的名字一起，活在广大读者的心里，对他们起着或正面或反面的思想启迪，给他们以无穷无尽的艺术感染和美学享受。

为了读懂典型人物，欣赏典型人物，从而理解小说反映的主题，就必须把握典型人物在艺术创造上的基本特征。

那么，什么是典型人物呢？典型人物有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之一，评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一般认为，典型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有个性的人物，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也可以说，典型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

一、典型人物必须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性格的共性（普遍性、代表性），它反映一定的阶级本质和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例如，《水浒传》中晁盖、宋江、三阮（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武松、李逵等典型人物，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起义农民的共性：“除暴安良”的革命性和“替天行道”（亦即维护最高统者的利益）的局限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阶级的革命要求，也是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波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底是善良的。而成年闰土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闰土的这一变化是封建礼法观念长期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力，他习惯了消极的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痛苦。“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哭得他像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他的思想干瘪了，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成年润土体现的是当时社会中“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共性特征。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中的高觉新无疑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影子，他是一种悲剧，因为他不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而是听从父母之命跟别人结婚。她含泪忍受一切不义行为，不敢吭一声，他活着，只为敷衍，毫无主见，这也是就中国的悲哀。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权利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好像一切都是父母安排好了，只是为了他们而生活。

鲁迅的《阿Q正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的劣根性。阿Q是愚弱国民奴性人格的典型，他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当时社会的人性的扭曲和国民的愚昧无知。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像阿Q这样的人受到毒害，他们的客观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无产无业，处处失败，常常受人欺侮，但在精神上却时时感到胜利和得意。他们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对屈辱非常健忘。作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未庄为背景，通过阿Q的悲惨遭遇，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等级分明的阶级地位，表现了农民强烈的革命愿望和自身弱点。而阿Q所表现的就是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他是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者。我们可以透过阿Q这个典型人物形象的描写，看到当时的国民是多么麻木无知，阿Q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和麻木健忘，是那个历史阶段多少人的精神弱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众奴性人格的集中表现。鲁迅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强大弱点，他明确地指出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灵魂来”，意在“暴露国民的弱点”。所以主人公阿Q是从作者的生活原型中演化而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象征性。

再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最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孔乙己完全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异己环境中。不仅社会权贵与统治阶层专以弱肉强食、欺压百姓为能事，即使是同属被压皮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也是那么寡情与淡漠。当我们把这篇小说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解释其意义，孔乙己是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当我们不把这篇小说局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来解释时，它就是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种苦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个凉薄的社会，全世界都一样，古代和现代，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消失。鲁迅表面上写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社会与中国人，实际他也同时在表现人类及其社会中永恒的一个悲剧。表面上孔乙己是一个受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他也是普遍性的代表了个人与社会之冲突的多种意义的象征。在任何国家人和社会中，多少人就像孔乙己那样，不为社会所接纳，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只是原因不同而已。从东方到西方，多少人是根据自己的思想、理想、幻想和价值观而生活，而自己又不了解和醒悟他是生活在梦幻中，他生活着的社会根本不能容纳像他那样的人。离开科举的框框读《孔乙己》，我们更能感到这篇小说的意义丰富，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孔乙己和卡缪的《异乡人》中的罗梭同样是属于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代表人物。

应该一提的是，在小说创作中，典型形象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典型人物确实明显地代表了他所属阶级的本质特征，读者闻其言，听其声便知它代表什么阶级或社会集团，如《水浒传》中的李逵，《红楼梦》中的贾政，前者具有封建时代农民阶级的本质特征，后者具有封建社会当权阶级的本质特征；这些人物体现了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特点，即使他们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也是和本阶级的阶级本质高度统一的。但是，小说作品中还有与此不同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的共性并不完全体现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的主要特征。如《阿Q》中的阿Q，他的性格特征显然没有反映、至少没有完全反映当时中国农民的主要本质，也就是说，这类典型人物的共性并不完全是阶级性，起码是不等于阶级性；虽然这类人物身上也有出身阶级的某些烙印，但它的共性却不仅仅是阶级性，而大大超出了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从艺术上说，作家概括了的更大范围的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这类典型人物的性格也就不再是其所在时代、所属阶级所独有。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社会生所决定的。因为现实生活的人物，本身是复杂的、多样的，而从实际生活概括和创造出来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也就多种多样；加上作家生活感受的独特性，他所接触的人物的特殊情况，以及他掌握的艺术手法的多样等等，也造成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不可能时间淡化、单一化，而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对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则不是这样。鲁迅先生说得好：“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全集·文学阶级性》）。在小说的人物创作中，必须抛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公式，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实生动、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来。分析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必须了解小说创作中的这个特点。

二、典型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性格特征。人在社会中生活，在他与周围的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由于个人具体的生活条件、生活道路、社会阅历、文化教养以及生理状态等等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独具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以及体态风度等等。这就是人物的个性特征。所以，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典型必须使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小说的重要特点是通过个性表现一般，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来反映事物的本质。所以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是独特的生动的个性，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阐述他对小说人物塑造的见解时，特别强调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他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单个的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恩格斯非常反对将“个性”消溶到原则里去。可以说，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有个性，没有个性就不成其为典型人物。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这种个性，是人物身上独有的、具体的，不同于他人的种种个性特点。这种个性特点是通过人物独特的语言、行动、心理、气质、习惯、动作、作风、气派、爱好、外表、服饰等来显现的。

个性是独特的，不可能重复。当然，现实生活中，人物那么多，又常常被划分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物个性的某一点或某一些有相似或相近之处是存在的；但认真分析起来，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则是不可能有的。生活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个性，正如同自然界那么多树木，其叶子没有完全相同的一样。既然生活中人们的个性千差万别，复杂多样，那么小说创作必须把这客观存在真实地表现出来。不但要写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不同个性，还要写出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同一阶级的不同个性。事实说明，小说中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其个性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个伟大的艺术典型，其个性就很独特，他的外表，他的语言，他的行动，他的经历，他的心里状态，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他独有的。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境地，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他自欺欺人，自轻自贱。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麻木健忘，保守愚昧。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以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他妄自尊大，畏强凌弱。虽然不名一钱，但他并不佩服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和钱太爷，还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他对强者怯懦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比自己弱的，却蛮横霸道。

阿Q这一人物不仅和鲁迅其他小说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不同，就是和《阿Q正传》中同一阶级或同一类型的人物如王胡、小D等也不同。关于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鲁迅先生是有他独出新裁的设计的。他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鲁迅全集》第六卷117页）由于作家紧紧抓住并赋予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独特个性，所以阿Q这个人物，也就给读者以独特而深刻的印象，成为小说中创作上不朽的典型。孔乙己是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又一典型人物，他自命清高而又可怜可笑，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以“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和痴迷。但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就连加入“短衣帮”的资格都已失去，成为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

同孔乙己自明清高的特点不同，《范进中举》中的典型人物范进面对周围人的侮辱、轻蔑和嘲笑，则表现得低三下四，默默地接受，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例如，在他中了秀才之后，胡屠户依旧说他是“现世宝”，他居然拿“唯唯连声”，不做辩解；为参加乡试去借盘缠，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又仅止于“摸门不着”而已，如此低三下四，简直到了麻木的地步！可谓卑怯之至，屈辱之至。

同为读书人，同样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历经“磨难”，但由于各自的个性不同，所以，孔乙己自是孔乙己，范进也自是范进，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自然是分明而深刻的。

在小说创作中，典型人物不但应该有独特的个性，而且，这个个性还应该突出鲜明。还以阿Q为例，如前所述，他的个性是丰富多彩的。但其中又以他的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点。“精神胜利法”在阿Q这个任务和其他典型人物相比较，这个“精神胜利法”又是阿Q所独有，因而也就构成了他和其他典型人物不同的个性了。由于有了“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个性非常鲜明而突出。同样，《水浒传》中的李逵，其个性特征也表现在多方面，如性格火爆，在战场上杀起人来不分良莠，性格率直等等，但其中革命坚决、心地善良、知错就改又是他个性的主要方面，给读者以突出鲜明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探讨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将两者分别加以论述，是为了更方便的说明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领会人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实质。并不是说，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是有机的高度统一在一起的，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小说中完美的成功的艺术典型，其共性和个性往往辩证地胶合在一起，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个性是共性的存在形式，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反之，如果个性不表现共性，小说中的典型也就不存在了。总之，小说作品中的典型是小说家从生活实际出发，运用艺术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人物形象，它既有独特鲜明的个性，又概括了某一类的共同特征，从而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本质，以及生活的发展规律。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才称得上是艺术典型。

第三篇：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特征，大致可分为：命运悲惨的女性、自发反抗的女性、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三种类型。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 鲁迅 女性形象 封建 悲剧 反抗

Abstract: Mr.Lu Xun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writer in modern China.The female image in his novels have different types and feature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spontaneous women against women, the old and the new cracks in three type.In this paper, from his works capture the fourth Shan's wife, Xianglin's wife, love regardless, Zijun this several with strong tragic color female one analysis.Lu Xun under the several major female tragedy, its inherent personality, author both sorrow for their unfortunate, nuqibuzheng, but mining works resulting in the root of their tragedy is oppressed, toxic to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udal ideology.Key words: Lu Xun

female image

against

feudal

tragedy

目 录

一、逃避的反抗：单四嫂„„„„„„„„„„„„„„ 1

二、被迫的反抗：祥林嫂„„„„„„„„„„„„„„ 2

三、主动的反击：爱姑„„„„„„„„„„„„„„„ 3

四、觉醒的反抗：子君„„„„„„„„„„„„„„„ 4

参考文献„„„„„„„„„„„„„„„„„„„„„ 5

鲁迅以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不多，但很有代表性。《明天》、《祝福》中的单四嫂和祥林嫂，都是失子的寡妇，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毒害，命运悲惨却从没想到要去抗争。《离婚》中的爱姑具有较明显的反抗性，但并没有跳出封建礼教的圈子。《伤逝》中的子君，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五四”时代的新女性，敢于冲出封建家庭，与自己的爱人自由结合，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及个人的思想局限，同样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悲剧。鲁迅通过这几个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既同情她们的遭遇，又批评了她们自身存在的缺点，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腐朽、反动的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了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取得社会的解放这个深层的含义。

一.逃避的反抗：单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明天》，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逆来顺受。她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

单四嫂子在“前年”夫死了后，一直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年幼的儿子宝儿。应该说，成了寡妇后，她在精神上是很难顶住封建礼教及社会上的各种压迫的，但是因为宝儿的存在，使她觉得有了“明天”，有了希望，有了精神支柱，也是她能够一个人坚持下来的理由。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苦日子也不长，宝儿的不幸夭亡，使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没了，她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明天”。这同时，等待她的不止是丧子的不幸，还有来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摧残和压迫，没有一个人来是真正安慰她和关心她的，都是各有所图连她仅有的财物也随宝儿的死一并没了，她的“明天”也彻底的没有了。单四嫂子一直是处在封建礼教的规范里，她已经接受这些规范，这样的生活在她看来是正常的是合理的，面对凄苦的生活，她想到的是她唯一的希望——宝儿。可是丈夫、儿子死后，她还要面对一连串的经济上的敲诈勒索和精神上的伤害和侮辱，可想而知，单四嫂子只得在太大、太静、太空的屋子里赶快在睡梦中去找她的宝儿。她不可能知道去反抗各种压迫，在她看来是必然的，她剩下的就只有逃避了，而且就在当时对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反抗是过分的期待，她只能在顺从、悲哀中惨淡地失去“明天”。最多她想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的死造成的。明天，应该是给人希望的，但是单四嫂子的“明天”确实沉重的的打击和失望。鲁迅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下层劳动妇女在封建各种压迫中不断受到摧残的境况，她毁灭了宝儿，也毁灭了单四嫂子，但是单四嫂子没有反抗，这给我们心灵以沉重的震撼。鲁迅就是要通过单四嫂子的不反抗,或者说是逃避的反抗，让世人警醒，是妇女争取、反抗的时候了，文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多么的希望她能有一点觉醒啊。

二.被迫的反抗：祥林嫂

《祝福》是《彷徨》的第一篇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祥林嫂，总的说她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所受的压迫和摧残，不管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比起单四嫂子，更为悲惨。祥林嫂是一个温顺、善良、无知的普通农村妇女，是在封建伦理包围和影响下土生土长的，一直受到封建政权、皇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等等的“熏陶”。她对于封建礼教是很认同的，也在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在规范自己。因此在她受到压迫的时候，她的反抗是浅层次的，是被动的，当然也是势单力薄的，也不可能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彻底反抗。从祥林嫂身上我们看到了反 抗的身影，虽然是被动，而且结局是失败的，但是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丝希望的曙光。

祥林嫂的第一次反抗，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刚死后，婆婆要将她像牲畜一样卖掉时，她被迫逃了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只想过自己平淡的日子，也是为了远离婆家的压迫。这是一次突破，她反抗的是封建族权和婆婆的强大权威，无疑这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二次反抗是祥林嫂被夫家人从鲁镇劫回，卖到贺家，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抬出轿来，几个大男人使劲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异乎寻常”的反抗是祥林嫂对将她但牲畜般买卖的婚姻制度的反抗。但她还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太深，最终还是服从了这次婚姻，安心地呆在贺家了。虽然她的反抗最终是屈服了，但是这次的反抗也足足让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了，也使我们从祥林嫂的拼命的反抗中对女性的解放看到了希望。她第三次的反抗，应该是更深入了，但是也使最后的反抗了。她开始质疑封建神权，质疑鬼神的存在与否，对有无地域也产生了质疑，这是从根本上怀疑封建社会所宣扬的思想。这是一次精神层面上的深刻反叛。鲁迅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个受到强烈压迫的妇女悲剧典型形象，给我们揭示了广大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及其社会根源，表现了鲁迅对妇女的深切关心，也从这里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三.主动的反抗：爱姑

爱姑是鲁迅笔下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但爱姑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钳制，她的反抗是不自觉、不彻底的。她认为自己有理，因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到了婆家又“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对方没有理由“撇掉”她。她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婚姻和行为完全合乎传统的“礼”，而不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当然，爱姑不可能有这样先进的思想，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她进行过这种人权思想的启蒙教育，更没有给她创造出离婚还可以自由结婚的条件，事实上所谓离婚就是封建社会的休妻，那是比寡妇还不如的下场。因此，在她面前、在她脑子里没有一条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出路，她还不能不依赖丈夫而生存，还不能脱离开这种依附关系。她闹了三年，并不是真的闹离婚，只是为了赌气，为了不被对方“撇掉”而被休回娘家去。她要争的，其实只是一个做男人附庸的地位。所以，从这一点看，她的反封建思想还是很粗浅、很不彻底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爱姑在离婚悲剧中暴露了她的许多弱点。她对封建势力的认识是天真狭隘、幼稚糊涂的，她对封建统治者始终抱有幻想。自己的抗争失败了，还认为自己“误解”了七大人，自己“太放肆”、“太粗鲁了”，于是“非常后悔”，最后“恭恭敬敬地退出去”，竟然连自己的敌人是谁还搞不清楚，真正的可悲！她理直气壮地来，服服贴贴地走，让人们看到封建阶级权威、封建传统观念是怎样根深蒂固的钳制着被压迫者的头脑！

四.觉醒的反抗：子君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另一种类型的妇女形象。她不同于祥林嫂、爱姑等无知农村劳动妇女，她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有知识的女性，子君的反抗和觉醒，是鲁迅在探索女性问题上的另一思考和另一方面的探索发现，而且子君的觉醒有了更深入的表现，更具有主动意识和理论指导，是妇女解放的另一新台阶。

子君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社会。她在家有严厉的父亲，在城里上学又要受到胞叔的严厉管束，就连她去找涓生的路上，也会受到监 视。但子君毕竟是一个知识女性，“五四”前后提倡的新思想、新道德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从旧的封建家庭勇敢地走了出来，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来到会馆，听自己心爱的人“说家庭专制，谈打破就习惯，谈男女平等”，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为了争得彻底的恋爱自由，子君还毅然斩断亲情，与涓生在小胡同建立起了小家庭。这是他们取得了小胜利，但悲剧也就开始上演。青年自由恋爱是不能容于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在子君与涓生结合之初，他们就被迫斩断各种亲情，子君的叔叔不再认她做侄女，涓生也与原来忠告他的几个朋友决了交，他们在社会上开始孤立了。之后局子里一纸解职令导致涓生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这客观上加剧了他们感情上的破裂。经济上的拮据，使得涓生开始不满子君的把小家庭生活当作全部人生意义，涓生还觉得子君也成为他的拖累，只好被迫分离，而子君在随父回家后不久便凄惨死去。子君开始在走出来时，给我们莫大的希望，她有理想，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是盲目的斗争，有武装自己的新理论，并知道拿起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与封建伦理进行坚决斗争。可是，封建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先是被社会孤立，然后又被迫失去经济来源，使他们完全被孤立，被一步一步逼向绝路。子君的失败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也使我们明白，面对封建势力，单个人的反抗最终都会失败以结束。而且，封建思想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就能除掉的，子君自己在走出来后，也受封建女子在家持家务的思想的影响，把小家庭的生活看做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子君的可贵之处是她敢于反抗，并有强烈自我觉醒的意识，积极接受进步思想，敢于朝着自己的理想抗争的精神。

鲁迅先生对旧社会妇女形象的描写是非常深入而且也是很生动真切的，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给人以震撼和警醒。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妇女的关心和同情，本通过对她们的描写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通过祥林嫂、单四嫂子和爱姑等悲惨命运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虐杀，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野蛮、残忍和虚伪，特别是表现了套在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的沉重，使她们无法从根本上走出封建的桎梏。从单四嫂到子君，她们的反抗意识是一步一步增加和强烈，她们的觉醒意识也在悄然出现，她们的反抗值得称赞，也是通过对她们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明天”。

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鲁迅剖析的是国民的灵魂，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精神，挽救国民的灵魂；同时，也寓示了社会制度必须要革命，国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鲁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参考文献: [1]李希凡.《呐喊》 《彷徨》的思想与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1981.[2] 邓志远.《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4] 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5] 史志谨.《鲁迅小说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 张秀枫.《鲁迅小说全编》.[z].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4

第四篇：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最新)

目 录

摘 要..................................................................1 ABSTRACT..................................................................2

一、鲁迅小说农民形象的类型................................................3

（一）迷信、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闰土和华老栓....................3

（二）想改变命运但又无法改变的阿Q和爱姑..............................4

（三）求安于现状而不可得的祥林嫂......................................5

（四）善良淳朴正直无私的六一公公、双喜................................5

二、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法........................................5

（一）杂取众人，合成典型..............................................5

（二）寥寥数笔，入木三分..............................................6

（三）细节描写，生动传神..............................................6

（四）心理描写，触及灵魂..............................................6

三、鲁迅小说农民形象的塑造与改造国民性....................................6

（一）鲁迅对农民的态度................................................7

（二）鲁迅具有农民情感................................................8

四、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历史意义............................................9

五、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现实意义...........................................10 注释：...................................................................12 【参考文献】.............................................................13 致 谢.................................................................14

摘 要

本文分析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以《故乡》、《药》、《祝福》、《阿Q正传》、《离婚》、《社戏》等小说中的闰土、华老栓、祥林嫂、阿Q、爱姑、六一公公、双喜等农民形象为例，具体点明了农民形象的四种类型，深刻地分析了鲁迅为什么把改造国民性与塑造农民形象联系起来，形象地概括了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他的农民形象塑造中，表达了对农民生活现状的深切关注，以及对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刻社会根源的思考。关键词：鲁迅小说；农民形象；类型；国民性；意义。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u Xun writing the farmer image, take “Hometown”, “Medicine”, “Blessing”, “the Ah Q Main story”, “Divorce”, “Village stage performances” and so on in the novel Run Tu, Hua Laoshuan, Xiang Lin Sao, Ah Q, Ai Gu, Liu Yi fathers-in-law, Shuang Xi farmer images and so on as the example, had pointed out specifically the farmer image four kind of types, why did analyze Lu Xun with to mold profoundly the transformation nationality the farmer image to relate, summarized Lu Xun to portray the farmer image vividly art expression means, as well as Lu Xun portrayed the farmer imag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In his farmer image mold, expressed has liv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sincere attention to the farmer, as well as to made this kind of aspect the profound social root ponder.Key words： Lu Xun novel;Farmer image;Type;Nationality;Significance.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把农民当作主人公写进小说的第一人,开创了文学的新时代。他的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划出了文学的新生代，在传统思想突破上更开创了历史先河。他是文学艺术的巨匠，更是思想界的巨人。鲁迅作品总是奏响时代的最强音，折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辉。鲁迅说过“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①

。因此他的创作“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

②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关心农民的命运,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农民的问题，鲁迅用农民的悲苦展示时代的苦难,因此他塑造了一批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③

一、鲁迅小说农民形象的类型

在鲁迅的笔下，写出了四种农民形象类型，鲁迅通过描述这一系列典型的农民形象，高度地概括了整个时代的农民形象类型，通过这些类型化的农民形象，揭示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而不断剖析民族的灵魂，以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

（一）迷信、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闰土和华老栓

《故乡》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闰土这个人物的形象。这一普通农民的形象，在过去的农村里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阶级界限和尊卑观念，已经深深地生根在他的身上，形成他的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在《故乡》中，闰土以一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他的聪明伶俐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经过二十年的生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一般，完全失去了童年小英雄的风采，而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吃人的礼教、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使他变得愚昧麻木。闰土身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破产农民的真实写照。尽管闰土质朴勤劳，但他把生活的窘迫和灾难归罪于自己的命运不济，迷信愚昧的闰土，捧着香炉和烛台，安分守己，毫无反抗的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和闰土这一形象较为相似的另一人物形象是鲁迅《药》中的主人公华老栓，他为了给儿子小栓治“肺痨”，在一条十字街买来了蘸着革命者夏瑜鲜血的馒头，用光了所有

[1]的积蓄，然而他和闰土一样，居然迷信人血可以医治肺痨，这是何等的愚昧！这给刽子手有机可乘骗取钱财，更可悲的是“人血馒头”上蘸满的是革命者的鲜血„„这真是“华夏”的悲剧，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并没能唤起民众的觉醒，像华老栓这样的农民反而用革命者的鲜血为儿子治病，这是何等的愚昧、麻木和不知觉醒。

鲁迅借“闰土”“华老栓”这类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来反映出愚昧、麻木且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暴露出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效的注意。

（二）想改变命运但又无法改变的阿Q和爱姑

鲁迅创作《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批评国人的精神弱点并加以改造。这是鲁迅先生揭示农民精神世界及其想改变命运但又无法改变的经典之作。鲁迅借《阿Q正传》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没有土地和家庭，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不敢正视现实，常常以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自我陶醉或妄自尊大等形式，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阿Q时时想着改变命运，因此他进过城，做过偷儿，在白举人家当过仆人等等，都是为了能够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特别是当革命浪潮卷到身边时，他大步跨过长街，高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但是阿Q这个压在生活底层的农民，象一棵压在大石下的弱草。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欺压他的人们大祸临头的时候，本能的燃起了复仇的意识，决心要惩治这些在他头上作恶的人们，这些想法都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被压迫的农民，在革命风浪中对旧社会愤怒的心理状态，更表现了他自发的革命倾向和翻身的要求。在辛亥革命这一特定的时期，一个受封建思想毒害之深的农民，怎么可能对革命有深刻的、真正的认识，因此他是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从阿Q的形象塑造中，我们不难读出鲁迅追求革命，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想从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入手，探索中国出路的思想。

《离婚》中的爱姑同样是一个想改变命运但又无法改变的典型。她是泼辣大胆的农村妇女，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然而同样也无法摆脱悲剧命运。她想改变离婚的命运，但在慰老爷家里，七大人装腔作势，玩“屁塞”，吸鼻烟都使作为乡下人的爱姑感到高深莫测，她一向无所畏惧，可也“不由得越来越局促不安起来了，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表面上，她一再虚张声势，大声要求七大人给自己做主，可是，七大人让仆人给自己装鼻烟的一声“来„„兮！”就使她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由于爱姑受封建意识

⑤

④[2]形态的禁锢，不能认清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残忍本质，为其“读书识理”的虚伪外衣所蒙蔽，她性格的泼辣大胆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并不能使她摆脱奴隶人格和悲剧命运。她的反抗是强烈的，但失败也是惨重的。

（三）求安于现状而不可得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在旧社会的她一心想恪守传统的规矩，安分守已的过日子。但她始终不能稳住自己既得的“幸福”，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想做奴隶而不得”，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她两次来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工，但已经成为寡妇的她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境遇每况愈下，最终被逐出了鲁家，直至后来沦落到街头，使得她连做奴隶都不可得，成了乞丐。就在家家户户都忙着“祝福”的时候，祥林嫂终被穷苦夺去了生命。她就是求安于现状而不可得的农民典型。

（四）善良淳朴正直无私的六一公公、双喜

鲁迅写了众多的农民悲剧，然而他又是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他怀着希望，面向未来，坚信黑暗不会永在，黎明很快会到来。在小说《社戏》中他就描绘出了中国农民质朴可爱、正直无私，有着美好心灵的形象。从六一公公、双喜等农家子弟的身上，鲁迅汲取了革命的力量，充满了改良社会的信心。他对美好未来有无限的向往，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从劳动人民身上领略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他坚信农家子弟的美好心灵就是改良社会坚实的基础。小说《社戏》中鲁迅把江南农村的美景描绘得令人陶醉，农家生活更让人向往。作者还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六一公公憨厚质朴、热情好客。[4]

[3]

二、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法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创作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国民，甚至影响了世界。他小说中的人物有深刻的意义，在塑造人物方面也有他独到之处。鲁迅非常重视对人物心灵的揭示，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采“取杂取种合成一个”的典型方法及写意、白描，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个性语言运用等艺术表现手法，为读者呈现出生动鲜明,形象活泼的人物形象。其人物塑造的方法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杂取众人，合成典型

鲁迅笔下的农民，个个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但我们总能从这些农民身上看到社会上一类人的影子。这归功于鲁迅先生仔细观察社会众生，发现其共性，又抓住其特征。例如，《阿Q 正传》所写的精神胜利法，那种麻木、愚昧的奴隶性格，生活中是普遍的存在，鲁迅却作了极为深入的挖掘，揭出自大背后的自卑，其实也是对一种普泛性的社会心理的深度剖析，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在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二）寥寥数笔，入木三分

鲁迅先生在塑造农民形象时，善于采用白描手法，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就能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像 “擦着白粉，终日坐着 ”的“豆腐西施”，最后变成“细脚伶仃”的“圆规”似的杨二嫂，这是鲁迅先生给文学史留下的不朽形象。

（三）细节描写，生动传神

鲁迅小说非常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常常通过一个人物活动的细节表现出人物心理、身份、性格、乃至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特定的生活画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认识价值。如：《离婚》中爱姑叉开双脚坐在船上，那脚是钩刀形的，这画出了“大小脚”的真实外形，以说明爱姑生长的年代；《祝福》中祥林嫂拄的那根比她还要高的竹竿，下端开裂，说明她做乞丐已非一日；《明天》中单四嫂子把瓶子放在儿子的棺材里等等。由于鲁迅对细节真实的把握，使他作品达到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程度。

（四）心理描写，触及灵魂

鲁迅塑造农民形象更关注的，是勾画出国人的灵魂，深掘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病苦。因此他的小说在结构上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而着眼于剖析国民的心理，把笔伸到了人物灵魂深处。如鲁迅自己所说，是为了写出国民的灵魂。鲁迅的本事总是在心理常态中看到精神的病态。显著的例子是《离婚》中的爱姑，她那种似乎在勇敢地反封建的叛逆性格，可能会得到许多评论家的欣赏，然而鲁迅却偏写出了其反抗背后的灵魂的软弱，那种骨子里的奴性，也由此可见旧礼教对人的精神钳制之深。类似这样注重写灵魂，注重揭示心理之深的表现，是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

三、鲁迅小说农民形象的塑造与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强烈的“乡土情节”，已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

中，把他最深厚、最热烈、最真挚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惨淡的人生展现于世人眼前，以农民的悲苦引发人们的思考：改造国民性，改良社会，进行民主革命已刻不容缓。

（一）鲁迅对农民的态度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正面描写普通农民的作家，是抱着对农民的同情，热情来写的，这与其他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同时鲁迅先生最大的特质，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胸怀。看到受苦受难而永无了日，故有其“哀”；看到受苦受难而无长进，故有其“怒”。

鲁迅先生不惜笔墨把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于叹息同情之中表现出来。在《故乡》中，“我”印象中的闰土，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少年英雄”，可是20多年后年仅40多岁的闰土，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紫色的圆脸已变成灰黄了，灰黄的脸增添了很深的皱纹，头戴破毡帽，身穿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像秋风中的枯叶。这些外貌的变化不仅记录着闰土苦难生活的历史，而且也形象地显示出闰土的精神变化。的确，“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仅剥夺了他的青春，蚕食了他的活力，麻木了他的神经，而且简直使他变成一个木偶式的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闰土是持着深切的同情之心的，他为闰土的苦难生活感到悲痛，极力想帮助他，《故乡》中的“我”想让闰土捡些有用的东西，希望能够帮助闰土解决一些生活问题，而闰土却只捡了香炉和烛台，把希望全寄托于神灵的保佑，迷信愚昧的闰土，让鲁迅先生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

鲁迅强烈真挚的怜爱同情之心在《祝福》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的“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我”的叙述、观察、嘲笑、反省中，读者听到了鲁迅深沉的心声。“我”虽无力挽救祥林嫂，但他却是在小说画面中惟一深刻同情祥林嫂痛苦命运的人。“我”对鲁四老爷的憎恶之情，对鲁镇保守守旧社会气氛的愤懑之情无一不闪烁出对祥林嫂悲苦命运的同情。鲁迅的同情之心是不同于别的作家的，他的同情之心在于为劳动群众争取“人”的价格。他曾在《灯下漫笔》中写到：“„„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祥林嫂开始其实是一个受器重的奴隶，在她被抢走之后，鲁四太太还颇“怀念”她。鲁迅从这种“关怀”中看到了巨大的悲剧性的东西——鲁四太太不是把祥林嫂看作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奴隶”来看。而鲁迅写祥林嫂这个人物就是想告诉世人，当时的社会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社会容不下祥林嫂这类农民的存在，要想改变，只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这就是鲁迅的同情之心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

然而，鲁迅小说真正的现代内容，远不止于真诚同情农民的痛苦，要求改造国民性，改良社会，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待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弱点的态度上。鲁迅在小说中，清醒而沉痛地表现、批评了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本身的弱点，如中年闰土的愚昧麻木和迷信无知，爱姑的眼界狭小和对地主阶级人物存有幻想，华老栓一家的愚昧无知以及对政治的冷漠等等，特别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尖锐地批评了阿Q那种以未庄人的眼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把革命单纯看做分富家财物，不能正确区分敌友，只图实现狭隘报复之类的思想。鲁迅先生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说明鲁迅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弱点，采取了善意地批评、痛心地鞭打的态度。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拯救受苦受难的中国。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非常热切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二）鲁迅具有农民情感

毛主席在分析革命的整体形势时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然而农民问题也是鲁迅注意的中心问题，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农民的问题，具体有如下原因：

首先，中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生活境遇是悲惨的，极端的贫困和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又使他们愚昧麻木和奴性十足，如果中国农民的精神状态不改变，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改革；其次，在农村，封建宗法礼教制度保存得最完善，也是在农民身上体现出来，如愚昧迷信的闰土及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就充分的表现出来了；第三是农业社会的小农意识长期严重的影响着农民，造成小生产者视野狭隘，安于现状，毫无反抗意识；最后是要清除国民性的弱点，要改变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精神状态，就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对他们进行改造，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真正的动力，又是革命的主力军。

鲁迅的小说通过刻画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形象，表明农民在当时实在无法继续生活下去，黑暗的社会已迫使被压迫的农民走到绝境，他们如果再不奋起抗争投身革命，就没有出路可言。据此可以说，鲁迅小说对农民苦难处境的揭示，实质上是成功地描写了中国革命的前夜。要改变闰土们的命运，就要爆发革命，而鲁迅小说不只描写了革命的前夜，还直接写到了革命——《药》、《阿Q正传》写的就是辛亥革命。鲁迅小说明显地揭示了农民的被压迫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真正的动力，一种更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即无产阶级必然走上革命舞台。这是鲁迅先生的农民情感。

为了帮助农民，为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决心要加以疗治。他弃医从文，目的是要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写小说，是“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读鲁迅的小说，从中看到的是古老沉沦的土地和沉重愚弱的国民灵魂，感受到的是强烈而高度的现实精神。鲁迅以小说作为号角，以农民悲惨的命运、悲愤的结局引发读者的共鸣，从而唤醒民众的觉醒，对国民弱点，疾言厉色，痛下针砭，以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

四、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历史意义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是文学史上把农民当作主人公写进小说的第一人,在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农民。他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迫害农民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他笔下的农民大部分都是以悲剧命运告终，作者刻画这些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病苦，引起社会疗效的注意，从而不断改造国民性，实现农民观念的现代化。

《阿Q正传》中的阿Q生活贫困，处处被欺压，他的思想觉悟低，不能明辨是非，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做替罪羊的命运，那也就无所谓改变命运了。《阿Q正传》一方面揭示了阿Q的悲剧命运及阿Q农民意识的狭隘性、落后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没有宣传群众，没有依靠群众，致使广大群众不知革命为何物，更不知如何参加革命，最终革命被反革命所利用，辛亥革命没有取得成功。

《故乡》描写了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及农民的生活异常贫困。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的穷苦人们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得麻木不仁；《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主要在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下，受尽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折磨，在大年三十夜悲惨的死去，分明写出了社会的黑暗及容不下祥林嫂这类人活下去的悲剧现象；《离婚》中的爱姑在封建宗法势力面前，对封建势力的认识狭隘、幼稚、糊涂，对封建统治者迷信、幻想、敬畏，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奴隶人格，最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

鲁迅笔下描写的农民形象普遍没有文化，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他们有严格等级思想、尊卑观念，有对革命的害怕和疑惑，甚至反对，有对其不幸命运的不抗争，愚昧而麻木„„鲁迅塑造这些农民形象，清晰地摆在世人面前，其目的是让人们懂得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及农民自身的弱点与缺陷。闰土、阿Q、华老栓、爱姑、祥林嫂等农民的悲剧命运，在于旧社会的丑恶、罪恶及其本身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要彻底改变农民的贫穷落后现状，落后的观念，使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实现国民观念的现代化，唯有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才能够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的生活。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其意不仅仅是写那几个农民的悲惨命运,而是借这些农民形象写出已经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国人的灵魂,即所谓“国民劣根性”。从而“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唤醒、启发民众。因此，鲁迅的小说起到了对人们思想的疗效作用，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出路，指明了方向。在小说《故乡》、《药》、《祝福》、《离婚》、《阿Q正传》等小说中鲁迅似乎在专对闰土、华老栓、祥林嫂、阿Q、爱姑们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要他们能放下香炉和烛台，不在迷信、麻木不仁，摆脱虚幻的精神胜利法，摆脱奴隶人格，去“走”，去开辟，一定能“走”出路来的。

五、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现实意义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有其现实意义。首先表现在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法上。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各有特色，深深的打上了鲁迅的烙印。有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深刻见血，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群独特的人物形像，鲁迅以他鲜明独特的语言、思维、行动、个性创造出了许多摄人心魄，发人深思的人物形象。他的“杂取众人、合成典型，寥寥数笔、入木三分，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心理描写、触及灵魂 ”等艺术手法给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农民形象：阿Q、祥林嫂、爱姑等，他注重写灵魂，注重揭示心理之深的表现，是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的特征之一，因此鲁迅成为文学艺术的巨匠，他的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划出了文学的新生代，在思想上突破了传统的写法，并对后来小说的创作有极大的示范与影响。

其二，在不断关注繁华城市建设的今天，我们要敢于直面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关心九亿农民的命运，关注在今天社会急剧变化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思想状况，使其充分发挥时代特点，改变农民种种落后的观念，这样才能使国民观念走向现代化，紧跟时代的步伐。归根到底，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农民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10 就必须实现农民观念的现代化，农民观念现代化之时，正是中华民族腾飞,现代化实现之时。因此，我们在去其糟粕之时，也要记住取其精华，保留住像双喜、六一公公等那善良淳朴正直无私的优秀品质。这就是鲁迅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他的农民形象为典范给我们新的启示和指导。注释：

①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189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怎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P512 ③鲁讯.摩罗诗力说[N].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7.P213 ④鲁迅.再论鲁峰塔的倒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192 ⑤鲁迅.鲁迅小说全集[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P28 【参考文献】

[1] [3]杨万兵.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J].农一师第四中学，2010． [2] 李国平.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4] 蔡刚枝.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D].南京：南京晓庄学院，2007． [5]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6] 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7] 李彪.鲁迅悲剧艺术论稿[M].天津：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致 谢

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导师储坚副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论文的最终完成，储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在此谨向储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第五篇：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人。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o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①“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小说三集时，把入选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称为乡土文学作家。他是最早概括这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的人。”②鲁迅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含义，而且在自己创作中实践着。因此有人把鲁迅称为最早的乡土作家，认为他“于乡土文学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③由此可见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的《孔乙己》、《**》、《故乡》等都出现得很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中国农民深深的“爱”上。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情感的文字表现。一 鲁迅的故乡在浙江之东——绍兴。鲁迅初到人世，就已经在不由自主地吮吸着浙东自耕农的文化养料了。这个家中操持家务的祖母（蒋氏）、母亲（鲁瑞），原本都是“目不识丁”的乡下人，蒋氏的善良、幽默，鲁瑞的刚毅、坚忍都与浙东民性相通，而深深的影响着鲁迅，以至在他别离故乡几十年后，仍然在他身上留着拂不去的印痕，在他身上形成强烈的“乡土情结”。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鲁迅乡土化的生活习性。这在鲁迅与出生于沿海城市的一个官僚之家的许广平的共同生活中，留下了许广平如下的回忆—— 他爱那爽脆夹些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一样的穿出来。俭省有时几乎令人看不过去，例如抽香烟，直至烧手或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然后丢掉。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赠些给别人，共同欣赏。茶饮得很多的，而且一定要清茶。他喜欢吃硬的东西，饭炒起来也是要焦硬些，软绵绵的有些不大爱吃，好象丝绸的衣服不爱穿一样，他是彻头彻尾从内至外都是农民化的。正是鲁迅青少年时期的浙东乡土生活在心灵中的碰撞与融汇，产生了强烈的“乡土情结”。这对其后来的乡土文学创作有特殊的意义，在作品中寄托了他对故乡的深情。于是我们在鲁迅的回忆性文字中看到，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但这似乎又作为一种陪衬、力透纸背的凸现的，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伙伴淳厚、诚挚、善良的品德。鲁迅缘此而感受到未失童心、稚气的温暖与慰籍，在他的心灵中竟一直保持着诗的魅力。鲁迅对故乡的爱、对农民的爱全都倾吐在字里行间，饱含在对浙东故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的描绘和刻画上，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直接的展现。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是乡土文学的常见主题。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药》、《**》、《故乡》、《离婚》、《社戏》、《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的取材都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生活；所选择的地点——鲁镇、未庄、庞庄、S城、咸亨酒店„„也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化名。作者依据故乡生活的经历“复制”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灰色的世态画。“按照绍兴习俗，凡是出嫁的女儿。如果还未当家，夏季大抵可以回家去消夏。”④这一习俗在《社戏》中作者有具体的交代。浙东农民习惯认为拆掉灶台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侵犯与侮辱，因为民以食为天，把人家吃饭的家伙都给毁了，那便是天大的冒犯。《离婚》中写了庄木三到施家去“拆灶”。《**》中用小孩子刚出生时称的斤数命名，则是浙东农村一些村庄取小名的“普通的习惯”。《孤独者中》中魏连殳死时门上贴“斜角纸”，也都是浙东一带风行的习俗。“狗气杀”这种浙东农村特有养鸡器具，在《故乡》中都有出现和说明。这些习俗在鲁迅作品中的出现，是作为细节的真实，也是鲁迅少年时期故乡生活的写照。有的有助于丰富人物的性格，有的推动了情节的发展，鲁迅对于习俗的描写，是交代生活着的具体的有特色的环境。如《祝福》中对预备祝福和祭祀的环境描写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家家户户一律的忙，特别是女人更忙，“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二是说在祭祀时很慎重，“拜的只限于男人”。祥林嫂生活在这一环境中。她的悲剧命运与悲惨的死，就是在鲁镇四次祝福的习俗中完成的。描绘的风俗画，不仅成为人物的典型环境，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孔乙己》中曲尺形柜台的不同格局和长衣衫、短衣帮不同的喝酒方式，不仅反映了浙东小镇酒店的乡土风韵，而且充分地显示了农村穷、富两个阶级的对立。鲁迅往往把绍兴一带的小酒店和茶馆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若非少年时代耳濡目染，很难凭空构造出这样的生活环境，同样也是鲁迅少年时期乡土生活的写照，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的“刻”在鲁迅的记忆中。绍兴是有着浓郁文化氛围的江南水乡，“绍兴师爷”名扬天下，是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名胜之地。鲁迅乡土小说的环境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总之，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那种近乎“仙境”般表现真是令人陶醉，引人遐想，把读者领到江南水乡月夜的境地。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神奇美妙、传神、动人、可爱，也只有诗那般的环境才能映衬出童心的那份绝假存真，稚气的温暖与慰籍。此外，鲁迅重视人情的描写。在《社戏》中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双喜、阿发等小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憨厚、纯朴，揭示了他们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农民的憨厚之气，镶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上，留在鲁迅美好的记忆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封建等级观念日益的加深，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情也随之变化。闰土对“我”竟然喊起“老爷”来，杨二嫂也变得刻薄刁滑起来。人与人之间变得如此隔阂，人情变得如此淡薄，这也就是当时时代风尚的反映。总之，小说中的景色描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再现，更是鲁迅的“乡土情结”淋漓尽致的展现。鲁迅对故乡风俗、景物的描写，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鲁迅对乡土有独特的感触皆源于其自身的“乡土情结。”第二，鲁迅着重点染的是浙东水乡的特色，提供人物活动的舞台，展现人物性格，反映时代风貌以显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第三，鲁迅笔下描绘的风俗画与风景画，增加了美和力，给读者“视觉”以冲击，而产生精神的愉悦，富有美感，表达了作者的美学思想。二 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曾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鲁迅对于风俗、景物、乡情的描写，也不只停留在“游历家的眼光”上，而对于农村农民和妇女生活的描写，更显示了“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农民的作家。鲁迅与农民存在着深刻的血缘联系，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经历进而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形成强烈的“乡土情结”，使他不可避免地保存着某种农民因素。这种因素进而转化成的无意识的创作倾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把他最真挚、最深厚、最热烈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他饱蘸同情的笔墨，写出了农民在重重压迫下喘息的苦难。鲁迅“象一个成年的儿子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人感到他对农民群众，具有鲁迅那样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的感情。”⑤把这种深厚的情感全都倾注到他的小说创作中。《故乡》中老实忠厚的闰土，年复一年地在土地的死亡战线上挣扎着，被压榨得说不出话来，变成了木然毫无表情的“石像”。如果说闰土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活，那么阿Q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阿Q的命运比闰土更惨。

鲁迅在《故乡》、《阿Q正传》中描写了农民生活的悲苦与挣扎，而在《明天》、《祝福》、《离婚》中，则描写了农村妇女命运的悲惨与挣扎。从祥林嫂到爱姑，无不如此，如果鲁迅只能把中国农村的农民与妇女的悲苦生活描写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话，那么，二十年代其他的乡土作家们也是能够做到的。而鲁迅反映故乡生活的小说，所以成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典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对农民深深的“爱”和极为强烈的乡土情结。鲁迅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倾吐： 第一，鲁迅了解农村更了解农民，他不仅描写了农民与妇女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妇女要恪守“三从四德”。鲁迅指出中国的妇女没有妻性，只有儿女性。他们把伟大的母爱倾注到孩子身上，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把宝儿看作她的唯一希望。为了宝儿，她在苦难的生命线上拼命地挣扎着。但是，却不料病魔与庸医夺走了宝儿生命。单四嫂子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现在“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这是一个伟大母亲的心在极端痛苦时对周围感觉“变形”的反映。单四嫂子是那样的孤寂，那样的空虚，那样的悲痛，那样的绝望。《祝福》里的祥林嫂重复地向鲁镇的人们诉说她儿子被狼叨走的悲惨故事，最后怀着恐惧和希望走向地狱。去寻找她可爱的阿毛，鲁迅揭示他们心灵的痛苦异常深刻，震撼着读者的灵魂。第二，鲁迅不仅描绘农民与妇女的痛苦生活，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祥林嫂被封建礼教所虐杀，爱姑被夫权主义所残害，阿Q被封建司法制度所杀害，闰土被封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所压扁。鲁迅揭露了封建社会各种制度是造成他们痛苦与悲剧的根源。鲁迅揭露的目的，是在于令人对封建制度产生动摇与怀疑，以至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第三，鲁迅不仅“哀其不幸”，同情农民与妇女的疾苦，而且“怒其不争”，揭示他们的愚味与麻木，并着力地进行鞭挞，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鲁迅描写农民的麻木与昏沉，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祥林嫂伤心的故事，引不起鲁镇人们的同情；咸亨酒店的“短衣帮”以奚落孔乙己为乐；单四嫂死了儿子邻居都来“揩油“；华老栓的儿子得了痨病，用人血馒头来论。更有甚者，愚昧的群众竟成为鉴赏杀人的看客。鲁迅鞭挞农民缺点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启蒙他们的觉误。鲁迅重视思想革命，写阿Q突出精神胜利法，是为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暴露国民弱点，从而走到开始反省的道路。第四，鲁迅说：“我母亲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⑥正是在与农民的亲近中形成深深的“爱”使他对中国农民有深入的了解，在描写农民困苦的同时，鲁迅还在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可贵的是：他与中国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在当时作家中具有这种远大，尖锐目光的几乎没有，这确实表现了鲁迅独特的思想家的高超。鲁迅当时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看法几乎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相近。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鲁迅不仅看到农民的愚昧与落后，而且还看到了农民身上的潜在反抗力量。而这种反抗愈来愈烈。从祥林嫂到爱姑的反抗，就显示了这一点。即使象阿Q这样落后不觉误的农民，也有革命的要求。“爱之深，责之切”正因为鲁迅深爱着故土，也深爱着农民，所以他狠狠地鞭挞农民的弱点，唤醒他们起来斗争。因此，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说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三 生活之网往往并不随人们的主观意愿把人紧紧地裹挟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浙东农民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鲁迅，农民的气质连同形成的土壤进而构造成鲁迅强烈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转化成的无意识的创作趋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比如，鲁迅受故乡农民的影响而形成的“幽默气质”，在他的小说中就有着随处可见的表现；但这是一种带着苦涩的幽默，是笑中含泪，以喜剧的方式表现悲剧的内容。（如阿Q形象的刻画）。鲁迅少时的乡土生活经历，在其小说中极为常见，当鲁迅别离故乡三十年后，提笔给故乡农民和生活画像时，昔日的生活场景以至种种细节，人物形貌、神情、评议，几乎下意识的汇入笔端，形诸纸面；而这一切似乎又统摄于他的“乡土情结”中。仅就他的小说中的悲剧性农民形象而言，鲁迅对他们身上的精神残疾的表现，总是严格限定在不失农民基本品格的前提下。诸如阿Q的勤劳，闰土的质朴，祥林嫂的坚毅，单四嫂子的慈爱；故乡农民的美德，正是这些人物魅力所在。他要求笔下形象再现故乡农民固有特征的惊人的准确性，因此在小说创作方法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他敢于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现实，不粉饰、不瞒骗、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农民，以他独特的发现，真实地描写农村、农民，因为鲁迅深爱着苦难的农民。他写的都是浙东一带乡村中普通的人和经常发生的事。鲁迅依据少年时的农村生活经历，从农村现实生活出发，以普通人平凡事为主要描写对象。他独具慧眼，从平凡中发现出不寻常来，从普通中挖掘出特殊的意义来。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凭着少年故乡生活的经历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故乡》中的金色月夜，《社戏》中的朦胧月色，《**》中的土场黄昏，清新淡雅，宛如一幅幅水墨画，这都缘于作者对故乡风情的那种浓烈的情感渲泄，但这种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的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这似乎又作为一种陪衬，力透低背的凸现的，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伙伴淳厚、诚挚、善良的品德。鲁迅由此而对故乡的农民那种强烈的爱，得以表达。在作品中鲁迅灵活的运用了使自己倍感亲切的绍兴方言，《大明灯》结尾的民歌。“白篷船、红划楫，摇到对岸歇一歇，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这是绍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其中“戏文”就是浙东方言；它反映了绍兴水乡特有的风物，很富有诗情画意。在《**》的黄昏临河的土场上，农家的妇女、男人、八一嫂、赵七爷对辫子的议论和九斤老太的唠叨，我们仿佛听到了绍兴乡音，感到特别的亲切和真实。方言运用得当，很能表现地方色彩和作家的艺术风格。反之，则使读者看不懂，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此外在语言中还保留着农民特有的眼光与用语。比如，农民对人的好坏，事的是非往往用“忙”与“闲”之类简明、朴素的尺度来辨别。但鲁迅在文中方言的运用往往是恰到好处、这与作者的乡土生活经历很有关系。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味到来自作者心灵深处的对浙东乡土的真挚的情感——乡土情结；也能深深的体味到作者心间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他深爱着他的受苦受难的农民，而对农民的这种爱又是其乡土情结之源，基于此，鲁迅的乡土小说，才能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