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佛学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一篇：浅论佛学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本科生毕业论文

浅论佛学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所在学院： 文 学 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姓 名： 秦 晓 清 学 号： 1220110014 指导教师： 顾 晔 峰

完成日期：

2014 年 5 月 15日

摘 要

任何一种社会思想、宗教文化离开本土传入异国，都会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总免不了被改造。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中国文化也对佛教文化加以改造，继而渗透到中国的诗歌文化中去。禅宗的盛行使文人与禅师的交游成为一时风尚，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使佛学文化与诗歌文化两者间相互交映，彼此融合。唐代的王维就是因为能将诗歌文化与佛教文化极好地融合，由此得来“诗佛”的赞誉。

关键词:

佛教中国化；禅宗；王维

ABSTRACT

Any kind of social ideology, religion and culture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for incoming foreign, are affected by foreign cultures, the total will inevitably be transformed.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Chinese culture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while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ransform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n penetrate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to poetry.Zen Zen prevailed so literati and make friends become momentary fashion, such a social phenomenon, so Buddhist culture and poetry reflect inter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ch other, into each other.Wang Wei, Tang Dynasty poetry,because of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can blend excellently, which agained “Poetry Buddha” praise.Key words Chianese Buddhism;Zen;Wangwei

目录

摘要

一、佛学对王维创作思想的影响…………………………………………1

二、佛学对王维创作风格的影响…………………………………………3

三、佛学对王维创作意境的影响…………………………………………6

四、总结…………………………………………………………………8 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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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时期的文学与那个时期盛行的社会思想或宗教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艺术乃至于建筑等方面都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比如说古代的中国，在佛教传入之前我们有自己的宗教文化与信仰，如道教、玄学、神话。可以说，不带有天帝信仰、祖先祭拜、鬼神观念的先秦文学的研究是残缺的，那么，要研究汉魏之后的中国文学更是要带入当时盛行的佛学。尤其是当佛教鼎盛于隋唐两代时期时，对唐朝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唐朝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时期，还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两者都盛极一时的时代，必然产生一方的内容反映到另一方中去的现象。所以唐代的大诗人几乎无一不受佛教的影响，唐代的诗僧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要多。王维正是这样一位深受佛教禅宗影响的诗人。

一、佛学对王维创作思想的影响

唐诗的种类极为丰富，有边塞战争诗、浪漫主义诗、现实主义诗、山水田园诗等等。虽然风格迥异、种类繁多，但是在每个领域中都有杰出的代表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李白，边塞战争诗的代表是高适和岑参，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杜甫和白居易，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则是王维和孟浩然。王维，字摩诘，因自小受母亲影响，熏陶于佛学之下，所以精通佛学。在王维留存下来的三百七十多首诗歌中，大多可以看到鲜明的佛教思想的痕迹，因此被誉为“诗佛”。

唐代诗坛是山水田园诗的大舞台，在众多的山水诗人中，王维是一位十分擅长写山水诗的诗人。因其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而被誉为“天下文宗”[9]。一个人的创作思想总是与当时盛行的宗教相关联的。王维一生深受禅宗的影响，他的许多山水诗都与禅宗高度融合，气氛幽静，画面优美，色彩空灵，神韵灵动。其实早年时候的王维并不是接受的佛教思想，他主要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从小生活在充满着佛学气息的家庭，但那时社会上所倡导的还是儒家思想。因此，从王维青壮年时期所作的一些诗歌中，可以看到儒学思想的积淀，可以感受到他流露出的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以及不可掩饰的政治热情和远大抱负。如在《老将行》、《<少年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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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这次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正是从此时开始，王维的归隐之心愈发强烈。现实的种种无奈，使王维步步向着禅宗思想靠拢。既然他无法做到“兼济天下”，那么他只能“独善其身”了。他需要在佛学中寻求心情的宁静淡泊，寻求心灵的解脱。天宝十五载安史乱军陷长安,玄宗入蜀，王维为叛军所获。虽服药佯为喑疾，但仍被送洛阳，署以伪官。接受伪职这件事对于王维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对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地伤痛。认为自己愧对玄宗，苟活于世，内心饱受摧残与折磨。可是像王维这样一个正直而又软弱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上阵杀敌，也就只能把自己寄托在空山寂林之中，沉醉于佛法的世界中。一年之后唐军收复两京，王维因伪职一事而入狱。虽然后来释放出狱，并且屡有升迁，但是晚年的他已经淡泊名利，退朝之后便去诵禅。由此可见，佛教贯穿了王维的一生，佛教的世界观、佛学义理、写作手法无一不影响着王维的诗歌。接下来就从诗歌创作风格和创作意境来具体分析佛学给王维诗歌带来的转变。

二、佛学对王维创作风格的影响

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时期是佛教的传入期，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原土地上掀起的第一个高潮时期。随后，由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国民的心理素质等因素，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不断融合，属于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就这么产生了。中国化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但它毕竟已自成体系。既然佛教是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那为何直至唐朝才进入鼎盛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自上古《诗经》开始涌现那么多诗歌，那为何中国古代诗歌也是在唐朝才达到高峰呢？早在东晋以来，中国古代诗人与诗歌就与佛教有着密切却不深厚的渊源。密切，是从朝代来看，唐以前的朝代文学都多多少少与佛教有着联系。不深厚，是从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来看来看，佛教意识还是附加在叙述之上。佛教对于诗歌的影响还只是限于形迹，其原因就是唐以前的人们还处于接受、消化、理解外来佛教义理的阶段。真正意义上诗与佛教结合的诗歌始见于唐代这个中国佛教成熟的时代，也正是诗与佛教的真正结合使得唐朝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得以大放光彩。

中国诗歌受佛教的影响是极其漫长的，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在魏诗中，与佛教相关联的诗歌是极少的。虽然有一些探讨人生的作品，但大都是与中国上古神仙相联系，如伏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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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大漠”、“长河”这些壮阔的景象时，心境就变得豁然开朗。这个时期王维的诗风就如同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苍劲有力。在第二个创作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变故，思想上的转化，诗风也由苍劲转变为冲淡平和。形成这种诗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受诗歌描写的内容山水意境的影响，一个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以《终南别业》为例，这是一首融合了山水与禅意的诗歌。诗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在独自游览的旅途中与大自然亲切交流的情景。首联诗人写自己中年时厌倦尘俗世道，晚年时隐居辋川的情况。颔联诗人写他独自游览大好河山的闲情逸致。“胜事空自知”，一个“空”字，就能感受到诗人此时内心的宁静。禅宗的审美理念认为：人们只有在没有杂念的寂静心态中，也就是在“空”的状态中，才有可能真正洞察大自然的真谛与美。颈联诗人写他游览时的随意而行、随遇而安、悠然自得的心境。尾联诗人写他的游览行程如行云、似流水，任其自然。从颈联和尾联来看，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诗风上都可以明显看出与前期诗歌创作时的不同。“行到水穷处”之时，一般人不免会哀怨叹气，扫兴而归，折路而回。诗人却不是这般姿态，行至此处虽然水“穷”，但我还可以盘腿坐下抬头看看天空的云。虽看着不一样的风景，但这份悠然自得的心境却是不会变的。这种超然的心境，不仅仅是王维欣赏到的风景所致，与禅宗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禅宗后期分为南北二宗，王维与南宗关系更为密切。南宗的主要思想之一是“任运自然”、“无往”、“无念”。其意思就是，对于一切外境之物，都不生忧喜悲乐之情。王维将南宗这一思想融入诗中，把自己感受的禅境，领悟的禅意，与山水景物矫揉在一起，人们从中既可以欣赏描写对象本身的韵味，又可以由此领悟到诗中蕴藏的佛学哲理。这种创作技巧很好地体现了王维冲淡的诗歌风格。除了借助于外界山水幽静来表现诗人内心的宁静外，还有这样一些与山水无关的诗歌也可以体现诗人的这一心态，如《秋夜独坐》。诗云：“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这首诗是在居住山中时所作，但是没有看到描写山水的字眼，而似乎主要是在说禅宗修行的体会。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独自坐在山中的别墅中，这时或许是青灯黄卷，他正在研读佛经；也或许是焚香静默，他正在修行禅宗。沉思默想中，忽然想到自己斑白的双鬓，不经悲叹人生易老。夜已深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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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诗情中所蕴含的核心是浓厚的佛学意味。以人世间的眼光来看人生，人的一生不过是短短几十年。但是以佛教的眼光来看人生，人不只是有一生一世。佛教中有个词语叫“轮回”。认为人有前生、今世、后世。在佛教的世界观中，空间和时间是没有尽头的。这样一个极其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观已超出了目前现代科学技术所能证实的限度，只存在于人对它的想象之中，并且能让人对它也产生想象。王维便是深受这一世界观的影响。这就使得王维的诗体现出“空”与“寂”的意境。意境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古人认为，诗歌中情与景的交融，读者才能在实景的描写下联想出超出诗中所描写的实景画面，能将诗中诗人看到的情景在脑海中转变为自己所想象的。再者，读者在这种想象的情景之下，又能产生自己对诗歌意境的理解，体会出诗人没有明写的“不尽之意”。中国文学史上以佛禅为内容入诗的佳作并不少见，尤其是像唐朝佛风盛行的朝代，这类的诗作更多。但是王维与其他写佛诗的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十分熟练地将禅机、禅趣蕴含到他的山水诗之中。早年政治仕途上的坎坷遭遇以及幼年时期深受家庭的影响，使得王维越老越信仰佛教，年纪越大越向佛教靠拢。诗人创作时的心境也会影响到这首诗的意境。王维早年的诗歌多是写他为官时期的感受、感想，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批判。不少诗中都有描写到年少游侠征战沙场，奋勇杀敌的情景，这些描写都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当描写到自己辛苦拼命的来的功勋却被上头将军领走时的无奈，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因此，当时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王维，对于这些丑陋现象都是有事说事，快人快语，在诗中直接有所揭露，有所批判。相对于王维后期半官半隐这种状态下创作的诗歌而言，其意境显然是比不上后期的诗歌。在后期创作诗歌时，王维从佛学的角度、世界观去审视自然、人生。所以，王维的诗歌总是蒙上了一层佛学色彩，造就了一种物我相容的大美境界，散发着浓郁的空寂意境。

除了佛教的无始无极的世界观对王维诗歌的意境有影响之外，佛教的写作手法对其也有深刻影响。纵览佛教的佛典、佛经，就会发现许多内容都是需要自己领悟的。南宗禅的参禅主旨就是要求“顿悟”、“明心见性”，所求的就是一种理解、悟性。禅宗义理向来都不是明说的，虽然也是用文字写出，但是在手法上都是用的比喻、暗示、象征等。魏晋南北朝是玄学盛行，唐朝时佛教盛行，因此诗人们与僧人广泛交游。禅师们写的诗谒都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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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册[M].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13 [2]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北京:中华书局.2006（8）:316 [3]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8 [4]苏渊雷.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54 [5]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话[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87 [6]张曼涛.佛教与中国文化（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42 [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01 [8]陈敏直.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J].唐都学刊.1999.（4/15）[9]郑钟琪.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宗智慧[J].新闻爱好者.200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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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佛学对苏东坡的影响

佛学对苏东坡的影响

摘要：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思想、人格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并与儒家、道教思想融合，构建起卓然独立的思想和人生境界。关键词：苏轼，佛学，禅宗思想

中国佛学在文学作品的表现，多是通过禅宗悟道之思想而反映。禅宗祖师会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求达到这种境界，称为开悟。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苏轼自命为“居士”，自称“洗心归佛祖”（《和蔡景繁海洲石室》），他的禅话被收入禅门语录，他本人也被看作是临济宗黄龙派慧南弟子东林常总的法嗣（陈中浙 著：《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而苏轼的人格和人生确实与佛家的影响有着深切的关联。

（一）对内容素材的影响

苏轼经常将佛典禅语作为诗文的素材，其作品中比比皆是，以下仅举几例用得比较巧妙的。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如梦令》

即是用词来说明《维摩经•佛道品》“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花,浴此无垢人”的道理,喻一切本自清净。这和六祖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表达的是同一种道理，即“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想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也就是说，一切皆空。色即空，空即色。作为尘世人，苏轼是参透了这些本真的。来去本无一物，所以就算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但“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断肠处，仍有月明如水。

像《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二首》中的“中间见在心，一一风轮转”，其前句借用了《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说法，后句则化自《维摩诘经》的“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此类例子说明了苏轼对佛典禅语的运用极其纯熟，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二）对写作手法的影响

1、以“妙悟说”澄怀静心，诗法合一

“妙悟”是佛家“解脱论”的重要法门，指以非理性的直觉体悟来追求对佛理实相的领悟。用在文学上是指超越文字的限制，以虚静之心来体悟意境。苏轼自己认为文学创作者惟有象参禅一样，澄怀静心谛观万物，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创作心境，表达出精深的意境。苏轼在《送参寥师》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苏轼认为要想让诗达到妙，最好能做到“空”与“静”，因为“空”可以容纳大千境象，“静”可以把握万物之机。苏轼的很多诗文就是以这样空静无碍的参禅心境来创作的。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这说明苏诗的思维方式与禅悟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诗法不相妨”，好的诗文也可以引发禅悟，正如苏轼名句：“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

2、以“无住说”灵动文思，随物赋形

佛家“解脱论”的另一重要方法是“无住”。《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坛经》曰：“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无住说”对苏轼突破束缚，无拘无束的文学创作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苏轼作文时的那种尽情尽意的感受，正如他在《自评文》里描述的那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作文的思路就如万斛之源泉，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其通无滞无碍、任意自然，若非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变化，这种畅快自由奔放的创作状态是很难达到的。而正是佛家的“无住”思想促使苏轼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佛家认为，人的束缚由执着引起，能够不执着，才有获得真正自由的可能。万物千变万化，此心寂然不动，与万物接触却并不执着。“无住”思想运用在为文上，就是作文而不被文所累，如此才能通达无碍、自然奔放地进行创作。

3、以“翻案法”追进透破，翻新出奇

“翻案法”是佛家偈颂的常用手法，指推翻前人或多数人认同的某一的说法，反其道而行，表达出对佛法的领悟。“翻案法”体现了佛家特有的思想方法，佛家要学人认清形而下世间的真相，不被万法迷惑，不被陈规束缚，开放心灵，穷追不舍，去领悟形而上的万法实相。这也正是“解脱法”的真实精神。“翻案法”用在诗文中则是指，作诗者推翻诗中原先的说法，然后追进一层写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苏轼在诗文的创作上经常运用“翻案法”。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根据刘石的研究，苏轼在诗文中使用“翻案法”有两类情形：第一类是“以禅家的翻案手法表现禅家思想”，第二类是“从内容上说与佛理无关，但其翻案法所独具的‘追进一层’的构思，仍能使人感觉到它们与‘禅悟’之间的某种内在契合”（刘石 著：《苏轼文学创作与佛学》，《有高楼杂稿》）。

（三）对作品意境、主题的影响

苏轼对人生的思考，自然包含着入世的思想，而更为明显的却是出世思想。苏轼的文学作品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而这种要求解脱的出世意念，无疑与佛家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轼曾这样记取佛语：“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而况我在此空华起灭之中，寄此须臾贵贱、寿夭、贤愚、得丧，所计几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辅神明，照遣虚妄，以识知本性，差为着身要事也。”（《苏轼文集 补遗十段 记佛语》）人生短暂，迷于“空华起灭”，则苦海无边永无解脱，而参透万法虚妄，识取本来面目，便能钩断一切挂碍，了悟生命终极价值之所在。苏轼一生任性随缘、放旷达观、超尘脱俗，以自己的人生实践了这样的“着身要事”，他不是禅师，却把禅和人生结合得浑然一体，让我们看到了佛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的巨大力量。苏轼这样的生活品行和人生境界，在其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意境中得到了反映。从具体作品来看，有以下四个相关联的方面。

1、世间如幻，人生如梦

佛教将其教义总结概括为“三法印”，即“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而其中的“无常、无我”都在于说明世间万法现象的虚幻和不真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指色、受．想、行、识，是佛家概括世界和生命的五种现象，《心经》认为这“五蕴”都不实在。《金刚经》的名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以及著名的“六如偈”都是讲，现实中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不真实的幻影。面对“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苏轼从照遣万物入手，悟出世事如幻、人生如梦的道理。因此，苏轼的笔下常常会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苏轼兄弟同父亲一起赴京赶考时，路过渑池，曾在一处寺院投宿。寺院里的老僧热情接待了他们。五年后，苏轼又路过此地，而物是人非，老僧已经去世。于是苏轼写下了这首诗《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无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鸿飞那复计东西”，人世间的变幻何尝不是如此。曾经庄严的生命，化作沉默的墓塔，恍若一梦。

2、破除分别，不作拣择

苏轼从了悟世间如梦幻，进而参悟到世间万法的各种分别也只能是虚妄，“在此空华起灭之中，寄此须臾贵贱、寿夭、贤愚、得丧，所计几何”，因此，苏轼运用“不二法门”破除分别不拣择，世事万端不介怀。

“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淡酒可以醉人，草木可以饱肚，万法本空，本无不同。《维摩经》中说，世间万物“生灭不二”、“自他不二”、“垢净不二”、“善恶不二”、“明无明不二”、“色空不二”，“语默不二”、“小大不二”。这种种差异很大、甚至对立的事物，都是“不二”，都是“一”，这便是佛家的“不二法门”。学佛者要参悟事物的本质，须从不二法门入，参破事物的种种分别。禅宗三祖僧璨《信心铭》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苏轼食杞菊而甘之如饴，体悟到了“不二法门”的深义，“无往不乐，游于物外”而接近于形而上的高境了。

3、缘起性空，真实本性

“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从了悟世间如梦，参破一切分别，“照遣虚妄，以识知本性”，参悟到万法虚妄背后的真实本性，这本性即佛家说的“缘起性空”。一次，苏轼听友人抚琴，禅机大动，作了一首《题沈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有琴无人弹则无法出声，有人无琴亦无以出声，琴与指因缘相合，遂有琴声。琴与指因缘相离，琴声遂灭，此诗表达了事物由因缘合和的佛理。

“缘起性空”是佛法“实相论”的核心内容。“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就是一切事物或现象，都依赖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而生起。佛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中阿含经 第四十七》）也就是说：一切现象法，必然是在同时或者异时的互相依存关系中存在，亦即在某种关系和条件中存在，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是绝对的存在。“缘起性空”是宇宙万有的真实相状，“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佛家对诸法实相的描述。大乘佛教以实相为法印，称为“一法印”，一切大乘经教，都以实相的道理来印证。

4、处染不染，得大自在

参破万事虚妄，参得万法实相，在尘世间，苏轼最终能够处染不染，“无所得而畅快”“无所往而不乐”，得大自在。

苏轼自命为“居士”，但他并不看重佛教的清规戒律。宋时的公家应酬场合，常有官伎相陪，苏轼对此并不刻意回避。杭州大通禅师，戒律清严，一次苏轼竟然带着伎女琴操前去拜访，禅师很不高兴。苏轼提笔作了一首《南歌子》词，让琴操唱给老禅师听。词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宗风嗣阿谁”是禅门的一个公案。有人曾拿这句话问临济宗杨岐派的开创者方会禅师，方会禅师回答说：“有马骑马，无马步行。”意谓杨岐派无固定的路数，随缘而发而已。苏轼此词是说，白发阿婆和妙龄女子都可以是参禅的契机。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苏轼的价值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更在于他那种形而下与形而上、入世与出世、治平理想与心性之学圆融自足的人格和人生境界。苏轼的人格和人生深受佛家的影响，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阐述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影响时说：“真正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佛学禅宗在理论上、思想上、情感上的超越的形上追求，给未出家当和尚的知识分子在心理结构上，从而在他们的文艺创作、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上所带来的精神果实。”中国传统文化对形上本体是有着特别追求的，苏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儒、道思想对他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精研穷究形上本体的佛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和作用则更加令人瞩目。文学体现的是人的精神，从文学看开去，我们看到的是佛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人生命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①郑春兴编译.《心经》[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7.②郭学信.试论宋代士大夫的入世精神[J].西北师大学报,2003(4):107-110.③迟宝东.试论佛禅对苏轼词之影响[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3):84-90 ④苏轼.东坡志林[M].王松龄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⑤苏轼.苏轼文集[C].孔凡礼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6.⑥沈智、盘运编著.佛陀的智慧明灯[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⑦方立天.佛教哲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第三篇：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文题目： 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所在院系： 文学与教育系 专业班级： 09汉语言文学一班 学生姓名： 邓桃花 学生学号： 50903011031 完成时间： 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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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摘 要：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历代文人不断追捧。在他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处的风景名胜之地，而这些漫游经历也为其诗歌创作添加了浓抹重彩的一笔，再加上其独特的性格因素以及其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精神，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风，奠定了其“诗仙”地位的基础，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漫游生活；独特性；诗歌创作；重大影响

Abstract: LI Bai is one of the great Romantic poet in the history of our literature, constantly sought after by the literati.Shujian him wandering life, its footprint across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land of scenic spots, and these roaming experience for its poetry added, wiping thick heavy color sum, coupled with its unique personality factors as well as its unparalleled of the romantic spirit, and ultimately formed a unique romantic poetry, and laid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of the “poetry” and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Key Words：The wandering life;Uniqueness;Poetry writing;Significant impact on

在我国古代，文人外出漫游是极其普遍的，但是能把漫游成就化的也只有寥寥几位，李白就是其中之一。而李白饱含青春热情以及奇异浪漫色彩的诗歌创作，同他独特的传奇式人生经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李白不得不提其诗歌，而研究其诗歌也不得不提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下面本文就从其漫游生涯入手，来剖析其漫游生涯对其诗歌创作的具体影响，从而更进一步的认识李白。

一、李白漫游背景

李白从25岁走出四川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这些漫游可以分为两个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至天宝二年（公元744年）[1]132，即从离开四川到被唐玄宗召入长安这大约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的时间。

而这两次次时间长范围广的漫游，都有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漫游是盛唐社会，李白抱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济苍生，安黎元”的积极入世思想，由家乡四川出发漫游。出蜀以后，李白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历襄汉，登庐山，东至金陵、扬州，而后折回江夏一带，又北游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南游会稽„„[2]51-52而当时正处盛世，李白所到之处无不挥毫落纸，诗名远播，最终震动朝野，被召入京，达到了其不止游玩，亦要入世的政治目的。第二次是以其被赐金放还为转折的。李白初入京时，踌躇满志，曾在《金陵别儿童入京》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遭受排挤，不被重用（只为翰林）而郁郁不平，开始留露出对当时朝政的失望，最终离开长安，为排解自己心中的悲愤苦闷而再次远游。当时朝政日趋腐败，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又发动边境战争，最终引来“安史之乱”。李白亲历大唐的盛衰，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社会的黑暗，思想逐渐深沉而现实起来，开始书写现实意义较强的诗篇，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曾说：“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抒发了他对黑白颠倒，贤愚不分分黑暗现实的有力抨击。而李白就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第二次漫游。

二、漫游生活的独特性

漫游在古代中国来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一般的文人都会把漫游来当做陶冶性情、游山玩水或者是消愁解闷的一种方式。他们大多说携友伴侣，组团而行，且不问世事，只管放纵自身，以求得身心的欢愉。而李白和大众文人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

（一）独特的漫游原因

首先是李白卓尔不群的性格因素。第一，李白自幼好剑任侠，他曾在诗歌中多次讴诵侠客，也曾多次提到“剑”的意象，如《侠客行》中的赞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且李白对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也追慕已久，渴望自己能如这些侠客纵横之士一样，淋漓尽致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好实现在心中的浩大抱负。这种好侠客的性格，深深影响了其一生，使其对外出漫游有着潜意识的渴望。第二，李白蔑视权贵，追求自由。他曾云：“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受排挤之后，李白对当时朝政极度失望，又看惯了那些权贵的丑恶嘴脸，于是便将心中大志以及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悲愤融于山林，在漫游中体验生活，排解心中愤愤之志。第三，李白的叛逆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到盛唐，儒家所强调的和追求的外在政治秩序及内在道德自律便一直是社会的主要政治框架，当时的世人大都对这种秩序表示服从甚至推崇，而李白不但对此并不认可，更多的却是鄙弃与否定，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经

常对那些儒生甚至孔子做出不屑或嘲讽的姿态，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是楚壮士，不是鲁诸生”、“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中叛逆性格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安于一处，而要遍游天下。

其次是其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热爱。李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正是李白热爱自然，希望以生花之笔描述祖国大好河山的准确体现，这也是李白漫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一方面，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另一方面，他有着匡扶大唐的济世抱负，但却一直不能受到重用，而其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便结合自己本身对自然的热爱来寄情于山水，在自然天地中寻觅自己的精神寄托。虽然说李白的漫游有很大部分受其入世失败，抱负受挫，以及自身不屈于黑暗社会，不折腰于权贵的高洁品格影响，但在更深层次的内心世界里，对自然的热爱也对其漫游做出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是其内在的因素。假使李白不钟情于山水，他大可以或埋首于书海，或躬耕于山林，或隐逸于庙观，以求身静心闲。而其创作中大量的山水描述，无一不把他发自内心对自然的热爱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对山水的钟情不是其他文人可以相比肩的。

（二）独特的矛盾思想

李白从青年时期就有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并为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抱负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进行追求。但是他却又怀着功成身退的思想，这就在他的思想人格中埋下了一个可以燎原的矛盾的星火。而在入世大志幻灭之后，他心中这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使其想入世而不得，欲退隐而不舍，只能漫游神州大地，以盼望在排解身心疲惫的同时也能找到合适的时机来成就自己的大志。这种矛盾贯穿了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的所作所为，在造就了他的理想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其诗歌上的大成。概括的来说，这矛盾就是李白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李白初游安陆时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志曰：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

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

矣。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

[3]304-306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逸人李白”的形象：他亲近自然，喜欢神仙道教，同时又有着极为强烈的入世激情，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然后功成身退，飘然归隐，这其实是李白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在这时，李白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理想的失误之处，而“仕”成则“隐”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唐朝当时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日益腐败的背景下，李白这种安天下的大志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正是诗人政治上的幼稚导致了其“仕”的失败，也使“隐”的思想开始占处上风，这对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而这中思想也成了李白漫游生活中与众不同之处。

总的来说李白“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漫游时期。李白自幼“诵诗书，观百家”，奠定了其积极入世思想的基础，而他在漫游中的入世手段便是积极的四处干谒。他四处结交权贵，以求引荐，而其诗歌创作中的赠答诗也经常表达这种思想，如“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赠薛校书》）、“杖策寻英豪，立谈乃知我”（《酬崔五郎中》）、“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赠范金乡二首》）、“大道安弃物，时来或招寻。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沉”（《送杨少府赴选》）、“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赠从第冽》）、“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赠崔侍御》）„„这些诗句无不表达出诗人的入世之欲，渴望能受到提携，从而一展才华。而在李白初游安陆时，留下了最能表现其干谒目的的文章——《与韩荆州书》，书中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

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

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

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

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4]320

据史料记载，在作这篇文章之前，李白已多次上书和谒见地方长官，又曾入京谋求出路，没有结果。所以文中极称韩朝宗善于识拔人才，希望获得接见和称誉。而在此之前，李白就在安陆娶了退休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而后就分别给前荆州长史韩朝宗和安州裴长史些过求荐信，但是未能如愿。最终在被道士吴筠跟贺知章发现其文采（并非什么政治才能）后，受到两人的极力推荐，才被召赴长安。由此可见，李白在第一次漫游中是以求官为主要目的的。

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十月，李白遭高力士等小人谗害，被赐金放还，至此，他的政治化理想开始破灭，而“隐”的思想也最终在“仕”的思想受挫之后开始强烈起来。从此，李白开始了其以“隐”为主，夹杂着不甘放弃的“仕”的思想的第二次伟大漫游。在他被排挤出京之后，便怀着“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的悲愤到济南郡道教寺院紫极宫正是入教，成为了一名道教弟子。之后开始游历山川，在大好河山中追求自己的自由，以排解心中的悲愤和抑郁之志。之后，他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之至病逝途中，他穷其一生把自己的足迹遍布了神州大地，也把自己“仕”“隐”的矛盾思想留在了自己的创作之中。如《送蔡山人》：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舵。燕客期跃马，唐生安敢讥。采珠勿惊龙，大道可暗归。

故山有松月，迟尔玩清晖。

[5]26

3这首诗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开头，表明了自己归隐的原因：不是自己执意要归隐，而是自己既然无法如愿入世报国，只能去隐退山林。因此，我们可从此中猜出，诗人的“隐”很大部分是他的赌气之言。又如《古风》：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朝鸣崐丘树，夕饮砥柱湍。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与王子晋，结交青云端。

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

[5]21

1此诗的最后一句“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也表达了诗人的离开是被逼无奈的，而《行路难》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呼应了这种无奈和不甘，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诗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心情。

（三）漫游的广泛性、长期性和无目的性

李白自25岁只身出蜀，直到其生命终结，几乎不曾停下过其漫游的脚步。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漫游的独特之处。第一，李白漫游之广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进长安前，他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出长安后又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踏遍了神州大地，游历了无数名胜之区，如上庐山，登金陵凤凰台，过洞庭，经终南山等，这些可以从其山水诗中不难发现的。第二，李白漫游时间之长也令人感慨不已：第一次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天宝二年(公元744年)。从离开家乡四川直到被玄宗诏进长安为止，头尾有将近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公元746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即从被排挤离开长安到其病逝，约有十六年的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出，漫游几乎耗尽了李白的一生，这也是李白的伟大之处。第三，李白的漫游路线缺乏目的性：在李白的漫游生活里，有明确目的的漫游只限于出仕朝廷和被贬谪流放夜郎等极少数，大部分只是“以行旅而行旅”。其踪迹飘忽不定，而又随遇而安，率性而为。这正是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以及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反叛的具体表现。

（四）只身一人，却交友广泛

在我国古代，一般文人总是选择结友携伴而行，特别是被迫行旅的时候。而李白却是孤身一人漫游了大江南北，虽然其中偶尔有好友相伴，但是那只是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并结为好友，然后同游梁宋，其后又邀高适同游齐鲁。而当时的世风也为其只身漫游提供了条件。而李白又性格豪放，推崇先秦燕赵的游侠之士，他中然诺、轻传统，唯意气相投，便肝胆相照。因而在漫游途中广泛的结交了各种朋友，无论是达官贵人、僧道儒商，还是庶民百姓、胡姬歌妓。比如与杜甫的相交，两人洛阳相遇，后同游梁宋、齐鲁，又不断互赠诗歌，最终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云：“怜君如兄弟”，李白也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除了杜甫外，我们还可以在其诗文中看到许多其相交的朋友：《听蜀僧濬弹琴》（蜀僧释濬）、《对酒忆贺监二首》（贺知章）、《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孟浩然）、《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以及《赠汪伦》中的汪伦„„李白这种广泛的交友，不仅让其开了视野，也丰富了其诗歌的内容，使其留下了丰富的诗篇，这是他漫游生活中的一大收获。

三、漫游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白通过自身长期的漫游，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开阔了自身眼界，丰富了自身的阅历，发展了自身的独特性格，最终形成了

其独树一帜的诗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李白漫游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促进了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

在李白的诗歌中，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其以豪迈、飘逸、离奇大胆的夸张以及变幻莫测的想象为特点的浪漫主义诗风，而这种诗风的形成是离不开他的漫游生活的影响的。其一，李白自幼熟读诗书，对先秦的燕赵侠士的行侠之风甚为推崇，同时继承了庄子篇什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再加上其自身放荡不羁的性格，这就为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漫游生活更近一步的促进了这种诗风的形成：当开始漫游之后，旅途中的各种见闻，祖国山水的壮丽绚烂便引发了李白骨子里的浪漫主义之气，并借此书写了大量含有浪漫气息的诗歌，如“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中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再如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迥崖沓嶂凌苍苍„„黄风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中的流畅、自然、逸思横出；又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极度而又贴切的奇异夸张，以及《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中发想无端，奇之又奇的想象，这都是李白在体会过长河大江奇山异水的瑰丽之后才彻底引发出来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其诗文中的具体表现。其二，李白在浪漫主义上对屈原的继承也是在漫游生活中得到实现的：李白同屈原一样，都是在大志难展，倍受排挤之后开始了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然后便寄志于自然，驰骋于浪漫的想象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语言独特，想象奇特，反抗现实而又追求理想，有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白被排挤出长安之后，一直郁志难书，谁知晚年又惨遭流放，而其在漫游中所闻所见的人事变迁，社会动荡，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同屈原同病相怜，于是他便用自己豪放的风格，叛逆的思想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逐步使其浪漫主义诗风日趋成熟。

（二）开阔了其诗歌题材

李白在漫游途中的所见所闻无一不让其感慨万分，这些见闻开阔了他的视野，也给其带来了更多的诗歌题材，这些影响主要风两个方面：第一，在客观上，李白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丽，而李白本身就对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这就无形中促使了其山水诗的大量产生。而李白凭借自身高超的艺术才华，最终在自古以来的山水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山水诗风格。与同时期的孟浩然（气壮、浑成）、王维（厚重、自然）相比，他对山水的描写则更显得雄奇豪放，惊心动魄，如《横江词六首》中“一风三日

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这些诗句融汇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让人读起来逸兴四飞，甚至有些脸色骇变，这种气势和人能及？而李白既有大量奇伟壮美的诗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不缺乏清新秀丽，优雅别致的唯美小诗（如《峨眉山月歌》、《秋浦歌十七首》等）。第二，在主观上，李白在漫游中既见识过许多鼎鼎有名之人，也接触过平淡无奇的低阶层人物，既看到过歌舞升平的盛唐时代，也经历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之期，既享受过美酒鲜食的贵族生活，也目睹过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流民之苦。这些经历给其带来了巨大震撼，让其不由自主的对这些见闻书以诗篇来抒发自身的感受。如《古风》第三十四首：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 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还，投躯岂全身？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乎！

[6]209

这首诗是针对当时杨国忠发动对云南的战争而创作的，全诗在悲愤的基调上，描述了当时人民苦于徭役，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抒发了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唐王朝不顾黎民生死、穷兵黩武的控诉。而且李白的赠答诗也在其诗歌创作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是李白在飘零之时遇到一位农妇对其热情招待，李白对其感激涕零，而又看到农民生活困苦，便作了此诗以示心意。这些例子表明，李白的漫游体验为其诗歌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发展了其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

李白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主要体现在对当时格律严谨的五律诗体上，其中包括对诗体的叛逆和格律的叛逆。自建安以来，我国的诗歌创作形式开始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入唐以后，对偶工整，音律和谐，文笔优美几乎成了诗歌创作的定式，特别是经过“初唐四杰”以及“沈宋”等人的追捧之后，诗歌体式便开始形成以“诗韵律美”为特点的五律体式为主，并完成了五律的定型化，因此诗歌创作以五律为代表的规范化标志便逐渐形成并确定下来。而李白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拘泥于格律，而是率性而为，以情感宣泄为引导，随意纵横，诗体灵活多变，诗句长短不一，使诗文呈现出汹涌浩大而不可挡之势，这在当时严格的社

会框架下是十分难得的。而且李白在诗体上也不屑于以五律为主的，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了李白对不同诗体的评论：

白才气高逸，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

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排优哉？”

[7]13

5由上可见，李白一反对声律，二主张兴寄。他主张“复古”（即崇尚自然），认为以四言为主体的《诗经》寓兴寄于自然之中，而五言、七言及“声调徘优”破坏了诗歌的自然状态，丧失了应有的“兴寄深微”的特征。

李白对诗歌格律的叛逆是在其外出漫游之后逐渐显示出来的。据《彰明逸事》记载，李白少年之作“大抵皆格律也”，特别是李白在出蜀时所作的《渡远荆门送别》，格律工整，属对精密，是其遵守格律的典型之作。而自从出蜀以后，李白人生阅历日益丰富，心态也日益成熟，性格中的叛逆意识也越来越强。他看不惯世人对传统社会框架的唯唯之态，特别是当其被道士司马承祯称赞“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之后，更是觉得自己与世俗不同，有脱尘之态。而其又主动接受道教文化，对道教文化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推崇之极，于是他便主张诗歌创作要呈现“自然之美”，要“天然去雕饰”，最终结合其自身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形成了其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在诗歌创作上突破以五律为规范的格律，试题形式多样，篇幅长短不一，句式随性而为，感情抒发却能表现的跌宕起伏，淋漓尽致。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名篇，完全打破了初唐以来格律工整的拘束，语言如行云流水，明朗之至。由此看来，李白的漫游生活在丰富其阅历促进其性格成熟的同时，也发展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放荡不羁，对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总之，李白书剑飘零了几近一生，足迹踏遍了神州的大江南北，在漫游途中他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过程，遍尝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而正是这些必不可少的漫游经历促成了其大量诗歌的创作。同时，这些漫游生活也使他能够更进一步的体验现实生活，感受社会百态，从而养成了他那豪放不拘的独特性格，极大的丰富了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奠定了其浪漫主义诗风的现实基础，最终成就了他一代“诗仙”的地位。参考文献：

[1]中国李白研究协会.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5.[2]孙昌武.诗苑仙踪[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4]吴楚材.古文观止[C].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周汝昌等.唐诗鉴赏辞典[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6]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7]裴斐.李白十论[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第五篇：佛学对我国传统文人画的影响

佛学对我国传统文人画及创作的影响探究

摘 要: 自从佛学提出了一系列认识逻辑后, 绘画才有了对“意象”、“意境”、“佛教思想境”价值目标的追求, 绘画才有了真正的面向主体心灵与画面主体的价值定位, 也才有了后世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传统绘画精神的嬗变。可以说佛教思想对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最终佛教思想宗美学发展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三大支柱之一。本文理论联系实际，对佛教思想对我国传统文人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佛教思想宗;文人画;审美思维方式;意境

佛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 主要在于传统绘画精英的“文人画”及其创作主体, 即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一、佛教思想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佛教思想宗以非理性的直觉体验, 瞬间的不可喻的顿悟, 自然含蓄、模糊朦胧的表达, 活泼随意的参悟与体验为特征, 形成了与中国过去旧思维方式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很大差别的思维方式。

中唐以后, 它渗入了士大夫之中, 并与那种追求适意自然的人生哲学与追求幽静情远的审美情趣相融合,正好促成了中国式的艺术思维方式的产生。文人们在绘画中不自觉地适用了佛教思想宗的思维方式, 逐渐形成以直觉观照、沉思默想为特色的创作方式,以自我感受为主、探索领悟艺术哲理和情感的欣赏方式, 及自然、简炼、含蓄的表现三者合一的艺术思维模式。佛教思想宗不仅在艺术表现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给艺术, 尤其是文人画带来了经验, 而且在创作思想、审美情趣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家。

佛教思想宗对文人画的影响, 不仅表现在画家把佛教思想思、佛教思想趣引入了作品中, 而且表现在佛教思想的精神改变了艺术家的思维方式, 促进了艺术家审美思想的转变。

唐朝后期, 封建社会由兴盛开始走向衰败, 继之而起的是五代十国的战乱与纷争。社会的巨变,使中国的上层士人们一时难以适应, 于是心理上失望、空虚, 性格上却越来越细腻、敏感、脆弱, 内心也逐渐走向封闭和自我逃避。这时, 佛教思想宗乘机入驻了士大夫空虚无聊的内心。文人与佛教思想师交往日益频繁, 在佛教思想宗适意人生哲学与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趣推动下, 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宗, 开始追求一种幽深情远的林下风流的审美情趣。最早接受佛教思想宗的文人画家是王维, 他曾说过:“宁栖野树林, 宁饮涧水流, 不用食粱肉, 崎岖见王侯。”这是他向往追求的清静高洁的生活。正因为如此, 他才写出“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的夜间春山的宁静幽雅;写出“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的雨后秋山的空明澄净。

北宋人宋迪曾创造过八种山水画的主题: 江山暮雪、洞庭秋月、远浦帆归、渔村落照等。这些主题与佛教思想诗所表现的对象非常的吻合。那宁静无人的境地、恬淡的色彩和含蓄的感情, 正是超越尘世、忘却物我的佛教思想宗与文人们意识深层中审美情趣的外化。明代许多画家如王绂、杜琼、沈周、唐伯虎、文征明等无意仕途, 隐居山中, 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董其昌不仅是明代著名的大画家兼史论家,而且是一位居士, 他的艺术观受儒、道、佛教思想影响很深。当时文人都以谈佛教思想为风流逸事, 以交佛教思想为雅洁荣耀。观董其昌的《米氏云山图》, 画中远处群山逶迤, 淡淡的云雾笼罩着山峰, 山脚下杂树密布, 几处檐角掩映其间。近景是波平如镜的湖面。整个画面宁静和谐, 清透雅逸, 意境疏淡, 观后令人心静佛教思想远, 仿佛进入了佛教思想境。

佛教思想在中唐以后流行于世。它的“自性论”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作用, 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它的“顿悟说”, 主张直觉式顿悟思维方式, 沟通了中国古代整体性思维特点, 这对意境论、妙语说等美学理论的形成, 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意境和佛教思想境, 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意境对文人画的影响, 就是佛教思想对文人画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写心﹑写意”的创作认知佛教思想宗强调“心”的作用, 在艺术实践中, 美的法则, 就是心的法则。具有意境的优秀作品, 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和反映, 而是艺术家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形态。它来自艺术家心灵深处, 所谓“夫画者, 从于心者也。”[2]文人画以表现自我内心情感为主, 因此, 画面所表现的内容, 往往不受时空的限制, 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二)“物我同化”的创作追求意境是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渗透中得以表现的。画家在创作中, 为表现意境, 往往将主观意志渗透到所要表现的客观事物之中。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注重直观, 注重对大自然一草一木细细嚼味的直觉体验, 从精神与物质的合一, 情感与对象的交融中把握人的本体存在。作为中国文人, 特别是宋代文人画家直观悟道, 因象观心的“缘起”, 画面大多为暮雪、秋月、烟波、翠竹, 这种朦胧含蓄的形式美感, 皆派生于对月色世界真如妙境的体悟。佛教思想宗的“物我同化”和“物我两忘”,最终要达到“物我泯灭”超凡脱俗的境界, 这种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但对艺术来说,“物我同化”、“物我两忘”却触及到了创作的内部规律、意境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从佛教思想宗的“物我同化”中得到启迪。

(三)“空、淡、远”的佛教思想境表达人生的境界抽象到形而上的层面总是与审美境界幽然相通的。“萧条淡泊”、“闲和趣远之心”,是文人审美观的主调。本来,“淡泊”、“趣远之心”就是与佛教思想境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思想境是含蓄、朦胧的,不可言喻。佛教思想境的奥妙, 表现在绘画上, 传达出一种“虚静、空灵、淡远、空灵”的意境, 视为理想的境界。在艺术形象的处理上, 强调轻形似重精神的意象表现。不追求自然形象的立体感, 透视感和光色变化, 不以此为目的, 而将“意”提高到首要位置。强调意象表达, 产生特有的意趣, 采

取不似之似、虚与实等艺术手法描绘形象, 目的在于表现意境的朦胧美。朦胧含蓄是佛教思想境的特征, 也是意境最重要的审美形态。

总之，无论在唐宋诗词中, 还是在元明清的绘画中, 我们都可以领略到在暮色如烟, 翠竹似墨的幽境中, 士大夫面对这静静的自然, 空寂的宇宙抒发着内心恬淡的情思。又在对宇宙、自然的静静的观照中, 领略到人生的哲理, 把它含化到心灵深处。这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感情与静、空灵的物象所表现的朦胧含蓄的艺术境界, 人们则称之为“有佛教思想气”或“有佛教思想意”。这也许就是“空、淡、远”的图式所透出的佛教思想意吧!

参考文献:

[1] 马刚.中国人物画意象造形的美学理念[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3)

[2] 钟捷.浅议意象人物画造型特点[J].美术之友, 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