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组屋制度

第一篇：新加坡的组屋制度

一、新加坡组屋制度的由来与主要内容

新加坡的组屋是住房建设局造的房子。新加坡面积现在是701平方公里，人口505万，中间拿新加坡护照和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是360万，华人74%，马来14%，印度9%，其它3%，是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的一个国家。平均每户人数3.6人，人均GDP（2009年）51119新元，平均受雇人数月收入3690新元，2万人民币不到。居住政府组屋人口（2010）为82%，其中：自有80%，租住2%，新加坡的政策跟其它国家有很大不同。

组屋制度最初来自于李光耀的基本理念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80%新加坡居民租住政府造的房子？最初来自于新加坡第一代领袖的基本理念，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60年代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要建造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我自己很荣幸在1992年到新加坡后，我的老板是新加坡的副总理，我跟他做了两年，听他进过很多新加坡的早期故事以及早期政策怎么形成。

一开始已经说了，60年代新加坡是非常贫困的地方，新加坡不像香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批大陆去的公民在那里打下了工业基础，新加坡在60年代没有任何工业基础。新加坡主要的就业机构为两个：一是英国殖民地政府，二是英国的太平洋基地。

新加坡立国为1965年，新加坡的立国跟所有国家不一样，是被立国。新加坡于1965年在马来西亚联邦两会上，被要求离开马来西亚联邦，当时的李光耀向老百姓宣布这个消息时，是流着泪的，政治家一时不知道怎么才能领导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就业困难、住房困难，怎么走？他们定了非常重要的政策——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建立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由外资提供条件。在当时反潮流的历史中（50年代、60年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思想是南美洲左派经济学家的不平等贸易理论），发达国家拿着昂贵的工业品去交换中等国家、落后国家非常便宜的产品。新加坡形成的经济政策思路是自己发展民族经济，发展进口替代产品，中国叫自力更生，在这种大趋势下，新加坡被逼走出来，打开门，让外国资本家进来。在国外企业进来时，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一个重要机构：经济发展局，就像80年代中国的招商局，到世界各地经济发达好的地方去说服那些企业到新加坡来办工厂，为了让他们在这里安心办工厂，就建立了办工厂所需要的条件，帮着他招工人，给工人培训，帮助他们找资金（新加坡的发展银行在那时兴办起来），帮助他建立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新加坡岗位局也是在这时办起来的），帮助他建立工业园区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比如说造厂房，也包括给员工提供住房条件。所以新加坡组屋政策来源，既有李光耀的想法，也有新加坡被迫的经济条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须采取的配套措施。

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

80年代，在住房条件改善、经济发展以后，新加坡新任总理吴作栋提出“国家意识形态”的概念，当时新加坡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 很快，新加坡领袖就想到了在经济发展快的同时，怎么能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国家意识，所以从1984年开始，新加坡研究东方的东亚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吴作栋就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他认为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社会需要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主要包括四部分：1.社区高于个人。2.家庭是社会的根本；3.通过达成共识而不是抗争解决分歧；4.强调种族和宗教的容忍与和谐（Asia Value）。这4条跟组屋的发展有关，组屋发展起来以后有条件实现这样的想法。组屋制度最初并不是新加坡政府自己发明的，组屋制度政策开始于1960年2月份新加坡成立的住房发展局。前面已经讲了，新加坡真正独立于1965年，当时还是殖民地政府，这个制度实际上是英国的制度。在19世纪、20世纪，工党想给劳工者提供社会福利，所以英国是最早建立组屋制度的国家，为老百姓提供住房制度的国家。新加坡是从英国学来的。1960年开始首先是为英国政府、英国海滨基地工作人员提供住房，新加坡政府成立后，就沿着这个措施，引进外资，给新加坡的员工提供基本住房，为老百姓住房提供基本条件。当时为了更好的完善这个制度，也提出了一些配套措施，最重要的政策是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国大部分大城市已经采用了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具体做法跟新加坡有很多不同，公积金是老百姓和雇员共同将钱存起来，新加坡主要解决退休金问题、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部分教育经费问题。在60年代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非常低，这种情况下怎么帮老百姓买房子？当时就是用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配套。

“居者有其屋”计划

组屋制度有几个核心词，其中最基础的就是老百姓直接向建屋局购屋，但有几个条件：1.新加坡公民；2.年龄至少达21岁；3.必须组成一个核心家庭单位；4.每月家庭总收入不超过8000元；5.不得拥有任何私人产业。这是核心制度里的第一种。

核心制度中的第二种是，在公开市场上利用房屋津贴购买转售组屋。条件如下：1.新加坡公民；2.年龄至少达21岁；3.必须组成一个核心家庭单位；4.每月家庭总收入不超过8000元；5.不得拥有任何私人产业；6.必须是首次申请家庭者，即不曾直接向建屋局购买组屋或享用过有任何房屋津贴；7.可获得4万元津贴（购买的房子靠近父母住的地方），或3万元。

新加坡政府鼓励老百姓和他们的父母住得比较近，这样可以照顾的父母，以传承华人的家庭观念，这种情况下会增加1万元津贴，即4万元。

核心制度中的第三种是：在公开市场上不利用房屋津贴购买转售组屋。条件如下：

1、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

2、年龄至少达21岁；

3、必须组成一个核心家庭单位；

4、无收入顶限；

5、可在某些条件下拥有私人产业。新加坡还有其它的做法，比如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加坡开始允许私人发展商设计、兴建与销售组屋。购买该租屋条件是：新加坡公民；年龄至少达21岁；必须组成一个核心家庭单位；每月家庭总收入不超过8000元；不得拥有任何私人产业；合格的首次申请家庭可申请房屋津贴，而第二次购屋者无 2 须支付转售费/溢价。通过这个方式，使房子多元化，使房屋市场有更多的竞争，让老百姓居住更好的房子，这是一种变化。

另外一种变化，是为了帮助老人，允许给老人专门提供小型公寓。另外一个计划是专门给低收入者更多的机会。还有一个计划是为了提高家庭凝聚力使更多的子女住一起的购屋计划。单身新加坡公民计划，允许在35岁或以上者购买房子。因为从90年代后，新加坡慢慢出现了单身人数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些措施使任何一个新加坡公民以及任何一个新加坡永久居民者，很容易就能买到房子。我刚才说到我于1992年来到新加坡，第一年没有拿到永久居民，我是1993年10月份拿到永久居民的身份，11月份就买了房子。1992年去时收入很低，朋友建议我买新加坡的组屋，当时我无法想象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有条件买房子，但按照他们的提议，按照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个月不到我就买了房子，当时买的是新加坡市场上的二手组屋，四房式的，将近100平米，市场价是20多万新币。买这个房子时，中间有1万必须付现金，即房子的评估值。12万可以从公积金里面借，我当时年龄比较大，是老人了，从公积金里面借，还有7万就从新加坡的华夏银行借，借了12万公积金，是从我每个月上交的里面扣，这不影响我每个月的实际收入，在银行里借的款，当时市场利息为6%左右，按当时的利息，每个月还款1200元新币。按照这种购房办法，我只要每个月付当时市场购买房子的租金，12年以后就完全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当然从90年代到现在，房价不断涨，同样的房子市场上已经40万左右，但制度继续存在，对新加坡本国人来说，房价涨对他们能够买房子能力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我这里列了2009年的房价和购房者的付款情况。转播到腾讯微博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购买这几类型房子的，每个月分期付款所要还款的钱，按照他们的公积金付，对他们的实际收入没有影响。这里面特别用了国立大学东亚所一对年轻夫妇2010年买房的例子（丈夫在东亚所工作），他去年在盛港买了4房式一手房，房价21.6万元新币；10%首付（按柜金）：2.16万元，其中50%可使用本人的公积金存款1.08万元，实际需要首付1.08万；其他可全部使用公积金贷款，年利息率2.6%；贷款年限65-买者年龄（最多不超过35年）； 如以35年计算，每月公积金还款600-700新币，夫妇俩人每人承担300-400新币的公积金还款，每月不需要从实际的工资收入中支出。这样的制度，在新加坡买房非常容易。

二、组屋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居者有其屋”计划

每年新加坡在市场上所需要的组屋是2万多，到后来就很少；居住在组屋里面的人数，新加坡居民比例在这个表中可以看到，1995年到2000年最高，已经达到86%，由于新加坡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一部分人慢慢从组屋里出来买私人房子，比例从2002年以后慢慢降低，到现在（2008年）只有82%。转播到腾讯微博

建屋局修建和售出的居住单位

建屋局(HDB)修建和售出的住房有几种规格（上图）：一房式、二房式、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还有公寓房。

不同的房子所付的价格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大房子、四房式增长最快，到2000年以后，增幅就停止了。首先是满足老百姓的房子，然后老百姓想要大一点的房子，之后就是更好的房子，在这个过程里可以看到，一房式、二房式越来越少，一房式房子新加坡现在不造了，二房式、三房式是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比如说在新加坡的一个清洁工，保安公司的保安，只要有工作单位，有公积金，在新加坡都能够买得起房。转播到腾讯微博

建屋局建房屋总量91万套

建屋局建房屋总量91万套（旧的数字），组屋建的房子到去年已经超过100万套，建屋总量增长最快的四房式。

造房子的经费从哪里来？是几个方面的资金凑在一起，慢慢滚大，一开始房子的资金来源购买居住的房子；二是有新加坡的公积金局，新加坡政府会安排一部分钱借给建屋发展局；另外向银行借一部分钱；最后，买了房子者每个月要还房贷。建屋发展局利用这些钱慢慢滚，越滚越大。我在云南电视台讲课时，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是没有钱，我跟学者、主持人说，昆明比新加坡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资金要好，为什么昆明会感到钱不够。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最近几年才想到要加快建设经济适用房，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一开始1965年就有基本思路：先给老百姓建房子，他们要求比较低，首先要求是最简陋的房子，成本比较低。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希望房子越来越好，这时候有更多的资金来满足这样的条件。中国现在困难很大，但只要政策对头，问题也只是暂时的。

在新加坡上班时间超过20分钟就很远

在住房建设过程中，新加坡对土地使用非常严格。新加坡政府比较早的就认识到造房子时，要使老百姓生活设施比较近，学校比较近，工作单位比较近，这是我到新加坡后一个比较特殊的体会。现在所知道的裕廊工业园，在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有40多个，这40多个工业区分散在各个组屋区附近。新加坡政府土地规划时，不仅使老百姓的生活设施近，而且上班的地方比较近，这样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减少上下班的时间。在新加坡公司工作的员工，如果上班时间超过20分钟，都会说很远，这是新加坡的现象，这个现象对整个能源结合、社会安定情况非常有用，怎么做到这点？跟新加坡长期有这个思路，政府一开始有土地使用规划有关。转播到腾讯微博

土地分配和使用密度

每个组屋区的房子住宅面积50%左右，其它面积就分配在各个设施上，这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地怎么拿到政府手里？新加坡政府把地拿到手里比较早，1965年新加坡农耕地区比较多，但新加坡在1965—1970年过程中，让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移进政府组屋大楼，这时就把这些地拿来，那个时候老百姓不像现在有强烈的地价概念，地价比较低。中国现在所碰到的拆迁问题新加坡已经解决了，将地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能把这些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很好的规划和分配。土地售卖计划我就不细说了。

不断改善组屋和居住条件的历史进程

新加坡的组屋完善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60年代解决住房，70年代开始加强环境，80年代要更多的管理，更多的色彩，使房子多元化，90年代更多的是整体布置。

60年代造房子，让老百姓有房子住，这一开始比较容易，但让老百姓搬出去也很难，有些老百姓住在很差的条件也不愿意搬，这些情况在新加坡也出现过。当时河水山发生大火，大火烧掉的不少房子，迫使一大批人移到组屋区。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有传言说：是人民心中放的火。这个历史事件使新加坡比较早的完成了搬迁过程，完成搬迁过程中，住到了组屋区的老百姓满意度比较高，自然而然就有带动效应。据悉，新加坡组屋房最早不够分，怎么办？大家摇号，本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居民共同执行这一过程。转播到腾讯微博

摇号后面就是组屋（上图），房子非常简单。新加坡处在热带，房子不要求保温，能够通风就可，整个建筑材料要求比较低。此外，新加坡不处于地震区，也没有台风，这使得新加坡最初的房子造价比较低。

1968年启动了中央公积金制度。70年代老百姓要求的房子越来越好，首先要求房子大，大房子越造越多。随着区的发展，1978年建立了居民委员会，现在叫联合所，联合所这个概念最初是从中国的居民委员会概念而来，即将当地的居民组织起来，通过组屋，组屋中间形成联合所，通过联合所为居民举行各种活动，将当地的老百姓休闲活动组织起来。有人民行动党在中间吸收老百姓的意见，加强同老百姓的关系，在这中间人民行动党发现利用组屋能够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80年代建屋发展局（HDB）停止一房式和两房式组屋的建设。80年代以后，再造组屋，首先是一个区，这是淡滨尼邻区（下图）。组屋里面最底下一层不是房子。因为新加坡处于热带，底下一层比较潮湿，老百姓不喜欢，就作为一个公共住所，作为老百姓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转播到腾讯微博

组屋的翻新计划

1986年—1988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新的想法：让老百姓自己管理组屋，当时成立了市镇理事会，通过市镇理事会的方式管理，而不是交给建屋发展局管。80年代末，老百姓住组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80%多。新的组屋建得更好，对原来的组屋进行了翻新。一开始为了成本低，组屋建得简陋，大楼只有两个电梯，而且只停两层，分别是第5层和第11层。组屋翻新计划里，重要一条是将所有组屋的电梯改成每层都有。翻新计划还跟选举结合起来。新加坡每五年选举一次，选举时，人民行动党控制区承诺民众组屋翻新。反对党控制区没有条件进行翻新。利用这种资源所进行的措施，新加坡政府、新加坡的精英在发展组屋过程中，利用组屋作为他们的政治支持，赢得了选票。

从90年代到2000年，政府更重视城市组屋的漂亮，2000年以后，更注重造得更漂亮。在组屋中间都要有绿色人行通道，有绿地。组屋中间有停车场。新加坡现在是505万人口，拥车量55万。90年代我刚到新加坡时就有50万辆，这几年增加得非常慢，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政府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措施，买车子首先要购买拥车证，购买拥车证跟投标有关，而投标跟需求结合起来，需求越高，供应量有限，就将价格提高，经济好时，想买车的人多，车的价格就非常高，经济不好时，想买车的人低，价格就降下来。最近这两年，新加坡经济好，买一个车需要人民币35万，而大部分老百姓实际上不用车，因为新加坡公共交通很好。当然拥车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新加坡设想另外一种车，即红牌车，平时不用，周六、周日用，这种车的价格比较便宜。此外，在老百姓居住区、组屋区很少造停车场，以使更多的空地留出来规划绿地。

最近10年、20年更多的是引进私人企业建房，引进新的办法，订购以后再建房，先有私人设计商投标，批准其建设政府的组屋房子，这个组屋房子由私人建筑商设计，然后老百姓去定。通过这种办法，使得建房水平越来越高。最近提出一个新的口号：水景房。新加坡本身靠海边，造了很多水库，水景房现在造得很多。

可以看到，一开始是满足老百姓住房需求。但最近几年，已经不是中国所说的经济适用房概念，而是更好的符合老百姓要求的更高档次的房子，这种档次房子在大部分国家是开发商做，但新加坡政府还在做？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这跟政治有关，利用这个方式赢得选票。

三、对组屋的管理、维修、服务和城市规划与发展

这其中有很多变化，最主要的是1988年市镇理事会的建立，建立以后就安排选区里面的议员来负责市镇理事会，这就跟选举结合起来。如果议员对这个地方管理得不好，下次老百姓就不选他，所以新加坡的议员非常辛苦，我每年都会看到新加坡议员因健康问题而去逝。议员每个星期四晚上要听选区老百姓反映情况，新加坡没有信访制度，但有议员接待制度，问题各种各样，但议员都要耐心 9 的听，不听就没有他的选票。一个议员在5年任职期间，要到每一家。议员辛苦，但收入也比较高（17万新币的月薪），中间有什么贪污腐败，马上就下台。

政府将组屋建设发展作为赢得选民的重要措施

最近的大选，新加坡已5次推延了选举日期。有朋友跟我讲新加坡是威权主义政府，但别忘了新加坡是英国留下的政治体制框架，是三权分立的。新加坡每五年一次选举，每次选举人民行动党就好象如临大敌，压力非常大，为了选举通过，议员们想了很多办法，也利用他的很多条件，甚至选区都可以重新划分。反对党说，就像球场比赛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大门在什么地方（现场笑）。但这总是在框架里，所以老百姓才开始接受他，这样的框架里，新加坡政府将组屋建设、发展作为他赢得选民、选票的重要措施。

新加坡组屋区的硬件服务：房子的装修、清洁搞得非常好，有专业的清洁公司承包，而且有市场竞争。比如说6年把外墙重刷一次，大楼楼顶11年重新换一次，电器故障20分钟一定要到人，如果未到，维修公司就会被辞掉。此外，住宅环境跟城市的住宅规划连在一起。新加坡82%是组屋，82%的地方变成花园城市，这个城市肯定是花园城市。转播到腾讯微博

新加坡一水库，水景环境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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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赌场（三个大楼）。有人抱怨说，没有哪个国家是将赌场作为城市地标。新加坡的城市交通。地铁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新加坡政府规划是希望每个家庭无论到哪个地方，20分钟就能到。新加坡城市中间有电子收费卡，中央商务区都会自动收费，越是挤的地方收费越高，越是空地越低，通过这个办法，使新加坡交通非常好，但上下班时间有些地方也是非常拥挤的。

四、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

新加坡城市住宅分3大块，一块是有钱人的独立式洋房或联排式花园洋房，第二是私人公寓，第三是政府组屋。按照土地使用权分成三类：永久地契、999年、99年。组屋和部分房地产商开发的私人公寓是99年，有地的都是永久地契。新加坡政府规定很严格：只有新加坡公民或者能对新加坡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才可以买到永久的房子。前几年李连杰买了这样的房子，2000多万新币。转播到腾讯微博

私人房子（bungalow）的涨价（2009-2010）

涨价跟经济情况有关。我于1992年到新加坡，1992年到1997年是经济的暴涨时期，199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是非典，2005年经济开始回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市场受影响，2009年回升，2009年——2010年是新加坡房价涨得最快的时期，这可以明显地看到，不同地段房价涨得不一样，有些地段涨了85%，有些地段只涨0.3%，这些情况跟中国某些城市一样，跟北京、上海不断有外人买房子一样，新加坡不断有有钱的外国人来买房。新加坡人口现在是500万，本地居民里每年死亡的人口总数是6万，新生人口4万，中间缺口2万，所以新加坡最近说要改变婚姻制度，即一夫多妻制。新加坡一直采取一个办法弥补人口，即增加一些新的永久居民和新公民。

以前允许投资移民买房子，但这几年，中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有大批人到新加坡买房子，导致房价上升，这个趋势很难避免。

房价冲击影响到组屋，因为组屋并不是跟私人房子的市场完全隔开，这是两块市场，中间有一块实际是相联系的，这就是组屋的二手市场，由于存在组屋的二手市场的价格，使得二手市场价格跟着私人房子的价格逐步增加，这种增加一方面是政府希望的，居者有其屋，让老百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收入增加，自己的财力也增加，80%的人有房产。这个房地产价格，20万是四房式的，现在变成40万，这些分享着新加坡发展的，一方面是利，但另一方面带来的问题是对一部分人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新移民，1993年我买房子时20万下来，现在40万，我买时付1万现金，现在要付2—3万现金，新移民感到压力大。

政府下重药为房市降温

每月家庭总收入8000块以上的不允许买四人房，但现在每月8000块的，两个人每人4000块，这样的家庭也再增多，这样的家庭政府不给他补贴，但他所面临的消费在上升，物价在上升，就会抱怨。看外国人买房子，新加坡人也想趁 这个机会买更多的房子，借钱投资，这很普遍。按照这样想法，新加坡政府在2009年10月份采取了几种措施，2009年10月是增加土地、组屋供给。2010年3月在需求上采取几个措施：从购买组屋到出售的最低持有时间从原来的1至2.5年，改为至少3年；另外，不允许已经有房子再买房子，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购买组屋的人口。到9月份下了一个重大措施，从3年延长到5年，另外，不买房子的人不允许拥有其它住宅等。除这以外，投资移民的买房价格从150万上升到500万。采取这些措施，有钱人还是会进去，新加坡老百姓很害怕。

新加坡房地产税，是按照同样方式在市场上的租金来算的，在市场上的租金，年收入为10%。如果自己居住，就减少到4%。从2011年1月增加了3个档次。另外一个控制是资本所得税，一年内出售房子，付出售价的16%。

从最近的几次措施来看，二手市场评估值，二季度、三季度最高，四季度在下降，但降势是否稳，这很难说。世界上最近几个调查，无论是欧洲的、非洲的、美洲的都有一批人想移民到新加坡，世界上移民最好的目标地是新加坡，这给新加坡造成很大的压力，老百姓也有很多怨言。

五、组屋制度和世界其他大城市住房制度比较

新加坡组屋住房有82%，香港45%，其它国家很少，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新加坡买房子非常容易，住房价格/家庭年收入平均值为5.8%，每个月1000元的收入，都可以买房子，这是新加坡政策好的地方，主要特点是把住房分成两块，一块是完全的市场，一块是政府。政府提供组屋的比例非常大，特殊原因是提供组屋比例大，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可以延长人民行动党继续一党独大的世界。但这也会带来不利的东西，一党时期延长，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

五六十岁的老人，对新加坡政府的满意度最高，怨言最少，年轻人怨言多，因为年轻人感到不能老是只看一个党，吃一种饭，这很烦。中东的变化对新加坡影响非常大，尤其是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影响。

新加坡的舆论，政府相对有所控制，新加坡是由一家媒体掌握，而且这家媒体是上市公司，政府持有核心股份。政府从来不管媒体，媒体自己非常小心，年轻人对此有不满的情绪。现在Facebook的流行，使年轻人也愿意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选举延期再延期，跟这种社会变化有关。此外，最近在反对党的集会上，有很多年轻人的声音。

六、成功的主要原因和值得关注的经验

我觉得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来讲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把市场分成两个，不仅是住房政策，包括教育、医疗、照顾老人的医疗服务，这些以后可能都需要分成两块市场，完全靠市场去解决永远不可能。第二，许多到新加坡去的中国官员、学者跟我说，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新加坡只是一个小城市、小地方，跟中国没法比。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我说，你不要看新加坡是一个国家，看新加坡是一个城市，中国660个大中城市，2000多个县级城 13 市，如果有1/

4、1/

3、1/2居者有其屋，大家都有房子住，中国的社会将会非常稳定。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各个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差距。中国经济发展里，非常重大的成功经验出现了一个问题，城市和城市之间都是比GDP，比就业率，比吸引世界外资的数字，比吸引世界500强的数字，但能不能改一改，比老百姓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满意程度，比哪个城市更幸福。这是否值得大家思考？ 李光耀曾经多次讲过这样的话：按新加坡的人口，华人占74%，华人主要来源中国南部，福建、广东、海南。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这是一块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地方，但这一批人来了，给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李光耀相信中国如果有好的制度、政策，文化程度远远高于新加坡，中国人的基因远远好于新加坡的基因，相信中国会更好，谢谢大家！（掌声）

刘军宁：中国走新加坡这条路行不通

刘军宁：谢谢杨沐教授系统而深入的介绍新加坡的制度，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没有几个新加坡专家，如果有的话，一只手能够数出来。今天大家抱着浓厚的兴趣在这里听杨先生介绍新加坡的组屋制度，我们可能想的是：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对当下的中国有没有借鉴，大家并不是想成为新加坡的专家。我是研究政治的，就从政治角度谈谈对这个事的看法。

第一，新加坡，中国人非常熟悉，这些年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可能有很多的共识，比如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型国家，新加坡的需求跟中国大城市相比有一个大的差别是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第二，早期的新加坡住房基本是应急性的住房，在短期内满足大家住房要求，随着社会发展，新加坡住房政策这些年一步一步在发生变化。第三，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是由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决定的，这可跟中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新加坡有法治，中国没有，新加坡有三权分立，中国也没有，新加坡有民主，新加坡的住房建设当中的廉洁基本上是靠选举的压力来保证，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这种选举压力保证廉租房、公租房建设过程中的廉洁，摇到的号都是连着的，很显然是操作的。

新加坡的制度和中国制度有一两点是相像的，有三四点是不一样的，住房政策作为政治制度产物，中国的住房制度和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不一样，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不一样。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在中国有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有限的市场化制度，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制度，中国跟新加坡一样，也是一个有限的市场化制度。任志强认为，市场只能够满足5%的人住房，95%的人要靠政府解决。新加坡解决的是82%的人口住房问题。中国现在一方面各大部委在秘密的分房，一方面建设部大力加大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可见中国也是有限的市场化住房制度，这点中国跟新加坡已经一样了，未来的趋势甚至高过新加坡。此外，中国有可能把部分城市变成新加坡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不可能，在中国有可能把深圳变成多党选举的、民主的、法治的城市吗？不可能，因为政治制度是统一的，不可能让一个市、县先民主起来，既然政治制度不可能出现多元化，在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一种跟新加坡那种政治制度所匹配的住房政策，所以我认为有限市场化的住房在中国更是这样，靠部分城市走新加坡化这条路在中国走 不通。但中国的政治上跟新加坡一样，面临越来越多的民主化压力，在住房供应上面临越来越多市场化的、政治化的、符合个人需求的压力，这两点在中国、新加坡都有所表现。谢谢大家！（掌声）

李炜光：政府的利益来自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

李炜光：杨教授讲得非常好，原来我对新加坡只知其名，也知道是威权程度比较高的小国，但治理得井井有条。今天从杨先生这儿，非常清楚的从制度上了解新加坡，其中中国人占了一定比例，我们有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那个国家能做到的事，对我们肯定有很多可以借鉴的。

我谈一下自己的体会：第一，正式启动居者有其屋的事业之前，首先形成共识，从吴作栋开始的共识非常重要：社区高于个人，家庭是根本。这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一是在涉及到国民利益的根本住房上，每个人都会关注，在这么大的事之前，让大家统一思想，怎么统一？实际上不可能统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得到组屋也有先有后，所以讲到“社区高于个人”，这时如果只是强调个人利益，或者家庭的利益跟个人利益混在一起，共识就很难形成，当时可能正好需要形成这种共识，所以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二是也没有否认社会利益多元化，这里面将不同情况区分开，先解决哪一部分人的需要，这其中也强调了共识的差异性，有先后，有优先和后期解决的制度上安排，所以共识的形成非常重要。反观大陆的改革，对共识的形成经常采取的忽视态度，更多不是为共识，更多的是领导、决策者他们的意见、依据或者他们的想法，实际上共识上的形成就是一个民主过程。

第二，政府的职责和政府的利益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政府职责的定位非常重要，政府拿了钱、税收，首先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在所有基本的公共服务里，居者有其屋可能是最重要的，最起码要做到的一个事。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定位一开始就是准确的，我们这儿总是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新加坡一开始踏入的河流就是正确的，政府上来就是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这点非常重要，如果这点解决不了，定位糊涂的话，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的利益在这里面就搅和得不清楚。

杨教授告诉我们，政府是有利益的，这个利益来自哪儿？我觉得是政治领域，不能是经济领域，政府在市场当中不能与民争利，政府可以追求它的政治利益，比如说选举，讨好选民，从这里捞取一些政治资源；官员个人想升迁，得想办法讨好他管理这一片区域的民众，否则政绩会打低分，对其仕途有影响。第三，军宁先生也提到了，做到这一切的保证是民主，新加坡的民主不像我们想象的只是家族政府，其实很民主，这跟了解香港的道理一样，香港曾经也是英国殖民地，但还是有很多根子的东西在里面，有法院，花每一分钱都有预算，新加坡也这样，新加坡议员已经累成那样，虽然工资比较高，但健康更重要，但他顾不上，他必须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这就是民主。如果人民代表、社区有代表天天反映我们的呼声，或者起码让我们看得到代表每天关注我们的饮食起居、医疗要求，这一点能够做到，代表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一套民主制保证了上面两点的情形。最后一点，新加坡的政策、理念、共识都对形成某种政策相关，金融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都是相关的。二手房市场可以减税，减到最后几乎是免税的。至于建设单位、开发公司是否有相应的税收优惠，这我不太清楚，杨也教授未涉及到。

这一切在制度上保证了它的政策、共识的形成，使得最后居者有其屋不再是梦想，而政策又保证了所有这一切的实现，这是一个整体，这四点我认为是一个整体，缺任何一环都不可，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启发。谢谢！

冯兴元：新加坡经验我觉得有一点不足，房子如果再建小一点按市场价卖就行了，不需要政府补贴。

现在有请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著名的行政学专家、政治学专家，“两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明星。

毛寿龙：政府为何必须介入私益性质的住房

毛寿龙：大家好！我想说一点，住房是什么东西？住房都是自己用的，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公益的性质，谁拿到房子都是自己的，谁超出拿到这个房子的权利都应该是特权，从这点来讲，冯兴元说得很有道理，要获得普遍的房子，个人必须作出牺牲。我想了一下，第一，如果不想结婚不要到新加坡去，不结婚肯定买不到房子。第二，找对象看人家工资为多少，跟你加在一起是否为8000块，有各种各样的约束。要获得这种房子，即使少付出钱，但其它代价肯定很多，在这样的国家生活肯定带来很多不方便。

住房是私益性质还是公益性质？我们完全可以说是私益性质的。既然是私益的，那政府为何必须介入呢？我的理由是涉及到很多公共资源，比如说土地，很多人称是稀缺的东西，市场是可以缓解的，但铁定稀缺的东西市场不可能缓解。有钱人将所有的资源给占了，老百姓居无定所，无家可归，饭都吃不上，这违背了人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稀缺资源上做出计划，稍微公平一点来分配，我倒觉得有一点道理。

关于城市发展的问题，新加坡、香港、迪拜是亚洲地区极少数因市场经济的政策获得快速发展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基本上是普通法的地区，而且当地的社区，基本上都是民主制度，以很强的自主治理为基础，而且当地的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在亚洲地区的桥头堡，那几个地方使得任何想在亚洲地区投资的资本家，必须到那儿去才可能获得就近的融资服务和法律服务以及人才，这些地方非常特殊。

还有重要的一点，最近几年新加坡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大城市面临的情况一样，越来越开放以后，大量的人进去买房子，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价格都上涨，使得当地老百姓获得住房的成本大大提高。香港和新加坡其它方面的福利非常差，为什么鼓励和父母住在一块，是因为父母没有劳保、社保。

对我们来讲，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所有城市治理所面临的强势和弱势，面对老百姓时城市太强势，面对上级时城市非常弱势。另外，城市是产业推进器，也是征税的机器，如果城市有2000多亿的税收，1000多亿给国家，还有一部分是给省里的，自己留下的可能只有三四百亿，但卖地就能卖一千二百多亿，所以真正的来源是卖地，从这里就会发现很多政策有问题。我们所有城市面临着更为弱势的人进入城市的机会，大城市、首都城市、首府城市都是只进不出，体制外的途径只能是走市场的道路，新加坡、香港、迪拜都面临这个问题，迪拜好一点，新加坡和香港在房地产领域已经相继封闭，如果封闭了，这两个地方的活力会下降，但在活力和土地之间会选择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

贾西津：房地产在新加坡是公共产品

贾西津：谢谢冯老师，非常感谢杨教授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的组屋制度，我听了以后，觉得有三个层次的启示：第一，新加坡其实是把房屋和房地产作为公共产品来处理。什么是公共产品，并非有一个绝然的定义，通常会想到基本的教育、基本医疗，但实际上各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一样，美国的医疗不是公共产品，在欧洲医疗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在新加坡的制度里，实际上是把房地产、租住屋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我注意到新加坡是四个方面：教育、医疗、退休（对于老人无）、住房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在新加坡公共产品的范围是加大的，公共产品以市场化的原则提供一样的东西所产生市场化效应。

第二，尽管在新加坡房地产是主要作为一个公共产品来提供，但我们看到这种提供方式里，仍然结合了很多自由市场因素，或者自由制度的因素，比如私权，房屋不像中国廉租房一样是简单租住的，实际上是购买，相当于公民从政府的手里得到公共资源的股份，这个股份有私权的保障，并不是公有化的。第二新加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因素，比如说公共物品的提供有选择性，如果不通过市场机制，公共产品怎么来分配？公共产品应该是等同的均等化，这个时候如何配置，新加坡就会出现摇号等比较公平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法治基础，如果没有法治基础，在公共产品的分配之中可能产生非均等化的巨大差异。另外新加坡的民主制度。因为有民主，才有压力来保障公共权力机构是站在公共利益上分配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资源分配谋取更多的经济私利。

第三，即使在这么完善的条件下，将房屋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并结合了如此多的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因素，但仍然可以想象这样的分配方式是否有问题？比如说作为个人会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制度里吗？如果我只是安分守己的公民，按时上学、按时结婚、按时生孩子，很喜欢跟父母住在一起，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会认为这个制度是好的，但如果我的性格比较独特，喜欢自由职业，没有固定的收入工资，没有公积金，不是在体系内，或者想转换职业，走出体制，脱离体制，或者对外来的移民，甚至是作为国外的移居者、艺术家，社会的异端或者不太安分守己的人，就不太喜欢这样的制度，为什么？因为当公共资源大量配套于安分守己的普通公民时，相应的影响了市场本身的机制，也就是说对市场中的少数人有资源歧视，少数人在这个体制下会觉得更加压抑一些。

很有可能不利于社会的创新，这实际是在自由和安全保障之间找一个平衡。对中国的借鉴是我们这种平衡应该取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即使是完全的公共产品，未必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掌声）

冯兴元：谢谢贾所长。接下来有请首都经贸大学张智新副教授！（掌声）张智新：组屋制度的核心枢纽是公积金制度

张智新：听了杨沐教授对新加坡组屋制度的介绍，我有两点感受：第一，新加坡威权制度的设计，确保了新加坡的威权部门以及执政党始终把解决组屋问题作为维系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核心手段，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也在思考，这样一党独大的威权政府，为什么能够把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作为政治制度来贯彻执行？我个人认为有两点：第一，新加坡是经济威权，在这样情况下始终有一种压力存在，有反对党，其要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对付反对党的压力，必须解决老百姓的需求，居者有其屋的需求最大。对外新加坡也有压力，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曾经和马来西亚合并，后来独立出来。另外，新加坡是英殖民地的国家，华人精英在受过英式教育之后，包括李光耀在内的政治家有一种政治上的职业精神，想在政治上做一番事业来维系在新加坡的合法地位。

当然，新加坡有完善的法治，尤其是高薪养贤的制度，确保官员始终执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以致不走样。

第二，组屋制度的核心枢纽就是公积金制度，这个核心是政策性金融，政策金融实质就是国家把发展福利跟老百姓共享。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尤其到一定阶段，应该将福利拿出来共享，通过有效的公积金制度让利于老百姓，当然还有土地，这也反映出新加坡制度的理念，大量的制度始终用来解决居者有其屋，少部分的政策统一市场化，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会成为城市、土地的统一经营者。我也赞成毛老师说的，不要把新加坡82%的组屋率作为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北京能够达到30%、40%，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

我就谈这两点感受，谢谢大家！（掌声）议程四 网友互动交流阶段

冯兴元：评点就到这儿，现在有请在座的听众朋友自由提问，这一环节由杨子云主持。

杨子云：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但我还是想留几个提问的机会，问题有请杨老师回答。

拆迁问题，新加坡出现得不多

网友1：杨教授我想问一下，新加坡组屋制度已经实行了40多年，早些时代的组屋面临到期的状况，那新加坡在处理组屋拆迁问题上是什么样的思路和方式？ 杨沐：这个问题现在出现得不多，有的地段新加坡政府同意交给发展商重新开发，但开发的前提条件是将组屋大楼整个买下来，买下来就有新加坡的一般做法：由开发商跟组屋大楼的团体共同协商解决，这个现象出现得非常少。总体来说，新加坡现在是500万人口，土地有700多平方公里，香港是800万人口，120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香港70%是山地，新加坡几乎100%是平地，在新加坡可以造房子的土地很多，所以新加坡政府和开发商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将现在的组屋改革掉，重新开发房子，而是利用引进私人开发商，帮助组屋更新、翻新，将组屋提高到更高的层次，这做得比较多。

贾老师讲时有个地方问我，我讲的是四个部门：住房、教育、医疗与老人照顾、老人生活，这四个都需要考虑私人市场的作用，更要考虑政府的作用。新加坡对老人的照顾非常不好，李光耀不赞成北欧福利国家的做法，李光耀跟他的精英集团赞成每个人靠自己，新加坡没有失业保险，退休金都是靠新加坡自己公积金积累起来的，政府没有帮助。新加坡老人没有中国城市老人幸福，中国城市老人只要有退休金的，现在来看都比较快乐。但新加坡退休老人退休金存下了10万、20万，但活得时间长，对后面的资金保障非常担心。两个赌场开了，经济受益情况非常好，但这也造成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一批中低收入的员工也想通过赌博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意愿是好的，但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问题。（掌声）

网友2：您好！中国现在的廉租房制度能否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可能？谢谢！杨沐：我今天所讲的是新加坡经验，不过从经济学理论一般概念可以讲一下，我认为整个世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2000年以后，大部分新兴国家年均GDP增长到3%、4%，一大批的贫穷人口转向中等收入。从世界来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国家的财富、力量能越来越多的解决问题，无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应该从新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一个世界只有让所有人安宁生活，这个世界才是稳定的、好的。（掌声）转播到腾讯微博

燕山大讲堂第100期现场

网友3：政府提供住房有没有前提，即政府提供大部分财政资金，有一部分投入到教育、军事、住房。提供教育部分和提供住房部分，这两者利益谁会更大，中国是否需要把这份资金投入到住房，有没有这个紧迫性？

杨沐：实际上这个权力是掌握在管理社会的精英集团手里，精英集团怎么判断与资金怎么用更有紧迫性有关。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新加坡的精英集团非常明确，将住房作为重要的支持，是新加坡社会的基础，新加坡组屋还有一个重要政策，组屋的分配按照人和比例分配给不同人，这个政策让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公共利益。

国民收入怎么分配，目前新加坡有争论。在自由市场经济里，老人、失业者能力比较差，没办法养活自己，对这样的人照顾新加坡的保障比较低，新加坡政府预算里第一项开支是军事开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这么小的国家，但新加坡的军事开支占GDP百分之六点多，新加坡的空军力量一部分放在澳大利亚，一部分放在美国，新加坡的孩子都需要当兵。60年代的新加坡面临马来西亚的压力，但现在社会不同了，是否需要这么大的军费开支？这样的军事开支客观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大量掏钱更新他们的军事设备。最近李光耀出了一本书《新加坡的硬道理》，在这本书里他重新提到新加坡的最大危险是马来西亚。这个提法大部分年轻人并不支持，李光耀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的有些框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这就影响到集团的整个思想。谢谢！（掌声）

主持人：谢谢杨教授，因时间关系不再做更多的讨论，以后可以通过网络交流，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从不同角度带来了丰盛的燕山大讲堂100期。对青年人来说，是要保持开放的心灵看周边国家，了解更多的情况，而不是轻易的 下一个简单的定论，要认真去思考，这才是重要的。今天讲堂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第二篇：新加坡预算制度5

依托强力监管下的预算制度，通过钱袋子约束权把子

李光耀曾说：“我们必须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使政府不仅没有贪污腐败，还处处厉行节约„„我们希望能够削减政府开支，从而建设一个节约型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起边界是保障廉洁政治的最重要方法。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预算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证政府运作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较好地遏制腐败。其预算编制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建设节约型政府。

新加坡对政府各部门全部实现财政统一管理，任何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都没有在银行自行设立账户的权力，各部门的运行经费都由财政部统一拨付。各部门的预算中鲜有“追加预算”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而我国追加预算已为常事。

另一项常规监督措施是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审计。在新加坡，审计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总审计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但向国会报告工作。审计署不仅对政府工作是否符合标准和规定进行审计，而且对浪费和挥霍行为也进行审计。一旦发现有此行为，审计署会和贪污调查局开展密切合作。

新加坡还有一项重要的反腐措施，就是对政府采购活动的控制和严格的管理。财政部下设有统一、且可对外发布的“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网”。根据新加坡的政府采购规定，总额超过3000新元的任何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政府采购，必须公开在电子商务网上实行竞价采购；3000元以下的采购可由部门自行处理。

另外，新加坡还建立了全面的财产申报制度。一旦成为公务员，必须详细申报财产。申报范围：

1、本人拥有的股票、房子、土地、汽车以及其它财产等；

2、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在私人公司的投资收益。被正式录用者必须在任职前申报个人财产，否则不得进入公务员队伍。任职后如果财产有变动，应主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并说明变动原因。公务员在每年一月份直接向上司申报财产，由反腐调查局审查核实情况。不申报或作虚假申报都是犯罪。如果公务员对申报财产说不清来源，则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第三篇：印度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比较

印度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比较

赵连军

印度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标志，与我国交往源远流长；新加坡以华人为多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现在，两国同是亚洲重要国家，同样都与我国有着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在我国的反腐倡廉过程中，这两个国家经常被提及，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参照系。本文仅就印度和新加坡两国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试作比较，以期对我国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一、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背景比较

历史上，印度和新加坡都曾经长期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两个地方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在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后，曾受到英属印度当局的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又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遭受残酷统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殖民浪潮的兴起，印度在圣雄·甘地的带领下于1947年获得独立；新加坡在李光耀带领下于1959年获得自治，1965年正式立国。

独立之后，两国除了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境外，还面临另一个共同的严重政治社会问题：腐败。独立之前，印度腐败问题就很严重，尼赫鲁说贪腐比比皆是，十分猖獗。而刚刚独立，就频发腐败大案。首开先河的是1947—1948年的吉普车丑闻事 件。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时，时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克里希纳·梅农以800万卢比的价格，向一家外国公司订购4600多辆吉普车以供战争急需，但在战争结束后才迟迟交货，而且质量不达标，社会反响强烈。之后，1949年内阁部长拉奥·什维·巴哈杜尔·辛格因帮助伪造采矿文件并收受2.5万卢比贿赂坐牢；1951年9月，议员摩德加尔因从孟买某商会收受贿赂2000卢比帮助该商会游说被驱逐出议会，相关人尼赫鲁女婿费罗兹·甘地被行政警告；1958年财政部长克里什南马查理因帮助一家国营保险基金拿到一个合同被解除职务；1959年印度保险公司负责人拉马克里希南·达尔米亚因挪用220万卢比被判刑2年，航空公司老板达拉姆·特嘉因贪污2.2亿卢比被判刑6年。同样，新加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独立前后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如李光耀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政府公务人员和执法人员、司法官的腐败十分猖獗，不仅存在大量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而且有组织的贪污也很盛行，人们对政府公务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同时，腐败还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犯罪活动猖狂，吸毒嫖娼成风，以至引起政局动荡不安。面对严重的腐败问题，甘地说“宁可给整个国会一个体面的葬礼，也不能忍受腐败猖獗”；李光耀则多次表示“廉，是立国之本；清，是执政之根”，强调“要有经济增长和进步，必须有好的政府，一个诚实、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 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两国都表示出和要腐败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

印度和新加坡由于长时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其文化也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反腐败斗争上，就是重视对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也是最早制定反腐败法律的国家。早在1889年，英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把禁止政府官员、公共机构人员以权谋私与贪污腐化作为职业道德的核心，明确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交往中主动或被动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均属腐败行为，被视为犯罪。1906年，英国制定《反腐败法》，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英国制定《防止腐败法》，再次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从公共机构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同时，英国又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创始国，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管理，早在1854年就提出了公务员管理的三项原则，一是公开竞争上岗，二是进行在职如培训，三是升迁取决于本人能力，并通过法律法规防止公务员腐败。所以，英国政界虽然也常会发生丑闻，但所涉官员多数不是因为贪污受贿，而是因为泄密或者其他腐败行为。英国的法制反腐文化，为印度和新加坡所学习吸收，两国反腐败斗争一开始便非常重视廉政法规制度的建设。

二、两国廉政法规制度架构比较

印度和新加坡的廉政法规制度构建，首先体现于其国家根本 大法宪法上。印度宪法规定，“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上述政府管辖之下的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担任有收入之职务者不得选为总统”；“在印度政府、各邦政府或受上述政府节制之任何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中担任有收入职务者不能当选副总统”；如公务人员委员会主席和委员“在任职期间从事本职以外有报酬的工作”，总统可以下令免除其职务。新加坡宪法规定，“总统不得担任任何营利的职位，并不得积极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担任营利性质的职务者”不具备有作为议会议员的资格。新加坡刑法事法律还根据宪法规定，禁止公务员取得工资以外的任何报酬，违者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宪法的根本框架下，两国构建起廉政法规制度体系。

印度是世界上制定廉政法规较早的国家，但其受到英国法规影响也较大，甚至沿用着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法规。如现行的《印度刑法典》即为英国殖民地当局于1860年制定，至今只作过少许修改。该法第九章为“公务员犯的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罪”，对公务员贪污、受贿和经商、购置财产上的违法行为等，分别规定了处置办法。这是印度最早的廉政法律规定。从1947年独立起，印度即开始了廉政法规制度的制定，逐渐形成较为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其第一部廉政法规是1947年制定的《防止腐败法》，该法为更有效地防止贪污受贿而制定，保留了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新情况作出一些新规定。该法通过后，几乎每隔2至3年就对其进行一些修改。直到1988年，在总结以前反腐败立 法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了“旨在统一和修正关于防止贪污及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法案”—《1988年防止腐败法》。该法分总则、特别法官的任命、违法与惩处、依本法调查案件和准予起诉及其他有关条款，共5章31条，对腐败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定罪量刑、适用范围及其他反腐法律的适用做了详细规定，是一部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反腐败法。该法确定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只要实行接受除合法俸薪之外的好处得到证实，就应认定他是故意并已经受贿；二是公务员在任职期间取得超过其合法收入来源的财产而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即构成腐败罪。该法将防止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界定为公务员，并在概念上采取广义的公务员概念，凡一切执行与国家、公众和团体有利害关系职务的人员均定义为公务员，涵盖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法官及由法院授权执法的人员，在中央、邦、地方政府的公司中服务的人员，学校校长、教师等工作人员，以及受委托从事审查、选拔、考试等工作的人员，受各级政府机构财政资助的协会、机构中的官员和雇员，等等。这些人员不论是否由政府任命，都是公务员，都属于《防止腐败法》的适用范围。除《防止腐败法》外，印度比较重要的廉政法规制度还包括了于1964年制定的《中央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共25章，对公务员的廉洁从政进行规范。如严禁为亲友谋利，规定任何公务员不得利用他的地位或影响为他的家庭成员在任何公司或商行谋职，不得给雇有他的家庭成员的公司或商行办事。在收受礼品上，规 定公务员不得接受或让他的家庭成员接受任何礼物（但准则中规定的礼物除外，即只能在结婚、生日、宗教仪式等时机从近亲或没有公务关系的朋友处按自己的职务等级接受最高不超过500卢比的礼物，超过限额的必须向政府报告)。严禁经商和投资，规定公务员不得直接或间接经商，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家庭成员经商必须向政府报告。公务员也不得从事证券和股票投机，不得进行有碍公务的投资，不得同他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企业发生借贷关系，不得借钱给任何人收取利息。要求官员必须进行财产申报，规定公务员在就任时必须详细报告他的财产情况，包括不动产、股票、现金和银行存款、其他动产和债务。《全印文官行为准则》，该准则是根据《全印文官法》制定的关于全印行政和警务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共20条，其中涉及反腐败的主要内容与《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大体相同。还有《反洗钱法2002》、《举报人保护法案2002》和2005年10月生效的《信息权法》。《信息权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府透明法之一，除了规定只有有限的机构可以免除信息公开义务外，还规定独立机构可以对官员进行监督并给与惩罚。

和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既有与印度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1937年殖民时期，新加坡曾出台《反贪污条例》。在此基础上，1960年由李光耀亲自推动颁布了《防止腐败法》，后历经多次修改，共37条。该法融刑法、刑诉法和部门组织法于一体，内容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惩处严厉，如其中不仅 严格详细的规定公务员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和权力收受报酬，而且对官员如何处理那些无法推辞掉的礼品做了详细规定。该法规定的“报酬”范围包括了金钱、礼品、贷款、赏金、奖金、酬金、高额保证金等，提供官职、就业机会和承包契约，支付款项、让与财产、全部或部分地免除各种债务、责任或其他此类义务，给予帮助、袒护和各种好处等。该法还规定，对于向公务员非法提供或给予报酬的行贿人，公务员有权逮捕并将其移交就近的警察局，否则该公务员将构成犯罪，应判处5000新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1988年，新加坡颁布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没收贪污所得的条件、范围、程序以及具体执行等均作了详细规定，规定了不同于追究一般犯罪的新型证据制度和特殊的举报制度，加大了对该罪的处罚力度。1989年，新加坡国会又通过了《不明财物充公法令》，许可政府冻结和没收贪污嫌犯来源不明财物和资产，以阻止嫌犯转移赃物、赃款给第三人。

新加坡针对公务员廉政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主要有《公务员法》、《公务员守则》和《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等。这些法规的制定本着“严肃、高效、廉政、求实”的原则，致力于建设完整专门规范公务员聘任考核、财产申报、公务员高工薪、严格限制接受礼品、惩罚腐败官员等制度，使新加坡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了一整套比较严格、完善、又比较具体实用的管理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形成一套“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另外，新加 坡还制定颁行了专门的《公务员指导手册》，任何公务员都必须严格地遵照执行。手册中除包括有关法规和行政管理规范外，还对公务员有详尽明确的纪律规定，如公务员不能向和他有公务关系的人士借钱；不能借超过他三个月薪俸的无抵押贷款（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不能利用公务上所获得的信息来换取个人利益；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５０新元（约计人民币２００元），必须交公；任职期间每年申报个人资产和投资；未获书面批准前不得经商或从事副业等。与《公务员手册》相应，政府发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手册，公务员要记录本人的活动情况，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主管单位的常务秘书定期核查，如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即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调查，一旦被发现违反了纪律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构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制定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一是购买政府组屋，二是医疗治病，三是为子女交学费，四是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领取，政府和 企业不另发养老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但是，政府还规定当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后，其全部公积金立即自动取消。所以，当公务员如果冒着被取消公积金风险而违法贪污受贿时，有必要考虑冒这个风险值不值得。

三、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比较

对于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印度建立了包括监察部门、公共投诉部门、审计部门、调查机构和司法部门等为主的相关机构，在法律框架内建立起与政府文官体系相配套的监察系统，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监控，并与司法部门一起对腐败行为人进行惩处。其中最主要的有3个，即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调查局和主计审计长公署。

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反腐败委员会）成立于1964年2月，是印度独立于其他任何执行机构的最高监察机构，负责对中央政府各机构的监察工作，对各机构在计划、执行、总结和改革各自的监察工作中给以指导和建议。其主席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该委由一位主席和不多于4位成员组成，下设秘书处、技术审查处和行政调查专员处。技术处主要负责从监察的角度对政府机构的公共建设工程进行审计，对有关建设工程的特别投诉案件进行调查等。行政调查专员处设15个职位，专员的职责是对公务人员行政程序方面的指控或投诉进行口头调查。在各邦，有相应的邦监察委员会或调查官。通过对不同级别 和部门监察官员的指导，该委可以实现对整个行政体系、国有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监控。监察官员在业务上受上一级监察官员的指导，行政上受部门首长的领导。但是，该委只被授权对腐败案件进行质询或提请调查，本身并没有调查权，不设调查机构，因此需要通过中央调查局调查腐败案件。

印度中央调查局组建于1963年，其前身为1941年成立隶属于国防部门的德里特警处，是印度历史第一个专职肃贪机构。该局是印度最重要的司法调查机构，也是该国侦查贪污贿赂犯罪的最高专门机关。其职责是调查和起诉中央政府及其企事业公务员违法案件及其他重大案件，如所有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金融机构公务员（政府官员）的贪污欺诈案件，包括银行欺诈、金融欺诈、进出口外汇交易违规、大规模药品古董文化财产和其他违禁品走私等经济犯罪等。该局由总部和地方分支机构两大部分组成，总部设有反贪污贿赂部、特殊犯罪部、经济犯罪部等11个部门，其中这3个部是执行调查和起诉职能的三个最重要部门。反贪污贿赂部任务主要是收集有关腐败的各种情报，保持与政府各部监察官之间的联系，询问有关贪污和收受贿赂的投诉，调查和起诉贪污和收受贿赂的犯罪案件以及有关预防腐败的工作，所调查的案件主要是为中央政府、国有企事业和各省政府服务的公职人员和各要害部门的违法违规行为。经济犯罪部调查金融犯罪、银行欺诈、洗钱、金融市场非法行为、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的渎职等。同时，为了预防公务员职务犯罪和腐败，对某些政府 部门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进行廉政鉴定和廉政规划；对那些在廉政方面有污点或可疑的政府官员实行重点监控，并监控那些会引诱和勾结政府官员犯罪者，提醒相关部门官员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须格外小心，以免上当。

主计审计长公署是印度监督并发现重大腐败案件的另一主要机构。印度政府审计机关的全称为印度审计会计部，总部在德里，名为主计审计长公署，主计审计长是最高首长。印度主计审计长作为印度会计与审计部门最高首长，既不属于立法机构，也不属于政府。主计审计长公署负责财政决算编制和国家财政审计。印度只设中央审计机关，地方不设相应的审计机关，由中央派出机构负责地方的审计工作，在全国各地设有各类专业机构104个，6万多员工，其中大约1万名审计方面专家。审计署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代表议会立法机关，监督和确保行政部门收支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另一方面代表联邦政府，确保地方政府在政府开支中“有法必依”。主计审计长就联邦账目向总统提交审计报告，并由总统转交议会两院；至于各邦账目，则是向邦长提交审计报告，并由邦长转交邦议会。

与印度相比，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实行侦控分立的体制，由贪污调查局主侦，检察署主控，构成新加坡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执行的基本框架。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新加坡警察署刑事侦查局中的反贪处，是新加坡反贪污腐败的执法机构。自1970 年以后，直接隶属总理公署，局长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任命，直接对总理负责；在反贪过程中不必借助警察局等执法机关的力量，可以独立对贪腐案件进行立案和侦查。下设三个部，调查部，负责调查贪污行为，没收赃款赃物；资料处理及支援部，主要研究政府行政漏洞，提出防止贪污方案，误导公务人员防止贪污等；行政部，负责行政后勤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构中的任何贪污嫌疑；负责向检察机关提请起诉包括行贿受贿在内的贪污案件；研究贪污案件，提供防范方案。该局官员地位、身份、权力都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水也比其他部门同级别官员高。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构，拥有广泛而足够权力的绝对权威。根据政府1960年颁布的《防止腐败法》，该局享有如下特权：一是逮捕权，局长或任何侦查员无逮捕证可逮捕与犯罪有关的任何人，押送到贪污调查局或警察局听候处理；对被逮捕者身上的一切物品，只要有理由认为是犯罪的赃物或者作为证据，都可以进行搜查并没收。二是调查权和调查保障权，局长或者特别侦查员在进行调查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一切与警方调查类似的特别权力，其调身份如同警官，在执行重大任务时还可以行使特别调查权，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物帐户、报销单据或其他任何帐目，以及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如果有人知道这类事情而不如实报告或不出示这些证据，则被视为犯罪，其罪名被控成立即受到罚款或判刑。三是秘密跟踪监视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是否受到举报，都有权进行 秘密跟踪监视，包括私生活是否正常，有无嫖娼、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对法律规定必须申报的财产和收入是否已经申报，有无以权谋私和贪污受贿行为等。如果发现可疑行为，还可采取卧底、“放蛇”、窃听、录音、秘密拍摄、录像等方式收集和固定证据。四是不明财产检查权，可随时调阅公务员在法院公证处的财产申报材料副本，对公务员的任何不明财产进行检查。五是武力搜查权，在认为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进入特定地方进行搜查。

检察公署是新加坡唯一的国家检察机构，实行总检察长负责制，总检察长独立于政府之外行使职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公署和贪污调查局各自行使不同的司法权力，调查局主要负责查清贪污贿赂犯罪事实，调查获取证据；检察署则主要负责指导和监督调查侦查活动，决定提起公诉。根据《防止腐败法》规定，检察公署还有对贪污调查局三方面的制约关系，一是特别调查权的行使须经检察官授权，行使特别调查权时必须按检察官指定的方式方法进行，不得超越检察官授权范围；二是非可拘捕之罪的调查须经检察官授权；三是检察官要求贪污调查局调查的权力，如检察官认为在政府或政府的任何部门或者公共团体供职的人违法犯罪，其证据有可能在本人或者其妻子、子女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或者有可能在检察官确信的信托人、代理人的银行帐册中获得，检察官即可发布命令授权贪污调查局调查这些帐册。这种既密切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可以对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保证作用。

四、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果比较

印度新加坡两国具有相同的反腐背景，都有比较成体系的廉政法规制度，法规制度条文都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也都有比较健全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机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两国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的效果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借用“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2011”报告来说明：2011年印度的清廉水平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位，而新加坡则位于第5位。印度媒体研究中心于2005年发表的《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管理》调查报告表明，在事关普通民众的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电力供应和教育等11个公共服务部门，印度公民每年对这些部门的行贿金额高达2100亿卢比，约合46亿美元。同样是在2005年，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反腐败指导手册》，指出为救助贫困线下人口而实施的公共分配系统中超过30%的资金因腐败而损失，政府各种反贫困工程资金中有45%被腐败吞噬。另据印度审计部门估计，2010年11月曝出的三起高官腐败案给印度政府造成约450亿美元的损失。现在，印度不仅流行着底层公务人员普遍的“小腐败”，也存在着像去年底印度电信2G丑闻那样的高层大腐败，廉政法规制度实施效率十分低下，处于严重的“失灵”状况。印度《今日印度》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就指出：“2010年，有一个单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而在2011年1月，印度一家网站以“2011年印度更急需应对的是腐败还是恐怖主义”为话题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超过90%参访者选择了“腐败”，反腐超过反恐，可见印度腐败问题之严重。

与新加坡相比，印度廉政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廉政法规制度本身慎密性和震慑性不足。印度虽然较早就有了反腐败法律法规，对公务人员的廉政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其慎密程度较新加坡尚嫌不足。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实质上直指公务员队伍，通过一系列制度建立了严密的廉政管理架构，特别是《公务员手册》制度的实施，使公务员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言一行都处于专门机构和社会大众严格监督之下，稍有不廉即无所遁形，遭受惩处。另外，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实施，只要有公务员违法贪污被开除或判刑立即自动取消其全部公积金，这样连本人养老都产生了巨大问题，极大地增加了腐败成本，使公务员轻易不敢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同操作性很强震慑力很大的新加坡公务员管理法规制度相比，印度对公务人员显然没有如此严厉的廉政束缚，贪污受贿行为便容易发生。

二是廉政法规制度实施体制机构权威性完整性不足。新加坡虽然实行侦控分立的廉政体制，但其贪污腐败调查局仅对总理一人负责，享有逮捕权、调查权、秘密侦查权和武力搜查权等特权，可以行使警察权，在反对贪污腐败斗争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印度反贪反腐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印度的廉政监控惩处机构主要包括监察和司法两大类，其监察机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行政 部门中的行政监察官构成，中监委通过整个监控官体系实施对各级官员和公务人员监督。一方面，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享有新加坡贪污腐败调查局那样的特权，对监察对象只有建议权，没有处分权，如果建议不被采纳可提请总理处置，总理不同意再提交议会辩论。另一方面，下级监控官员虽然在业务上受上级监控官的领导，但行政上却受各自部门首长的领导，这意味着廉政监控官员要受到行政部门官员的左右，当部门最高领导本身发生腐败时，很难有监察官能够或愿意对其违法行为实行监控或揭发，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当数不清的“小腐败”案件频频发生时，单靠几个监控官员也是无法监控的。虽然印度也想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但从1968年就开始筹建，40多年过去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再从司法机构看，司法人员严重短缺，虽然全国至少需要7万多司法人员才能确保司法案件审理不至于耽搁延误，但现在印度只有1万多名司法人员。一个腐败案件会拖数年甚至10多年才结案，结果常常使不少贪官逍遥法外，并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行贿，让案件由大变小由小变无，客观上纵容助长了贪污腐败风气。

三是最高层对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勇气不足。毫无疑问，印度新加坡两国从开国领导人起，都不乏对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也都表示出坚决反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决心。但是，当面对具体的贪污腐败现象时，两国最高领导层却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体现出铁腕反腐气概，在反腐斗争中铁面无 私。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的郑章远与李光耀私交深厚，且对新加坡发展立下卓越功劳，但他却收受了80万新元贿赂，事情被揭发出来后受到国家贪污调查局调查，李光耀不因私情而网开一面。虽然最后郑章远以自杀谢罪，但国会还是向全国作出了公开说明，举国震动。与李光耀相比，印度最高层明显缺乏坚决反对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如1947年独立当年就发生的吉普车丑闻事件，卷入其中的主角梅农深得总理尼赫鲁信任，两人私交甚笃。丑闻事件发生时就有人揭发梅农介入吉普车事件等几桩可疑交易，印度审计总监和财政部长也建议起诉当事人，但却遭到尼赫鲁坚决反对。直到1955年9月，尼赫鲁才宣布梅农因失职受到行政处分，但第二年尼赫鲁竟不顾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大党议会领导人的反对，任命梅农担任政府不管部部长，后来梅农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到全国反贪污反腐败的宽严程度和效率高低。相比之下，新加坡廉洁指数排名第一而印度排名87位，也就不算如何奇怪的事情了。

第四，廉政法规制度实施社会文化氛围不足。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国家，执政党人民党上台至今一直努力于廉政文化建设。前总理李光耀将儒家道德提炼为“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八种美德或治国之纲”，以此为重点进行国民道德教育，并将“礼义廉耻”融入廉政建设中，注重教育官员以德养廉。再者，其《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公务员指导手册》 等，既是对公务员道德纪律的要求，也是廉洁从政的好教材。通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在新加坡形成了深厚的廉政法规制度实施土壤。相较之下，印度自16世纪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始，只要有求于官员办事就要给一笔“跑腿费”，长此以往即成为一种潜规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逃避繁重的税赋，人们又很自然地想出各种行贿办法来隐瞒自己收入，造成了不少印度人对腐败现象十分宽容。印度教还有一种信仰，即到恒河里洗个澡就可以解脱掉以前所犯所有罪恶重新做人。印度报纸曾登过一幅漫画，画中的贪官一边在恒河里洗澡一边说“洗完这个澡，我就可以重新贪污了”。另外，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布的《反腐败指导手册》还提到，印度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家族关系和种姓制度之上，人们通常更忠于所在集团，而官员利用职权为本集团牟利就显得很自然。这些，都是印度社会文化中不利于反对贪污腐败的因素，影响到廉政法规制度的实施效果。

印度和新加坡相比，廉政法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让人们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去年以来，随着一系列贪污腐败大案的发生，印度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带领印度人民越来越多地同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斗争，推动国家反贪污腐败深入进行。随着2010年4月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的绝食抗议，印度议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由社会人士代表和高级官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反贪腐法律《公民监察法案》，之后8月初该法案草案被提交印度国会下议院审议。8月下旬，印度议 会上下两院经过激辩最终通过口头表决方式接受哈扎尔提出的打击贪腐三大关键原则，即设置“公民章程”，扩大反腐监管范围将更多低级别官员置于监管范围之内，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成立独立监察机构。可以看出，印度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正在朝着印度人民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

参考文献资料：

1、闫群力《国（境）外廉政建设与反腐败考察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9月

2、刘家琛《中国反腐廉政通签》，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2月

3、中央纪委法规室《国外反腐败廉政法律法规选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7月

4、许道捷《国外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扫描

（三）—印度：面对腐败的立法回应》，《中国监察》2002年第15期

5、张旭《腐败已成印度生活方式 官员受贿肆无忌惮》，《小康》2011年第2期

6、王晓丹《印度反腐败机制的设计思路》，《当代亚太》2005年第10期

7、王晓丹《印度政府的反腐败困境说明—建立健全反腐败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 年9 月9 日

8、王德华《印度独立初期贪腐大案频发》，《环球时报》2011年9月1日

9、王磊、郭西山、纪双城、丁雨晴《印度式反腐谁拖了后腿 案件审结要等十来年》，《环球时报》2011年6月12日

10、颜颖颛《新加坡独立反腐机构“权比天大”》，《新京报》2007年9月2日

11、邹平学《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

第四篇：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启示

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启示

【摘要】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且异质性强的城市国家。从1965年独立至今的几十年里，新加坡在保持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贪污腐败行为。这与其独特而富有成效的公务员制度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借鉴其经验，加强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努力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关键词】新加坡 公务员制度 经验 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赤道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别名星岛，又译“狮子城”，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园之城”。总面积70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万，其中华人占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族占2.4%。语言有英语、华语、新加坡语、马来语四种。①从1965年独立至今的短短几十年内，新加坡就从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且异质性强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在保持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贪污行为的国家。自2002年以来，新加坡政府连续在透明国际组织政府清廉度排名中名列前茅，具体排名情况如下：2002年~2006年第5位，2007年第4位，2008年第2位，2009年第3位，2010年第1位，2011年第5位。这与其拥有一套独特且富有成效的公务员制度是分不开的。

文明的交融造就卓越的制度

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是在殖民地时期的行政体制上发展起来的。1842年，新加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按照自身发展模式，逐步将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模式移植到了新加坡。二战后，英国政府又进一步完善了新加坡的行政体制。理性与法治、民主政治与精英治理等西方政治文明理念开始在新加坡生根发芽。1965年独立后，面对人口异质性强、文化背景多元、对国家认同度低等特点，新加坡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倾向、捍卫亚洲价值观的运动。在1982年农历新年献词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保护和弘扬儒家道德传统，大力提倡培养新加坡人的职业道德，并把道德规范纳入公务员的行为体系和考核范围，力图用东方儒家伦理道德陶冶公职人员的品德，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公正廉洁的形象来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运动中，新加坡再次对公共行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大的改革是1995年5月开展的“面向21世纪的公共服务”运动，由直属于总理公署的专门办公室负责指导和推进。通过这场运动，随意浪费现象大量消除，公共服务绩效大幅提升，一支反应迅速、责任心强、精益求精的公务员队伍开始在新加坡建立起来。

具体而言，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折衷、独立的管理模式。新加坡沿袭殖民时期的机构设置，充分吸收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在行政系统外设立了独立的公务员管理机构，即公共服务委员会。它由总统直接领导，由5到14人构成，任期5年。新加坡的公务员职位，按横向工作性质划分，包含行政服务类、专业服务类、执行服务类、文书服务类、技术服务类和办公室服务类六个类别;按纵向职务层次划分，自上而下分为常务秘书、副常务秘书、首席助理秘书、助理秘书、高级行政助理、行政助理等。每一个职务又分为若干对应的职级。新加坡宪法还明确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政治协会会长、工会及所有与工会有联系的组织成员不得担任公务委员会委员。其成员通常是由有成就的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教授、医生等组成，以保证独立性和公正性，避免行政系统滥用人事权。

严格录用考核，注重公务员整体素质建设。新加坡主要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与英美发达国家一样，考试制度强调公开、公平、择优录取的原则。不同的是，新加坡公务员录用兼顾刚性与柔性原则。刚性原则体现在对应聘者的学历有一定的硬性要求，柔性原则体现在对应聘者的品德修养等情况要严格审查，道德有失或有不良嗜好者将不予录取。公务员被录用后还要接受品德跟踪考核以及工作能力和潜力评估的考验，只有通过这两项考核的公务员才能晋升。实践证明，这种注重公务员整体素质的录用考核方法能够有效保证政府的廉洁运作。此外，新加坡还有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机构公务员学院，负责提升在岗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高福利、高薪酬的工资待遇。新加坡是著名的高福利、高薪酬国家。新加坡政府认为，要想吸引和留住人才，必须“富之、贵之、教之、誉之”，因而十分重视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作为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公务员的薪酬标准通常接近或高于市场人才的竞争水平。这一政策，不仅可以吸引社会精英到政府任职，保证政府拥有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而且可以通过“高薪”达到“养廉”的目的，使公务员在不敢贪污的同时也不必贪污。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经验

总结新加坡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的经验，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鼓励创新与变革。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且有被殖民历史的小国，新加坡不仅没有被完全西化或汉化，反而借鉴两大文明，创设出独特而高效的制度，是与其始终鼓励求新与变革分不开的。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培养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创新意识和适应变革意识，要求各部门形成一种期待变革、欢迎变革并有效执行变革的组织文化。政府甚至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与自己工作相关的问题都能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为此，政府还专门设立杰出创新奖，用于鼓励公共服务创新。

人才选拔多样化。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有好领袖才有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和招揽人才。总理公署内部专门设立选拔人才的机构诠叙组。该组成员由总理挑选和领导，在全国明察暗访，寻找优秀人才并及时向公务员服务委员会推荐，以备录用。政府还用总统奖学金培养有潜质的学生，将其送至国外名牌大学深造，并与政府签约，学成后回国为政府服务。现任总理李显龙、前任总理吴作栋都曾是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李光耀曾说：“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担任”。②而人才一旦被选拔出来，就会根据其专业特长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量才使用。

严格的监督与管理。新加坡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岗位职责，相关法律法规都作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建立起一套近乎苛刻的监督与管理机制，包括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官方秉持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设置独立运作的贪污调查局负责廉政监督;民众则可以通过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监督公务员。此外，新加坡有严格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必须自动填写法定声明，申报财产(包括个人动产、不动产、存款、股票、债券等，有配偶的还必须申报配偶财产)，并有专门机构进行核查。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对我国而言，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方面启示：

注重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此同时，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屡禁不止，官僚主义之风愈演愈烈，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要想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对公务员队伍的腐蚀，首要措施恐怕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拒变的长堤，使他们树立起廉洁自律意识，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问题，努力保持思想道德上的纯洁。

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肆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带有标志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具体到公务员制度建设上，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规范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开辟一条真正能识别、吸收治国良才的通道。我国的公务员录用虽然采用公开考试的方式，但在具体操作细节上还有不少问题，导致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新加坡的经验恰恰提示我们，要想吸收人才，必须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具体的选拔措施。

其次，健全法制，完善体制内监督。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的理性与法治精神非常突出，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处理公务时，公务员不能依据个人感情或利益关系行事，而是严格依章办事，不讲情面。中国的《公务员法》于2005年颁布，与之配套的各个方面或环节单项制度设计仍旧滞后，一些地方招考公务员时“潜规则”大行其道，给体制内监督带来了很大不便。因此，要加快对公务员监督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步伐，尽快构建起严密的监管体系。

最后，不断完善退出机制。官本位思想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传统价值观，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建国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不断扩张，虽进行过几次精简机构的改革，但目前的官民比例仍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在完善公务员选拔任用、加强体制内监督的同时，必须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缩减公务员的“利益弹性空间”，实现公务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自由转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淡化官本位传统，保持公务员系统的活力与高效。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注释：

①吴志华：《当今国外公务员制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②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习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7日。

③《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第五篇：饼屋管理人员门店实习制度

饼屋营运部门店管理人员内训实习制度

目的：为了提升饼屋各分店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对饼屋分店现场营运的认

知，更深层次的挖掘饼屋分店管理上的可行方法，提升现有饼屋整体营运

水平，最终实现可复制的良好的分店运营管理模式，更好更快地拓宽连锁

经营规模，特安排饼屋管理人员驻店内训实习。

一、饼屋管理人员分批以实习店长的身份进入各分店，实习期为6天/周期，前三天早班，后三天晚班（早晚班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换）。早班安排一天跟

随后场人员一起上班（04：30）。

二、实习前三天跟随现有分店店长了解并熟练掌握分店各个运营操作细节，实习

后三天实习人员与分店店长各独立带领早晚班，考核实习人员的店务实操能

力。

三、实习期间原岗位工作正常履行（特殊情况可安排其他人员协助处理），但尽

量在实习上班以外时间处理本职工作内容；

四、实习期间要履行分店店长每日工作流程，同时也需要熟知收银员，营业员及

后场人员工作流程和要求，具体如下：

1.下单订货，商品的进销存（收货，退货、盘点、防损）管理，各种单据的签收和保管；

2.分店早会，人员工作安排，调派及考勤管理；

3.分店店租，水电费等各种开支的了解和整理；

4.促销工作准备，促销物料的使用及促销活动的跟进落实，提高有效客人

入店率；

5.熟悉分店一日中各时段的销售数据，分析分店淡旺时段并有针对性的制

订合理有效的促销方法。

6.掌握营业员推销技巧和方法，如何更有效的提高分店的客单价。

7.商品陈列（先进先出，补货、理货等）管理，保证商品陈列的饱满率；

8.跟进产品品质，挖掘产品卖点；

9.分店各种设备使用和维护保养的要求，店面卫生清洁整理工作；

10.pos机的使用方法，收银准备，会员卡及发票跟进；

11.每日销售数据统计，汇报；每日退货和其它损耗情况分析；

12.熟悉后场烘焙蛋糕和现烤面包的制作工艺及保质期等需要注意的问题；

13.多与顾客沟通，了解顾客对公司产品及分店服务等各方面的要求，并加

以改善；

14.了解分店员工心态，寻找能有效调动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方式方法；

15.根据实习体验，制订新员工入职培训计划；

五、参加内训实习的人员拟定在2012年6月1日起开始参加内训，根据实习考

核表现内训可定为一个或两个周期（6天/周期）。

六、饼屋分店管理人员参加完分店实习工作后，要做实习工作总结，在实习结束

后的三天内上交到直属领导。

七、饼屋管理人员参加分店实习，必须由该分店现有店长及其他管理人员（总监，其他主管）对其“店长职务” 的完成情况运用 “店长（实习效果）考核表”根据实习情况进行考核并以此确定今后的工作方向。

八、以上制度为试行方案，试行中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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