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锺之著《中国相声史》刚刚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书后写成这篇杂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国相声史》（以下简称“三人本”）。万事开头难，那本20年前问世的“相声史”功不可没。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资料所限，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又因为此书的三编是三人分工撰写，体例也不统一。

“倪本”中前有《引论》，后有《结语》，正文设有《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当代篇》及《域外篇》，全书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节。体例统一，论述的更全更细更广。此书从纵向看，贯通古今，从横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仅通过全书五篇的部分章节，略加评述。

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从《先秦及秦时的优人滑稽》一直说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两汉南北朝的优人滑稽及影响》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补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历代笑话的积累》与“三人本”的上编第二章《历代笑话》的内容相同，可“倪本”列举的古代笑话更多，且有两篇正是单口相声《糊涂县官》和相声《贼说话》的出处。第八章《笑话与口技的结合—— 明清隔壁戏》，则是“三人本”中没有论述的内容。这一章关于隔壁戏的记述，正是相声由“暗春”到“明春”演变的重要阶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的相声是否已经产生，尚无更多文献可证。但是道光年间的子弟书《风流词客》中，描写了相声艺人马麻子的艺术生涯，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节《近代相声的创始者》中，作者记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声名家张三禄和京剧艺人出身的相声名家朱绍文及其弟子。因为张三禄没有弟子，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就在北京献艺，是他将全堂八角鼓中的“说学逗唱”四功，作为相声的四门功课，流传下来。作者没有照抄他书，把张三禄硬列为相声第一代艺人。对于朱绍文及其传人，因为有艺人师承谱可证，因此书中的记述也很详细。

在《“肃亲王禁相声”及其影响》一节中，作者通过艺人的口述资料和有关文章，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清代光绪年间，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艺人处境艰难。北京相声遭禁演后，客观上也促使了北京相声艺人到外地献艺求生。从而使相声艺术走向各地，扩大了这个北京曲种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在第十章第一节《相声向外地传播》中，作者根据有关文献，论述了相声在天津、沈阳的实况。对于相声在河南、山东、江苏、湖北、上海等地的传播，虽然仅是一笔代过，但是也足以说明清末民初相声艺术的传播很广。第二节《“相声八德”及其同辈艺人》，第三节《“清门相声”的流传》，第四节《两代“云里飞”演唱的滑稽京剧》中，记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相声艺人。这里，我仅说说“清门相声”和“滑稽京剧”。

“清门相声”是指八旗子弟在全堂八角鼓中表演的相声，与其相对的则是艺人系统传承的“浑门相声”。“清门相声”自从阿彦涛收徒起，“清门”与“浑门”两派相声便开始融合。民国八年（1919年），由于八旗子弟的钱粮停发，迫使一些票友下海从艺。作者根据现有史料，为民国后的“清门相声”著名演员华子元、谭伯如、陈子贞、广阔泉、高玉峰、谢芮芝六人都作了小传，列举了他们常演出的曲目，其中有人还留下了唱片，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相声的珍贵资料。

在上述这些“清门相声”中，有人曾是京剧票友，熟悉戏曲，因此才能编演出腿子活《捉放曹》和反映戏迷生活的《戏迷闹学》《戏迷卖切糕》等相声。又因为“清门相声”演员多比“浑门相声”演员的文化水平高，才能编演出《夸住宅》《开粥厂》《八扇屏》等曲目。因此，“清门相声”对于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滑稽京剧，又名滑稽二黄。作者引用了北京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述。侯宝林、白全福等相声名家都是先学唱滑稽京剧、后改行说相声而名扬全国的。我想，侯宝林曾演的曲目，正唱逼真，歪唱可笑，这与他当年唱过滑稽京剧下过功夫是分不开的。

现代篇

《现代篇》中包括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在第十一章中，分节记选了《“冯家门”相声在东北的流传》《“马派相声”的形成》《张杰尧从南方回到北京》和《一代名家张寿臣》。这些著名相声演员，都是民国时期各地的代表艺人。在第十二章第二节《“女相声”演员的兴起》，提到了来小如、德淑珍、苗喜珍、冯洪飞等鲜为人知的早期女艺人。在《相声著作的出版》中，记述了张笑侠的《相声集》（第一辑），此书中的《相声总论》一文，是一篇研究相声艺术的重要文章。连阔如的《江湖丛谈》是曲艺民俗专著，书中有许多评书和相声史料。张履谦的《民众娱乐调查》书中有《相声》一章，记述了河南省开封市的相声艺术及主要艺人。这些民国年间的图书，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作家老舍与艺人欧少久合作的“抗战相声”和在华北沦陷区天津市常宝堃与常氏相声。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曲艺活动中，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和西河大鼓艺人王尊三都有公认的佳作传世，而相声却很少，在当时影响也不大，这也反映了解放区曲坛的实情。

在第十四章第五节《“俗文学”研究中的相声》，谈到了1938年出版的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一书。此书把俗文学分为五类，其中的讲唱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曲艺。郑所记述的历代讲唱文学，包括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宝卷，清代的弹词、鼓词与子弟书等等，却没有提到相声。这是因为相声曲目多是艺人口传心授，没有文本可查，因此研究相声者也很少。1946年出版的杨荫深著《中国俗文学概论》中，设有相声专章，并有《相声起源》《相声与双簧》等节。此外，只有散见于报刊上涉及相声的短文，数量也不多。不过，当时的俗文学家们，开始重视讲唱文学，并有人注意到相声，这也算相声研究中一个可喜的开头。

当代篇

在《当代篇》中，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术曲折发展之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分别写了“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新世纪”四个阶段的相声状况。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4月“文革”前夕，相声艺术几上几下，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建国之初，从旧社会过来的曲艺老艺人都欢欣鼓舞，其中鼓曲艺人编演了许多歌颂新中国新人新事的大量新曲书；评书艺人也根据《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著名长篇小说改编过一些新评书，还有的艺人根据“二五长征”等党史上的真事，创作过短篇评书。可是，相声艺人却遇到了难题，不知道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如何才能跟上时代，如何才能为人民服务。1950年，“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在老舍等人的帮助下，把传统相声《菜单子》改成《维生素》，把《文章会》改成《假博士》，都是试探性的改编作品。演出后，观众认可，也使艺人对改进相声有了信心。天津艺人常宝堃创作的《新灯谜》更是歌颂新社会的佳作。建国初期，业余作者创作的《夜行记》《打百分》等一批新相声，经过专业演员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其中作家何迟创作、马三立首演的相声《买猴儿》影响最大，各地艺人争相演出，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作品塑造了“马大哈”这个艺术典型。可是这篇相声也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也对相声《买猴儿》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叫好，有人反对，这在相声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可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却把何迟打成了“右派分子”，就连首演者马三立也在劫难逃，被迫离开舞台多年。本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强调了“双百”方针，文艺界很活跃，新相声也很多。可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作者们都不敢写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相声了。正因如此，在1958年8月，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中，相声节目只有《社会主义好》《天上与人间》《水兵破迷信》《别泄气》等歌颂相声。其中有的作品，是歌颂“大跃进”中的“敢想敢干”精神的，甚至是美化浮夸风的。虽然在1958年年末，党中央就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可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大搞“反右倾”，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相声创作又进入了低谷。在建国十周年时，只有相声《昨天》是通过一个人的奇特经历，描写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不愧为相声佳作。

直到1962年在广州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开始“反左”，文艺界反响很大，不仅小说、戏剧出现了一批佳作，相声也产生了马季编演的《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等新节目。而在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文艺界，尤其相声界，又一次遇到了难关。作者对于这段历史作了如实记述。

《“文革”中的相声》反映了“十年**”时期相声的真实情况。文革十年在曲艺界经过了“受高压、强挣扎、被利用”的三个阶段。文革初期，许多相声名家，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斗。全国各地的曲艺团队一度解体，相声在文艺舞台上一度消失。

1971年林彪一伙垮台后，部分曲艺团队恢复，有的相声名家也归队，重新登台。1972年马季的《友谊颂》等新相声在电台播出后，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倪本”中还提到1972年天津的相声《挖宝》，作者没有细说，我补充几句。这篇写猪身上有百宝的相声，不仅运用了传统相声“子母哏”和“贯口”等艺术手法，而且冲破了当时“四人帮”大力推行“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是当时难得的佳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艺大解放。相声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揭露四人帮的节目。如1977年出现了《舞台风雷》《特殊生活》等相声，让观众们非常开心。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的曲艺调演中，出现了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假大空》，大受好评，“假大空”被人称作是继“马大哈”之后又一个反面人物艺术典型。此外，还有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反思相声《如此照相》，影响很大。为了繁荣相声创作，1984年举办的全国相声评比中，又有一批新相声获奖，后来的两届中国相声节，都产生过许多优秀作品。自从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首届春晚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的喜剧小品《吃面条》后，年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都必有小品与相声的竞争。在有些小品中，运用了相声的表现手法，有些相声演员也改演小品，一直坚持演相声者，不仅有马季、姜昆等相声名家，还有来自湖南的奇志、大兵等一代新人。

新世纪以来，相声回归剧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京津等地的小剧场相声很火爆，但是小剧场相声也出现了新问题，如在经济大潮中把新中国成立后早已停演的荤口相声又搬回舞台，还把上流传的荤笑话改编成相声，因此，受到文艺界和观众的批评。

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不仅论述了祖国大陆的相声，而且还论述了宝岛台湾的相声和海峡两岸的艺术交流，也记述了一些少数民族相声及与相声相似的曲种，如藏族中的藏语相声，蒙古族的笑嗑亚热，朝鲜族的漫谈、才谈等等。

在《当代篇》中，对于相声艺术的研究成果也有评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侯宝林等编写的几本相声知识读物，进入新时期后，在相声研究方面，史论传等无所不有。如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的《相声溯源》，薛宝琨的《中国的相声》，汪景寿、藤田香的《相声艺术论》，王决、殷文硕的《相声行内轶闻》，金名的《相声史杂谈》等都给相声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域外篇

在《域外篇》中，即第十九章与第二十章，记述了中国相声在海外的影响，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新时期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林培瑞（中文名）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过《论侯宝林》，还访问过天津的相声艺人；朝鲜血统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崔淑英也来华访问过侯宝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尼古拉·莱仙客多年来研究中国相声，并把其研究成果写成文章编入教材。1981年他与我国沈阳相声作家白纪元，著名相声演员名家杨振华互相通信，探讨相声问题，加强了两国的相声学术交流。

此外，本书对于与中国相声类似的外国艺术，也有简述，如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流传的“漫谈”与“才谈”，日本的“落语”与“漫才”等等。

通过本书《后记》中作者的自述，我对这位曲坛老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与相声真有缘，天地人三才都占全”。从天时上看，他不仅亲眼见过相声艺术的整旧创新，而且还赶上新时期相声复兴，见到了曲坛百花争艳，笑林绿树成荫。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有些相声艺术家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还有些相声名家当选为中国曲协和省市曲协正副主席。在2006年至2010年，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中，获得终身成就奖者共有27人，其中相声艺术家就有6人。

在全国数百个曲种中，相声是流传最广的曲种之一。据我所查，《中国曲艺志》的29卷中，有26卷的“曲种表”包括相声，开列相声条目者多达18卷，只有3卷的“曲艺志”中没有相声，但不等于本地没有相声，只是相声并不是本省的主要曲种。可见，相声艺术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新时期以来，相声选集与相声论著大量问世，再加上这位有心人又搜集了许多各地内部出版的各种曲艺资料及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与文章，乃至相声名家音频资料，这些都为作者写这部书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从地利上看，作者生在相声宝地天津，从小就常听京津两地名家相声，喜欢相声，热爱相声。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文艺骨干，上台演过相声与话剧。虽然从天津城市建设学校毕业后在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工作，但他发表过关于相声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争鸣，让相声界知道其人。1962年，他被调到专业曲艺团工作后，写过许多曲艺论文。“文革”时，曲艺团解散，他调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做文艺辅导工作，还给业余文艺工作者讲过相声课。1986年文化部在天津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他成为“中国曲艺史”和“曲艺概论”两门课程的教授。1991年他撰写的《中国曲艺史》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1996年他退休后还主编过《曲艺讲坛》，后来又出版过《民俗曲艺与曲艺民俗》等书。因此他接受了这部《中国相声史》的任务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稿。

从人和上看，倪锺之为人随和，人缘很好，文艺界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帮助很大，曲艺界的晚辈都尊称他为倪老师，这也是他在曲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之一。当然，仅有天时地利人和还不行，这与他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从当代文献到近现代文学、戏剧，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

在《后记》中，他说：“尽管我给汪兄等人的著作提了很多意见，而自己这部著作究竟如何？则又是一个问题。还请专家和读者品评吧！”

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是肯定的，年近八旬的作者写作态度是严肃慎重的。凡是至今尚不能下结论的问题，他都凭个人理解猜测用“可能是——”来表述。对于前人口述中不同的说法，也都是二说并存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这部长达50万字的长篇专著，实在难得。但是由于占有资料的寡众，难免有些地方粗细不均，尤其是音像制品比如盒式带、光盘、络资源方面所谈较少。

第二篇：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如果从孔德1938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提出“社会学”（sociology）一词算起，社会学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如果从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群学肄言）算起，也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当然无论中外，社会思想古已有之，但这里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而言的。中国的百年社会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个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两大传统的社会学，在早期的50年表现为以孙本文集大成者的经院学派（综合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这一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多难与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以及战败后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是中国人民保守丧权辱国之苦，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之中。传统的中学已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仁人志士为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对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为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的首选目标。而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同时，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并非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讲究贤人政治的中国社会中，这触及了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李景汉曾经大大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杨开道力主“以农立国”，并在清河设立了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著有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晏阳初主张“民族再造”，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需要有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救治，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梁簌溟主张从社会组织构造上重建文化体系。陈达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吴景超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理论，并进而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在吴文藻的主持下，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吴文藻“请进来”“走出去”的做法，体现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他对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实在是让人敬佩！费孝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复兴乡土工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业化所需资本，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孙本文将文化看成是 社会形成的基础，编著《社会学原理》，号称迄今为止最翔实精细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论。

他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他们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问题,试图在大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本土化，他们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赢得了地位，使中国成为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兴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已经不陌生。但是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讨论还是比较零碎的。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不同但又统一的形态。一种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端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另一种是维护建设的形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把原本是一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伪科学”，并在1952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开始重建。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曾有过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倘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政府重视并采纳社会学者们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会建设方案，逐步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一个没有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建设，无疑走了很多弯路或者错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他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学，这需要接下来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才能与西方缩小差距，跟上时代的步伐。曾经与社会学休戚与共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则在这场厄运中饱受批判与摧残，他们对新时代的热情、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受到重击，最终带着遗憾走向了凋零。

当下的中国正是经济转轨同社会转型的关键敏感阶段。尽管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一定时期的矛盾积累必然需要一个发泄口，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较为合理的用较小的代价将这些矛盾弱化。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矛盾问题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祖国，他只能激发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社会学知识来实现社会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各种日新月异的问题，社会学就是一个合格或者趋向于合格的修补匠，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国际化。中国社会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们如果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必将大放异彩,中国社会学最终能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所建树。

第三篇：中国园林史读后感

《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读后感城规08班黄星溢08033410

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客观、全面、独立地书写历史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现实的复杂和个人的有限性往往使许多记录历史的书籍迅速湮没在浩瀚的图书中。太史公司马迁之所以为人所称道，不仅仅在于他创建的体系之完整和眼光之独到，也在于他敢于记录当代历史，臧否当代人物。20世纪末，现代建筑运动的接力棒传给了我们，中国正在发生迅猛的建筑革命，中国特殊的国情造就了许多中国特有的现象，因此出现了1980年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并且这其中也蕴含了大量的学术问题。《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一书系统的介绍了20世纪末以来中国建筑的发展，并先在西方学界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一书对当代中国建筑的记录并不全面，当下的许多现象厦活跃的设计机构及设计人物都没有涉及。而且比较遗憾的是，它没有章节写到建筑的支撑体幕。在中国，实践和体制的确是左右建筑学发展的主要园寨，但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支撑系统对建筑学的发展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但这些都不妨碍该书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建筑的里程碑式的巨作。美国著名的杂志(建筑实录)称该书 从中国角度追溯了中国大陆建筑的发展，关注本土和民间的设计，记录了中国建筑实践如何被国内外的事件所影响”。B本著名的设计师隈研吾认为 “对中国当代建筑罕见和综合的历史分析，作者25年来经历和目击了中国建筑的革命性开发，对涌现的中国建筑景观呈现出详细和深刻的论述。

该书结构非常清晰，作者开篇即讨论了中国当代建筑评价标准和西方文化和中国建筑的融合等宏大性的问题，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几个城市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中国住宅的演变。宏大的讨论之后，作者将眼光转向了实践层面，不仅仅分析了中国当代代表性建筑师的理念及其作品，而且还对实验派建筑师的实践进行了深^的分析。作者在充分肯定实验派建筑师的创作的同时，也警醒我们中国的实验派建筑师受到了大多的溢美之词，批评的缺席将制约他们的发展。最后。作者非常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机会及面临的挑战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中国当代建筑将非常荒芜，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建筑师能够跳出单一的”西方化”和“中国化”的偏见，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格局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第四篇：中国园林史读后感

读《园冶》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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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冶》大概是我接触这个专业知道的第一本中国专著了吧。从大一开始就一直想看，可是一看全是古文就望而却步了。在这个学期，既然老师给推荐了此书，那我就勇敢地看下来吧。

老师推荐的是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苦于我在图书馆只能找到1988年版的，里面文字是繁体且排版是竖幅，本来古文水平不高的我费力看了几页就觉得支撑不住，于是换成看《园冶图说》，虽然给了注释我还是有很多看不懂无法很好理解的地方，但坚持着看完此书，还是有一定收获的。

依照我读书的习惯，先将书德前言概述等等读了一遍，发现此书的前言很好的交代了计成生活的时代特点，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书的流传影响状况。在计成的年代，正是大明帝国出于斜阳西下之时，而江南自古为富裕丰饶之地，江南私人园林艺术的兴盛，一方面是个人经济生活水平和文化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个人行为的进步与国家政权的专制相互冲突的矛盾，出现了大量息政退思，独善其身的结果。江南园林寄予着造园者的人文思想和生活意识，表达了园主人的哲学、文学、艺术、人生的诸多观念。由此，我联想到在物质文化都不是很发达用地紧张的今天，我们见到的私人园林多是有钱的暴发户所为吧。而爆发户们多没有了很高的文化素养与哲学修养，所以现代的私人园林体现的园主人个人思想就不是很有意味的。而现在入仕途的人也少有自己独善其身退隐的吧?这能不能说明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还不错，至少没有让广大入仕者失望到隐退？

让我觉得有所感悟的还有计成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明代的杰出“风景园林师”，他的经历对我们今天这些欲成为最起码称职的风景园林师有所启发。他《自序》中有“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的说法。推想少年计成有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良好的教养，对绘画的爱好，并在周围获得了一些最初的赞誉，同时，对许多事物充满了好奇心等等。想到这里我都觉得惭愧，本来在小学的时候自己是很爱画画且得到了老师同学的赞赏，但学业的压力实在是令人无奈，我不得不把几乎所有时间投入到了学业上，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且对于事物的好奇心也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耗尽。虽然大学这两年在学校里学了不少有关美术的专业课，但还是觉得这点美术功底对于做好一名设计师是不够的。

青年的计成“游燕及楚”，可见他对祖国南北的大好河山有所跋涉，行万里路的作用显而易见，这形成了后期造园的丰富心理积淀。可见，走出去，以自然为师是必要的。在园冶的写作中，作者用了鲁班、杨雄、诸葛亮、等等人的典故，例出《尚书》《左传》等典籍，可见他是一个极具文化水准的造园大师。我们相对于他在文学修养上也是很不够的，甚至我连古文都看的不太明白，所以以后在这方面也要加强。

他真正开始以造园为业实在中年以后，且造园起因看似偶然，实则为必然。“环润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或问曰：“何笑？”予曰：“世所闻有真斯有假，胡不假真山形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或曰：“君能之乎？”遂偶成为“壁”，睹观者俱称：“俨然佳山也。”在之前的丰富的绘画艺术熏陶和广泛的读书，游历名山大川的积淀才是他造园一鸣惊人的原因。相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很多是在大学里学4年就出去工作，即使是读了研究生，短短几年时间是根本没有底气来造园的。所以成为一个风景园林师是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需要戒骄戒躁，脚踏实地的学习。

关于正文部分，我还是依照我的习惯拿着铅笔画自己觉得是“真理”的句子，可是到后来发现没有看了几页都被我画黑了。没有划线的句子不是我看不懂就是他引用的典故诗词。

那我就对其中一些句子观念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吧。在《兴造论》中，他讲得“三分匠七分主”的理论，很有道理。我们今天在做设计的时候最主要是也是要“主”，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做的合理而得体，否则再好的施工队对着一个烂规划图都是浮云。

在《园说》中，“开林择剪蓬蒿，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径缘三益，业拟千秋。围墙隐约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即是。”“梧桐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等等的描写，给我们展现了一副美好的中国古典园林图景。各种植物的配置合理和天然又丰富多彩有层次，是对他的名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诠释。在今天，我们在做一些古典园林的时候完全可以依照他的描写来做，效果一定很不错，很中国风。

在《山林地》部分，“好鸟要朋，群麋偕侣”的画面让我觉得现在的有些所谓“森林公园”很惭愧。在《城市地》中，“芍药宜栏，蔷薇未架，不妨凭石，最厌编屏。”讲到了花与石的结合运用，正好前几天我们实习讲到过这个用法，看来在明朝人们就这么运用了。

在《厅堂基》中，“深奥曲折，通前达后，全在斯半间中，生出幻境也。凡立园林，必当如是。”厅堂的深被着重强调。《门楼基》中，更强调了“要依厅堂方向，合宜则立”的必须性。《书房基》择“偏僻处”，《亭榭基》“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假山基》“最忌居中，更宜散漫。”等等详细不罗嗦但实用的说明一针见血。

书中对于门楼、堂、斋、室、房、馆、楼、台、阁、亭、榭、轩、卷、广、廊等等都做了简练的定义描述，但我还是古文水平有限吧，感觉还是不太区分的开。里面对各式门窗有配图，大开眼界。对于各种石材也有描述，虽然自己见过的很少。借景成为单独一篇，因“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

书最后的《自识》看的人心酸。可想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自叹生人之时也，不遇时也！”而自己一辈的经验和智慧财富，想传给儿子，却无奈儿子“但觅梨栗”。我倒觉得他这样过一生是很有意义的，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还能以此谋生，真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人们说风景园林师是天底下最美的职业，像计成这样，一生都在学习美，欣赏美，体验美，创造美，而且在今天被我们后人景仰，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美，真是有意义。此书很好，虽然有很多看不懂和体会不到的地方，买一本放着，能看很多年。

第五篇：《中国文学批评史》读后感

《中国文学批评史》读后感

《中国文学批评史》于三月开卷，正值春暖花开之际，久坐于中心花园，书捧诗书，掩卷沉思，静嗅花香，一大乐事哉！寥寥收获记于此。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者郭绍虞，所读版本为一九三四年版。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能将一个人的名字与学科紧密联系起来的，先生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当属其中之一。《中国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流变。何为文学批评史？它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学批评史，窥一隅而见全貌，我们可以据此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流变，此亦是先生作书之本意。文学批评所由形成的主要关系，一者文学的自觉，二者思想的关系。

纵观全书，作者以纯文学为逻辑中轴展开论述，复古与演进的主体皆是纯文学，一言以蔽之，纯文学始终被杂文学意识所笼罩压制，至清朝成复古之完成期。

华夏悠远的历史同时也造就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文学可以说是其中重要部分，从诗三百为源头的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无不流光溢彩。先生所著之书，分上下两册，每册分三个时间段，清晰地揭示文学批评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流变。

自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文学形式偏于文，文学作品与应用学术文的区别由含混到明晰。自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两者区别又从明晰到含混。自南宋至于清，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此期又分为三个阶段，以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以明代为第二期，是批评理论各主一端推而至极的偏胜时期；以清代为第三期，是批评理论折衷调和的综合时期。此大概是文学批评的发展流变。下而详述之。

在文学观念的演进期，可大致分为三段，周秦、两汉、魏晋。而前两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迨至魏晋，方有专门论文之作，而进入文学自觉期，专重纯文学者亦是产生。周秦之时，文学即文章博学之意而不同于今。至两汉，文学与文章分野。至魏晋，文章分为文、笔；文近于纯文学，笔近于杂文学，文学分为儒、学，儒者通其理，学者识其事。

周秦，重点在于诸子之文学观，文学之称虽始于孔门，然诸子之文学非纯文学。孔门之文学观，一言尚文，诗重在创，以达意；二言尚用，文重在述，考古昔之遗文。其论诗重无邪，偏于质；又重于道，于是不离用，因而有文道合一之倾向。而儒家之神影响至文学批评分作、评两方面言之，作，正名主义之修辞；评即体会之方法。儒家之论神，有待与知，故近于科学；道家之论神，无待于知，故近于玄学。后人喜引诗佐证，均由孔门文学观尚用推而至极之果。孟子主于诗，提出知言养气说，与神近。荀子主于文，与道近。然荀子论文虽偏于道，然亦把尚文、尚用结合，故言传统之文学观确定于荀子。墨家论文极端质而尚用，以三表法，本之、原之、用之而立仪，其尚用为功利的尚用。道家视文学为陈迹、为糟粕，行不言之教，其提出性命说、神道说。

至两汉，论诗多沿袭周秦旧说，论赋，自扬雄开复古之声后，皆儒学之立场。扬雄者，受儒道两家之影响，论文尚质，复古宗经，却又故作艰深。王充的文学观偏于革新，受桓谭之影响，论文主于真（记载事实）受班彪之影响，论文主于善（真伪之平，善恶之实）反对泥古相袭，受史家之影响颇多。

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至魏晋，出现专门论文之作，文学进入自觉期，曹魏时期，曹丕、曹植创作上沿袭古典文学旧型，同时开六朝淫靡之风气。此时期，因文学通才备其体之说，文学偏于贵族化，又因文学批评随喜好而无标准，生文人相轻之陋习。晋初文学首推二陆，而重在陆机之《文赋》。其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提出文体的辨析，即对各种文学体裁、风格性质加以甄别，提出骈偶的主张，论文偏妍丽，开元嘉文学之风气，又提出音律说，其音主要指自然之音调，评论重在音节。至于左思，其论赋谓后人之赋失实，因而主张求真，皇甫谧为左思之《三都赋》作序亦认为赋极端尚美而渐离于真。此期，涌现一批总结之结撰者，()如挚虞之《文章流别集》，属于叙论性质的总结，其选辑的宗本于儒家的见地，即不专尚丽辞。至于东晋，有李充之《翰林论》，相比于挚，论文体之外尚兼评论。故言《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始，《翰林论》为文史之始。二晋亦涌现一批反时代潮流的批评家，如虞、裴、葛等人。

文学批评至于南朝而进入重要时期，所讨论的问题空前绝后，如文笔之区分，音律之发明；文学批评的专著产生，批评家亦用多种方法进行批评。钟嵘之《诗品》是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刘勰之《文心雕龙》是对文学评论的批评。此时论文，文质相重，而不是后世之重质轻文。汉魏文学批评重才性而不重门第，东晋、南朝严流品而不重申清议。而此时立文之道有三，行文、声文、情文，三者合而风格体制生。而萧统之《文选》别文体三十九种，亦是批评史上的一大进步。至于文笔之分，文学之性质始渐亦明显。至沈约倡四声八病之音律说，论者亦分二端。北朝之文学批评，不如南朝之发达，北之文学推王褒、庾信，而批评当推颜之推。颜氏之文学观多偏于折衷，而成为复古思想之萌芽。南朝刘勰以厚道主张，开唐代文坛风气，北朝颜之推以不废音律之故树唐代诗坛先声。

文学批评的演进期大致如此吧。

学批评之内容宏多，先记第一期于此。

2018.3.31

白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