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

第一篇：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

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以原道发端，远迹屈子，中经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原道的源头，到周敦颐重构儒道的《太极图说》、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锻造维新变法的思想利器《仁学》，直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终于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为典型的有二。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06年3月7日）对这两种概括，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经世”即“经国济世”，强调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求解治国之道；“致用”即“学以致用”，要求积极入世、致力社会实践。“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维新运动也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从本质上讲，“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强调入世。儒家自创立始，就非常重视实践，也就是孔子所谓的“行”。在孔子看来，“学”最终要落实在“行”的层面上，而且“学”也就是“行”，“行”中之“学”才是真正之“学”，“学而时习之”，才会真正体会到“乐”的勃发。通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所提倡的学问，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治世行为规范，而不是朱程所尊奉的那种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的心学。历代儒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地域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带有儒家文化这一本质特征，如果将其作为湖湘文化的特征，很显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代王船山提出“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背景，是远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心学的泛滥。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心学，抽掉了儒家的求实、革新精神，将知行割裂，置于两端，不能满足抵御女真族南犯、急于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其生命活力已日渐式微。王船山提出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对朱程理学歪曲儒家学说的历史性反正。实际上，王船山所做的就是洗尽“实事求是”身上的历史尘埃，为湖湘学派寻找治学上的理论依据，注入儒学继续前行的动力，还不能说这就是反映湖湘文化特色的固有特征。从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一支有影响力的文化，始于明末清初，前后不过四百多年。这一方面是文化重心南移的结果，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治学理路选择的结果。如果将儒学本来存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上升为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最起码有两个不妥。一是仍然有将儒学的共性特征个性化之嫌；二是在现代“实事求是”已被赋予新的内涵。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及至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更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以此概括湖湘文化，事实上是有硬性嫁接之嫌。

第三，“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百折不挠”，出自《蔡中郎集·太尉桥玄碑》：“其性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借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南人独特的群体性格，是对湖南人这种中国独无仅有的“霸蛮、血性”等特征的提升。明清以来，湖湘文化横空出世，孕育了一大批为追求理想信念而坚忍执著，严守民族气节而舍生取义，战胜困难而刚烈雄健的湖湘精英，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最为突出的有——曾国藩一介儒生，“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打出“无湘不成军”；左宗棠抬棺进疆，不让沙俄寸土；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洒热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身处逆境，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这都集中体现了湖湘英雄群体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湖南这种英才辈出的现象，既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式的使命感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般直冲云霄的豪气，又是湖湘文化“筚路蓝缕”、奋发图强的深刻写照，是湖湘文化在文化个体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既能恰当地反映湖湘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有很深厚的历史依据。

第四，“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兼收并蓄”，出自韩愈《进学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原意是把各种东西一并收罗藏蓄，后指把性质不同东西都吸收、包罗进来。以此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一是就其文化成因来考虑的。湖南虽然北有大江相阻，其它三方均是群山环绕，号为“四塞之地”，但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东连西进之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湖湘文化在这三湘四水之间，撷南北文化之长，促进南北文化相互生发，从而既拥有中原文化的顽强坚毅和现实价值取向，又有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在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激烈对撞的历史时期，这种交融而生的文化，展现出“有容乃大”的兼容并包特性，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清醒，率先开始近代转型，保持了文化自身的尊严。二是从文化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言说的。湖湘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反过来使影响者受到自己的浸润。接收外来影响方面，湖湘知识群体有接收外来文明的自觉，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毛泽东等人探索并成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都是湖湘文化开放特性作用的结果。对外影响方面，如屈原的《离骚》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壮，又有“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激越，其他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无不烙上了湖湘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印记，也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可以这样认为，“兼收并蓄”既总结出湖湘文化的发生成因，又能从根本上概括其发展取向，这正是精髓之所以成为精髓之所在。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既成的地域文化事实，必然有其相对固定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又必然拥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征。概括湖湘文化的精髓，至少要将反映湖湘文化特性、推动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百折不挠”、“兼容并蓄”包含在内。

第二篇：《谈湖湘文化的精髓》

谈湖湘文化的精髓——霸蛮风骨 古时候，把长江以南的湘楚大地，称为“南蛮”，往往作为官吏发配、庶民充军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土居人称为“蛮夷”，意为野蛮的人。就在这“南蛮”之地，随着时空隧道的传承，“蛮夷”得到不断的壮大。其生存风格逐渐演变成“霸蛮风骨”，从而构就了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先得说胡安国。他是南宋大儒，为避“康靖之乱”，举家迁徙湘潭隐山，创碧泉书院，撰著经学并授徒讲学。其遍览诸家兼采众说，著成煌煌《春秋传》，被定为元、明两代科举取士标准教材，影响后世甚巨。季子胡宏，人尊五峰先生，续父学脉，独创“性本论”，筑起学派理论大厦，堪称灵魂人物。高足张栻学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身为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其学问道德演绎出彪炳千秋的“唯楚有材，于斯为盛”。胡安国奠定了湖湘文化，成为湖湘文化的早期代表。湖湘文化的精髓实质为“霸蛮风骨”，因“霸蛮风骨”发展了湖湘文化。早在五千年前，华夏大地上形成了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族联盟集团。当他们继续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时，终于在黄帝与蚩尤之间爆发了著名的涿鹿之战。被尊为战神的蚩尤战败被杀，余部经辗转流离迁徙到了洞庭楚湘一带，成为苗蛮部族集团，也即今日苗族的祖先。湖南湘西北的苗族古歌中叙述了三苗祖先在“洞庭彭蠡”之间水乡斗鳄鱼，开水田的史迹，后来又到环境险恶的武陵山区开辟新的生活。这种战天斗地求生存的霸蛮风骨，逐渐融入到湘楚大地原有的霸蛮文化之中。霸蛮中的“蛮”，起源于三苗的后裔苗蛮，也即是荆蛮。商周之际，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人的栖居之地；就像美洲大陆曾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世代家园一样。太伯初到江南，得到千余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并建立了吴国。大约过了一百年，楚国也在蛮族之地立国。司马迁在述及吴、楚两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称谓。就地理概念而言，荆蛮与楚蛮可以画等号，因吴、楚皆在蛮族的栖居之地立国。楚国认同蛮夷文化，楚武王自称“我蛮夷也”，这一文化自立心理导致楚蛮向“蛮”文化的纵深地带挺进。秉承远古湖南农耕文明的霸蛮因子，加之楚蛮年复一年自豪地积淀着“蛮”的特质，最终进化成湖湘文化中“霸蛮”的主体基因。楚蛮文化中的“蛮”，凝聚着强烈的爱国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著名俗谚，便是这种爱国心动人心魄的具体写照；屈原毅然跃入汨罗江，则是这种爱国心视死如归的集中体现。历代湖湘人士的许多性格特质，如倔强、刚直、英勇、坚毅、强悍、豪侠，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皆源自“霸蛮风骨”的行为特质。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岁月积淀，“霸蛮风骨”早已烙印成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显著标识，定格为湖湘人士一脉相承的独特个性。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因连遭战乱，人丁锐减，十室九空，湖南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韶山毛氏祖先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人，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先祖则从安徽移民到了湘潭。移民们开拓进取的精神，强化并丰富了湖南人霸蛮人格的内涵。“霸蛮风骨”从惯常的贬义讲虽有“粗野、凶恶、不近情理”之义；但若纳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观之，则实指一种好胜、好强、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一种坚韧顽强、绝对自信的生命意志。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当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严峻任务被提上中华雄杰的议事日程时,这种“蛮性风骨” 便转化为一种济世匡民的强烈使命感，勇往直前的雄杰气概以及特立独行的创造精神。湖湘人的“霸蛮风骨”，可以追根溯源至史前的农耕文明，上古时期的三苗文化，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元、明、清三朝的移民文化。如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因连遭战乱，人丁锐减，十室九空，湖南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韶山毛氏祖先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人，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先祖则从安徽移民到了湘潭。移民们开拓进取的精神，强化并丰富了湖南人霸蛮风骨的内涵。湖湘人的“霸蛮风骨”，彰显于声名赫赫的近现代湖湘英杰。曾国藩在湖湘近代史上，算得上是一个“霸蛮风骨”的典型。曾氏本是一介书生，从来没有打过仗，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危及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作为朝廷重臣的曾氏奉命举办团练并领兵与太平军作战，最初是屡败屡战，败得一塌糊涂时，也曾试图投河一死了之。还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的霸蛮风格，使曾氏成为“中兴将相，十九湖湘” 中的领军人物，使“湘军”变成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地位显赫的词汇，“无湘不成军”更是成了湖湘文化自豪感的具体诠释。清代诗人杨昌浚在去新疆的途中，写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中所写的“大将”即指晚清重臣左宗棠。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为人多智略，性狂傲，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屡建奇功，是个“霸蛮风骨”的“常胜将军”。黄兴则在近代革命史上，算得上是另一个“霸蛮风骨”的典型。同盟会元老胡汉民曾说：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气，其雄健不可一世。在1908年3月的一次起义中，黄兴率200湖南兵，抗击清军两万之众，历时40余日，将“横霸蛮”的精神挥洒得淋漓尽致。孙中山后来曾多次这样评价该战役：钦廉起义，革命军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在1911年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黄兴身先士卒，亲率敢死队勇猛冲杀，虽被敌弹击断食、中两指，仍顽强坚持战斗，表现出“血霸蛮”的英杰气概。被毛泽东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先生，在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曾撰写过一篇虽不长却令湖南人为之一振的文章--“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湖南人底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实质就是一种“霸蛮风骨”精神。他在文中写道：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蔡松坡，也就是人所共知的蔡锷。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青史。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将军的 “大霸蛮”加速了护国战争的胜利，他也因此成为流芳百世的“再造民国第一人”。中华第一大英杰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只有几百条枪，被蒋介石称为“土匪”；却以“超级霸蛮”之气魄，立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豪言壮志。在上有飞机，下有追兵，被敌军围追堵截，面临覆亡的绝境之时，毅然率领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化被动为主动，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举世闻名的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顽强奋斗精神之最佳典范。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埋葬了充满屈辱与辛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湖湘文化中的“霸蛮风骨”，在这一伟大历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升华，融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之中。具有“霸蛮风骨”精神的人笃信：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人；你认为你行，你就行；你认为你能，你就能。相信自己能移动山岳的人，必将成就一番事业。霸蛮人的字典里没有“失败”，只有成功的暂时中止。今天，置身巨变加骤变的 21世纪的我们，还需不需要“霸蛮风骨”精神呢？英特尔公司前总裁葛洛夫博士在其畅销书《10倍速时代》中已作出有力的回答。他告诉人们，在10倍速时代，唯偏执狂得以幸存。什么是“偏执狂”?用湖湘文化的话语来说，也就是干事情具有“霸蛮风骨”的人。去年，中央确定长、株、潭一体化，湘潭也有幸成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给湖湘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一次好的机遇。怎样抓住这次机遇，让湖湘文化再创辉煌？我认为，靠我们的“霸蛮风骨”，苦干硬干，百倍努力，“死硬作风”，霸蛮精神，霸蛮哲学，才能达到目的。3

第三篇：湖湘文化精神

从“新时期”湖南小说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摘要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系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湖湘文化名人对湖湘文化的塑造及定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时期”湖南小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长期受湖湘文化影响和浸润的作者创作的作品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湖湘文化精神的“影子”，“新时期”湖南小说从小说中的人物这个侧面反映出了湖湘文化的强烈的担当精神。

关键词“新时期”湖南小说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秉笔直书

文学的地域性，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区域的作家在题材、主题选择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特定的地域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随着源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湘军”的兴起，带有典型“湖湘文学”烙印的“新时期”湖南小说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些土生土长或者长期生活在湖湘大地上的湖南作家创作的小说或多或少融入了以湖南人、湖湘地域及湖湘文化为创作背景的素材。这些小说题材、内容虽有不同之处，但源于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却一脉相承。

一、“新时期”湖南小说

从时间方面界定，“新时期文学”是指76年4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尤其是78年12月十一届山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还很短，作为一个独立时段的文学成就还有待历史的验证，但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文学是与这个时期的经济一样繁荣。这个时期社会现实急剧变化，受到冲击的文化观念不断变化，不同时空的价值共同交汇，大众文化的兴盛、精英文化的转型、主流文化的分化使一些貌似对立的命题和谐地共生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之中。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化湘军”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文化界的一朵奇葩。这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深刻的变化，反映社会思潮的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的呈现出来。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本文拟以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古华的《芙蓉镇》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为例，探讨一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二、湖湘文化的影响因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文化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一支地域性文化，自有其特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一种特定的“生态文化”，也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钱基博先生曾就湖南的地理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发表过独到的评述：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

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1]

湖南东西南三面环山，峰峦起伏，交通不便，所以主要靠发展小农经济。贫乏的土地资源促使人们不得不精耕细作，长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孕育了湖湘民众吃苦耐劳的品格，钟灵毓秀的山山水水，使得湖湘子弟的思维更加敏捷，周遭山水阻隔封闭的地理环境，培养了湖南人的独立意志，同时促进了湖南人如魏源“开眼看世界”敢为天下先的一种开拓进取精神的形成。作为最基本的土地不会增多，也不增值，即使从政经商也受制于资源贫乏的限制，使得湖湘子弟中有志者大都能走出家乡，走出湖南，也总是渴望外部世界，在广阔的天地中尽显聪明才智，这与近代湖南大地上走出众多的革命家军事家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心系天下，关心民众，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湖湘文化担当精神的体现。

三、小说中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小说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都是以生活中的某些人或者某些事为蓝本的，都是通过对现

实的描绘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尽管采用了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手法，作者也仅仅是通过艺术手法对某些人物形象进行了艺术的处理与加工，使其更加具有代表性，更加生动形象，但是其内在逻辑却是真实的，是一种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艺术作品。

“新时期”湖南小说的内在精神主要有以下六个特点:一是心忧天下，敢于献身的爱国精神；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秉笔直书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三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四是舍我其谁，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五是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六是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

（一）、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

心忧天下，敢于牺牲的爱国精神也就是一种忧国忧民意识。对这句话最恰当的注解大概

就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这就是湖湘文化所浸润下的湖湘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反映。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主人公苏冠兰、丁洁琼、叶玉涵就是科学报国的典型。留美物理

学家丁洁琼作为发明原子弹的核心成员之一，在目睹美国政府将原子弹投入到日本广岛和长崎，使日本遭受生灵涂炭之灾后历经千辛万苦毅然要求回国，放弃美国政府提供的优厚待遇，就是明证。而苏冠兰、叶玉涵这对中年夫妻更是精忠报国的代表，他们终生致力于中国的医疗研究事业而无怨无悔。在古华的《芙蓉镇》中，以“芙蓉姐”胡玉音的人生遭遇为主线，借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揭露了“左”倾思潮对人心灵的戕害，揭露了“文革”的反动本质。作者通过对文革期间的种种压制人的行为的控诉与反思，实际上就是作者心忧天下精神的体现。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涉世之初，四处碰壁，依然坚守着信念，内心充满了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和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身居高位后，池大为并未完全充斥庸人气息，游刃于官场的波诡云谲之间却时常告诫自己做个好官，尽力做好事。池大为作为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继承了父辈的[1]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一套传统的价值理论，即使在后来的仕途中与父亲预设的轨道相脱离，仍心怀百姓，不得不说是湖湘文化的爱国爱家情怀的一种体现。

（二）、以天下为己任，秉笔直书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在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永远都要做道德的守护神，做丑恶的鞭挞者，做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健全的社会，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充当社会底线的捍卫者这么个角色。时代敬重那些奋笔疾书针砭时弊的鲁迅式“下笔见血”的英雄人物。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抱负，铺纸握笔则见世间冷暖。这种秉笔直书精神作者做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也做到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张扬写出了曾被列为“禁书”的《第二次握手》的首版，并

因此而入狱甚至险些丢掉性命。书中歌颂科学救国，赞美知识分子，讴歌了主人公为了理想和信念，勇于牺牲自我，报效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品质。另外，作品颂扬了“小资产阶级爱情”，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文艺作品以革命样板戏一枝独放的社会氛围里，刻意去描述和赞美所谓“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之类的小资故事，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背道而驰的。这便是张扬的那种秉笔直书的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阎真的《沧浪之水》写了年轻知识分子池大为在官场上的异化过程，道破了某种长期被

遮掩的用人潜规则。池大为兢兢业业、关心群众却处处受制，连孩子上个幼儿园也费尽周折，后来他学会了吹吹拍拍、弄虚作假，立即飞黄腾达，官至厅长。无论这些作家对生活是讴歌的，还是批判的，我们都不难看出他们那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和对国家、民族出自内心的热爱。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相承的，是湖南小说源于湖湘文化独立根性的秉笔直书精神。池大为下乡调查全省的血吸虫病状况，坚持按照实际情况汇报调查状况，就是源于知识分子的一种秉笔直书精神。

（三）、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中，留美女物理学家，在美国各学术权威的学术霸权的欺压下，毅然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学术水平，推翻了学界大师的理论，并在自己严密的思维逻辑的支撑下创立了鼎鼎有名的“丁氏理论”，便是湖湘文化敢为人先开拓精神的一种体现。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在官至厅长身处体制内中之后，在当下官场的混乱之中，仍然能够抵制住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诱惑，依然能够以一个“清官”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着实是一种对当代浑浊不堪的官场环境的一个“颠覆”，对体制的强烈碰撞，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的真实再现。

（四）、舍我其谁，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对这句话的生动阐述。《第二次握手》

中丁洁琼回国后得知自己一生的挚爱苏冠兰已经成家的事实后，下定决心放弃首都优厚的条件到遥远的云南边陲高寒山区为国效力，这种坚定地态度就是湖南担当精神的真实写照。《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不也可以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置自己的前途而不顾，勇敢地承担了社

会正义的重担吗？戴妙良这个形象的刻画不就是当代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一种典型吗？

（五）、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屈原在湖南的活动及其文化创造,以及他在湖南怀沙

自沉的壮烈举动，给湖湘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价值，即超越了巫傩文化过分关注现实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功利主义原则，而注入了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追求，对民族、对国事、对时局极度关心和重视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民族、为道义理想而九死不悔、不屈斗争的坚韧意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以及为真理、为道义而勇于探索、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这些都是屈原精神的实质所在，也是其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新的精神和新的价值。这些对后来湖湘文化的正式定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握手》作者借丁洁琼这一优秀的中国女科学家留美期间奋发图强取得巨大成就的描写，弱国子民在外国取得了超越众多学术权威的成果，科学救国的思想跃然纸上，这就是作者在新中国当时国内安定的环境下对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策的一种强烈担忧。《芙蓉镇》的作者无疑对文革的思考达到了一个高潮，反思文革的荒谬本质，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热忱在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沧浪之水》末尾池大为将父亲生前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池大为精神世界彻底坍塌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得到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池大为作为“庸俗的雅人与儒雅的俗人”的化身，不仅仅是个人的代表，而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是一种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作为知识分子，社会中流砥柱的池大为，甚至从事“社会良心”的媒体行业的胡一兵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发生了的“蜕变”，这就是令作者忧心的源头，寄寓了作者对当代年轻人的价值重构的一种期盼。池大为在父亲坟头的一股清风扑面而来，不正是一股社会主义新风的降临吗？

（六）、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

杨度“若到我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来做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冰蹄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这三部小说都是催人向上的经典之作，以生动的形象勾画出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借主

人公命运的起伏把作者心中的那种对祖国最虔诚的热爱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不管是《芙蓉镇》似的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还是《第二次握手》、《沧浪之水》对主人公的精致刻画，都将作者心中的理想寄托在了主人公身上，以此相衬的便是作者对湖湘文化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的推崇。

四、结语

小说里的人物就是现实中人的再现，“新时期"湖南小说在湖湘文化的根性上深入挖掘，作品深深了打上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烙印，我们管窥蠡测，仅以少量的几本小说来解读拥

有深厚底蕴的湖湘文化，虽有有失偏颇之嫌，但是多多少少可以窥见湖湘文化的一点“影子”。言而总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是一种传统的强烈的出仕精神的表现。

参考文献：

（1）王驰、刘鸣泰、刘克利主编.湖湘文化大观[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0

（2）文选德著.湖湘文化古今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M]，2006

（3）田中阳著.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0

（4）刘洪涛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5）刘旭主编.湖湘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第四篇：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

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

2011-07-01 13: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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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钮

湖湘哲学思想：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湖湘文学艺术：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湖湘史学：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

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湖湘宗教：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

湖湘民俗民风：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学技术：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中国近、现代史“放湖南人出一头地”，使三湘人才喷薄激涌的景象蔚为壮观，这一放便放出许多的轰轰烈烈，放出无数的可歌可泣。孙中山曾在诔词中称道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湖南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第一人，魏源是中国早期洋务派中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人，郭嵩焘是中国外交界中仗节出使欧洲的第一人，谭嗣同是中国维新派中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唐群英是女性中加入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人，陈天华是中国留日学生中为正义事业愤然蹈海的第一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可不是只图悦耳的花腔，而是他代表湖南人打从火辣血性里吼出的一嗓子。

第五篇：湖湘文化判断题1

《湖湘文化》判断题汇编

（一）1，“文化”一词的意义和概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丰富的。（对）

2，湖湘学派的奠基者是胡安国和朱熹。（错）

3，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或称之为“复合体”)，它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和习惯。”（错）

4，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等，都属于文化现象。（对）

5，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等一切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文式、情感模式、等级

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对）

6，文化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地域性，但不具有民族性。（错）

7，湖湘文化就是湖湘大地居住的人们长期形成的思想、道德、艺术观念的总和。（错）

8，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文化是变化的、迁移的和发展的，这也意味着各个

时代的文化都是完全不同的。（错）

9，在每个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中，都蕴含着人类性这一永恒的内容和共性。（对）

10，决定文化的地域性的主要因素是某一人群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

活，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渊源。（对）

11，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包括现实)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错）

12，湖湘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

化、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对）

13，湖南中北部在两汉时期才被称为“沅湘’’之地；由于湘江是贯通全省南北的最大河流，故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湖南已经被称为“湘”。（错）

14，“湖湘”作为湖南地域之名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对）

15，决定地域文化特点的是自然地理环境。（错）

16，湖湘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地域文化类型：其一为滨湖(洞庭湖)平原地区，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稻作农耕兼及渔业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类型；其二为以湘江流域为中心兼及资江、沉江、谨水流域中下游部分地带的丘陵盆地相间地区，是一种稻作农耕与渔猎混杂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类型。（错）

17，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对）

18，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错）

19，最早出现“湖南”这一地域概念名称的时间是在宋代。（错）

20，周敦颐是理学学派闽学的代表人物。（错）

21，明代的“生苗区”是指湘西与黔、川交界之处的“红苗区”，又称苗疆。（对）22，1938年在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是夏商周时期湖湘地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对）

23，文化包括两种形态类别：第一类文化包括智能文化和物质文化；第二类文化包括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居于第二类的规范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错）

24，湖湘文化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对）25，夏、商、西周时期，湖南属于《禹贡》所称“九州”的“荆州”之地。（对）26，秦王朝在湖湘地区(包括与周边部分省区的接境地区)先后设置了黔中郡和长沙郡、武陵郡。（错）

27，“湖南”与“湖湘”作为行政地域概念与人文地域概念的专有名词，最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对）

28，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对）

29，湖湘文化具有时间(历史发展)和空间(地域存在)双重内涵。（对）30，“朱张会讲”是湖湘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是指朱熹与张载。（错）31，“磨血教育家”是指徐特立，他于1903年创办了湖南最早的私立明德中学。（错）

32，先秦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屈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天文、地理的光辉诗篇《天问》；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第一次回答了屈原提出的问题写作了《天对》。（对）

33，杨昌济是最早将西方的“哲学”概念引进湖南的。他说：“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对）

34，南宋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将公利与私利区分开来，并且充分肯定谋公利的正当性。（错）

35，“茶陵诗派”的领袖，是当过宰相的著名湖湘诗人李东阳，他开了法盛唐、宗杜甫的诗歌复古运动的先河。（对）

36，湖南现代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直率而又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传统女性的内心世界，震动了当时的文坛。（错）

37，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对）38，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沅湘一带就有了供娱神而用的“歌乐鼓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舞，通称傩，正是湖湘戏曲艺术的萌芽。（对）39，我国现代戏曲有四大声腔：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湖南最早形成的是高腔。（对）

40，早在20世纪初，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在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基础上，首创中国歌剧，其代表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一度风靡全国。（对）

41，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沅湘一带就有了供娱神而用的“歌乐鼓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舞，通称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