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

第一篇：论散文

论散文

梁实秋

“散文”的对待的名词，严格的讲，应该是“韵文”，而不是“诗”。“诗”时常可以用各种的媒介物表现出来，各种艺术里都可以含着诗，所以有人说过，“图画就是无音的诗”，“建筑就是冻凝的诗”。在图画建筑里面都有诗的位置，在同样以文字为媒介的散文里更不消说了。柏拉图的对话，是散文，但是有的地方也就是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散文，但是整篇的也就是一首诗。同时号称为诗的，也许里面的材料仍是散文。所以诗和散文在形式上划不出一个分明的界线，倒是散文和韵文可以成为两个适当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所在，便是形式上的不同：散文没有准定的节奏，而韵文有规则的音律。

散文对于我们人生的关系，比较韵文为更密切。至少我们要承认，我们天天所说的话都是散文。不过会说话的人不能就成为一个散文家。散文也有散文的艺术。

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我们的脑子里的思想情绪想像译成语言文字。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文也是心声。头脑笨的人，说出话来是蠢，写成散文也是拙劣；富于感情的人，说话固然沉挚，写成散文必定情致缠绵，思路清晰的人，说话自然有条不紊，写成散文更能澄清澈底。由此可以类推。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示出来。在韵文里，格式是有一定的，韵法也是有准则的，无论你有没有什么高深的诗意，只消按照规律填凑起来，平平仄仄一东二冬的敷衍上去，看的时候行列整齐，读的时候声调铿锵，至少在外表上比较容易遮丑。散文便不然，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喀赖尔（Calyle）翻译莱辛的作品的时候说：“每人有他自己的文调，就如同他自己的鼻子一般。”伯风〔伯风〕现在通译布封。（Buffon）说：“文调就是那个人。”

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所以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妙处：或如奔涛澎湃，能令人惊心动魄；或是委婉流利，有飘逸之致；或是简练雅洁，如斩钉断铁„„总之，散文的妙处真可说是气象万千，变化无穷。我们读者只有赞叹的份儿，竟说不出其奥妙之所以然。批评家哈立孙（Fred rick Harrison）说：“试读服尔德〔服尔德（1694—1778）〕现在通译伏尔泰，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狄孚〔狄孚（约1660—1731）〕现在通译笛福。，绥夫特，高尔斯密，你便可以明白，文字可以做到这样奥妙绝伦的地步，而你并不一定能找出动人的妙处究竟是哪一种特质。你若是要检出这一个辞句好，那一个辞句妙，这个或那个字的音乐好听，使你觉得是雄辩的，抒情的，图画的，那么美妙便立刻就消失了。„„”譬如说《左传》的文字好，好在哪里？司马迁的文笔妙，妙在哪里？这真是很难解说的。

凡是艺术都是人为的。散文的文调虽是作者内心的流露，其美妙虽是不可捉摸，而散文的艺术仍是作家所不可少的。散文的艺术便是作者的自觉的选择。弗老贝尔〔弗老贝尔〕现在通译福楼拜（Flaubert）是散文的大家，他选择字句的时候是何等的用心!他认定只有一个名词能够代表他心中的一件事物，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够描写他心中的一种特色，只有一个动词能表示他心中的一个动作。在万千的辞字之中他要去寻求那一个──只有那一个──合适的字，绝无一字的敷衍将就。他的一篇文字是经过这样的苦痛的步骤写成的，所以才能有纯洁无疵的功效。平常人的语言文字只求其能达，艺术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实，──对于作者心中的意念真实。弗老贝尔特别致力于字句的推敲，也不过是要把自己的意念确切的表示出来罢了。至于字的声音，句的长短，实在都是艺术上所不可忽略的问题。譬如仄声的字容易表示悲苦的情绪，响亮的声音容易显出欢乐的神情，长的句子表示温和弛缓，短的句子代表强硬急迫的态度，在修辞学的范围以内，有许多的地方都是散文的艺术家所应当注意的。

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状态。普通一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毛病，大概全是与这个简单的理想相反的现象。散文的毛病最常犯的无过于下面几种：

（一）太多枝节，（二）太繁冗，（三）太生硬，（四）太粗陋。枝节多了，文章的线索便不清楚，读者要很用力的追寻文章的旨趣，结果是得不到一个单纯的印象。太繁冗，则读者易于生厌，并且在琐碎处致力太过，主要的意思反倒不能直诉于读者。太生硬，则无趣味，不能引人入胜。太粗陋则令人易生反感，令人不愿卒读。并且也失掉纯洁的精神。散文的艺术中之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一句有趣的俏皮话，若与题旨无关，只得割爱；一段题外的枝节，与全文不生密切关系，也只得割爱；一个美丽的典故，一个漂亮的字眼，凡是与原意不甚洽合者，都要割爱。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接了当的表现出来。散文的美，美在适当。不肯割爱的人，在文章的大体上是要失败的。

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要保持的。用字用典要求其美，但是要忌其僻。文字要装潢，而这种装潢要成为有生机的整体之一部，不要成为从外面粘上去的附属品。散文若能保持相当的自然，同时也必能显示作者个人的心情。散文要写得亲切，即是要写得自然。希腊的批评家戴奥尼索斯批评柏拉图的文调说：

当他用浅显简单的辞句的时候，他的文调是很令人欢喜的。因为他的文调可以处处看出是光明透亮，好像是最晶莹的泉水一般，并且特别的确切深妙。他只用平常的字，务求明白，不喜欢勉强粉饰的装点。他的古典的文字带着一种古老的斑烂，古香古色充满字里行间，显着一种欢畅的神情，美而有力；好像一阵和风从芬芳的草茵上吹嘘过来一般……

简单的散文可以美得到这个地步。戴奥尼索斯称赞伯拉图的话，其实就是他的散文学说，他是标榜“亚典主义”反对“亚细亚主义”的。亚典主义的散文，就是简单的散文。

散文绝不仅是历史哲学及一般学识上的工具。在英国文学里，“感情的散文”（Impassionel Prose）虽然是很晚产生的一个类型，而在希腊时代我们该记得那个“高超的郎占诺斯”（The Sublime Longinus）。这一位古远的批评家说过，散文的功效不仅是诉于理性，对于读者也是要以情移。感情的渗入，与文调的雅洁，据他说，便是文学的高超性的来由。不过感情的渗入，一方面固然可以救散文生硬冷酷之弊，在另一方面也足以启出恣肆粗陋的缺点。怎样才能得到文学的高超性，这完全要看在文调上有没有艺术的纪律。先有高超的思想，然后再配上高超的文调，才是完美。有上帝开天辟地的创造，又有《圣经》那样庄严简练的文字。所以我们才有空前绝后的《圣经》文学。高超的文调，一方面是挟着感情的魔力，另一方面是要避免种种的卑陋的语气和粗俗的辞句。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是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一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之以嘻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2

第二篇：论孝散文

古人讲孝道，并没有说孝是孝顺。至于后人觉得孝顺就是顺从，更是荒谬。

《孝经》谏诤章第十五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

故事出自于曾参和孔子的对话。曾参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曾子杀彘中的曾子。曾参问孔子说，子女顺从父母就可以称之为“孝”吗?孔子连说了两句，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如果父母有不义的地方，作为子女不能及时劝阻反而一味顺从从而陷亲不义，怎么能叫做“孝”呢!

还有一句话谬传至今，便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原文出自于《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孝有三件事，最大的不孝是不守作为后代的职责，舜作为子女在没有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就结婚了，这就犯了“无后”的错误，但是舜的品行天下皆知，并且尧作为圣人明君要将女儿嫁给舜的事情也是天下皆知，这不告而娶就和告了没什么区别。现在常把这句话理解成了没有后代就是最大的不孝，于是好端端的孝道变成了告诉我们要生儿育女，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后来汉代赵岐写了《十三经注》阐述了他个人对于孟子这段话的理解：“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翻译成现代文：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即最大的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

最大的不孝是什么?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有人就要问了，这么多年一直说的孝顺孝顺竟然不是说的要顺?当然，其实孝敬更为合适。作为子女，最重要的是要尊敬父母，而不是顺从父母。当然，父母作为长辈，有着更加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我们需要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并不是全盘接受，当我们发现错误，必须及时指出，这是作为子女的职责，也是孝的基本要求。

真正意义上的孝是父慈子孝，其实这是两方面。父母长辈慈祥和蔼，子女谦恭孝敬。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是建立了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方便君王统治天下而已。于是父母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把自己当成了皇帝，遇到子女反对的时候用一句“真是君不君臣不臣”作为标杆，并将子女的行为称之为“不孝”。然而，父母除了生养子女之外，教育子女才是最大的责任，子女作为独立的个体，有着赡养父母的职责，却没有完全顺从的义务。父不父子不子也谈不上孝了。

不孝可以一一列举，而真正的孝却难以言表，因为孝其实是一颗心。

关心父母的身体，努力工作赡养父母，常与父母沟通，使父母心情愉悦，发现父母的错误及时指出，数不胜数。最重要的是时刻用真心和爱心了解关怀父母，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孝义孝道去做事。当然，我们需要考虑一下长辈的颜面，不要公然反驳，但不代表顺从。

孝作为美德，同样是不应该有标准的，讲究的是真情实意。而有人说的孝就是孝顺，一味顺从父母，其实是大不孝啊。

第三篇：论朱自清散文

论朱自清写作风格

还记得初中教科书里面那篇写父亲的散文《背影》嘛？记得当时第一次看那篇文章时候被感动的泣不成声，文中对父亲的描述只有一小段，就是父亲为朱自清买橘子时候穿越月台的场景，父亲是个胖子，父亲的穿着，以及父亲那一副很轻松的模样，还有父亲那千叮咛万嘱咐的道别，无一点不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父亲，让我们会想到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爱护我们包容我们的父亲，这就是朱自清文字的力量，朱自清的作品总是可以将我们也带入其中，让我们也感受其中的感情。

而《背影》是也回想往事的文章，而这类文章大多数是叙述关于他小时候和娶亲的故事或者是在他与亲人离别的文章，这类文章的主要特点就是大多都是基调比较悲伤的文章，因为在这个时候朱自清已经二十几了，对往事有了不一样的感触，所以经常写一些这类的文章来纪念过去，这也能看出他的写作是十分“动情”的。

而他的文章不仅是“动情”的，也是“正义”的。

朱自清的写作风格也是十分具有正义感的。他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及发表文章的方式，表明了他的态度，而这大多都是关于当时的社会的一些黑暗和抨击当时社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的文章。文章的主要特点就是既有叙述性的文字又有议论性的文字，两者并存，这让他的文章更加有吸引力，更具有正义感。

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真挚的情感，写的也都是作真实经历与感受。没有给人一种娇柔造作的感觉，但又会让你深切的感受其中细腻的情感。并且，朱自清的散文中，大多取得是琐碎的小事，而不是什么大事，如《背影》《冬天》 《儿 女》。可就是从这些小事中，我们看见了家庭的温情！虽看上去淡香疏影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深入读者之心，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感人的力量。而这也体现了朱自清文章的“真”。

“清丽，清秀，清幽”是也他散文的一大特点。但不论怎样形容，都离不开一个“清”。每一篇文章那样讲究语言，但又不过分雕琢，朴素而自然，带着清新淡雅的气息。如《白马湖》一篇，淡淡几笔，白马湖的秀美风光便让读者神往不已。那样平淡质朴的文字，却又那样妥帖，可见朱自清的文学功底之厚。

总而言之，朱自清的文章是“真，清”的，也是令人“动情”的，富有“正义感”的

第四篇：论冰心散文艺术风格

真心、真情、真爱，营造美的精神乐园-----论冰心散文的艺术风格

王永军

（张家口教育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 文坛巨匠冰心用真心、真情、真爱，书写散文，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清丽典雅、隽永雅致、富于哲理和抒情韵味，为我们营造一方美的精神乐园。它们带来的不仅有美感上的享受，更有思想上的启迪和心灵上的净化。

关键词：冰心散文、艺术风格，真心、真情、真爱，美感

在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用爱的真情、美的笔触讴歌大自然、母爱与童心以及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女性，她就是可亲、可爱、可敬的冰心老人。冰心在小说、散文、诗歌和翻译工作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其散文，取材广泛，其中以回忆往事、描写自然和爱的哲学最具特色。她以柔美细腻的笔调，委婉含蓄的手法和清丽的语言，营造出属于她独有的美的精神乐园。

下面我们就从冰心散文的题材上来进一步探讨她作品的艺术风格。

一、心的灵动

郁达夫曾评论说：“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女士文章的极致。”从冰心的散文作品中，可见这位世纪同龄人与时俱进，蜿蜒起伏的心路历程。早年的《往事》、《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等，在“五四”新思潮尤其是人道主义的影响下，以“爱的哲学”领悟人生，讴歌亲情、友爱、童真和自然美，寻味人生的乐趣和慰藉，探求生命的奥秘和意义，营造了一方和霭温柔的精神乐园。步入中年后，她涉世渐深，在《平绥沿线旅行记》、《默庐试笔》和《关于女人》等作品里，拓宽了取材面，增强了现实感，也巩固和深化了她原有的精神信念。从海外回到新中国后，她年过半百而青春焕发，以《归来以后》、《樱花赞》和《拾穗小记》诸多篇章，反映祖国的新生气象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表达了一位跨时代老作家的热情和忠诚。度过十年浩劫的冰心老人依然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而且磨练得相当坚韧、清澈、睿智和老练，爆发出旺盛的创作活力，所作《晚晴集》、《我的故乡》、《关于男人》、《冰心九旬文选》等，竟有450余篇至多，超过了前60年的数量，其中既有抒怀言志，醇厚老到的散文小品，又有仗义执言，犀利老辣的杂感随笔，抵达了刚柔相济，炉火纯青的境地。

《往事》中大部分为回忆性的作品，清新绚丽，跌宕多姿的《往事》

（一）之七便是这组散文中的佳作，充分表现了冰心灵巧的艺术构思。文章中最精彩的要数红莲与白莲的对比描写，同样经过一夜风雨，红莲由于有荷叶的保护安然无恙，开出了无比鲜艳的花，白莲却早已凋谢。作者通过对莲花的观察，很自然的联想到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就如同荷叶保护莲花一样无私，对母亲的无限热爱也因此表露无疑，“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以纤细的心灵触觉1讴歌了母爱的伟大。

冰心曾在国外留学，对于身在国外的冰心来说，对故乡的思念，对亲情的牵挂便是最为深刻的。这一切在《往事》

（二）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情的律动

冰心散文主情，以抒情见长。在她的文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片段的情思，以及那些晶莹美丽的回忆的抒写。因为她曾说她喜欢做“埋存与发掘”的事。她的那些最精彩，最富灵气，最自然的散文，几乎都是她用饱蘸真挚的情感之笔，对昔日“埋存”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生活进行艺术的“发掘”所得。在她感情的天地里，没有大海的壮阔，也没有长江的奔涌。那是山间流出的溪水，平平稳稳：那是地心流出的清泉，汩汩淙淙。她抒发感情的文笔，永远也激不起大波大澜，却能给读者带来一种细泉似的脉脉温情。在抒情的章法上，冰心有自己的风格。她善于在绵绵密密的抒情里，轻巧地插入场景的描绘，人物的刻画或哲理的思索，使文章一波三折，摇曳多姿。例如在她的早期散文《笑》中，作者勾勒了三个场景、三个笑容，在不施藻饰，不加雕琢的含而不露的叙述中，表达了自己对“爱的调和”的理想生活的向往之情

其中，《往事》

（二）之五中，真切的写出了作者去美国的路上，坐船经过太平洋，在大海的颠摇中反映出的感情世界。整篇文章巧妙的运用了渲染烘托的手法，通过描写周围人们对海浪的态度和热闹的氛围，渲染了一种期待的心里，对海浪的期待，对陌生国家的期待，进而升华到对人生的期待。如文章开头写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说，风浪来 了，于是“大家不住的记念着，又报告佳音似的彼此谈说着。在这好奇活泼的心绪里，与其说是防备着，不如说是希望着罢。”还有我的一次次抑制不住的微笑，烘托出了内心深处希望这风浪快点来的心里。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同时也包含着作者对那个陌生国家的一种期待。通过描写大海的强盛威武，显现出了我乐于挑战的精神和坦然面对将来一切挑战的心理。尤其是文章最后所写的“青年心中希冀惊笑的风浪，比海洋中的实况，大得多了！”更是表明了作者准备好迎接前程中更大困难的决心和信心，烘托与渲染的手法将这种决心和信心表现得更加的坚定，预示着未来人生道路的绚丽多姿。

《往事》

（二）之八是作者对自己心愿的回忆，它围绕着父女对“灯塔守望者”的对话来展开。除夕夜，女儿要去看守灯塔，她提出自己的理由：看守灯塔是种伟大，高尚又有诗意的生活。文章的结尾又将回忆拉回了现实，作者航行海上，再一次看到了灯塔，不禁又勾起了回忆。“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作者虽无法实现自己的梦，但却化遗憾为祝福，献给了灯塔的守护者，这也表达了作者对献身精神的敬仰之情，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三、爱的涌动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是冰心的名言，在她的作品里到处都充满了真诚的爱，包括爱老师、亲人以及少年儿童等，她把一生都献给了孩子、祖国和人民，献给全社会和全人类。她的作品高雅、脱俗，体现出爱的基调。

茅盾曾经这样评论冰心的作品：“冰心女士把社会现象看得非常单纯，她以为人事纷纭无非是两根线交织而成；这两根线便是“爱”和“憎”。她以为“爱”或“憎”二者之间必有一者是人生的指针。她这思想，完全是“唯心论”的立场。可是产生了她这样单纯的社会观的，却不是“心”，而是“境”。因为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却看见了“憎”。于是就发生了她的社会现象的“二元论”。

冰心是我国的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充满着对儿童的爱和希望。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五》里，作者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感受着几个孩子的苦，表达了她对儿童一种爱惜、关爱的心。她写M的娇憨凄苦，她写E的渴望与隐忍，她写D的失意与希冀，写A的寂寞、无奈与感伤„„都形神兼具，使人不禁动容。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冰心创作风格如此异常鲜明，也得益于她的语言功底。郁达夫曾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 3 了。”冰心以她的丰姿绰约、轻倩灵动的彩笔，抒写了一曲曲心的歌、情的歌、爱的歌，那疏朗的笔致，丰腴的神采，醇厚的情味，都给读者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

重温冰心的散文，对我们的散文写作，甚至其它文学体裁的写作是不无裨益的！参考文献

[1]卓如.二十世纪文学泰斗——冰心[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8.[2]茅盾.冰心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5.[3]党秀臣著：《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年 [4]周彦文著：《世界华文散文精品》 广州出版社 1997年3月 [5]冰心著：《繁星 春水》 人民出版社 2000年7月

第五篇：论朱自清的散文——余光中

1948年，五十一岁的朱自清以犹盛的中年病逝于北平大医院，火葬于广济寺。他遗下的诗、散文、论评、共为26册，约19O万字。朱自清是五四以来重要的学者兼作家，他的批评兼论古典文学和新文学，他的诗并传新旧两体，但家喻户晓，享誉始终不衰的，却是他的散文。三十年来，《背影》、《荷塘月色》一类的散文，已经成为中学国文课本的必选之作，朱自清三个字，已经成为白话散文的代名词了。近在今年5月号的《幼狮文艺》上，王灏先生发表《风格之诞生与生命的承诺》一文，更述称朱自清的散文为“清灵澹远”。朱自清真是新文学的散文大师吗？

朱自清最有名的几篇散文，该是《背影》、《荷塘月色》《匆匆》《春》《温州的踪迹》、《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们不妨就这几篇代表作，来讨探朱文的高下。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里，曾有这样的评语：“他文如具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的《现代散文导论》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朴素、忠厚、平淡，可以说是朱自清散文的本色，但是风华、幽默、腴厚的一面似乎并不平衡。朱文的风格，论腴厚也许有七八分，论风华不见得怎么突出，至于幽默、则更非他的特色。我认为朱文心境温厚，节奏舒缓，文字清爽，绝少瑰丽、炽热、悲壮、奇拔的境界，所以咀嚼之余，总有一点中年人的味道。至于郁达夫的评语，尤其是前面的半句，恐怕还是加在徐志摩的身上，比较恰当。早在20年代初期，朱自清虽也发表过不少新诗，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虽也引起文坛的注意，可是长诗也好，小诗也好，半世纪后看来，没有一首称得上佳作。像下面的这首小诗《细雨》： 东风里

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

已经算是较佳的作品了。至于像《别后》的前五行： 我和你分手以后, 的确有了长进了！大杯的喝酒，整匣的抽烟，这都是从前没有的。

不但大散文化，即以散文视之，也是平庸乏味的。相对而言，朱自清的散文里，倒有某些段落，比他的诗更富有诗意。贪许我们应该倒过来，说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他的诗是出于散文之笔。这情形，和徐志摩正好相反。我说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也就是说，在诗和散文之间，朱的性格与风格近于散文。一般说来、诗主感性，散文主知性：诗重顿悟，散文重理解；诗用暗示与象征，散文用直陈与明说；诗多比兴，散文多赋体；诗往往因小见大，以简驭繁，故浓缩，散文往往有头有尾，一五一十，困果关系交待得明明白白，故庞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当然是诗句。里面尽管也有因果，但因字面并无明显交待，而知性的理路又已化成了感性的形象，所以仍然是诗。如果把因果交待清楚： 假使东风不与周郎方便，铜雀春深就要锁二乔了。

句法上已经像散文，但意境仍然像恃。如果更进一步，把形象也还原为理念： 假使当年周瑜兵败于赤壁，东吴既亡，大乔小乔，就要被掳去铜雀台了。

那就纯然沦为散文了。我说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当然不是说朱自清没有诗的一面，只是说他的文笔理路清晰，困果关系往往交侍得过分明白，略欠诗的合蓄与余韵。且以《温州的踪迹》第三篇《白水漈》为例：

几个朋友伴我游自水漈。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大细了。有时闪着些许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濲”，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吹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贴贴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__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

这是朱自清有名的《白水漈》。这一段拟人格的写景文字，该是朱自清最好的美文，至少比那篇浪得盛名的《荷塘月色》高出许多。仅以文字而言，可谓圆熟流利，句法自然，节奏爽口，虚字也都用得妥贴得体。并无朱文常有的那种“南人北腔”的生硬之感。暇痴仍然不免。“瀑布”而以“个”为单位，未免太抽象太随便。“扯得又薄又细”一句，“扯”字用得太粗太重、和上下文的典雅不相称。“橡皮带儿”的明喻也嫌俗气。这些都是小疵，但更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毛病，却在交待过分清楚，太认真了，破坏了直党的美感。最后的一句：“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画蛇添足，是一大败笔。写景的美文，而要求证因果关系，已经有点“实心眼儿”，何况是个“老大的证据”，就太杀风景了。不过这句话还有一层毛病：如果说在求证的过程中“诱惑”是因，“依恋”是果，何以“也许”之因竟产生“老大的证据”之果呢？照后半句的肯定语气看来，前半句应该是“幻网里定是织着诱惑”才对。

交侍太清楚，分析太切实，在论文里是美德，在美文、小品文、抒情散文里，却是有碍想象分散感性经验的坏习惯。试看《荷塘月色》的第三段：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这一段无论在文字上或思想上，都平庸无趣。里面的道理，一般中学生都说得出来，而排比的句法，刻板的节奏，更显得交待太明、转折太露，一无可取，删去这一段，于《荷塘月色》并无损失。朱自清忠厚而拘谨的个性，在为人和教学方面固然是一个优点，但在抒情散文里，过分落实，却有碍想象之飞跃，情感之激昂，“放不开”。朱文的譬喻虽多，却未见如何出色。且以溢美过甚的《荷塘月色》为例，看看朱文如何用喻： １．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２．人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正如一粒粒的朗珠，又如碧空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3．微风过处，迭来缕缕请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４．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５．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６．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７．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８．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９．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炯玲上奏着的名曲。１０．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

１１．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１１句中一共用了１４个譬喻，对一篇千把字的小品文说来，用喻不可谓之不密。细读之余，当可发现这譬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也许第三句的譬喻有韵味，第八句的能够寓美于丑，算上小小的例外吧。第九句用小提琴所奏的西洋名曲来喻极富中国韵味的荷塘月色，很不恰当。14个譬喻之中，竟有13个是明喻，要用“像”、“如”、”仿佛”、“宛然”之类的字眼来点明“喻体”和“喻依”的关系。在想象文学之中，明喻不一定不如隐喻，可是隐喻的手法毕竟要曲折、含蓄一些。朱文之浅白，这也是一个原因。唯一的例外是以睡眼状灯光的隐喻，但是并不精警，不美。

朱自清散文里的意象，除了好用明喻而趋于浅显外，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好用女性意象。前引《荷塘月色》的一二两句里，便有两个这样的例子。这样的女性意象实在不高明，往往还有反作用，会引起庸俗的联想。“舞女的裙”一类的意象对今日的读者的想象，恐怕只有负效果了吧。“美人出浴”的意象尤其糟，简直令人联想到月份牌、广告画之类的俗艳场面；至于说白莲又像明珠，又像星，又像出浴的美人，则不但一物三喻，形象太杂，焦点不准，而且三种形象都太俗滥，得来似太轻易。用喻草率，又不能发挥主题的含意，这样的譬喻只是一种装饰而已。朱氏另一篇小品《春》的末段有这么一句，“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这句活的文字不但肤浅，浮泛，里面的明喻也不贴切。一般说来，小姑娘是朴素天真的，不宜状为“花枝招展”。《温州的踪迹》第二篇《绿》里，有更多的女性意象。像《荷塘月色》一样，这篇小品美文也用了许多譬喻，14个明喻里，至少有下面这些女性意象：

她松松地皱颖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载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揭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类似的譬喻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也有不少：那晚月儿己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稍头„„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扬树，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也偶然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一电灯的光射到水上，婉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小姑娘，处女，舜女，歌妹，少妇，美人，仙女„„朱自情一写到风景，这些浅俗轻率的女性形象必然出现笔底，来装饰他的想象世界：而这些“意恋”的对象，不是出浴，便是起舞，总是那几个公式化的动作，令人厌倦。朱氏的田园意象大半是女性的，软性的。他的譬喻大半是明喻，一五一十，明来明去，交待得过分负责：“甲如此，乙如彼，丙仿佛什么什么似的，而丁呢，又好像这般这般一样。”这种程度的技巧，节奏能慢不能快，描写则静态多于动态。来自清的写景文，常是一幅工笔画。

这种肤浅的而天真的“女性拟人格”笔法，在2O年代中国作家之间曾经流行一时，甚至到7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也还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作者在效颦。这一类作者幻想这就是抒情写景的美文，其实只成了半生不熟的童话。那时的散文如此，诗也不免：冰心、刘大自、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等步泰戈尔后尘的诗文、都有这种“装小”的味道。早期新文学有异于5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这也是一大原因。前者爱装小，作品近于做作的童活重诗，后者的心态近于成人，不再那么满足于“卡通文艺”了。在意象上，也可以说是视觉经验上, 早期的新文学是软性的，爱用女性的拟人格来形容田园景色。现代文学最忌讳的正是这种软性、女性的田园风格，纯情路线。7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工业化已经颇为普遍，一位真正的现代作家，在视觉经验上，不该只见杨柳而不见起重机。到了70年代，一位读者如果仍然沉迷于冰心与朱自清的世界，就意味着他的心态仍停留在农业时代，以为只有田园经验才是美的，所以始终不能接受工业时代。这种读者的“美感胃纳”，只能吸收软的和甜的东西，但现代文学的口味却是兼容酸甜咸辣的。现代诗人郑愁予，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似乎是“纯情”的，其实他的诗颇具知性、繁复性和工业意象。《夜歌》的首段： 这时，我们的港是静了 高架起重机的长鼻指着天 恰似匹匹采食的巨象 面满天欲坠的星斗如果实

便以一个工业意象为中心。读者也许要说：“这一段的两个譬喻不也是明喻吗？何以就比朱自清高明呢？”不错，郑愁予用的也只是明喻，但是那两个明喻却是从第二行的隐喻引申而来的：同时，两个明喻既非拟人，更非女性。不但新鲜生动，而且富于亚热带勃发的生机，很能就地（港为基隆）取材。

朱自清的散文，有一个矛盾而有趣的现象：一面好用女性意象，另一方面又摆不脱自己拘谨而清苦的身份。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扮演一个角色。或演志士，或演浪子，或演隐者，或演情人，所谓风格。其实也就是“艺术人格”，而“艺术人格”愈饱满，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愈大。一般认为风格即人格，我不尽信此说。我认为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风格（亦即我所谓的“艺术人格”），往往是他真正人格的夸大，修饰，升华，甚至是补偿。无论如何，“艺术人格”应是实际人格的理想化：琐碎的变成完整，不足的变成充分，隐晦的变成鲜明。读者最向往的“艺术人格”，应是饱满而充足的；作家充满自信，读者才会相信。且以《赤壁赋》为例。在前赋之中，苏子与客纵论人生，以水月为喻，诠释生命的变即是常，说服了他的朋友。在后赋之中，苏轼能够“摄衣而上，履噎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鸽之危巢，俯冯夷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纵焉”。两赋之中，苏轼不是扮演智者，便是扮演勇者，豪放而惆他的个性摄住了读者的心神，使读者无可抗拒地跟着他走。假如在前赋里，是客说服了苏轼，而后赋里是二客一路攀危登高，而苏拭“不能从焉”，也就是说，假使作者扮演的角色由智勇变成疑怯，“艺术人格”一变，读者仰慕追随的心情也必定荡然无存。朱自清在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这种风格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很好，但出现在“艺术人格”里却不见得动人。《荷塘月色》的第一段，作者把自己的身份和赏月的场合交持得一清二楚。最后的一句半是，“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俏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全文的最后一句则是：“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这一起一始，给读者的鲜明印象是：作者是一个大夫，父亲。这位大夫赏月不带太大，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名字，只同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这样的开场和结尾，既无破空而来之喜，又乏好处收笔之姿，未免太“柴米油盐”了一点。此外，本文的末段，从“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到“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为止，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引经据典，仍然不脱国文教员五步一注十步一解的趣味。这种趣味宜于抬学，但在一篇小品文中并不适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文的后半段，描写作者在河上遇到游唱的歌妓，向他和俞平伯兜揽生意，一时窘得两位老大子“踧不安”，欲就还推，终于还是调头摇手拒绝了人家。当时的情形一定很尴尬。其实古典文人面对此情此景当可从容应付，不学李白“载妓随波任去留”，也可效白居易之既赏琵琶，复哀旧妓，既反映社会，复感叹人生。若是新派作家，就更放得下了，要么就但然点唱，要么就一笑而去，也何至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但在《桨》文里，歌妓的七板子去后，朱自清就和俞平伯正正经经讨论起自已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来了。一讨论就是一千字：一面觉得押妓不道德，一面又觉得不听歌不甘心，最后又觉得即使停船听歌，也不能算是呷妓，而拒绝了这些歌妓，又怕“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朱自清说： 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

这种冗长面繁琐的分析，说理枯燥，文字累赘，插在写景抒情的美文用，总觉得理胜于情，颇为生硬。《前赤壁赋》早也在游河的写景美文里纵谈哲理，却出于生动而现成的譬喻；逝水圆月，正是眼前情景，信手拈来，何等自然，而文字之美，音调之妙，说理之圆融轻盈，更是今人所难企及。浦江清在《朱自清先生传略》中盛誉《桨》文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王瑶在《朱自清先生的诗和散文》中说此文“正是像鲁迅先生说的漂亮缜密的写法，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两说都失之夸张，也可见新文学一般的论者所见多浅，又多么容易满足。就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荷塘月色》一类的散文，能向《赤壁赋》、《醉翁亭记》、《归去来辞》等古文杰作“示威”吗？ 前面戏称朱、俞二位做“老夫子”，其实是不对的。《桨》文发表时，朱自清不过二十六岁；《荷》文发表时，也只得三十岁。由于作者自塑的家长加师长的形象。这些散文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出于中年人的笔下。然而一路读下去，“少年老成”或“中年沉潜”的调子却又不能贯彻始终。例如在《桨》文里，作者刚谢绝了歌舫，论完了道德，在归航途中，不知不觉又陷入了女性意象里去了：“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婉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膀。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在《荷》文里，作者把妻留在家里，一人出户赏月，但心中浮现的形象却尽是亭亭的舞女，出浴的美人。在《绿》文里，作者面对瀑布，也满是少妇和处女的影子而最露骨的表现是：“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人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用异性的联想来影射风景，有时失却控制，但在20年代的新文学里、似乎是颇为时髦的笔法。这种笔法，在中国古典和西方文学里是罕见的。也许在朱自清当时算是一大“解放”，一小“突破”，今日读来，却嫌它庸俗而肢浅，令人有点难为情。朱自清散文的滑稽与矛盾就在这里：满纸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临实际的歌妓，却又手足无措。足见众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机械化的美感反应，便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

朱文的另一暇疵便是伤感滥情（sentimentalism），这当然也只是早期新文学病态之一例。当时的诗文常爱滥发感叹，《绿》里就有这样的句子：“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其后尚许多呢呢呀呀的句子，恕我不能全录。《背影》一文久有散文佳作之誉，其实不无瑕疵，其一便是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大多了一点。时至今日，一个二十学的大男孩是不是还要父亲这么照顾，而面临离别，是不是会这么容易流泪，我很怀疑。我认为，今日的少年应该多读一点坚毅豪壮的作品，不必汇诵读这么哀伤的文章。最后我想谈谈朱自清的文字。大致说来，他的文字朴实清畅，不尚矜持，誉者已多，无须赘述，但是缺点亦复不少，败笔在所难免。朱自清在白活的创作上是一位纯粹论者，他主张“在写白话文的时候，对于说话，不得不作一番洗炼工夫„„渣滓洗去了，炼得比平常说话精粹了，然而还是说话（这就是说，一些字眼还是口头的字眼，一些语调还是口头的语调，不然，写下来就不成其为白话文了）；依据这种说话写下来的，才是理想的白话文。”这是朱氏在《精读指导举隅》一书中评论《我所知道的康桥》时所发的一番议论。①接下去朱氏又说：“如果白话文里有了非白话的（就是口头没有这样说法的）成分，这就体例说是不纯粹，就效果说，将引起读者念与听的时候的不快之憾„„白话文里用人文言的字眼，实在是不很适当的足以减少效果的办法„„在初期的白话文差不多都有；因为一般作者文言的教养素深，而又没有要写纯粹的白话文的自觉。但是，理想的白话文是纯粹的，现在与将来的白话文的写作是要把写得纯粹作目标的。”最后，朱氏稍稍让步，说文言要入白话文，须以“引用原文”为条件，例如在“从前董仲舒有句话说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句之中，董仲舒的原文是引用，所以是“合法”的。

这种白活文的纯粹观，直到今日，仍为不少散文作家所崇奉，可是我要指出，这种纯粹观以笔就口，口所不出，笔亦不容，实在是划地为牢，大大削弱了新散文的力量。文言的优点，例如对仗的匀称，平仄的和谐，词藻的丰美，句法的精练，都被放逐在白话文外，也就难怪某些“纯粹白话”的作品，句法有多累赘，词藻有多寒伧，节奏有多单调乏味了。十四年前，在《风•鸦•鹑》一文里，我就说过，如果认定文言已死，白话万能，则“啭”、“吠”、“唳”、“呦”、“嘶”等字眼一概放逐，只能说“鸟叫”、“狗叫”、“鹤叫”、“鹿叫”、“马叫”，岂不单调死人？

早期的新文学的幼稚肤浅，有一部分是来自语言，来自张口见喉虚字连篇的“大白活”。文学革命把“之乎者也”革掉了。却引来了大量的“的了着哩”。这些新文艺腔的虚字，如果恰如其分，出现在话剧和小说的对话里，当然是生动自如的，但是学者和作家意犹未尽，不但在所有作品里大量使用，甚至在论文里也一再滥施。遂令原应简洁的文章，沦为浪费唇舌的叽哩咕噜。朱自清、叶绍钧等纯粹论者还嫌这不够，认为“现在与将来的白话文”应该更求纯粹。他们所谓的纯粹，便是笔下向口头尽量看齐。其实，白话文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拿来朗诵或宣读用的，那当然不妨尽量口语化；另一类是拿来阅读的，那就不必担心是否能够立刻人于耳而会于心。散文创作属于第二类，实在不应受制于纯粹论。

朱自清在白话文上既信奉纯粹论，他的散文便往往流于浅白、累赘，有时还有点欧化倾向，甚至文白夹杂。试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１．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２．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自种人——上帝之骄子》）３．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口》）４．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同上）

５．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同上）６．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荷塘月色》）

这些例句全有毛病。例一的句法欧化而夹缠，两个“它们”，两个“给予时间”，都是可怕的欧化；后面那句“加以某某的帮助”也有点生硬。例二的“所以„„而„„者”原是文言句法，插人口语的“觉着”，乃沦为文白夹杂、声调也很刺耳。其实“者”字是多余的。例三用抽象名词“长久”做“表明”的受词，乃欧化文法。“他昨天不来。令我不快”是中文：“他昨天的不来，引起了我的不快”便是欧化。例三原可写成“桥砖深褐色，显示悠久的历史”，或者“桥砖深褐，显然历史已久”。例四前后重复，后半硬把四字成语捶薄、拉长，反为不美。例五的后半段，欧化得十分混杂，毛病很大。两个形容片语和句未名词之间，关系交待不清；船还没到的地方，就说是“游踪”，也有语病。如果改为“船夫原说游到那边为止”或者“船夫说，那是我们游河的尽头”，就顺利易懂了。例六之病一目了然：一路乱“的”下去，谁形容谁，也看不清。一连串三四个形容词，漫无秩序地堆在一个名词上面，句法僵硬，节奏刻板，是早期新文学造句的一大毛病。福罗贝尔所云“形容词乃名同之死敌”，值得一切作家玩味。除了三五位真有自觉的高手之外，绝大部分的作家都不免这种缺陷。朱自清也欠缺这种自觉。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这正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何》首段的未句。仔细分析，才发现朱自清和俞平伯领略的“滋味”是“秦淮河的滋味”。而秦淮河正晃荡着一样东西，那便是“历史”，什么样的“历史”呢？“蔷薇色的历史”。这真是莫须有的繁琐，自讨苦吃。但是这样的句子，不但繁琐，恐怕还有点暖昧，因为它可能不止一种读法。我们可以读成：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也可以读成：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昧”了。总之是繁琐而不曲折，很是困人。

我与父亲不相见己二年余了。

《背影》开篇第一句就不稳妥。以父亲为主题，倡开篇就先说“我”，至少在潜意识上有“夺主”之嫌。“我与父亲不相见”，不但“平视”父亲，而且“文”得不必要。“二年余”也太文，太哑。朱自清倡导的纯粹白话。在此至少是一败笔。换了今日的散文家，大概会写成： 不见父亲已经两年多了。

不但洗净了文白夹杂，而且化解了西洋语法所赖的主词，“我”，句子更像中文，语气也不那么僭越了。典型的中文句子，主词如果是“我”，往往省去了，反而显得浑无形迹，灵活而干净。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用新文学欧化句法来写，大概会变成： 底床前明月的光阿，我疑是地上的霜呢！我举头望着那明月，我低头想着故乡哩！

这样子的欧化在朱文中常可见到。请看《桨》的最后几句：

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桔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短短的两句话里，竟连用了五个“我们”，多用代名词。正是欧化的现象。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去数一数《桨》文里究竟有多少“我们”和“它们”。前引这两句话里，第二句实在平凡无力：用这么抽象的自白句结束一篇行情散文，可谓余韵尽失，拙于收笔。第一句中，“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是一个“前饰句”：动词“看见”和受词“灯光”之间，夹了“傍岸的空船上（的）”，“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的）”，“摇摇不定的”四个形容词。因为所有的形容词都放在名词前面，我称之为“前饰句”。早期的新文学作家里，至少有一半陷在冗长繁琐的“前饰句”中，不能自拔。朱自清的情形还不严重。如果上述之句改成“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灯光，枯燥无力，摇摇不定”，则“前饰的”（pre一descriptive）形容词里至少有两个因换位而变质，成了“后饰的”（post-descriptive）形容词了。中文句法负担不起太多的前饰形容词，古文里多是后饰句，绝少前饰句。《史记》的句子：

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到了新文学早期作家笔下，很可能变成一个冗长的前饰句： 李广是一个高个子的臂长如猿的天性善于射箭的英雄。

典型的中文句法，原很松动，自由，富于弹性，一旦欧化成为前饰句，就变得僵硬，死板，公式化了。散文如此，诗更严重。在新诗人中，论中文的蹩脚，句法的累赘。很少人比得上艾青。他的诗句几乎全是前饰句。类似下列的句子。在他的诗里俯拾皆是： 我呆呆地看檐头的写着我不认得的“天伦叔乐”的匾，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坑凳，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② 朱自清在《诵读教学》一文里说：“欧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般动向，写作的欧化是跟一般文化配合着的。欧化自然难免有时候过分，但是这八九年来在写作方面的欧化似乎已经能够适可而止了。”他对于中文的欧化，似乎乐观而姑息。以他在文坛的地位而有这种论调，是不幸的。在另一篇文章里③，他似乎还支持鲁迅的欧化主张，说鲁迅“赞成语言的欧化而反对刘半农先生‘归真返朴’的主张。他说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的太原因不是好奇，乃是必要。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取外国的句法。这些句法比较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补偿这缺点的是精密。”鲁迅先生的论调可以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欧化得来的那一点“精密”的幻觉，能否补偿随之而来的累赘与繁琐，大有问题；而所谓“精密”是否真是精密，也尚待讨论。就算欧化果能带来精密，这种精密究竟应该限于论述文，或是也宜于抒情文，仍须慎加考虑。同时，所谓欧化也有善性恶性之分。“善性欧化”在高手笔下，或许能增加中文的弹性，但是“恶性欧化”是必然会损害中文的。“善性欧化”是欧而化之，“恶性欧化”是欧而不化。这一层利害关系，早期文学作家，包括朱自清，都很少仔细分辨。到了艾青，“恶性欧化”之病已经根深。“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种流水账的句法，是浅白散漫，不是什么腴厚不腴厚。船在“河里”也有语病，平常是说“河上”的。就凭了这样的句子，《桨声灯影星的秦淮河》能称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吗？就凭了这样的一二十篇散文，朱自清能称为散文大家吗？我的判断是否定的。只能说，朱自清是2O年代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风格温厚，诚恳，沉静，这一点看来容易，许多作家却难以达到。他的观察颇为精细，宜于静态的描述，可是想象不够充沛，所以写景之文近于工笔，欠缺开阅吞吐之势。他的节奏慢，调门平，情绪稳，境界是和风细雨，不是苏海韩潮。他的章法有条不紊，堪称扎实，可是大致平起平落，顺序发展，很少采用逆序和旁敲侧击柳暗花明的手法。他的句法变化少，有时嫌大俚俗繁琐，且带点欧化。他的譬喻过分明显，形象的取材过分狭隘，至于感性，则仍停闺在农业时代，太软大旧。他的创作岁月，无论写诗或是散文，都很短暂，产量不丰、变化不多。用古文大家的水准和分量来衡最，朱自清还够不上大师。置于近30年来新一代散文家之列，他的背影也已经不高大了，在散文艺术的各方面，都有新秀跨越了前贤。朱自清仍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可是作家的重要性原有“历史的”和“艺术的”两种。例如胡适之于新文学，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开创，不是艺术的成就。朱自清的艺术成就当然高些，但事过境迁，他的历史意义已经重于艺术价值了。他的神龛，无论多高多低，部应该设在二三十年代，且留在那里。今日的文坛上，仍有

不少新文学的老信徒，数十年如一日那样在追着他的背影，那真是认庙不认神了。一般人对文学的兴趣，原来也只是逛逛庙，至于神灵不灵，就不想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