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督教爱的伦理的解读及评价

第一篇：关于基督教爱的伦理的解读及评价

关于基督教爱的伦理的解读及其社会影响

摘要：基督教伦理思想是人类伦理道德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爱”无疑成为统摄一切观念的核心与总纲。爱是联结神和人关系的纽带。爱不仅是神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所在。基督教爱的伦理激励了人们趋善避恶，用爱心去对待生活，处理人事。在现实生活中爱心缺失,善举匮乏，与之相反的东西却铺天盖地这种状况下，基督教爱的伦理提倡爱人如己，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无异于当代道德发展黑暗中的一线光明。

关键词：神之爱 人之爱 盟约 邻人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是每个基督教徒的必读之物，其中“爱”贯穿了《圣经》的始终。基督教中的爱是一种不受民族、宗教、政治、文化、区域等限制的博爱。

一、爱的伦理的解读

基督教中的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帝对人的痛苦的怜悯和对人的罪恶的原谅，即神之爱；一是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及对自己同胞的关怀和帮助，即人之爱。

（一）神之爱

神之爱是指上帝对人的爱，包括三个方面的爱。

首先是创世之爱。上帝用心创造了世界，在创造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全心全意的爱，让世界变得有规律和有秩序，而不是随意胡来的创造世界。更重要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统治地球的权力和能力，还让人类拥有上帝的形象，赋予人类灵魂，把人和其他的被造物区别开来，人因此便也高于其他被造物。

其次是盟约之爱。在《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人建立了盟约，上帝是人的主，人是上帝的子民，人应该服从上帝，是侍奉上帝的祭司。以色列人一次次违背了上帝违背了盟约，但是上帝仍旧一次次原谅了以色列人。正是因为上帝的这种宽容的爱才不致盟约被撕毁。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与人间建立了新盟约，新盟约的核心是宽恕，耶稣通过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上帝和所有信徒之间建立里一种新的盟约，新盟约不再是像就盟约那样要求人们遵循各种约定，而是要维系一种确定的爱。在新约中，爱作为神的恩赐，耶稣以自己的牺牲消除了世人的罪，把世人再次拉回到上帝的身边。旧约主要是强调人对上帝的服从，新约主要是强调上帝对人的怜悯和宽恕，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体现了上帝对人的爱。

再者是救赎之爱。人违背了上帝与人建立的盟约，人本身是有罪的，但是人又没有能力去偿清这种罪，所以人是带着原罪来到世上的并且注定是要受苦受难的。上帝并不因为人违背了盟约而降罪于人或放弃人，而是派自己的爱子耶稣来到人间，拯救人类。耶稣承担了上帝拯救人类的承担者，来到人间传道，宽恕人类的罪，把人类带到上帝身边，让人类与上帝重修于好。耶稣也曾多次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但是他仍旧选择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拯救人的灵魂。上帝在此正是通过自己的爱子耶稣之死把人世间的罪恶与不义完全暴露于众，又以圣子的自甘受难来催促人们惊醒与悔悟，帮助人们达到灵性上的超越与升华。救赎之爱不及体现在上帝与其子耶稣的统一上，而且体现在耶稣的生与死上，耶稣生是为了救赎人类，死也是为了救赎人类。

（二）人之爱

基督教的爱在本质上是属于神的，神的爱被注入到人的内心中，于是人产生了对神的爱的回应。这种爱表现为人对上帝的爱和对邻人的爱，对邻人的爱本质上是对上帝的爱的具体体现。

首先是爱上帝。上帝是神圣的、博爱的、智慧的、美的和善的，因此上帝是值得被爱的。最重要的是上帝对世人的罪恶表现出了极大的爱，还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到人间解救世人，用自甘牺牲的方式消除世人的罪恶，世人才得以生存。这显示了上帝对世人的超越性的爱，因此，爱上帝是世人对上帝的爱的回应，这种爱的回应不是被动的回应，而是上帝将爱植入到世人内心，耶稣用生与死再次将这种爱植入世人内心后世人全心全意的爱。这种爱不是仅仅表现为单纯的遵守某些法律条，而是要在精神上把上帝看做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人必须爱上帝胜过爱其他的一切。对上帝的爱强调的是灵魂的交流与尊敬。此外，爱还要表现在行为中，只有在日常行为中以具体的形式践行爱，爱才有实际意义。

其次是爱邻人。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有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谓邻人，包括出现在基督教徒身边的每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上帝安排出现的。爱上帝就要爱上帝的所有子民，如果不能爱看得见的邻人却说爱上帝，那就是在说谎。爱邻人就是爱上帝的具体体现。爱邻人还延伸到爱你的敌人或你憎恨的人，这比爱朋友、兄弟姐妹要难得多，但这两种爱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对人可能拥有和可能实现的价值的尊重。所以只爱邻人而不爱敌人的爱是不完整的。爱邻人的具体表现是对邻人现有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以真诚的尊重，并对其进行积极的保护和促进。具体讲，爱邻人要做到“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现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邻人和爱上帝一样，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必须要在世纪行动中表现出来，而不能仅限于精神层面的爱。

（三）神之爱与人之爱的关系

首先，神之爱与人之爱是一种因果关系，神之爱是人之爱的前提，爱来源于上帝，是上帝赋予了人爱与被爱的感受，是上帝将爱的种子播撒人间，没有上帝就没有爱。人之爱是爱上帝的具体体现，是人对上帝的爱的回应。人要回报上帝的爱，但人不能看见上帝，于是产生一种见见=回报上帝的方式，爱上帝的子民，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爱就是对上帝的爱的回应的具体体现。

其次，爱上帝与爱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离的。人不能一边说自己爱上帝一边又恨自己的兄弟，如果不能爱上帝的子民，便不能说爱上帝。爱上帝与爱人必须是同步的。

二、爱的伦理的积极意义

也许,基督教关于爱的伦理在现实中显得过于抽象，过于玄妙，过于空泛，只能作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和信仰让人心向往之，要想真正实行起来就难以落到实处。如果所谓的天国被确信很快降临,信徒自然会竭尽全力躬行遵之，坚持到得救；但是事实上天国一直没有出现，时间长了，就难以为继，便让位于实际生活中的利害关系，何况世俗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原本就与基督教背道而驰。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爱的理论毫无意义。爱是基督教的崇高真理，它作为人的情感中积极肯定的因素，永远是生活中正面的、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它引导人性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让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不管怎样，基督教爱的伦理道德不仅在漫长的中世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整个西方文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以独特的宗教信仰伦理精神长期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维持着西方社会的公共秩序。

1、从哲学意义上看，生活是现实中的存在，爱是生活的动力。在西方伦理学家看来，爱的伦理提倡的尊重他人、善待他人是建立全体人类的健全的人格中心和进步的社会的基本条件。从爱的伦理意义来说，爱是对生命存在的肯定与尊重，是对自身的人格以及他人的人格的一种参与和促进。爱不仅意味着关心、爱护他人，而且要求把人当作人格来尊重。这种经由参与他人的人格中心而接纳他人的自我，就是爱的核心。这种爱通过对他人的善的参与，使他人和自己的价值都获得增长。

2、从现实意义上看，基督教爱的伦理带来了救世主耶稣的安慰，在那样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百般无助之时，提供了友谊。基督教对弱者的同情、帮助和牺牲之爱，完全是从自身的存在和所有之中心甘情愿付出的，它是一种美好的内在力量的自发充溢，伴随着心灵的极为平和和无限的欢愉。它源于内在的踏实和自身的生命充实，是一种“内在自信”的呈现。因此，基督教对病者、卑微者、受压者、罪人的爱，不是因为其疾病、卑微、受奴役、丑恶而爱，这些东西并没有积极的正面的价生命感值，相反，它们甚至是不可爱的、可憎的。但是，正是由于有一种更深层的力量感与的存在克服了这种厌恶感，才使人自愿地放弃自己作出牺牲，这样的爱才显得更加纯洁和实在，这就是爱本身的力量。所以，在基督教对弱者之爱的背后指向的是“更高的肯定价值”，表现出最为真诚的“超自然之爱”。它与“尘世生命的价值秩序”无关，与高贵优于卑微、美者优于丑者、富人优于穷人等价值秩序无关。进而，这种爱也不是从救助、裨益之效果当中获得肯定的，而是自身便具有目的性价值。基督教要求人为了追求人生的终极目标，以及来世的幸福，而有所弃舍。人要努力追求人生幸福，即道德实践的终极回报。基督教“至善”的道德理想，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人们寻求精神安慰带来了希望。

3、从人的属性上看，人的存在有两重性。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因此，人的实际存在状态也表现为两种相互矛盾的分离状态。一种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分离。人类利用自身的智慧不断改造自然、超越自然，促使人超越动物本性，从而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但是，人仍然保留着动物性的自然冲动和本能；同时人作为个体性的存在又具有主观任意性。个人在满足这些冲动时，不可避免地和其伦理发生各种冲突和矛盾，从而导致发生分离。对人来说，最迫切的需求和最合理的生存就是怎样把人从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和陷入主观任意性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实现天人和谐和人伦和谐的人类合理生存状态。基督教通过个人与上帝爱是人的道德情感之所需“爱”是人的一种道德情感，爱由敬重感、责任感等情感要素构成，是人类最圣洁的情感和最为积极的精神动力形式之一。首先，爱包含着道德上的敬重情感，能够把人融为一体，实现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敬重感”主要是指人内在的对道德法则的肯定情感，是意志对道德法则敬仰和礼赞的快乐情感。敬重情感产生于对道德的敬重，因此“爱”也必须把敬重情感作为自身必不可少的内在要素时才具有伦理合理性。“爱”只有出于道德才是真正的爱，如果离开了对道德准则的敬重情感，那么这样的爱就是虚而不实的、倏忽即逝的。

4、爱是克服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拯救人的生存意义之所需。现代文明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类的情感生活以及人类爱的能力和价值取向。人在现代文明中沦为制度机器和技术机不是说我们离不开基督教，也不是说我们要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对基督教爱的伦理进行形而上的维护，而是说这种爱的精神对我们现代人所探寻的价值理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基督教爱的思想，无疑是给我们这个时代输入新的精神血液。基督教爱的伦理对我们的启示，正是通过对如何才能有效合理的运用基督教爱的伦理思想为我们的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育一些启发，以期对当前道德教育的实施有所帮助。

第二篇：基督教-破碎的爱

上周主日信息

时间---5月20日（周日）证道人---兰凤 传道 经文---路15：1-24

弟兄姐妹，在我们心里也常常会像小儿子一样，常常犯罪得罪神，在生活里面，不知不觉犯错，甚至明知故犯。神是不可轻慢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在此，破碎的爱

（根据讲道录音整理）

浪子回头的故事，经常在福音布道会，圣诞节圣剧中出现。这段经文用一个立体的画面非常形象的反映出——主我们的神和每个儿女之间亲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就是主对每个人的深恩和厚爱。

首先，我们来看小儿子的形象。当小儿子没有离开家之先，他是在父亲爱的怀抱中享受各样丰富的供应，安逸的生活，但当他离家之后，再次返回时，情形却大不相同。他羞愧地回到家中，脚上鞋破、身上衣衫褴褛，更没有合适的装饰。小儿子是如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

当初，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小儿子主动向父亲提出分产业的要求。我们晓得，当父母离世后，儿女会分取父母的遗产，这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是比较普遍的。然而，当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当他和还健在的父亲提出要把你的产业分给我时，就意味着小儿子在对父亲说这样的话：“父亲，我巴不得你早点死去，我好过你死去以后的生活。”但父亲看到小儿子这样的行为时，并没有责怪他，还是把产业分给了他。

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在十诫中有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小儿子此时此刻没有做孝敬父母的事，而是反过来咒诅自己的父亲。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人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人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小儿子一样任意而为，常常把神的诫命，神的话语忘在一边？

后来，小儿子收拾起自己的行囊，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所有资财，又遇着那地方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甚至想去吃猪的食物，这是何等的凄惨光景！这时，他醒悟过来，想到父亲家里有许多雇工，也不愁吃住，他就回转过来，想好回家后如何去对父亲说话。当他见到父亲时，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我们看到小儿子为他所做的付上了代价。小儿子最蒙福的地方在于他生命里真实的悔改，意识到在父亲面前我已不配称为儿子。这样一个举动和他当初咒诅父亲，理直气壮地伸手要家产时，截然不同。一个人在神面前完全谦卑下来，知道自己完全没有依靠的，财富金钱都不是自己真实可以依靠的，唯独在父亲的家中，才会有他在自己生命得以存留的地方。

当小儿子回到父亲那里的时候，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相离还远就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又把上好的鞋子给他穿上。说，这是我死而又活，失而复得的儿子。

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地爱他的每一个儿女。我们也曾经是犯罪悖逆的人，蒙了神的舍命流血，救赎之恩。神怜爱我们，就如同父亲怜爱儿女一样，他把我们怀揣宝抱在他的怀里，让我们享受天父温暖的怀抱。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回家后重新得到父亲的怜爱，从一个流浪落魄、衣衫褴褛的浪子，在父家又重新找回了作儿女的尊严。

我们晓得，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上，都要被神所破碎，但我们却努力去讨人的欢心，甚至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得到人的认可，耗尽一生。如果我们此时此刻发现，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光景，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被神来破碎。只有经历过破碎的环境，经历过神破碎的功课之后，我们的信仰才是真实的信仰，神才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像约伯所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神要透过让我们破碎的功课，真实地来经历，真实感受到他的恩典和慈爱。有人曾说：“我跟我的破碎连接的程度有多深，我领悟福音荣耀的程度就有多深，我显示天父爱的能力就有多深。”

惟愿我们今天经历神破碎的时候，能够抓住这位真实永活的神，因为，我们今天所要抓起的名利、身份、地位、财富、美丽等等，可能因着疾病、天灾人祸瞬间就不复存在，抓住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要重新找回天父儿女的尊荣，享受父家的快乐生活。神要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也是神最美的旨意。

第三篇：基督教伦理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基督教伦理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基督教，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个教派的总称。它以新旧约全书为圣经，信仰人类有原罪，相信耶稣为神子并被钉十字架从而洗清人类原罪，拯救人类的一个神论宗教。基督教的信徒遍布全世界，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在我国也拥有非常多的信徒。

而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是起源于西方社会并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是西方福利思想与我国具体国情结合而来，因此，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我们所学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有很多理论观点是与基督教的教义及伦理观紧密联系的。

一、基督教与社会工作的起源

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首先发端于西方社会，它起源于西方社会的慈善事业。社会工作成为一门学科和专业，是近百年来的事。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起来之前，社会工作领域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教会的慈善活动。慈善一词的英文是charity,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基督徒的爱”。在社会工作的起源慈善组织会社成立以前，从事慈善救济或社会服务的多是教会的成员，他们信仰基督教，相信上帝，相信人生来平等，并且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士，为他们提供各类资助。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基督徒们因此坚定而毫不迟疑的对需要帮助的人付出关爱。

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价值观影响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而基督教的价值观同样也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所查阅到的资料，根据哥拔的分析，圣经内有超过四百处的经文是指上帝对贫穷人的关怀，反映出基督教信仰对社会关怀的固有优良传统，这个信仰传统对社会工作发展有不能忽略的影响。

人们出于同情,或出于被乞求等等,把自己用不着的,剩余的东西拿出去,给特别需要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渡过难关,这种情况,是从古至今的所有文明都具有的。现代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助人自助”中，就包含这样一种帮助他人，愿意助人的想法。圣经中曾有这样的语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当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十三章），社会工作者们正是本着这样一颗爱人的心，本着“助人自助”的理念，一直为社会、为大众作出贡献。

二、基督教对社会工作三大专业方法的影响

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分别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对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1.基督教对个案工作的影响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三大方法最先产生、最注重个人的一种工作方法。美国著名的社会工作者鲍尔斯曾对个案工作有这样的定义：“个案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以人际关系的科学知识与改善人际关系的专业技术为依据，启发和运用个人的潜能和社区的资源，促使案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有较佳的调适关系。”在基督教的教义中，重视人本身的作用，认为人在神面前的都是平等的，神赋予人的能力、智慧、机运都是相同的，这与个案工作理念中的坚持案主自决原则、对案主的尊重、接纳原则不谋而合。

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信仰的人群更易得到认同与相处。因此，早期的个案工作的工作人员与工作对象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同受基督的教化，彼此间甚至可能是同一个教会的兄弟姐妹，这种情况下，案主更容易对着个案工作的工作人员们敞开心扉，工作者们也能更好的发挥同理心，帮助案主解决他们的问题。

2.基督教对小组工作的影响

小组工作的雏形起源于19世纪的教会活动。1844年，英国人乔治创办了基督教男青年会，定期举行集会，组织各种宗教和社会活动。1884年，汤恩比馆成立，号召青年义务的为地区服务，改善本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在小组工作的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们始终都坚持着几点价值观:在小组中，无论组员来自什么国家，年龄大小，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要在小组中建立一种积极平等的关系；工作者们要相信通过小组的活动，案主能挖掘子自己的潜能，有能力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基督教的教会聚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选择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区域内开展活动，对象都是固定的，活动的形式也是相对多样化的。

3.基督教对社区工作的影响 自古以来，人类都在参与宗教活动，远古有祭祀活动，现代也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正如培根所说：“宗教是人类最实质的联结”。基督教自建立以后，成员间一直维持着很紧密的组织关系。社区工作于1963年才正式成为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之一，但它却是三种工作方法中受基督教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个。

社区工作的起源是社区睦邻运动，而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英国一位享有盛名的牧师--巴涅特。巴涅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立誓要消除贫困以彰显基督的博爱精神，因此基督教对社区工作的影响尤为明显。

社区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社区或社区中的某个群体，介入的层面较广，涉及整个社会的制度、经济、权利结构，强调对社区中资源的分配与调剂，社区群体的参与。这与基督教中人们对教会的喜爱与追求不谋而合。

三、我对基督教的理解与看法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宗教是很神秘也很传奇的，也许是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党员，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自小，我就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与宗教有关的东西。神学乃至于基督教，我曾听说过，也对他们很好奇，但却从未去深入了解。直到两年前，我有幸获得我们系上去香港实习的名额，大一的暑假，我在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资助下，在香港沙田青少年综合发展中心实习了6周。香港沙田青少年综合发展中心是一个社工机构，机构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中，除了社工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学神学的，且他们几乎全部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简而言之，就是在香港的大学里，还有专门为基督教之类的宗教设立的神学专业。这对当时的我来讲，算是非常震撼的。但六周的相处下来，我发现，他们明显比其他并不信仰基督教的香港人更温和，更容易相处。在香港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境中实践与学习，是他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支持，什么是包容和理解。

我也曾参加过他们周末的教会活动。对生活在香港那样快节奏的城市的人而言，基督教的聚会以及教友之间的活动能让他们很好的放松自己，缓解压力。他们相信上帝一直在他们身边，只要多做善事，相信神会拯救他们。在他们看来，做社工是一种行善，是在消除自己的业障，是一种对上帝的回应。从香港回来时，我曾获赠了一本《圣经》。偶然的机会，我拜读过《圣经》中的一些文章。不得不说，圣经中的很多句子都算的上是醒世名言，在现代社会都能让我们用作座右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曾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中看到的句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让我明白，也让我懂得，人之一世，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而是为了爱。我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无论我以后是否会从事社会工作，我是否信仰基督教，但我仍会坚持，也会相信，爱是这世上永恒不变的旋律，只有真正以爱为名，才能做一个自尊、自信、自爱的人，才能带给身边的人快乐。

参考文献

[1]毕素华.论基督教的慈善观[J].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06 [2]郑功成.中国当代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J].学海.2005 [3]徐永祥等.社区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弗雷德里克.G.雷默.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5]孙尚扬.宗教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高师林.从实证研究看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J].北京：社会科学研究.2006

第四篇：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伦理解读

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伦理解读

摘要： 宗族慈善的伦理内涵有：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贵生”的生命伦理；支撑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伦理。从伦理现代性角度而言，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无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仁政、民本是当代行政伦理的重要借鉴；民间自治和公益募捐具有一定的现代公益伦理品质；立德和家族担当也是现代公民品质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也是现代伦理的旨归；爱有差等的差序伦理；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观。挖掘宗族慈善超越血缘的普遍主义伦理资源，对当前农村社区伦理建设和我国慈善现代化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 宗族.宗族慈善现代慈善差序伦理公民伦理

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三千多年发展，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呈现出四种慈善先后出现并多元共存地运行格局，四种慈善分别为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其中宗族慈善先秦就有，宋代发展尤为兴盛，至近代则日趋衰微。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所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古代宗族慈善自然拥有丰富的伦理内涵，站在现代伦理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一、宗族及其历史分期

要讨论宗族慈善，首先要厘定宗族和宗族的历史分期。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是个体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组织和精神家园。有关宗族及其历史分期，学界给予了大量研究，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歧义很多。要说对“宗族”的经典解释，简明版如《尔雅》所言：“父之党为宗族。”繁缛版如《白虎通》所言：“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就宗族的历史分期而言：“中国传统宗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宗族萌生到春秋时期；后期自战国秦汉直至现代。”“后期宗族又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即：自战国到唐前期的中古宗族；自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的近古宗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宗族。”从这种分期我们可以看出，前期宗族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国与族是一体的，各类宗法血缘组织就是各级政治组织。“后期宗族的主要特征是家与族的两合性”。所谓两合性就是，“家”既在“族”中，又相对独立，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宗族的演进都是在这一根本特性下进行的。

二、中国古代宗族慈善概述

从以上关于宗族内涵和分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农业文明、宗法血缘和家国一体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文化即崇德型文化特色，这一文化要求个体于国需尽忠，在家应孝悌。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的推演践行，加之宗族成员间天然具有的彼此扶持依赖的需要，为宗族慈善的发生提供了丰沃土壤。“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唐以后的儒、释、道，中华慈善思想体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随着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其慈善主体也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国家慈善到以国家慈善为主、宗族和宗教慈善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化发展过程”。在实际运行中，各种慈善主体并不单独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发挥作用。在相互承继和交互作用的演进中，宗族慈善长期占有一席之地，“宗法制度在周代创设以后，宗族思想得到日益发展，其除了具有长幼有序的社会规范功能之外，宗族内部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相互救助，也为宗族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导向。两汉时期，随着宗族聚居形制的发展，贫困救济、抚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宗族内部互助的慈善事业便日益盛行。唐朝时期，士大夫的宗族救助善举更是屡见不鲜。到了宋朝，宗族慈善发展尤为繁盛，“针对人们血缘观念淡薄的现象，官僚士大夫发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提倡孝悌伦常，加强对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宋代士大夫的功名之路让他们不仅深深体会到入仕来之不易，更对贫富贵贱差距带给困难群体的艰辛感同身受。因此，他们逐渐成为推动宋代以后社会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除义庄、义田外，还出现了义塾，这些为族人生存发展提供了长久性的经济、制度等方面保障。“明清时期，宗族保障得到进一步加强。宗族义庄作为宗族的经济实体，已超越了偶发的单纯的济贫性质，具备了初级形态的社会救助性质，从而使宗族通过义庄的动作，发挥着社会救助的功能。当时宗族社会救助的项目主要有：贫困救助、就业救助、生育、婚丧救助和教育救助”。本文有关宗族慈善问题的讨论综合中国社会历史分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源流及上述宗族历史分期，主要讨论自春秋至晚清之前的古代宗族慈善问题。

三、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伦理内蕴

据上述宗族历史分期及不同阶段的特性，可以看出，早期宗族慈善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而随着宗族发展演进，与国家的界限日趋清晰，宗族演变成为“家”与“族”两合的共同体，宗族慈善与政府慈善也就逐渐剥离，获得相对独立。无论文化、社会背景还是慈善本身，都决定着古代宗族慈善拥有丰富的道德蕴含和价值。伴随宗族及宗族慈善的发展变迁，宗族慈善的伦理内涵也得以丰富和发展。

（一）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

如上所言，由于早期宗族与国家的一体性，宗族慈善因此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宗族慈善因而拥有很强的政治伦理意味。“不敢侮鳏寡”，强调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应爱护施恩，“惠民”即施惠于庶民，统治者要保民、惠民、利民、安民和恤民。这些西周时期统治者的统治、慈善举措体现了自商代以来的民本思想。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让西周思想家们开始对民与神、民与君、民与国的关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轻天重民、人主天辅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政治伦理思想也开始由神本走向人本、民本，“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标志着“德治主义”政治伦理在西周开始形成。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尊老爱幼，恤矜寡，抚孤独，拯废疾的社会措施是慈善的重要体现，慈善是这一“大同”社会的重要构成，这一慈善愿景体现了儒家“仁政”和“德治”主张，儒家的主张是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又为后来历代儒家继承和发扬，并成为封建社会核心政治伦理思想。慈善作为政府道德责任的重要践履，推进自商周之后形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实践化。

虽然政府或官办慈善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流变，但最初宗族国家一体时所拥有基本伦理精神一直延续，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对灾民、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关爱、慈善一直像一把尺子，衡量着各级官员的爱民思想和德性修养。

（二）贵生的生命伦理

历代各色各类宗族慈善形式、内容和方法各有异同，但在根本上都贯通着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人生之道，在这一人生之道里，齐家一个人重要的生命担当，正所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齐家”是孝弟伦理原则的践行，“齐家”就是要睦亲敬祖，提携子孙，促进家庭、宗族和睦幸福，醇厚家风门风并发扬光大。既做到了对家人子孙的提携、教化，又传承和发扬了宗族道统。宗族慈善很好地成就了这一人生追求，这种家族伦理责任的担当，是儒家贵生生命伦理的重要践履。“儒家‘贵生’，追求的是‘精神生命’的不朽。儒家‘贵生’，在理论上始于‘仁义’，在内涵上体现‘仁义’。‘仁义’贯穿于儒家‘贵生’理论的始终，并构成其理论的根源和目标。而‘仁义’所承载的，不是一种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而是体现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德性生命’。‘德性生命’就其本质来说，毋宁是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这种生命，是用‘德性’的光辉彰显精神生命的宝贵，是以‘仁义’的力量体现精神生命的高贵。所以，儒家‘贵生’对于‘德性生命’的强调，其实就是在追求人的‘精神生命’的不朽”。一个人在实现家族责任担当，整齐门风的同时，个人身心会得到陶冶，德性得到涵养，自身生命空间和精神视野得以拓展，这是精神的解放和人性的舒展。

（三）支撑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伦理

中国文化的特性使得中国不存在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宗族归属感、认同感于是成为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重要追求之一。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线绵延上认识……家庭缔结的终极目标是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可见，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使人缓解因生命短暂、有限而带来的孤独、恐惧和焦虑，给人一定的生命安全感和充实感，从而避免“意义危机”问题。宗族慈善促进同族共济，宗族成员由此建立更紧密的物质和精神关联，宗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加强，宗族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也得以满足。

四、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现代伦理反思

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从伦理现代性角度而言，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无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一）仁政、民本是当代行政伦理的重要借鉴

早期宗族与国家界限模糊，这一时期宗族慈善推崇的仁政、德治、民本慈善理念对当前和谐社会行政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注民生，这与古代宗族慈善倡导的民本思想有很大的契合性。民本思想强调官民平等，官民如同胞兄弟，倡导关怀百姓、呵护百姓。现代意义上的官德建设，也重视官民平等，倡导重民、养民、亲民的价值旨归，努力让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些古今政治伦理虽有不同，但因为都呼唤为官者的民本良知，呼吁为官者能为生民立道，所以有着“民胞物与”的共同精神追求。

（二）民间自治和公益募捐具有一定的现代公益伦理品质

把宗族慈善建设看得比宗法更重要，主张官府不需要太多干预，民间可以自我实现社会稳定，这些宗族慈善思想促进了后来民间建设，达到了“补王政之穷”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性力量的生长。比如宋代以后的宗族慈善基本上是将整个家族的公益建设看得比宗法规矩更为重要，通过宗族慈善强化了宗族小社会自治。我国古代宗族慈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国外社区基金会，宗族慈善大概相当于从社区内多渠道筹资，并把大部分捐助用在本社区社会福利项目上，为本社区服务，再加上不以特定对象为目的，受益者也并非所有族人，因此，不能因血缘关系色彩和施惠范围的局限性而否认其公益性。

（三）立德和家族担当也是现代公民品质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

宗族慈善体现了古人推崇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统之一，体现了古人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和道德理想人格，注重在助人中提升自我，完善品性，强调在家族互助中体现担当，也为后世子孙率先垂范，同时是对父母祖先的孝道践履。注重德性培育，强调担当和利他也是现代公民品质的重要构成，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精神，这与现代社会志愿行动的责任伦理有相通之处。固然“陌生人社会已不可能回归传统的共同体，但是人们对熟人共同体所蕴含的亲密感、归属感、互助性的需求和渴望却未曾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社区建设就被赋予了所谓‘新型共同体’的内涵，各种志愿组织也承载了人们相同的渴望”。所以，发掘宗族慈善的内在精神诉求和伦理内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欧美富人的家族慈善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与我国古代宗族慈善存在相当差异，但深入比对，我们仍能发现欧美富人的家族慈善传承与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有相近、相通之处。在现代西方的家族慈善传承中，很多欧美富人把慈善看成不仅仅是帮助别人，也是传承家族传统与价值观，教育子孙，从而使家族凝聚力得到增强，这也是富人打造成功家族的关键所在。

（四）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也是现代伦理的旨归

如上所言，宗族归属感、认同感是中国人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源头。宗族慈善伦理所进行的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奇异色彩，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价值，富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些对道德共同体的诉求和对生命意义的德性解读也是现代伦理的终极诉求。“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道德结构应该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可以说有三个类型，即是：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张先生所谓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就是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人生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

宗族慈善固然具有上述积极的伦理意义，但我们要看到，我国古代宗族具有血缘亲属特性，这一根本特性决定了在现代社会宗族慈善的伦理局限性会日趋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五）爱有差等的差序伦理

宗族观念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基于宗族观念进行的宗族慈善在相同的宗族成员之间互助较多，而对超出宗族范围的其他人救助则很少，譬如，范仲淹的义庄主要也是帮助本宗族的子弟，希望这些人有一天能光宗耀祖。费孝通用“差序格局”形容中国人交往关系，宗族慈善表现出极大的差序性，这与现代陌生人社会主张的普遍主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正所谓“宗族在保障族人生存方面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救济内容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族人的生存。但是，我们也应看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救济层次上、救济对象上实行的有差别对待，即以血缘的亲疏为标准来划分受惠者，亲者实行亲亲之义，疏者实行济贫之义；泽及族人，而又区分亲疏远近。这是宗族义庄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其局限性所在”。

（六）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在传统社会，宗族慈善往往不是济贫救灾，而是为了维持家族权利和声望，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比如举办“义学”旨在训练科举人才以提升家族成员入仕的几率，从而促进家族发展；设置“义田”往往是为了避免寡妇改嫁辱及门风，从而争取更多朝廷旌表机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族慈善是强化宗族治理的有效手段，具有狭隘的功利主义取向，不同于现代公益福利事业。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革，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已全面进入乡村社会。然而，传统文化的因子在许多地方并未完全消失，“构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内生秩序，对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古代宗族慈善绵延几千年，宗族慈善的伦理精神和理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有着自身特殊魅力和伦理价值，深入挖掘，对促进当前我国农村社区伦理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风尚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掘其超越血缘的普遍主义伦理资源，对于当下中国的慈善现代化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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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传媒自由的伦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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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自由的伦理解读

作为现代社会须臾不可离的神经系统的大众传媒，必须拥有按照自己意志和利益行动的权利，大众传媒自诞生以来就和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大众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传媒自由的历史。早期传媒自由主要指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后来传媒自由发展为由体制赋予传媒的一定自由空间，以保证传媒在报道事实真相的过程中不受政治力量的钳制。但这种空间也是建立在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的基础之上的。站在集权主义对立面的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兴起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并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然后辐射至全球各地。在这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中，传媒从业者的人格形态也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家到政党报刊时期的工具人格的转变，最终随着商业化报刊的兴起而获得独立人格，成为传媒伦理的现实承担者。西方传媒自由思想的形成原本是对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深刻总结，体现着西方传统的人文精神，本身就具有价值合理性。因此马克思和列宁也并不否认这种自由的价值，而且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传媒自由观，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都有边界，溢出了这个边界，就会受到限制，道德限制是主要限制之一。传媒自由不是传播主体的随心所欲，而是权利和义务、自由和责任的统一体。二战以后西方兴起的社会责任论，针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大众传媒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将社会责任作为对传媒自由的伦理规制。这种理论虽然还不成熟，存在逻辑缺陷，但是它的确把握住了传媒伦理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对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传媒事业有普遍借鉴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业化改革使得中国的大众传媒获得飞速发展，传媒自由得到了坚实的物质、法律保障和政府支持，传媒从业者也形成了独立人格。但是商业化运作也使得传媒责任缺失问题凸显出来，因此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坚持传媒专业主义才能克服商业化运作带来的弊病。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对立统一是传媒自由和传媒责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在传播实践中，大众传媒必须在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努力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义利统一，并且以社会效益为主、以道义为主，首先达成传媒系统自身的和谐发展，继而才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成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本文根据这个思路阐述了以上几个主要问题，核心是以传媒自由与传媒责任的矛盾为线索，探究传媒伦理的若干重要问题：第一章讨论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历史衍变，这期间传媒从业者人格也经历了由革命宣传家到政党工具再到独立人格的发展。第二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列宁的传媒自由观，他们的传媒自由观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哲学自由观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传媒伦理建设的理论指导。第三章论述在传统传媒自由思想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观成为传媒自由的伦理规制，传媒责任的理论根据是伦理学上经常接触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道德义务与良心、目的与手段等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四章主要是介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大众传媒伦理建设取得的成就，我国的传媒也由计划经济下的“阶级斗争工具”转变为了市场主体身份，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五章以传媒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原理分析中国传媒自由面临的困境（商业主义与传媒专业主义的矛盾对立），以及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困境的一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