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公消费的公开思考评论

第一篇：关于三公消费的公开思考评论

截至7月20日，98个中央部门中，已有54个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谁公开了？如何公开的？公开的质量、速度怎样？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成了近期舆论的焦点，这里面既有公众对三公消费逐步揭开神秘面纱的欣喜，也有对公开细节的质疑与期待。

可喜但不满意的“三公”公示

乐

观的预测是，本周将迎来三公经费公开的高潮。三公消费虽只是预决算公开的一小步，却是阳光财政的一大步—至少，总算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雷声过后开始有雨点了。知名网评人令狐补充认为，千呼万唤始公布的三公经费，甫一亮相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公共财政公开透明已成潮流，不可逆也不可挡；而且参差多样的账单，不仅让公众比较参详，也可以形成竞争机制，促使各部委在信息透明方面不甘落后，从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忧的则是，公共财政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还亟待进一步通俗化、明细化、规范化、制度化，并亟须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使阳光财政的明亮和谐得以实现和巩固。

《云南信息报》也有评论表示，公开三公经费，自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个热闹，而是要让民众有效监督政府部门的花钱行为。但在公布三公消费举步维艰的现实语境下，过于苛求已经公开的中央部门，盲目表达对“三公消费”的整体性焦虑和不满，显然也是一种不够理智的作为，鉴于此，不妨宽待当前的三公消费公开。

“三公”公开当重视公众情绪与期待

“这几天我在微博上与一些博友一起跟踪，并坚持转发国务院下属单位本年三公消费的公开情况。”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表示，从各部委在遵行国务院规定公布期限的情况看，大家就知道预算与决算信息的透明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公布了，公众也有对于它们公布信息不信任的倾向，越拖延越不信任。但是不管怎么说，透过微博表达的公众情绪与期待值得这些部委重视。

对于公众对各部委三公消费普遍存在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20日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其原因在于三公口径。以公务接待费为例，财政部的数字一出来就遭质疑，网民说：在北京，财政部会请谁吃饭，还不都是别人买单。外事接待经费如何处理？民政部、商务部与众不同，单独列出。公布三公时口径不仅要统一，而且宜大不宜小，口径大了，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老百姓也会觉得数字更加可信。不能将一些真实信息隐藏在压缩的数字之中。

《南方都市报》20日刊发朱述古的评论坦言，近来国家部委密集发布的三公支出数据，让公众看到的不是明确的答案，而是一道扑朔迷离的谜题。时下各部委公布的三公经费，只是经费管理的末端，而不是始端和中端。经费管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没有对始端和中端的全面了解，就没有对末端的正确判别。

地方、国企“三公”经费何时公开

虽说国务院规定的公开大限到来之前，还有很多中央部门尚未付诸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公公开这个多米诺骨牌已然开了个头，三公公开接力棒能传多远？

叶青认为，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绝不能止于公开，之后的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在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的榜样力量推动下，地方三公公开才是重点，百姓希望看到从中央机关、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级的完整三公数字。有的人匡算，从上到下的三公花费是9000亿元，笔者希望各级政府用数字来更正这种说法。二是，希望看到国有企业的三公数字。国企的三公浪费已到了让老百姓难以容忍的地步，有的公司领导享用天价酒，有的公司300多个处级干部享用拿公款办好车牌、保险的“私车”。类似问题不胜枚举，不公开行吗？

中国青年报19日刊发郑根岭评论也认为，更有挑战性的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情况能否公开，公开得能否准确、具体并经得起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拷问。不少地方政府行政领导随意花钱，迂回曲折的办法多得是，可说是“花钱不眨眼”。在进一步推进中央部门三公公开的同时，应尽早在地方各级政府全面推开，并确保真实可靠不走过场不作假。

用严格制度保“三公”消费公开到位

公开的目的，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更重要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邓聿文21日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指出，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委以及存在挥霍公款造成浪费的，要进行严厉问责。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此外，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破解三公消费的难点需作顶层设计。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陈宪18日在《文汇报》撰文表示，要解决三公消费难点问题，就必须在整个系统内部达成高度共识，尤

其是各个政府机构、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要达成共识。共识不仅仅是“必要性”、“重要性”之类，而主要应是对三公消费相关制度及其有效执行的认识，以及一旦出现各种情形的违规如何分别处理的共同约定——或问责，或追究，总之要以党纪国法严加整肃。达成共识并协力遵循，是这一设计的逻辑起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中国经济导报》19日刊发编辑部时评说，公开“三公消费”，在技术上、运行方式上、程序上都不存在障碍，只是还未真正被纳入严格的运作模式。在此次“初体验”中，超支部门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回应，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鉴一下香港。香港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并严格要求官员开支，一旦超支将被追责。

第二篇：三公消费的思考

三公消费的思考

三公消费，指的就是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等产生的消费，是我国当前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6月30日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决算报告还公布了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887.1亿元。2012年6月财政部公布，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人民币。

情况真是这样的么？长期以来，我国三公消费一直是一本糊涂账，各种版本层出不穷，没有人能真正说出每年国家为三公消费支出多少，但经过大多数专家的不完全统计，每年国家因三公消费所需要支出的费用竟达一万多亿，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都需要交出近800元去用于国家的公务消费。如此巨额的费用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以致于平民百姓闻“三公消费”无不咬牙切齿。很多官员借用“三公消费”的幌子，大把大把地拿着国家的钱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诸如考察、学习等）跑到国外去吃喝玩乐，招待上级或举办什么会议时买各种高档的烟酒、礼品等等，极大浪费资源不说，更可气的是将百姓辛辛苦苦交的纳税钱用于自己娱乐消遣。这种行为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腐败行为，虽然没有像那些贪污巨款的行为那样恶劣，但是，这不仅伤害了纳税人的感情，也极容易滋生腐败的萌芽，让人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这世界上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超过了他的限度，就一定会产生祸患。因此，中国目前三公消费的现状，必须要得到治理。

但是我转念一想，中国的“三公消费”真的是一无是处么？每年公务费用达一万多亿，这些支出主要是被国家的烟酒业、汽车业、石油产业、娱乐服务业消化吸收，这样不是会大大地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么？就拿茅台酒的例子来说吧，国务院曾召开第五次廉政会议指出控制三公消费，继续实行零增长，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礼品，结果茅台的股价、流通的批发价纷纷应声下跌，市场价格随即下跌。事实上，普通百姓很少人会喝得起这种酒，这种酒的购买者大多数是政府部门、官员用于应酬的首选酒种，如果说三公消费缩水，那么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烟酒业等行业的发展，考虑到消费的杠杆作用，这1万亿，应该可以带动4、5万亿的投入，那么也就是这些行业会遭受到几万亿的巨额损失，可见，三公消费确实是这些行业的上帝，能给他们带来巨额的收益。综上所述，说三公消费能够拉动内需，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三公消费最近几年在中国愈演愈烈，超过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范围，政府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近几年来，国家对三公消费的管制力度越来越大，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三公消费”问题：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个人觉得，将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化是遏制三公消费过度的最有效的措施，但这也是难度最大的办法。当前新旧领导班子交接，从以习近平为领导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最近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党和国家是下足了决心要惩治腐败的，他们在平时的访问调查都带头从简出行，不准迎接，用餐坚持四菜一汤等等，不过光是靠领导人带头是没有用的，必须的用规章制度实现行政消费的透明化，提高群众的知情权，赋予热门更大的监督的权利，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三公消费的问题。随着微博、网络的发展，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推进三公消费公开同样也是中央今年继续推进的一项重要举措。众所周知，三公公开是政务公开的重要方面，对推进廉政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这是推行阳光政府的具体表现之一，能极大地促进廉政建设的进程。其次，是政府接受群众监督的具体有效的举措之一。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政府经费的使用数目、去向等等情况，保障民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

再次，三公公开始有效防止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的措施之一；当然，我们的三公公开重在执行，光说不练假把式。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有阻力，有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广泛虚心接受群众媒体外部监督，开设监督举报电话等等；第二，自我监督，审计，财务部门加强监管，纪检监察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第三，各个部门要落实领导责任，进行自查自纠，并且牢固树立勤俭奉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思想上不放松最后，三公公开为我们政府管理改革开了个好头，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扩大三公公开的范围，向国企三公公开扩展，让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运行，做到让群众满意，只有这样，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社会事业才能健康，稳定发展。

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三公公开一定会实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我觉得很不错，老师的想法和思考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对公共经济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以后也会多去了解学系公共经济的相关知识，拓展自己的知识广度和深度。谢谢老师。

最后祝老师新年快乐，蛇年幸福。

第三篇：政务公开,公车改革、三公消费

考试申论热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二、财产申报制度

(一)财产申报概述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藏身，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财产申报的现状

关于财产申报，在我国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大多集中于科级以上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

(三)财产申报的障碍

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实施必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鉴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统一、标准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统，个人资信难以查实，反腐败工作缺乏坚强的技术支撑；二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财产申报和资金核查，必然会将大量腐败资金和非法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或馈赠亲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败分子在国内无法藏身，必然想方设法外逃，势必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破坏法律的实施，损害社会的公正，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尚未实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京佳教育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第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对申报结果的监督和公开程度。增加二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

第三、增强惩处力度。是追究环节，根据检查结果，对于不如实申报收入，或瞒报、漏报、谎报者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次谎报者应免去其领导职务；四是

信用记录环节，对于是否如实申报的情况应记录在案。建议各单位纪检监部门有必要对现任干部任职以来历次收入申报记录进行一次大检查，使检查结果进入干部信用档案(所以必须先建立干部信用档案)，以供组织部门任免干部时参考。第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使得财产申报制度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在条件成熟之时出台已呼唤了十多年的《反腐败法》，并专设章节对于官员财产申报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财政预算公开为“三公”消费设障

三公”消费转自

借出国考察之名公款旅游、公车接送孩子上学或为自家办私事、以接待为名大吃大喝结交朋友„„近年来，公款旅游、公车消费和公务吃喝这“三公”消费为广大民众所诟病。

据有关媒体分析，中国每年“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而据财政部、发改委、统计局联合调研，政府公务用车(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花费1500至2000亿元。

抑制公务消费腐败之所以成效不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玉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层的体制问题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公务消费的问题，是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的一个反映，涉及财政支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支出的有效监督机制、健全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等问题。”郑玉歆建议，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下猛药”，特别是政府财政预算管理要实现精细化。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呼吁，应抑制“三公”支出，公款消费更应接受各界监督。他说:“过大的行政开支既造成浪费，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抑制‘三公’消费任重道远，老百姓和媒体的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建议，政府向人大提交的财政报告，应把“三公”消费的部分单独列出来，便于代表们审议。另外，行政部门应把公款消费的活动记录在指定的科目中，在会计制度上加以规范。

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表示，解决“三公”消费最根本的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长久以来，公众要求公开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支出详单，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坚持做到全面、细致公开各级财政消费，不仅能使浪费公款的行为有所收敛，对打击腐败行为也有益处。

要扭转当前一些官员“乱花公款不眨眼”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上扫清公开每一笔财政金的收支障碍。从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的“会审”变为“常审”，甚至做到“一款一审”、“网上公审”，这样方能动态而及时地挤掉“预算水份”。而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动态公开，也必将促进廉洁、高效政府建设的推进。

热点探讨：1万公务员仅10辆公车并非只为治堵

在3月1日《广州日报》刊登的日本东京治堵报道中透露，“以东京都厅为例，只有都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市长）这样的级别才可以配车。”整个东京都厅有1万多名公务员，但是公务车的数量却仅有10辆左右，因为“很少用到”。

如今很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道路的拥堵问题，治堵，就成了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大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公车太多、公车私用加剧道路拥堵的议论，并且提出了治堵先治公车的主张。其实，城市治堵与公车私用管理混乱，这是既相关又绝然不同的两件事。前者主要是城市有序管理和道路建设如何适应人民生活需求的问题，后者却是如何坚持政府的廉政，防止公务员利用职权追求个人享受的反腐倡廉问题。为了治堵才去整治公车私用，甚至要靠着治堵的“动力”，才去改革公车管理制度，恐怕只能是瞎子摸象——抓住了枝节而放过了公车改革的真正目的。

如果不是为了对纳税人的税金负责，如果不是为了让百姓信任政府的廉洁，仅仅为了道路不堵车，我想东京恐怕不会出现如此严格的公车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配置公车官员的级别，只有都知事一级的官员才能配置公车；其他公务员如果办公需要开车，必须是先坐地铁到单位，再去申请开车办事，公事办完后必须将车子开回单位，然后再乘地铁回家；由于严格执行制度，使用公车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审批手续，所以平时很少有人要求办公使用公车，即使只有10辆左右的公车，也很少使用。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首都级的大城市，1万公务员只有10辆公车，对国人的我来说，简直犹如听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消息登在了我们的报纸上，相信并非虚言。但只要的一点“国情观念”的人，恐怕谁也不会提出咱们的地方政府应当照此办理或者稍作借鉴。但是，每年两会都会有人提出公车改革的提案，又证明了群众对目前公车使用状况的强烈不满。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出台过若干“改革”措施，诸如给各级干部发放“用车补贴”，以平息公务员不得不减少公车使用的不满；有的地方给公车贴上标签，“接受群众监督”；有的地方搞公车有偿使用，干脆把公车私用合法

化，据说都曾有过一定效果，但其结果却都是或者遭受更大的质疑，或者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然而，公车改革却是我们的政府必须过的一道坎。为此，我认为，在听了“东京1万公务员只有10辆公车”的“天方夜谭”故事，别把它只是当作东京治堵的一项措施看待，还是值得有志于真正实行公车改革的领导借鉴，不知有关领导以为然否？

考试热点天天读：公车改革

(10)国外及地区公车管理对策借鉴。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公车管理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借鉴他们这些成熟的做法及经验，对于加强我国公车管理与改革，缩减公车消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据对日本、英国、德国、瑞典、芬兰、美国、印度、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分析和研究，他们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鉴：

对公务配车和公车标准及适用范围有严格规定。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动一般乘用私家车，并且部长的配偶或伴侣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车进行私人活动。香港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

对公车使用全过程实行严格的管理。公车由专人保管、维修，保证其性能良好、使用安全。每辆公车都有用车登记卡，卡内详细记录起始时间、地点、行程、油耗、计费等信息，登记卡定期上报主管部门，车辆使用完毕及时交回车库。并且严格执行因私用车的收费制度，倡导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理念。

对公车使用情况实行科学监控。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由指挥中心对公车实行智能化的实时监控，并在每辆公车上分别安装带有“公务”和“私用”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用车都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使得监控中心能及时地掌控全部用车情况。鼓励私车公用。对于使用私车或公交车等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实行按行驶里程或票据给予一定补贴。

重视社会舆论对公车使用的监督。所有公车都会贴上特殊标志，便于公民对政府实施监督。法国曾有一位部长因公车私用被拍照(因公车有标志)，囿于社会舆论压力，被迫辞职。

【核心观点】

(1)我国的公车改革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专家认为，公车改革探索面临“政策不明确”的难题。由于中央对公车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操作原则，使得长期以来公车改革只是在少数部门、少数地区自发并分散地进行。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的车改模式、适用范围、公车管理、补贴标准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给国家对公车统一监管造成了不便；对未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的地区和部门，会因为无政策可依或操作难度大而推迟或拒绝公车改革。

(2)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应在客观地总结我国公车改革地区及部门实践经验基础上，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鉴国外公车管理的经验，综合考虑公务活动需求、财政支出成本、行政运行效率、预防和遏制腐败、社会承受能力、节能减排降耗等因素，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实事求是地积极稳妥推进。以逐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相统一的公车管理新机制。

(3)严格强化对确需保留公车的监管。严格公车编制和配置标准；对公车实行统一车牌标志，统一喷涂车体，统一标明使用单位和举报监督电话，便于社会监督。自己。专家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或在公车上安装行驶记录卡。

(4)公车出行要登记时间、事由、目的地、里程，乘车人和司机要分别签字，公车用后一律入库，并定期公布用车记录；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将对公车使用的监督纳入到纪检监察工作的范围，将交通补贴经费的发放纳入审计监督范围，提高公车使用效率和监管水平。

(5)建立健全与公务员绩效考核相配套的规章制度。细化对公务员勤政廉政表现的日常考核指标，避免车改后公务人员因吝惜交通包干费而不愿意外出执行公务等现象发生。

(6)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私车公用”。允许经常性私车公用人员报销一部分费用或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妥善安置好司勤人员。可通过组建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运行的机关出租车队的方式，为原有编制内司机提供就业岗位，为其他司机提供就业机会，避免出现新的失业群体，减少社会震动和摩擦。

申论热点：公务接待改革

[综合分析]

近10万人次坦然接受当地政府的公务招待，一方面是不少官员借助各种工作上的由头，或者以“自助游”形式，到平遥休闲观光，食宿、门票费用由当地政府悉数买单。所以，一些人对此趋之若鹜。另一方面是，纪检监察部门对这类看似不显眼的另类“旅游************”，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更没有将其纳入监管视野。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

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其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

再者，恶化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因此，遏制吃喝成风、走出公务接待困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治理公务接待需要自上而下的启动，也需要全国各地一起行动。如果只是少数地方施行，就会像四川的白庙乡，受到冷遇。

[措施]

治理公务接待中的吃喝玩乐风，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必须从上至下都要公开公务接待信息，打破“自我监督”的模式，加强监管,敢于处罚。这样，才能逐步推进问题的解决。

首先，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俗话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大凡疲于接待的基层干部都有着一些说道和借口，比如说，“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等等。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公务接待成风，首先必须转变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破除吃喝就是工作的错误认识，自觉抵制吃喝风、接待潮，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让人民得实惠”的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

其次，必须打破官场“潜规则”。“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是基层干部矛盾心态的写照。“酒杯一端，原则放宽”这些所谓酒文化充分暴露了目前盛行于官场的一些“潜规则”。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都和接待工作紧密相连。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接待工作，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再次，必须从上到下治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破“潜规则”，对基层政府来说，就要冒得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坚决整治上级部门领导的不正之风、滥用职权等行为，才能为基层“减压”、“松绑”，也有利于公务接待走出困境。

最后，必须加大信息公开和处罚力度。在很多单位，公务接待成了一个大箩筐、无底洞，什么都可以往里扯，什么都可以朝里报，一笔糊涂帐，招待费居高不下、吃喝风屡禁不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佳的消毒液。在一些地方，再穷不能穷干部，资金再紧张，也得保证干部有饭吃有酒喝。

第四篇：许一力：评论我国的三公消费情况

许一力：评论我国的三公消费情况

最近浙江省余姚市财政局在一家鲍翅饭馆的5万余元餐费转账支票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认为财政局一次性消费5万元餐费，已超过政府接待的消费标准。无论事实如何，三公经费的问题再度成为议论的热点。

其实早些时候，北京曾有至少50余市级部门开始陆续公布2011年的决算报告、备受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数据。客观的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三公经费的公开化，是市政信息公开工作的一大进步，同样也是推进社会民主进步的体现。起有利于民众行使其知情权和监督权，管制执法者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但同样的，无论是公布之时，还是此次的鲍翅事件登报之后，关于三公经费的议论始终围绕在一个点上——三公经费不该只是公开，而应当细化，如何能真正做到三公的透明？

所谓的“透”，便指的是三公经费的细化，经费的去向和多寡应该编写的明明白白，通过预算，决算，将经费细化到每一个项目，这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而事实上，这样的细化并不困难。还是以国外为例，美国的三公消费特别是公车支出相当庞大，美国实行严格的信息公开制度。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不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安全的政府信息都应该向公众公开。这为媒体和社会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保障。美国政府部门公开的公车信息，不但包括公车的数量、支出等总体情况，还包括具体的费用明细、哪些人在用车等细节。如果没有详尽的信息公开，监督就无从谈起。

而所谓的“明”，就意味着政府的经费支出，既然公布，就要保证清楚明白，如果只是为了公布而公布，就失去了公布三公的意义。当下一些部门和单位公开的是一些专业数据，虽然公开了，公众却看了不明白，起不到监督作用。三公经费的公开，其目的在于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不能做到清楚明白，便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的招待标准，在国内各地是不一样的。标准的不统一，造成了监管上的困难，也令地方有了更多挥霍的空间。15次累计消费5万元，究竟是合理还是无理？这还真是个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三公消费的糊涂账属性。要知道，即便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三公消费也一直是个绝缘地带。

而除了难于监管，三公经费更被诟病的一点，就是其数额。虽然政府支出必不可少，但2011年，在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中，三公消费的93.64亿，这一数字甚至高于医疗卫生支出的71.32亿元。而审计署长刘家义也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审计报告时表示，三公经费存在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等问题，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

而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概念、口径、标准，这些并非难于监管的问题。三公经费的症结所在仍然是不够公开。只有足够的公开，充分的接受社会的监督，才能避免三公上的乱局。以英国卫生部来说，它在网站上公布的信息包括该部门所有年薪超过15万英镑的成员的名单、本财政以来所有该部门支出的数据、每笔金额超过1万英镑的政府招标合同，每笔金额超过2.5万英镑的开支项同以及部内所有高级公务人员的工资明细等10多项内容。

还是从鲍翅宴来说的话，5万元真的很多吗，每年被这样无来由挥霍，甚至是虚报数额变成了官员回扣的三公经费又岂止5万。一个账单，成了民众问责政府体制的敲门砖，其意义不在于数量。我们不该为公众问责的结果抱有多大的希望，但当我们终于懂得为自己负责——或者说为自己的税款负责——之后，对于公开透明的渴求，最终必将得到满足。

从财务法律上对三公消费进行缜密规定，形成公务消费标准，甚至形成有效的制度惩戒，才是遏制三公经费乱局的根本之策。但三公经费的问题，无论是总账还是小项目，都统统包裹在预算决选粗糙，信息遮掩，对于超标消费惩戒乏力的阻碍之下。其改革和通往透明化之路，想必也是困难重重，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该放弃对于应得权利的诉求。

第五篇：进一步规范“三公”消费的思考

进一步规范“三公”消费问题的思考

“三公消费”通常意义上是指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境）三种公务消费行为。巨额的“三公消费”不仅仅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其衍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已经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只要有政府存在，就会有“三公”消费，它涉及每一级政府机构和每一个政府部门，以及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消费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广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公务消费中的过度消费、奢侈浪费和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问题，人民群众是无法接受的，由此产生的不满和意见，近年来在社会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我国关于“三公”消费的法律法规很不完善；规范“三公”消费法规制度建设已经是势在必行。

一、“三公”消费中问题出现原因。

（一）“三公”消费中出现种种现象的原因。其根本在于政府支配的公共权力过大，消费不公开不透明，缺少必要的监督，公共权力私有化等。

（二）消费的不透明造成公私不分。由于公务消费本身的特征就决定了公务消费和非公务消费之间的模糊性，且消费长期不公开、不透明，合理正常的、假公济私的、铺张浪费的和贪污腐败的都往里面装，导致公务消费多半不明不白，是一笔糊涂账。别有用心的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假公济私，公私不分，使得公务消费成为了一个既没有风险又方便的腐败途径。

（三）相关制度的禁令无法落实。造成“三公消费”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执行的不到位。我们有公车管理的制度，也有公务接待的制度和学习培训、出差出国等方面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制度规定都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源头治理，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真正改变。今天有人反映吃喝风太盛，就发一个规范公务接待宴请的通知；明天公款旅游积渐成习，于是又出台禁止公款旅游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在处罚的力度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长此以往，文件、规定越发越多，就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

（四）预算的“缺陷”使得超支有机可乘。长期以来实行的预算体制，使得预算支出的用途与计划或活动的结果没有关系，部分项目的追加资金较多，弹性空间大；加上在资金分配中，往往是“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致使部分单位和部门领导在工作中不计成本，消费无度。预算外资金虽然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仍有一些单位违反规定私设小金库，使得领导干部的非正常支出有了列支渠道。

（五）利益的不均衡助长了过度消费。在公务消费行为中，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自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利益需求。由于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的极大不均衡，大量补贴游离于工资之外，造成收入的不公平，刺激了追求公务消费最大化来“补偿”的错误心理和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在公务消费上互相攀比，“别人能吃，我就不能吃？”“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什么。”这种错误思想和攀比心理导致“三公消费”居高不下。

（六）信息不对称造成监督的不到位。由于公务消费往往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消费的主体大多又是领导干部和掌握一定权利的公职人员，使得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暴露，容易形成“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内部监督难落实，社会监督不现实”的局面，出现监督的死角，以致当中的腐败行为处于隐形状态，无法得到及时的监督和查纠。

二、规范领导干部职务“三公”消费的思考

职务“三公”消费是指为保证领导干部履行工作职责、完成工作任务，而为其

提供和报销的费用。职务消费问题，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焦点问题，同时也是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在此，笔者就如何更好规范领导干部职务行为谈几点的看法。

（一）、强化教育，打牢思想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看，要切实规范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力求达到科学化、合理化、节约化。

1.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形势教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清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深刻认识规范自身职务消费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勤廉从政的时代要求，是建设高效廉洁政府、节约型机关的迫切需要，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源头治腐、惩治腐败的重要突破点。切实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形势教育，切实从思想认识上打牢基础。

2.要坚持不懈地对领导干部进行党的宗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他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自觉性。通过学习教育，让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通过学习教育，使他们明白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在行使权利中必须时刻牢记党宗旨，不负重望。

3.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大张旗鼓的深入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规范职务消费的各项具体内容、法律依据;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在规范职务消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廉洁党员干部，力争用身边的典型教育身边的人。

（二）、创新机制，促进消费规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是规范各级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有效手段，创新是规范各级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灵魂。笔者认为，要在改革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管理制度、出台精细化管理方案、推行常态化管理模式和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范畴中，不断深化对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规范。

1.要改革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管理制度。要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按照消费主体和使用范围，划分为个人职务消费和公共职务消费两大类，确定初步的职务消费标准，实行记账式管理;

2.要逐步加大个人职务消费比例，减少公共职务消费比例，对部分职务消费项目实行货币结算;最后，对职务消费项目全部实行货币结算，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职务消费货币化管理办法。

3.要出台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精细化管理方案，方案力求客观、实际而便于操作，同时要考虑相同地区、相同职级干部消费基数的统一性，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工作部门职务消费的特殊性，物价的变化、干部的业绩、群众的意愿以外，还要考虑将领导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多少与公务人员的绩效挂钩，不搞一刀切。在实际的运用中，要进一步扩大领导干部务职务消费实行的范围，对那些担任一定职务和职责的非领导干部也应纳入职务消费货币化管理范畴。

4.要推行常态化管理。要推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台帐管理制度，台帐由单位纪检部门负责管理，对单位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每一笔消费一一进行详细登记，每月汇总后进行一次研讨分析，促进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规范。

5.要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范畴，把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挂钩，以此刺激领导干部切实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三）、科学监督，做到防微杜渐。科学的监督是规范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关键。科学的监督有利于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有利于促进领导干部依法依规办事和廉洁自律，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使他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对于职务消费这样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我们要增强主动监督意识，健全监督体系，强化事前、事中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做到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情监督相结合，形成监督合力。

1.要建立财政和审计监督机制，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消费的资金和票据的管理审核，杜绝盲目消费、超标消费和不合理消费。

2.要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建议领导干部的消费情况定期向党委会、大代会汇报，接受人大代表、社会各界及群众的评议;同时定期公示职务消费情况，听取有关部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避免“暗箱操作”。

3.要加大查处力度。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职务消费货币化规范管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和纠正。对假借职务消费，搞铺张浪费、以权谋私的人和事，要

进行严肃查处。对于仅靠本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力量，难以查处和解决的问题，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以切实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巩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工作成果。

三、转变思路，事前制度规范。

以往我们对“三公”消费相关制度的理解有偏差，把重点放在了事后处理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就像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讲监管制度时开始更多强调事前监管一样，对于“三公”消费，主要靠事前的制度规范，尽最大可能使不允许发生的“三公”消费不发生，这既可以减少纳税人的损失，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又可以避免领导干部违规违纪。

那么，事前制度主要是什么制度呢？是我们既熟知又陌生的公共财政制度。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已经多年，不少人对公共财政制度这个词组已经耳熟，但何谓公共财政制度，它的要义、原则是什么？绝大部分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又是陌生的。因此，要组织学习，使这项制度在公务员和领导干部中深入人心，并尽快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制度，约束公款支出的范围和额度，同时将支出情况透明化。当然，解决“三公”消费还需其他的制度配套，例如现金管理制度，各项支出标准和审批制度，以及违规惩戒制度等。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还需设立公务人员接受礼金、礼品和吃请的制度。在主干制度和配套制度一并作用下，“三公”消费将有章可循。

（一）推广使用公务卡结算。公务消费可以通过专门的公务银行卡进行结算。通过公务卡，不仅可以直接查询到每一笔公务消费的明细，有效杜绝虚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同时，公务卡结算既不需要财务人员从银行提取和保管现金，也不需要公务人员提前借款，既方便工作人员用款，也减轻单位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二）实行公务消费行为阳光公示。将公务消费置于阳光下，是最好的“防腐”措施。要公开政府的行政成本，尤其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公车使用、公务接待、出国（境）学习考察等支出情况，应以详细的类别列出，使政府官员公务行为置身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从而达到有效规范公务消费的目的。

（三）增强预算的约束作用。要结合部门预算将消费支出具体到项目和人，不准超越，不以人废也不以人存。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花钱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支出，没有预算，一分钱也不能花。预算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接受立法机构和公众的监督，真正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预算制度。

（四）积极探索公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按照政府的运作模式和市场经济规律，探讨公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尽可能的将差旅费、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等费用以货币形式出现，并按照公务、职务需要，严格规定消费范围、消费限额。

（五）加大惩戒力度。强化相关公务消费行为规定的执行力，将他们列入绩效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予以坚决查处，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六）明确“三公消费”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目前并未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的“挥霍浪费罪”，如果针对“三公消费”问题立法，明确公款消费的法律责任，不论对于反腐倡廉建设还是我国的法治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立法手段把违纪现象升级为违法犯罪，意味着文件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既会对公款消费主体造成压力，也为公众对“三公消费”进行监督提供了法律支持。建议国家主法机构把整治公款消费列入立法计划，尽快明确公款消费的法律责任，使治理“三公消费”有法可依。

“三公消费”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只有奉公廉洁，才能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