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万历十五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和现实指导意义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作为书名，实际上是作者在大历史观中另辟蹊径，将目光特定在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历史时期，他认为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是明朝这个强大帝国日后没落的根由所在。虽托名“万历十五年”，其实并未局限于这十五年上，时间的来龙去脉以及几十年的积重难返，他都一一有所回顾，他以这一年作为重要的节点展开明朝在公元1587年前后近百年的政治、文化、军事、社会、哲学，进而以现代文明的角度做深刻的分析和审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更是以自己深刻了解的世界各国近现代文明发展史作为参照做了一个展示。
读完后印象最深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原来历史可以这样来书写！作者选取1587这个再寻常不过的年份，将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在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贯穿起来可谓匠心独具。一些旁人看来芝麻绿豆大点的事情，都能被作者很好地运用到文章中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明朝的文官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弊端在叙述人物事迹的时被娓娓道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要看远不看近”的“大历史”观在书中初见端倪。
公元1587年和这一年前后几十年在中国历史上平淡无奇，然而在世界却是西方近现代文明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封建制度包括高度的中央集权、一元政治、单一文化教育、以道德标准
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均达到了登峰造极，而在西方已经开始了自由、平等、权力制衡的萌芽。为什么近现代文明不可能在中国产生和发展？为什么近代史上中国会落后挨打？这本书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书中重点描述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时代的中坚人物戚继光和海瑞，他们的成长和教育都是社会已经安排好的框架和规范，工作的环境更是一千多年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万历贵为皇帝但很多事情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帝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按照固有的道德标准惯性极大的前行，他最后选择的是逃避矛盾；首辅张居正得到了一人之下的权力，为了推进帝国的事业依靠党羽派系，但得罪了其他的官僚，死后还要被清算；首辅申时行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为避免重蹈张居正的覆辙选择了做一个超级平衡家，事事做和事佬争取不得罪任何人，个人是得到了善终，但使得帝国官僚集团更加的腐化低效；戚继光在军事上有限的成功只能是在原有制度安排上的逐步改良；而海瑞想完全按照书面的道德标准廉洁的工作和生活必定被官僚集体不容，就像唐吉珂德一人的挑战；自我矛盾的哲学家李贽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但是无法得到答案，自杀终了。
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整个明朝社会失去了创新发展的力量，内部有冲破传统的要求也不可能战胜业已形成的超级庞大体系了，即使这个体系已经腐朽不堪。万历死后短短几十年满族就依靠强悍的军事力量迅速打垮了明王朝建立起清朝，但是满族没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全部的中原文化，这种文化惯性发展200多年后使得清王朝跟明王朝一样的腐朽不堪，在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倒塌下来。
明朝乃至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特点和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者不惜大量篇幅阐述分析这个制度下的种种现象。在我看来，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在与世界的横向比较中凸显出了人治与德治相比法治的不足。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也是一个国家所固有的文化、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古代自西汉起独尊儒术的思想传统导致了后来的统治者过于注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也更容易集中国家的权力，而在英国，由于封建庄园中贵族的相对独立和分散，使得统治者更需要通过协商和互相约束来做出决策，从而更容易形成法治的观念。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只是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多角度的分析和审视，没有得出明确结论，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指出或者建议发展的方向。但学习历史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指导实践，读《万历十五年》对现今的政治社会和从事工作的指导意义是巨大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和文化从封建迈向现代的关键时期，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后保持了西方的政治文明；宝岛台湾在民主进程上已经走到全民选举和多党竞选执政；祖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经济工作持续的改革使得中国实力极大提升，这正是在反思历史落后的原因进行思想开放后得来的。不过中国封建社会毕竟延续了2000多年，很多残余封建思想还在很多层面存在，包括现今的一些官僚政治，汪洋书记的解放思想正是针对这样一种现状提出。作为在公务员体系内的从业人员该如何工作？如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了解了黄仁宇先生的大
历史观后，当然会找到明确的方向。
从《万历十五年》读到现在的社会环境，对从事工商业的人员也有莫大帮助。中国的社会还处在变革时期，许多的政府官员和国企从业人员还或多或少保留有书中所述的文官集团的一些特点、广大老百姓也还保留有传统文化精神的遗传。在中国这种环境氛围下如何将企业做好？应该是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针对中国实际的环境做出变化，只有既能按科学方法管理企业又能适应中国国情才能使企业发展壮大，违背国情的做法必将导致失败。
与其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书籍，倒不如说是借古喻今的经典著作更准确。
第二篇：万历十五年中的名言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做出判断，必须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写写帮文库精心整理了“万历十五年中的名言精选”，望给大家带来帮助！更多优秀精选范文！.
万历十五年中的名言精选【一】
1、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2、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管理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3、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4、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想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然不过空中楼阁。
5、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6、海瑞：个人的道德所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7、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与“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8、俭朴本身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9、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
10、本朝的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
11、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的唯一意义之所在。
12、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
13、本朝开国200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唯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整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14、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就应当首先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需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个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15、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16、李贽近于马基雅维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样，从个人或足以鹤为武汉足以触发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17、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8、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组织原则：此乃男女尊卑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根源：受亚欧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
19、我们所走得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也即是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
20.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21.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22.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
万历十五年中的名言精选【二】
1、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2、从来阁臣召见未有至此者，且天语谆复，圣容和晬，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也。
3、吾等得见睿容，便如睹景星庆云，真是不胜之喜。
4、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
5、至于失事有大小，情事有轻重，若失事本小而论罪过罪，则边臣观望退缩。
6、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
万历十五年中的名言精选【三】
1、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2、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
33、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4、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5、这一帝国既无崇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6、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7、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
8、在抗倭战争绩最为卓着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9、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
10、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11、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
12、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13、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
14、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
15、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16、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17、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18、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
19、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
20、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21、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
22、在王朝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个人应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
23、身为一个天津人，你没有为上海的建设作出任何贡献，你不配做北京的好儿女，我代表广州人民鄙视你24、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25、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
26、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27、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28、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29、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30、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
31、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32、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33、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万历十五年中的名言精选【四】
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
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
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
又不用你耕作担当，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
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落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万历十五年》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万历十五年中的名言精选【五】
1、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2、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管理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3、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4、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想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然不过空中楼阁。
5、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6、海瑞：个人的道德所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7、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与“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8、俭朴本身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9、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
10、本朝的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
11、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的唯一意义之所在。
12、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
13、本朝开国200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唯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整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14、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就应当首先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需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个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15、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16、李贽近于马基雅维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样，从个人或足以鹤为武汉足以触发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17、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8、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组织原则：此乃男女尊卑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根源：受亚欧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
19、我们所走得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也即是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
20.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21.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22.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第四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第五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我是个喜欢历史的人，但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一直没有去看过，以为它写的是万历年间十五个年头的事。看过书后才知道只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即1587年。我不得不对黄仁宇先生感到由衷的敬佩，能将一年中发生的小事与大明帝国或者说整个中华封建制度走向崩溃联系起来。这种历史研究角度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比起一读就“中华上下五千年”来得更有意思。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明确的指出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从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申时行等人各自悲剧的人生来展现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文官封建体制腐朽，来充分说明以道德来代替法制是行不通的。这是个神奇的体制，就算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为之感到无奈的。万历皇帝本来具有远大抱负，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然而却在繁重的礼节与所谓道德中消磨了自己的意志，最终消极待命。不是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是在这个体制中很多事你是没法做的，只能无奈叹息，无论你是皇帝。
作为臣子的张居正、海瑞他们更是无奈了。在儒家的道德里，什么都提倡“高尚”，表面上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做官可以做得很清廉、做皇帝可以做得很爱民、做人可以做得“忠、义、孝、悌、信„”但是在这的背后却是贪污腐败、背信弃义。张居正的命运与王安石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想改变现状，但是无奈既得利益者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更是刚正不阿，为官清廉，但他所做的与这个体制格格不入，最终不免悲剧命运。
在这样一个以伪道德维系的体制中，很多人不知不觉的被卷入潜规则中去。因为这种体制所要求得道德近乎完美，但是这只有圣人所能做到，大部分人都是凡人。是凡人必有人类所固有的那种本性：利己。当“高尚”的道德要求与自己所能做的相差甚远时，那么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放弃“道德”，或者明里做一套，暗里做一套，这是道德便成了伪道德。但在，文官封建体制中，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情况下，道德被高高挂起，那么人们的行为便变的更为“两面派”。
中国封建社会的那种循环怪圈也是由此而来的，一个朝代开始时，每个人都严守儒家的道德，君主爱民，官员也不敢太过放肆，于是出现一时的所谓“盛世”，而然，当他继续延续下去时，道德变得越来越虚假，于是这个朝代倒下了，另一
个又吸取所谓经验，再次崛起。如此循环往复，走不出去。当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古老中国大门时，我们才慢慢意识到，用所谓儒家道德来代替法制是不行的，人的行为必须要有制度的约束，即使一个人再高尚。
在424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当初发生的事在今天的中国仍旧能找到影子，我们现在的体制也似乎近似神奇，我们国家总理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也曾被媒体“和谐”。当“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在深刻反思道德的缺失，当然道德的缺失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那么不信任彼此？“彭宇案”给了我们答案，是法制的不完善，导致了不公正的判决，从加深了人们彼此的不信任。
我们的政府在反腐败的工作中反复提倡官员要提高道德，固然提高道德很重要，但是权力必须要有制度的制约，这是硬性的要求，不然，道德就变成了伪道德，那么这个神奇的体制就会不断的循环下去，中华民族就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们不妨吸取历史教训，建立以法律为基础，同时强调道德的制度，打破这个神奇的体制，让权力有制约、道德变成真道德，那就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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