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统筹区域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推荐]
统筹区域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
进入新世纪以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如何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成为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缩小地区差距。为此,近年来中央注重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决策,以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部署。
统筹区域发展就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开发规划,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引导经济要素向目标区域转移,通过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当地的招商引资力度。另一方面,制定合理的阶段性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加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行传统产业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家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医保、税收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从而真正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旨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大部署。中央提出两个基本判断: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时期,并据此提出gkz6.net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和优惠力度,坚持党对农村发展采取的大政方针。如免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农村低保制度、加大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针政策,都大大推动了新农村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国家应该继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对农民的农业科技培训,加大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增加科学技术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的比重。
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地区、城乡之间的共同发展,缩小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各地区共同繁荣,既是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正确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一、维护各民族团结的意义是什么? 答:
1、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2、有利于巩固国防,保持边疆的稳定;
3、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有利于社会主义现在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5、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6、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前提和保证;
7、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为什么要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答:
1、是坚持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的要求;
2、是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
3、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
4、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
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四、为什么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答:
1、文化史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2、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
五、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标语有哪些? 答:
1、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2、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
3、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4、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6、56个民族是一家,我们心相连、血相通。
六、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繁荣的发展? 答:
1、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根本原则;
2、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严厉打击民族分裂活动;
3、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宣传,切实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
4、实施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5、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尊重、保护、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七、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关于民族团结的宗教的内容有哪些? 答:“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八、什么是“新疆三史”?
答: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
九、什么是中华民族意识?
答:中华民族意识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成员在长期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接触中逐渐熔铸和孕育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认同。中华民族意识,包括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意识,以及对中华民族存在、发展、安危、利益等的认同和关切,它是中华民族存在的反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心理物质。它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的精神纽带。
十、为什么说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答:新疆做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紧密地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才有光明的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加快新疆建设的步伐,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等方面给予极大地支持。实践证明,新疆的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第三篇:促进民族团结 共同繁荣发展讲稿
促进民族团结
共同繁荣发展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发展,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关键词:团结;奋斗;发展;
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
60年来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民族平等,是中华民族政策的基石。
实行民族平等是中国的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根据这一原则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对民族平等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在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是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平等;三是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
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民族平等的法律规范体系,各民族平等权利依法得到保障。
——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各民族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等地的彝族地区大约100万人口保留着奴隶制度,西藏、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区大约有400万人口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大都附属于封建领主、大贵族、寺庙或奴隶主,可以被任意买卖或当作礼物赠送,没有人身自由。如,在旧西藏,形成于17世纪并沿用了300多年的法律——《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将人严格划分为三等九级。法典规定:“上等上级人”的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而“下等人”占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新中国为了保障人权,于20世纪50年代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昔日广大农奴和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中国,任何公民既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又一律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公民的合法权益一律受到平等的保护,对违法行为和任何人犯罪都依法予以追究,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为了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均作了类似的规定。
——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管理。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如此,法律还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给予了特殊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各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在同一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当地总人口15%时,少数民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人口特别少的民族至少也应有一名代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人数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61名委员中,有少数民族人士25名,占15.53%。
——平等地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指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为了贯彻宪法原则,国务院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在中国,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分布各地,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如,在新疆,有清真寺2.43万
座,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8万多人。在西藏,有藏传佛教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幡、麻尼堆以及从事宗教活动的信教群众。此外,中国政府还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宗教院校,培养少数民族宗教教职人员,并对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宗教活动场所维修给予资助,对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给予补贴。
——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会议,都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或语言翻译。中国人民币主币除使用汉字之外,还使用了蒙古、藏、维吾尔、壮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时,都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同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电信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对少数民族服饰、饮食、居住、婚姻、节庆、礼仪、丧葬等风俗习惯,国家给予了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如,为了保障一些少数民族饮食清真食品的习惯,北京、江苏、新疆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广州、昆明、成都等多个中心城市,都有专门立法保障清真食品的供应和管理,其他地方在综合性的法规中也对清真食品的管理进行了规范。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欢度本民族节日的权利,国家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按照有关少数民族的习惯制定放假办法;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为了防止发生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问题,国家法律法规对新闻、出版、文艺、学术研究等有关单位和从业人员提出明确要求。刑法专门设有“非法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对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追究。
鉴于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汉族相比有一定差距,中国的少数民族公民不仅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有公民权利,还依法享有一些特殊的权益保障。
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在中国,任何煽动民族仇视和歧视、破坏民族平等团结的言行都是违法的。少数民族如遭受歧视、压迫或侮辱,有向司法机关控告的权利。中国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与国际社会一道,认真履行公约义务,为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和种族歧视的世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民族团结,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华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一,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才能维护国家统一。没有
民族团结,必然是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导致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其二,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三,民族团结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只有团结一心,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各族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视民族团结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每一个公民都有坚决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坚定自觉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自觉地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信,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民族团结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同一少数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就是要求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助合作,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多年来,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着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国家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实践中,国家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国政府多次开展全国范围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推动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保障城市和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制定实施《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
加强服务与管理,重点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满足他们在节庆、饮食、丧葬等方面的特殊需要。
——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一大创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多年来,国家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中华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而确定的。目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区域面积的大小,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地位分别相当于省、设区的市和县。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既是自治机关,也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根据本地方的实际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
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必然选择。第一,从历史传统来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渊源。第二,从民族关系来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之间密切而广泛的联系,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文化基础。第三,从民族分布来说,中国各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以及自然、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各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国家的法律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实际、特殊情况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与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中国各民族既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又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展所长。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以贯之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与时俱进地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显著成就。
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建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就建立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面推行
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此外,中国还建立了1100多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
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不断完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重要事项作出明确规定。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以根本法形式确认了这一制度,并一直坚持实行这一制度。1984年,在总结民族区域自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至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政策、制度、法律的三位一体。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规范了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法律效力不只限于民族自治地方,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执行这项法律。2001年,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实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修改。200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职责。
民族自治地方有效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以下权力:
——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人民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选举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自治机关,行使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目前,中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全部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同时,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也合理配备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同样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中华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除享有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外,还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还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截至2008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了637件自治条
例、单行条例及对有关法律的变通或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实际,对国家颁布的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多项法律作出变通和补充规定。
——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在国家计划或规划的指导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条件,自主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或目标,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开辟对外贸易口岸,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自主发展各项文化社会事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教育方针,依照法律的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产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支持有关方面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国家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多年来,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在不同时期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提出工作方针,作出战略部署,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国家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大幅提高。把发展作为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努力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汹涌,国际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企图利用民族问题打开缺口,我国民族团结面临严峻考验。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建立,也使民族团结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在这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个阐述,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概念,从而深刻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维护民族团结的根本任务和根本途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飞跃,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杰出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认
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当代中华民族团结问题的根本,归根结底,首先是发展问题。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巩固民族团结的第一要求。不发展,就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就不能体现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正确性,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优越性。离开发展,就不可能找到解决当代中华民族问题、搞好当代中华民族关系的正确答案。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正是有了这一突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才迎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民族团结工作也才得以大踏步前进。1992年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把民族地区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1994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作为了扶贫主战场;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2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7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了15.2倍,年均增速为10.1%,西部大开发以来,年均增速达到11.7%。现实充分证明,这一系列大思路、大手笔,使民族地区得到了大发展,使少数民族得到了大实惠,使民族关系得到了大巩固,使民族团结得到了大增强。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苏东民族问题引发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时指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我们党紧紧把握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不断夯实了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
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把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规定为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律义务。多年来,国家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出台政策措施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绝大多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经济社会发展相当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很差。当时的新疆没有一寸铁路,西藏没有一条公路,云南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出行或运输靠赶马帮、乘大象、架溜索。少数民族群众主要从事传统的农牧业,一些地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部分地区铁器尚未得到普遍使用,有的地方甚至还在使用木器、石器。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广大山区和荒漠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缺吃少穿,几乎年年都有几个月断粮,吃野果充饥,披蓑衣御寒。少数民族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有的民族甚至濒临灭绝,新中国成立之初赫哲族只有300多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就在这样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开始起步。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即把使各族人民摆脱贫困,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作为一项根本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多项重大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多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把国家支持、发达地区支援同自身努力结合起来,把国家的优惠政策同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奋发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优先安排建设项目,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把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摆上了十分突出的位置。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五年建设计划的若干原则性意见》,规划在一些民族地区修筑铁路,建设公路干线,修补道路和桥梁,建立邮政、电报、电话、通讯系统。在“一五”计划(1953—1957年)期间,国家新建8条铁路干线,其中有5条建在民族地区或直接与民族地区相联结,包括兰新铁路、包兰铁路等。闻名世界的康(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在1954年建成通车。60年代,修建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枝柳铁路及滇藏公路等。1962年,兰新铁路铺轨到乌鲁木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建成了南昆铁路、内昆铁路、南疆铁路、拉萨机场、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宁夏扬黄灌溉工程等一大批重点工程,极大改善了民族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
国家把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现代工业,作为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大举措。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把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中的40个项目安排在了民族地区,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云南个旧锡业公司等。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把沿海和内地的一批大型工业企业搬迁到民族地区,为民族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又在民族地区优先安排了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如新疆塔里木油田、广西平果铝厂、青海钾肥工程、内蒙古大型煤电基地等,从而使民族地区形成了若干重要的资源开发和深加工产业基地,初步走出了一条立足资源优势、具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为了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切实的利益,国家采取了许多照顾措施,包括优先在民族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深加工项目、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引导和鼓励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到民族地区投资、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等,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目前,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全部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或者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有关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为民族地区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截至2008年,西部大开发
以来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77899亿元。其中,2008年达18453亿元,比2000年增长5倍,年均增长23.7%。建成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批重点工程,修建了一批机场、高速公路、水利枢纽等基础设施项目。2007年,青藏铁路铺轨到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青藏铁路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交通落后的状况,使西藏与内地之间有了一条经济、快速、全天候、大能力的运输通道,为西藏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
中国政府规定,在民族地区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要适当减免地方配套资金;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建设企业时,要照顾当地的利益,照顾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对输出自然资源和为国家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民族地区,要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1994年,国家将中央与自治区对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调整为4:6,其他省市为5:5。2004年,国家开始建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在开发新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时,注重带动当地发展,仅“西气东输”项目,每年可为新疆增加10多亿元的财政收入。
突出解决贫困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多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贫困问题。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免费治病,发放贷款和农具,创办公费学校,进行社会救济。198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会议,提出要在较短时期内基本解决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住房问题和饮水问题。1990年起,国家设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重点扶持14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通过放宽标准而使享受优惠政策的少数民族贫困县增加了116个。2001年,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又为民族地区增加了1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同时将西藏作为特殊片区整体列入重点扶持范围。2005年,国家优先将少数民族贫困村纳入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规划。2007年,国家制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规划建设11项重点工程。2009年,国家实行新的扶贫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对民族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此外,国家通过实施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游牧民定居、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以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经过不懈努力,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4000多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770多万人。
由于历史文化不同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异,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如,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牧民需要马鞍子、马靴和砖茶(边销茶);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需要清真食品等。为尊重和满足这些特殊需要,国家实行优惠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供应政策。国家从1963年开始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自有资金、价格补贴“三项照顾”政策。1997年,国家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设立专项贴息贷款,免除部分企业增值税,惠及全国1760多家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1991年,建立砖茶(边销茶)国家储备制度,保证稳定供应。2007年,国家设立
用于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企业技术改造、推广、培训的“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补助资金”。
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国家注重政策倾斜,给予优先安排,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城镇医疗卫生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牧区的医疗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看病难问题得到切实缓解,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民族地区配套建设和改造了乡镇卫生院,建立了县级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所,使民族地区卫生服务体系得到较大改善。西藏自治区80%以上的县设立了防疫站。国家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地方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使过去流行的克山病、结核病和大骨节病等基本得到控制。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少数民族卫生人才,不断壮大少数民族卫生专业队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已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的三分之一。
大力支持牧区、边疆地区建设,促进协调发展
中国的主要牧区都在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是蒙古、藏、哈萨克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大部或一部分群众世代经营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产业。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牧区实行轻于农业区和城市的税收政策、保护牧场、提倡定居等特殊政策措施。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牧区实行了牲畜归户、草场承包、自主经营的政策。1987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确定27个国家重点扶持的牧区贫困县,设立牧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1999年,中国政府强调,要把草原建设摆到与农田基本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促进畜牧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2005年,国家全面取消农牧业税。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民族地区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内蒙古的牛奶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一。新疆的羊毛、羊绒产量居全国第二。
中国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1979年,国家制定实施《边疆建设规划(草案)》,提出在8年内安排边疆建设资金400亿元。1992年,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确立13个对外开放城市和241个一类开放口岸,设立14个边境技术合作区。1996年,国务院制定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优惠政策。1999年,国家实施旨在振兴边境、富裕边民的兴边富民行动。2005年,国家制定并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2009年,国家决定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覆盖全国所有边境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团场。截至目前,中央政府累计投入兴边富民行动专项资金14.46亿元,兴建项目2万多个。
多年来,国家重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在大江大河上游禁止森林采伐,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以及以粮代赈等。国家妥善解决生态建设补偿问题,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牧民国家给予粮食补助,对因禁止森林采伐而减少财政收入的地方国家给予财政补助。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人口较少且比较困难的民族聚居地区加大了扶持力度。2005年,国家制定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重点扶持64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截至目前,中央政府已投入扶持资金12.53亿元。
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组织对口支援
60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统收统支、不足补助”、提高预备费的设置比例(比一般地区高2个百分点)等优惠财政政策。1980年至1988年,中央财政对5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贵州、云南、青海等省实行年递增10%的定额补助制度。1994年,国家进行分税制改革,对民族地区实行政策性转移支付。2000年起,除按照相关规定拨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外,还设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据统计,1978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向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20889.40亿元,年均增长15.6%。其中,2008年为4253亿元,占全国转移支付总额的23.8%。
据不完全统计,从实行民主改革的1959年到2008年,中央给予西藏的财政补助累计达2019亿元,年均增长近12%;从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到2008年,中央给予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达3752.02亿元,年均增长11%,其中2008年达685.6亿元。
此外,国家还通过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帮助解决特殊困难,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比如,1951年设立少数民族发展教育补助费,1955年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设立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1977年设立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1980年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92年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等等。
国家大力组织实施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1979年,国家确定由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和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和宁夏、全国支援西藏。1996年,国务院确定由15个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动员中央各部门对口帮扶贫困地区。为促进西藏的发展,中央先后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逐步加大对口支援力度。据统计,1994年以来,国家先后安排60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18个省(直辖市)和17个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截至2008年底,累计投入对口援藏资金达111.28亿元,安排6050个对口援藏项目。
近年来,国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明确将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强调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央将继续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扶持,完善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适应的政策性转移支付制度,帮助民族地区建设一批对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
项目,优先安排同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公益性项目。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提出要求,作出部署。2008年以来,国家又陆续制定出台了促进宁夏、青海等省(自治区)藏区、云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增加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团结奋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8年,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30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7元增加到13170元,增长了30多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3389元,增长了19倍。内蒙古经济发展速度连续7年居全国之首,新疆经济发展速度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西藏生产总值达到395.91亿元,比1959年增长65倍。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全国71.40岁的平均水平,7个高于汉族73.34岁的平均水平。赫哲族已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新疆被国际自然医学会列为世界上4个长寿地区之一,每百万人口百岁老人数居全国之冠。西藏人均预期寿命由1951年和平解放时的35.5岁增加到67岁,有80岁至99岁的老人13581人,有百岁以上老人62人,成为中国人均百岁老人最多的省区之一。
——国家不断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国家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不懈地在各族干部群众中进行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的教育,注重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教育群众,更注重教育干部;不仅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注重教育汉族干部;不仅教育一般干部,更注重教育领导干部。国家特别重视在青少年中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要求民族团结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使民族大团结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2008年国家颁行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9年,国家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全国小学阶段考查和中考、高考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考试范畴。国家注重对新闻媒体、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引导、鼓励他们准确理解、积极宣传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又好又多地推出宣传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作品。同时,注意加强对出版物、广播影视作品和互联网的管理,防止出现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内容。
——国家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活动。1988年以来,国家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共表彰56个民族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4993个,其中模范集体2474个、模范个人2519名,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月”等形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制定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表彰办法,在全社会树立典型,弘扬正气,推动形成了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团结为耻的社会风尚。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每年五月、内蒙古自治区将每年九月、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每年九月、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将每年七月定为“民族团结月”。
——国家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为主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国家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依法处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长效机制和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地处置了各种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和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大局稳定。
六、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建立民族语文工作和研究机构,帮助创制或改进民族文字。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文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本民族语言,有22个民族共使用28种文字,其中壮、布依、苗等12个民族使用的16种文字是由政府帮助创制或改进的。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约有6000万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以上,约有3000万人使用本民族文字。民族自治地方有使用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机构154个,中央和地方电台每天用21种民族语言进行广播。民族出版社从1978年的17家发展到目前的38家,分布在北京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字种类由5种发展到26种,2008年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5561种、6444万册,分别比1978年增长6.41倍和6.37倍。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制定和实施了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有关规定和实施细则。
为了使少数民族群众共享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工作的健康发展。目前,国家已制定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彝文和傣文等文字编
码字符集、键盘、字模的国家标准。在国际标准的最新版本中,正式收入了中国提交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彝文和傣文等文字编码字符集。开发出多种电子出版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建成了一些少数民族文种的网站或网页,有些软件已经可以在Windows上运行。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少数民族教育工作。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的条款;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中专门设立了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教育方针政策,研究处理特殊问题;在中央和地方设置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以解决民族教育中因民族、地域特点在经费开支上的需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师资培养、“双语”教学和民族团结教育等各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02年,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加快民族教育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2005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强调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贫困地区、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计划等工程,中央财政先后投入290多亿元,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地区办学条件。目前,全国建有民族小学20906所、民族中学3536所。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全部面向少数民族招生并实行一定优惠。2004年,国家从西部农村地区开始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政策,惠及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2006年起,率先在西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国家对特别困难的民族和地区,安排专项资金进行补助。如,每年安排1.2亿元资金,对西藏农牧区中小学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截至2008年底,民族地区实现“两基”目标的县已有674个,占总数的96.6%。
为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多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民族语言和汉语)教学,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截至2007年,全国共有1万多所学校使用21个民族的29种文字开展“双语”教学,在校学生达600多万人。
国家通过开展对口支援西部高校、与地方合作共建民族地区高校、加强特色学科建设和学位建设、扩大招生规模等措施,支持民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目前,民族地区已有普通高等院校167所,高等学校专任教师7.7万人,在校生123.5万人。国家大力扶持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2008年,中央政府向5个自治区投入8.27亿元,支持建设了83所县级职教中心和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以及145个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和10所国际示范性高等职业学校;下达给5个自治
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国家助学金达9.74亿元,资助83万多人,占在校生的90%。
经过60年的努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总数为2199.6万人。其中,普通小学少数民族在校生数为1070.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0.4%;普通中学少数民族在校生数为680.2万人,占学生总数的8.5%;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数为133.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6.2%。少数民族群众的整体文化素质明显提高。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朝鲜、满、蒙古、哈萨克等14个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大学生,维吾尔、回、朝鲜、纳西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大学生人数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国家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办公室,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挖掘、整理、保护。截至2008年底,已搜集少数民族古籍数百万种,整理11万余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一、二批已收录少数民族古籍377种,中华民族图书馆等5个单位列入第一、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其中,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国政府设立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专门工作机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近年来,国家拨付巨资支持校勘出版《中华大藏经》计150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五种少数民族丛书的调查、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1亿多字,发行50多万册。近年来,国家又组织对这五种少数民族丛书进行了修订再版。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家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的普查、挖掘、抢救整理工作,并组织动员10余万人,历时30年,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出版298卷,全部450册,约5亿字。此外,组织完成了国家艺术学少数民族各类艺术理论著作108种,约2500万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出5500万元和1000公斤黄金、大量白银等珍贵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维修。2001年起,拨专款3.8亿元,用于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十一五”时期,国家将安排专项资金5.7亿元用于西藏22处重点文物的维修保护。自2005年以来,国家安排专项经费4亿元,用于“十一五”期间新疆2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的保护。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66个,世界文化遗产有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
群、丽江古城等2个,世界自然遗产有九寨沟、黄龙风景名胜区和“三江并流”自然景观等3个。
国家重视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02年至今,中央财政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达3.86亿元,约有四分之一用于民族地区。国务院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28项中,少数民族项目有367项,占35.7%。55个少数民族都有项目列入。国家公布的三批共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393名,占26.4%。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建立了由各民族演员组成的中央民族歌舞团。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以及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大力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和改善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文化事业机构达10282个,其中艺术表演团体651个,艺术表演场所191处,图书馆604个,群众艺术馆80个,文化馆643个,文化站6859个,博物馆240个。目前,民族地区每10万人拥有的文化单位数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国家积极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有500多年历史的藏戏得到保护和发扬,在每年的雪顿节期间与其他歌舞、话剧相映生辉,使雪顿节成为藏族欢乐喜庆的综合艺术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壮族等的“三月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传统节庆活动得到大力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挖掘、搜集、整理出290多个,各项活动得到蓬勃发展。藏族壁画艺术不断充实,唐卡艺术得到保护,维吾尔族、蒙古族的地毯、壁挂行销全国,布依、苗、瑶、仡佬等民族的蜡染,土家、壮、傣、黎、侗等民族的织锦技艺,图案、花样、品种都有很大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技艺重新焕发生机。
少数民族文艺人才辈出,文学艺术创作日益繁荣。全国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吉林等省建立了24所高等和中等艺术院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会员比例已超过10%,人数近600人。一大批优秀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少数民族题材的优秀电影和少数民族文化歌舞品牌脱颖而出,少数民族歌舞传遍大江南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国家用法规的形式规定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已举办三届;每五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举办八届。定期举办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电视、文学“骏马奖”评选,开展各种类型的少数民族歌舞比赛,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等推出少数民族文艺节目,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精品的创作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扶持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民族医药是中华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发掘、整理和研究推广,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5个民族发掘整理本民族医学资料,民族医药得到广泛开发和应用。1992年,国家确定了蒙药、藏药、维吾尔药的制剂中心,将传统医药与现代研制技术相结合,已生产十几种剂型,上百种藏药、蒙药、维吾尔药品种。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民族医药科研机构35所,科研人员近1500人。国家组织《中华本草》藏、蒙、维、傣4种民族药卷的编纂,收入藏药396种、蒙药422种、维吾尔药423种、傣药400种,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国家大力扶持民族医药机构建设。截至2008年底,15个民族设有本民族医药的医院,全国共有民族医医院191所,床位8694张。其中藏医院70所,蒙医院51所,维医院39所,傣、朝、壮、苗、瑶等民族医医院31所。从2006年开始,国家重点建设包括藏、蒙、维、傣、朝、壮、苗、土家8种民族医药在内的10所民族医医院,努力推动民族医整体诊疗水平的提高。
国家在14所教育机构开展民族医药专业教育,大力培养民族医人才。其中高等民族医药院校5所,中等民族医药院校4所,设有民族医药专业的非民族医药院校5所。目前,全国民族医药院校在校生约1.7万人,毕业生3964人。藏、蒙、维、傣、朝、壮等6种民族医纳入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民族医药专业人员达1万多人,为各族群众健康素质的不断提高提供了重要保证。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靠加快发展来巩固和推进,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加快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通过发展,能够缩小各民族的差距,进一步稳固民族团结的基石和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助。同时,也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增强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实力。
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何时,都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相互交织,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往往相互渗透,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往往相互影响,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往往不可分割。在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造成影响。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七、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
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是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熟悉本民族的语言、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是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的状况,是衡量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国家把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搞好民族地区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作为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培养选拔力度。
宪法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录用公务员时,要对少数民族考生予以适当照顾。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提出要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此,国家专门创办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10所民族学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又陆续创办了湖北民族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学院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民族学院大部分改扩建成民族大学,办学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5所民族普通高等院校。此外,国家还先后开办许多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干部学校,并在普通高校举办民族班,不断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
国家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配备均达到一定比例,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班子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国家在招录公务员时,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条件,通过划定比例、定向招考、适当加分等优惠政策,确保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考生进入公务员队伍。
国家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定期选送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党校和各类院校培训学习,有计划地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参观考察,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素质。自2003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实施“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培养工作,先后从西部地区选拔1416名西部地区急需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到国内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研修,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553人,占总人数的39.1%。
国家还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干部交流、岗位轮换,选派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到内地、基层、上级领导机关任职或挂职锻炼,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从1990年起,国家开始选派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20年来共有5000多名干部参加挂职锻炼,为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科技、经济管理人才,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08年,少数民族干部已达290多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3倍多。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占9.6%,其中县处级以上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7%。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目前,在13位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少数民族2名;在9位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有少数民族2名;在25位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少数民族5名。
国家高度重视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国家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考生迈进高校的门槛。为加快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步伐,国家在内地重点高校举办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目前每年招生规模达3万人。1984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天津、成都等内地大中城市举办内地西藏班(校),20多年来已累计招收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7万余人。2000年,国家决定在北京、上海等12个内地大中城市13所学校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截至2008年,新疆高中班扩大到12个省(直辖市)28个城市的50所学校,目前累计完成9届2.4万人的招生任务。2003年,国家帮助在乌鲁木齐等新疆8个城市开办区内初中班,在所招学生中少数民族农牧民子女占80%以上。国家从2006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这项计划专门在民族地区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培养。截至目前,该计划已实现年招生4700人、在校生总数达到7900多人。
国家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民族地区工作。自1999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展“博士服务团”选派工作,先后从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和东部相对发达省市选派了1195名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到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服务锻炼,为西部地区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其中,派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有403人,占总人数的33.7%。
多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向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选派干部和人才的工作力度。这些支边干部和人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对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插手、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境内外各种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团结友爱,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民族冲突纷争,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7.15事件
三、继续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一个有着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将民族问题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将民族工作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这一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职责。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和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培育和增添新的力量。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靠加快发展来巩固和推进,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加快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通过发展,能够缩小各民族的差距,进一步稳固民族团结的基石和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助。同时,也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增强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实力。
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何时,都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相互交织,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往往相互渗透,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往往相互影响,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往往不可分割。在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造成影响。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结束语
新中国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在这一政策指引下,中国各族人民维护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稳定,维护了民族团结,开辟了一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有其不平衡的一面。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当前,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将使中国的民族政策更加完善,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四篇:统筹区域发展(毛概)
统筹区域发展的思考——以国土规划为例
摘要:统筹区域发展,分解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就是统筹东中西三大地带、行政经济区域与跨行政区的经济区域、经济核心区与特殊类型区域、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实践表明,国土规划是实现空间均衡的必要保障和有效措施,当前我国要完善国土规划体系,加强国土规划的薄弱环节,以实现区域统筹。关键词:区域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国土规划;空间结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是针对我国当前 地区发展不协调、地区发展差距全面拉大、不合理的地区间产业趋同进一 步强化、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问题而提出的。所谓统筹,意指统一谋划、协调兼顾、共同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就是要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实现空间协调发展。那么,要准确把握统筹区域发展,至少还要考察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统筹什么样的区域? 二是怎样统筹?
一、统筹的区域
1、统筹东中西三大地带
由于历史基础、客观条件以及改革开放步伐和力度的不同,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东中西三大地带仍是我国未来统筹区域发展的首要层次。需要强调的是,地区差距,不仅仅指的是GDP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可以从以下几组数据的对比来看,东、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的差距,“八五”时期大约5个百分点,到“九五”时期约2个百分点,2001年缩小为0 54 个百分点,GDP增长的差距是趋于缩小的。再看《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 分析与预测》抽样调查结果,当前我国个人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极大,发达地区的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个人平均月收入的2.5倍。从2003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来看,东部占全国的比重为67.13%;中部占全国20.13%;西部仅占全国12.74%,西部总量和人均水平的相对地位仍在下降,2003年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表明,西部比东部和中部少6个百分点。东西差距不仅表现在个人收入、产业、投资等量方面的差距,而且表现在增长质量、人民生活水平等差距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难点不在东部而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不利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几年来,目前并没有出现东部向西部大规模产业转移和扩散的现象,相反,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和就业却在逐年萎缩,西部的劳动人口大量转移到东部地区,从而使东部的劳动力成本始终处于最低水平,这种要素的反向聚集进一步加剧了东西地区差距。因此,加快并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提升西部发展水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应是我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统筹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另一个问题是中部经济的崛起。目前,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的区域经济战略新形势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经济凹地”现象已经出现,并有可能加深。如何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中真正实现东西互动、促进中部, 使中部地区不至于落在后面,是统筹区域发展中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2、统筹行政经济区与跨行政区的经济区
2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总体上看是沿着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以东中西三大地带为基础进行的,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骨架;二是以各省级行政区为空间单位进行的,形成了有一定特色和竞争力的省级行政经济区。两种布局的叠合交织,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环境的区际封闭性较强、地区发展条件差异显著的国情,客观上要求经济布局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既保证全国范围地域分工的不断深化发展,又要使各地区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发挥。显然,上述两种布局是不可能充分实现的,而需要细化到更加具体、更加微观的空间。而且,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一批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圈正在形成;企业在区域经济整合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大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市场扩张、中小企业通过形成产业集群等,推动着地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济联合;西部大开发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一些经济隆起带和新的增长极开始在西部形成。这些新的形势要求从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协调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把重点开发区、经济中心、城镇体系、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等,突破行政区界限和分割,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促进跨行政区经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
3、统筹经济核心区与特殊类型地区
在空间开发的目标和模式上,我国基本上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依托核心地区优先发展从而带动外围地区的模式。在这样目标和模式下,全国崛起了诸如沿海经济带、长江干流沿岸地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若干经济核心区。但同时,也出现不合理的地区间产业趋同进一步强化、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土地资源短缺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资源短缺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产业衰退区,已成为我国当前十分典型的问题区域。目前,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国策。如果上述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不仅制约先发核心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将拖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甚至可能造
成社会经济的大退步,核心区与特殊类型区域的关系,已经到了要求在全局高度上来统筹的时侯了。
因此,在区域开发的空间单位上,除了强调确定重点开发地区,更要关注特殊类型区域的开发和保护,尤其要注意二者在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协调问题。
自然保护区、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重点开发地区和优化整合地区等,应纳入国家统筹的范围,明确各种类型地区的主体功能和发展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地区,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对重点开发区,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尽快完善发展环境,形成新的增长极;对生态脆弱地区,不要盲目追求GDP增长目标,而把社会发展、教育、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根本原则,在继续加强交通、通讯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时,把教育、卫生、文化等“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摆在重要地位,并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型;对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要控制高耗水产业,避免地下水超采导致环境恶化;对贫困地区,要以脱贫致富为目标,把开发扶贫与异地扶贫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从国土资源有效配置的全局高度,加强跨行政区经济区的空间指导,处理好重点开发区与特殊类型区域、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在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利益协调关系。
4、统筹城市与乡村
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种基本的空间类型,那么,统筹城乡发展是统筹区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个统筹”之首,目前已有相当多的论述,本文仅就城乡统筹的实质、关键和内容作简要说明。
统筹城乡发展,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
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机制。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大举措。
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统筹城乡发展思路。从城乡分割、差别发展转向城乡互通、协调发展,把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是统筹城乡产业,推进农业产
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第二,统筹城镇与农村发展,积极转移农村人口;三是统筹城乡规划建设。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搞好城乡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第三,统筹城乡市场发展,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四是统筹城乡配套改革;五是统筹国民收入分配;六是统筹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城乡发展政策,适当向农村倾斜。
5、统筹城市与城市、城市与所在区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形成了以城镇密集带和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都市经济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现象,城市化和城市建设正在迈入一个崭新时代。但是,行政封锁、诸侯割据却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建设中一个突出障碍,城市化进程与区域发展不是协调推进的。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一方面土地的供求矛盾比较突出,但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国土资源浪费的现象却比较严重。土地利用的结构不合理,空间功能划分模糊,城市间产业结构雷同,城市建设各自为政,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特别是城市连绵区的基础设施难以实现统一规划和建设等等。城市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同时与其周围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周围城市和区域的协调发展,城市发展绝不应该局限在系统内部考虑。但是,单纯的城市规划只能解决系统内部的问题,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城市与所在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纳入更高、更宏观的视野来通盘考虑,这就需要统筹的思想和方法。国外很重视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德国在城市规划中有一条专门讨论城市与周边城市、区域规划和国土规划的联系,还讨论机制上的联系,值得我们借鉴。
二、统筹的方法
统筹区域发展,就是把以上各种层次的区域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通过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产力布局、城乡布局等手段,促进各种资源要素的空间流动,优化空间结构,最终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从国外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国土规划是协调空间关系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必要保障。
1、国外国土规划的目的和做法
国土规划起源于德国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空间秩序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重建城市的需要,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国土规划在英国和德国首先兴起。日本则是在经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为应对地区差距扩大、国土利用失衡、大城市人口过密和山村地区人口过疏等问题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国土规划,并成为亚洲国家学习的榜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对国土规划的制度和体系进行调整
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竞争力、重视公众参与等新理念的要求。
纵观发达国家的国土规划,其目的主要为了消除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空间不平衡,减少由此产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从而协调整体与局部、近期与远期、城市与乡村、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利益冲突。发达国家市场失灵空间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了经济落后地区和人口萧条地区,如,欧洲除金三角工业中心以外的欧洲沿海半岛以及边远山区和乡村地区,美国田纳西流域;二是受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影响,区域发展由盛而衰,出现失业严重和经济萧条的老工业地区。
各国国土规划的出发点虽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经验或做法。首先,各国都把国土规划作为国家空间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对国土规划工作十分重视,日本迄今为止已经制定了五个“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其次, 国土规划的内容和任务根据空间层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宏观层次的规划着重于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大的经济区域协调的总体思路、原则方针等内容, 微观层次的规划则以具体的开发和整治项目布局、土地利用规划等具体内容为主。如德国国土规划分为联邦、州、专区、市(县)四个层次,日本国土规划体系也分为四级:第一级,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第二级,三大都市圈建设规划、七大地区开发规划、特殊地区规划等,第三级,都道府县综合发展规划,第四级是市村町综合发展规划。第三,国土规划的理念和重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
2、我国新一轮国土规划的任务
我国正在启动新一轮国土规划,通过加强国土规划的薄弱环节、完善国土规划体系、规范国土规划的法律措施,从而有效实施国土规划,既是新的历史时期统筹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的必要措施。综上, 新时期我国国土规划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西部国土规划。西部大开发不是短期的突击性任务,而是长期坚持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了深化西部大开发,应制定相应的国土规划,同时,中部地区的优势再造和资源整合问题、东北产业振兴问题,也应抓紧进入新一轮国土规划的议题之中。近期,西部大开发规划主要应包括:
1、西部重点地区的国土开发规划,如西陇海—兰新产业带规划,长江上游地区规划、南贵昆经济带规划、呼包-包兰-兰青线经济带规划等;
2、西部国土资源优化配置规划,包括土地利用、优势资源开发与利用规划等;
3、西部特殊地区国土环境保护规划,如江河源头的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等。
二是跨行政区的大经济区域规划,在国家层面上协调区际间资源共享、利益平衡、责任共担的问题。主要包括:
1、跨行政区的重点地区规划,如成渝经济区规划;
2、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在跨行政区的合作和协调问题,如以水资源合理配置为核心的流域综合开发问题,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与长江产业带建设的利益协调机制问题等,应在新一轮国土规划中引起高度重视;
3、城镇密集带和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都市经济圈规划,编制京津冀首都经济圈规划、长江三角洲规划等。新一轮国土规划,应把大都市地区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区域,打破行政区界限, 以国土高效利用为目的,综合考虑,统筹规划土地利用、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平衡。
三是特殊类型地区规划,特别是要研究自然保护区、生态脆弱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以及优化整合地区的主体功能和发展原则,为编制区域规划和制定区域政策提供依据。
四是以城乡为单位的空间规划。协调国土规划与城乡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的关系。
五是衔接协调各种规划,完善国土规划编制体系。衔接各类规划,包括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资源开发保护规划、环境规划等,形成以国土规划为骨干的规划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振光,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M] 国外城市规划,2002,(5)
[2]邓玲,张红伟 中国七大经济区产业结构研究[M]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地区经济分析系列课题组”,2003.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M]
[4]潘文灿,郝寿义等主编 新时期国土规划探索———天津、深圳国土规划理论与实践[M] 中国大地出版社,2003
[5]吴传钧,侯峰 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M]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6 叶裕民 中国区域开发论[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第五篇: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本站推荐)
××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以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东北地区良好的发展条件,东北腾飞应指日可待。同时,大家都在思考,东北起飞后,下一个开发重点在哪里?第五增长极什么时候启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里着手?我们认为,下一个开发重点或者说第五增长极,应该是以中部为主体的农业主产区,重点是解决农民问题。如果说第四增长极是为了解决老工业基地和下岗职工的问题,那么第五增长极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我们在此粗浅地提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思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
一、第五增长极提出的战略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节衣缩食,以农补工,促进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民和农业剩余向国家集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工商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实现富国强民的战略目标。在实施以农补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过程中,年代还同步实施过西线开发战略。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向了极端,年代末期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规划。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成绩斐然,构筑了中国四大增长极,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北三省(正在构筑中)。
第一增长极:珠三角。开发珠三角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寻找增长的突破口。为了搞好珠三角这块“实验田”,国家给予珠三角一系列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珠三角不负众望,先声夺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中国第一增长极。但是珠三角的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难以“达则兼济天下”,撬动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直到现在,以珠三角为中心的第一增长极还处在极化过程中,对外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暂时只能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学习和示范作用,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其他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第二增长极:长三角。打造长三角是对珠三角反思的结果。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同步开发上海是最大的失误。痛定思痛,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构建中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起飞,弥补珠三角辐射带动力不够的缺陷。从功能上看,第二增长极是对第一增长极不足的补充和协调,从增长极的类型看,第二增长极是第一增长模式的推广和延伸。国家特殊的、优惠的发展政策和大量投资铸就了长三角的辉煌,长三角经济一日千里,很快成为了中国第二增长极。但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长三角对长江经济带的扩散效应远小于极化效应,第二增长极暂时还难以舞活长江经济带,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蚍蜉撼大树”。鉴于这种情况,就必须构建新的增长极,促进更多地区经济起飞。
第三增长极: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从决策角度看,开发珠三角、长三角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一种转型战略,开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则是主动出击,是一种提升战略。这一极也是对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复制,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北部增长极,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三增长极已初具规模,域内经济活跃,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对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然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逮。总体而言,东部三极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中西部地区难以共享东部繁荣。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亟需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年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第四增长极:东北黑吉辽三省。提出第四增长极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西部地区先天不足,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国家庞大的投资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西部地区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暂时还难以成为带动经济起飞的一个独立增长极。企图通过东西联动,带动中部发展的战略预期难以实现。其次是对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反思。另外为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所迫。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解决东北问题刻不容缓。基于上述考虑,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目前这一极正在酝酿和推动过程中。
四大经济增长极都处在中国的最东部,通过四个极点构建增长轴心,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经济整体起飞的态势已初露倪。但是东部增长轴心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还在大量地向东部地区转移。指望东部地区累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后,以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问题和矛盾将会激化,最终将影响东部的稳定持续增长,甚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随着东部“四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的矛盾将会成为主要矛盾,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地区发展水平,遏制极化过程,烫平回波效应,必须在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
二、第五增长极的战略定位
所谓第五增长极,泛指人口高
态基础,第五极增长极应该是一个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的“共生极”。
增长的作用不同。东部“四极”的增长对于缓解、释放中国发展压力功不可没,但是东部“四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点轴线极化效应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加大了东、中、西部增长的“马太效应”。东部“四极”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本身就能够带来社会政治的稳定。农民占总人口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民又占全国农民总数的,“两个”就是全国总人口的。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能否稳定“两个”的农民。第五增长极的起飞能够惠及全国的农民。从这个角度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稳定极”、“基础极”,是东部“四极”乃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增长的前提不同。自古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就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中部地区作为中国能源重化工业的主要基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铸就了几代人的辉煌。既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部地区与东部“四极”相比都毫不逊色。事易时移,中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了,在市场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衰落了。中部地区地衰落、边缘化与国家推行非均衡增长战略息息相关,其衰落和边缘化有其内在逻辑性,在所难免。可见助跑第五增长极不是开发,而是文明和经济的复兴,是凤凰涅槃,重获新生。从某种程度上,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复兴极”。
(三)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第五极增长动力及与东部“四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它是以均衡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全面的、动态的、均衡的永续增长范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全面增长。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更不是的简单增加,而是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全方位提升,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和谐共存条件下的全面增长,它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文环境的提升,它追求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第五增长极的起始速度可能不会太快,暂时也难以见大成效,但是“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第五增长极的后续增长效应不可估量。
全新增长。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动力,不仅仅是有形产业和物质投入,它主要依靠产业与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协调力量,资源的整合力量,人文环境的促进力量,生态环保的支撑力量,制度变迁的矫治力量。在经典增长范式中,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不变的、外生的,没有被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它们在第五增长极的增长范式中是内生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
动态均衡增长。传统的均衡增长理论是哈德罗建立的一个增长范式,指通过投资拉动需求增长。第五增长极所追求的动态均衡增长,不同于哈德罗的需求增长,也不同于区域经济学均衡增长理论所要求的平均增长、平衡增长,它是与非均衡增长理论相对应的增长,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具有良性循环机理的协调增长,各产业之间、各区域之间增长率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它们的增长是协调的、和谐的、相互促进的。
可持续增长。第五增长极与东部“四极”的主要增长动力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衰竭性,使之不尽,用之不竭。与经典增长范式相比(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除外),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因素都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不存在资源的约束问题和增长极限问题,也不存在增长收敛或者趋同问题,如果整合得当、保护得当,完全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第五增长极的战略作用
第五增长区域历来是中国富庶繁华之地,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俗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谚语。建国以来,以中部为主体的第五增长区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新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将东部“四极”视为龙头,西部地区视为龙尾,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则是龙身、龙体。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意义非同凡响。
第五增长极是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引擎。东部“四极”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边陲,是一种边疆发展战略。这种边疆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总是局部的、区域性的,距离极点和极轴越远,扩散效应越小,拉动作用越弱,这些增长极无法承担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重任。第五增长极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中部腹地,既承东又启西,既照南又顾北,能够“一肩挑两头”、“一脚踏南北”。第五增长极的每一个发展步伐的外溢效应都能同时惠及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第五增长极每一个发展步伐的收益都会落在国境内,真可谓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不象东部“四极”和西部开发,只有部分收益惠及国内。助跑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最大,同一单位的投资,第五增长极对全国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要大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如果将解决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人文问题所带来的效应考虑进来,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要高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能够带动东南西北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第五增长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四两拔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助跑中国第五增长极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全
面激活中国经济。构建第五增长极就是在中国中部腹地安装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国民经济就象一台复杂的机器,所有的部件都必须良好且配套协调,否则就难以持续增长。第五增长区域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一是第五增长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劳动力功不可没。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劳动力最丰富的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东部“四极”、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正如刘易斯所说“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都要依靠第五增长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启动。二是第五增长极是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既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又为工业提供市场。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主要的农产品供给区,为全国提供以上的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战略重点以外,第五增长区域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农民增收难,结构调整难,基层政府运转难,农业的发展难,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威胁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第五增长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食为政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国家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年出现的粮食价格异常上涨,就源于第五增长区域连续五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如果第五增长区域不能尽快复兴,失望失落失魄的农民还会继续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安全问题将会更加突出。试想,如果第五增长极不能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充分挖掘廉价劳动力的潜力,又如何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建国以来,每一次经济增长的大滑坡都是产业基础和粮食安全出了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小平同志也曾经精辟指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性作用、安全保障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不能忽视的。要想将中国持续了年的增长神话延续下去,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第五增长区域,助跑第五增长极是一项统揽全局,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改革改革以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面临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双重“夹击”,已经深深塌陷下去了,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抑制了全国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协作,障碍了资源在各个地区的顺畅流动和合理配置。第五增长区域的塌陷已经拖累了全国经济增长,影响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另外如果只有东部“四极”的快速发展,中西部长期停滞不前,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只不过是海市唇楼,南柯一梦。相反,第五增长极的崛起能够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五大增长极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使五大增长极连成一体,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新世纪持续增长。所以,助跑第五增长极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清除发展障碍,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第五增长极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足寒伤身,民寒伤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可以动摇国家根基的大问题。我国“三农”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就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林毅夫教授认为,在未来至年,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他主张,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中部地区为突破口。还有专家也曾经说过,解决了中部的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东部地区有四大增长极,经济也比较发达,“三农”问题不成为问题,而且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假以时日,必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尚不突出的“三农”问题。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农业和农民在全国占的比例较小,“三农”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该区域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提供全国的农产品,第五增长区域是“三农”的主体部分,也是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地区。只有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十六大党和政府提出了要在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农村又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破解了中部的“三农”问题,促进各个地区齐头并进的发展,才有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可见,复兴中部,构建中国第五增长极不仅是破解“三农”的关键,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
第五增长极是拓宽战略腹地的重要途径。新世纪我国面临着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重大任务。虽然我国本着共同协商、和平解决的统一原则,但是不能排除武力统一的可能,特别是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提出制宪时间表和独立时间表,加快了分裂祖国的步伐,我国面临着更加现实的战争危机。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着美国、日本对我国的遏制政策。战争危机要求我国必须有广阔的经济纵深和战略腹地,但是我国所有的经济增长极都在东部地区,战略经济异常脆弱,一旦发生战争,经济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更重要的是脆弱的经济将会束缚决策,使我国在使用武力统一祖国,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时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在中国的腹地,不管是从东部往中西部走,还是从西部向中东部走,都有层层保护屏障,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能够避免和减少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在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中,赢得主动,就必须象六十年代西线开发一样,未雨绸缪,重视第五增长极的发展,拓宽中国经济的战略腹地,增强我国承受战争的能力。
第五增长极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地”。“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军事
家关注的重点。只要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能够稳定,全国就有稳定的基础。而今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的“圣地”面临着严峻的稳定问题。第五增长区域长期为国家非均衡战略边缘化,许多问题和矛盾积重难返,农民负担问题集中在中部,贫困人口集中在中部,涉农案件集中在中部,乡镇政权危机也表现在中部,连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员腐败问题、侵害群众权益问题,中部在全国都占很高的比例。从地理位置上看,第五增长区域是稳定的基础,从不稳定的诱因看,第五增长区域现在潜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复兴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时不待我,必须尽快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助跑第五增长极,能够促进中部的复兴,增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部的复兴能够消除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构建第五增长极实乃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富国安邦的根本。
四、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的可行性
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大家也许会问,是否具有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构建第五增长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从南到北,先后培育了四大增长极,发展的框架基本完成,发展基础基本夯实。西部经过几年的大开发,随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不久的将来也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现在只有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一块国家战略尚未重点眷顾的“处女地”。按照区域经济学的梯度推移理论,东部极点和轴线的形成,就应该着手培育中部极点和中部发展轴线,但是我们放弃了梯度开发理论,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从东部发展极直接跳跃到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使中部地区失去了宝贵的起飞时机。现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无论是按照从东向西的梯度,还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梯度,还是从北向南的梯度,都该重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了。特别是东北增长极形成后,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便成了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中部的矛盾,特别是“三农”问题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按照解决矛盾的优先序,也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退一步讲,既使不按照梯度发展理论,而是按照“排排坐,吃果果”的分配顺序,现在也轮到发展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时候了。同时对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极给予更多的关注,也是东部增长极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一种自然延伸,是东部“四极”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二)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整为助跑第五增长极创造了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不管是过去的西线开发战略,以农补工战略,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东部“四极”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为代价的非帕累托发展战略。第五增长区域是历次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受害者、奉献者和旁观者。××年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统筹经济社会、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要求城乡、东中西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自然、重视区域协调就意味着放弃非均衡增长战略,意味着要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要求中部崛起,它表明国家地区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强调统筹和协调。这一战略将使第五增长区域首次获得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为中部起飞和复兴创造了宏观条件。
(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降低了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成本
第五增长极位于中国的地理核心,是东西南北的交汇点,经济沟通、辐射、互动能力强,便于东引西进,双向开拓。第五增长极处于沿海高经济梯度向西部低经济梯度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方面处于有利位置,在利用西部资源,进入西部市场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势。第五增长极得“中”独厚,具有对东对西的双低成本优势和条件(资源成本低、采购销售成本低),在市场竞争和资源的吸纳中,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东部和西部对中部地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所依赖,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东部地区向内陆扩张的支撑基地,是西部地区走向全球市场的必经之地。第五增长极将以独特的区位条件,从东西交流发展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部地区在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低成本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区位优势能够降低起飞的成本,加快第五增长极的成长速度。
(四)良好的发展条件是第五增长极起飞的物质基础
第五增长区域市场观念较为深入人心,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发展基础也相当不错,具有起飞要求的条件,一是资源组合状况和空间匹配条件较好。第五增长区域属于资源较丰富的综合经济体,既有矿产资源、自然资源、国土资源、旅游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异常丰富,还有大量的其他经济生产要素。二是具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且有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有比较优势明显的特色农业,也有轻纺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好。三是具有良好生态条件。虽然最近几年,中部地区的生态条件急剧恶化,但是从总体上看,第五增长区域仍然是全国生态基础最好的地区。四是教育比较发达。虽然第五增长区域经济较落后,但是比较重视教育,科技势力雄厚,仅中部五省就集中全国%的科技人员和%的高等院校,还有一大批科研机构。五是人力资源丰富。第五增长区域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全国剩余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该区域,能够为中部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六是市场潜力大。第五增长区域人口众多,自身市场容量大,经济自我消化和循环能力强,又靠近东部和西部两个市场,市场优势比较明显。七是交通便利。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铁路有京广线、京九线、洛湛线、湘黔线等;高速公路有京珠高速、沪蓉高速、上瑞高速、汉宜高速,等等;还有密集的航空网络、方便快捷的长江、黄河航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第五增长区域具备经济起飞的一切条件,缺少的是政策和整合意识、整合手段。只要顺势而为,适当引导,就能促进中部地区复兴,构建中国经济的第五增长极。
五、构建第五增长极的战略思路
第五增长极必须以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注重人文特色,注重统筹协调,注重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注重解决基础性问题。它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务实的增长战略,不能盲目推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范式,不能照抄照搬东部“四极”开放带动模型,也不能沿袭西部大开发战略,要走自己的路,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增长模型。
(一)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五增长极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追求物质增长,不是追求的增长,而是以人为本。发展手段要考虑人的需要,发展目的是为了人,即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全过程必须贯穿这一原则。
统筹协调的原则。中部复兴,构建第五增长极,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均衡发展理论,再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要求。统筹原则要成为构建第五增长极的首要工作目标和指导思想,不仅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还要统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帕累托改进原则。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发展战略一脉相存,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牺牲农民利益的为代价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它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的增长原则,是一种非“双赢”战略。构建第五增长极,不能再沿袭这种“零和”、甚至“负和”战略,要遵循帕托改进原则,在不损害其他地区、其他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稳定增长。
因地制宜的原则。第五增长区域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点,如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较好,农业比较发达,劳动力资源丰富,等等。助跑第五增极不能完全移植东部增长模型,必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立足于已有优势和条件,因地制宜的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寻求具有地区特色的增长路径和发展模型。
(二)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基本思路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泉。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不能矫枉过正,指望国家给资金、给项目,也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安排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要通过调整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制度环境,要立足于盘活区域内部资源,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内生增长和良性循环。
调整发展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条件。首先要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矫治因非均衡发展战略而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为第五增长极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调整发展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矫治强加给第五增长极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利于中部复兴的政策;二是中央政府要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特别是要承担起第五增长区域内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三是按照帕累托改进原则,对于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四是公平的分配国家资源,按照均衡、统筹、协调的原则,安排国家重点建设投资。
整合资产资源,推进经济结构革命。第五增长区域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结构问题。如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资源结构、生态要求脱节;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工业结构与农产品供给结构不一致;社会分工不明确,产品结构与东部地区趋同;组织结构偏小、技术结构偏低。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资源资产所提供的增长潜力,市场所提供的潜在空间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助跑第五增长极必须大力整合资产资源,挖掘结构优化的潜力,推进结构革命。一是收缩国有战线,将国有资源集中投向公共产品和基础性产业;二是根据资源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如垄断性的特色农业、技术型农业、劳动密集型农业;三是根据生态资源和生态要求发展生态产业、旅游产业、观光休闲产业;四是根据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农产品供给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业。
加强域内分工协作,提高区域竞争能力。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的政府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如湖南省、江西省向珠三角靠拢,安徽省向长三角靠拢,河南省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靠拢,湖北省力求自保,可以说第五增长区域的力量、资源从来没有整合和协调,从来没有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和安排与东部、西部地区的分工。分头突围,挂靠东部增长极,使第五增长区域失去区域特色,无法形成区域合力,无法建立次级增长中心和增长极。区域内部缺乏分工,反而加剧了区域内部的无序竞争,抵销
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建立直接补贴农民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我国现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一种间接支持制度。这种间接支持难以真正惠及农民,也不符合精神的要求。我们认为,当前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首先必须按照《农业法》的规定,保证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到位。同时,要趁此机会建立规范的、农民能够直接受益的、符合贸易协定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土地休耕、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储备、农作物保险、贫民救济、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种苗工程等方面的直接补贴制度,让农民直接增收。特别是粮食这一具有安全性的战略商品,要将普惠式的支持改为区域性支持,而且要将补贴金直接交给农民,提高支持保护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强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如果不能建立起对所有农民的直接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先从第五增长区域的粮食生产者开始,然后逐步推向所有的农民。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这个决策是英明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回避的重要制度。首先建立起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农村特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其次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制度,解决农民的大病医疗问题。最后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但是钱从哪里来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想办法:一是从土地流转和非农使用中筹集资金。城镇职工能够从国有产权置换中解决部分社会保障经费,农民同样有理由从国有的土地上筹集部分资金。二是可以从国有资产的减持中提取部分资金。因为现在的国有资产也有农民兄弟的一份子。三是农民自己要承担一部分。可以考虑将减免的农业税或者特产税的作为社保税来交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