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新型城市化的实践样本——统筹区域发展

第一篇：余姚新型城市化的实践样本——统筹区域发展

余姚新型城市化的实践样本

——余姚统筹区域发展之路

城市是文明的发源地。2000多年前，秦在这里置县，余姚就有了自己的城邑。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它有了“文献名邦”、“东南名邑”的美誉。

城市化水平，又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2007年，余姚提出了建设“现代和谐宜居城市”的目标；2010年，一个更高的目标摆在余姚人民面前新型城市化。这将成为余姚“十二五”期间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城市转型升级的又一宏篇巨作。

路径：“一化带四化”

2010年3月25日，余姚市举行了一次新型城市化推进暨中心城区拆迁安置攻坚动员大会，拉开了新型城市化的序幕。

把新型城市化作为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加快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是余姚市委、市政府领导深思熟虑的决策。

“今后一个时期，谁对新型城市化认识得更加深入，谁把新型城市化这篇文章做得更加到位，谁就能抢占发展的制高点，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余姚市委书记陈伟俊认为，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城市化替代工业化跃升为现代化的核心引领，目前进入了“一化带四化”、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今后，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要求，以及省委、省政府作出的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部署，从余姚实际出发，以全新的理念谋划城市发展。

2010年的岁末，余姚市决策层显得特别忙碌。因为，明年是“十二五”发展的开局之年。谋划明年和“十二五”的发展思路，为加快新型城市化寻求更多的良策，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当务之急。

像往年一样，每每遇到发展的关键时期，余姚市决策层总要走出去考察，看人家在做什么，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先看江阴、常熟，再看温岭、诸暨。两次考察，给余姚市决策层以很大的震动和压力。他们最大的体会是，标兵渐远，追兵逼近。像江阴、常熟等一些百强县排名处于余姚前面的县市，经济战略转型转得早，新型城市化推进步伐很快，持续发展后劲很足，正在拉大与余姚的差距；而温岭、诸暨等一些百强县排名处于余姚后面的县市，赶超发展的手笔很大，跨越发展的势头很强，率先发展的主线很明，正步步紧逼而来。

“如果我们还不奋力赶超跨越，那我们在新一轮发展中就难免会被边缘化，极有可能被挤出百强县第一梯队阵营。”余姚市委主要领导说。“一定要以“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和追求，自我加压、负重前行，拉高标杆、争先进位！”市委主要领导提出，在当前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要以战略思维、先进理念和国际视野谋划新一轮发展，为余姚赢得今后发展的制高点。

余姚市委、市政府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和谐宜居城市这一目标，以更高起点、更大气魄、更快节奏来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快实现城市建设由点上突破向全面推进、由前期基础向形象展示的重大转折。培育壮大新型城市经济，提升城市形态功能，培育新型城镇，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新城区、新城镇、新社区建设，引领余姚新一轮又好又快发展。

实践：迈入“大城”时代

从年初吹响新型城市化号角开始，余姚加快了新型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大步迈入“大城”发展时代。沉睡多年的宁波第二大天然湖泊牟山湖，已被这声号角惊醒。余姚市政府与香港世茂联合组建了牟山湖休闲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未来几年，这片18.6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域，将被打造成为浙东新兴的乡村旅游胜地和长三角地区高端休闲度假旅游的新亮点。

按照计划，今后环牟山湖区域将得到整体开发，引进高端项目，集聚人气、商气，并对周边马渚、黄家埠等乡镇进行辐射，以片区组团发展的模式形成新型城镇体系的基本雏形，成为“余姚新版图”中的重要一块。

环牟山湖区域开发，是余姚推进新型城市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缩影。全市的乡镇和片区发展已被纳入城市发展体系，通过要素资源有效集聚和有效分散，加快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加快县域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转型，以此形成“大城”发展格局。

目前，余姚迈入“大城”发展时代已具备条件。全市基本形成了“一核、两副、三极、多节点”的总体发展框架，“一核”指中心城区，“两副”指朗霞、低塘片区和泗门卫星城两个城市副中心，“三极”指姚东片区、四明山片区、环牟山湖片区，“多节点”指一批特色风情新市镇。同时，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加快对接。余姚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5%，累计完成村庄环境整治234个，建成宁波市全面小康村43个，基本构建起了十分钟购物圈、医疗服务圈、行政服务圈和十五分钟文化活动圈。

新型城镇体系的雏形正在形成。近年来，余姚市顺应城乡一体化、城镇组群网络化的发展方向，切实抓好从城市副中心、中心镇、镇到中心村的“四大培育”。在对规划布局、功能建设、产业生态统筹基础上，加快建设快速交通走廊、重大公用设施和功能片区，城乡基础设施正在联网互通。

与新型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新型工业化，也在迅速崛起。通过实施城市再造和区块联动行动计划、加快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等举措，先进制造业、新型城市经济、休闲旅游业等三大发展平台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两个省级开发区、滨海新城、姚西工业园以及乡镇（街道）工业功能区的转型发展，为工业经济发展赢得制高点提供了有效载体。重点区块、特色街、城市综合体、楼宇等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平台正在形成。四明山休闲度假区、河姆渡生态文化旅游区、姚江旅游文化带等功能区，大大促进了红色旅游、高端度假、山地运动、乡村旅游等业态的发展。

抓手：六个明显“突破”

未来五年，余姚新型城市化的思路越来越明晰。按照余姚市决策层的思路，新型城市化要达到五个发展目标，即城市实力更“强”，城市布局更“优”，城市面貌更“新”，城市秩序更“好”，城市环境更“美”。据此，余姚明年将开展新型城市化推进年、转型发展突破年、社会管理创新年“三年”活动，深化实施“六大行动计划”，努力在新型城镇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战略发展平台、统筹城乡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及幸福和美余姚的推进培育上实现“六个明显突破”。

这六个明显突破是：

在构建新型城镇体系上求突破。要着眼于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加快县域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转型，坚持以增强区域服务功能寻求余姚加快发展，坚持以要素资源有集聚和有效分散促进城市转型，为加快形成新型城镇体系奠定基础。要着眼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区的经济首位度、要素集聚度和环境宜居度，强化城市功能、城市形态、城市特色、人居环境等“四个提升”。要立足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联动并进的路子，要顺应城乡一体化、城镇组群网络化的发展方向，切实抓好新型城市化的“四大培育”，即抓好对二个城市副中心、三个中心镇、一批“风情小镇”和中心村的培育。

在提升战略发展平台上求突破。要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台，统筹推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园区作用。要加快打造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平台，从重点区块、特色街、城市综合体、楼宇等四个层面抓好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平台建设。要加快打造休闲旅游业发展平台，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在培育现代产业体系上求突破。要突出高端新兴产业培育，做大做强新装备、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电子信息等四大新兴产业，尽快形成若干个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的新兴产业集群。要突出大企业、大集团的培育，完善大企业、大集团引进、培育、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制度，优化大企业、大集团引进培育的软硬环境。深入实施特色块状经济和现代产业基地发展规划，加快现代产业基地建设。

在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上求突破。要力争“三个统筹”上求突破，即全力促进南北区域统筹发展，在四明山区启动实施新型城镇化推进工程、特色生态经济发展工程、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工程、基础设施对接提升工程、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工程等五项“全面小康建设工程”；切实强化片区统筹开发。优化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完善各组团规划，促进片区组团资源整合和空间整合，引领和带动片区内其他镇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创新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在营造优良生态环境上求突破。重点是要抓好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六个专项”。即：要实施“清风蓝天”、“清水绿地”、“清洁城乡”三个专项工程，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污染综合整治，深入实施农村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高公路、铁路、河道、溪流沿线和旅游景区、工业小区、人口居住区等保洁水平，切实解决农村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要实施节能减排、突出生态问题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三个专项整治行动。

在建设和美幸福社会上求突破。继续实施民生关爱行动计划，扎实推进文化发展的共建共享，加快城乡保障的对接共享，促进城乡居民的增收共富，积极实施医疗、教育优质资源的全民共享。

——引自：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2010年12月16日文章

第二篇：新型城市化发展总结

关于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总结

一般说来，城市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表示。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目前，半数人类居住在城市，在未来20年内，城市居民将占到世界人口近60%。世界城市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服务型经济的趋势意味着城市在其发展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了更多控制权的同时，也使全球的城市共同面临着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挑战。会议上，我们从认识新型城市化开始，逐步深入探讨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

1、新型城市化历史

实际上，城市化是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标志，其复杂程度远非可以用人口转移程度来反映的。比如，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城市化程度很高，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却不高；又比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超过80%以后，城市人口发生了逆向流动。显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虽然在回落，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城市化仍是处于发展状态的。不过，这已经不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而是另外一种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可以称之为“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那么，在我国，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所表示的城市化率，是否越高越好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近十几年来，我国许多省区大面积地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乡改镇”体制，还有一些城市调

整了行政区划，用行政办法将郊区划入市区，或者将一些市辖县整体上改为市辖区，一份文件就在一夜之间把大批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表面上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改制或行政区划调整只是改变了区域的概念，扩大了一片“概念性市区”，而并没有改变那里的经济社会结构，城中村问题依然很突出。所以，城市化的发展形态有两种模式，或者两种发展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显然，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必然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即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并非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但对我国而言，由于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更需要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种强调结构转换的城市化，可以称之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从城市化的本质来看，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更应该是产业结构转变、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统一的过程。

2.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内涵

新型城市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和谐社会为方向，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特征，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市化，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路子。

3.结合广州实际情况，围绕新型城市化发展展开讨论

1.有人认为广州城市的拥挤是导致上班时间过长的原因。这群“挤班族”们总结出了“地铁变态攻略”。上车要学“糯米糍”，揉圆搓扁，弹性韧性都超强，可以随着有限空间任意变形。至于下车，和生孩子有一拼。其实试看美欧许多大城市也是塞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美国硅谷附近，你会看到很多的小飞机场，这是硅谷精英们为了准时上下班，不得不开着小飞机“绕道而行”。可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为何不能提前预防，避免这一城市病呢？

病根还在城市的建设理念上。中国的大都市大多以人多为大，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面积普遍要大过北京上海许多。但为何我们的上班耗时却世界第一呢？因为城市化本身不是塞车的理由，城市的发展布局才是。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更看重“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高楼大厦都往一处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往一处挤，行政主导下的城市建设理念必然是“摊大饼”，内环、中环、外环一环再套一环。但是，现代城市的发展理念应该基本都是以高速公路为纽带，在老市区周围发展多个卫星城。这样不仅功能区划鲜明，上班族们各取

所需，就近上班入学，自然大大节约了路途时间。能把市民平均上班时间缩短十分钟也是政绩，也是民心工程。

2.希望建立“人人有房住、生者有其居”的普惠型住房。这样一种普惠制住房制度，要求建立一种包括“廉租房和经济式住房”的住房体系的普及，明确政府责任，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民生保障。3.抓重点，做好城市扩容提质。按照适度超前、突出重点、城乡一体、配套完善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城市建设步伐。仑头社区作为广州新城市轴线的周边城镇，配合政府加快完成湿地公园的建设及河沿河风光带和河堤建设。积极发挥留用地的作用。实施以边区商贸城为代表的旧城区改造工程，搞好周围区域开发。

4、加强乡镇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城镇规划区和乡政府所在地的主要道路及街道全部实现硬化，同时，加快乡镇停车场和集贸市场建设；二是加大公厕、垃圾中转站、垃圾运输设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的建设力度；三是努力改善小城镇和乡集镇居民生活能源结构，大力推广液化气、天然气；四是加强乡镇供水设施建设，扩大供水范围，确保供水质量和供水安全；五是抓好有线电视、移动通讯、宽带等网络建设。

5.抓难点，强化城市管理。围绕巩固国家级文明卫生城市的目标，落实城市长效管理机制和措施，从理顺管理体制入手，建立“以块为主、条包块管、条块结合”管理体制，明确各级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逐步形成条、块、点相结合的管理网络。一是要加强建制镇环卫管理。搞好城镇街道、市场等重点区域环卫清扫及垃圾清运。二是要

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城镇规划管理、市容环卫管理、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等规章制度，理顺城市建设管理综合执法体制，向乡镇延伸管理执法队伍，推进城镇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三是要加大综合整治力度。在县城和里耶镇逐步普及垃圾袋装化管理，实行定点定时投入。同时对乱贴乱画、乱停乱占、乱堆乱放等现象进行依法整治。对不规范户外牌匾及广告依法清理，拆除违章建筑，畅通消防通道。

6.抓关键，科学经营城市。龙山要借鉴周边及外地城市的先进经验，在地方财政有限投入的情况下，加快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要引入经营城市的理念，改革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逐步放开城镇建设经营领域，真正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业主负责”的投资格局。对城镇长期闲臵、效益不高的存量土地采取竞价拍卖的方式让出土地使用权，拍卖收益全部用于城镇建设；对于城镇闲臵资产如：停产企业的设备、厂房等，能用的用，能换的换，多途径筹集建设资金。三是市政公用设施(含道路、学校、医院、养老院)建设市场化。对城镇公益设施如公厕、路灯、广告权等，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聚集城镇建设发展资金。引导个体资本、民间资本、外资参与城镇供水、排水、道路、绿化等项目建设。为了有更好发展，必须加强和完善交通网络体系、电力、通讯、公用设施、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产业兴市提供载体。对广州来说，在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上，需要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探索一条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态发展道路，在建低碳绿色城市、提高城市宜居度的同时，要

有产业的发展和支撑，注重统筹工业化和城市的协调发展，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获得双赢。

新型城市化是对传统城市化的一种扬弃，低碳、均衡、创新、可持续都是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标志。原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冯之浚表示，世界正处在全球性的转折时期，城市正面临承载力过高、超负荷运转，城市的发展别无选择，必须创造出新型、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

仑头社区居委会2012年6月

第三篇：在统筹城乡关系中走新型城市化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人口从1.72亿增长到2009年的6.22亿，城市化率也从17.9%上升到2009年的46.6%。城市化已成为支撑中国下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快速城市化对城市就业、资源环境与社会稳定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少走弯路，是当前应当着力研究的问题。

一、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研究城市化的逻辑起点和基础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时伴随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和文明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和阶段，城市化从开始就决定了必须正确处理城乡关系。

城市化在我国30年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市化进程以年平均近1%的速度快速推进。据相关研究，2015年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50%，未来20年，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回顾历史，我们走的是一条低成本扩张的城市化道路，一方面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土地，级差地租收益基本上留在城市；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完全享受市民的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基本上留在农村。这两方面因素是支撑中国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重要推动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比较强，能够有序地推进城市化，不会跌入经济发展受社会问题钳制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出现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贫民窟”现象。

统筹城乡关系首先要解决农村土地城市化和农民城市化协调一致问题。如果两者过快、过慢或者快慢节奏不一致，整个社会将处在失衡状态，因为对中国广大农民而言，农村土地始终承担着生产资料要素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从历史角度观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实质就是一部土地关系发展史，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演进路径“均权—兼并—集中—再均权”，其中伴随的是朝代更替和社会动荡。因此，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通过立法严格限制土地流转，防止土地兼并。从现实角度分析，根据我国近10年的统计数据和人口规模推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约490万亩，每年近2000万农民进入城镇。现阶段，中国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集中，重复建设、超前建设、大量征占农村土地及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不公等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而“农民城市化”速度相对滞后，城镇有效集聚人口和产业功能被弱化，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或者处理出现偏差，将严重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加快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加快农民城市化进程，应注重赋予全社会居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国民意识转变的内涵。农民城市化不能仅以户籍城市化为标志，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进入城镇非农领域就业、在城镇地区居住的问题，重塑市民身份，加大城市公共产品供给，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均质化。现在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做法是户口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等，虽然农民生活方式变化了，但生产方式没有变化，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使得已“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剩余劳动力，无法真正享受到与“市民”身份匹配的收入消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这种差距还在表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客观尊重农民城市化实现模式和途径的多样性。从近30年实践来看，我国农民城市化的模式及实现途径始终呈现多样化，如自愿性移民和强制性移民。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大都是强制性移民，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移民运动则多是自愿性移民，是由农民出于追求某种

社会经济利益目的而自愿做出迁移的选择。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如果农民是自愿移民，无论城市的千般艰苦，仍然能够不屈不挠地生活，努力争取与市民同样的成员身份、公民权利平等。如果城市化是由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将农民整体强制搬迁进城，虽然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城市化功能，但对农民而言，与“城市文明”的碰撞和磨合，从心理到文化有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因此，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虽然发挥着特殊作用，但需要统筹考虑农民城市化进程的民主和民意问题。

二、我国城市的发展理念和目标设定

当前，许多城市提出“国际化大都市”“世界性城市”等口号，如果发展目标是一味追求GDP的增长，盲目招商引资，带来了环境和治安的代价，并引发诸多的社会矛盾，这座城市的发展并不和谐。我们崇尚的城市价值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注重发展质量和生活环境。城市发展理念和目标至少应该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活力”。城市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更是一个承载着多重复杂功能的综合体。伴随着发展进程，城市对产业、形态和功能要求在发生变化，必须不断更新才能保持活力。美国在二战之后城市高速发展，到50年代末中心城市基本走向衰落，从60年代开始，美国推行“伟大社会”计划，开展“城市更新”运动和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城市颓败、贫民窟和环境污染等新问题。城市应当永远追求活力，始终保持不断更新的过程，建立城市更新系统，不仅包括产业持续更新，也包括城市从功能到形态等方面的不断更新。

二是“安全”。城市安全不仅仅只是社会治安，还应该具备风险控制能力，能够为市民提供应对地震、洪水、瘟疫、恐怖系统等各种各样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的安全环境。城市要针对可能发生危机事件的领域，建立一套完整应对灾害的防御体系和工作机制，政府要将公共资源更多地投向抗震抢险、社会治安、教育医疗等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保障城市安全发展。

三是“便捷”。城市最大的功能是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包括交通、通讯、教育、医疗、文化和人际交往等。需要科学统筹规划，从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发展方向、城市圈功能定位等综合因素考虑，建立便捷快速和紧凑节约的交通体系等，类似“摊大饼”、平摊城市规模的发展方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和城市发展目标。

四是“个性”。个性是城市历史的积淀，魅力是城市生命的品格。在国际化、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建设易走入趋同化的误区，需要重塑发展形态。一座有个性特色的城市，才是有吸引力、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城市。要注重保持每座城市形成的不同历史脉络、文化基因和传统个性，体现城市的产业特征、资源环境特性和生活特质等内容，还要培育独特的核心价值和城市精神。

五是“低碳”。城市发展要以绿色环保为目标，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能源，建立高效、和谐、健康的聚居环境，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利用以及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发展与城市自然资源处于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状态。

任何城市都必须具备城市价值和发展理念，否则城市发展是不完全、不健全的。近年来，美国城市学者开始反思和批判近百年来美国城市发展道路，提出“精明增长”新理念，即城市

发展要使每个人受益；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公平均衡发展；使新旧城区都能得到良好投资机会，最终目标是促进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精明增长”提出了十项原则，目前已在中国部分城市建设中得以引进和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减少小汽车依赖性的规划措施。“精明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城市生命周期得以延长，实现了向可持续发展转化。

三、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这种发展战略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憧憬，是以欧洲城市规划体系为蓝图，符合城市发展规律。

我国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需要上百年才可能达到的城镇化水平。虽然政府已看到城市快速膨胀所带来的弊端，制定了宏观控制政策，努力让土地、资源和经济达到平衡关系，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发展趋势还是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镇发展比较滞后。从国际视野出发，二战以后，所有工业化后发国家都是秉承大城市发展战略，比如韩国首尔、日本东京、菲律宾马尼拉、包括南美一些国家的首都。其深层次原因是，新兴国家后发追赶的意识很强，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是秉承“效率优先”原则，不惜一切代价要赶上发达国家，因此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模式一旦确定，路径依赖的问题非常突出，这是发展规律。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到了新的拐点。中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我们已经创造出有中国特色和各地特点的城市化道路或路径，城市规模呈多样化的现实特点，城市群、城市带成为城市化的主导，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长株潭等城市带和城市群正在兴起。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城市群的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布局已到了有利时机。

下一步，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积极实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发展战略，形成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和密切联系，建构城市组团式布局。在严格控制城镇土地盲目扩张基础上，集约利用国土空间，以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众多不同规模、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城市共同组成城市带、城市群。城市群内既要强化中心大城市的集聚带动功能，完善交通体系，构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日常通勤圈，又要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整合周边人口、资源和产业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既要有国家发展战略的引导，还要有金融、税收和土地等政策和产业配套予以倾斜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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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推进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

推进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

在主题演讲中，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博士，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教授，澳门城市大学颜泽贤教授分别发表了《广州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情怀》、《面向城市型社会的新型城市化之路》、《城市升级与中国的新型城市化》、《如何走出半城市化的困境》、《产业转型升级与广州新型城市化》、《文化自觉：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内驱力》的演讲。嘉宾主题演讲环节由我校郑德涛书记主持。

在下午的分论坛中，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型城市化发展”这一论坛主题，就城乡一体与生态城市建设、创新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治理与幸福广州建设、文化引领与世界文化名城培育等课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大家一致认为，广州以全球视野审视城市发展，着眼于破解“增长停滞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等世界性难题，着眼于加强顶层设计，治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城乡差别等中国城市普遍遭遇的大城市病，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创新城市治理、推进新型工业化、建立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等方法，探索一条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闪烁着中国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科学发展的最新思考和探索。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珠三角核心城市，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强大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走出一条特大城市发展科学发展新路，为全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提供经验、作出示范。

第五篇：统筹发展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

统筹发展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

李鹤

（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116023）

摘要：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但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过度的关注城市利益的扩大，忽视了农村利益的保护而造成了城乡矛盾日益加剧。形成了包括了失地农民返贫，农民工、农二代、留守儿童，价值观的迷失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可以统筹发展的原因及二者良性互动的方式，提出了在城市化建设中进行新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建设的模式。

关键字：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的开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10年的45.7%，年平均提高1%以上。但是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颈”——城乡矛盾日益加剧。在“十二五”制定之际，总结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足，探索一条城市化与新农村并行建设的新路子，来缓解城乡日益加剧的矛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以期实现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发展与良性互动。

一、城市化进程对农民的影响综述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纵观城市化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化的建设对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甚至一些地区的城市化成果是以牺牲了一部分农民的利益而获得的。解决城市化建设中农民利益的保护及增加农村的经济实力，成为城市化进程继续向前推进的关键。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农民工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用不理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出生于80后的“农二代”，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

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的渴望也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而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进程务工的农民工、农二代群体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二、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发展与良性互动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生活习惯、思想方式向农村的扩散，而且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村庄习俗向城市习惯的过渡、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等等。城市化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人为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尊重其客观发展的规律。那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尽管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严重缺位。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的推进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的原因

城市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不是意识形态改变就能一蹴而就的。以我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每年大概1%左右）而言，完成城市化的目标至少还要进行50几年。那么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没有优化农村的建设，而是把社会建设完全的集中在城市的建设的话，那么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另外，我国农村人口不论是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还是农村人口总数都是最多的。我们在实行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不能忽视这一群体的利益，而且要想方设法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使城市化的成果能够惠及到农村。这样城市化才能够获得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才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基于这样的思想，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来进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总之，我们推行的城市化战略是能够带动农村发展的城市化，建设的新农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

（二）实现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

1．以城市化建设引领新农村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着城市化的建设。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代表的三大都市圈以及各初见端倪，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周边新农村建设的带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城市中的技术、产业可以适度的向农村转移，城市中的民主观念可以向农村渗透，这既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对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大城市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成熟经验，利用规模优势，提升新农村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改变农村的面貌，建设“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农民来说，如果能在自己熟悉的农村也能有所作为，也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生活，有完善的医疗和社会保障，那么即使暂时不能够进入城市变成市民，也能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安居、乐业，也更能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2．以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市化的推进

新农村建设相当于城市化建设的大后方，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稳定的农村，那么城市化无从谈起。试想一下，大量由于失地而返贫的农民涌入城市，在城市中聚集成若干的“城市贫民区”；大量的农民工、“农二代”在城市化进程中迷失方向、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教育而产生心理畸形，那么城市化如何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这些都明显违反了城市化的初衷，城市化成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另外一部分人有益”的过程。所以，只有城市化的进程中，对新农村的建设更加重视才是最佳之选。要对农村加强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逐步培养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理想的新型农民。新农村的建设也为 “逆城市化”做好准备，农村也有城市的现代设施和文明，可以为一部分城市人口向郊外转移提供条件。

三、重视城市化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一）继续推进新农村的经济建设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首先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的投入，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加大经济投入才能刺激广大农村的经济、整合农村的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经济实力。

农技部门要定期派专门人员下基层，向农民传授有关科学种田、科学养殖方面的知识。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最大限度的为农民产销打开门路，比如对符合要求种植的绿色蔬菜、生态养殖的家禽等按合理的价格进行及时的收购。这样不仅增加了农村生产的经济收入，还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形成了城乡之间产销一体的科学模式。要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进行果蔬业、旅游业开发，比如进行农村生态游，农村采摘游等，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要注意差别化的建设，不能按照同一个模板复制，而是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建设不同风格、不同优势的新农村。

（二）深入发展新农村的政治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当地政府要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加快步伐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基层组织应进行村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建设，把权力进行下放，让农民的事由农民自己决定。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不能好心办坏事。农民的生活方式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要求农民一下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要把握好尺度、循序渐进，新型的农村建设不能成为城市化建设、城镇化建设的照搬照抄。

基层组织的相关部门要对城市化中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进行重新的学习和整理，不但要真正提高领导部门的知法懂法的能力，也要的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能够真正运用法律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农村中形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氛围，形成“村干部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村民是新农村的建设者和受益者”的新农村。

（三）逐步完善新农村的文化、社会建设

价值观是心中的信念、是精神的汇聚，是我们做事的指导方向，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在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采取简单易懂、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解，争取在新农村中形成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共识。诚然在城市化的建设中，农民工、农二代、留守儿童这些群体都是城市化建设的奉献者，他们的利益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损失。虽然国家在短期之内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一定要对这些群体进行安抚，让他们明白他们城市是接受他们的，他们是城市化的功臣。只有在城乡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对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乃至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有统一的认识，也才能拥有健康的心理从而成为最稳定的支持力量而不是“摇摆派”。

新农村的建设要坚持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能走城市建设中牺牲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建立的新农村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城市的新农村，所以不论从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经济建设的方式都要吸取城市化建设中的精华。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美好愿望。

总之，在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兼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可行的，既能保证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又能提升农村的经济实力，同时是解决现阶段城乡矛盾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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